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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專業監察是否足夠？
蔡建誠
(本文原載《星島日報》，1995年)
專業在現代社會裏扮演一個很重要的角色。專業人員擁有寶貴的專門知識和技術，為社會提供一些重要的服務，因此，專業人士受到社會高度的尊重，享有崇高的社會地位；例如美國六零年代的一個調查顯示，醫生的地位僅次於最高法院法官。
伴隨著這種社會地位而來的，是專業享有很多職業缺乏的工作自主及酌情權；又例如在很多國家裏，專業團體有很高的政治權力，對一些決定資源分配的社會政策，有很大的影響力。這些權力，最初可能是為了促進專業服務的質素，但也使人擔心，在缺乏適當制衡機制情況下，當權力與資源逐漸凝聚在各專業團體裏時，專業權力的膨脹會否帶來個人權益的萎縮？
首先，專業對某些服務造成了壟斷。壟斷產生的原因，是提供該項服務的人士，必先經過一段指定的訓練時期，並獲法定的專業註冊局頒發牌照才能執業，使其他人士進入市場遇到了障礙。壟斷的好處，是令到專業服務的質素有了一定的保證，但由於非專業人士被排除出市場，公平競爭被取消，而通常社會也沒有對專業團體的收費作出甚麼監管，結果服務使用者，往往要付出不太合理的價錢來購買服務。筆者記得曾經有一份報道，私人執業醫生的收費昂貴，當時就有人指這是自由市場調節的後果。此說法明顯是錯誤的。這說法一個錯誤，是競爭性市場一般都假設消費者是理性的。理性的意思，是指消費者在市場交易時，擁有充份的資訊以出適當的比較和取捨。但購買專業服務的人士，卻往往不是這類理性的消費者，原因不外乎他們缺乏專業人員擁有的專門知識，以及專業人員不願意向他們分享知識，包括服務成本和價格釐定準則等。專業團體雖造成壟斷，但也常自詡他們有足夠的自我監察措施，包括專業守則和監管機制等；但這些，又是否為有效去監察專業的方法呢？
使用者權利未獲保障
由於專業人員在地位、權力和知識上，均與一般服務使用者有很大的差距，若社會不為後者的權利作出適當的保障，可能會有人因資訊缺乏等原因受人操縱。
筆者記得數年前香港浸會學院（即現在的香港浸會大學）社會工作系的學生發表了一個研究報告，調查結果顯示大部分被訪者均認為本地的病人權利缺乏保障。此項研究當時引來社會不少社會回響，後來香港醫學會和消費者委員會就聯合頒布了一份《病人權益與責任約章》，清楚列明了病人的權利，包括知情權、選擇權、拒絕權和投訴權等，嘗試為專業人員與服務對象之間建立一套道德規範，可謂用心良苦。可惜，這份約章並無法律約束力，對那些不按約章提供服務的醫生，缺乏了應有的懲戒。
當然大部分專業團體也會自行建立一套專業行為守則，對其成員操守加以規管。不過問題是：這些守則未必會包含有關服務使用者權利的條文，結果這類權利仍不是專業團體要執行自律的對象。如何令到上述的道德權利不致淪為一紙口號，似乎還是需要把其落實，變成一些可以實施的積極要求吧！
一些反對此說法的人士可以指出，把權利寫成可被問責的條文，會使專業人士在提供服務時戰戰競競，影響服務的質素。不過此憂慮是不需要的。因為筆者深信大部分專業人員，平時都不會忽略尊重使用者權利的，他們根本可以按照日常習慣工作，不會有甚麼心理壓力。長遠來說，更會因少數害群之馬遭受打擊，平均服務水平上升，提高了整個專業的形象，可謂一舉兩得。
自我監察制度缺乏效力
專業也常自稱它們可以自我監察，方法是透過一個主要由行內專業人士所組成、有權對違反專業操守的成員，採取懲罰性措施（如停牌）的法定組織進行，例如本港的醫務委員會。一個最使人詬病的地方，是這類監察組織的成員及其需監察的對象，竟往往來自同一專業。例如不久前由行政局通過的《一九九五年醫生註冊（修訂）條例草案》就規定，將目前醫務委員會的成員數目，由十四人大幅增加至二十四人；但非醫學界人士成員數目，則只由一人增至兩人而已。
在這種情況下，一、專業人員會否為了顧全其專業形象，產生行內相衛現象，對侵犯服務使用者權利的人士有所偏袒、有乖公理？二、當這組織的成員均大多數屬於同一專業時，其觀點與角度會否過分狹窄？須知，就專業人員對社會有所影響的行為，行外人一樣可以從「受影響者」的角度、道德倫理的角度等去參與評斷；然而在孤掌難鳴下，不同觀念的交流衡擊以求真正共識的建立，勢將難以進行。這點將令到這類組織的判決的客觀性，遇上很大局限。為了令到普羅市民相信公義正被實踐，大量增加這些組織內非專業人士的成員數目，也不算是過分要求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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