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 日 ．
昨 日
〔一〕
孩子們正忙碌地換上校服，整理書包準備上學去；我從床上爬起來，祇不過是清晨六時十五分左右；女兒唸中一，步行至不遠處的公共汽車站乘車上學，兒子唸小五，等待著校車接送。天空彷彿仍是深夜的漆黑一片，我站在家門前望著兒子拖著沈重的書包爬上剛駛到的校車，傭人按了電鈕把花園的大閘徐徐關上，又是我一天的開始。六時三十分左右，天空像稀釋了的墨汁，而速度很快的在化淡。七時正我已經走在路上，天也全光了；沒有雨的早上，雖然馬路上的車子已陸續多了起來，空氣仍然是清新得很；真正感受到陽光的熱力是八時之後的事，這樣的步行愉快極了。
愉快的心情並不單來自舒適的感覺，主要是那種自由自在的精神狀態。一年多前的一個晚上，我在那窒息及綑綁著的思維裏掙扎，靠著舊居小花園的矮牆，香煙一支接著一支的在吸著。我是一次又一次的重覆著這樣的思想搏鬥，在夜深的時間裏吸著煙，問了自己許多問題，找了許多答案，最後還是沒有結論的走回房間睡覺，第二天又重覆我討厭的環境下工作。這晚上我如常地盤算著這來自工作的精神困擾，正影嚮著自己和身邊的人，且愈來愈深；離職後的經濟問題，家庭生活開支的如何維持；經過這幾年來多方的嘗試，努力改變現狀的失敗；我決定冒險地終止我接近二十二年在一英資機構的工作，以我在香港累積了六十多萬港圓的退休金，穩住了家庭生活水平在一至兩年間不變，徹底改變以往的生活方式，從容地再尋找新工作。
新工作是合約式的，為一專業學院提供一特別電腦軟件的使用培訓，是不用天天上班的；教書本來就是我這十年來的主要職務；摸到了那軟件的工作程序及資料輸入的竅門，再加上自己對電腦器材的認識，這並不是一份特別艱難的工作；上課的都是那些在職的專業人士或有關的職員，許多對電腦的基本操作都不是很懂，我需要付出很大的耐性去誘導他們；工資相當不錯，而最大「好處」是合約式的關係，我還有選擇科目的權利。談不上喜愛這份工作，但覺得很實在；上課的大都很認真和用功，我也盡力的去示範講解；幾天的課程完了便別無牽掛，這跟從前辦工室的泛政治生涯分別自然很大。現在我每次都盡早到達課室準備，甚至曾經在一週前花上半天把每一台的電腦都測試好，卻不在乎是沒有額外工資的。
在辦工室生涯的最後幾年，我都不是準時上班的，可以說是愈來愈不願面對那份工作和工作地方的一切，也因為差不多每天都為種種理由睡得很晚，起床自然便遲了。早上大約九時半上班，讀一下新到的電子郵件，十時左右夥同我那印度籍工程師往對面建築物內一食堂喝咖啡，談一下工作上的難題；美其名是早餐會議，而我們並不孤獨，因為鄰桌不少都是自己公司的職員。「正式」開始工作已是十時多了，察看著日記，十時半又有那上司為了打發時間的每週例會；還有十多分鐘的空檔，想認真的去做點甚麼是不夠的，無奈地去一下洗手間，走到外面抽一根煙；會議是盤問罪犯式的逐項交待那些永遠做不完的工作的進度，然後再添一些新的；從會議出來，差不多十二時了，回覆一些所謂緊急的電子郵件，吃午飯的時間又到了。
下午的時間分配也是全被動的，時常有一些和你不相干的會議要開，可以花上一兩個小時；有人會笑嘻嘻或哭喪似的找你談談給你麻煩，而那些麻煩原本是他們的；總有電腦器材要罷工，有時是硬件的問題，有時是軟件的問題；電話當然任何時間也會嚮起來，是上司召你立刻去見他，是接待處喚你出去收貨，是你的同事不懂如何回答人家的問題乾脆轉給你；運氣「好」的話，所有不幸的事情還會在同一時間發生的。而我真正能安靜下來，做一份詳細的計劃書或記錄一些正確的操作守則等需要集中精神的工作，都是下午六時之後才能辦得到，或晚飯過後在家裏完成；故此星期六、日或其他公眾假期返回公司上班是經常性的。不過平均一個月之內我還是有幾天或一個星期左右不在自己座位的，是因為我的工作還包括培訓，教書也不簡單，卻是我多項工作之中比較輕鬆的一項。可是，會議、人、電腦、電話是會「機靈」地等你回來的；這是一個有病的地方，而我也害了病。離開了這個有病的地方，還需要一個健康的環境去養病，我想起了公園。
新加坡有很多大大小小的公園，那時候我剛離職不久，還未有找到工作；平日的早上，從舊居走二十分鐘左右到那小丘上，是一個面積頗大的公園；我坐在小涼亭內的長椅，躲避著那炙熱的太陽和瞬間而來的暴雨，陪伴我的是兩三隻體積頗大的黑蜂，不斷地在我身邊盤旋；周圍難得見到遊人，祇偶而看到新婚夫婦穿上西服婚紗在拍照；我並不完全閒著，正在草擬一份計劃書，研究是否可開展一個互聯網的業務；我的背包裏有一瓶取自家中的白開水，但肚子餓得很，因為早起的緣故；整個早上衹在家裏喝了一杯一毛半的即溶咖啡，其實在路旁的食店喝一杯咖啡也不過六毛。在完全沒有收入的日子裏，錢不能亂花。有時從報紙剪下麥當奴的折扣券，十一時之前可買兩份兩圓的早餐，自己不吃，是留給孩子們的午餐；我經常到處遊蕩，背包裏衹要有一袋一圓多的白麵包，肚餓便可吃一點。這樣的日子維持了好幾個月，也不覺得難過；回想起來還有點浪漫。
在我失業之初，每天早上都目送兒女上校車，這是以前沒有的；有一回女兒忘了帶上課的書本，我便乘計程車送去；家裏破壞了的東西設法修補一下，有很大的滿足感，該整理的東西不少，從前沒空現在有了；也可準備好一點的午餐，待孩子們放學回來一起吃，然後一同走到屋外踏單車或到附近民眾聯絡所打籃球；晚餐嫌傭人做的菜單調，我自己動手煮一些特別的；晚上和孩子一起做功課，看電視或在床上看書。又近來孩子們常常要留校作課外活動不回家吃午飯，我便約好上班的妻子在外面吃，多了兩人私下談話的機會，是在家中未必有的。當我沒有需要再和時間競賽之後，再不用處處都乘計程車那樣昂貴，後來發現地下鐵路也不算方便，乘公共汽車最好，但要學習一下各行車路線，是我以前不會的；從前喜歡的書都買下來，現在我到公共圖書館去找，借閱是完全免費的；超級市場的貨品不一定最好，而街市的東西也不一定便宜。
離職是去年一月的事，一直在構思此書的內容及寫作手法；因為忙著辦其他事情，不久之前才擬好分題。去年十一月要搬家了，暫停了合約的培訓工作，除了忙碌布置新居之外，十二月是學校假期，其間曾出國旅行；農曆新年過後，合約的工作恢復了，課程沒有先前那麼緊迫，多月來設計了許多要辦的事情亦一一實現了。四月十九日的清晨，我步行至離家頗遠的一所食店，喝著咖啡，吃了雞蛋和麵包，從背包裏找到一本學生用的習作簿便開始寫作，這習作簿我常帶在身上，是搬家時隨手拿來記事用的，現在記下了此書的第一章。
舊 事
〔二〕
我是一九五九年十月在香港出生的，早產了三個月，重三磅又四份之三，衹有一小暖壺的大小；留產所的人都很驚訝，母親看著很心酸，有說不出的委屈與難過；我由於衰弱得連吸啜母乳的氣力都沒有，母親衹好用一支滴眼藥水用的玻璃吸管，耐心的把奶汁滴進我的小嘴裏；可能因為先天不足，襁褓中常生病，有一回病得她以為我不行了，後來總算捱過。還記得我三歲時有好一段日子每天都要吃藥，每隔數天便要去分局（政府醫院的門診部）覆診，順便把用過的藥瓶拿回去，因為藥瓶是要另收費的；每餐都是吃乏味的梅菜蒸豬肉或蒸大魚肉，鹽油也不能多放。我們一家四口睡一張床，租一個衹有八十平方呎的房間，和許多伙人共住一層樓；廚房和廁所是共用的，房與房之間衹有一壁木板，所以人與人之間經常有磨擦，各種糾紛都有發生，又以那年香港嚴重缺水為甚。雖然家貧，母親寧願多付租金也堅持要有窗的房間；沒有窗的房間叫「梗房」，陽光照不到也不通風；住梗房的多是新婚夫婦，單身漢衹能住房間外的「床位」；床位通常是靠牆的，還分上下兩層，睡覺時把布拉一拉便算了。
父親從家鄉南來時當過木工學徒，後來覺得工作並不適合自己，轉學「織補」，此後一直從事這項工作；父親的手藝很好，衣服破了一個洞無論有多壞，他有本事把洞補好而不輕易察覺。織補是在行人道旁放一小木櫃和一張摺凳的生意，依靠日光照明來工作的；冬天的生意比夏天好，而農曆新年前簡直應接不暇。旺季時父親要在家中開夜班，在一支一百火的電燈泡下，點著香煙，一針一針的做他仔細的工作；我有時躺在他的膝上，聽他講家鄉的故事，在強光下閉上眼，很快便睡著了。淡季時父親衹能每天給母親一塊錢弄午飯，還是我唸小學時的情節，三毫子買兩個白瓜，七毫子一塊半肥瘦豬肉，多放一點水煮，菜不夠吃也有菜汁可以下飯。父親不願供人差遣，寧願自己做生意，但生活是沒有保障的。他寫得一手好字，母親說有一年他寫了揮春去賣，換得一隻大肥雞過年；父親卻從來都沒有提起過，可能認為寫揮春這玩意乃潦倒至極的文人才幹的，有點兒不光采。父親讀過許多古書，都是爺爺教他的，聽父親說爺爺是私塾的教書先生。
母親在家裏置有一衣車，擅長車西褲，手工非常的精美，常得到僱主們的稱讚，而她則從來沒有多索報酬，衹是勤勞的多車一點；趕工的時候，早午晚都有她衣車的機器聲，還要害怕共住一層樓的人埋怨。我有一比我年長兩歲的哥哥，兄弟倆閒來也能幫助母親做一些「剪線頭」和「反耳仔」之類的簡單工作。幼年搬家多次都住在九龍深水埔區，四歲時母親送我到鄰近的幼稚園唸幼一，哥哥也在同一學校唸小學，我衹唸了一年幼稚園便升上小一，那年代是有跳級這回事的。學校在一幢三層樓住宅改建而成的舊建築物裏，所以是沒有操場的，僅天台有鞦韆船和滑梯等設備，還記得竹蘺芭上垂著的絲瓜，是上體育課的地方；緊貼著學校左右的是一般的多層住宅樓宇，底層用作商店或工場；學校對面隔著一條馬路是一座小小的廟，裏面永遠是黑沉沉的，瀰漫著燒香冒起的白煙；廟的兩旁也是住宅；有時我和幾個同學在廟門外空地玩耍，卻從來不敢踏進去。學校門前還有用鐵皮搭建而成，賣玩具或水果的攤子，就在行人道以外的馬路旁，放學後我常去看玩具等父親接我回家。有一天學校下午班放學後有包辦筵席的在布置，原來是有小六畢業生成功的在會考（聯考）過了關，宴請校長和老師們；這學校當時的教學水準與及會考合格率都不高，母親也心裏有數。
