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勇威從世說新語看魏晉南北朝的文學

中國文學源遠流長，殆先秦詩經、楚辭，至當世之新詩，歷久不衰。實因文學會變動，非一潭死水。千百年來，無數才子佳人嘔心瀝血將生命力注入這文學大溶爐當中，產生無數的文學體裁及作品。誠如王國維先生言「一代有一代之文學。」[1]，其論幾庶矣！

至於魏晉六朝，雖云其為分裂與黑暗之時代[2]，然而在文學發展史上卻踏出重要的一步。六朝品評風流，上承楚辭、漢賦之綺麗；國風、建安之質樸，人們開始對文學有一種自覺性，遂創文學批評論。其時論者輩出，諸如曹丕、陸機之流草創論觀[3]。至梁之鍾嶸《詩品》、劉勰《文心雕龍》等更將文學論評推至另一更高之階段，成為後世評論著作之濫觴。及後齊之沈約立音律之說，更令我國之文學風貎為之一大變。使文學除重文意外，亦重音律，下開詩詞曲之先。此可謂時代進化之徵矣。

而《世說新語》則為一士人小說，記載魏晉名士諸如其當時之生活態況、思想等的一部著作。書之特點言簡而意賅[4]，我們可從其文看出很多與當時相關的文學作品之評價[5]。是故本文將以其為楔子與當時其他之著作及後人之評，展現其時之文學發展趨勢及文學觀。然本文或有以管窺豹之譏，以偏概全之論。故讀者聞而撫掌亦是所甘心[6]。

在論及六朝文學前，我們先要清楚當時之歷史背景。因歷史之發展對文學有直接而重要的影響。諸如東周之百家爭鳴而有諸子散文、元之漢人受貶而有詩人寄情於曲。是故可謂文學之流變受制於史，文與史不可一無，且未能二分，後世論者實不可不察。

漢之選士基於察舉，偶而徵辟。察舉者，以地方大員察一州之賢而上舉朝廷。徵辟者，由帝下詔招賢，如武帝之大儒董仲舒則由帝詔「賢良方正」而出仕[7]。而何謂賢？這其中泛指有德行，諸如孝、仁等均謂之賢。然而這變相等於無規可循。另諸州太守又有升黜之權，太守任用私人遂不能禁，人之賢否亦不可知。這衍生出如錢穆先生所提出的「二重君主觀念」[8]。一州之寒士為太守所拔而為官，其對太守知遇之情當感激流涕，其後又或獲薦為他州大員，然則該寒士對其舊主(州太守/州牧)猶有主僕之情。故舊主有難，或有上書陳情，或有拔刀相助，視漢帝如無物。更甚是若該舊主身故而其子無依，舊主故屬則拔其子，形成一循環，地方士人勢力遂大得足以影響中央[9]。如漢末袁氏四世三公，於冀北得以坐大為其一例[10]。

至魏時，其承漢末腐敗，士大夫多明哲保身，遂清議成風，月旦人物。故曹丕從陳群議而立「九品中正」欲革察舉之弊。九品中正制指以人之才而分九品，再以地方名士為中正官，每年將人才以其能而黜陟，制之理念雖佳，然於其時則未可行。因中正官仍由名士任，其名雖無實權，然升黜隨意則與漢末太守無異。以致「上品無寒門，下品無勢族」[11]，此舉反令魏晉六朝產生「門閥制度」[12]。此外，六朝之王侯大多雅好文學，如三曹、劉義慶、蕭統(昭明太子)等，上有好者，下必甚焉。是故文壇亦操於高門﹝王官貴胄﹞之手[13]。

古之為文，或抒情若離騷、敍事如史記、議論似過秦、盬鐵之流[14]，不過其類，然文學論評則無有。

子桓典論高下人物，敍七子之優劣，文學論評自此而見於後世[15]。陸機文賦獨繪匠心，文中涉為文之技[16]，荀勗、任昉諸子亦有文章。至南朝梁鍾嶸著《詩品》、劉勰著《文心雕龍》。二子專著論評文學。《詩品》探詩人之承，議其品第。《文心雕龍》究文體之源，論其工拙。[17]此二書可謂六朝論評之雙壁，後世皆奉之若楷模。

