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家 子產
子產，鄭穆公之孫，公子發之子，名僑，亦稱公孫橋，字子產，傳生於公元前五八零年，卒於周景王二十三年（西元前五二二年），春秋時代鄭國大夫，與孔子同時。受封於今鄭州。
子產生在積弱不振的鄭國，春秋時，鄭國外受晉、楚、齊、宋、秦等各大霸權強國夾攻，內有正卿巨室作亂。鄭昭君之世，以徐摯為相，政局更形不振。及至子產出，專設四人「智囊團」，改革鄭國內政、 厲行法治，在鄭國執政長達五十餘年。
子產強調「禮」治，曾經發表「為政必以德」的主張（《史記•鄭世家》）。 內以「禮法」駕馭強悍的宗族，外以「禮論」折服晉楚兩強，相信「國不競亦陵」，終究化危機為轉機，使弱小的鄭國得以堅強自保，壯實鄭國有形與無形的力量。讓「蕞爾小國」的鄭國，安享廿餘年的太平安康局面。
子產曾著《刑書》，重刑，言行含有濃厚的法家氣氛，主張嚴刑為冶，藉以安定內政。唐蒲州普救寺名僧釋道積為子產之苗裔。
子產心地仁厚，孔子在子產去世時，為他涕泣哭悼，稱贊子產為「古之遺愛」：「有仁愛之德古遺風，敬事長上，體恤百姓。」「有君子之道四焉：其行己也恭，其事上也敬， 其養民也惠，其使民也義。」
子產畜魚
每當有人贈送活魚給子產，子產從來不忍心，以享口腹，而使活生生的魚受鼎俎烹割痛苦，總是命人把魚畜養在池塘裡，眼見魚兒優遊水中，浮沉其間，子產心胸暢適，不禁感嘆地說：「得其所哉，得其所哉！」由此可見子產有仁德之心。
本未倒置
子產曾用他的車子載人渡河(乘輿濟人於溱洧)，孟子批評他「惠而不知為政」。作為一位執政者，子產應趕緊築橋，使老百姓不必再為渡河辛苦，政府也不必再為幫老百姓過河忙碌。《大學》曰：「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問題有兩類，一類是根本問題，一類是從而衍生出來的枝節問題，不解決根本問題，只處理枝節問題，往往越處理越多。所以有效率的管理者從容不迫，無效率的管理者勞而無功。
惟德是依
《莊子•德充符》記載，子產和申徒嘉(兀者，一個斷了一隻腳的殘廢人)同為伯昏無人的學生，子產雖然爬上政治權力的核心，但仍常到老師的住處聆聽教誨。
當子產和昔日的同窗並席聽教之時，官場進退的禮節就拿出來教訓人了。他深知申徒嘉是市井粗人，所以就事先警告申徒嘉，以後來到伯昏無人的處所，不要和他同時進出，以保持子產獨自使用空間的尊榮。沒想到申徒嘉根本沒聽進子產的話，總是像同學般和子產同行，所以子產再次要求申徒嘉尊重他的地位，甚至說：「我的地位高於你，一個平民怎能不避開大官，難道自以為和我的地位相同嗎？」
申徒嘉理解到子產已經在自己和他人間劃出了一條洪溝，曰：「在我們老師的教導下，怎麼會有像你這種官聲官氣的學生呢！你自以為高高在上，對他人輕賤侮辱，我曾聽過一句話：『鏡子如果真的很明亮，那麼掉下來的灰塵也不會沾在上面，如果有灰塵可以沾在上面，就表示鏡子本來就是有汙垢的。如果我們和心靈清澈的人一起，他不會計較我們的缺點，所以我們不會感到自己是一個罪人。』我是因為過去的一些錯誤而失了一條腿，但我們學習人生的道理，就是要求一個內心平和的心境，老師已經把齊一的胸懷教給了我們，你卻還陷溺在這些利害計較的泥沼中，你太不長進了！」