當年住深水埔一帶的多是窮人家，雖然比住非法僭建木屋（鐵皮屋）的好一點，畢竟是勞動階級，普遍都認為讀書是奢侈的玩意，吸收知識不比填飽肚子來得重要。好些學童在課餘的時間都在父母經營的菜市場或馬路旁的水果攤子幫忙，後來功課多了趕不上，成績太壞時學校會要求學生重讀一年，他們便索性輟學了。由於學校水準低，會考合格機會不高，所以小學畢業與否變得毫不重要，許多男童還未唸完小學的便去當「車房」或「五金」學徒；車房指汽車維修，五金泛指一切和製造業有關的金工例如打造生產塑膠用品需要的鋼模；學徒幾乎是沒有收入的，不過一定有兩餐飯吃，還可以在工場住，希望有一天成為師傅。也有去學「三行」的，這三個行業是「電燈」、「鬥木」和「泥水」；電燈包括拉電線，安裝電錶，光管和吊扇等；鬥字取其粵音，鬥木就是木工，從原木材料的分割到最後的磨平、上色、打臘都要學會；泥水的層面很廣，室內有較為輕巧的天花，地板和牆壁的表面處理，室外是較粗重的混凝土、鋼筋等建築工作。那時香港工業剛剛開展，技術工人的收入算是不錯的，可是母親並不希望兒子衹當一個技工；她沒有唸過書，中文也不會寫，但見識不凡，她要兒子們在她能力的最大極限裏進好一點的學校，大學雖然遙不可及，但中學卻一定要完成。
在我唸小二，哥哥唸小四那年，母親安排了我們投考九龍觀塘道一中英文學校；時值香港發生暴動，巴士（公共汽車）停駛，衹有乘貨車往返；母親怕會遲到，天未亮便出門了；這天主教學校在當年是略有名氣的，剛巧中學新校舍完工，因此騰出了課室可多收小學生；可借我兄弟倆都沒有被取錄，而事實上那入學試卷的許多問題我都答不上。母親並不氣餒，求見校長；校長乃北方人，大約六十歲，衹說國語及英語，不懂廣東話；母親見了校長，通過一位老師的翻譯，表達了她如何渴望兒子們能入讀該校；老師查看一下我們入學試的成績，衹答應給哥哥一個學位（位置）；母親當然不肯罷休，在她一再苦苦哀求之下，校長是一個真正熱衷教育而仁慈寬大的天主教修士，最後也答應了給我一個學位；雖然兄弟倆都要降一級，即是分別重讀小四和小二，母親還是十分高興的。但接下來要解決的問題還不少，學費貴了四倍，書簿及其他雜費都比以前多；為了上學的方便，把家搬到學校旁較高尚的私人住宅裏，租金貴了一倍，附近又沒有廉宜的菜市場和日用品商店；父親要乘巴士返回深水埔工作，母親也要乘巴士把一大袋車好的西褲送去深水埔附近的工場，再把一大袋沉重的布料帶回家，當年的巴士永遠都是那麼擠迫的；還有，母親為怕我們趕不上功課，又僱了老師到家裏給我們補習；補習老師是個十來歲的中五學生，那裏嘵得教書這回事，教了一個學期便停了。
母親還有心願未了，就是希望能分配得一政府興建的廉租屋單位；當年申請廉租屋的條件很荷刻，家庭至少要有五人，五人共住的面積不能超過一百呎；申請後有關部門會派人登門調查﹐並核對呈報的資料；我們一家僅得四口，唯有訛稱與婆婆同住；調查過後便祇有等，但一年過了又一年，母親想「預知」還要輪候多久，曾經去過廟裏求簽問神。這天有關政府部門來了信，說我們不合資格，申請不獲批准；母親知道了很激動，傷心得嚎啕大哭，從沒見她這樣子哭過；那時我年紀尚小，當然不懂得這廉租屋對我們的重要性；住屋總是一個家庭最大的開支，私人住宅的租金高昂，父親的收入不單止不穩定，還有每況愈下之勢，我兄弟倆一天一天的長大，要花的錢一天比一天多，沒有這廉租屋對她來說就等如沒有明天一樣。然而母親很快便能收拾心情，到處打聽一下是否能有轉機，有人說是可以上訴的，於是她立刻去找有這種經驗的寫信先生，寫了一封英文，一封中文信給有關部門，父親嫌那中文信不夠水準，他修改了才寄出。幸好不久便有回音，我們的申請重獲考慮，母親的希望又再燃點起來。兩年之後，我們終於被分配到黃大仙一最小型的單位，一百五十平方呎的地方，月租三十八圓，比租住學校旁的私人住宅房間平宜了六十多圓（當年一般工人的月薪約三百圓），母親算是償了心願。可是，單位在頂層向北，出入要走七層樓梯，夏天時熱得似躺在焗爐（電烤箱）裏，晚上總不能安睡，冬天時則冷得像坐進雪柜（電冰箱）中，白天身子也不斷發抖，上廁所要跑到外面去，是兩家人共用一個的。那年我九歲，就這樣住了十九年。
比廉租屋還要早興建的叫徙置區，設備比我們住的廉租屋更差，單位內沒水供應，門前通道旁放兩個火水爐燒飯，廁所和浴室都是公用的；這是政府用最低成本和最快時間建成，以安頓因大火或豪雨摧毀了木屋（鐵皮屋）的家庭的；那年代木屋區隨處可見，我們窗外遠處的獅子山腳就有許多木屋；天氣好的日子，男孩子們都爬到屋項上放風箏；有颱風和下大雨的日子，雨水是沒有例外地打遍屋子裏每一個角落的，衹能祈求屋項不要給大風掀走，盼望能及早分配得一政府廉租屋單位（徙置區早已停建）。母親是不允許我們兄弟獨自上街的，怕結識了壞人，被黑社會分子利用；糾黨打架，偷竊，運毒等是她不願見到的；她也不歡迎同學到家裏來，有時他們來了，我衹能隔著鐵閘和他們分享一些玩意，或下一盤象棋，難得同學不介意。母親不大和鄰居打交道的，鄰居婦女都喜好打麻雀（搓麻將），她只懂多車西褲賺多一點錢。我小時貪玩，常常以上廁所作藉口，跑到樓下小公園蕩鞦韆，溜一下滑梯或和其他街童一起打球，回家一定捱罵。有次母親著我上街買一點醬油之類，我一去便是大半天，身上沒錢，既肚餓又口渴，還是不想回家；最後給母親抓到，很長的一段日子不再讓我上街，連上廁所她也跟在後面。我除了上課以外，每天大部份時間都呆在家裏的，假期也不例外，因為父母親都要工作。固此站在窗前仰觀藍天白雲，眺望遠山和山腳的木屋，俯看街上的車和行人，然後作一些荒誕的幻想便成為我唯一的消遣。
我們親戚很少，父母親的兄姊多已去世或在戰後失去了聯絡。我有一親表哥，比我大二十年，乃母親的胞姊所生；表哥父母死後自家鄉孤身來港，十來歲寄身造鞋工場當學徒。母親和胞姊的感情很好，對表哥關心之餘也會訓斥他不是之處；表哥在鄉間娶妻，在香港謀生，有空便來我家吃飯，買一些新款玩具給我兄弟倆，又帶了照相機和我們去郊外旅行，臨行前還放下十圓給母親說是給我們的零用；表哥的探訪點綴了我們枯燥的童年生活，也是他說服母親讓我們第一次嚐到游泳的滋味，這一切我都銘記於心。小時候很頑皮，兄弟倆常有爭執；母親因為種種理由，心情從來沒有好過，所以我們兄弟犯了錯的後果便是一頓毒打。其實在那年代，孩子被父母打得喊救命幾乎是每天都有的，住廉租屋的為了通風﹐大都不關門，衹拉上鐵閘，鄰居好心腸的（也可能因為太嘈吵）會跑去門前勸一勸，孩子便可能有救了；假若被父母打時門是關上的話，唯一「逃生」的方法便是設法把門打開，然後高聲地哭去驚動鄰居。女孩子也不能倖免，曾見過狠心的父親把十歲大的女兒上衣脫掉趕出家門外。有一回因為母親憤怒極了，隨手拿起一塊頗厚的木板朝我頭上便打，木板裂開成兩塊，頭痛得很卻沒有流血。父親打時更厲害，如今眉上仍有滕條留下的疤痕。對於父母的體罰，今天祇是兒時記趣，沒有絲毫怨恨之心。
家貧，學校的興趣小組沒有我的份兒，課外活動不能參加，課外書一本也沒有。記得初中時我極希望學彈結他和參加紅十字會少年團，但買結他和訂造紅十字會制服加上相關的月費都是家裏負擔不起的；有一回我偶然翻看了同學的物理課外書，才發現許多教科書沒有的材料，是對考試極有幫助的；但無論我如何解釋讓母親明白這類書的重要性，她依然說不買。坦白說我是有怨恨的；公共圖書館衹有殘舊而缺頁的消閒貨色，真正有用的書像是永不存在的。家貧，老師也看我不順眼，我提出的問題老師不愛答；除了用長長的木間尺打我手掌或屁股之外，還有夾手指和坐無形凳等極刑；又常因為小事把我趕出課室罰站不讓上課，我最為反感；有錢人的孩子犯了錯可以饒恕，因為他們的父母送了禮物給老師或以私家車接他們往郊外進餐；我每年還要申請減學費，衹能算是個次等學生。家貧，我祇好躲在家裏拿一些廢紙畫圖畫，有一回造了一個老虎頭的紙面具戴著，嚇得鄰居的小女孩放聲大哭；父親每天帶回來的報紙也是我愛讀的，而且一字不漏，也因為沒有教科書以外的其他選擇。
家裏有一台樂聲牌真空管收音（無線電）機，在我懂事時已經有的，曾是家中最值錢的東西，收聽電台廣播也是我們最大的娛樂；父母親都愛聽粵曲，而父親最欣賞的是瞽師演唱的南音，母親則最欣賞小明星演唱的小曲。瞽師是失明的歌唱家，南音的旋律變化很少，可用一或兩件簡單樂器伴奏，而感情的表達全賴聲線和速度的操控；曲詞不一定華麗，有的還很口語化，大多訴說傷心之事，失意之情。小明星乃一女歌唱家，但唱的是平喉（男聲），而她並不刻意模彷男聲，衹是神似；她的歌聲婉轉而起伏不大，感情內斂但韻味無窮，是前所未有的一種獨特唱腔，加上早死，更令她的遺作多添一份淒美。那時哥哥和我都不懂得欣賞粵曲，祇喜愛兒童節目和廣播劇，接觸歐西流行曲是上了中學的事。
這麼多年來我在學校的成績都是一般的，也不算最差；到了中學四年級時，哥哥已完成了中五開始唸大學預科，母親為了多賺一些錢，去了工廠工作；我於是有了前所未有的自由，約朿太久之後有了自由便不想功課了。放了學之後常和同學跑到學校後面的一座小丘玩耍，又逐漸對電子技術–無線電和音響之類的東西發生了濃厚的興趣，經常去逛一個叫鴨寮街的地方，買一些便宜的零件回家裝嵌。年青人精力過盛，我選了不用太花錢的跑步運動，每逢週末從牛池灣的坪石村一直上高落低的跑到郊外的西貢或清水灣，長十英哩左右；中五那年參加學校的運動會，我利用學校放暑假時到工廠工作賺到的小部份錢（大部份給了母親）買了一雙中國製造最便宜的釘鞋（運動場跑道專用底部有釘的鞋），拿下了四百公尺和八百公尺的金牌，是我學校生涯裏面僅有的獎項。贏了獎牌之後連老師們對我的態度都似乎好了一點，然而中學會考（聯考）已經迫近了，我還經常和父母親口角，總認為他們對我不了解，到後來對他們簡直不瞅不睬；如今想起也難過，將來倘若子女這樣對待我，我也無話可說。儘管我不眠不休的把課本硬啃死記，但為時已晚，中學會考出來的成績簡直壞透了，有一半的科目都不合格，還包恬了英文；父親的行業日漸式微，他亦已屆退休之年，家裏沒有能力供我重讀中五了。剛唸完大學預科的哥哥開始找工作，願意資助我繼續學業，但我對香港的教育制度不滿，了解到父母為了我兄弟倆的學業，吃了那麼多年的苦，雖然拿到的畢業文憑（証書）如同廢紙，我仍決定找工作；婉拒了哥哥的好意，但內心卻非常感激。哥哥不用家裏一分錢唸完預科，祇恨未能入大學，那年他找到工作還送我一手錶作生日禮物。
