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大學人文學院 西方現代文化與藝術課 期末作業
馮儁熙
二零零四年五月十三日
二零零六年三月八日修訂
回應黃河清老師的《現代與後現代》一書
及其文化的民族主義
這篇文章是一份讀書報告，但與一般的讀書報告不同，我針對書中的內容，向作者（也就是教我課，看我這篇作業的老師）提出了十一項回應。有些只是簡單地回應一下老師的觀點，作了一些補充；但第十和十一項，則可說是本文的用心所在。
馮儁熙
二零零六年三月八日
十一項回應
1. 社會結構的轉變
3. 基督教與人類中心主義
4. 神聖家庭與三位一體
5. 語言、道與邏各斯
6. 直線加輪迴
7. 有關日心說的論述
8. 環境保護與管家概念
9. “生物學的死胡同”?
10. “民主”
與 “為民”
11. 論 “文化的民族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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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我感謝老師的教導。我認為老師對現代性的五點分析有助我把握現代性的本質,而以此為基礎的對後現代的分析,尤其是 “後期現代主義” 與 “真正的” “後現代主義” 的區分,亦很有見地。另外,老師對現代與後現代的西方藝術的介紹,也為我打開了欣賞它們的路徑。畢竟在過去,[我]雖有去博物館欣賞藝術品,但對印象派以後的西方藝術,真是看不出個所以然來。
不過我對老師的一些觀點,卻有所保留。以下的部分,我將逐一加以討論。如有不敬之處,敬請見諒。
十一項回應
我認為當一個社會,由傳統社會(無論是西方,還是中國)蛻變為現代社會之後,其社會結構已發生了根本的轉變(如在今天的中國,大家族的消亡,核心家庭的出現;君主專制的結束,共和制之建立),是不可逆轉的。即或重返傳統,也不可能回到中世紀,或回到萬曆十五年。後現代的回歸傳統,只是在現代社會的建制下,個別地,或小社群地,回到傳統的價值去。那只會是重新經過詮釋的傳統,一個經過現代性洗禮的傳統,除了少數的基本教義派(或作原教旨主義者)例外。如昔日儒家的社會基礎—君主政體、官僚士大夫階層、大家族以及穩定的農村社會結構都已是十去其六七,新儒家思想已成為一種以個人倫理為主要範疇的世界觀,與昔日的儒家已有很大的不同。
書中提到人類中心主義在西方如何推動了科學與技術的發展。我要強調科技進步本身是文化轉變的一個重要因素。正如火藥改變了人類作戰的方式,羅盤促進了航海的發達,兩者對西方的大航海時代,以及後來的殖民主義,產生了舉足輕重的影響。而視野的擴闊,倒過來又影響了西方文明的發展。今天,電腦的廣泛應用,互聯網(大陸稱因特網)的普及,對人類的思考和溝通模式,也產生了很大的影響。彈指之間已可知天下事,世界各地的文化在一個虛擬的網絡裹互相交流。雖說文化有強勢與弱勢之分,而美國又是當今的電腦王國,但同樣地,我們亦是通過互聯網,第一次可以直接與來自其他第三世界的人交流,看他們的網站,了解他們的文化與歷史。所以,一方面,我們看到現代性的普及化,也看到非西方的傳統文化對西方現代文化的滲透,還有非西方文化之間的互滲(如日本、韓國、台灣、香港與中國大陸之間流行交化的相互交融)。所以老師在書的438頁結論中所重提的 “中體西用” 論,我認為是不可行的。
老師以費爾巴哈的觀點來理解基督教,我理解你的看法。不過,作為一個基督徒,我不認同你的觀點,你也會理解吧。再者,將基督教思想與普羅泰高拉的 “人是萬物的尺度” 同放在人類中心主義的旗幟下, 我也不能苟同。
當然,以你的分析,凡是不把人與萬物放在同一個層次上的, 不提倡萬物平等的, 都是人類中心主義。但我也要指出儒家也說 “人禽之辨” 啊! 基督教強調人與萬物同是被造物(creature), 但因人是被上帝按祂自己的形象所造, 故此人有別於亦高於萬物, 所謂 “造物之冠/顛” (crown/climax
of creation)也。此可謂基督教之“人禽之辨”也。而老師亦沒有提到基督教神學裡 “管家” (stewardship)的概念。(下文將有所闡述。)
第33頁提到的 “神聖家庭” (Holy Family, 中國天主教一般稱 “聖家”)該指約瑟、馬利亞與耶穌。約瑟非聖父也。 “聖父、聖子、聖靈(中國天主教稱 “聖神”)”才是三位一體的上帝。所以第33頁第6行說錯了。希望老師在出下一版時訂正。
第46頁末3行中的 “原始之初是語言”, 聖經中文和合本(今天基督新教中,使用最廣的中文譯本)譯作 “太初有道” (約翰福音第一章第一節首)。 以 “道” 譯邏各斯, 妙譯也。
在第63頁,老師提到 “中世紀的歐洲也是以輪迴型時間觀占主要地位。”我認為應該是在直線的 “救恩史” 的基礎上,有一年復一年的自然界循環才對。當然,在中世紀、文藝復興及宗教改革時期,歐洲人都有一種溯古以求真理的趨向。不論是聖經時代、還是古希臘的黃金時代。所以我認同老師所說的,進步論是較後近的思想產物。
