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我們開始有系統地閱讀村上春樹的小說，嘗試組織前後脈絡，其
實是朝向批評研究範疇的一種準備。於是「鼠」的消失、「海豚旅
館」的重現、從「耳之女」到「奇奇」等，都是一些開啟大門的鑰
匙。在另一種意義上說，也是讀者參與閱讀這「遊戲」所謀取的快
感之一。利用同樣的處理手法，有人以此謀其學位，有人供自己消
閒享樂。村上春樹正好擊進這片灰色地帶，單看研究書目如春筍叢
生便可見一斑。大江健三郎（Ｏｅ Ｋｅｎｚａｂｕｒｏ，１９３
５－－日本當代著名小說家，村上春樹談《一九七三年彈珠玩具》
名字的由來，提到意念源自《萬延元年的足球》，這正是大江健三
郎的重要作品之一）認為自七○年代開始，一直是日本文學的衰落
腐化期，其中他特別提到村上春樹，指出一般論者認為他吸引了年
青的新讀者來欣賞「純文學」。大江健三郎以為村上春樹的對象不
在「純文學」的範疇，而且他正是竭力在「純文學」以外建立其位
置。村上春樹對種種限界規條非常自覺，他甚少閱讀日文書籍，呼
應了論者認為他與一九四六至一九七○年的日本戰後文學，無直接
關係之論調。「純文學」的觀念，固然有自坪內逍遙（Ｔｓｕｂｏ
ｕｃｈｉ Ｓｈｏｙｏ）及北村透谷（Ｋｉｔａｍｕｒａ Ｔｏｋ
ｏｋｕ）以來，積極追求精神自由的意念；但由於社會環境的不斷
轉變，電子文化以及廣告創作動搖了固有的一些文字成規，「純文
學」的界限日益難以捉摸定位，而芥川獎獲獎作家或作品同時又獲
得以大眾文化為對象的直木文學獎。村上春樹正是處於這一種狀況
中，他之所以重投「三部曲」（指《聽風的歌》、《一九七三年的
彈珠玩具》及《尋羊的冒險》）寫第四作，其中部份內容也有對這
種環境作一表白諷刺的作用，而自己同樣亦是受制其中的一份子成
為嘲弄的對象。
《舞、舞、舞》乃從Ｂｅａｃｈ Ｂｏｙｓ的歌名取錄而來，而一
般來說均被看成《尋羊的冒險》之續篇、「我」在現實中的失控，
除了另一重世界裏「羊男」、「奇奇」的呼喚外，最大的源頭仍在
於無法突破現實社會的遊戲規則。用小說的話說，一面為「在這個
像巨大螞蟻窩似的高度資本主義社會裏，只要你對工作的種類和內
容不要求過高，找個工作並不是一件難事」，另一面乃「在這裏，
浪費是最大的美德。政治家把它稱為資本主義社會所需的高級化。
我將之稱為毫無意義的浪費。這是思考方式的不同，但是即使存在
著不同的思考方式，我們也無法不生活在這個社會裏」。大家名之
為高度發達的資本主義社會，它討厭和吸引的地方不相伯仲，而更
根源的基礎為誰也不能改變它。小說中的「我」努力去「文化掃雪
」，認真地面對自己的無聊工作，但同樣不能一成不變的了結一生
。村上春樹其實指明了高度發達資本主義的遊戲規則不會改變，故
只好個人作調節適應。而因為這種社會容許不同的生活方式及思考
自由（姑勿論為聊備一格與否，在個人而非集體運動的層面上），
於是經濟條件許可的青況下，仍有經歷一些想像不到之遭遇的可能
性。
村上春樹同時籍此描述，自我處身的一種文化環境。他本身正是一
個身兼「文學」作家及「文化掃雪」匠人兩職的例子。《舞、舞、
舞》所提及撰寫介紹飲食文章的部份，實乃源自一九八六年期間，
他和安西水丸合著的工場報導，包括ＣＤ工場、科學標本廠、小岩
井農場等等的體驗，收錄在《日出國的工場》一書（一九八七年四
月，由平凡社刊行）。甚至在「文學」方面的意義，他也是在「純
文學」的門檻中搖盪擺移，於是他在嘲笑種種愚昧無聊的現實荒謬
，同時也申訴自己的無可奈何，被迫一直要「舞」下去。小說的「
我」在談論高度發達資本主義社會的兩面，用的正是相互「相對化
」的邏輯。文化環境一面提供流動性給村上春樹，但也在不同範疇
下規範他的騰挪。究竟是不是有一終極限界？小說中的「羊男」說
「我」巳被包含在海豚酒店內。注意「海豚旅館」和「海豚酒店」
的異差，它們雖然同時表達同一地方，但卻是新、舊兩棟截然不同
的建築物。「羊男」提到「我」的一切在「這裏」開始，也全部於
此結束。「我」和「這裏」聯繫在一起。這地方把一切聯結起來，
如「羊男」的工作任務、「我」所追求的東西，能否好好達成不大
清楚。但無論如何，「羊男」為「我」而努力把事情聯繫起來，而
「我」能做到的就是「舞」下去。
這種不斷「舞」下去的做法，其實巳經是把手段轉化成目的之一種
過渡。「海豚旅館」變成「海豚酒店」的事實，一方面因為時間的
斷層，令「我」無從明白；而加上又有黑社會活動的介入，更非「
我」所能干預。村上春樹其實暗示出高度發達資本主義社會的運作
規律，不可解決的黑暗面。而無論「羊男」或是「我」都是整棟建
築物的一份子而巳，故此也注定在這範圍內完成一切。和故事開始
時同樣，嘲笑完結後、冒險完結後，然後再循環一遍。弓佳會否成
為另一篇小說中被遺忘的戀人？如果「羊男」的工作出了問題－－
一九九三年二月四日刊於《星島日報》「文藝氣象」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