高中有文科或理科的選擇，我選了理科，並不因為甚麼個性取向，是因為哥哥選了文科，母親聽人家說讀理科出路較好，我沒有意見。雖然會考不及格，就是不能考進任何大學預科班或理工學院，但不等如我沒有學到有用的東西，我在學校的最後兩年就遇上了很好的英文和中文老師。前者很徹底的把香港學生在英文文法和用字上常犯上的錯誤糾正過來，他能用心的批改學生們的習作，然後逐一在課堂上公開批評，學生若有重犯的話，他會叫學生站起來羞辱一翻，再把習作簿飛擲出門外，所以在下課後衝出課室撿回習作簿的同學常有半班之多；雖然他會發很大的脾氣，但卻能把學生當作朋友看待，會告訴我們學校黑暗的一面，他認為學生是有權知道的。後者對中國文學及歷史的認識都很深，性情豁達而見解獨到，例如他指出《論語》裏面，子曰：「父母在，不遠遊，遊必有方」已過時；孔子若非仕途失意，也不會成為萬世師表；歷史衹寫北方匈奴的侵略如何殘暴，試想漢人驅逐他們至數千里外的荒涼地帶又豈算仁慈；他從不生氣，能夠和學生們討論問題，且能用現代語言，淺白易明的方法引導學生欣賞和學習古文；有學生問及他對其他老師和學校的一些意見時，他祇裝作聽不到或勸同學別多事；有學生不專心聽書時，他會一邊講解，一邊不經意的走到他們身邊，輕輕的按一下他們的肩膊，是不會讓同學難堪的。這兩年的學習，對我以後工作上英文的正確運用與及提升我閱讀中文和思考的能力有著很深遠的影響。
中學會考的成績不好，是辜負了母親的裁培；她在我出生之時已三十九歲，而會考那年我十七歲；母親畢竟老了，並沒有對我特別怪責，還要為我找工作操心，於是她聯絡了她的契娘（乾媽）。廣東人有上契這回事，大摡是自己沒有兒子的想找一個契仔（乾兒子），沒有女兒的想找一個契女（乾女兒）。母親的契娘我叫契婆，契婆的兒子在一英資機構當部門主管，我應該叫他契舅父，但從小便稱他舅父算了，舅父的兒子也在父親的部門工作，他年紀比我大一點，我叫他表哥。那時舅父的部門剛巧有一個空缺，母親自然很希望我能加入這英資機構工作，但我卻不是很願意利用這種似是而非的親戚關係。
徨 惑 的 歲 月
〔三〕
自噩夢中驚醒，炎夏的清早天已光透，躺在硬木床上，我全身都冒著汗水，還在不斷地喘氣；夢境也許真的可怕，但使我夢醒仍不能平伏的卻是兩天前發生的事故。那年我十四歲，在一工廠當暑期工，本來是做一些在金屬條上鑽孔的工作的，前幾天可能因為生產塑膠那部門缺人，便把我調配到一台倒模的機器前工作，機器把熱溶的膠槳注入一鋼鑄的工模裏，按模型的塑造經過水冷把膠槳凝固起來，便造出各樣的塑膠成品；那工模分左右兩部分，用電摩打（馬達）驅動，合起來的時間注膠，衹需數秒，分開時那成品便自動跌進下方的槽內，再斜滑至出口的收集籃裏；有時候那成品不能自動脫離鋼模，便需要用一根筷子之類的東西撥弄一下；那機器有一安全設備，前面的門若沒有關上的話，裏面摩打驅動的鋼模是不會合起來的；這工作頗為輕鬆–開門、關門、添加一下塑膠原料便是。那機器大約有七呎長，五呎高，是經常需要調校的；這天我發現了一點小毛病，通知了師傅（技工）修理一下；師傅是一肥仔（胖子），人很友善，常和我開玩笑；他一邊檢查機器，一邊和我聊天，不為意之間突然聽到他慘叫了一聲，我看他臉上痛苦的表情，隨即發覺他的一隻手伸進了機器內拉不出來，我趕緊把機器關掉，望著他不知所措；肥師傅臉色蒼白，彎著腰，仍鎮定的示意我開機；我把機器重新啟動，他一手把門打開，另一手拉了出來；祇見他用右手緊握著左手腕，手掌有血跡，五根手指，有四根不能辨認，手指已斷成許多節，破皮連著碎肉，垂了下來；就像燒得過熟的香腸，爛熟了的肉擠破了腸衣爆了出來，卻沒有完全分離。
這時有一個比我年長一些的小伙子走了過來；此人平時甚為霸道，一言不合便動粗，曾一拳打到我臉上，打得我鼻孔內還滲了一點血，我也沒有還手；想不到他一看到這情境身子便軟了，暈了過去。其他人聽到了慘叫都跑過來，有些照顧著肥師傅，有些拿了藥油給那小子額角上擦，有些跑去通知管理層召救傷車；當時我還算是一個小孩子，幫不了忙，便悄悄地溜開了。那天回到家裏，飯也不想吃，也不敢立刻告訴父母；這樣好幾個晚上都睡得不好，作了許多古怪的夢，日間也是心神彷彿，總不能擺脫那恐怖的景象在腦海中重現，亦想到假設斷了四根手指的是我又會怎樣。肥師傅的左手最後祇剩下拇指是完整的，意外是由於他貪方便從機器的上方拿走了保護罩，左手剛巧伸進了那兩塊鋼模中間，而右手不知何故把門關上；由於機器還是開動的，那鋼模經摩打的驅動便合了起來，把他四根手指壓得粉碎。一年之後我又在那工廠當暑期工，肥師傅還是那麼愛開玩笑，下班時戴上裝有假手指的漂亮手套，吹著口哨，似乎沒有甚麼不妥。意外發生後學校暑假已近尾聲，我開始注意到工廠裏面好幾個操作五金切割機器的工人的手指都不齊全，其中有一個男的失了一節中指，有一個女的拇指變了型；我心裏很難過，也埋怨工廠上下都沒有工業安全的意識；這事件令我從此對操作有危險性的機器有很大的抗拒，害怕意外終有一天會發生在我身上。
小學六年級升上中學一年級的暑假期間，哥哥帶著我去了九龍新蒲崗的工廠做一些塑膠公仔（洋娃娃）的組裝工作，好賺一點錢給新學期買書本；工錢是以完成數量計算的，第一天我做得不多，十根手指卻疼痛得要命，還要父親為我擦跌打藥酒，數天之後才能習慣。工廠裏還有好幾個跟我年紀相若的暑期工學生，女的都嫌工作辛苦大多衹幹一個星期左右便溜走了。有一個不經常上班的青年時常灌輸我們黑社會和「神打」的知識，據說他和管理層有點親戚關係，他自稱是黑社會份子，還給我們看長褲腳蓋著襪筒裏藏有的小刀，說是「偶然」用來「老笠」的（老笠就是搶劫），我真的不敢相信。那管工是一名操不純正廣東話的中年漢子，經常「講粗口」，罵人總是說：「我刁你屎忽」，不嘵得他是不是真的有同性戀的癖好。這天我隔著玻璃看到辦公室內有人爭執，嘈吵聲之中一人奪門而出，另外兩人緊隨撲上來搶前者的公事包，糾纏之間祇見有兩塊公仔臉上噴漆用的金屬模片掉落在地上，前者掙脫了糾纏後便不顧而去；後來有好事者說工廠的股東之中有人利用工廠的資源在外另設工場謀利，實情如何就不得而知了。還記得有一年青的女工常常和「黑社會青年」談笑，她的樣子不算漂亮，胸脯卻很大，不過身上有臭狐，離開很遠都可以嗅得到，她走近時我一定要閉著呼吸；而辦公室的文員小姐就不愛說話，走路的步伐很急，瘦小的身材和面孔，但每天都化了粧，穿上極短的裙子上班，讓我看得入迷，那次股東們打架，她給嚇得哭了出來，很是可憐。哥哥和我每天重覆著刻板的工作，每人每天僅可賺到六至七塊錢罷，卻聽了許多電台播放的國語和粵語流行曲；那年出名的國語歌星有姚蘇蓉、尤雅和青山等，粵語方面最有印象的是鄭綿昌，麗莎當時還未成名。這是我笫一次當暑期工作，還不足十二歲。
工廠冒著被控非法僱用童工的危險，以極低的工資換取我們的勞力，是為了盡量減低成本好增加利潤；那年代的人兄弟姊妹眾多，且重男輕女，家庭環境不好的會讓年長一點的輟學去工作，工廠自然成為大部份女孩子的出路。後來我更索性借了契表哥的兒童身份證，以便「合法」地工作；這狀況在當年是極之普遍的，工廠也不會刻意地去深入調查；因為兒童身份證上面是沒有相片的，還祇有姓氏，沒有名字；所以有同事到了合法工作年齡便會改姓，很是有趣。自小六至中五的六年裏，我在暑假的大部份時間都是在工廠工作賺錢的；我也當過雜工，搬運一些比我還要重的貨物，有一點兒不妥當還會被管工踢屁股，回家吃過晚飯還沒洗澡便睡著了，全身的骨頭沒有一根不發痛；我亦當過燙衫的工作，整天站著，左手拇指、食指、中指被蒸氣的熱力燙得失去了知覺，右手因為長時間提著沉重的燙斗，手指都不聽話，吃飯時連筷子也握不住，祇好用調羹慢慢的把飯和菜送進嘴裏。不同的工作讓我認識了許多輟了學的青少年，他們都比我年長一點，大家都沒有甚麼偉大理想，衹希望盡力勤快地工作好多賺一點錢；對於我這個還在唸書的小弟弟，他們有點羨慕，卻沒有反感。我也認識一個半工讀的，上午上課，下午工作，小小年紀他已懂得組織工廠大旅行，安排交通和食物，以賺取些微利潤，令我折服。
有一年，暑假剛開始，我還沒有找到工作，於是差不多每天早上都拿了零用錢走到附近的「亞洲」和「國寶」戲院看廉價的「早場」電影，前座票價才四角錢罷；片子當然是很舊的，但我自小便極少看戲，所以不管是文藝片、武俠片、或配了音的日本片，我都看得津津有味；那時候粵語（廣東話）片並不流行，都是國語（華語）的對白，初看時真的完全聽不懂，幸好有中文字幕，漸漸地也能從中領悟到粵語和國語發音的分別；這種看電影學國語的經驗，對後來工作上需要學習和用上國語也有著啟蒙的作用。「正場」戲票是我們買不起的，也不習慣看正場的國語片；要看西片（英語片）的話，可以去「麗宮」戲院，有二輪或三輪的片子上映，前座票價也祇不過是六角錢罷；此戲院當年全港最大，前座的視覺享受跟其他小戲院的中、後座沒有多大分別；記憶之中祇有西片「兩小無猜」和粵劇「紫釵記」上映時能賣個滿座，奇怪的是這兩部電影都是舊片，且重映了多次，但每次都毫不例外地掛出全院滿座的旗幟。
我在完成了中五的課程和會考，等待放榜（成績發布）的空閒時間裏，又重複我工廠的生涯；不過這次環境有點兒不同；因為同事之中多了一些應屆中學畢業生，年齡和背景相若的少年男女，自然比較容易溝通；我們有時下了班仍留在工場唱英文歌，或一起去看電影；星期天不用工作相約去「飲早茶」，逛一逛街；我一向平淡的生活從此添上了色彩，到工廠上班也變得可愛，尤其是和女孩子交往是我未曾有過的經驗；這種經驗對於我這個家中沒有姊妹，小學和中學都唸全男校的少年是陌生而新鮮的。不久中學會考的成績單出了來，我未能升學也不願重讀中五，沒有甚麼打算；而「畢業生」朋友們有兩個男的繼續唸書，衹剩下我和兩個女的仍舊在工廠上班；大概是因為再沒有以往工餘的集體活動，不久我便和其中的一個女孩子有了單獨的約會；開始時每晚我都送她到學校上夜課，拖著她的手，內心十分興奮；後來一起去看電影，黑暗中我親了她的嘴許多次，隔著衣服撫模她的身體，感覺到她身子的震動和急促的呼吸，是前所未有的緊張和刺激的體驗，完全忘記銀幕上的情節和身旁還有其他的觀眾。我的初戀正如大部份人的一樣，最後都是沒有結果的，問題出在那裏也沒有答案，要想的話可以想得很複雜，然後是一陣又一陣的絞痛在心頭，沒完沒了。我寫了一封頗長的信，內容滿是問號，托人轉了給她；她回了信，不足三行的字，除了叫我不要再懷緬過去，叫我忘記她之外，沒有其他的交待。我最後又寫了一篇很長的文言信給她，都是慘慘戚戚的詞句，希望還有轉機，她已不再回應了。失戀的人都會做一些傻事，我曾經在她讀夜學（夜間課程）的學校對面俳佪，躲在陰暗的地方，偷看她是否結識了新男友；我也曾經在我們約會過的巴士站等一個不會出現的她等上好幾小時。
