濟安哥一九六五年二月二十三日去世，才四十九歲。三月一日我從舊金山飛紐約，帶歸的遺物中，最珍貴的是濟安的兩本日記和我自己多少年來寄給他的信件。時隔九年，最近又把這兩本日記拿出來重讀，感動的情形，不下於當年初讀，決定把它發表，使濟安很多朋友和讀者對他的為人和情感生活有更深的瞭解。日記從一九四六年正月一日記到九月二十九日，三十日那天可能我們兄弟就從上海乘船北上，到北京大學去就職了。船上看的書我至今還記得，是克斯脫勒Arthur Koestler的反共小說“Darkness At Noon”。二十九日記載極短：「Sunday，晴。看宋奇。聽譚富英『八大鎚。』」那時我們兄弟都愛看平劇，譚富英那天下午演至王佐「斷臂」的絕活，至今還記得。譚富英的兒子譚元壽，近年來一直在唱江青的幾齣「樣板戲」，譚家世傳的那些特別「做工」，可說是已失傳了。
日記第一本扉頁，英文寫著「一九四六正月──七月，昆明──重慶──南京──上海。」這下面貼上一幀我和六妹的小照（我下面三個弟弟皆夭卒），照片底下濟安錄了一首詩：
世界光如水月
身心皎若琉璃
但見冰消澗底
不知春上花枝
六月七日錄憨山詩
扉頁的反面錄了十九世紀末英國兩位詩人的詩句：
“Whom will thou find to love ignoble thee,
Save Me, save only Me？”
－Francis Thompson, “Hound of Heaven”
“Do what thou wilt, thou shalt not so,
Dark Angek！ Triumph over me；
Lonely unto the Lone I go；
Divine, to the Divinity”
－Lionel Johnson, “The Dark Angel”
湯潑生和強生都是虔誠的天主教徒，「天狗」和「黑天使」都可說是他們的代表作，「天狗」尤有名。「天狗」兩句可直譯成「除了我外，祗除了我外，你還能找到誰來愛憐卑賤的你？」「我」就是天狗，也就是基督，躲避他的「你」是詩人自己，也可說是人的「靈魂」。強生的「黑天使」，指山頓，也指詩人自我黑暗的一面（強生隱指自己同性戀的罪惡，濟安那時可能不知道）。那四句的大意是「不讓自己屈服於黑天使，自己靈魂寂寞一部分仍歸寂寞，神聖一部分仍歸神聖」。從這兩節引詩，可看出濟安那時宗教意識很濃，但他對基督教、佛教一視同仁，看他的日記，有時會求禱於上帝，有時會去禮拜活佛，而且居然開了頭頂，可以把一根草插進去（見三月三日那天的日記）。
同頁這兩節下面貼了一張「學生選習課程單」小紙。填寫這張單子的是大一女生Ｒ．Ｅ．，也就是這兩本日記的女主角（雖然她出場次數不多），濟安那年日夜想望、苦苦單戀的對象。玆將這張小紙抄錄如下：
國立西南聯合大學學生選習學程單
民國卅四年至卅五年度
學程：英文作文 組別：ｈ
教師：王高祥 學期： 學分：２
學生：Ｒ．Ｅ． 學號： ３４３４５
系別：歷史 學組 年級：一
（此聯即上課證經課程股蓋章持交教師）
課程２１０２－３４－３０,０００ 註冊組課程股（紫色印章）
濟安把這張小紙貼在日記上，因為這是他僅有的Ｒ．Ｅ．的親筆手跡。Ｒ．Ｅ．寫的幾個字，墨色已淡，王高祥的名字寫了再用幾條橫線劃掉。想來，Ｈ組作文本來派給王高祥教的，卅四年秋季開學時臨時換了濟安。根據日記的記載：秋季開學後濟安在課堂上注意到Ｒ．Ｅ．，在十月九日那天，從此傾心，日夜癡想。可惜一九四五年秋季開學後那段日記，濟安沒有帶出國，我無從見到。