子產顯然沒聽進申徒嘉話中的道理，他責備申徒嘉：「你既然知道自己是一個犯過錯的人，講起話來卻自比堯舜般崇高，我看你根本就是一個無法自我反省的人。」
申徒嘉曰：「如果犯錯之人都要受斷足之刑，那麼這個世界的人，大概都得被砍掉腳了。驕傲的人，即使知道自己犯錯，卻會努力辯稱自己沒犯錯，因而不受足刑，而這是大多數人的情況。當然也有少數的過度自謙之人，即使別人不知道他做錯了什麼，他仍然覺得自己有錯，也應該和犯錯者同受足刑，這種人雖然比較少，但也是有的。其實在社會中生存的每一個人，都難以避免因為人性的弱點而偶有犯錯，面對這樣的人性，不論是自己的錯誤還是他人的錯誤，都能夠安然處之，視為平常，不去在意，心平氣和地接受，從而開放心靈，這是有德者才做得到。
平時修心的功夫不足，面對衝突的情況，情緒一起，說錯了話做錯了事，這是平常的，就像一個人走在堯帝時代最厲害的射箭師「羿」的射程範圍之內，站在他正要射箭的目標物中央，那正是箭矢要射中之處，他一定會中箭的，如果沒被射到，只能說他運氣好。在生活的打滾之中，多少誘惑、多少利害、多少慾望時刻浸染，能不陷溺嗎？陷溺之後鑄下大錯、受到傷害，這是多麼平常的事呀！但是如果有人沒有受到傷害，只能說他命好而已，並不表示他和別人不同，從不陷溺、從不犯錯，所以我們對於受到刑罰的人不應有太多的譴責，如果此人本性純樸且有心向上，我們何妨忘記他的過錯，給他機會，讓他再次展現新的氣象，這樣不是很好嗎！
過去，當我被人取笑我曾犯的過錯時，常常大動肝火，後來到了老師這裡，我那些氣自己做錯事的自責、痛恨情緒不見了，在不知不覺中老師將我的犯罪感變得無影無蹤。我跟老師學習已十九年，從沒有再想以前的錯誤，今天的我只想追求心靈清澈平和，心中早已沒有善惡、高下、計較之心，這才是我們學習的目標，你和我來要學習的就是這些，而你卻一直執著美醜和對錯這些世俗之事，你是不是學得不夠呢！」
子產幡然悔悟，連臉上的驕虛都改變了，因而懷愧道歉：「子無乃稱！」能讓一個政治人物見到了自己的污濁，這真是一件不容易的事。
鬼有所歸
《左傳》昭公7年，鄭國鬧鬼，據說8年前死於政變的伯有回到陽世尋仇，鄭國人心惶惶，驚懼不安。子產乃立伯有之後公孫泄和良止來安撫伯有的亡魂。子大叔問何以如此，子產說：「 鬼有所歸，乃不為厲。吾為之歸也。 」
這件事顯然也驚動了鄰國，後來子產到晉國去，趙景子問他伯有是否真能為鬼作祟？子產如此答覆： 「能。人生始化曰魄，既生魄，陽曰魂。用物精多，則魂魄強。是以有精爽，至於神明。匹夫匹婦強死，其魂魄猶能馮依於人以為淫厲。況良霄（即伯有），我先君穆公之冑，子良之孫，子耳之子，蔽邑之卿，從政三世矣。鄭雖無腆，抑諺曰『蕞爾國』，而三世執其政柄，其用物也弘矣，其取精也多矣。其族又大，所馮厚矣。而彊死，能為鬼，不亦宜乎！ 」
天道遠，人道近
