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傳統社會 (金耀基)
甲、君主政治為唯一的政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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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國，政治在文化因素中是最重要的。甚至可說是唯我獨尊的。要了解古典中國，必須從政治入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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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千年中，中國所行的是君主制，但君主制並不一定就如維特浮哥(Karl
A.Wittfogel)所言是一「絕對的專制」。錢賓四先生認為漢以後中國是一種平面的開放的「文治政府」，以及是一種以義務責任為本位的君職政治，恐怕是過分美化了。我想錢先生是比較偏向於理想的層面來說的。在理想層之下的現實世界中恐怕未必每個君主都是具有「萬方有罪，罪在朕身」的道德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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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論如何，古典中國行的是君主制，並且從無人懷疑過君主政治之外尚有其他更好的政體，並一直認為「專制為人群唯一無二之治體」(嚴幾道)，所以任何政治的變遷都只限於人事的變更，而非政治秩序的更迭。中國歷史上只有在人民忍無可忍的時候起來反抗暴君，而非反抗政治的原則，梅篤斯(T．T．Meadows)把反抗暴君的稱之為叛亂(rebellion)，反抗政治現行原則的稱之為「革命」(revolution)，他指出中國是人類歷史上最少革命而最多叛亂的民族，他認為中國歷史上只發生過一次革命。的確，中國人民對於人君的限制與控制，除了「叛亂」一途外，是沒有其他有效途徑可循的，勞榦先生說：「對於人君的限制，不是在法律上，只是在道義上，所望者只是多出聖主賢君，君主能夠自己好。倘若人君不好，也只能說『革命』(梅篤斯稱為叛亂)一件事是合於道德的，卻不能說革命一件事是合於法律的，並且革命之後，也只是從一個君主換到另外一個君主，而不是說人民有任何控制之法。迢迢二千載，政治雖有隆污之分，而其傳統精神所在，仍然是這一點。」
乙、民本思想之精神與所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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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國自孔孟以迄黃梨洲、譚嗣同，一直有一極強烈的民本思想貫串著。任何一位大儒，都幾乎是民本思想的鼓吹者，「天下非一人之天下，天下人之天下」肯定了民有(Of
the people)的觀念，「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肯定了民享(for
the people)的思想，這種思想雖大奸巨猾也不敢公然反對，故中國歷史上總沒有出現「朕即國家」的狂妄之國君，這種思想也的確使中國的政治具有較濃厚的民主氣息，但是，中國的民本思想畢竟與民主思想不同，民本思想雖有民有民享的觀念，但總未走上民治的一步。如實地說，中國思想家是不相信政治應由人民自己來管的，中國人一直認為政治應由賢德的人來做，如有賢德的人在位，則必以民之好為好，民之惡為惡，如此政治便不啻由民自管自理，故中國的理想政治是一種以民為本的德治。誠然，中國傳統社會的「政治文化」，是屬於奧門(G．Almond)所說的「臣屬文化」(subject
culture)的，即人民沒有一「自我取向」(self-orientation)或「投入取向」(input
orientation)及「參與取向」(participant
orientation)，亦即人民從未考慮去過問政治，參與政治，從未有一「政治的主體」之自覺。而只有「產出取向」(output
orientation)，即對政府措施之賢否優劣有相當的關注。古典中國，一方面因為缺
少民治的觀念，缺少政治的自覺，另一方面由於在「儒吏階級」之外缺少強有力的團體以牽制政府。因此，在理論上，天下雖屬人民，但事實上君主才是天下的主人。二千年來，始終不脫「家天下」的格局，總之，梁漱溟先生所說，中國之不免於專制，並非其本意，而「理想自理想。現實自現實，終古為一不落實底文化」。梁先生這一看法不失為巨眼。自來中西文化之論戰，都未把握捉住這一點，歌頌中國文化者總偏向理想說，貶抑中國文化者總偏向現實說，實則，中國文化有其理想面，亦有其現實面。