這晚上有一同事帶我去了尖沙嘴的一所「無上裝」酒吧解悶，是我第一次去這類娛樂場所，「吧女」們並非完全赤棵上身，而是在頸項掛了一些長長的珠鍊之類的裝飾，面上化了濃粧，胸部都很細小，跟店外展示的圖片中的豪乳有很大的差距。我點了白蘭地加冰，也叫了一包香煙；事實我並沒有抽煙的習慣，衹曾偷過父親的香煙抽過幾口；烈酒我也不會喝，平常衹能喝一杯啤酒。我一邊抽煙一邊喝著白蘭地，吧女用英語問我是否中國人，我戲稱不是，另一個泠泠的說：「百分之一百」，然後衹剩下一個陪我們喝酒，也沒有甚麼話題；我留意到鄰桌的外國人都和吧女高聲談笑，她們的服務態度也慇勤得多。我和這同事都是電子修理員，他有點神經質，常把一些毫無新意的東西當作自己的偉大發現和我討論，我本來不是很喜歡和他交往的，由於工作的崗位接近，談話的機會便多了；他年紀已不少但還沒有結婚，是很難找到女士垂青的那種；我也因為失戀而倍感工餘的寂寞難耐，找他作伴他很高興。喝過白蘭地之後我又點了威士忌加冰，從酒吧出來我已站不穩了，頭頂的霓虹光管招牌在旋轉；同事截了一部的士送我回家，沿途我叫停了兩次，推開車門便往外吐；他很歉意的說不該帶我上酒吧，我說這都不關他的事。我家的單位在頂樓（層），頭暈得很，衹能左傾右歪的爬著七層的樓梯，身子撞上牆和樓梯的鐵欄幾次，把腕錶的玻璃都敲裂了，回到家裏還忍不住嘔吐。醉倒在床土，母親聽得到我的呻吟聲，第二天清早泡了花旗參茶給我解酒，當然也說了些埋怨的話；醉酒不但沒有解開我的心結，倒似害了一場大病。幾個月之後，我辭去這工廠的職位，依母親的意思進入了一英資機構工作，就此結束那一段學校與工廠交替的歲月，開始人生的另一個階段，那年我十八歲。
初 出 茅 廬
〔四〕
電車是在香港島才可以看到的，小時候母親也常帶我兄弟倆到港島的中環，專誠來乘搭這走在鐵軌上頭頂拖著電纜的交通工具，是挺有趣的經驗；想不到現在我幾乎每天都從九龍半島的黃大仙乘巴士至尖沙嘴的天星碼頭，再轉乘渡海小輪來到香港島的中環來上班。一切事物都是那麼的新鮮，從前不常看到的外國人隨處可見，還有那些石砌外牆的舊式建築物，例如高等法院，匯豐銀行，渣打銀行，中國銀行，公主行，正在拆卸中的告羅士打行，較新式的建築物大概祇有康樂大廈，歷山大廈和華人行。早上七時十五分左右，電車獨有的「叮叮、叮叮」的鈴聲在馬路的中央嚮起。我從中環的天星碼頭上岸，利用行人隧道穿過了干諾道中，再橫過了遮打道，踏過有電車路軌的德輔道中，最後到了皇后大道中，而我上班的地方就在其中的一棟舊式建築物裏。
早上七時三十分是「夜更」與「早更」交接的時間，「接更」的通常會早到一點，好讓上一更當值的同事在「交更」（交待過各種事項）之後便能回家睡覺。遲到是很嚴重的事情，是很不合作的態度，「交更」的會表現得很不高興，就算表面還算客氣，背後也一定會跟其他同事說一些埋怨的話。一天之中最繁忙的時間在早上，這更次有四人當值，因為以倫敦為首的歐洲股票及期貨等金融市場收市不久，負責經濟新聞的編輯們要儘快把收到的稿件略為修正一下，便發放到以香港為主的東南亞地區，而且香港緊隨著東京也快要開市了，又自然會有另一批的稿件要發放，故此分秒必爭；時事新聞方面雖然沒有那麼緊張，但稿件的數量也不少。
我部門的工作是在收到編輯過的稿件之後，儘快找到原本那電訊機出來的紙帶應用；紙帶是文字的記憶，紙帶上是密麻麻一組組垂直最多五個的小孔；要找到那一段需要的文字，是依靠肉眼來讀出紙帶上小孔的組合所代表的文字和數字的；除了星期日和星期一，一整個晚上所收集到的紙帶有十多籃之多；四個人翻倒著籃子拼命的尋找，於是紙帶一球一球的滿地都是；找到需要的新聞稿之後便把那一段紙帶的頭尾撕斷，隨手掛在頸上（像裁縫師頸上的軟尺）或用一個文件夾改裝的小勾固定在機器旁，再輕輕的把前後的紙帶連上一個結，才不會亂了次序，方便以後再用。原稿件通常是需要更改過後才發放出去的，一般的方法是把原紙帶放入一部電訊機的讀帶器，在適當的地方停頓一下，插入新的文字或跳讀刪掉了的文字，這樣同機的打帶器便能造出一條全新的紙帶，用作輸入電腦之用；但這程序效率不高，尤其是當需要加減的文字不多的話，便可利用一雙剪刀，一小瓶膠水（黏貼液），在準確的位置把紙帶剪斷，不要的部份拿掉，然後連上已預備好的新增部份的紙帶；情況許可的話還可直接在原有的紙帶上剪孔或用一小片的紙帶適當地把某些小孔蓋上，很是有趣。
這有趣工作看似簡單，卻是難度極高的手藝；膠水是自已動手造的，用一種叫「牛皮膠」的硬塊和水稀釋而成的，水不能多，也不能少；水太多的話，紙帶會接得不夠牢，或因吸收太多水份而爛掉；水太少的話，那重疊的部份會變得太厚，不能通過那讀帶器；連接紙帶的膠水也不能放得太多，否則溢出的膠水還會把那五根讀針的其中幾根或全部卡住；讀出來的數據便會完全錯誤；影嚮了其他同事工作的進度，一定捱罵。大家都明白早上七時半至十時半的三個小時是搏殺（拼搏）的時間，客戶需要大量的資訊先行分析隔夜外圍市場的表現、各種經濟指標、政治因素、天災以至地區穩定等情況，再決定長中短期的投資炒賣等策略，都是依賴一部電訊機打印出我們發放的稿件，不能有任何延誤，故此電訊室裏的每一個人都神色凝重，非常忙碌地做差不多同一樣的工作。
這電訊室和編輯部隔著一片大玻璃，有急件時外籍（英國的居多）編輯會很粗暴的拍打著玻璃，示意我們趕快從那小窗口拿稿件去處理。電訊室堆滿了機器，一起運作時噪音很大，所以外面的編輯平時都不進來，祇有在出了亂子的時候，可能是我們打錯了字或有稿件遺漏時，他們才會氣沖沖的跑進來叱罵，粗言穢語已是平常，祇差還未出手打人；有時他們找到原稿才發現是自己犯的錯，便祇好一聲不響的走回自己的座位，趕快發放更正聲明。我曾把黃金的價格多打了一個零，也曾少打了一個零；又曾經自作聰明地把一個英文字改了，結果意思完全不同，這次是一名中國籍編輯的稿件；他也罵得實在太凶，根本是一連串的人身攻擊（似乎中國人罵人都是這樣的，外籍編輯都不會這樣做），我本來有的歉意被他滿口的髒話沖淡了，而且我察覺到他是有目的地向我這新丁示威的；從此，我便絕少跟他談話，於是他亦不斷的針對著我，又製造其他事端，以後會逐一交待。
還記得正式上班的第一天，在這之前我曾去過工作的地方認識環境和學習了好幾天，舅父帶我去見那編輯經理，那半禿了頭的英國人和我握了手，臉上一直掛著笑容，舅父編造了一些我過往的工作經驗，他也不是很在意的在聽，然後便跟我說：「你的職位是初級電訊員，月薪八百五十圓，這樣可以嗎？」我點頭說可以，於是他又和我握了握手，說了些「歡迎加入本公司，希望你會工作愉快」之類的公式說話。就是這樣，我便開始了在這英資機構漫長的歲月，也是我生命中的二十二年。工作當然不是那半禿了頭的英國人所「希望」的愉快，上班後不到一個星期，我央求母親不要讓我繼續幹下去，因為我無法一下子學會打字和讀紙帶，又不能忍受因為工作效率不高，學習進度緩慢和出了錯而招來的喝罵和粗言穢語；我寧願回到工廠去，況且工廠的薪酬比這裏還要好一點；我的態度相當堅決，母親已不能像小時候管朿我的自由，祇有急得像要哭的樣子，絮絮不休的規勸，她確信在大機構的寫字樓工作，前途總比工廠的好；我告訴她這機構不大，我也不是做甚麼寫字樓的工作；母親當然不能明白，結果我還是放棄了辭職的念頭，完全是不忍令她失望、傷心；於是一天又一天的苦撐下去，但我實在看不見明天。
我進入這英資機構工作完全是靠人事關係，而我連最基本的技術要求:「打字」也不懂，衹能慢慢的學和努力的練習；我感謝舅父給我這個機會，心底裏卻不能認同這做法；他承受不少壓力，不過也有部份目的是為了鞏固他自已的地位；我承受的壓力更大，同事們除了因為我是部門主管的「親信」而敵視我之外，主要是認為我水平不夠，和我一起「拍更」〈在同一更次工作〉是一種負累；每次更表編了出來，當看到我的名字和他們的放在一起，便會跟其他同事抱怨說：「拍著個跛」，意思是和一個殘廢的一起工作。我出身自一個狹隘的環境，本來就不會交際，不善應對，失戀之後更嚴重的失卻自信；所以除了勤奮的工作，每當有稿件進來時我便第一個搶著來接，期望能減低他們的敵意之外，沉默便是我唯一的自我保護的方法，儘量少說話，我和舅父的關係就更不能公開了。因為他們針對我的泠言泠語和探索我真正的背景得不到預期的效果，心裏都十分之不爽，背後譏我為「無聲狗」（怕我會如偈後語所說咬死人），是有點意想不到的；而事實上我每天都在徨恐之中工作，精神極之痛苦，祇是不表現出來。
站在年資比我長的前輩後面學習他們打字實在令我驚訝，一份稿件擺在面前，打出來的是一條紙帶，看不到文字，所以要熟悉紙帶上每一行垂直的小孔所組合而成的英文字母、標點符號或數字；打錯了要立刻更正，全憑感覺；還有，一個專業打字員打字時的節奏應該是一律的，旁人聽到的聲音是「拍、拍、拍、拍、拍、拍」，中間不應有太多的停頓（停頓代表打錯了），直至完成稿件上最後的一個字為止；紙帶出來的準確程度應該是百分之一百，速度方面每分鐘不少於一百個字（以每五字母為一字）。我足足花了一年多的時間才能達到這個要求，但速度方面仍比不上在那裏工作了十多二十年的前輩。我又領悟到打字是不需要用腦的，不懂英文的更好，眼睛把收的訊息直椄傳到九根手指頭去活動便成（用十根手指打字不算是專業的）；所以無論是法文、西班牙文，以色列文、英文拼音的日文、韓文、馬拉文、印尼文等都難不到我們。打字的時候以手不停卻能談笑自如又不會打錯字的才算合格；新丁最難過的就是這一關，因為「老師傅」會刻意作弄，在你聚精會神打字時找些話題跟你聊天，於是出錯的機會便會大大的增加，到頭來被惡罵的當然是你，而他們卻很高興。