西元前五二五年，鄭國的大夫(權威占星學家)裨灶根據彗星，預言鄭國將發生大火，提議子產以玉器祭神來消災解厄，但遭子產拒絕，不料預言成真，鄭國首都遭祝融之災；西元前五二四年，裨灶復占鄭又將火，再次提議子產以玉器祭神，舉國大臣也因前車之鑑而群起力諫，然子產毅然不為所動，並指出預言多次，總會偶爾瞎打誤中，事後證實預言果真僅是空穴來風，而「多言或信」的迷思，也亟待吾人慎察。
《左傳﹒昭公十九年》云：「鄭大水，龍斗于時門之外洧淵，國人請為祭焉，子產弗許，曰：『我斗，龍不我覿也；龍斗，我何獨覿焉。禳之，則彼其室也。吾無求于龍，龍亦無求于我。』乃止也。」
在古代禳災之祭，這說的是向龍祈禱，以求平息水災。由此可見，子產是根本不相信龍是神靈的。
不得不誅
「鄧析操兩可之說，設無窮之辭，當子產執政，作竹刑。鄭國用之，數難子產之治。子產屈之。子產執而戮之，俄而誅之。然則子產非能用竹刑，不得不用；鄧析非能屈子產，不得不屈；子產非能誅鄧析，不得不誅也。」
世有盟誓
公元前五四八年，子產指出大國侵吞小國的現象：「從前天子領地方千里，諸侯方百里。長久以來，現在大國多半有方數千里的領地。如果不是侵略小國，怎能擴張到這種程度？」前五二九年，子產在平丘之盟和晉國折衝，爭取合理的貢賦：「從前天子制定貢賦，依諸侯的地位決定輕重，地位尊貴的，貢賦就重。鄭國爵位屬男，卻按公侯的貢賦標準，恐怕沒辦法如數供應。現在諸侯休息甲兵，互相結好。使者往來，沒有一個月不來到。貢賦沒有限度，小國不能滿足要求而有所欠缺，於是得罪大國。諸侯重修舊盟是為了使小國能夠生存。貢賦若沒有限度，小國很快就會滅亡。究竟要讓小國生存，或是覆亡，就看今天怎麼做了。」從中午一直爭到天黑，晉國終於讓步。這只是少數堅持成功的例子，子產在西元前五五一年告訴晉國使者：「鄭國在短短幾年中，參加晉國嘗祭，拜見晉侯而且參與助祭。晉國要討伐東方，鄭國國君提前兩個月去聽取結盟的日期。在沒有朝見的時候，沒有一年不遣使聘問，沒有一次行役不跟從。但是晉國的政令沒有定準，使鄭國國家疲困，意外的憂患屢屢發生，沒有一天不戒慎惕懼。」
鄭國的子產和大國交涉的次數不少，自有一套對付大國的辦法。平丘之盟時，子產堅持周室舊有禮制，終於使晉國退讓。孔子曾經因這件事誇讚他：「會合諸侯，制定對霸主貢賦的極限，是合禮的。」釐定限度的根據是周禮。
《左傳》記載西元前五二六年(昭公十六年)，記載子產與晉國另一次的周旋。
晉大夫韓起(韓宣子)原有的玉環流落到了鄭國商人手中，而晉大鄭小國力懸殊，韓起為了想要回這只玉環，於是向鄭君請託索求，但遭到國相子產拒絕。子產對鄭國子大叔、子羽等所說明的拒絕理由：「我聽說治國不怕不能服事大國，字養小國，怕的是沒有禮來安定其位。如果大國對小國有求必應，小國哪堪供給不斷的需索？如果有時候給，有時候不給，對大國的得罪更是嚴重。大國的要求，如果不依禮來駁斥，他們哪裡會滿足呀！」何況韓起和子產都是統治階層，也都是知禮的君子，如果為這檔事讓子產作為國相而有怠乎職守不能守國之罪，讓韓起因為得到玉環而被上貪淫之名，這不是更糟嗎？
不得已，韓起只好向鄭國商人買回。事後，再向子產稟報，子產曰：「鄭國自開國之君桓公以來，即與商人都源出於周邦，雙方人馬協力開墾荒地而共處一地，彼此之間也代有盟誓作為互相信賴的憑據，盟誓上說：『你不背叛我，我就不以強力拘束你的買賣行為，也不侵奪你的利得。你有贏利、寶物、貨賄，我也不加干預。』」
