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來到東京之後，在一些新刊雜誌裏，偶爾也會看到村上的作
品，不一定是文學創作，甚至應說大多皆不是文學創作，沿用村上
詞彙，為「掃雪」的工作而巳。他所有的隨筆集，我想也可作如是
觀；只是他「掃雪」的工作範圍甚廣，由採訪各式工廠、介紹鍾情
的外國作者（如Ｓｃｏｔｔ Ｆｉｔｚｇｅｒａｋｄ、Ｒａｙｍｏ
ｎｄ Ｃｈａｎｄｌｅｒ等）乃至引譯外國雜誌資料（如《Ｅｓｑ
ｕｒｅ》）。凡此種種，說明他在當代日本社會中所處的位置及其
功能。
與此同時，作為小說家的村上春樹，亦成為文化界各畛域欲求探討
的對象。社會學界求解釋他廣受歡迎的原因；女性主義論者力斥《
挪威的森林》的可惡；正統文論者緊纏全共鬥後文學之論題不放－
－以至討論分析村上春樹的專著如春筍叢生，在書局的架上成行成
列。除了現代的文匠如夏目漱石、太宰治、宮澤賢治等人之外，當
代作家領域裏，村上有幾可匹比大江健三郎之勢。
在「掃雪」與創作的兩岸之中，村上春樹或許反倒引起了一種正面
積極的作用，讓某程度上封閉了的傳統理論分析，得到和實際社會
狀況對照研究的一次機會。村上春樹的這種「存在」狀態，照出讀
者及研究者的不同要求及取向，但同時也反映出日本社會容受力的
可能性。社會輿論沒有把村上春樹規限作為翻譯匠人，也沒有推進
純文學保壘，讓他保持一貫不作喧鬧的態度作風（和村上龍之流截
然不同），以「作家」身分存在下去。
相反，在香港「村上春樹」卻淪為一種情緒式的描述詞彙（在語言
運用上，這四個字很多時巳非用來稱謂指述一個人），甚或流行趣
味的方向指南。我想這也是香港社會容受力的一種反照。據說資本
主義社會的運作哲學乃以同一素材予以不同的調動，我想在並時地
談「村上春樹」的一刻，或許也引出「村上春樹」作為一種限界及
其以外的可能或不可能性。
簡單地說，在出現把「村上春樹」誤會等同為當代日本文學精髓的
概念之前，考慮作為文化成品之一環的可能性－－背後可能附成一
類的還有吉本芭娜娜的小說及俵萬智的詩（《沙律紀念日》），有
英譯本，以日常語言寫成的生活詩，深受年青讀者，尤其是女性的
歡迎），以及人文藝術上的追求探索－－其歸類的矛頭正指向當代
日本作家的面貌，在面對同樣的社會狀況中，其他作家如中上健次
、津島佑子、池澤夏樹等等怎樣經營各自不同形相的作品。
和《挪威的森林》一樣（《挪威的森林》乃披頭四的曲目》，「國
境之南」來自Ｎａｔ Ｋｉｎｇ Ｃｏｌｅ的曲目（Ｋｉｎｇ １
９１７－１９６５，美國黑人爵士樂鋼琴手及歌手，１９３９年組
成ＪＡＺＺ ＴＲＩＯ，１９４３年轉任為歌手）。在「我」和島
本仍是孩子的時侯，「我」每次聽這首歌均有不可思議的感覺：國
境之南究竟有甚麼？長大之後明白了歌詞後甚為失望，原來僅是墨
西哥的歌而巳，國境之南似乎應有更精彩的東西。
島本的想像中那裏有很漂亮、很大及柔軟的東西，能觸摸，不能吃
，有很多「大概」的國家。「太陽之西」來自一種西伯利亞歇斯底
里症，島本說乃從中學的課本上看到的。在西伯利亞的荒野中，有
一農夫僅一個人住著。每天下田工作，四面為東南西北的地平線。
他依據太陽的升降來起居作息，太陽出來下田，當頭則休息吃午飯
，下山則回家睡眠。在每天看著這循環時，如果你是那農夫，忽然
身中好像有甚麼斷掉。放下鋤頭，就這樣甚麼也不想一直往西走，
向太陽之西。不知經過多少天不喝不吃，終於倒在地上死去，這就
是西伯利亞歇斯底里症。島本不知道太陽之西有甚麼，但無論如何
應與國境之南有所不同。
「國境之南，太陽之西」其實巳標誌了全書的軸心關鍵，因為在生
命的年青期抱著太多的可能性，甚至未曾明白己嚮往相信一些信念
方向。村上春樹以四十歲的「我」重述這半生，其中在敘述不同時
段時巳有當下「我」的觀點融貫其中。正如在「我」回憶島本年青
時的事，「我」提到只能用「恐怕」一詞。在檢證過去龐大的記憶
時，決定甚麼是正確，甚麼是不正確並非「我」的職務。其中的微
妙處為即使可重敘回憶事情，但觀點囿於經歷的改變而出現差異。
以四十的「我」來記憶生命往事，也表示出縱使現在再重復一遍，
要錯的仍是會錯的，傷害人的到頭來還是照樣傷害人。
現在肯定與否定對過去時段完全起不了作用，所以ＩＺＵＭＩ因曾
受傷害而至今仍怨恨，而且辯證地說來，今天之肯定或否定（或者
用修正會準確一點）乃衍生自過去經歷的教訓體驗。如果沒有嚐到
過去的滋味（無論現在覺得是對是錯），根本就不會出現當下的看
法。恰如年少時的「我」被島本問及喜不喜歡當獨生子，如果有兄
弟姊妹，「我」的答案為表達不出來，因為至那刻為止「我」也不
過作為獨生子被撫養，如果有兄弟姊妹，「我」就會成為與現在不
同的「我」。
對學生運動的看法，很能看到「我」在歷史經驗中出入的奧妙處。
和ＩＺＵＭＩ的分離，除了發生和她表姊的關外，更重要是「我」
知道那年頭很多大學給學生佔領了，示威的風潮席捲東京。世界在
眼前正起著重大變化，「我」感到肌膚發熱。即使可換取ＩＺＵＭ
Ｉ答允「我」發生性關係，大概也不願留在這城鎮裏，而必須上東
京尋找大學唸書。
進大學後最初的年頭參加示威，和警察對抗，支援大學罷課，出席
政治集會，且和其中的知心人結交。但無論如何，自己投石襲警，
總覺得自己並非自己來般。逐漸失去居於其中的連帶感，暴力的氣
味和激昂的言辭褪淡了光輝，而慢慢又憶起和ＩＺＵＭＩ兩人共度
的日子。當一切以為巳經過去，風平浪靜，結果在妻子父親要求借
名瞞稅進賄時又湧起波瀾；甚至對妻子依父命買股票賺錢大發脾氣
，僅因「正義」及「不正義」的畛界沒有隨那時代而逝去，仍留在
「我」的腦海中。
村上春樹一直在處理的，乃人在生命不由自主的歷程中，有多大的
自主能力。他並非悲劇宿命論者，假若如此則小說的男主角便可活
得更自在，因為責任不在一己身上。村上春樹今次拋棄「羊男」的
布局（「羊男」的存在有如漫畫中的「叮噹」，在聯結現實與幻象
界作為隱喻存在的同時，也是小說經營上某程度的萬能藥方），把
《挪威的森林》部分影子重構經營，我想證明了他對自己創作所負
的責任。明白了「國境之南」無甚驚奇之時，仍對自己說往「太陽
之西」走走看看。
一九九三年一月刊於《號外》第一九七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