吃午飯的時間不是固定的，因為這部門在任何時間都必須有人當值；新丁會被迫在早上十一時左右便去吃飯，十二時左右回來，好讓「老師傅」可以在正常的時間吃午飯；工作量較多的日子，新丁便需要延至下午一時三十分甚至二時才能吃飯了。中環的中午是挺熱鬧的，不過那時祇有行走海底隧道的巴士，還未有快速的地下鐵路可從九龍直達香港，所以在街上行走的人都是在這一帶辦工的為主，或是那些金融股票行或律師行的客戶，還有一些花得起錢買名牌的闊太太們在逛街；感覺上就和周圍的舊建築一樣，都不是太年青的人。走在路上會給迎面而來或從後趕上的「包伙食」工人的叫喝聲嚇一跳，他們肩上架著長長的一根用粗大的竹剖開而成的「擔挑」（扁擔），飯菜碗筷分成兩份用布包好一前一後的掛在擔挑的兩端，那兩個看來沈重得要命的布包，隨著工人急促的步伐和竹片的韌性，總是有節奏的上下在彈跳著，又像快要掉下來的樣子，而工人的面部表情也顯得極為吃力；於是途人都左閃右避，好讓路給他們儘快走過，似乎真的害怕那布包會隨時掉下來。當年的中環集中了全港所有的銀行和中外企業的總部，給人的印象是一個高消費的地方，大概午餐都不會太便宜，而事實上還是有廉價的地方可去的。例如拱北行的公務員飯堂也開放給公眾，多付一點錢還可吃西餐，座位也比較舒適。安樂園大廈項樓的餐室午間要多派管理員在樓下的大堂安排顧客分批乘搭升降機﹙大堂祗不過是一個稱呼，其實是一條很小的行人通道而已﹚。至於我最常去的卻是有左派（親中）背景的洋務工會，地方不大，衹有一行行的長檯，所以要站著吃飯；平凡的家常菜連飯放在同一碟上，而且僅有兩三樣的選擇，但價錢實在很平所以人亦很多；這裏雖然服務中下階層，但赤裸上身的一概不許進入，不排隊佔先的會被工作人員當面斥責，管你是誰。
下午三時三十分是「早更」與「下午更」交接的時間，下午雖然沒有早上的繁忙，但少了一人當值，衹有三人去應付來自東京、漢城，緊接香港、台北，然後新加坡、馬尼拉、吉隆坡，以至曼谷、可倫坡、孟買、喀拉蚩、達卡等亞州城市的金融市場收市的分析報告，而突發的稿件也不會少；所以要到下午六時半左右才靜下來。之後我們便一個一個的輪替著外出吃晚飯，如果「老師傅」們約了人七時半吃飯，新丁六時半便要外出，不管你肚餓不肚餓，總之七時半回來就是。中環是一商業中心，幾乎沒有住宅，而上班的人多住在九龍半島或港島的東西區，當年的交通並不太方便，人人都趕著回家吃飯，所以七時過後街上的行人便愈來愈少，商店都拉上了大閘，九時過後衹有在中環的兩所戲院散場時才多一點行人，也很快便散去了，這和午間的擠迫成了強烈的對比。中環的晚上沒有特別廉宜的吃飯的地方，高級的餐館則多得很；除了文華、希爾頓、富麗華等大酒店之外，西餐館有占美廚房（Jimmy's Kitchen），中菜方面有著名的鏞記酒家；當然都不是我去的地方，鄰近鏞記酒家的荔華園就有很好吃的芙蓉蛋飯和生炒棑骨飯，而走遠一點在中環街市旁的金華燒腊的油雞撈麵更是百吃不厭，價錢也不會太貴。喜歡熱鬧的話可乘電車東行至灣仔的住宅區或西行至港澳碼頭前的「新填地」；「新填地」是一片暫時空置著等待發展的土地，傍晚時分便出現一些地攤售賣低價的日用品和衣服，吃的攤位和種類也很多，但質素都不高；放進沸水裏略煮一下便拿出來吃的「東風螺」比較有特色，用一根小鐵枝用心的把螺肉從那大大的貝殼內挖出來，再沾上甜醬和辣醬；愛吃的都忘了自己吃了多少，回家拉肚子的時候才記得起。
「夜更」負責晚上十一時三十分至翌日早上七時三十分的操作，衹有兩人當值，主要是確保所有電訊機操作正常，每一部電訊機打印用的多層自動過底紙和記錄文字的紙帶在未完全用盡之前便要更換新的；那十多部電訊機發出的噪音比日間還要多，很不容易習慣；當然還有時事新聞隨時需要發放出去，故此時事新聞部的編輯也有一人是當夜更的，經濟新聞部則沒有；此外，早上有一隊「信差」會把一份份油印好的「市場報告」送到客戶的手裏，需要一個有三四人的部門在夜間去整理，還有製版的要準備好母版供早上大量印刷的需要；所以除了星期六及星期日，整間公司有七至八人通宵在上班；而且「訪客」也不少，常常有外來的記者租用我們的通訊網絡把稿件送到他們自已所屬公司的城市；因為當夜更的都是男性，偶然走來了一個年輕貌美、金髮大胸脯，身體散發著香水氣味的女記者，大家都爭著來接待，過後還談論一番；外來的記者大都很客氣，聖誕節時還送給我們洋酒和巧克力糖；寂寞的大廈管理員找人聊天也會摸上來，所以我們都認識，出入升降機大堂時也會和他們打個招呼；連警察也會來的，不是因為發生甚麼事故，是他們找地方偷懶，來歇歇腳喝杯水，有時有一兩個上來的賴著不走，我們便問問他們警隊的生涯和學堂訓練的滋味；聽說有同事索性要求他們借配鎗把玩一下，竟然可以，但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當夜更的在凌晨的二時至三時左右便會覺得肚餓，母親給我準備了一些煮熟的菜和肉，用一個金屬盒子盛著，部門有一公用的電飯煲，自己貯物櫃裏總有一些米和一個有蓋的湯碗，把米洗好加一點水放在湯碗裏；電飯煲裏放足夠的水，把湯碗放進水裏，但水位不能超過碗的高度，蓋好湯碗和飯煲之後便可以按著電源，待湯碗裏的米水收乾了便可把煮熟的菜和肉放進去，不久便有宵夜（夜宵）可吃了。貯物櫃裏還有一些罐頭食物、即溶咖啡和茶包之類，所以任何時間要煮飯泡茶都可以；而且星期六晚和星期日都衹有一人當值，根本不能離開工作崗位，解決吃的問題最好是自已動手。但我有時也會在當夜更時上街宵夜走一走的，在中環夜間工作的人之多，非親身體驗一下很難想像；街上絕不泠清，事實上比晚上還要熱鬧；有一對夫婦利用一小貸車售賣奶茶（牛奶紅茶）、咖啡和三文治，另外有一攤檔是賣公仔麵（即食麵）的，湯麵上放兩片煎「午餐肉」或煎雞蛋，總是圍滿了人；中環的凌晨還有另一類的人在忙碌地工作，畢打街、雪廠街、皇后大道中、德輔道中滿地都是一梱梱的報紙、雜誌，行人道上甚至馬路旁都佔用了，小貨車到處都是，都不用遵守交通規則，在馬路上橫行、逆行都可以；工人們勤快的把一疊疊的報紙拆開，順著頁數次序一份份的湊好，天亮之前便要送到報販處；最狼狽是下雨的晚上，衹好找有上蓋的地方工作，總之不能誤點。
凌晨的六時左右人最睏倦，開始覺得泠氣（空調）好像愈來愈泠，眼皮沈重得要命，面上滿是汗油，頭皮發癢，而嘴唇和鼻孔卻感到極之乾涸，身體散發著汗臭，後腦好像有點痛，又不是很明顯的，反正整個人所有感官都遲鈍了；窗外的夜空開始轉白，負責印刷的同事已啟動了油印機，電訊機和油印機的聲嚮加起來像許多把槌子不斷的往你的頭上敲打，好不容易才捱到了早上的七時三十分，天也光透了。走到街上，看著四周的景物和迎面而來刻意打扮的女士們，都有一種朦朧的美感；偶而望一下高掛的太陽，就似有千百技針向我的眼球射過來，逼得我連忙低下頭；好像很專注的在想甚麼，其實腦海中混沌一片，完全是一些無意識的幻想；雙腿祇是慣性的搬動著身體，緩緩地向天星小輪碼頭的方向走去。在渡海小輪上，底層機房發出來的熱氣令我迅速睡著，小輪靠了岸要工作人員把我喚醒；巴士上的搖晃更容易令人睡著，但垂下的頭會不時撞踫到窗邊的金屬欄杆，痛醒又睡，睡著了又痛醒。今天我又在車上睡著，錯過了下車的地點，直至巴士到達彩虹村終站才被司機弄醒，夢遊似的，在司機的嘲笑聲中我下了車，一邊用手搓著疼痛的額角，一邊盤算著應轉乘那一號巴士回家。
少 年 岑 寂
〔五〕
在日常的工作中，我並不如其他同事打字那麼快和準，也沒有他們對那些機器操作的熟練，但我對整個電訊網絡和電腦糸統卻比他們瞭解的多；一方面是自己有很大的求知慾，另一方面是因為我能完全看懂那本英文的系統操作手冊；其他同事因為英文程度不足，都祇能一知半解。最初當我碰到工作上不懂的地方時，也曾找「老師傅」們討論，總覺得他們都迴避我的問題；契表哥說是因為他們不願把所知的公開，而契表哥本身也不是完全明白；最後我發現他們根本不懂，祇是故作神祕而已。當時的我生活相當無聊，沒有甚麼朋友，下了班也不會有甚麼消遣，於是便拼命地鑽研那電腦系統的操作手冊，這不單能打發我多餘的時間和精力，也給自己建立多一點點工作上的自信心。還有，在獨自一個人當值的星期六、日或假期，有許多時間是沒有事情可做的，但我卻不會閒著，總是忙碌地翻看契舅父保存的新舊文件，或試驗操作手冊所述的各種電腦指令，直至把每一項工序和電訊線路的來龍去脈都弄清楚為止。有同事因為英文不好，每次需要即時回答其他地區的詢問時，坐在那電報機前身子不斷地發抖，卻打不出字來；當電話傳來外國人的聲音時，他會連忙放下話筒去找外面的編輯接聽，剛巧編輯不在時唯有把電話掛斷，引來客戶的投訴。
由於部門裏面多數人對我都不很友善，契舅父又常常告訴我要小心這人，提防那人，使得我不能展開自己的交際圈子，於是契舅父的兒子便成了我唯一傾談的對象。契表哥大概十二歲便加入他父親的部門工作，他衹完成小學課程，文化水平不高，但他的工作經驗給了我的研究很大的幫助，而我也樂於和他分享我的發現。那時他在港島租了一所很小的房間居住，我們當過夜班後常去茶樓，接著我還會到他的家裏小睡，是因為我家在九龍，返家需要車船交替一個多小時。契表哥說他認識很多女朋友，我卻一個也未有見過，他也不讓我認識他的其他男性朋友，後來才知道和他經常交往的也是在英資機構工作的人，是他不想我和他們溝通而矣。在工作方面，我們合作過四次，第一次是重整電腦的程序以適應市場的新需要，他負責和英籍總編輯溝通，我做了大部份實質的工作，英籍總編輯很滿意那計劃的完成，還給他一些獎金，我也替他高興。不久之後，我把一直收集到的資料加以引證，完成了一幅全亞洲的電訊網絡分佈圖；因他的推薦，我的「作品」得到那英籍工程經理的稱讚，還在圖上簽署認可，高掛在部門的牆上好幾年，這是我們第二次合作。以我那時在部門裏的地位，這是很不尋常的事情。