漢末建安，國遭黃巾民變，國家復原速度緩慢，以致十室九空，民不聊生。詩人對此多有憤慨之色[18]。故見「志深而筆長」，文風則「梗概而多氣」[19]。後人稱之曰「建安風骨」。

魏踐漢祚，司馬當道。時值三國亂世，變亂頻仍，人心屢有不服，以致內亂迭起[20]，中央屢施高壓以馭下，名士遇害者眾(孔融、何晏等)[21]。士大夫敢怒不敢言，遂寄情品評人物，加以佛、道乘時而起[22]，士人尚虛無，反智[23]而輕禮[24]，時人詩中多避世思想[25]，時為魏齊王曹芳正始年間，遂稱「正始詩風」。

司馬炎篡魏改元太康，華夏又復一統，稍見小康。詩人輩出，有謂「三張二陸兩潘一左」[26]，其時文風綺麗、重詞藻、愛擬古，可謂六朝文彩最盛之時。

東晉播遷江左，士人求逸樂再無遠圖，未免有「新亭對泣」之嘆[27]。玄言詩再興，然其「理過其辭，淡乎寡味」著實乏善足陳[28]。

至東晉末，陶淵明突起，作田家語自成大家，其詩之異於當世文風而獨樹一幟，為一異例[29]。

至於宋齊梁陳四朝，自沈約倡聲律，文學體裁漸產生變化，古體五言詩已至末流，與駢文相交替。駢文求平仄相協，音律鏗鏘，成為一時潮流。而北朝則年年征戰，胡主尚武者眾；移國大盜者亦俯拾皆是，無暇亦無能為文，故鮮有好文者。其時文士雖頗豐，諸如庾信、魏收皆屬文[30]。然其皆為南人，文風亦無異於南朝，故鮮有評北文者。

綜觀魏晉南北朝之文風，自建安陳思尚詞藻華茂[31]，而至太康五言詩之極致。東晉以降，詩人逐綺麗，附聲律之助誘而至駢文之大盛。亦可謂自剛健而趨婉約，由五言而入駢，其橫亙四百年至唐初猶不能止，此乃我國文風之一大變態。

六朝文風繼陳思，眾皆尚綺麗。凡非詞采華茂者，皆被摒棄於佳作之外。於世說新語中多有所見[32]，如曹操為文沈鬱剛健，鍾嶸雖有「曹公古直，甚有悲涼之句」之評，然亦未免置其於下品之慨[33]。若夫陶潛之作品，更不見於世說新語、文心雕龍[34]。詩品謂「其質直」，為「古今隱逸詩人之宗」，亦止於中品。鍾嶸更因此二例而遭後人非難[35]。六朝文風重婉約、喜「情兼雅怨」(上品之佳作)[36]，可見一斑。

此外，因門閥社會之關係，文壇操於高門之手，令士人對於佳作之定位，多了一份趨炎附勢的味道。庾闡之揚都賦相比左思之三都賦，後人看來二者差天共地，無可比擬。然而當時二者之文皆令洛陽一時紙貴，可見名士一語舉足輕重，同時亦看出寒門之可悲。向使皇甫謐不為三都作序，加之庾亮再多加宣傳，或許今天只有揚都而無三都，寧不可歎﹖[37]

由是觀之，作品之價值與時代脫不了關係。今天我們褒曹操氣韻沈雄[38]，陶潛文章不群，而非六朝時人尊潘、陸，置陶、曹於中、下[39]。誰知百年之後，四子評價孰高孰低﹖蓋因我們這時代評價作品時未免受歷朝論評影響，加入了作者之道德、人格，再由此而評該人作品之優劣。我們將曹操視為豪邁的革新者，陶潛定為超然出世之隱士。故二人之佳作均發自胸臆，噴薄而出。至於潘岳、陸機則被評為趨炎附勢的投機者。故二子之佳作又多被評為雕琢刻鏤[40]。然本人認為如斯論評並不公允，這引起本人探討「文格」與「人格」二者關係的想法。