我雖不一定全盤接受進步論,我亦非社會進化論者,但我還是相信時間的直線性。這當然與我的學術背景(自然科學)和信仰(基督教)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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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91頁,最後一段第三行: “哥白尼的日心說,使傳統神學堅持的地心說破產。” (斜體是我加的)我覺得有過分簡化歷史之嫌。我認為托勒密的地心說與中世紀神學的關係要複雜得多。由於當時西歐的天文知識,就是托勒密的學說,因而,當時的天主教徒,據此以理解聖經,亦是無可厚非的。反過來,有人據聖經以支持地心說,但在神學界中,對於可不可以用聖經去支持某一個自然哲學的理論,歷來是有爭議的。伽利略就說過: “聖經教我們怎樣上天堂,而不是天體怎樣運轉!”(The Bibles
teaches us how to go to Heaven, but not how the heavens go!)一般人對伽利略之受逼迫的理解是,宗教逼迫科學的發展。但我認為更好的理解是,同一宗教內部對於聖經的解釋與自然哲學(自然科學)之間的關係,有不同看法,最終以一方逼害另一方來收場。因為當時日心說在新教地區廣泛傳播,受部分新教徒支持,為伽利略的作品寫序的是一個新教徒。當時的教廷感到是一種威脅。再者,教會高層換了班子,新的主教沒有像之前的一個這麼支持伽利略。最後,伽利略在他的書中,用了二人對話的形式來表述他的理論,而其中被醜化的反面人物,很像某教會高層人物。因而最終招至攻擊。我對於 “傳統神學堅持的” 這說法持保留態度。
過去曾有人把環境破壞的責任,歸罪於聖經,認為是它鼓勵了人破壞環境。我想一般人忽視了基督教神學裡的另一個概念,即管家概念(stewardship)。大自然乃上帝所創造,其主權屬於上帝。上帝把大自然交給人類管理,人類有責任在利用和開發大自然的同時,好好的保護它。因為人作為一個管家,受託管理大自然,要為其行為對上帝負責。這亦聯想起現在的時髦名詞 “可持續發展”。
第291頁:「生物學已陷於 “生物學的死胡同”」這種說法,我恕不苟同。二十世紀後半葉是生物學突飛猛進的時代。從1953年,去氧核糖核酸(DNA)的雙螺旋結構(double helix
structure)的發現,到最近人類基因圖譜工程(Human Genome Project)的成功,大幅度的改變了生物學的面貌。「醫學自從有 “抗菌素” 以來沒有任何 “革命” 的東西」(第291頁)就更荒唐。自從確認了去氧核糖核酸(DNA)是生物遺存密碼的載體,以及解開了基因的密碼解讀(encoding)和複製(半保守性複製,semi-conservative
replication)之謎以來,遺傳學產生了巨大的變化,由孟德爾(Mendel)的古典遺傳學進展至今天的分子遺傳學。眾多遺傳病的病因已被發現。試管嬰兒亦不再是新聞。去氧核糖核酸(DNA)鑑定法被廣泛用於身份鑑定上。多利(Dolly)羊的出現更使克隆(cloning)技術成了時髦的話題。難道這不算 “革命” 的東西嗎?
「為了維持科學進步的假象,許多科學家開始自欺欺人,……諾貝爾獎金新近的得主們,越來越少有他們前輩們那麼激動人心的發現。」(第291-292頁)我不是科學主義者,但作為一個生物醫學的畢業生,對於老師只引了一本雜誌的說法,就大發以上的[議]論,我為老師感到可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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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堅定的自由民主主義者,老師的立場,恕我難以苟同。我不否認老師提到的有關 “民主”、 “自由”、 “平等” 和 “法治”等概念的內涵的問題, 也不否認要在中國實踐真正意義上的自由民主是很困難。但我仍然深信多黨制自由民主憲政是比現時的共產黨一黨專政的所謂 “人民民主”制來得好。
第376頁中引阿隆的《進步的幻滅》一書所提到的歐洲人不再相信代議制的優越性。我認為這不符合(起碼是我的)經驗事實。即或今天在英國,國會及地方選舉投票率不高,但我可以肯定,沒有人會願意把英國變回從前的君主專制或變成像中國大陸一般,由共產黨一黨專政。
我認為多黨制議會政治的優點在於容許不同政黨的獨立存在(而不是由中共 “領導”各民主黨派),讓他們代表不同的政見、不同群體的利益。通過公平的選舉,讓人民有選出其代表的權利(而不是由執政黨先欽定了候選人,再由人民去 “形式上”投票選舉)。雖然代議制不是直接的民主(即老師的嚴格定義的 “民主”),但這是間接的民主。不要以為間接的民主不是真正的 “民主”,就連選擇的自由也從人民的手中奪過來。(最近全國人大常委會釋法,否決讓香港人在2007年普選行政長官,在2008年普選立法會。後者不談,我只談前者。難道香港670萬人都是 “民智未開”的 “愚夫愚婦”, 所以寧可要一個沒有代表性的,只會仰北京鼻息的800人選舉委員會,由他們來選出一個被北京欽定,卻被香港人所唾棄的董先生來連任兩届行政長官,而不讓我們投票選舉!真是怒不可遏!)