丙、家產官僚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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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國二千年來，既是一君主制，則政治的權原總在君主，政治之主體亦在君主，亦即君主是主權之所寄。以此，中國的政治的權力是自上往下流地。古典中國的政治型態，照德國社會學家韋伯(Max
Weber)來說是屬於一種「家產官僚主義」(patrimonialism)。亦即政府多少是皇室的擴大，官員不啻是君主之僕役，而成為君主私人底倚靠者。中西學者中，持政府為「父權家庭」(patriarchal
family)之投射者亦頗不乏人。無論如何，過去中國為一龐大的「官僚治體」(bureaucracy)所控制，則不容辯駁，而這個龐大的「官僚治體」則為一群儒吏所壟斷。但是，官僚治體卻並非封閉，而是相當開放的，開放之道則在考試制度。錢賓四先生以為「政權在中國傳統政治裏早已開放了，任何人只要符合法制上的規定條件與標準，都可進入政府」。錢先生這一看法就中國文化的理想上說是極正確的，但就中國政治的現實來說，則仍是值得疑問。關於這，維特浮哥有一與錢先生完全相反的看法，他認為中國的政治是絕對地閉鎖的。中國的考試制度非由民主力量而係由專制君主一人而設
。當然維特浮哥的看法亦不足取，因為他也完全忽略了中國文化的理想面，並且他的取樣也不平均。無論如何，中國的政治雖非絕對專制，但亦未真正開放，同時因考試制度而入仕，也不能就認為是政權的開放，牟宗三先生指出「中國文化精神在政治方面只有治道，而無政道，君主制，政權在皇帝，治權在士，然而對於君無政治法律的內在形態之回應，則皇帝既代表政權，亦是治權之核心」，又說中國以前「只有吏治，而無政治」，這確是很深透的觀察。中國二千年來的政治，實是由以皇帝為中心的官僚系統所支配，整個官僚系統並不是與君主平立或對立的，而根本是臣屬於君主的。老百姓對政治則始終漠不關心，如韋伯所說有一種「非政治的態度」，除非在民不聊生，走投無路，挺而「叛亂」外，別無其他制衡以君主為軸心的官僚政治之濫權的途徑。
乙、中國人格的特徵
Ａ 一般性地觀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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鴻銘曾指出「深刻、廣闊與單純」是中國人的三大特性。美國人廣闊、單純，但不深刻；英國人深刻、單純，但不廣闊；德國人深刻、廣闊，但不單純。此一說法很妙，但似乎有點高深莫測。前述英國傳教士史密斯(Arthur
H.Smith)卻認為中國人的性格是：過分怕失面子、輕信、不守時刻、不正確、輕視外人、做寄生蟲、神經滯純、缺乏團體意識、缺乏同情心、不誠實、缺乏忘我利他的精神，彼此不信任，過度的保守性及其他，在這位史密斯君的眼中，中國人個個都成為「醜陋的中國人」了，他在中國浮光掠影地觀察，結論自不兔錯的多，對的少，可說是第一個破壞馬可波羅所建立的「中國理想形象」的人。我們以為中國人既不是最美麗的也不是最醜陋的，中國人自有中國人的優點與缺點。我們覺得林語堂先生的看法還比較細緻些，他認為中國人的特性是：對人的理解、簡樸、愛好自然、有耐性、恬靜、喜歡開玩笑、愛好小孩子、勤謹、愛好家庭、安分守己、悠然自得、具幽默感、保守、愛好享受。不過據我所接觸到的文獻來說，美國漢學家亞瑟萊特(Arthur
Wright)所舉出的中國傳統性格的十三種特徵是周延深刻的，他所舉的十三種特徵是：
(1)
服從權成──父母或長上。
(2)
服從禮法。
(3)
尊重過去的和歷史。
(4)
好學，尤其好學正統的經典。
(5)
循例重俗。
(6)
君子不器。
(7)
主張逐漸的改革。
(8)
中庸之道。
(9)
與人無爭。
(10) 任重致遠。
(11) 自重與自尊。
(12) 當仁不讓，不妄自菲薄。
(14)
待人接物，中規中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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萊
特所舉中國人的這些性格，細心的讀者，一定會發現它們與我前面所討論到的中國的價值系統，社會結構有著緊密的關連性。下面我們將進一步對某些重要的性格作進一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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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性地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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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閉固性人格
古典中國是一典型的傳統的農業社會，社會型態代代相傳，歷久不變，這形成中國人順乎自然、行乎自然的人生觀，他們把自然界與人事界的種種安排都視為天經地義，他們從不曾想到改變世界，借用冷納(D.