「文格」指文章的風格、「人格」指人之品德。論及文章與人格之關係，今以韓愈之倡作一反證後而述我等之見。

韓愈提倡人格素養為文章之根本，其謂「氣盛則言之短長與聲之高皆宜」、「其中而肆其外」、「夫所謂文者，必有諸其中，是故君子慎其實。」[41]，多有文章以闡其論。後人多以其論為據，審文均以「文格」與「人格」相提並論。稍有「人格」不如「文格」者，則大鞭其文，以為糅情[42]。然我等實不敢茍同。需知韓愈為文之時，儒家面對空前之危。蓋因釋道於中晚唐大盛，有凌儒家之勢[43]。是故韓愈倡文道合一、文以載道，將文格與人格相稱，實情非得已。然後學卻不知底裏，只知崇韓論，不知人格之多變而無規可依，只懂唯唯前人之辭，而不識通變，惜哉！

反觀乎魏晉六朝，「文格」與「人格」之關係根本非議論之範嚋。諸子之說，如劉勰者亦只言及「文」、「筆」之分。然此「文」不同彼「文」，劉勰曰：「無韻者筆也，有韻者文也。」[44]此「文」與「筆」二者皆就文章而言，因時人多作駢文，重文筆技巧而輕文章內容，多為空洞之無病呻吟，並未言及「人格」與「文格」之關係。是故有德之士未必能為文，奸佞小人亦未必無名篇。

六朝名家論文者眾，然以人品而衡其作品則未嘗見。君不見賈謐廣納文士，一時名家如潘岳、陸機等皆為其羅致為「二十四友」[45]。君不見潘岳、陸機因依附權貴而有一語成讖之恨[46]，華亭鶴唳之嘆[47]。然二子作品在時人心中仍有淺淨、深蕪之譽[48]。如此瑕不掩瑜之證，自不待言。至於專門之評著，《詩品》列潘岳為上品，劉勰又評其文「鋒發而韻流」，二書通篇均無一貶之詞，可見潘岳拜路塵之窘[49]與其文之高雅[50]，二者在時人眼中並無相牴。評其文造作者，皆非六朝之士，眾大抵出自唐宋以後，多受韓愈之議所影響。如宋之張戒[51]葛立方[52]、金之元好問[53]元之陳繹曾[54]、明之陸時雍[55]，清之趙翼[56]王夫之[57]均有撰文毁其文。其中元好問一句「爭知安仁拜路塵」，更千秋論定。

然「人格」這東西，非但難知，且往往出自後人之諸般想像。誰知李密是否懼仇人眾多之朝廷而有陳情[58]﹖安知諸葛亮是否怕小人謀害己身而埋首出師[59]？白居易詩云：「周公恐懼流言日，王莽謙恭未篡時，向使當初身便死，一生真偽復誰知」[60]。此進一步證明人格之多變而難知。既然如此，用「文格」與「人格」之相稱而甲乙該人作品之優劣也甚是無謂。倒不如反璞歸真，用持平之態度看待文學，掙脫這唐以降之「文」、「質」論枷鎖，用回六朝「文」、「筆」論─這種真正的「純文學」觀念，論作品是否因情而生文，是否胸中自然流出，足矣。

《叢書集成初編》，王雲五編，上海、商務印書館，一九三六年

[1] 《宋元戲曲史》，王國維撰，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12月第1 版頁1自序: 「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學：楚之騷，漢之賦，六代之駢語，唐之詩，宋之詞，元之曲，皆所謂一代之文學，而後世莫能繼焉者也。」

[2] 《國史大綱》頁211‧一.魏晉南北朝之長期分裂，四.新政之黑暗

[3] 曹丕著《典論‧論文》，陸機著《文賦》我國文學批評由此起。

[4] 《世說新語‧儉嗇》4條，頁638「王戎有好李。賣之，恐人得其種，恒鑽其核。」文只十六字卻成一故事。言簡意賅非過譽。

[5] 《世說新語‧文學》71條，頁169「夏侯湛作《周詩》成, 示潘安仁。安仁曰：此非徒温雅，乃別見孝悌之性。潘因此遂作《家風詩》。」《世說新語‧文學》84條，頁176「孫興公云：潘文爛若披錦，無處不善。」由此可見對於當時相關文學作品之評價。

[6] 《庾信‧哀江南賦序》「陸士衡聞而撫掌，是所甘心」意謂文章被人嘲笑也是甘心樂意。

[7] 《漢書卷五十六‧董仲舒傳》「武帝即位，舉賢良文學之士前後百數，而仲舒以賢良對策焉。」此為徵辟之一例。

[8] 《國史大綱》頁217‧(二) 二重的君主觀念

[9] 《中國歷代政治得失》頁35 (五) 漢制得失檢討

[10] 《三國志魏志‧袁紹傳》「袁紹字本初汝南汝陽人也高祖父安為漢司徒自安以下四世居三公位由是勢傾天下。......袁氏樹恩四世門生故吏徧於天下。」由是袁紹雄霸北方數州。

