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關《人權法》的爭論，隨著「楊鐵樑事件」進入另一個高潮。其實除了楊鐵樑外，近日也有不同學科的權威人士，例如法律專家、經濟學家、甚至物理學家等，紛紛踴躍發表對《人權法》的意見，或許他們也是利用他們的行動─行使言論自由的權利，表達對人權的重視吧！
本文的目的不是評論《人權法》，而是要提出一些可能很有趣的問題：權威的意見是否等同真理？當不同權威的意見有所衝突時，我們應如何衡量選取？
其實，現代社會運作複雜，我們的知識及經驗又有限，故此在日常生活中，我們參考百科全書的記載，以至向專家請教疑難，是十分正常的事。這一類訴諸權威意見的做法，在很多情況下都是合理的。
然而，在某些情況下，我們卻可能訴諸了不可靠的權威，造成思考上的錯誤。意思是我們毫無保留接受了某一權威，超出了其專業領域所作的判斷。舉個例子來說，若我們單因某個物理學家平日在電視節目上的權威形象，而無條件接納了他對《人權法》的見解，我們就犯了上述謬誤。
另一個常見例子，是某些業團體經常用「外行人不應管內行人」等藉口，去拒絕公眾人士加入法定監察組織、監督專業人員的操守。我們知道，這類專業監察組織的首要任務，應是確保專業服務使用者的權利，不受專業人員侵犯；而有關這權利的知識卻是並不專門，受過適當道德教育的人士，或甚至只是願意多用理性思考的人，也一樣可以勝任監察的任務。
根據定義，專家是擁有專門知識和技能的人，但這有關權利的常識，卻並非其專業的壟斷範圍。因此，以「不熟悉行業運作」、「外行人監管內行人」為藉口，而拒絕非專業人士參與監管的做法，也一樣是訴諸權威的謬誤。
專家見解也會錯誤
然而，問題不是只要找到一個的「適當」權威就能解決。同樣是法律權威，有一些認為《人權法》破壞了本港法制，有些則說《人權法》和《基本法》可以相容。這是由於專家也是人，也一樣可能受到種種主觀因素（當時心理狀況、成長背景、政治聯繫、社會迷思、經濟利益等）和時代局限的影響，令其所謂「科學」、「客觀」的判斷，變相淪為替既得利益者服務的工具。學者成為當權者要「行政吸納」的對象，也是這個道理。故此，迷信某些專家的意見為最後的標準，是個很危險的做法。
舉例來說，性別和種族歧視現象能夠延續，其中一個原因是一些國家裏，往往有不少學者去不停搜集證據，「揭露」性別或種族之間差異的「本質」（例如黑人比白人先天智商低、女性生來就比男性更適合當照顧者等），這些以偏見開始、又以偏見結論的「研究」，萬一得到當權者採納，透過社會政策落實，則弱勢群體更難翻身。
早幾天，筆者在本港一家大學的學生集會裏，便聽到一位博士嘗試從生理的角度，解釋性別角色的差異。如果我們社會普遍接受了這種理論，則會有災難性的後果。
必須引入價值討論
要避免這種極壞後果出現，關鍵在我們在享受權威意見為生活帶來的便利時，也要保持批判思考的能力，對各種觀點維持警覺性。
筆者的一些朋友，在近日有關《基本法》和《人權法》的爭論上，除了吸收權威的言論外，便從沒想過翻看有關條文，看看是否真如一些法律專家所言，《人權法》違反了《基本法》。當然，一些有關法律的具體技術性問題，我們不可能不請教專家。但一些只涉及常理的問題（例如若《基本法》真的對香港居民的權利有所保障，而有關條文又與《人權法》的十分近似，我們頂多只能說兩者有重複的地方，為何「重複」被說成是「衝突」？），我們根本應該自行判斷，或在參考各方觀點後再作獨立評斷（除非是我們自己懶惰，又或是自信不足，妄自菲薄），不用生吞活剝別人的解釋；更何況經驗告訴我們，權威的見解往往會受到其與當權者的關係影響的。
更深一層的說，我們必須爭取成為價值取捨和道德倫理扶擇的主體。專家、權威為我們提供了對客觀世界寶貴的經驗知識，但他們卻不能因此代替我們決定生活方式的選擇。這不是反對科學，而是要反對自決權利遭受霸權的剝奪；筆者相信，這也是很多社會人士不滿興建大亞灣核電廠的原因。
因為當權者和眾專家，從沒有詢問我們：是否願意接受核電廠運作時帶來的風險。
當由我們建立的社會制度，竟漸漸脫離實質理性可以駕馭的範圍；當經濟學說市場機制最有效率、大法官說精英統治最有利平穩過渡時，若我們不懂反問他們：有效率是否等同公平？對哪些人平穩？如果反而心安理得，才是一個社會的悲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