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督教的流行文化
駱穎佳
香港基督徒學生福音團契大專部幹事
流行文化包裝下的教會事工
近年基督教的教會事工，頻頻借用流行文化的模式，跟大眾接觸，務求令一些傳統事工，例如佈道會，洗脫「硬銷福音」的形象，吸引更多年青人參加。例如，早陣子黃子華、吳鎮宇與張達明連場爆滿的「鬚根騷」，就啟發了林以諾牧師的「穌哥Show」，借用「棟篤笑」(stand
up comedy)的形式來舉行佈道會，突破佈道會一直予人「硬銷」的印象。林以諾牧師更放下身段，以自己打扮成各種趣怪的形象作海報宣傳，並張貼於大街小巷，可謂前無古人。
福音電影的出現也值得留意，一來幾部福音電影，例如《生命揸fit人》、《天使之城》、《生命因愛動聽》、《賭神之神》及《最激之手》都可以公開上映，且有幾部都賣座不錯，如《生命因愛動聽》及《生命揸fit人》；二來，它們亦邀請非基督徒明星參與演出，突破過去只找基督徒明星的守則，因此，看福音電影一度成為基督徒閒餘的最佳娛樂，也是邀請未信者上佈道會以外的另類選擇。
此外，流行文化也影響著，甚至顛覆著傳統的教會崇拜模式，如取代傳統聖詩的流行曲短詩（當然這打從上世紀八十年代已出現），以勁band掛帥的敬拜讚美晚會，又或如港式演唱會歌星般四處走，與會眾打成一片的主日講員，凡此種種都改變著教會傳統的崇拜模式。
最後，教會的出版界也向流行文化「偷橋」，漫畫神學書的出現就是一例，以漫畫的方式講教會歷史，或某神學家思想；此外，早兩年相當暢銷的繙譯小說《末日迷蹤》系列，則以科幻小說的手法寫世界末日及大審判，都是將神學通俗化的嘗試。
教會流行文化與拿來主義
基督徒不一定要反對流行文化（事實上持這種心態的人也愈來愈少），很多流行音樂、電影，其實也頗「認真」的探索生活，並作出批判或諷刺。1以流行音樂為例，過去的達明一派到今天的LMF，都藉歌曲表達他們對政冶、性別、傳媒及青年文化的關注；而電影方面，陳果一系列描寫社會弱勢群體的電影，都是通俗得來，有社會意識的作品。
通俗不等於低俗，由於流行文化夠直接及淺白，題材又貼近生活，其實有助反映大眾心態，或揭露社會黑暗，表達大眾怒火，近年的政治漫畫或以前的粵語長片就是一例，通俗其實是一種庶民力量。
但教會流行文化最為人詬病的，是其將流行文化的形式與內容割裂的做法。形式與內容往往是銅幣的兩面，某類的表達方式只適合表達某類內容，例如LMF那種短促與爆炸力的Hip
Hop音樂，用來表達對現實不滿就最適合；又或棟篤笑在外國是一種諷刺現實的即興表演，藉著其短小精巧的笑話、小舞台與觀眾的互動，來渲洩普羅大眾或知識分子對生活的不滿。2
但今天的教會流行文化，有強烈的拿來主義傾向，純從文化工具論的心態出發，不理會流行文化既有的美學形式，便將想說的內容硬套，以為夠in就足夠，就可拿來傳福音，吸引年輕人。例如流行棟篤笑，便不理人家的背境、精神，不理要表達的內容是否配合，不理人家原有的互動性，便拿來套入一大型佈道會的公式裏去，最後，帶出一種突兀的效果。正如劇場工作者許樹寧在一篇有關「穌哥Show」的訪問指出，「林牧師的確努力……但引出的題目太闊……整晚聚會擺位失誤，結果弄致『兩頭不到岸』，嘲諷不夠『出位』，信息薄弱，點到即止，反而改為培靈會或會更好」3。這就是拿來主義的弊病，以為借助流行文化的形式搞佈道會就可避免「硬銷」之嫌，但最終卻落得一場不夠專業（從劇場角度），又不夠內容（從佈道會角度）的娛樂show。