我和契表哥的成長過程，生活方式和人生目標都很不一致；以看書為例，我會看老舍的「駱駝祥子」或劉以鬯的「酒徒」等純文學作品，他則會看李宗吾的「厚黑學」和其他心理學或怎樣成功致富之類的書籍，但因為工作上有共同話題和談不完的是非恩怨，而且我們年紀相若，能無所不談，感情還是很融洽的。他很能交際，遇到任何年齡的男女都能找到話題，尤其是那些英籍的上司們，以他的英文程度而言，是頗為令人驚訝的。那時的我完全沒有應對的經驗，衹懂得禮貌地回答人家的問題，更不會主動的去找些不熟悉的人聊天，可以說是一個十分沒趣的人。在我加入這英資機構六個月之後，部門來了一新同事「K」，K 和我一樣是跟契舅父有點親戚關係的，我們卻不認識對方，原來契舅父的一個女婿是他的舅父，K比我小半歲，完成中學後曾在酒店工作。K 的加入分散了其他人對我的敵意，但對契舅父的不滿就更甚了。後來 K 和我常常一起當更，有很多談話的機會；雖然我的工作經驗也很淺，卻很喜歡把所知的都告訴K，他也不討厭聆聽我的種種議論，甚為難得。那時候，K、契表哥和我上班下班都經常走在一起，工作上可以說是一種政治的需要，私底下亦有一些友情的存在，但契表哥愛名牌衣飾和攀附權貴，我和K都很不以為然。回想十多年前，我和契表哥因發展方向不同已愈走愈遠；反之，二十多年來我和K一起走過許多路，至今仍是很要好的朋友。
在我加入這英資機構的同時，哥哥亦剛進入一政府部門工作，也是需要輪班當值的，所以無論白天或晚上我們都能常常見面，哥哥讓我認識很多新的事物。他帶我去大會堂聽香港管弦樂團的演奏，還記得有柴可夫斯基的第五交嚮曲；又帶我去看話劇「創奇者」，還記得有他的一個同學參與演出飾演海倫凱納；他更帶我去吃自助餐（buffet），還記得是在旺角的麗斯餐廳；他教我攝影，還把他的YASHICA照相機平賣給我；他帶我去大潭篤郊野公園，那水塘反映著近樹遠山的景緻，至今難忘。他也讓我認識他大學預科的同學，有兩個進了香港大學，其餘的都進了理工或其他專上學院，而我這個祇有中學程度的小弟弟後來和他們的交往比哥哥還要多。我和其中一個唸大學的常去逛音嚮店和唱片店，還跟著他到他女朋友家吃飯；另外一個也是唸大學的，他在哲學、宗教和文藝等領域的認識佷豐富，我最愛和他聊天，後來一起去過斯里蘭卡，還幫助他弟弟做生意；其中有一個非常貪玩的，我和他參加了旅行團去廣東的肇慶遊玩，也曾替他改裝一台汽車音響在家中使用；有一個女的唸設計的，很懂繪畫，有豐富的想像力和詩一般的情懷；她父親是吃素的，卻做很美味的葷菜招待我們；後來我寫了一篇關於寫作的文章題贈給她，是因為她曾鼓勵我寫作。這些交往活動都能打發我一些工餘時間，填補一下我生活上莫名的空虛，也讓我汲取到多方面的新知識和社交經驗，都是美好的回憶；但畢竟那時他們還在唸書，而我的煩惱卻主要來自工作，且不斷地困擾著我，是他們不能理解的。
香港是個會受颱風侵襲的地方，大風可以把地上能移動的東西都吹起，鐵皮造的圾垃箱在空中飛舞，街頭的交通指示牌被吹得彎了腰，通常還夾著大雨，在這裏長大的人都習慣了。颱風訊號達到八級（俗稱掛八號風球）時，交通便會癱瘓，所以正在當值的人亦被迫超時工作了，我便有因為八號風球懸掛而連續工作十六小時的經驗。這一天的清晨，颱風快要過去了，住在港島的同事也找得到的士回來接班，但我還是不能回家，祇因公共交通還沒有完全恢復，唯有呆在辦工室等渡海小輪開行；這時新聞部一個有私家車的華人編輯剛巧也下班，便順便把我送了過海（從港島經過海底隧道到九龍），而他正是那曾粗暴辱罵我的人。事實上我並不感激他的邀請，衹是不好意思拒絕罷；也大概是因為那次他罵我的時候我表現得很不高興，所以他才會對我表示一點友善的態度；觀察他平時的行為，就知道他不是一個慷慨的人。多個月之後，他便發起要組織一個華人工會，自己當會長，說是為了華人的福利而成立，他真正的目的是要為自己在英國人的心目中建立一個華人代表的地位；他熟悉英國人喜歡以華制華，也可藉此鞏固他在華人中的威信，確保他和另外一男一女分別掌管物資採購和會計出納以及供應商的「長期合作」不會中斷。我所在的部門和編輯部用紙最多，每月是很可觀的一筆費用；他經常嚷著要我們把用了僅一半的紙卷換掉，說不用替機構節省，大家都知他別有用心。對於工會的成立，除了搖旗吶喊的幾個之外，大部份人明知是個被人利用的騙局，但卻沒有人敢不同意，祇有我一個例外；於是身邊的人幾乎每天都給我壓力，連契表哥都勸我屈服，我卻沒有理會。工會當然沒有正式成立，每人付了十圓的「會費」最後不知進了誰的口袋，已不是我要關心的事了。
我這種「不合群」的姿態，還有我一開始便被認定是契舅父那邊的人，是憑關係進入這英資機構的，令部門內外的人感到很不舒服，所以不管我如何對他們友善也祇換來泠淡的對待。另一方面，以我累積到的工作知識和不斷的自我鑽研，很快便通過考試從最低的四級電訊員升至三級，不久又從三級升至二級，有人就更看不順眼了。那時負責考試的是一個從新加坡來的印度人，他是東南亞區電訊的主管，職位比契舅父還要高；所以他每次來的時候大家都爭著送禮和請他吃飯，契表哥更帶他去度身訂造西裝和皮鞋，他都很高興地接受，而我也畫過一幅以中環為背景的水彩畫送給他；其實他的權力並不如一般人的想像和他自我吹噓般大，祇是英文比較好，容易和英國人溝通罷。他在機構中的發展一直很不錯，服務了二十多年之後才離開，而我和他亦始終保持著良好的關係。對於較年青的一群同事的泠落和泠言泠語，我並不在乎，也沒有打算討好他們；但對於另一群年紀大的同事，雖然他們對我也不算好，我還是十分尊敬的；有工作的時候我一定搶著去做，有空的時候我會逗他們說一些戰時的故事，年輕時的生活和香港地方的歷史。老一輩從前是學摩斯密碼（Morse Code）的，單靠聽著短波接收儀發出不同長短的聲音繙成英文字母，用打字機即時打印出來，很不簡單。科技當然是不斷地進步，當年我學會閱讀那五孔一組的Baudot 密碼紙帶，今天已是博物館內的陳列品了。由於同事們大都沒有完成中學，英文又不好，所以老一輩的都說我不用在這部門裏耽誤時光，都認為以我的學歷和才能，是不必做這份工作的；這到底是他們高估了我，是另有目的，抑或是我真的不該闖進不屬於我的世界裏混飯吃？那時的我，祇嘵得謙遜一番，那會想得這樣深入呢。
我家在政府廉租屋村內，房間與外面的行人走廊衹有一牆之隔，牆上還有一排的透氣窗；有一次凌晨過後下班回家，在走廊聽到一所房間內發出少婦的叫床聲，我衹好輕著腳步走過；走廊衹有四呎寬左右，夾著走廊的兩邊都是一個接一個的小單位，所以在日間外面主婦們的應對，兒童的奔跑聲和喧嘩聲，以及流動小販的叫買聲，雖然把大門關上都會聽得極為清楚；為了空氣流通，夏天時鄰居都會把大門敞開，於是房間內搓麻將的噪音亦會沿著走廊傳過來。輪班工作導致睡眠不足是另一煩惱，大清早八時半左右下班回家倒頭便睡，到了午間十二時左右我便會因為種種嘈吵聲醒過來，躺在床上，頭痛得要命，一陣陣暈眩的感覺，眼皮沈重得很，就是無法再睡；只好從床上爬下來，扭開電視，吃過母親準備的午飯，祗是下午二時左右，還有九個小時才到上班時間，身體是疲倦的，卻甚麼事也提不起勁去做。故此有時通宵班過後我索性不回家，在街上閒逛；其實滋味並不好受，沒有正常休息的身軀，冬天總覺特別的泠，夏天特別的熱；坐著時若有一點睡意便要立即站起來，否則睡著了回家就不能再睡；為此我有一口氣連續跑三家電影院的紀錄，看一些動作或搞笑的電影都不會入睡，時間也似乎過得特別快；我這樣做是為了要把自已弄得很累很累，回到家裏已差不多昏迷，聽覺都失去了，怎麼吵也不會把我弄醒，便可以多睡一兩個小時，好應付另一個漫漫長夜的工作。
因為上下班的時間不規則，呆在家中的日子總是很多的；我培養了看書和聽音樂的興趣，亦是排遣寂寞的好方法。小時候家裏根本沒有課外書可讀，賺到點錢之後便很有衝動把以前渴望擁有的書籍都買回來，結果是，「紅樓夢」因為比較艱澀我祇看了第一章，「儒林外史」因為太沈悶衹看了一兩頁，「唐人小說」都是文言文衹看了兩篇，「三國誌演義」因為人物眾多和關係複雜我祇看了十回左右；但我愛看劉鶚的「老殘遊記」，把全書都看完；老舍的「駱駝祥子」我看過幾遍，感動的幾乎掉下淚來，也佩服作者把觀察得來的人、事、物寫得那樣出色；巴金的「家、春、秋」我衹看了「家」，淺白的文字和耐心的描述是我初試寫作時的參考；魯迅的「阿Q正傳」不僅充滿喻意，幽默卻又悲哀，而且極度流暢，是作者其他作品中不易找到的；至於我最心儀的作家則是郁達夫，他的書我買最多，他作品中的傷感–「蔦蘿行」、「一個人在途上」和頹廢意識–「零餘者」很切合我當時的心境；李敖的「獨白下的傳統」令我驚嘆於他的博學；劉以鬯的「酒徒」讓我認識意識流作品，他的文章沒有古典舊詞，完全是利用白話文的創作技巧，到今天仍然是前衛的，亦是我寫作的模範。讀文學作品是需要很用心的，沒有武俠小說或科幻小說的橋段那般引人入勝，卻能啟動我的思考，幫助我理解人生中無數的問題，雖然不一定都能找得到答案，這是生命的無奈。
中學時期我已非常愛好音嚮裝備，買一些舊的擴音機和自己動手裝揚聲器，都是低價的日本貨色，播放一些流行音樂而已；離開學校出來工作之後手頭寬裕一點，買了一套歐洲製造的「四合一」廉價組合，四合一包括了接收器、卡式帶、擴音機和揚聲器，有一天無意之中把接收器調到專門播放古典音樂的頻道，剛巧聽到了約翰史特勞斯的「藍色多惱河」，被它深深地吸引著，連忙找一匣卡式帶把它錄下來；這音樂大家倒不會陌生，但想不到在品質較好的音嚮裝備播放出來有這麼大的分別，音樂雖然不完整，我卻重複的聽了許多遍。從此我便對古典音樂發生濃厚的興趣，買了很多卡式帶，就是不能買傳真度較好的唱片，原因是家裏的空間太小，找不到地方安置一個唱盤，後來雖然換了更好的分體音嚮組合許多次，卡式機還是要壓在兩個揚聲器其中一個的下面。最先買的是丁善德的「長征」交嚮曲，陳鋼、何占豪的「梁祝小提琴協奏曲」，貝多芬的「第五〝命運〞交嚮曲」，柴可夫斯基的「第一號鋼琴協奏曲」和比才的歌劇「卡門」（選段）等；之後又陸續買了其他貝多芬、柴可夫斯基、貝拉拇斯，西貝流士、莫扎特和舒伯特等的作品；後來更嘗試較為泠門的，例如史達拉汶斯基的「火鳥」和「春之祭」，蕭士塔高維奇的「第五交嚮曲」，貝遼士的「幻想交嚮曲」，馬勒的「第二〝復活〞交嚮曲」等；有一些特別喜歡的曲目，我還會買不同樂隊和指揮家的演繹，感覺是很不一樣的；古典音樂必須很專心的去欣賞，像布魯克拿的「第二交嚮曲」，初聽覺得很沈悶，多聽幾次之後，音符走進了心靈的深處，把埋藏了的感受都發掘出來，必須親身體驗才能明白。粵劇的錄音我也買很多，而且母親也愛聽，但質素好的祇有任劍輝、白雪仙、梁醒波的「帝女花」，「再世紅梅記」和「紫釵記」；任劍輝（女）沒有破綻的男聲和自然流露的應對，白雪仙在高音域的婉約和深情的投入，與及梁醒波的機警，沉厚而充滿感情的聲音，衹有在高級音嚮重播下才能完全發揮出來，連呼吸聲也聽得一清二楚，是一大享受。本來看書和聽音樂都是用來排遣寂寞的，其後因為工作和生活環境的改變，再也不能用心看書和專心聽音樂，偶爾也會懷念這段岑寂的日子。
