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甚麼改編《黃牆紙》

 

《黃牆紙》寫於一八九一年，美籍作者Charlotte Perkins Gilman除了文學創作外，亦從事評論寫作，作品常見她社會主義女性主義的立場。二十年後，一九○一年，她寫了一篇短文，題為《我為甚麼寫黃牆紙》，解釋這懸疑故事其實內含更深層的意義。Gilman曾經患上嚴重抑鬱症，《黃牆紙》描述的，就是一個中上階層美國女性的抑鬱漸漸惡化，以至精神完全崩潰；而她之所以抑鬱，可能是一種產後失調，但亦可能是女性長期作為「他者」，缺乏自主的主體，因而引起的一種反應。小說人物不幸完全給摧毀掉，但作者Gilman則成功地自救了，她「把醫生的處方和建設丟到腦後，讓它在風中遠逝，重新工作──工作，每個生活的一部份；工作──包含著喜樂、成長、服務；工作──缺乏它，只算是個玩偶、是條寄生蟲；它是最佳良方，使人重拾力量……」[1]有男性評論家認為《黃牆紙》對人帶來負面影響，不宜公開發表，Gilman回應：「這作品不會叫人瘋狂，相反，它正是要把在瘋狂這邊緣的人救回來，而且已經湊效！」Gilman除小說以外，其他種類作品包括人類學研究，社會學及改革主義文章，而《黃牆紙》跟這些作品一樣，強烈地表達作者一個信念：要建設一個以合作性而非競爭性運作的理想進步社會，有絕對的性別和階級平等，女性固然享有社會經濟自主權。《黃牆紙》是一個「有目的之文學」作品，她認為「不知為甚麼而說話、而寫作，不是有點可悲嗎？」[2]

 

改編這作品時，腦子裡想著的是Gilman本人，她描述內心的痛苦具有強烈的戲劇性，而小說人物的悲劇收場又使故事更為震撼。可是，原著提出女性寫作及瘋狂的關係，本身雖然極為有趣，搬到舞台上去，卻難以造成豐富的劇場效果，因此我嘗試找一種相類的活動，而這活動本身又必需含有豐富的表演潛能，我們找到了音樂。楊慧儀形容劇作人物的心情為「那瘋狂中的悲哀」，我們就嘗試在劇場裡利用音樂和形體動作營造出氣氛，把原著中「寫作」的意義轉化到這兩種具有戲劇性的載體上去。我們希望把這作品獻給Gilman，讚揚她一生的工作及成就。今時今日的社會，我們放眼四週也充滿著瘋狂的事物：瘋狂的精神狀態，瘋狂的社會現象，瘋狂的政治野心；只是，太多時候，這些瘋狂的東西都穿起號稱為「智慧」或「真理」的衣服，叫人難以辨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