子產兩次以禮自持，都讓晉國自知理屈，知難而退。
吾蚤行夫子之教，必不悔至於此矣。
《韓非子•內儲說上》曰：「子產相鄭，病將死，謂游吉曰：『我死後，子必用鄭 ，必以嚴治人。夫火刑嚴，故人鮮灼；水刑懦，故人多溺。子必嚴子之刑，無令子之懦。』子產死，游吉不肯嚴刑。鄭少年相率為盜，處於雚澤，將遂以為亂。游吉即率車騎與戰，一日一夜，僅能剋之。游吉喟然嘆曰：「吾蚤行夫子之教，必不悔至於此矣。」
總結
子產在生前遭受眾人的譏笑詛咒，但在死後卻受到的眾人的歌頌，有「一年而民怨之，三年而民歌之」之譽。他嚴刑為治，深合法家之旨趣，是一個法家的實行者。韓非的思想亦深受子產的影響。 韓非謂子產使鄭國無內外之憂。外儲說左上云：「鄭簡公謂子產曰：『國小 、迫於荊晉之間，今城郭不完，兵甲不備，不可以待不虞。』子產曰：『臣閉其外也已遠矣，而守其內也已固矣，雖國小，猶不危之也，君其勿憂！』是以沒簡公身無患。」當時列國橫爭侵擾，而鄭國能以保持內政穩定，民生安樂，首賴子產輔政有功。唐代御史大夫宋璟更以子產譽太宗，曰：「叔向古之遺直，子產古之遺愛，能兼之者，其在魏公。」
春秋時代後半期的舞台，在鄭國出現了一位優秀的政冶家，他就是鄭國的子產。子產算是滿強勢的領導人，青年時即表現出遠見卓識。
政治觀
擇賢從政
子產做事很乾脆，他用人唯才，不適合的人選，即使面對關說，一律拒絕，並且讓關說者口服心服。
公元前五四二年，大臣子皮欲推派尹何作為家邑之宰，子產懷疑說：「他的年紀這麼輕，能勝任嗎﹖」
子皮答說：「他既謹慎又老實，對我忠誠，不會背叛我。我很喜歡他，讓他去學習一下，便漸漸懂得政事了。」
子產說：「那不行。愛一個人，就要替他謀求利益。您愛一個人，卻把政事交給他，就好比叫一個還不會拿刀的人去割東西，只會傷害他罷了。假如您有美麗的綢布，一定不會找不懂裁縫的人練習剪裁，又怎能讓尚待學習的人從政呢﹖」
這番話言簡意賅，聽起來沒什麼了不起，可是用人之道、教育原則都包含其中。有句話說；「愛之適以害之也。」就是這意思。
嚴刑為冶
公元前五三六年三月，子產鑄刑鼎，即把法律條文鑄在戰鼎上，開了古代法家要法家要求公布成文法的先河。
叔向使詒子產書，曰：「吾始有虞於子，今嚴斷其罰，以威其淫。則已矣。昔先王議事以制，不為刑辟也。」
子產屬於不折不扣的改革派。他剛上台時，鄭國內憂外患，於是他大力革新。有些措施，或不便民，或得罪既得利益者。例如加稅，他就不知挨了多少罵，而他仍堅持去做。故此，他施政的態度，可說是「生死 以之，不改其度」。
聽從輿論
子產雖然強勢，但不強悍，從不動用公權力干涉輿論，更不會製造白色恐怖，鞏固領導中心。他曾說：「唯有德者，能以寬服民，其次莫如猛。」《左傳》襄公三十一年（西元前五四二年），鄭國的「鄉校」時常有一堆人聚集，批評政府。鄭大夫然明勸子產乾脆廢了鄉校，子產卻表示：「人們在那邊議論時政，他們認為好的，我就推動；不好的，我就改掉，他們是我的老師，幹嘛拆毀﹖」
