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恃續發展」口號被政府帶上議程，在九七前兩年多少是綠「綠色粉刷」的味道，或內裏玄機未露。金融風暴後萬事萬物可都可拈來為官商增值--「可持續發展」、「環保」、「綠色」一時之間成了一株上佳搖錢樹；遂有以下官商合力炮製的綠色城市新浪潮。
去年特首施政報告大談香港要搞環保以馳向國際大城市之目標之後，發展商隨即大舉環保住宅旗幟，為其物業標立新形象。綽頭包括讓這些住宅與外間道路遙遙相隔，不受俗世空氣污染；又有在住宅至車站之間建行人電梯，或村內用環保車輛接載居民之建議……，總之是內外分明，管它耗電或大建公路接至該「環保區」住宅已是嚴重加深（對外）環境破壞。更令人不安的，是屋村內的節省用電之類的計劃，主要針對乃至加強監控村內清潔工及其他工友；似以乎環保是無產者的任務、有產者的風光。至於甚麼回收廢物計劃，也未有片言提到在全城欠缺非剝削性的回收與再造政策時--如只將廢物輸出至貧窮地區內污染性極強的再造工廠，作為環保村內居民又有可積極回應？
這不禁令我想起一則報導台北一次「優良大廈管理維護評選」的文章中，提到一獲獎住宅「不讓兒童踐踏草地」（以達「環保」目標），真是十分感概，有一回在香港元朗某新型豪宅外，透過玻璃圍牆窺望見孩子們在裏的假草坪及安全遊樂設施間玩耍，正好對照著尚未被發展迫遷的牆外的阡陌與陋巷之上，正馳騁縱橫的踏單車村童……。忖惻是否有一天香港只餘豪宅的「環境」，與被踩到十八層地獄根本無立錐之地的被放逐者？
由此當然引申出，增值式環保城、環保豪宅是在怎樣的政治經濟（權力）編排下發生的。就以洪水橋建「環保新市鎮」為例，由於要興建及搞環保，故要拆村（村民要遷出、豬農要讓路），這又是那一門子的「綠色」--既無承傳，更無尊重，甚至不能共容共享？！
這種骨子裏全是「商品化」意念的環保新趨勢，將弱勢者的生計、尊嚴及與之息息相關的生態，都以財團主導之市場「價值」去解拆、化約、清除：最後只餘下作為商品的「青綠」（如高爾夫球場）、「景觀」（如由現時海傍住宅及商廈坐擁維海景色）、「生態保護區」（如長實獲批拆豐樂圍建豪宅時提出「捐獻」所購入之濕地，大搞「綜合發展區及濕地改善區」，以令其豪宅生色！）……再者，亦有將周遭「文物」也納入增值項目的綜合發展計劃，可謂將上下古今的符號的與現實都挪用作資本家的私產，將「環境」自人民生活之流中截斷，並幻化為「收錢入場、無財免問」的樣板追夢樂園，或者商場。
本地環保人士在以上官商合力的環保工程為名，進行更全面的商品化以歛聚財富的趨勢中，扮演了甚麼角色，並不是本文要探討的。倒是他們在不抗拒「大都會想像」（之下去講環保，只取外國運動之行為層面建議，不深究當中追尋重返生活的抗爭精神，令致「環保」更陷落官商杜撰的迷思之中，卻甚令人憂慮。
其中一項本地題材是「行人區」。建議的港式行人區為的是令購物消費地點更乾淨吸引，以刺激消費。在英屋國「行人區運動」，所針對的是重新建立公眾聚會的空間，又讓孩子可以參與設計他們鍾意的遊玩地方，總的來說是回擊汽車的霸權泛濫--這些，正正是香港將整個意念中產化下所背叛了的精神。
事實上，香港的行人（消費）區建議絲毫不觸及公路擴張所意味著的汽車工業霸道橫行、及「擁有者」與「不擁有者」的生活空間的彼長此消。當然更不會顧及採油鍊油工業對當地社群的迫害，（因此蜆瞉公司可以在港取得「環保企業獎」、與綠色團體的關係也不淺）。事實上，在第三世界，單車行走與汽車道路乃是場嚴峻的權力不平等戰爭；婦女、村民、原住民等的生計自主、政治參與，都因著單車而有所改進，但「公路」卻步步反樸，借著政府偏頗的規劃安排，在大建汽車道路過程中將弱勢者的活動甚至空間步步削減、污染乃至消滅。
真正追求人在環境中建立關懷關注，也讓這些不斷互相關連的人和人之間，人和生物乃至時空的氛圍之間，得以滋養與發展，其實需要破除更多權力卡壓。若非如此，綠色工程包括甚麼「可持續發展」建制、環保城市）也不過是欺世盜名。例如「長江流域生態城市計劃」，策劃者開宗明義指出城市不斷擴張發展是必然趨勢，問題是如何令城市生活減少污染、比較「美化」舒適而已。整個計劃不涉及城市發展對鄉郊、農村造成的嚴重壓力，也自不會提出三峽工程的「不可持續性」--趕散人民、破壞社區、令生態全面改觀。
觀乎一些其他社群的環境改善及更新計劃，往往是衝著對弱勢者的隔離、標籤、壓迫而表達出反抗與釋放的訴求。德國一些城市重建計劃是要改善貧者的居住質素、或修整舊工業區及過往遭污染的區域。在芬蘭Lappland的廣大地區內生活的「少數」族裔，要維護其走向死亡（人口奔向城市）的村落傳統，及重拾村民的尊嚴因而在強調合作而尊重當地環境的前提下，開展了鄉村文化重建，嘗試雖合模於「現代化」而把外流的鄉人重新吸引回來。此外，美國一些城內的當地政府，更有透過不同的城市區域劃分為（zoning）條例的修改，將收入高與低的人士的住所都融入在一起。
尤其強列對比著港式分隔／排斥型態的綠色工程的，乃是各地的農民為保動植物物種多樣化而成立的各類組織--生態村、城市耕作社群、合作社農場、消費者運動組織、第三世界發展組織等等。這些群體理解到本土耕作向來是物種多樣化的優良伙伴，也是一個途徑，讓城市人探討如何在尋探自給自足的路上，減輕財團在農村大規模生產（以供應城市），從而引發的各種生態災害--包括單一化的耕作、使用化學殺蟲劑及種植基因改造的物種等。故此，它們的存在自受到GATT、WTO的條款的嚴重制約。但本國政府（在GATT、WTO的壓力下）迫令小生產者停產--例如推行只准種植「穩定、單一、標準化」的種子的條例，便遭到有關小型組織的耕作者以「公民抗命」（照種可也）的回應。
這等「綠色群落」向跨國財團、國家權力的不妥協，向本土回歸而又不斷探討不對外進行剝削的綠色道路，似乎剛好是港式綠化、可持續發展工程的完全對立面。果真香港的環保城市意念，正是而只是一個反面教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