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復康團體日前發動數百名輪椅使用人士，檢視本港各區主要道路和建物，竟發現絕大部分體育館、商場公眾手間、自動櫃員機、戲院、街市、電話亭、天橋、隧道和馬路等通道設施，皆缺乏適當的設計，讓輪椅使用者能自由出入和使用。
無論在本地或海外的調查均一致顯示，傷殘人士政治、經濟或文化上皆易處於一個不利的位置。舉例來說，領取本地綜合社會保障援助的人士當中，傷殘人士就佔了很大比例。
一個主流的意見認為，與健全人士生理上的差異，是導致傷殘人士無法從事「正常」的社會活動的原因；如果傷殘人士在社會上真的處於一個不利的位置(例如缺乏工作機會、收入和合理的生活水平)，也只能算是個人的不幸，與人無尤。一些極端的意見更認為，傷殘人士只能懇求別人的同情和憐憫，卻沒有任何權利去要求社會對其不幸作出補償。這類民間「常識」影響所及，就連一些自稱能指出社會不平等根源的宏觀理論，也傾向將傷殘人士的問題個人化，把傷殘人士的「特徵」，看成是構成其困境的原因
(例如新馬克斯主義往往把傷殘人士等同為「社會福利的依賴者」)。
「問題」源於制度和文化觀念
然而，這些主流的觀念，近年在西方受到由傷殘人士所發起的社會運動嚴峻的挑戰。一個冒升的看法指出，傷殘人士的不利處境，實是社會政策和社會制度的後果，與生理差異無必然的關係。
舉例來說，勞動力市場上的歧視，就嚴重剝奪了傷殘人士的工作機會。一些有工作能力的傷殘人士就曾指出，很多雇主對其諸多刁難，令到他們於棄了求職的念頭。此外，以維生指標界定的綜緩金額(如缺乏交通、社交和進修津貼)，亦令有需要的傷殘人士生活水平與社會大多數市民脫節，使其無法在社區內承擔責任及過著富尊嚴的生活。
此外，缺乏照顧不同傷殘人士需要的公共交通服務(猶記得當年地下鐵路以「地下鐵路，為『您』建造」作為口號，現在想起來是多麼的諷刺和可笑！)、城市規劃和設計，不但挫傷了傷殘人士參與社交生活的積極性，也直接導致傷殘人士與健全人士生活圈子的分化。加上一些歧視態度、行為和行政措施(如曾有銀行拒絕開戶口給視覺有缺陷的人士)，相信對很多傷殘人士來說，城市生活帶來的，除了是不停的生活「挑戰」外，也是數不清的挫折經驗。
難怪近年有學者索性將「弱能」(disability)與「缺損」(impairment)脫釣，並重新界定前者為「由環境所引致的較差處境或活動上的限制」，正確地將傷殘人士無法參與各種社會活動的原因和責任，放回社會組織的原則裏去。
然而，這個排斥傷殘人士的社會組織，除了有它的物質基礎外，也與文化觀念存在著很密切的關係。根據一些人類學研究顯示，在傳統社會裏，傷殘人士和健全人士的生活方式，往往有較大程度的整合；傷殘人士較少會被標籤為特殊分子。因此與其說對傷殘人士的態度是古往今來，不如說對「缺損」的社會界定和反應，是獨特的文化因素使然。
說到底，我們每個人皆有多樣的能力，為何某些人被說成是「正常」、某些人就被標籤為「弱能」？
社會建構錯誤「公民」形象
原來構成現代社會主流論述，其核心主體就是一個所謂「健全」人的形象；現代公民社會裏頭的「公民」，也是以此「健全」人作為標準。例如西方一些學者就指出，「公民權責理論」(Citizenship
Theory)裏頭的「公民」，根本就是環繞著「健全」人的個性來建構的；據此產生的公民權利和責任，就自不然對傷殘人士的獨特感受和經驗，有如隔靴搔癢。因此就在有意無意間，將傷殘人士邊緣化和病態化，並為傷殘人士建構了一極度負面(如果不是隱形的話)的身份。
更加重要的是，這些有關「標準公民」的形象，能透個各種社會制度和文化實踐鞏固起來；透過各種社會運作，錯誤的觀念也可以成為真實。這些社會運作可以包括
：俚語(如「盲精啞毒」)、社會服務(例如強調傷殘人士要「適應」現況的理論和實務取向)、傳媒﹝例如電視節目對傷殘人士的負面定型以至「消失」(absence))、官方的話語(例如政府對健全和傷殘奧運代表隊得獎牌後的差別對待)，以至前述的交通設施、城市通道設計、社會保障政策和勞動力市場上歧視等。
可惜的是，一些傷殘人士也被迫內化了一種屬非主流者的病態身分，並對自己生活的遭遇默默忍受，甚至將之合理化。
因此，要改變傷殘人士的不利處境，除了寄望《殘疾歧視條例》和平等機會委員會，能有效保障傷殘人士在求職和獲取服務等各種公眾生活範內免受歧視外，消除導致不平等的政經制度和抗衡主流的文化觀念，也是必須考慮的環節。
目前本地已有很多傷殘人士組織起來，透過廣泛參與的集體社會行動，重新編寫自己的歷史，並多樣化的去(再)界定自己，換句話說，面對處處把弱能問題傷殘化、個人化和病態化的權力體制和文化常識，傷殘人士可以自我充權，一洗過往被強加在自身上的矮化身分和屈辱，並對各種社會運作和意識形態作出猛力的挑戰。
當然，政府亦應關注我們不同的需要；承認傷殘人士同樣享有真正獨立和自主生活的權利，透過社會政策改革導致不平等的社會結構，只是其責無旁貸的第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