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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教育有利「恐同」 文思慧
遇到歧視、不公義、偏見......一般人都傾向盼望從(一)法律及(二)教育這兩個層面去帶來改變。其實，這兩個層面也不是截然二分的：一方面，由立法到司法，在在都可以是教育材料或過程；另方面，接受了現代教育的人，無論是法律專業人士或一般人，其想法、信念或偏見都會影響法律制定與執行的走向。固然，我們不能以法律的內容和發展方向去涵蓋教育，但是，將其餘的重擔留給「教育」亦要十分小心，絕不可讓「教育就是解決問題的最終方法」一句豪語，掩飾現代教育在整個建制中所扮演的將人性扭曲正常化的角色。 近日校園內發生校方強迫老師就同性戀議題表態、老師逼學生簽名反對同性戀等等，製造「恐同」白色恐怖。其實，這類鎮壓少數及不合主流價值的作風，並非偶然，學校教育中早已種下有關的文化氛圍及行為訓練。今朝恐X，明天可以反Y，不斷異化自己，迫害他人。這些普遍存在於學校的惡質元素，我們經已習以為常，以至滲入了大眾有意識或無意識的認可機制，對之難以作出反省和揭露。福柯(Foucault)為我們展示了權力在現代「理性」世界中運作的複雜性，這些複雜的運作途徑，透過在地的對不同學理及機制作宗譜(genealogical)研究，才會慢慢被披露於我們眼前--精神病學、精神病院、懲教機制、性教育、性論述等，莫不如是。故對於學校教育作出這種宗譜研究，也是當務之急。此外，不讓我們埋葬於這些權力結構之下，帶著尋找另類出路的顛覆性去對學校教育進行基進(radical)的剖析，亦是理所當然的事。苟非如此，性傾向平等運動及其他改革運動，若然倚賴「教育」作為解決問題的最終歸趨，反而會導致錯愛、不美麗的誤會、甚至認敵為友。 有關性傾向歧視的立法，假若事成，預料將如很多社會議題的立法一樣，往往是幾個小圈子襄談、讓步、妥協的結果，即是會有各種豁免存在，例如讓一些宗教辦學團體可以按照其「教義」去「教育」學生對於同性戀的負面看法。當然，未必所有這些學校都會如此做，但在現時的學校建制(以下對此建制會有較詳盡的剖析)下，這樣的法律豁免難免會招致一個最低公約數的做法，令立法在學校所可能引起的一點教育作用也成泡影，反而令到謹小慎微的作風成為主導，性傾向教育成了只是強調及要求學生反X其宗派領袖所定音的教條及判斷，而不敢越雷池半步。 但，真正的教育是基進的教育，是要人從基本的問題和原則處認識自己、建立自己，從認識身處的環境、世界、生態去領略自己的限制、衝擊自己的偏見，所以，亦包含自建制權威及複雜的權力結構所加諸的制肘中釋放。因此，尊重差異、挑戰權威、開闢小眾身份認同和充權的空間，就是進行教育的必要條件及旨趣。在無視此前題之下，強行推行與性小眾及被邊緣化人仕有關的議題教育，只會造成一再強化主流觀點，壓抑這些議題所本應包含的價值反省，因而對邊緣小眾帶來進一步的傷害。基於同樣理由，我們亦會質疑在不能真正反權威、重差異的學校氛圍下推行所謂「通識教育」，觸及性別、性傾向、社會公義、公民、人權、道德、環保等議題，是否只會為掌權者和持偏見與歧視態度者製造開明面貌，讓小眾進一步被矮化而消音。 以下讓我們嘗試揭露學校教育在建制中的角色，和學校中權力如何運作以建構人們身體與思維的習慣，及這些習慣如何成為「恐同」的溫床。
