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黃牆紙》這篇小說
到底劇／小說中的女角為什麼變成歇斯底里呢？她生活無憂，丈夫寵愛有加，為什麼還不快樂呢？在維多利亞時代，很多深閨的婦女都有此病症。
五十年代，美國女性主義作家Betty Friedan 描述了戰後美國不少衣食無憂的青年主婦患上歇斯底里抑鬱症，大家都不解其所以然。五十年代美國生活質數劇升，摩登主婦不再是蓬頭垢面的一群，大量家庭電器普及使用，持家之餘，還有時間喝咖啡、弄香精……但是，她們還是不快樂。
最叫她們難受的，是不敢對人說自己不快樂。這種養尊處優的生活，旁人羡慕也來不及。對人抱怨，人家聽來，都會覺得她們太不知足，無事生端，實在說不過去；就是她們自己，也不明白為什麼還不快樂。但是，漸漸，這些女性之間，開始試探式地提到「那問題」，內容則不言而喻，Betty Friedan 把它稱作「沒有名字的問題」(the problem that has no name)。
Friedan訪問過這些婦女，大部份都說感到生活「空虛」、「不完整」、「沒有存在感」，不少變得神經質，有些則害上抑鬱症，甚至長期依賴藥物。然而，這問題，她們還是說不出口；就是說了，人家跟本不拿她們認真看待：居家婦人心情煩悶─小問題！
Friedan 認為：「真正的枷鎖並不在於生活細節之上，而在她們的腦子裏；造成這些枷鎖的是謬誤的觀念，對事實錯誤的理解，並不真正存在的選擇。」
當時，就是受過高等教育的女性，仍然沒得到平等的專業權利，丈夫、孩子和家庭是她的「正常」歸宿。受過越多教育、能力越高的女性，越感到不滿足，給桎梏的能量不能發放，終於變形，衝出來時已成了破壞性的發洩。我們從小受教育，學習什麼為之男性化、女性化，女權運動為女性爭取了不少權益，但更重大的問題仍未解決，男性仍然給視為正宗、正統、正常的世界中心，女性仍處於從屬、附屬的位置。夫婦倆到律師樓簽字買樓，律師對話的對象是他不是她，水喉匠更往往對她視而不見。女性的位置仍給鎖死，要破格出位的機會固然有之，但要面對的不僅是工作壓力、困難、責任，更是社會的標籤：「嘩！女醫生！」隨之而來的下一句話可能是：「厲害！」或：「女孩子還是不適宜事業心强。」甚至：「她的丈夫真可憐─可能她根本沒有丈夫。」這算是有真正的選擇嗎？
西蒙•迪•波娃在《第二性》中說得很清楚，女生解放不在於平權。她從存在主義立場出發，認為人的最高理想為自由，一種不斷沖破枷鎖追尋自由的自由感；無論為男為女，一旦將自己屈為別人的從屬物，把生命的眾多選擇都交予別人，就是放棄了人的最終意義。她認為「女性化」並不是女性的本質，而是一種處境，是人處於一種被稱為「女性化」的從屬的、不自由的處境。沒有主體性的處境，不趕人走向瘋狂嗎？
易卜生的娜拉說：「我作為妻子、母親之前，我首先是個人，要向自己負責任。」魯迅認為他那時代的中國女性是沒有當娜拉的條件的，沒有經濟獨立能力而出走，結果不是當娼就是回家。那怎麼辦呢？他建議我們像無賴潑皮，要死纏爛打，先要求經濟自主。
感謝先進，經濟自主已達到了。環觀四週，不少娜拉從黃牆紙爬了出來，不是光在享受事業成功的滿足感，還在承受個人自主的沉重責任，掙扎着……向前爬着……學習當個擺脫女性化處境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