[11] 《晉書‧劉毅傳》「今之中正，不精才實, 務依黨利; 不均稱尺，務隨愛憎。所欲與者，獲虛以成譽；所欲下者，吹毛以求疵。高下逐强弱,是非由愛憎。隨世興衰，不願才實,衰則削下，興則扶,一人之身,旬日異狀。或以貨賂自通，或以計協登進，附托者必達，守道者因悴。無報於身，必見割奪；有私於己，必得其欲。是以上品無寒門，下品無勢族。」可見其時中正徇私者眾，導致「門閥社會」之形成。

[12] 見注九。

[13]《文心雕龍‧詩序篇》「魏武以相王之尊，雅愛詩章。」《詩品‧序》頁17「降及建安，曹公父子，篤好斯文。」劉義慶《世說新語》，蕭統《文選》，皆可見多有王侯貴族雅好文學。

[14] 西漢賈誼《過秦論》、桓寬《鹽鐵論》。

[15] 子桓，即曹丕。《典論‧論文》「王粲長於辭賦，徐幹時有齊氣，然粲之匹也。」

[16] 陸機《文賦》描述作家創作過程。當作家「遵四時以歎逝，瞻萬物而思紛」，動了創作之機後，便自然有構思如「收視反聽，耽思傍訊。精鶩八極，心遊萬仞」。

[17] 文自紀昀《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勰究文體之源流，而評其工拙.嶸第作者之甲乙，而溯其師承。」

[18] 以《漢魏六朝詩選》王粲‧七哀詩三首之其一為例，證建安士子之憤慨色。「西京亂無象，豺虎方遘患。復棄中國去，委身適荊蠻。親戚對我悲，朋友相追攀。出門無所見，白骨蔽平原，路有饑婦人，抱子棄草間。顧聞號泣聲，揮涕獨不還。"未知身死處，何能兩相完？"驅馬棄之去，不忍聽此言。南登霸陵岸，回首望長安。悟彼下泉人，喟然傷心肝。另有曹操《蒿里行》「白骨露於野，千里無雞鳴。生民百遺一，念之斷人腸。」

[19]《文心雕龍‧時序》「志深而筆長」，「梗概而多氣」

[20]《三國志魏志‧公孫淵傳》「景初元年......淵遂自立為燕王......二年春，遣太尉司馬宣王征淵。」《三國志魏志‧毋丘儉傳》「正元二年正月......儉、欽喜以為己祥。遂矯太后詔罪狀大將軍司馬景王。」《三國志魏志‧諸葛誕傳》「朝廷知誕有自疑心，以誕舊臣欲入度之。二年五月徵為司空，誕被詔書愈恐遂反。」

[21]《世說新語‧言語》 6條，頁36「孔融被收，中外惶怖。時融兒大者九歲，小者八歲，二兒故琢釘戲，了無遽容。融謂使者曰：冀罪止於身，二兒可得全𣎴？兒徐進曰：大人豈見覆巢之下，復有完卵乎？尋亦收至。」《世說新語‧言語》 18條，頁49「嵇中散既被誅，向子期舉邵計人洛。文王引進，問曰：聞君有箕山之志，何以在此？對曰：巢、許狷介之士，不足多慕。王大咨嗟。」

[22] 《世說新語‧文學》32條，頁143 「莊子逍遙篇，舊是難處，諸名賢所可鑽味，而不能拔理於郭、向之外。支道林在白馬寺中，將馮太常共語，因及逍遙。支卓然標新理於二家之表，立異義於眾賢之外，皆是諸名賢尋味之所不得。後遂用支理。」《佛教之傳入與道佛之爭》‧頁359‧ 錢穆‧論叢三，「佛自東漢明帝時傳入，道則興於東漢中。至六朝時因儒家所代表之政府黑暗，士人遂寄情老莊與佛以避禍。」