轉 機
〔六〕
在泰國的曼谷轉機，我們的目的地是斯里蘭卡的可倫坡，同行的還有哥哥和他大學預科班的一個同學；這是我們第一次搭乘飛機，心情十分之興奮，特別是因為我們要去的地方，在當年是較不為人知的。人生的際遇無常，事前是完全想像不到的；就在大約半年前的一個晚上，七點左右的晚飯時間，我從寫字樓（辦公室）走到中環的街上，還沒有想好去那裏，無意識地橫過了電車路到達一電車站，剛準備走向前面的行人道時，有一身材不高而皮膚黝黑的年青人把我叫住，很有禮貌的用英文詢問我往麥當奴快餐店的方向；我向他解釋了一會兒，不知道是路線太複雜還是我的英文不好，他還是不太明白；我心想反正有空，便索性陪他走一段路，在路上他告訴我他在斯里蘭卡的錫蘭銀行任職，來香港接受電腦程式編寫的培訓，我告訴他我任職的英資機構的名字和工作，剛巧今天夜班當值；邊走邊談，很快到了麥當奴快餐店；我看時間己不早了，不想另找地方吃飯，便建議和他一起用餐，他很高興的接受。然後他又告訴我他是天主教徒，我告訴他我也是；他告訴我他的國家是怎樣的一個地方，我告訴他我知道關於香港的一切。就這樣，我便認識了我第一個異國的朋友，還約了時間改天再會，才匆匆趕回寫字樓去。改天我們又見面了，我還帶了哥哥和他的舊同學讓他認識，幫忙他購買手信禮物帶回斯里蘭卡去，而他最感興趣的竟然是那種可伸縮的雨傘，前後買了多少我已經忘了；哥哥和他的舊同學都對他來自的國度發生了濃厚的興趣，從他口中知道許多關於這個位於印度南端的島國；這還不夠，我們更承諾在短期內去探望他，他表示熱烈的歡迎；後來他告訴我，他當時是不大相信我們是認真的。他回國之後我們一直保持著書信來往，哥哥和他的同學也開始搜集斯里蘭卡的資料，還找到一套由日本著名演員栗原小卷主演在斯里蘭卡拍攝的電影，在海運戲院的早場放映，三個人一起跑去看，卻是一套很沈悶的藝術片，而且影片中的外景不多，對認識斯里蘭卡沒有多大的幫助。
從曼谷到可倫坡的航程跟自香港至曼谷的一樣，需要三個多小時；這合共七個多小時的飛行對我來說是很新鮮的經驗，吃完午餐轉機後又吃午餐，酒喝了又喝，還睡了好幾次，才等到飛機降落，我的朋友和他一個會駕車的朋友早已在簡陋的機場中等候著我們。斯里蘭卡給我們的第一個印象是二十年前的香港，到處設備陳舊甚至破爛，行人的衣著都不太光鮮，首都可倫坡市的街道也不擁擠，我們看到熟悉的英式建築物，在國會大廈前的海邊看日落是挺寫意的經驗。我的朋友並不算很富有，他已故的父親和兩個兄弟都在鐵路局任職；很大的一個家庭陪伴著他年邁的母親，好不容易我們才弄清楚他們兄弟姊妹之間的關係；每個人都非常友善，也能說英語，但嗓門很大；晚上我們就睡在他家裏的客廳或飯廳，大清早必定被他們的對答聲或收音機的廣播吵醒。天氣炎熱是必然的，剛到達時我們有點不慣，後來適應了，卻被中部高山上衹有攝氏十一、二度的氣溫嚇倒，而品質優良的茶樹便是在這裏種植的，在馬路兩旁已經能夠找到。海灘是原始的，香蕉和椰子樹到處都是。我的朋友請了長假，陪伴我們走遍全國許多地方，探訪他似乎到處都有的親戚和朋友。雖然我們沒有吃過豐富的海鮮餐，也沒有看到著名的巨型的佛像，寶石的價錢也不是傳說中的便宜，還要在火車上過夜；但對於一個二十歲前從沒有出過國的青年來說，一切都是新鮮而難忘的。
年輕的我對於人人平等的觀念很執著，我的朋友家中有兩個衹有十三、四歲的年輕女傭，幫忙做飯，清潔，洗滌等事項；大概是窮人家的女兒，年紀很小便送到比較富有的家庭收養打理家務；我在另一個家庭便見到一個祇有四、五歲的女孩在洗擦飯後的碗碟；我的朋友說待她們長大後便會替她們找一好丈夫嫁出去，而依我的觀察他們一家人對她們還算不錯，主日會帶同她們一起到教堂守禮拜，衹是不能上學校唸書；我的朋友結婚時，其中一個相貌較好的還是伴娘之一；但我為此而耿耿於懷，過了很久才能淡忘。在這次旅程之後，哥哥和我都分別再去了斯里蘭卡一次，都是兩年之內的事；我去的一次是為了參加我朋友的婚禮，祇是短時間的逗留；此後我們再沒有見過面，祇招待過他在美國唸書的一個姪兒，那年他途經香港回國，因帶了厚重的地毯，結果要多花八百多圓額外的行李費，才知道美洲的航空公司祇有件數限制，而亞洲的航空公司則要算重量；他的爸爸即是我朋友的大姊夫，退休前是當警司的，後來不幸在泰米爾叛軍的暴亂中犧牲了，詳細的情形我也不很瞭解。泰米爾是斯里蘭卡的第二大族群，但佔總人口不足二成，主要聚居東部和北部與印度接壤的地方；我的朋友是屬於人口最多的新赫里斯族，相貌和輪廓都跟泰米爾人有點不一樣。泰米爾叛軍把獨立的要求訴諸武力，到處製造騷動和放炸彈，二十多年來導致無數軍隊和平民傷亡，生產力下降，外國人都不敢投資或旅遊，把這個美麗而落後的國家推向更貧窮的境地，是令人難過的；我常常留意當地的新聞，感受也特別的深刻。
迷信的人都認為一些生活習慣或家居的改變能影響命運，而我首次的出國旅行似乎真的帶來工作上一連串的「轉機」。在我加入這英資機構大約一年之後，傳來了要搬遷的消息；原來當時的寫字樓是暫時性的，為了毗鄰舊寫字樓所在的古老英式建築物需要重建，大概是兩年前的事。現在雖是搬回老地方去，境況卻大大不同，重建好的一幢簇新而高聳的現代化大廈，除了是辦公大樓之外，還有偌大的商場和長長的行人電動樓梯，後來更成為名牌時裝、皮具、珠寶、首飾等「名店」的集中地，不少人都以能在此上班而感到自豪，我卻因為職位低微，反而覺得很諷刺。搬遷需要周詳的計劃，要安排的事情很多，操作又不能有一刻中斷，新舊線路的交切還需要電訊局的配合；契表哥以年青一輩之中最為資深，負責搬遷的策劃，我協助了他設計所有傢俬和機器的擺設。新的工作地方比舊地方祇大了一點點，但要容納的機器卻增加了許多，我衹能儘量利用空間；日常的工序但求簡單直接，來提高工作效率；重要的電訊機都在控制員的視線之內，出錯的機會便能減到最低了。又因為一些設計上的問題，我和那新來的華人辦公室經理也發生過爭執；其實他甚麼也不懂，衹想向我這個小職員宣示一下他的權力罷；於是我向英籍工程經理求助，解釋我們的實際需要；幸好他站在我的一方，辦公室經理祇得依著我的意思去辦。整個寫字樓的搬遷工程花費鉅大，這辦公室經理不久也辭職了，據聞已「撈足油水」。新的電訊室由我設計，是我和契表哥的第三次合作，我雖然沒有得到任何額外報酬或獎勵，但還是很有滿足感的，亦開始不那麼討厭上班了；傍晚或深宵時份、周六、周日或市場假期的日子，工作比較輕鬆，我會利用空閒的時間，去修改我在家裏初稿的文章，有點怡然自得的感覺。後來我把寫好的文章收集起來，影印了許多份，送給哥哥、哥哥的朋友和K；這文集是我初試寫作的練習簿，質素自然不高，但這二十年來我還有零星的印製，送給我認為知心又愛好文學的新朋友，自以為是很有意思的禮物。
華人工會為何沒有搞成功，我不大清楚，但企圖推翻契舅父的「集團」和動搖他的地位的活動卻沒有停止過；這一次他們暗中寫了一封聯名信給英籍的工程經理，內容主要指有人（契舅父）安排親信（我和K等）進入部門，既沒經驗，學歷又不足，卻獲得升級，另外還有一些副題，是關於工作環境方面的改善的；英籍的工程經理把信給了契舅父看，說是垃圾，告訴他不用理會；這信我也看過，英文水準頗高，該出自那搞工會的華人編輯之手。因為英籍工程經理沒有理會那聯名信，於是他們要求和他見面，說要安排考試以訂出各人的水平作為升職加薪的標準；英籍工程經理都嫌他們多事，但認為建議尚算合理，於是作出了考試的決定，所有人都要參加。這下子老一輩的同事嘩然，他們自知沒有足夠的英文程度去回答那試卷，關於通訊線路，電腦操作，還有緊急應變措施他們都不能完全掌握；本來是旁觀的戛然被拖進局裏，都埋怨那幾個倚仗華人編輯的勢力以為可以得到好處的年青人，斷言杯葛考試，心裏卻很害怕會有甚麼不良後果。那時新加坡的東南亞區電訊主管剛調職到印度的孟買當經理，沒有人出試卷，英籍工程經理詢問了契舅父的意見，契表哥說他可以辦妥。考試過後，有一個平時自認為很懂的同事，也是華人編輯最忠心的追隨者，矢言題目是英國倫敦總部方面出的，因為問題十分刁鑽，難度極高；而結果他亦衹拿到一般的分數，其他人就更不用說了。這次的考試我拿到差不多滿分，因為試題是我出的，而我亦因此晉升為高級電訊控制員。這職位可以說是「舞弊」得來的，但毫無破綻，因為他們做夢也想不到我有這個能力，也想不到這次茶杯裏的風波有這樣出人意表的結局；這是我和契表哥第四次合作，也是最後的一次。製造事端的一群應該很後悔聽從那華人編輯的慫恿，作出那麼愚蠢的決定，既沒有達到目的，卻令老一輩的同事尷尬，還暴露了個別英文程度和工作知識的低拙。
契表哥有他自己的打算，並不熱衷於化解兩派尖銳的對立；而我和K都是新人，在部們裏常處於被動的地位，一直找不到出路；但不久出現了一個頗不平凡的同事，他改變了兩陣對峙的局面，對我以後的人生觀也有程度上的影響，而他在加入我們部門之前的工作也頗為特別的。八十年代初，越南和朝鮮都不容許一般西方記者進入，有關消息祇能依靠接收河內和平壤官方新聞社的短波無線電廣播。機構在港島的太平山頂擁有一座洋房供駐港最高級的職員（俗稱大班）和家屬居住，附設有一小型工作室，每更次祇有一人當值，內有接收儀多部，連接一室外天線，把從河內和平壤接收到的訊號再傳送到中環我們部門內的電訊機打印出來，供新聞編輯參閱。另有專門接收中國內地電台廣播的接收器，主要是監聽新聞的播放，當年中國首次成功試爆原子彈和毛澤東逝世的消息便是最先在國內電台發放的。山頂當值的同事也要時常保持警覺，對北京中央廣播電台的節目安排要有認識，每次聽到電台很不尋常地連續播放著嚴肅的革命歌曲時，極可能是有重要新聞將要宣佈的前奏，都會通知中環當值的新聞編輯留意。因為山頂其中一名同事要退休，其餘三人年紀也不小了，機構便索性把部門解散了，一人提早退休，兩人調到我們的部門工作；把接收河內和平壤的短波無線電廣播的服務交由電訊局提供，至於接收北京中央廣播電台的技術要求比較低，把接收器搬到中環的編輯部便可以了。多了兩個人幫忙，雖然他們都不懂打字，大家仍然很高興；而被華人編輯控制的一派亦開始拉攏他們和契舅父的集團對立，但兩人已在機構服務了二、三十年，對部門內的人事鬥爭早有所聞，反應自然是審慎的；其中一個看來祇有四十多歲的L最能掌握形勢，他清楚那華人編輯的企圖，不願被他和他的爪牙利用，但也不會刻意靠攏契舅父，因為這樣做會引起大部份人的反感。因為他口才好，反應快，一個簡單的問題，他往往有出人意表的答案，引得大家都呵呵大笑，所以人人都喜歡和他談話；而且他在工作上不會偷懶，不明白的地方他會想辦法弄消楚才去執行，故此想陷害他的人也找不到機會；還有，他對不合理的事情會直言，對強權無所畏懼，祇是英文不算好。我和K跟他很快便稔熟起來，而華人編輯控制的惡勢力也未有怎樣排擠他，是他成功之處；他最喜歡說他從前的風流事跡和踏足青樓的經驗，但從沒有帶過我們去舞廳或夜總會，衹教我們飲酒。