教會的拿來主義心態是典型科技化資本主義社會的產物。科技化社會講求一切要快，要速度化，要方便，更重要的是持守著一種多（包括盈利多、量多、人多）就是好的迷思，在這大前提下，任何東西只要有助量的增加，就可拿來當工具使用，質素反為其次。4近年的教會事工也往往跌入這種追求「多」與「大」的意識形態裏去，教會要追求增長，佈道會要人多，數字大於一切；因此，便千方百計找尋不同方法，如效法某些美國巨型教會的模式，或使用流行文化去催谷，以為工具與手段(means)就是萬能，但教會存在的真正目的(end)及使命卻被掩蓋，最終教會的存在意義就只是為了生存而生存。5
我不是反對教會增長，或任何宣教工作，只是這種講量不講質的拿來主義心態，最終令教會以為好的宣傳(propaganda)就是一切，而不花心思，在信仰內容與生命質素的改善上。在內容方面，除手段與工具以外，究竟有否想過，我們要給今日的香港人甚麼處境性的福音信息？我們要建構一甚麼樣的神學去令今日處於政治氣侯保守、經濟不景的香港人得見上帝的臨在？在生命質素方面，教會有否想過今日我們又以甚麼生命素質、德行（如行公義，好憐憫）及獨特的生活方式，去吸引人加入教會？或改變社會現況？這些根本性問題比找出增長的方法及手段都來得重要，但教會往往本末倒置。6
宗教活動娛樂化對年青信徒的衝激
教會在流行文化上的拿來主義又帶來一種懶惰的習性，令年青信徒（尤其大專生）在搞一些宗教活動時，如團契周會、生活營或佈道會等，懶於（或根本不覺得需要）花時間及心思，去建構內容信息，反而花時間在商討找哪位知名度高，最好又上過電視的明星講員（完全沒有想過該講員是否了解今日大專生的處境），或找哪齣最惹人流淚的福音電影（有明星做就最好），或哪隊最令人血脈沸騰的勁band來支撐節目，務求令大家有笑有淚，將宗教活動徹底娛樂化。
人多是唯一指標，而內容則假手於人，這種拿來主義，令新一代，更弱於信仰理性層面的思考，甚至將宗教活動等同於一連串的娛樂節目。好的宗教活動就是娛樂到我們的節目，「我」成為了主角，「我」的感受好惡成為判別一個宗教活動好壞的唯一標準，唯「我」以外，完全沒有其他諸如大公教會傳統、聖經教導或神學作標準。例如在流行的敬拜讚美晚會裏，好的敬拜不再是它能否幫人重新較正至那以上帝為首的生活，即由一種「獨我」的生活，轉向一種「獨衪」的生活；反之，在崇拜娛樂化的浪潮下，主角根本不再是上帝，而是在投入唱歌的「我」，在哭笑的「我」，一個沒有群體性（與上帝及他人）的「我」，宗教活動最終淪為一種以「我」的情感及意願先行的消費活動，甚至成為自戀文化的共犯。7
宗教活動娛樂化令不夠「娛樂性」的宗教活動乏人參與，例如社會行動。當然，我不想上綱上線，將基督徒同學對社會行動或其他社關活動的冷漠，完全歸咎宗教活動娛樂化。但不容忽視的是，當宗教活動娛樂化及背後的消費主義成為了一種霸權，即一種今天基督徒同學辦活動時必要持守的一種共識時（根據葛蘭西[Gramsci]的講法，霸權就是一種偽真理的社群共識），任何其他相對地不夠「娛樂性」或令人無feel的宗教活動，同學們都提不起勁參與。
首先，要慣了倚重現成福音電影搞活動的一代，突然要動手動腳動腦搞社會行動，就如老鼠拉龜，不知如何下手；此外，社關及社會行動是一種要求人長時間投身其中，過程艱辛，要有無比的堅持及熱情的行動，更重要的這是一服事人的職事。但要慣被娛樂被服事的一代，去推動這類無feel的行動，實相當困難。再者，當宗教活動的格局一旦定了這娛樂化的調子，要改調子，告訴人宗教活動也可以如此具社會性時，其實也不易。
教會流行文化與香港文化
教會流行文化除了以上提到在技術上有待改善之外，內容也是令人擔心的一環。褔音電影內容千篇一律、公式化，不是有關病疾者的信心故事，就是黑社會分子或賭徒浪子回頭的見證故事，這裏我無意否定這些人物的真實掙扎（我由衷的向他們學習也來不及呢），但只想指出，內容其實可更多元化。