現在複印文件很方便，當時不可能。（Photostat 的設備可能聯大沒有。）學生每篇作文，老師批改後即得發還，無法保存，所以濟安有一次竟把Ｒ．Ｅ．敘述她生平的那篇作文，全文抄進日記去。Ｒ．Ｅ．看來沒有有過濟安任何信。既無「情書」「作文」可留，祗好保存這張「上課證」了。
第一本日記正月一日起至七月十三日，「全錄Xerox」複印（扉頁未印），兩頁作一頁，共七十四頁。濟安六月十日從南京乘火車到上海，第二本日記七月十四日起至九月廿九日，中間缺一頁，看樣子是濟安自己撕掉的。我們因此看不到八月八、九日兩天的日記，八月十日日記也祗能看到下半段，此節日記破例是用英文寫的，記的是日裏見到、夢中想到一位中學生樣子的女孩子，濟安對她有慾念，而對Ｒ．Ｅ．一無邪心，自感慚愧，所以把那一頁撕掉了。這本日記「全錄」出來（扉頁不在內），共二十四頁（七十五頁──九十八頁）。扉頁上英文寫道「一九四六，七月，上海」，並錄了兩位十九世紀英國詩人的詩句：
Hearts……
Must or once for all be given,
Or not at all be given.
－Arthur Hugh Clough
……until we recognise
A grandeur in the beatings of the heart.
－Wordsworth: Prelude
克勒甫是詩人、批評家亞諾德的好友，濟安引他的一小節詩相當出名，意思是說：「人的心要麼全盤交出，要麼全盤不交」。把心奉獻給誰？當然不是上帝，就是自己的愛人。濟安要把整個身心奉獻給Ｒ．Ｅ．，可惜對方無意接受，所以他時有隱居出世之想；住在上海一段日子，見到一盤世俗之世，儘情享樂，自己也想賺一筆大錢，享受一下，把心不交給任何人。他選錄克勒甫的詩句，可能用來表示自己心頭的矛盾。引自華茲華斯「序曲」首章的一句半則肯定了大自然陶冶性靈之重要。我們年輕時，自然界的形象不斷留給我們恐懼瑰奇的感覺，「直待我們體認到了人心跳動之莊穆偉大」，我們才能進入天人合一的境界。
第二本日記簿有好多空頁，緊接日記本文，濟安抄引了不少詩句和警句，想是到北平後記下來的。簿子最後六頁則記載了親友的地址。日記最後一頁對面引了兩句艾略特的詩：
Sayeth the Lord:
I have given you power of choice, and you only alternate
Between futile speculation and unconsidered action.
大意是說：「主曰：『我給你們有選擇的能力，可是你們的生活交替於無聊的沉思和鹵莽的行動之間。』」濟安祗有四月廿七日那天初到Ｒ．Ｅ．那裏去「踐約」，就「吵架」外，沒有機會有什麼行動，全本日記充滿了Futile speculation，濟安選艾略特這段話（引自宗教劇「石」，“Sayeth the Lord”三字則係濟安自加），我想是有意責備自己的。