[23] 反智‧《世說新語‧任誕》6條，頁527「劉伶恒縱酒放達，或脫衣裸形在屋中。人見譏之，伶曰：我以天地為棟宇，屋室為褌衣，諸君何為入我褌中？」

[24] 輕禮‧《世說新語‧任誕》7條，頁527「阮藉嫂嘗還家，籍見與別。或譏之，籍曰：禮豈為我輩設也？」

[25] 阮藉有《詠懷詩八十二首之四十七》「生命辰安在，憂戚涕沾襟。高鳥翔山岡，燕雀棲下林。青雲蔽前庭，素琴悽我心。崇山有鳴鶴，豈可相追尋。」見避世思想。

[26] 「三張二陸兩潘一左」語出《詩品‧序》。頁20所謂三張是指張協、張載、張亢，二陸是指陸機、陸雲，兩潘是指潘岳、潘尼，一左是指左思。皆太康詩人。

[27] 《世說新語‧言語》31條，頁57「過江諸人，每至美日，輒相邀新亭，藉卉飲宴。周侯中坐而嘆曰：風景不殊，正自有山河之異。皆相視流淚。唯王丞相愀然變色曰：當其戮力王室，克復神州，何至作楚囚相對？」

[28] 《詩品‧序》「理過其辭，淡乎寡味」

[29] 陶詩因其詩之異於當世文風而獨樹一幟，故於當時並不獲重視。至蘇軾謂其過李杜，詩名遂顯。蘇軾云：「胸中自然流出。」「淵明詩初看若散緩，熟看有奇句。……大率才高意遠，則所寓得其妙，造語精到之至，遂能如此，似大匠運斤，不見斧鑿之痕。」杜甫《遣興五首》「陶潛避俗翁，未必能達道。觀其著詩集，頗亦恨枯槁。」

[30] 《中國大文學‧北朝文學》頁48，謂庾信、魏收有好文章。

[31] 陳思即曹植。五言詩得其倡而大盛。

[32] 見註五。

[33] 《詩品‧下‧魏武帝魏明帝》頁360「曹公古直，甚有悲涼之句。」

[34] 《文心雕龍‧隱秀》中有提及陶潛，但今有學者指其為偽作，故按而不述。

[35] 《詩品‧下‧魏武帝魏明帝》頁365引明‧王世貞《藝苑巵言‧卷三》「曹公屈第乎下，尤為不公。」清‧王士禛《漁洋詩話‧卷下》「(《詩品》)『下品』之魏武，宜在『上品』」錢鍾書《談藝錄》「記室評詩，眼力初不甚高，貴氣盛詞麗，謂『骨氣高奇』、『詞彩華茂』。故最尊陳思、士衡、謝客三人。以魏武之古直蒼渾，特以不屑翰藻，屈為『下品』。」《詩品‧中‧宋徵士陶潛詩》頁269引清‧王士禛《漁洋詩話》「陶潛宜在『上品』。」

[36] 《詩品‧上‧魏陳思王植詩》頁97「骨氣高奇，詞彩華茂，情兼雅怨，體被文質」非特鍾嵥，六朝人皆以此評文學作品。

[37] 《世說新語‧文學》79條，頁173「庾仲初作《揚都賦》成，以呈庾亮。亮以親族之懷，大為其名價云：可三《二京》，四《三都》。於此人人競寫，都下紙為之貴。謝太傅云：不得爾。此是屋下架屋耳，事事拟學，而不免儉狹。」《世說新語‧文學》68條，頁166「左太沖 (左思) 《三都賦》初成，時人互有譏訾，思意不愜，後示張公 (張華) ，張曰：「此《二京》可三。然君文宋重於世，宜以經名之士。」思乃詢求於皇甫謐。謐見之嗟嘆，遂為作叙。於是先相非貳者，莫不斂贊述焉。」可見六朝重名士議。

[38] 王雲五編《叢書集成初編》，上海、商務印書館，一九三六年，冊二五七二，頁一
其引宋‧敖陶孫《詩評》云：「魏武帝如幽燕老將，氣韻沉雄。」

[39] 潘、陸指潘岳、陸機。置陶、曹於中、下，即陶潛被置於中品、曹操被置於下品。

[40] 《潘岳及其詩文研究》頁205引宋‧張戒《歲寒堂詩話》卷上「建安陶、阮以前詩，專以言志；潘、陸以後詩，專意詠物；兼而有之，李、杜也。言志乃詩人之本意，詠物特詩人之餘事。古詩蘇、李、曹、劉、陶、阮本不期於詠物，而詠物之工，卓然天成，不可復及，其情真，其味長，其氣勝，視三白篇幾於無愧，凡以得詩人之本意也。潘、陸以後，專意詠物，雕鐫刻鏤之工日以增，而詩人之本旨，掃地盡矣。」評潘岳陸機等專意詠物，流於文字的雕琢。