一. 整個學校教育本身就是一個不斷排斥的過程，競爭的主調以及分流、淘汰、種種差等對待的安排，都令到學生習慣以成敗來解釋自己及他人的際遇，不去質疑結構性的不公平，由此而學會接受以及理性化資本主義分配不均的經濟及社會安排。在這種學校教育裏，大家習染了不從一個平等的角度去譴責歧視，更不會站到被歧視者的一邊去，而被歧視者亦不傾向捍衛自己的權利。校園暴力欺凌弱小是明顯的排斥，人人都會譴責，然而校園內以「優勝劣敗」、選拔優才為名而行使的暴力與欺凌，卻反而被視為理所當然。這些隱蔽的歧視課程，可說是學校教育的骨幹。 二. 這種以成敗論獎懲的學校教育文化，養成崇拜成功、不求是非的習性；追尋真理和建立自己去超越偏見的能力，便當然不再重要。在學校裏，形式主義掛帥，對真理漠不關心，學生的信念、興趣是甚麼都不必重視，正是以成敗論獎懲的必然結果。因此，學校裏重要的是管理系統完善、學校的運作得以順暢推行、教學的進度可以順利完成、沒有投訴、沒有差池、甚至成功地令學生膜拜成功。而形式壓倒一切的例子，比比皆是：宗教早會中的儀式，信徒與非信徒都要照做；對國旗國歌有沒有感情，都要行禮如儀，口說尊重。再者，在現代學校的機械化堂數操作下，一堂接一堂，一科接一科，X堂時不准思考Y科的問題--即使你對Y科問題的興趣多大，老師的重點只在於你對他/她在X堂的說話是否留心聽。在這個廣泛對漠視真理、真誠的情況下，甚少人會去挑戰權威訂下的規則和價值，大部分人反而會對那些質疑既定規則和價值的「滋事份子」不滿，認為他們阻礙大事，影響他人達致「成功」的效率。 在一個有關未來要推出的中學普及「通識教育科」的諮詢會上，當筆者提出如果通識科涉及爭議性課題但不具批判角度，就容易引導學生學會「見人講人話，見鬼講鬼話」時，一位當局委任的課程設計委員就回應說：「『見人講人話，見鬼講鬼話』令學生適應社會，又有乜野唔好呀？」教育與追尋真理、活出真誠脫鉤至此，夫復何言？ 三. 香港的教育一向被垢病為「填鴨」教育，認為是考試主導所致，誠然，考試主導會培養學生只講求正確答案，但事實上即使考試被取消了(例如小學會考、學能測驗等)，學校講求標準答案的風尚，卻方興未艾。可見，問題的核心不單在於考試，而是在於操控。學校的權威、不平等結構，以及現代學校所身處的大社會環境之講求有效管治、成功達標，均令到學校很難開放空間，老師很難放下身段，去讓學生不陷入非對則錯的思維模式(而「對」的標準則由權威釐定)。這種「教育」對於「妖魔化」部分人來鞏固權威(作為「降魔者」)的地位，實在相當有效。然而，一個人能夠真正尊重差異、敢於挑戰權威，是需要理解到眾多問題的複雜性，而每個人在站出自己立場的同時，又要有不斷學習及自我改過的能力。所以，學校教育將問題簡單化處理，正是為一個封閉及恐懼異見的社會鋪路。至於時下學校流行的專題研習(project-based learning)，以探討「爭議性」問題為標榜，則在上述的學校「形式主義」的文化前題下，既然沒有要求建立信念、追求真理，故往往只淪為轉述各方權威人仕的意見(並曲解為「正」「反」雙方意見)，認為這就是保持「中立」、「理性」。這當然亦不過是簡單化處理問題的做法，目的不外乎符合專題研習的標準答案。 四.學生在學校備受評核，無論在學業或品德方面皆如是。在全球化日益擴張的趨勢下，猶恐人們追不上種種經濟轉型、消費潮流，因而進一步催谷全方位適應大勢，由之而產生的評核熱潮，更見熾烈。在學校無休止的評核下，訓練有素的學生不會只是等待權威來評核自己，更學會恭慎戒備，隨時按照權威怎樣評價自己來看自己(及他人)，帶著認同建制價值觀(不管建制是甚麼)的傾向，運籌帷握，看風駛(巾里)，可以說：大家都變成建制的一部份了。