濟安一向潔身自好，廿歲得了肺病後如二月二十四日日記所記，更「從修心上用功，力杜邪念。事實上我邪念根本沒有甚麼，只有自制的習慣，使我一切正常的情感都變成很冷淡，惟怕情感一強，影響身體。」七七事變前，父親把全家送到上海，自己到內地去。由一位親戚介紹，住在法租界邁爾西愛路的誠德里，租一層三樓住。那位親戚徐祖藩，也住在同里。濟安比我會交際，常到他家去走走，我也不知他用意何在。一九四三年十一月他去內地後，我無意找到他一本日記，載的都是「誠德里」事件，原來他愛上了徐家表妹家和（一九四六年日記上說，他去南京讀大學後，就一直記日記，可惜我僅見到三本），所以老去串門子。那次「追求」毫無結果。他既不會託母親去說親，也不可能帶那位中學生的表妹出去玩。此後濟安進光華大學，我進滬江，那時上海郊外都給日寇佔據，大學都搬進了公共租界、法租界，在辦公大樓租用兩三層樓面，毫無校園可言。鹿橋「未央歌」所記載的那種甜甜蜜蜜的校園生活我們都沒有享受過。每天上學等于去辦公，擠上電車、公共汽車，下了課，再擠上車回家。當然有錢的公子哥兒，找女朋友較容易，即使找不到，也可到舞廳去玩舞女。我們兄弟手邊沒有零用錢，即使有勇氣找對象，也沒有錢帶她上館子、看電影，因此索性不存此念，專心讀書。（假如住在校園裏，貧富階級的差別就不可能那麼顯著。窮學生也可找個女友在月下散步，慢慢也會生出感情來。）濟安在光華讀書、教書的幾年，一直沒有女友，要散心就是看電影、逛舊書舖，雖然他交友比我廣得多。
一九四五年濟安看中了Ｒ．Ｅ．，第二次墮入情網，陷得更深。他連同異性攜手散步的經驗也沒有，真是毫無辦法，不知如何去表達自己的愛心。讀他的日記，有好幾個月，他不採取任何主動行為，不斷地分析自己的心理，為自己增添苦惱。有一天Ｒ．Ｅ．到濟安宿舍來找他了，大喜若狂，熱情湧流，不可收拾，寫了長信去傾吐一番，對方毫無準備，真可能嚇懷了。事後在四月三十日那天日記上分析得很對：「我假如當她是一個普通女子，隨便敷衍，不這樣緊張，非但決不會出這種事，愛情只會與日俱增。」但性格即是命運，濟安非普通人，不可能用普通人的方法去取媚與對方。根據他自己的心理分析，他ego極強，不在乎世俗的快樂和享受，一旦英文練到爐火純青的階段，不難一舉成名。但他知道ego的命令仍是世俗的，他要把整個身心交給Ｒ．Ｅ．，這才是他真情的流露，他靈魂的需要。同時他認為他愛上了Ｒ．Ｅ．是上帝的意志，是上帝要他從ego的小圈子裏拯救出來，去體會人生的真諦。
把Ｒ．Ｅ．當神聖看待，這樣追求法，當然「一敗塗地」。但濟安到北平後，Ｒ．Ｅ．雖不在他班上，他們仍見過幾次，我在「亡兄濟安雜憶」裏有這樣的一般記載：
「有一次那位小姐帶了一位女同學，到紅樓來找濟安。她好像有什麼緊急事求助於他，濟安立刻把剛領到的月薪鈔票一大疊全數交給了她。在臺北時朋友有困難，濟安總愛仗義相助。但在北平時我們生活很窘迫，每月薪金只夠喫豆漿油條、炸醬麵和最簡便的飯菜，他那次傾囊救急，對方反應如何，我不大清楚。這一次後，我好像一直沒有見到她。」
Ｒ．Ｅ．帶來的那位女同學名叫李珩，也是湖南人，人生得矮小，膚色較黑，不夠漂亮。她自己也患肺病，深知濟安用情之事，極為感動，常來紅樓找他。有一次她還請我們兄弟到她家裏吃晚飯，她母親親自上廚。濟安從未帶她出去玩過，她請他到她加吃飯，顯然表示有談婚論嫁之意。但濟安對她僅保持師生關係，勸她珍惜身體，一直沒有作進一步的表示。
另有一位女生楊耆蓀，能在作文班上看得出濟安對Ｒ．Ｅ．有意思，人真聰明（見二月廿七日日記）。她到北平後，分派在清華，但有一個下午特地來找我哥哥，我們三人還一同上天壇去玩過。她是名教授之女，態度大方，人品也很端莊，我那時勸哥哥追她，他那時還在癡想Ｒ．Ｅ．，那裏肯改換目標？楊小姐後來留學美國，我在耶魯時期，聽柳無忌太太說，她已拿到了博士學位，還沒有結婚。當時聞訊，不覺悵然久之。