我不是說 “民主” 就可以解決一切問題。但容許真正意義上的反對黨和獨立傳媒的存在(不是再由中共領導),結束一黨專政,才能真正起黨外監察的作用。只有現在的黨內監察是遠不足夠的。
“為民”(即民本思想)與民主並非對立的。民主政體中的政治家亦應該是 “為民”的。一黨專政“人民民主”的“為民”與多黨制自由民主政體的“為民”的差異在於, 前者自命是代表“人民”的,是與人民一致的,所以反對它,就是反對“人民”,是“人民公敵”,就算執政黨不稱職,人民亦沒有辦法以和平手段,更換政權;後者的執政黨是人民通過公平的選舉推選出來,在一定的任期內完成它 “為民”的任務,若果它沒有真正“為民”,或達不到人民的要求,人民可以通過選舉,以和平的手段,在其任期結束時,更換政權。
推動中國的民主化,並不是中了美國 “亂而治之”的圈套(第469頁)。民主的中國,不一定亂。特別是由現在的執政黨主動地一步一步去推行政治改革的話。第一步首先是開放傳媒,讓中國大陸有真正意義上的傳媒監督,而非只是黨政的喉舌。當然與五六十年代相比,現在的中國大陸已有不少進步,但要走的路還很長。
老師的思想,當然有其過人之處,但我擔心,你這些 “反民主” 言論,只會助紂為虐,為中共一黨專政,打壓異己,提供理論依據。當然,如果你支持中共一黨專政的話,那我只能慨嘆:道不同,不相為謀。
民族主義是一把兩刃的劍,文化的民族主義也不例外。若一個國家的主體民族提倡民族主義,以 “抵禦” 外來文化的 “入侵”,不知不覺間,亦會激發起國內少數民族自身的民族主義。最明顯的例子是,新疆的維吾爾族的反漢情緒與分離主義活動。老師在課堂上回答我的提問時說,你的主張正是要保護少數民族的文化。對不起,話說得好聽,但實際上做不到。繼續用同一個例子來說明我的看法。我認為只要一天我們漢人不願意接納伊斯蘭教及其文化為“中華文化”的一個組成部分,那麼維吾爾族永遠不會視自己為中國人。一般人(包括老師在內)在論述中華文化時,都是以漢族為中心,以漢族文化代表(甚或等同於)中華文化。所以儒道佛就是“中國的”,相反,一神宗教就是“外國的”。那麼我看,這樣下去,新疆有一天,也會變成外國了。
文化的民族主義容易產生狹隘的排外思想 (我不是說老師排外)。在如今愈來愈多元的世界裡,追求純粹的民族文化是不可能的事。國與國之間的人口流動隨著跨國貿易和交通的發達,以及冷戰的結束,而日益頻繁。在同一國家內,多文化的共存與互相涵化是在所難免。追求同質的民族個性,是不切實際的。中國文化本身就不是同質的,而是多元的。同質的文化夢只是民族主義知識份子建構出來的神話。文化是互動的,濡化(Enculturation)與涵化(Acculturation)過程是不斷在進行中。難道南北朝及隋唐時代的中國人,因為來自天竺的佛教之大盛於中土,就失去了民族個性?
我可以理解為什麼你認同亨廷頓的觀點,因為你要提倡你的民族主義,追求所謂的民族個性,也自然要容忍人家也要這樣做,這才公平嘛。如果要跟著亨廷頓走的話,豈非所有移民美國的華人都應該放棄本身的中華文化以取得一個地道的西方身份(Western
identity)呢?那亦無怪乎維吾爾人覺得漢人要把他們同化掉了。
為什麼不讓我們每一個年青人選擇自己的路呢?如果一個維吾爾人喜歡漢文化,愛說漢語,不再信安拉,而且想到上海打工去,按老師的“文化的民族主義”主張,他不就是“數典忘宗”嗎?如果一個美國白人,對佛法很感興趣,在家參禪禮佛,甚至出家為僧,按老師的主張,他豈非放棄了他的民族個性?為什麼這麼害怕中國的年青人向西方、向日本、向韓國等學習呢?難道其他國家的人就沒有向中國學習?
概而論之,我還是提倡一種開放多元的世界主義。無論你是漢人,還是維吾爾族人,無論你手持中國護照,抑或美國護照,無論你信仰孔孟,老莊,馬克思,柏拉圖,佛陀,耶穌,還是伊斯蘭的真主,你都享有自由選擇你的文化歸屬,不需要背負數典忘宗的惡名,也不用懼怕民族主族者對你的批評。
我相信老師是一個胸懷廣闊,海納百川的人。正所謂 “初生之犢不畏虎”,加上我不是中國大陸人,所以直言無諱。以上所言,如有不敬之處,敬請原諒。[……]將來你若有機會到香港或英國的話,歡迎你來找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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