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歷了亞洲金融風暴及本地的泡沫經濟爆破後，香港的勞動力市場發生重大的變化，失業率高企固然成為社會的關注，但就業模式的轉變卻較少受傳媒重視。在所謂「新」經濟下，「彈性組織」成為許多企業重組的指導概念 。在私人部門裏，許多企業紛紛透過精簡人手、外判承包、僱用短期合約工等方式，加強僱主在市場波動的情況下隨意遣散和彈性調動人力的靈活性。在公營部門裡，亦透過公務員制度改革、聘用非公務員合約僱員、服務外判等措施，對上述的趨勢推波助瀾。同時政府亦透過鼓吹失業人士自僱、部門聘請臨時性工人、資助企業聘請短期見習工的方式，處理高失業問題。過去強調穩定為主的僱傭制度，日漸受到講求靈活的彈性勞動關係所衝擊。在新的僱傭關係下，在傳統以全職工作為主的「標準」或「正規」工作以外，彈性就業﹝例如兼職、臨時工等非全職工作﹞正成為就業結構的不可忽視部份。
或許在本港非全職工作的出現並不是新鮮的事物，例如過去製衣業存在包工和家庭外工、建築地盤一直聘請散工等，但過去受到彈性經濟打擊的，以半技術產業工人為主，但隨著經濟結構轉型、經濟衰退和前述公私部門的組織策略，非全職工作逐漸擴展至經濟的不同行業和工種，部份科層企業的中層人員都不可避免職業生涯的斷裂，就連社會福利機構都通通改以短期合約制聘請社工。在新的管理手法之下，非全職工人發現他/她們不但享受不到全職工人的職業保障，他/她們的其他工作條件亦可能被全面削減。
在本港，非全職工人的法定權益問題近年亦受到勞工團體的關注，例如批評《僱傭條例》的「連續性合約」定義有法律漏洞，使兼職工人或散工享受不到福利；「假自僱」情況的大量出現，「自僱」工人得不到僱員權益和工傷補償的法律保障等。在2001年4月25日立法會會議中，便曾就此問題作出辯論 。當時梁富華議員建議把「四一八」﹝僱傭條例內有關連續性合約的規定﹞改為「四零七二」，取消僱員必須每個星期工作滿18小時的限制，改為以4星期的總工時為72小時來計算。李卓人議員則建議取消整個「四一八」的規定，「仿效《國際勞工公約》那樣，按比例給予工人福利」 。而各個發言支持議案的議員均批評現時僱傭條例存有法例漏洞，讓不少企業集團以「走法律罅」的方式逃避兼職工人和散工的僱員福利；非公務員合約僱員同時不受《公務員事務規例》和《僱傭條例》的監管，使這些僱員在面對勞資糾紛時孤立無援；而自從實施強積金計劃後，僱主迫令僱員轉為自僱人士時有所聞。最後議案遭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議員反對，在立法會分組投票的機制下被否決。
應使非全職工人獲平等保障
正如工業化標誌著現代勞工法律的出現，新時代的工作組織自然對勞工法律有不同的要求。說到底非全職工作不應先驗地排除於僱傭標準的範圍以外，畢竟以﹝男性﹞全職長工/負擔家計者定義的現代僱傭關係及福利給付制度 ，應該回應就業結構的變化﹝包括婦女就業﹞，使勞工保障及社會保障更符合新型就業模式及非全職工人的需要。拒絕正視彈性勞動關係的問題並不會使其消失，反而因沒有法律保障致其大幅擴張，反而使這些關係裡頭的青年工人、婦女勞工、長期失業人士…持續地居於邊緣化的劣勢。單是香港現時《僱傭條例》的「連續性合約」規定便使最少三成的兼職工人得不到其他僱員享有的福利，還未包括其他法例例如《強積性公積金條例》對邊緣工人退休保障的歧視。香港社會有正當的理由去推動勞工法例的改革，使非全職工人獲平等保障。
彈性僱傭關係的國際經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