濟安教書賣力，對學生課外指導，特別認真，在臺大教書時，女生對他有興趣的，也有好幾位。可惜他命運乖蹇，人家對他表示好意的，他偏偏看不中。在五十四年代初期苦追一位女生，第三次墮情網，所受的痛苦，不下於追求Ｒ．Ｅ．的那一次。那次戀愛的經過，請參看董同璉「追念濟安老師」那篇悼文（附錄三）。濟安第二次出國後，專心為學，人較前更為曠達，但那年二月遽然逝世，同他在一位美國女孩子身上受到的刺激，不無關係。
我哥哥是長子，同父親不免衝突多一些。二月廿四日那天日記上寫道：「父親少年時的吃著嫖睹曾使母親很不快樂，我為報答母親，行為力求方正，與父親絕對相反。」不免對父親苛評了些。父親對「吃著」並不講究，到堂子裏吃花酒，那時在商界是正常行為，父親陪著人家吃花酒，自己可能沒有真正「嫖」過。麻將的確常打，但這也是商界社交方式之一，不能怪他。母親守居蘇州時期，父親在北平，在上海，不常回家，倒是真情。抗戰期間，父親在內地，在仰光，母親有四、五年一人在上海，送兒子進大學，的確生活非常艱苦。但父親返上海後，除了一九四六年春季到臺北去幫料徐祖藩一陣忙外，一直沒有離開過家。父母親間的感情，在晚年的確是非常深厚的。
一九五五年春季濟安在印第安那大學讀了一學期，暑假來紐海文，有好幾個晚上同我談些家裏的掌故。據他所知，我們祖父相當有才氣，可惜早亡，留下祖母一人把三個孩子領大，的確不容易。大伯父沒有好好讀過書，後來在上海開過一片當舖。正月二十四日濟安所記病故的那位伯父，就是他。我父親是老二，在薩鎮冰先生主辦的商船學堂讀過書，可惜家貧，沒有畢業，就到社會上去闖了。徐祖藩是父親商船學堂的同學，由父親作媒，同夏家別房小姐結了婚。）父親的三弟或三妹，我從未見過，想一定夭亡。他的四妹，歸尤家，生了一大堆男孩，有不少經我父親提拔，才漸漸能在社會上立足。這些表兄弟都陷在大陸。
我父親性情豪放，人太老實，不會做生意，偏偏一生混在商界。他忠心為朋友服務，他們都發了財，自己還是很窮。一九四六年臺北回來後，他依舊在一家小銀行當經理，連一棟弄堂房子都租不起。濟安六月回來，看見家裏經濟情形一點也沒有改善，心裏很氣，一度想去臺灣。但後來還是按照原定計劃，北上教書。
抗戰勝利後，徐祖藩任命為臺北航務管理局局長，父親見我們賦閒在家，託他帶我去。十月動身，名為「專員」，其實我航務一竅不通普通公務也辦不來，還是依我故例，在辦公室裏讀我的書。但書帶得不多，加上住在宿舍，兩人一間房，晚上無書桌可供我讀書，只好到街上去亂跑。那時臺北日本情調很重，到處有小咖啡館，進去坐坐，頗自得其樂。臺胞對大陸來的人非常親善，居然覺得交女友，不十分困難，一改上海時期「單相思」之苦，情形和我哥哥那一年恰恰相反。四月廿七日同Ｒ．Ｅ．「吵架」，日記上不提原因，此事全部經過，卻再給我一封二十頁的長信詳細道及（可惜內容已無從記起）。我看信，連忙回信打氣，但身不再旁，也出不了多少主意。這封信濟安一直帶在身邊，故世後復歸我所有。