信仰表達可以有不同形態，有時福音電影為了遷就市埸，不得不拍一些煽情的題材，但最終令信仰變成一種很虛幻的東西，並削弱其真實性，好像若我不是黑社會、邊緣青年，就很難信耶穌似的。此外，這類電影的草根味太強，也很難吸引知識分子或中產觀眾，甚至令他們誤會信仰原來不過如此吧了。
再者，講信仰不一定就要講耶穌，講追求公義可以嗎？許鞍華的《千言萬語》拍甘神父就很感人，不煽情，且有歷史感，知道他是真實在香港歷史裏活過的；甚至多年前，拍香港第一位基督徒失明人士社工程文輝女士的《伴我同行》，也都感人，藉著程女士的故事，反照香港戰後一段被遺忘的失明人士歷史。
但今天的福音電影是非歷史（ahistorical）的，講的信仰也非常私人化，根本沒有任何歷史及社會面的反照。這是一種較差的流行文化，也是很典型的港產片格局，無形中將信仰的生活面及內涵縮窄，最終只淪為兜售廉價感情的消費商品，甚至掩飾社會問題的糖衣。
基督徒現今有機會打入主流市場，應放低拿來主義的心態，多拍些具社會意識，有品味，或對人性有深度描寫，不硬銷信仰，看後令人思考的電影。盼望有朝一日成為香港電影文化一股新勢力，為香港文化帶來一種前所未有的人文視野，這也是我對其他基督教流行文化的期盼。
註：
1.
流行文化作為一種顛覆建制的文化，可參John
Fiske, Understanding Popular Culture (London: Unwin Hyman, 1989)及Reading
Popular Culture (London: Unwin Hyman, 1989)。
2.
對棟篤笑歷史的分析，可參拙作，＜據說所有瘋子也有一段歷史＞，《基道閱讀》，第十六期，2000年9-10月，頁6-7。
3.
參＜與藝術家的一席話──暢「彈」穌哥Show＞，《基道閱讀》，第十六期，2000年9-10月，頁4。
4.
參Jacques Ellul, The Technological Society
(New York: Vintage, 1964)。
5.
舊約學者Walter Brueggemann指出，舊約摩西時代以色列群體是一顛覆主流文化的另類次群體(subcommunity)，但今天(美國)教會卻往往放棄這信仰群體應有的另類性，而受一種資本主義消費文化的驅使，以為「大」就是好。參Walter
Brueggemann, The Prophetic Imagination (Minneapolis: Fortress Press,
2001)。
6.
教會在資本主義社會應有的生活風格及神學，可參Sallie
Mcfague, Life Abundant - Rethinking Theology and Economy For a Planet in
Peril( Minneapolis: Fortress Press, 2001)
7.
對崇拜工具化的批判，可參Marva
Dawn, Reaching Out without Dumbing Down -A Theology of Worship for the
Turn-of-the-Century Culture (Grand Rapids: Eerdmans, 1995)及A Royal “Waste” of Time?The
Splendor of Worshiping God and Being Church for the World
(Grand Rapids: Eerdmans,1999)。對自戀文化的批判，可參Christopher Lasch, The Culture of
Narcissism (New York: Warner Books, 1979)及The Minimal Self
(New York: Norton, 19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