Lerner)的術語，中國人具有一種「閉縮性的人格」(Constricted
personality)。他們與現代工業社會的「流動性人格」(mobile
personality)恰恰相反，流動性人格的特徵是具有一種移情能力(empathetic
capacity)，亦即對新環境有重新調整「自我」的能力，可是，傳統的中國人的「自我」則傾向於循例重俗，被動閉縮，自制自足，傾向於孤立與默從，他們甚少有主動地「參與行為」。中國傳統人對政治等公共事務都較少興趣，而不予關心，所謂「各人自掃門前雪，休管他人瓦上霜」正是此一性格的表現，只有受過「人饑己饑」、「先憂後樂」等大傳統深刻洗禮的人，才能突破這種性格。此一閉縮性的性格是傳統性民俗社會的產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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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權威性人格
研究一般傳統性社會的學者指出，在傳統社會中，由於對自然之不可捉摸，常充滿焦慮，而焦慮之避免與解消則唯有二個途徑，一是倚賴傳統，一是倚賴權威。而傳統社會則是「權威的人格」與「權威的社會結構」之相互為用，這一觀察相當切合於中國的傳統社會。如前所述，中國傳統社會是一以倫常關係為基底的社會，每一個個體不是獨立者，而是在倫常之網中的一個「依存者」。根據中國人類學者許烺光先生的研究，「中國的社會結構是以家庭為基礎，家庭中的成員關係是以父與子的關係為『主軸』，其他種種關係也都以這一主軸為中心。父子的關係不但發生作用於家庭之中，而且擴及宗族，乃至於國家。中國古代的君臣關係，實是父子關係的投射。由於中國社會的背景所孕育，中國人的性格因素首先是服從權威和長上(父子關係的擴大)」。美國社會學家柯萊(Charles
H. Cooley)曾說家是人格的主要塑模者，由於中國的家是建立在父子的關係上的，因此，中國社會中，人與人的關係，常非平等的關係，而是從屬的關係。中國社會具有階層性的結構，人們都有一種「階層性的心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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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根(Everett
B. Hagen)說在傳統的階層系統中，每個人均有雙重地，即他本身是一「在上者」，亦同時是一「在下者」，而隨歲月之變，「在下者」總逐漸成為「在上者」；此猶媳婦之可成為婆婆，子女之可成為父母，下僚之可成為上官。而一個中國人在社會或政府做事，首先在腦海裏考慮的不是「甚麼是甚麼」的問題，而是「誰是誰」的問題。因為決定對錯是非常視乎階層的身分而非事情的本身。「天下無不是之父母」的說法雖可從父母之慈愛心上說明之，但亦未始不可從階層性上說明之。這種情形可見之於師生、夫婦，亦可見之於君臣、官民，在一般人的心理上，老師總是對的，君主總是不可挑戰的，官老爺總是沒錯的，在中國先秦儒家的原典中，雖然有相對主義的精神，但此只限於理論層，而在行為層上則總為絕對的片面精神所籠制。毫無疑問，這種權威性人格具有安定社會的功能，但權威人格與權威性社會結構交互影響之餘，便使個人的創造力大大地斲喪了，哈佛大學心理學者麥克蘭德(D.