在聯大時濟安經常來往的有錢學熙、卞之琳、顧壽觀諸同事。錢學熙無錫人，想同錢基博、錢賓四良位國學大師都是同族。此人沒有讀過大學，英文是自修的。他同濟安是光華的同事，去內地比濟安早一、兩年。他沒有什麼著述，不知哪裏來的虛名，在聯大時想已是副教授，到北大即升為正教授了，可見他人事關係弄特很好。他原名「學熹」，後來改為「學熙」，但在我看來，仍是位道學先生，畢竟受宋儒理學的影響太深了。他是聽媒妁之言結婚的，後來愛上了他的小姨，乃倡「真愛」（True Love）之說，同我濟安哥談話間、書信上不停講true love。共匪進佔北平前，濟安也勸他南下，他不聽。後來共黨重整北大，他熱心「學習」，變得非常前進，至少在五十年代，他在暴政下，沒有吃多少虧。
卞之琳是名詩人，翻譯家。聯大解散後，他隸屬南開。我在北大時，他常從天津來北平，找我哥哥談談。他多少年來一直苦追一位名門閨秀（沈從文的小姨，寫一筆好字，也擅唱崑曲）。我離開北大後，她同一位研究中國文學的洋人結了婚，卞之琳的傷心情形可想。我哥哥不管如何傷心，見到朋友總是有說有笑的。卞之琳給我的印象卻永遠是一張憂鬱的臉。顧壽觀名字對我很熟，不知有沒有見過他。齊良驥是位老實的北方人，他夫婦在北大時招待我們兄弟吃過飯，寓所很小，很清苦的日子。
在重慶幫我哥哥不少忙，替他買飛機票的張世和，是我們的表兄弟。他為人很熱心，大陸淪陷後，一直在香港。我前幾年去香港，也無法同他取得連絡。濟安在上海的朋友大半是他的同學：王棣、周班侯是他蘇中同學：宋奇（宋淇、林以亮）、張芝聯、周銘謙是他光華同學。多年不見，他們都結了婚，事業也比較穩定，濟安同他們在一起，不免覺得自己一無所成。
一九四六年濟安讀不了書，看了不少電影。那時讀書主要興趣在十九世紀，他研究了亞諾德、華玆華斯、雪萊諸人，亞諾德「自制」甚嚴，雖然年輕時同法國女郎瑪格麗Marguerite有一度眷戀，後來忍心分離，規規矩矩做人，在性格上同濟安有相似之處。其實亞諾德曾為文評介的歐洲作家，法人若貝爾Joubert，瑞士人阿米爾Amiel，他們都富於「沉思」，而不敢在生活的選擇上，作任何「鹵莽的行動」，同那時的濟安更相像。阿米爾留下一部「日記」Journal intime，我曾讀過選譯本，可惜已毫無印象，若和濟安的日記對讀，我想一定在個性上可看出有些相似之處。那年濟安也發現了祈克卡Kierkegaard，那位後來被認為「存在主義」鼻祖的丹麥哲學家。此人為了種種原因，同他相愛的未婚妻解除婚約，終身不婚。濟安雖然對Ｒ．Ｅ．相思甚苦，潛意識中也知道結婚的希望極渺茫，他讀了祈克卡，一定佩服他那種「果敢」的精神。這種態度在他日記裏也有幾處可看到。
濟安二度來美國後，好萊塢電影簡直不看，對歐洲、日本電影較感興趣。但一九四六年那年他看的儘管是好萊塢片子，也不擇好壞。憑我自己經驗的推測，他看電影一方面消遣，一方面欣賞一下現實生活上看不到的美女。濟安對大牌女星都不敢興趣（如嘉寶、瑪琳黛德麗、蓓蒂黛維絲之流），最愛看「小家碧玉」型的小明星。三十年代他最欣賞的是愛爾蘭女郎瑪琳奧莎莉文（Maureen O’Sullivan，米亞法羅的母親，當年是泰山的「情侶」）。羅采爾赫蓀Rochelle Hudson，他也很喜歡，此人曾被選為福斯鉅片「孤星淚」（Les Miserabler，弗特立馬區，卻爾斯勞頓主演）的女主角，但一直沒有紅起來。我自臺返滬後，他帶我到大光明戲院去看「雙鎗獨行俠」（The Virginian），此片一無是處，原來他很喜歡女主角芭白拉勃莉頓Barbara Britten，此人也紅不起來。在北大時我們同去看買萊古柏名片「神鎗手」（Sergeant York），對那位天真無邪的小姑娘瓊萊絲蓮Joan Leslie傾倒萬分，但她也沒有紅出頭。濟安喜歡的女演員，好像命中注定不會變成大明星的。Ｒ．Ｅ．有一次在作文上講「窗中少婦」（Woman in-the Window）那張電影，愛德華羅賓遜、瓊蓓納主演，濟安偏偏錯過，遺憾無窮（見三月六日那天的日記）。後來此片在北平某戲院演一早場，濟安一定要我去看。九年前看到日記，才知道濟安看此片想要了一樁宿願。那天看了電影濟安真的特別開心。
