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型的當地新計畫、新嘗試，不論是環境改善方面，還是另類的技術或經濟上的活動，都不失為突破現存由財團主導的生產、消費體制的游擊戰役。不過，連線、結盟與爭取體制性改革，乃是「運動」中不能取代的普遍性一面。
比如有些選擇到法國農村開展新計劃的人，本身是需要領取失業援助金來支持生計。可見社會保障提供的不單是保障個人生存權那麼簡單，而是社會改革、創新的起碼條件，故有關制度必須得到確立。
又比如我在造訪「多蕩」地區的鄉村小學教師素錫與阿倫的一段期間，全法國的教師舉行了一天的大罷課，抗議政府的撥款政策有問題--如只知添置電腦而師生比例則愈來愈大。法國教師之所以能有此聯合行動，與其國家統一教師聘請、薪酬等制度不無關係。假若教師在甚麼「直資」學校計劃下變成單打獨鬥、互相為薪酬而進行競爭，或為求保存飯碗而憂心，恐怕難有甚麼集體的改革呼籲與行動。
同理，阿倫與素錫每每提到鄉村之「公社」(Collectivities)如何資助鄉村美術館的設立、村校老師的劇場教育培訓等等，都為老師及教育要闖新領域創造了一定的條件。
環境方面，我到過一條只餘二十二人的小村落，但那裏特色的小教堂保持得美輪美奐，原來也是附近鄉村之「公社」提供了維修與保養使然。村前的空地還每年的「盤菜」與遊樂場活動，附近的村民都來參加，歡慶著一個傳統的節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