接著子產講了一段話，可做為領導人的座右銘：「我聽說真誠可以減少怨恨，卻不曾聽說威嚇可以防止怨恨。若用威嚇，難道不能制止怨聲﹖可是就如治水一般，雖然堵住了，一旦潰決，傷害更大；不如留些小缺口，疏導水流。」
這項觀點和「大禹治水」的疏導法一樣，是很有遠見的。人們的欲可減低。不過若減到了他的最低限度， 還要往下減去的時侯，就容易激起反動心理，而發生意外。子產言：「 人誰無欲，無欲實難。」即是此意。
子產「以民為師」，施政以民意為依歸。《左傳》不僅記載了這段史實， 還表示其贊同之態度，因此引用了然明的話：「蔑也，今而後知吾子之信可事也。小人實不才。若果行此，其鄭國實賴之，豈唯二三臣？」然明認為子產實在賢明，整個鄭國皆可依賴他。《左傳》還特意把孔子對這件事的反應記錄下來：「仲尼聞是語也，曰：『以是觀之，人謂子產不仁，吾不信也！』」
破除迷信
春秋末年，鄭國的子產，明確地提出「天道遠，人道邇」的思想。
《左傳》昭公十七年（西元前五二五年），冬天有星孛于大辰。鄭國大夫裨灶告訴子產：「宋衛陳鄭將同日火，若用瓘斝玉瓚鄭必不火。」但是子產並未答應裨用珪玉、玉爵、玉勺這些寶物來祭求，使鄭必不火的建議。
到了《左傳》昭公十八年（西元前五二四年），夏五月壬午，宋、衛、陳、鄭，果真發生火災。裨灶曰：「不用吾言，鄭又將火。」鄭人請用之，子產不可。子大叔曰：「寶以保民也，若有火，國幾亡，可以救亡，子何愛焉？」子產曰：「天道遠，人道邇，非反及也，何以知之？焉知天道？是亦多言矣，豈不或信。」遂不與，亦不復火(註十八)。
裨灶以歲星運行失次的現象與星辰分野的觀念，來推測人事吉凶，預言鄭國發生火災。春秋中晚期，天變的異象顯然被當時的人視為有相應人事變作的預兆，也就是說天變相應人事，可以透過天象的表現來占知，這種災異觀念到春秋晚期仍深植人心。但是子產提出了「天道遠，人道邇」的觀念，認為天象的變異與人事無關，天神不能主宰人事的吉凶禍福。因此他堅定不以寶物祭祀天神，鄭國後來也沒有發生火災。事實證明子產的觀念是正確的。
子產認為與其對幽遠難明的天道吉凶進行預測，不如盡力於人事的努力，這種排斥巫術的觀念，歸本於人事原則來理解天人關係，成為春秋時代的一種先進思想，這即是人之理性及其行為意義的自覺，是人文思想的發皇光大，它對以後儒家的思想影響甚大。春秋人文思想的發展至子產「天道遠，人道邇」，可說是達於顛峰。
總結
在子產的經營下，鄭國國勢漸強，人民也從當初的埋怨不滿，轉為擁戴支持。
後來，子產生了大病，臨終前把政事交給游吉，並特別交代說：「唯獨有德行的人，才能夠用寬和的施政，使民眾服從，其他的執政者，要靠嚴格的法律。火燃燒得猛烈，民眾看了就怕，所以很少有人死於火﹔水看似柔弱，民眾輕視並玩弄它，所以很多人死在水裡。」子產的結論是：「施政寬大是很難的。」
游吉執政之後，不忍用重典，結果治安敗壞，盜賊四起。游吉後悔說：「早點聽他老人家的話，今天不會落到這種田地。」
子產「善相小國」、「善事大國」，從政的生涯中，見證著「國無小，小能事大，國乃寬」（《左傳．魯襄公三十年》） ，施政宛如行雲流水，一切游刃有餘，真可謂是臻於藝術的政治至高境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