以另類宗教為號召組成之團體，其處理需要迴異普通犯罪組織．因為這類組織的成員，在遠離正常社會生活與處於長久封閉環境下，再經錯誤觀念洗腦灌輸，其思考與行為已產生許多偏離．其成員宗教狂熱程度，會為其信念拋棄世俗奉獻一切，跟著團體共同生活，更甚會為其信仰而殉道．

　　在這類異教團體中能勇於表達反對的人，需要有相當的勇氣，因其他信徒會以隱忍、漠視或拒絕相信等方式來回應．

　　這有點類似黑社會的組織型態與控制，兩者最大的差異在於殉道觀念，與為賺取不當金錢與貪圖享樂為目的所組成的團體，在與公權力作最後抗爭時，只要罪不至死或存有一線生機，都會投降放棄，但邪教團體則會採自殺殉道，而這類所謂自殺殉道，有時並不是完全的一致決定，尤其是集體自殺，有相當比例是非出於意願的被殺．

美國人民可輕易合法持有槍械（或非法），都使這類偏離的異教組織能藉此武裝控制成員與抵抗公權力．

　　加上美國對於宗教信仰的尊重，使得公權力格外慎重，不輕易觸碰，免得背上違反宗教信仰自由之名，這也是大衛教派事件，讓雙方即展開了一場長達51天的對峙原因之一．

　　ATF幹員喬裝學生潛伏蒐證，卻忘了最重要罪犯心理分析∼異教團體信念、領導者與成員心理分析．

　　這類組織不同於長久挾持案件中，人質產生斯德哥爾摩德症，對匪徒產生同情與認同．這類組織能具規模，其領導者之下還有一些狂熱支持者配合，進行另一層次控管與說服工作，組織成員已經有隨時一戰的打算，其反抗的行為產生是相當快速與直接．

　　第一次到最後一次突擊，執法單位所面對的是一群不知數的匪徒，因為有些情況下，原本單純的信徒會因其他教徒的傷亡，受到刺激而成為匪徒之一．

　　在這類集體犯罪中，成員處在一種從未有過的公開對抗公權力的機會下，會在亢奮氣氛下或他人鼓勵示範下，藉機宣洩了平日的委屈與不滿，在激動情緒感染下參與了犯罪行為，這類盲從的匪徒，犯罪後接下當中會有兩種情形∼後悔或一錯再錯（初次參與集體犯罪行為的後悔者，有時會再次被迫參與，其中有無耐與被迫）．

　　大衛教派事件已經不能歸類於單純的人質拯救，教友（人質）可能會轉變成匪徒，這也是異教團體案件中，很難於快速突擊行動分辨誰為敵人，執法者會不會遭到伏擊性攻擊，存有許多未知危險性．有可能攻堅進去不是看到無辜人質，而是一群類似人質的匪徒，執法者面對不可知的險境，卻無法先發性的制敵，分不清敵人是最大的關鍵．FBI正式接管後亦是同樣面對處理難題．

　　當然在談判的過程中，可以藉由雙方一些言談與跡象分析匪徒心理與匪徒可能採取行為，而這方面是否能正確的解讀，在此則不得而知．情報分析是否獲得相當重視或是誤判，在這次事件中顯然是後者居多．

　　大衛教派事件的處理，只有勸降與攻堅兩種．

　　FBI人員用了許多方法，例如縮小包圍圈、切斷電力、強光照射、大聲播放音樂與刺耳的聲音等等。其中幾項是為正確處理的方式，不過“大聲播放音樂”與“刺耳的聲音”是最令人搖頭的策略，這種噪音干擾只會讓人煩躁易怒，不會有任何勸降作用．

　　大衛教派事件內之人員，已經有相當比例的殉教（尋死）打算，以煙霧火攻方式是無法迫使其投降，這些人已經不願走出來，不論是出於自願或被脅迫，反而此舉會造成鼓舞遂行其偏差信念．

　　鎮暴劑的使用如果未顧慮使用種類、數量、環境、範圍（留一活路），大量使用不僅會傷害屋內人員，也會阻礙攻堅行動．

　　面對已經使用武力抗拒的群匪，只有採取突擊行動，事前的預告攻擊方式（以電話通知大衛教派，FBI將對其藏身處使用鎮暴劑），只會讓匪徒有時間作頑抗之準備，因為能勸降說服早就已經出來了．

情報分析的是一種分項非常細密，範圍十分廣範的工作，如果漏掉最關鍵的一點，可能所得到的結論會出現相反的預期．當然面對不同的專家們，會有不同的見解和作法，有時會有衝突相左，真正能印證的只有處理行動了．最怕是事前評估已經顯示出成功率很低或不可行方案，卻被非專業的採行，造成行動失敗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