謊言本身並不可怕，可怕的是謊言構成社會本體的一部份，人們習以為常之餘，還將謊言看作為日常生活的必要原素，令產生謊言的機制得以持續運轉，並讓謊言得以完成自身，周行不息。
童話「國王的新衣」，對成人世界的其中一樣啟示，是日常生活的豐富面向和多元差異性格、人與人之間真誠磊落的交往，可以在遭受無處不在的「政治化」壓力、及人們堅守真理的意志軟弱下，通通灰飛煙滅、消磨殆盡。「政治化」在本段的意思，是日常生活淪為替專制政權面上貼金的附庸、徒增添制度認受性的工具。當日常生活的終極目的，變成為了自保、為了從大人口中取得讚美和權力，生命本身就會凋謝。當知識份子不再信守真理、也不再願意捍衛一己不隨波逐流之尊貴身份，反而淪為專為謊話連篇的政權護航的詭辯之士，失去反省批判能力的社會文化，只會變成一個發霉的大醬缸，愈發惡臭。
要真理還是謊言大話？
籌委會全體大會得以通過建議中國全國人大廢除現行《社團條例》、《公安條例》及《人權法》內部份條文，其中一個重要原因，是本港有知識份子妄顧本地輿論的反對聲音、也明知廢法完全缺乏法理根據，仍然掩耳盜鈴，甘願為虎作倀，傳播各種謊言，甚至投下「神聖」一票，決定剝奪六百萬港人人權的保障造成的。
亳無疑問地，知識份子是任何統治政權願意積極拉攏的對象，原因是有他們的參與，不民主的制度才能取得社會上的認受性。面對專制政權的呼喚和徵召，相對於一般基層市民較有抗拒能力條件的知識份子，他們應該做的，是直接指出真理的存在，高聲清楚地表達出對人權、自由、平等、民主等這些普遍價值的肯定，在令到靠謊言掩飾的統治工程信用破產之同時，也賦予人性可貴尊嚴的內涵。畢竟，當大多數人的主體性被政治意識形態取代的時候，清晰透明的真話永遠帶有無比的當頭棒喝、控訴、顛覆和否定政治的能力，這也是對「國王的新衣」內「小孩」角色的一種閱讀。談「生活世界」的「非政治化」，也應該只從這個意義談起。
不喜歡人家稱呼為「候任」的特首董建華，當他在新年賀辭中強調香港人應「凡事不求偏激」、「淡化近年來過分政治化的社會文化」、「多關心民生方面的問題」，所鼓吹的「不應談政治」的說法，及其「政治」概念的內涵，卻不是這個意思，也顯然沒有此種反抗「自上而下的僵化政治」的進步意味。董的說法，只是重覆著在本港廣泛流傳的一種獨特論述：「政治」應與「社會」分家的陳腔濫調，完全否定一種「從民間社會發出的民主政治」的可能性。
政治社會分家豈能成立
此種說法，無論在理論上還是現實上皆是錯誤的。按照一般常識，政治是關乎影響政府活動的權力運用。社會上不同群體間的權力運用，經過政治角力後所產生的後果，將模塑著政府分配社會資源時應用的理念、原則和策略；而資源受到不公義的分配，產生各種不平等和逆福利（diswelfare），就正正是造成社會問題的主因。在這種理解下，政府架構是否民主、權力不均的結構是否存在，便與社會民生問題能否得以妥善消除，有直接的關係。
此外，政治學的「公民社會理論」認為，凡有公共，就有政治。即社會上存在著一個獨立於政權的公共論述空間，公民能在內進行各種深入的辯論，建立公眾輿論，透過向政府施壓，要求其對人民的需要負責。換言之，國家是否能成為一個負責任的政權，關鍵在於是否存在著如此的一個公民社會。政治與社會，因而縱然是在理念上，也是不能被簡單割離的。
除了在理論上可以進行駁斥外，我們還有很多現實的例子，足以反證特首的論述。特首認為我們要關心「房屋、教育和老人福利」等所謂「無關政治」的民生問題，然而他舉的例子卻全部都與政治（取上述有關權力運用的定義）有關：
一、由於除了政府是最大的地主外，「積極不干預政策」導致幾個大財團在八十年代以來漸漸控制了香港可供發展的大部份土地，兩者的壟斷性定價（加上海內外投機者的抄賣）令地價、房地產價格和租金不斷攀升，政府和財團成為最大的受益者；加上政府推行公屋私營化政策，升斗市民需捱貴租或供貴樓，更有大量家庭因而變成貧窮戶；
二、目前在教育界內，以「民族愛國教育」指導香港未來學校的辦學政策、各學科之課程制定的說法，甚囂塵上。在中國大陸裏，國民教育是國家建構國族主義、管治民間社會的重要策略。國家透過此套利器，將漢族沙文主義無限量向疆域內投射，製造出一個統一、和諧和同質的「中華民族」假象，在磨平了在此圖象掩蓋下的族群（西藏、新疆、內蒙...）、性別、階級、年齡、性取向等多元差異性的同時，更向人民鼓吹對專制國家政權的絕對認同；
信守真理反抗異化政治
三、年長者的福利，與政治現實的關係，就更不用說了。不曾為勞工階級提供合理的退休保障、只為那些貧窮的年長者提供最微薄的綜援金額（每餐七元六角）、不願意立法禁止年齡歧視、忽視年長者對職業技能再培訓的需要、社區服務設施嚴重缺乏、摧毀家居照顧能力的房屋政策等，現時不民主、大資本家享有絕大權力的政治架構，就更須負上全部的責任！
我們除了可以直接地反證某一論述的內容外，更可以批判此論述的意識形態作用。根據上文的理論分析，在本港現時的獨特情況下，董特首運用的叫人「不談政治」之論述，可能是有意達到以下的負面效果。首先，它隱瞞了社會民生問題的政治本質。在維護權力和資本集團的既得利益前提下，透過製造一個資源只能有限再分配的「零和遊戲」，將民間社會對不民主政權的反對力量，全數轉化並分化為民間團體間利益的矛盾對立。這正是殖民地政權慣用的一套策略。當未來政制只能取得公眾低度認受性的時候（成立無法律和民意基礎的臨時立法會只是開始），此不失為一個有效轉移視線之詭謀。
其次，這種強調民間社會不應「太政治化」的說法，就更為剝奪公民社會能施壓於專制政權的政治能力----包括各樣思想自由、發表意見、遊行示威、和平集會、自由結社等的基本人權的橫蠻做法提供了正當藉口。這更可以說是國家政權要讓殖民地惡法借屍還魂的做法的預期延伸。
或許謊言被說上一千遍，有些人便會覺得其變得很合理；但它始終永遠不是真話。面對權力集團的詭謀，知識份子堅持誠信，否定一種異化人性的政治，亦不容許己身之尊嚴墮落；民間團體爭取個別界別的利益之餘，也可嘗試聯合一致，捍衛公義、民主、人權和自由，建構一種向政權問責的政治。這才是真正不能被磨滅的公民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