[41] 《錢賓四先生全集》，中國學術思想史論叢 (四) ，頁50‧ 「故曰：先生之於文，可謂閎其中而肆其外矣。『閎中』是本，『肆外』則僅其發而見於末者。此一義，韓公乃不憚屢言之。其答尉遲生書，亦曰：夫所謂文者,必有諸其中。是故君子慎其實。實之美惡，其發也不揜。本深而末茂，形大而聲宏。行峻而言厲，心醇而氣和。昭晳者無疑，優游者有餘。體不備，不可以為成人。辭不足，不可以為成文。由是言之，則志道修身，乃為文立言之基本。世人常言韓公主『文以載道』，其實韓公之意，乃謂心得道而後始能文也。此義，又暢發之於其答李翊書。其言曰：將蘄至於古之立言者，則無望其速成，無誘於勢利。養其根而俟其實，加其膏而希其光。根之茂者其實遂，膏之沃者其光曄。仁義之人，其言藹如也。又曰：雖然，不可以不養。行之乎仁義之途，游之乎詩、書之源。無迷其途，無絕其源，終吾身而己矣。氣，水也。言，浮物也。水大，而物之浮者大小畢浮。氣之與言猶是也。氣盛，則言之短長與聲之高下者皆宜。」

[42] 今以《潘岳及其詩文研究》頁224引趙翼《二十二史札記》卷七為被評糅情之例證。「潘岳傳載閑居賦，見其跡靜而心躁競也。」評潘岳〈閑居賦〉言不由衷，難掩其躁競之心。

[43] 唐之帝王多釋道信徒。如唐武宗李炎篤信道教，寵信方士，對於佛徒壯大深感不滿，致有會昌年間滅佛之事。從正反兩方觀之，可知釋道之勢何其盛。

[44] 《文心雕龍‧總術》「無韻者筆也，有韻者文也。」《錢賓四先生全集》，中國學術思想史論叢 (四) ，頁50‧「...... (上續注四十一)。此一節，從來論文者每以與魏文帝典論論文相提竝論。謂「文以氣為主」曹、韓同此意見。不知魏文典論僅指文章之氣，故曰氣體不可強為。此猶後人言為文，有陽剛、陰柔之別也。韓公此文，則旨作者平日之所養，內心之所蓄。此二者可以相同而絕不同。」由此可證二者，即韓愈與劉勰曹丕這兩個不同時代的學者不同之見解。

[45] 「二十四友」即「金谷二十四友」。是權貴賈謐羅致之文友。郭彰、石崇、陸機、機弟雲、和郁及潘岳、崔基、歐陽建、繆征、杜斌、摯虞、諸葛詮、王粹、杜育、鄒捷、左思、劉瑰、周恢、牽秀、陳眕、許猛、劉訥、劉輿、輿弟琨，號曰二十四友。

[46] 《世說新語‧仇隙》1條，頁680「孫秀既恨石崇不與綠珠，又憾潘岳昔遇之不以禮。後秀為中書令，岳省內見之，因喚曰：孫令，憶疇昔周旋不？秀曰：中心藏之，何曰忘之？岳於是始知必不免。後收石崇、歐陽堅石，同日收岳。石先送市，亦不相知。潘後至，石謂潘曰：安仁，郷亦復爾邪？潘曰：可謂白首同所歸。潘《金谷集詩》云：投分寄石友，白首同所歸，乃成其讖。」

