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馭聰的文章每令人想起中世紀時拉丁讚美詩裡一句答唱：Media vita in morte sumus。「死」似乎是我們亡友生時最親切的題目，是他最愛玩味的意境。但他所意識到的「死」卻不是那天早上在晨光晃耀之下八名綠衣的槓夫把他抬了出去的那回事，那場不了自了的結局原沒多大想頭，雖然我想他也知道是終不免於一次的，他所意識到的乃是人生希望的幻滅，無數黃金的希望只剩下幾片稀薄的影子，正如他自己在「破曉」裡所說：「天天在心裡建起七寶樓台，天天又看到前天架起的燦爛的建築物消失在雲霧裡，化作命運的獰笑，彷彿『亞儷斯異鄉遊記』裡所說的空中一個貓的笑臉。」讀者也許因此就把他看做一個悲觀者，或相信命運說者，我卻不這樣想，至少我覺得無需拿這些費解的名詞來附會他。從他這集子裡我們就可以看出他是個生氣蓬勃的青年，他所要求於自己的只是一個有理解的生存，所以他處處才感覺矛盾。這感覺似乎就是他的生力所在，無論寫的是甚麼，他的理智總是清醒沉著的，尤其在他那想像洶湧流轉的時候。他自己也曾說過：「在上帝創造世界之前，宇宙是黑漆一團的，而世界的末日也一定是歸於原始的黑暗，所以這個宇宙不過是兩個黑暗中間的一星火花……但是了解黑暗也不是容易的事，想知道黑暗的人最少總得有個光明的心地，生來就盲目的絕對不知道光明與黑暗的分別，因此也可以說不能了解黑暗。」惟其心地這樣明白，所以他才能意識到「……所謂生長也就是滅亡的意思。」這點他在「善言」，「墳」，「黑暗」裡說得最透徹，這裡也無需我再來重覆。他對於人生似乎正在積極的探求著意義，而壽命卻只容他領悟到這裡生長的意思，不過單就這一點的真實已足夠我們想念他的了。

　　馭聰平日看書極其駁雜，大致以哲學和文學方面的較多。有一次他對我說，他看書像Hazlitt一樣，往往等不及看完一部便又看開別部了，惟有Lamb與Hazlitt的全集卻始終不忍釋手。在這集子裡我們也可以看出他確是受了Lamb與Hazlitt的影響，尤其是Lamb那種悲刻的幽默（tragic humour）。以他的環境而論，似乎不該流入這種情調，至少與他相熟的人恐不免有這樣想的。我想這倒不難解釋。所謂「環境」或「生活」實在是沒有定義的東西，因為我們與外界的接觸往往產生含有極端複雜經驗，這些經驗所引起的反應更是莫測深淺的問題。幼稚的心理學至少可以令我們相信它這一點點的虛心。Wordsworth的low living and high thinking當然是很可能的，不過也只是一種可能的化合，反之固未嘗不可，但亦未必必然。這話，讀者要明白，全是活人閒著為理論而說的，其實馭聰的生活何嘗真是high living。他的文章可以說是他對於人生的一種討論，所謂人生當然是只限於他經驗裡所意識到的那部分。經驗有從實際生活中得來的，有從書本子得來的；前者是無組織的，後者乃經過一種主觀情感所組織的。在一個作家的生活中大概這兩種經驗是互相影響著。它們如何的互相影響即是一個作家如何組織他的經驗的問題。關於這點，似乎沒有詳論之必要。我要簡略的說明這些，因為我感覺馭聰對於人生的態度多半是從書裡經驗來的，換言之，他從書本裡所感覺到的經驗似乎比他實際生活中的經驗更來得深刻，因此便占了優勝。這種經驗的活動也曾產生過偉大的作家，雖然馭聰未必就因此而偉大。所以，我覺得他的文章與他的生活環境並不衝突；他從平淡溫飽的生活裡寫出一種悲劇的幽默的情調本是不希奇的事。

　　馭聰作文往往興到筆流，故文字上不免偶有草率的痕跡，唯寫「吻火」，「春雨」和最後這篇論文卻用了些功夫。「吻火」是悼徐志摩的。寫的時候大概悼徐志摩的熱潮己經冷下去了。我記得他的初稿有二三千字長，我說寫的彷彿太過火一點，他自己也覺得不甚麼滿意，遂又重寫了兩遍。後來拏給廢名看，廢名說這是他最完美的文字，有爐火純青的意味。他聽了頗為之所動，當晚寫信給我說「以後執筆當以此為最低標準。」Lytton Strachey這篇論文是他的絕筆。他最後那一年很用心的去看了許多近代傳記作品，尤注意Strachey和Maurois二人的方法，因為他自己也想開首寫一本長篇的傳記。Strachey死後，他又重把他的作品細讀一遍，然後才寫成這篇，前後大致用了三四個月的工夫。悼Strachey的文章，長篇的，我在英法的刊物上也看過四五篇。（大概只有這多吧，）我覺得馭聰這篇確比它們都來得峭覈，文字也生動得多。我希望將來有人把它譯成英文，給那邊Strachey的朋友看看也好。

　　馭聰的翻譯共有二三十種。我聽說他所譯注的「小品文選」及「英國詩歌選」都已成為中學生的普通讀物。我是不愛多看翻譯的人。他的也只看過這兩種，覺得它們倒很對得起原著人。他的遺稿中有半本Lord Jim的翻譯及零星隨錄數十則，其餘的他都帶走了。

　　　　　　　　　　　　　　 　　　　　　二十二年除夕葉公超謹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