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的，我對野澤尚的興趣委實日漸濃厚。這位影視兩棲的當紅編劇
  ，的而且確是目前有數的實力保證之一。電影方面，《小心惡警》
  的一鳴驚人自然教人眼前一亮，即如《課長島耕作》（電影版，由
  田原俊彥任島耕作）中被弘兼憲史的原作牢牢約制，但他仍對複雜
  的商場背景處理得游刃有餘。如果在《不夜城》中不是被李志毅限
  制了他的發揮，成績自也不應此於目前成貌。

  只是我想回頭述說的，是野澤尚貫徹的為一種反烏托邦主義的脈絡
  傾向。儘管他和其他著名的編劇均離不開以家庭關係為中心題旨，
  但處理手法卻迴異不同。北川悅吏子正是以分裂始而以結合終的典
  型進路，換句話說也正是以烏托邦主義為方向：在每一次的掙扎中
  ，均希望透過種種的好意來把現實衝突消弭，從而帶來明亮的結局
  前景。當然，這種經營手法某程度染上濃厚的宣傳性質，在對事情
  作出判斷（如人物關係的發展乃至結局的審定等）的過程中，基本
  上離不開童話色彩。尤其是去到《OverTime》，正好把這種不切實
  際的幻象推至漫畫化的地步，令到宣傳手法虛假得教人難以卒睹。

  反之野澤尚鍾情的一向是崩壞的過程，把微末的凝聚向心力逐一瓦
  解，再從中玩味當中的人性變化。《小心惡警》中的北野武無法保
  持一己世界之完整（好友的自殺及妹妹的被姦），終於令自己走上
  瘋狂之路。《戀人啊》的夫妻易位烏托邦組合，自然也在現實的摧
  殘下出現翻天波瀾；而《青鳥》中豐川悅司與夏川結衣及鈴木杏一
  雙母女之浪跡天涯，更加是一條典型的漫長自毀之路。

  野澤尚的反烏托邦傾向，其實頗能用來說明一種深層的日本人心理
  。看過《菊花與劍》（RuthBenedict的日本研究名著）的讀者，大
  抵都對「義理」（giri）及「人情」（ninjo）兩個詞彙略有認識。
  簡單的翻譯可以看成，前者為社會責任，後者為個人感受。在Ben
  edict的系統中，這兩個概念是相互對立的，日本人往往要在兩端中
  作內心角力爭持，從而出現激烈的心理衝突。以《青鳥》為例，豐
  川悅司為了繼承已逝世的兄長遺願，而當上國鐵的鐵路服務員；又
  或他在夏川結衣死後，再度回清澄找已長大成人的山田麻衣子（女
  童版由鈴木杏出演，少女版則由山田麻衣子出演），表面上都是一
  些為了「義理」而作出的舉動，和他的真意（渴望離開小鎮及不再
  涉及入獄前的一切）似乎背道而馳，彷彿正好為Benedict的解說提
  供到最佳的證據註腳。

  然而其實在土居健郎於七十年代寫成的當代日本心理分析名作《撒
  嬌的構造》中，早已提出了「義理」及「人情」兩者互生互存的關
  係。尤其是過往一直被肯定的「義理」及「人情」衝突的例子，其
  實往往為不同關係下的兩種「義理」衝突而已；相反他提出其實可
  以把「義理」看成為容器，「人情」則是其中的內容，這樣更能解
  釋到兩者共生共存的關係。

  回到《青鳥》的分析，豐川悅司及後在一次與母親的閒談中，不經
  意透露到哥哥拍下父親在月台上目送火車離去時的笑容，自己感到
  父親十分可敬，而決意也踏上鐵路服務員之路。同樣永作博美追去
  天涯海角，直到波留企圖去阻止豐川裞司的旅程，豐川同樣回答一
  句並非純粹為了山田麻衣子才胡作非為，只不過自己也想來一來吧
  。兩次「義理」及「人情」之間的衝突，其實均是一種幻象，原來
  主角背後所作的全非由社會責任而來，反而順應自己的內心感覺而
  發，正好把Benedict的二元論解釋不攻而破。更重要的，是看到「
  義理」及「人情」之間的互存關係，因為個人的感受而觸發出來的
  負責任表現，可謂一美妙的結合。

  而這種結合到頭來其實正好顯示出野澤尚的關注重心──人的尊嚴
  尋索。在日本這個規條約制森嚴的社會中，由逃遁去重覓自由已是
  一正常的內心反應。但在追求自由的過程中，如何可以平衡社會責
  任（《戀人啊》中鈴木保奈美及岸谷五朗的拍拉圖式戀歌，已經是
  膽大心細的高手示範），同時又可不扭曲己意，可說是一無比的難
  度挑戰。我有幸看到野澤尚的高手演繹，可說是不枉看日劇的異地
  追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