可見，學校權威文化，實在是奠定了大眾內化當權者的價值觀、對於異議聲音則聽而不聞的基礎。 也許，學校內會有一些不以權威壓人的教育工作者，會理解、關心和肯聆聽學生的意見，學生亦會覺得他/她們是特別好的老師。然而，他/她們能給予學生的空間，意味著這個空間也可以收回，而不是學生應有的權利。在另一層面，真正的空間往往需要悉力開拓的，是建立在一個共同耕耘出來的尊重異見的文化之上的；而那些不以權威壓人的教育工作者，若只是以溫和的方式將「出位」學生重新納入正軌，那就只不過是建制的「外展工作隊」罷了。 五.學校教育愈發達，即與國家及市場經濟體系的關係愈密切，於是出現了問責性(accountability)的論述，要問責就要評核，國家及市場要不斷評核學校，學校就不斷評核老師與學生，所以為評核而做的監控便愈趨全面，鉅細無遺。在這個「局」中的學生無時無刻不受到各種「關注」，福柯所說的滲透於日常活動和習慣的權力操作，至此擴張不已，由課內延伸到課外，由校內延伸到校外；通過功課、課外活動、家校合作等，無形中是更加嚴密地監控下一代對全球化體系的「適應」過程。而整體來說，現代世界的強迫性學校教育製造了一個延長的兒童及青少年時期，令人在成長階段長時期脫離生產，被隔離於真實世界並接受保護及模塑，失去建立「生產自信」及從之引申的學習自信的機會。這機制壓縮了新一代自由反省的空間，種下他/她們日後在社會上不斷扮演既定角色的作風，而不是由自己決定自己的人生取向。試問，沒有自主獨立的人格和觀點，又如何懂得尊重其他獨立人格的觀點，和展開與主流以外的「邊緣」人士的對話和溝通呢？「恐同」的產生與這種背景，又豈無關係呢？ 一個「恐同」的社群，亦可能對其他持非主流價值人仕進行歧視和壓迫，這實在是社會的隱憂與不幸。「恐同」是在封殺他人的同時，也封殺了對自己在性別、性向、知識、品格等方面要作的反省與釋放。另一方面，正因同志身份挑戰的，是孕育歧視、偏見的主流價值體系，故同志運動不能靠高舉主流社會價值(如同志也可以競爭成功、對資本主義經濟的貢獻)來證明同志應享平權。基進的同志運動，所可能帶來的反省與釋放，會直指孕育歧視、偏見的主流價值體系。而這個龐大的主流價值體系中最核心的是學校教育，及與它遠近呼應著的「學校化社會」(即Ivan Illich認為以學校所代表的價值觀去運作的社會，例如充滿監控的工作崗位及社會生活)，則更是同志運動不能不正視及深刻批判的。我們曾目睹沒有批判角度下，公民教育墮落成機會主義愛黨愛國教育，個人成長教育則成了EQ、AQ等順民訓練，環境教育則教大家大搞徒添浪費的門面工夫卻消耗地球依舊，性教育則淪為鞏固主流性別角色、性別定型、一夫一妻努力工作供樓維護社會安定繁榮；性傾向教育往何處去才不墮入同類陷阱？這個問題定必要從基進處問起，實不言而喻。一位中學副校長曾說：「我們一些在校時比較頑劣的學生，畢業後不出三兩年，就回來向我們表示感激，說現實世界中的那套價值，原來就是學校當年教過的那一套，悔恨自己沒有趁早學好，適應社會。」她繼續說：「可見我們教育工作者根本不用擔心，或遲或早，學生都逃不過我們這一套的﹗」試問：同志運動又豈能在不拆解教育迷思之下，去期望教育會站到他/她們這一邊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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