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百名無證人士連續數天在政府總部門外靜坐，要求政府批准他/她們留港向當局申請「居留權證明書」。不過，入境處卻強調，港人內地所生的子女只能在內地向本港申請居權證，持雙程證而無居權證者延期逗留必遭遣返。
有人認為這批無證人士的行動是「打尖」行為。其實此行動正好揭露，最少在終審庭裁決以前，港府對港人內地家庭成員來港定居的行政歧視：有能力在中國以外地區結婚和生育的港人，其所生子女移居香港不受名額限制，可持有效旅行証件或護照進入本港，直接向入境事務處申請在港居留，期間並可合法在港逗留。
但在香港辛勤工作了幾十年的貧苦勞工，卻往往要苦候其子女和配偶十多廿年，經不公平和貪污嚴重的內地單程証審批制度來港，家庭成員被迫長期分隔兩地。
家庭團聚基本人權
事實上，輿論對裁決的反應，除了早前一短陣對「一國兩制」的慶幸外，並沒有把我們的視野，提升到從宏觀的層次去要求政府尊重基本的人道精神，保護家庭免受無理分隔的傷害，以至徹底改變現存所有歧視新移民的政策和制度，例如輪候公屋、學校歧視、就業貧窮等；或者反思在「香港的奇蹟」傲視全球時，為何愈來愈多低收入勞工要回內地結婚生育等問題。
反而近日輿論充斥著強烈恐慌，認為裁決會造成社會福利開支大增、引發偷渡潮、甚至造成新一輪經濟危機。既然這場「危機」由「基本法」引起，修改基本法好像變得「順理成章」！
主流論述強調裁決對社會的負擔，對港人「不公」，卻遺忘了各國的移民政策，任何削減家庭團聚的措施都會受到社會猛烈的譴責，若我們認同家庭團聚這基本的社群價值和人權，政府便應盡力增撥資源去落實和維護平等的機會。
這些「社會負擔」其實一直存在，不過以往是由無數破碎家庭、以各種家庭問題的方式個別化地去承受罷了。
「負擔」本身並不是不公義的來源，以分配公義的原則來說，不公義是由於「負擔」大部份不是由體制中得益最大的階層來負起，造成各弱勢群體﹝基層工友、失業人士、籠屋居民、新移民、綜援人士、單親婦女...等等﹞只能在既有「零和遊戲」﹝zero-sum
game﹞的框框內爭逐剩餘的資源。
進一步說，香港本身也是移民社會，香港的發展依賴基層勞工的廉價勞動力，他/她們替整個社會照顧未來的棟樑，難道社會要繼續逃避對其應負的援助責任嗎？
內地部門貪污嚴重
以往港人的配偶兒女甘願冒險也選擇偷渡，或者在雙程証到期後逾期逗留，是因為單程証政策廣泛存著公安部門的貪污問題、缺乏透明度、效率和起碼的程序公平，加上申請者是以個人為單位，造成家庭完整遙遙無期。
雖然終審庭裁決港人內地所生子女無須受制於此制度，已可享有居港權，但到目前港府對向中方爭取審批家庭團聚的權力、呼籲中方改革百病叢生的審批制度、採取措施讓港人配偶子女在資訊開放的程序下有秩序來港等方面，都是立場曖昧，難怪有無證人士甘冒被捕入獄風險也不願返回大陸申請居權證。
說終審庭裁決會引發偷渡潮，或是簡單地以為現時在政府總部請願的無證人士行為是非理性的，似乎是不合乎事實。
終審庭的裁決或許對建制造成衝擊，但我們更應去檢視整個理解「社會問題」的簡單邏輯，否則本港的人權發展恐怕只是原地踏步而已，還強化了對新移民的排斥和敵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