在昆明期間，濟安也在用英文寫小說，日記上屢次提到。他曾寄一章給我看，已無印象。那時他寫英文火候未到，加上他要寫一個反映抗戰時期的長篇，自己經歷不夠，即使寫下去，也寫不好的。後來他有自知之明，沒想到續寫。相比起來，他一九四六年日積月累寫下來的生活實錄，即使不能算是文學創作，至少也有它一定「文獻」的價值。事實上，它的價值恐怕還不僅只是「文獻」而已。抗戰勝利到大陸淪陷期間出版最受人重視的兩部文學作品，要算是錢鍾書的「圍城」和巴金的「寒夜」。這兩部都是匠心經營的小說，都很有深度地反映了抗戰時間的現實。但「圍城」裏的留學生方鴻漸，「寒夜」裏的小公務員汪文宣，雖寫特很真，畢竟是小說裏的人物，我們無法知道他們生的全貌。濟安的日記，的確赤裸裸把自己的ego和靈魂寫照出來了。濟安那時僅是位窮教員，沒沒無名，他寫日記根本想不到它會有發表的可能，所以一無虛假，留給我們一個動亂時代的一個向上、有志氣的知識青年的苦悶。尤其當一部戀愛史讀，在精神上濟安真可直追但丁的「新生」和歌德的「少年維持之煩惱」，雖然但丁、歌德名屬歐洲四大文豪，濟安終身的努力也不過是個曾在臺灣文壇發生過影響的批評家窩雜誌編輯，和博得國際聲譽、英文寫得漂亮的中國現代文學研究者而已。但這部日記，我想在中國現代文學史上應有其獨特的量要性。中國現代文人學者流下來的日記已有好幾種：魯迅日記最簡略，是一本流水賬；胡適的「留學日記」差不多完全記錄自己智能的發展，學問的進境，很少提到他的情感生活；郁達夫的「日記九種」，以內容而言，無所不包，在形式上最近似我哥哥的日記。但郁達夫舊式文人習氣太深，雖是個「浪漫」作家，所表現的精神是「醇酒婦人」式的浪漫，的確有些「頹廢」的味道。濟安的日常生活一點也不浪漫，但他對Ｒ．Ｅ．的那種一往情深的苦戀，可能代表了真正的浪漫主義的精神。他的浪漫主義裏包涵了一種強烈的宗教感：不僅濟安把愛情看得非常神聖，他的處世態度和哲學家都有一種宗教性的悲觀。而這種宗教性勇於自省的精神，在中國現代文學作品裏，是絕少見到的。
濟安從小就反共愛國，這種態度在他日記裏也有好幾處可見到。作為本文的結束，我要引錄二月廿五日那天日記所載的首尾兩段：
「聯大一百十教授為東北問題發表宣言，未簽名者尚有多人，如卞（之琳）即其一。他們因此事為國民黨所發起，不願同流合污，故心裏雖或主張東北應歸中國，卻不願公開發一聲明，以示不受利用。嗚呼，國將不國，若輩自命清高，寧誤大局，而不稍捐私見，迂不可及也，愚不可及也。．．．．．．
「謠傳發起一百十教授宣言的蔡維藩曾到領到三百萬賞金。若果有此事，蔡等之心不可問；若無此事，則左派分子造謠手段之惡劣，實可怕。他們就想盡方法，使人不敢愛國，以便遂其覆亡中國之陰謀。我們現在所需要的，就是不畏造謠中傷的真心愛國人。」
紐約、一九七四年十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