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法國多蕩(Dordogne)一帶的農村小住，和在德國與舒伯特太太及其女兒安雅的小聚中，分別聽到一個夫妻檔、一個母女檔就環境問題引申的辯論，饒有啟發。
安雅在非主流系統內的Steiner School接受教育，後在大學讀公共法(包括環境法)。她認為人們只要有知識，就不會破壞環境、損耗資源--當然這「知識」要包括北方國家如何耗用南方國家的環境資源等方面。她母親舒伯特太太則認為問題出在態度與價值的改變，否則知而不行，有何作用？
在此爭論上我插口追問安雅，「知識」如何被選取出來，甚麼「知識」被確認為與環境有關，到頭來還不是基於一些價值與態度？例如將千百年來各地農民選種及其他生態耕作的知識貶為「落後」，致力抬舉基因工程與基因改造作物為「真」知識，其實就是將力奪專利權的農業化學和食品生產跨國集團，視作「知識」的來源。來自香港的一位朋友艾眉，更提醒此中涉及的「權力」問題，我便乘勢提出第三世界及弱勢的人民在「知識」傳播和審定的過程中(部分透過西方主導的教育機制)日趨邊緣化、民間知識慘被壓抑的情況。
在法國農村的一對夫婦阿倫和素鍚也有一場辯論，涉及環境與權力的問題。阿倫認為鄉村生活到底有別於城市，素鍚則不同意。素錫指出，即使鄉居有個火爐冬天取暖，現時往往也不是原地取柴生火，而是靠遠程而來的電力提供暖氣(多數是核能發電)；鄉郊的公共交通(如火車服務)也日漸削減--因為經濟自由化下走私營化或企業化，多數戶口遂成了多車家庭。凡此種種，顯示農村也被捲入跨國企業主導的經濟自由化的漩渦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