[47]《世說新語‧尤悔》3條，頁658「陸平原河橋敗，為盧志所讒，被誅。臨刑嘆曰：欲聞華亭鶴唳。可復得乎！」

[48]《世說新語‧文學》89條，頁178「孫興公云：潘文淺而淨，陸文深而蕪。」

[49]《晉書‧潘岳傳》「(潘岳)與石崇等諂事賈謐，每侯其出，與崇輒望塵而拜。」

[50]《漢魏六朝詩選》潘岳《悼亡詩‧其一》「荏苒冬春謝，寒暑忽流易。之子歸窮泉，重壤永幽隔。私懷誰克從？淹留亦何益。俛恭朝命，迴心反初役。望廬思其人，入室想所歷。幃屏無髣髴，翰墨有餘跡。流芳未及歇，遺挂猶在壁。悵怳如或存，回遑忡驚惕。如彼翰林鳥，雙棲一朝隻；如彼游川魚，心目中路析。春風緣隙來，晨霤承檐滴。寢息何時忘，沈憂日盈積。庶幾有時衰，莊缶猶可擊。」

[51] 見註四十。

[52]《潘岳及其詩文研究》頁206引宋‧葛立方《韻語陽秋》卷十一「孔子曰：『富貴在天。』則所謂富貴者，豈可以倖取乎？潘岳急於進取，乾沒不休，與石崇等諂事賈謐，每候其出，輒望塵而拜，其為人何如也？觀其作〈閑居〉曰：『岳讀汲黯傳，至司馬安四至九卿，而良史書之，題為巧宦之目。遂慨歎曰：「巧誠有之，拙亦宜然。」』觀岳此語，尚恨巧之宋至邪？其作〈河陽縣詩〉則曰：『誰謂晉京遠？室邇身實遼。誰謂邑宰輕？令名患不劭。』其作〈懷縣詩〉則曰：『自我違京輦，四載迄於斯。器非廊廟姿，屢出固其宜。』其坐馳京闕，渴心固已生塵矣。而仕宦卒不達，誠可以為馳者之戒也。嘗自敘云：『自弱冠涉於知命之年，八徙官，一進階，再免，一除名，一不拜職，遷者三而已。雖通塞有命，抑拙者之也。』岳誠知此，豈肯遽下賈謐之拜哉？」評潘岳急於進取，難拾富貴，有辱情高，而往往言不由衷，作違心之語。

[53]《潘岳及其詩文研究》頁208引金‧元好問《論詩絕句之六》「心畫心聲總失真，文章寧復見為人，高情千古閒居賦，爭信安人拜路塵。」

[54]《潘岳及其詩文研究》頁208引元‧陳繹曾《詩譜》「潘岳安仁質勝於文，大古意，但澄汰宋精耳。」評潘岳之詩富古意，唯未精粹。

[55] 《潘岳及其詩文研究》頁214引明‧陸時雍《詩鏡總論》「晉詩如叢綵為花，絕少生韻。士衡病靡，太沖病憍，安仁病浮，二張病塞。……潘、陸而後，四言之排律也，當以質之識者。」評安仁之詩用字淺薄。「夫溫柔悱惻，詩教也，愷悌以悅之，婉娩以入之，故詩之道行。潘岳浮詞浪語，則令人生厭。欲入人也難哉！」評潘岳詞浪語，令人生厭，不合柔敦厚的詩教。

[56] 見註四十二。

[57] 《潘岳及其詩文研究》頁216引王夫之《薑齋詩話》卷下「王子敬作一筆草書，遂欲跨右軍而上。字各有形埒，不相因仍，尚以一筆為妙境，何況詩文本相承遞邪？一時一事一意，約之止一兩句；長吾永嘆，以寫纏綿悱惻之情，詩本教也。〈十九首〉及〈上山采蘼蕪〉等篇，止以一筆入聖證。自潘岳以凌雜之心作蕪亂之調，而後元聲幾熄。」謂潘岳詩調雜蕪。

[58] 陳情，一詞兩義。一，指李密向晉武帝司馬炎陳情以終養其祖母。二，陳情表。

[59] 出師，一詞兩義。一，指諸葛亮北伐魏國。二，出師表。有謂讀出師表不哭者不忠，讀陳情表不哭者不孝。著者反同其典，連同上注意謂人格藏於內，他人實難知。

[60]《白居易詩選》，梁鑒江選注，三聯書店 (香港) 有限公司‧一九九八年六月第一版
卷廿八頁廿九《放言五首之其三》「贈君一法决狐疑，不用鑽龜與祝蓍。試玉要燒三日滿，辨材須待七年期。周公恐懼流言日，王莽謙恭未篡時。向使當初身便死，一生真偽有誰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