C. McCelland)指出，凡是在「父權控制」下長大的人，均普遍地缺少「成就」(achievement)動機，這一說法，卻又不必盡然，中國人在父權家庭下長大，在人格心理上雖較傾向於權力，但卻不缺少成就取向，只是把「成就」都放在功名上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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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特殊取向與人情味
凡是在中國㬫過一段時間的外國人，大都有如下的看法，即中國人富於人情味，欠缺公德心，但很少人能真正指出中國人這種人格形成的原因。不過我們如對以上的種種敘述有所體認的話，我們將會發現中國人這種性格是由文化價值，社會結構等因素輻輳而形成的。這何以說呢？因為中國是以家族為本位的社會，用社會學的術語說，中國社會是以原級團體(primary
group)為主的。在原級團體中，人與人的關係是基於身分的，亦即是特殊取向地，這種關係與心態可一層一層的向外推，但人際之關係總是特殊地，即或無血緣或親屬關連者，亦皆以親屬身分類之。如中國人之彼此稱呼，不以名字，亦不曰先生，年長於己者稱「老兄」，年高一輩者稱「伯父」等，女性則稱「大姊」、「伯母」等。凡中國人活動範圍接觸所及，他都會不知不覺間以「親人」目之，因此亦以「親人」相待，而顯出慇懃與關懷，乃充滿一片人情味。可是，在一個人親屬或擬親屬關係圈之外的人即屬「外人」，外人則人際關係終斷，而不兔顯出無情。此我們在公共汽車裏看得最明顯，凡是親戚朋友，便熱絡地讓位爭先，而對非親戚朋友，則爭座恐後，毫不客氣。反之，左西方現代社會如美國者，以「會社」為社會之本位，會社則為「次級團體」(secondary
group)，在次級團體中，人與人的關係基於契約，亦即是普遍取向地，且是「非人際的」(impersonal)關係，因此人比較傾向於博愛，而於特殊的人際關係則反顯得比較淡漠而少人情味。相對於儒家思想來說，基督教有濃厚的普遍取向性，故基督教在基本上是要信徒離開家的。在中國，佛、道思相活動亦不以家為單元(主張出家)，而以寺廟、宗派等「會社」為單位，儒教之不容佛道，而斥之為異端者，在此而不在彼，因為此一傾向足以破壞中國社會的整個結構。在中國社會以「原級團體」為基底而產生之人情味，在某一程度上，成為一種壓力，逼使脆弱的「次級團體」底角色的行為，受到歪曲，此所以中國的官員常枉「法」而徇「情」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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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形式化與面子間題
中國人在禮教的育化與社化下，不知不覺地受了禮的支配，禮的作用在好的方面說，可以使一個人成為一道德之人。但在壞的方面，亦可以使一個人的行為變成「形式化」。禮是中國人所特別強調的，但是禮的強調並不能保證道德的實現，而常導致形式主義，薄德(W.
S. A. Pott)說：「這是一奇異的矛盾：禮的原則乃是為給予生命以德性，並以防止形式主義，但事實上卻反而造成了形式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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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知道，禮是一通向道德的手段，但過分強調的結果卻產生了「儀式主義」，亦即手段變成了目的底本身。由於禮是一強有力的社會規範，無人敢於抗違，因為被人稱為「無禮」是一對面子極大的懲罰。不得已只好在表面上遵行以保護「面子」。這我們但需看今日紅白喜喪中，有人到殯儀館談笑風生，如參加交遊會者然。又有人參加婚禮，在交錢如儀後即各就各位，好像他來的目的就是吃飯。中國人中固大不乏內外一致，文質彬彬者，但奉行故事，有「禮」無德者亦比比皆是。禮的儀式化是有必要的，此猶之乎宗教應有儀式者然，但儀式化而過了頭，則只有儀式而無內容。中國人在嚴格的禮教之下，因格於「非禮勿視，非禮勿動，非禮勿聽」之訓，往了把自己的情感用強力壓制下去，這樣的壓制會傾向於造成形式主義。這種形式主義的作用實在保護「面子」，因為沒有禮是沒有面子的，沒有面子將很難保持自己的身分與地位，所以有些表面上看去雍容謙讓的「有斐君子」，但骨子裏則是二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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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融洽自然，當下即是
中國古典文化產生於遼闊的大地上，為一農業性文化，對土地有一種虔敬之情，同時亦把自然看做一有情體，所謂「江山如有待，天地若有情」，諾索普(F.S.C.
Northrop)指出中國人把宇宙看做一「圓合地美藝底生生之流」；實亦是說把天與人交感為一，中國的畫，中國的詩皆表現出此種精神。范寬，石濤，鄭板橋，乃至今日的張大千的畫無不含有「人天渾合」的境界，而陶淵明「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更是把人與自然相忘於無形。中國人無真正的宗教，有之，這種天人合一的思維與情緒或可說是中國的宗教。中國人對自然始於欣賞，終於相忘。西方人對自然始於觀察，終於征服；走上二條不同的道路，而中國文化此一特性乃塑造了中國人融洽自然，「當下即是」的人格，此一人格使中國人產生渾厚，圓化，與物無爭的和平天性，以及欣賞生命，虔敬宇宙，與直觀靜省的內心生活。中國人之人格世界在這方面確是獨樹一幟，但這種人格世界在工業技術改變後的宇宙的物理結構中，已經逐漸消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