在L加入這部門之前，偶然有人會安排一些集體活動節目，例如「大食會」之類，都不會邀請我或K參與；但契表哥和華人編輯的集團卻一直有來往，華人編輯的情婦也是他先認識的，有一天剛巧華人編輯的妻子和情婦在寫字樓遇上，還動手打起來。L因為還沒有結婚，有空便安排一些工餘節目請大家參加，例如我首次返回中國大陸便是跟他、K、契表哥與及一胖子同事一起到深圳的西瀝水庫遊玩，後來又去過東莞、中山、澳門等地；他還示範怎樣跟不認識的少女搭訕，是年青的我和K不懂的；因此我們也認識了一些女性朋友，有過一些旅行逛街的集體活動；有一對姊妹是我們在國內旅遊時認識的，分別出嫁時我們都有去喝喜酒。L一直騙說他還未有結婚，事實上他的妻子在鄉間；是我們跟他回南海的家鄉時才知道的，那時他手抱的女兒祇有五個月大罷。後來我們的活動多了，連「敵對」陣營的同事都來參加，常去馬灣釣魚；祇有那華人編輯最忠心的追隨者例外，大概不甘心參加一個比他低級的同事搞的活動罷，加上他平時態度甚為囂張，動輒說他隨時可取代契舅父主管的地位，結果卻越來越孤立自己。L比我年長很多，但思想一點都不守舊；年輕時駕著汽車接載不同的女友去郊遊，好不威風；他真正的年紀比看起來還要大了十年，大概是能一直保持年青的心境的緣故；有點不可思議的是他認識的朋友，有已故的著名電影導演秦劍，L卻批評他成名之後不肯關照找工作的朋友，也有曾經為無數香港電影配樂亦在家中教授鋼琴的音樂家。我們聽過這位音樂家在大會堂音樂廳指揮冼星海的「黃河大合唱」，也去過他的家探訪；他收藏的唱片數量令我驚嘆，他知道我愛好古典音樂，告訴我很多關於音樂方面的東西，我都聽不懂，衹記得他說柴可夫斯基的交響曲錄音以馬溫斯基指揮列寧格納愛樂團的版本演繹得最為出色；後來給我找到這個錄音帶，連忙買了回家，聽得為之動容，才明白俄羅斯人的指揮和演奏跟西方人的有那麼大的分別；那深沉，火爆甚至粗暴的效果令我對柴可夫斯基的音樂有了新的體驗，對這位音樂家的識見敬佩不已。
這天我不用上班，L邀請了我、K、胖子和契表哥到他的家吃晚飯；我提早了出門，預備了一盒名貴的巧克力糖，跑到以前工作的工廠去探望一下舊同事；我的初戀情人也在，還很大方的跟其他人一起坐，面上帶著微笑，用心的聽我訴說新工作的經歷，祇是沒有說話。從工廠走出來，我有說不出複雜的感受和難過，已逐漸在我記憶中褪色的往事又變得鮮明起來，自己也沒法解釋是為了甚麼目的而來。在L的家中吃火鍋，我喝了很多白蘭地，同桌的還有L的母親、姊姊，姊夫和弟弟，他們都以為我真的能喝，白蘭地添了又添，於是我第一次到L家吃飯便醉倒了；醒來已是第二天的早上，L上班去，他慈祥的母親要我吃過午飯才讓我走。從此我再沒有去以前工作的地方，但常常和K到L的家吃飯，喝很多不同的酒，中西都有，他的家人都喜歡酒，誠懇又健談；我怕是受到感染罷，漸漸地話也說多了，還學會開玩笑，酒量也似乎越來越好；高興時飲酒，不開心時也 飲酒。L年輕時交遊廣闊，和朋友去過中國許多地方，在香港也常去爬山和到海灘游泳，從他的照片簿可以看到；他就是不懂追逐名利，但求一穩定收入的工作，不愛花錢到酒樓用餐，喜歡自己下廚弄一些美味的菜式，用的都是上佳的材料，而湯是必備的，他常說酒喝多了湯水便不能少。L到五十多歲才想到生兒育女，妻子是位賢淑但外表不出眾的年青女子；對於半生挑撻， 他有「水月鏡花」一語，令我得到啟示。跟L在一起的時間總是愉快的，從他身上我開始認識到社交口才和親切態度的重要性，明白到和其他人一起的時候，能令大家都開心當然理想，但至少不要惹人討厭；這做人的態度我一直貫徹著，使我結交到不少新的朋友，而我的好友大都會喝酒。會喝酒的人都比較熱情和坦率，平時說話不多的酒後也能暢所欲言。
契表哥是不會喝酒的，這時我們對事物的態度開始有了分歧，我不喜歡玩弄手段，他則經常製造一些假消息去恫嚇他人；我勸他學好英文，舉止要得體，作風要正派，才能達到 他希望成為上流社會的一份子的目的；他當然沒有聽我的勸告，而後來我亦發現這祇是我當年一廂情願的幼稚看法，事實並非如此。契表哥對我的態度開始不太友善，是因為我已沒有可供他利用之處；他還進一步阻止我發表個人意見；有一次我們和其他部門的同事衹是隨便討論一些問題，他卻用鞋尖輕踏我的鞋面幾次，示意我不要說下去，引起我很大的反感。那時侯我在工作上已沒有多大的困難，K、L和我又能互相照應；還有，經過我幾年辛苦的耕耘，大部份同事終於瞭解我從來沒有倚仗契舅父的地位去打壓他們，契表哥的種種陰謀暗算亦跟我無關，我設計的新電訊室衹有帶給他們更大的方便，這已是我加入這英資機構第三年的事了。與此同時，電訊和電腦的發展帶來機構新的商機，倫敦方面開發的新科技能利用電腦終端機顯示出幾乎與市場同步的數據，新客戶幾乎每天都有，於是香港分部也陸續招聘了許多新的員工，寫字樓的面積隔幾個月便擴大一 點，最後把大廈整層都佔據了，而電訊室亦隨著資訊科技的火速進步漸漸地失去它的重要性。這天英藉工程經理問我是否有興趣嘗試一個新增的工程聯絡文員的職位，我是沒有理由錯失這個機會的，雖然一直很辛苦累積到的工作經驗不會再有用，是有點可惜，但從此不必輪班工作是很大的好處，所以我很快便答應了。我的離開K和L都替我高興，契表哥心裏很不是味道，契舅父的英文通訊我再不能替他修飾了，其他人的反應我沒有探究；事實上我亦非第一人轉投其他部門，有一位和我年齡相若的同事半年前便成功地申請到另一職位，後來我們同在工程部工作，十年後還一起移居到新加坡來。這轉變來得有點突然，新職位又是以前沒有的；彷似我初聽一首交響曲，一個高潮迭起的樂章終結了，接下來是另一個樂章的開始，但將會是怎麼樣的內容，還要耐心地聽下去才會知道。
青 春 舞 曲
〔七〕
這裏是香港的外國記者俱樂部，在中環的一條斜坡路之上；俱樂部裏的一個小型宴會廳之中，這天晚上正在舉行生日派對；揚聲器播放著強勁的音樂，一對一對的男女在黝暗的燭光下，平滑的地板上跳著舞；有華人也有洋人，都是很投入的樣子；有些人在飯後正喝著酒，在外邊的露臺圍作一堆一堆的在高聲談笑，說粵語和說英語的各佔一半，階級和國籍彷彿都不存在了；大家雖然在同一機構工作，每天都能見面，但還是很享受能聚在一起跳舞、喝酒、談笑的一個睌上。這一類的派對我去過不少，今天稍為特別，因為我是主角之一，另外兩位是女性，都是在同一機構工作的年青人，正忙碌地到處招呼著客人。和那麼多好朋友一起慶祝生日，我的心情十分愉快，我的生日禮物是整套的莫札特交嚮曲和華格納指環集四部曲的錄音帶，雖然派對的費用全由我來付，卻是很美好的回憶。這是我脫離了電訊室轉到工程部工作之後的兩至三年間的事了；有賴香港本身迅速成為亞洲一個高度發展的金融中心，英資機構在全球的業務也持續地增長，盈利年年創新高，除了大量的招聘本地人才之外，從倫敦總部調過來的海外僱員也越來越多，於是我便有了許多新同事。海外雇員享有以倫敦為標準的工資，自然比本地僱員高出幾倍至十倍，公司還提供汽車、房屋和子女教育等津貼；加上在英國殖民地的香港，華人大多對洋人有奴性的尊敬甚至懼怕，所以英籍為主的海外僱員有很大的優越感，自然喜愛在香港工作。然而，傳統的英國紳士風度也頗得年青一代華人的好感，相對於華人（尤其是老一輩的）來說，洋人都顯得比較有文化、說話有條理、民主、禮貌和友善；那年代的洋人還能遷就一些不大懂英語的華人把話說得淺白一點，對年資長技術低的員工也不會輕視；而本地僱員的薪金比起其他洋行同一職位的一點也不差，亦因為機構的不斷擴充而造就了很多晉升的機會，華人不用刻意靠攏討好洋人來達到目的，所以許多新加入的同事一做便是十年或以上，都是我認識的。
轉到工程部工作的第一天，早上見了工程經理，他介紹了部門的其他職員跟我認識，其實祇有他的秘書和三個文職人員在，另外一組四人的工程師由他屬下的一個洋人領導在電訊局那邊上班，還有三人是在証券交易所輸入數據的；當天工程經理沒有指派任何工作給我，說先讓我適應一下環境，自己找一點資料閱讀；這部門的職員我並非完全不認識，其中一人正是不久之前從電訊室調職過來的，他知道我閒著，便把他一部份的工作給我，還教我怎樣去辦，把我當作他的手下看待；這些我是不計較的，反正有空，學習一下他人的工作也不壞，衹是每天午飯過後對著文件總是打瞌睡，十分難受；是因為習慣了從前緊張而忙碌的工作和嘈吵的環境，一時不能適應。幸好這樣的日子祇過了一周左右，工程經理便給了我新的任務；這計劃名義上是替每一個客戶作一些清潔器材的服務，實際上是以此得知器材的正確數字，顯然公司當年並沒有這方面的完整記錄。我們僱了一名臨時職員負責清潔，我衹是把器材的種類和數量記錄下來，這樣的工作似乎簡單得很，卻有意想不到的經歷。英資機構提供客戶的是全球新聞和金融資訊，後者主要是外幣的兌換率和股票（証券）價位的起跌，還有一般人都熟悉的黃金、白金等貴金屬和不太熟悉的各類期貨如原油、大米和黃豆等；我雖然在電訊室工作了三年，但對於公司的投資為何能得到豐厚的回報都不清楚；原來英資機構的主要客戶對象並非買賣本地股票的証券經紀或一般可以在銀行辦到的買賣加元、澳元、紐元等的代理商，而是買賣外地股票的証券經紀，都是大手的成交，以及銀行之間的貨幣交易，這些貨幣是指美元、英磅、德國馬克、法國法郎、瑞士法郎和日元，是以一百萬元為單位的買賣；而這樣大金額的不斷轉移，並非完全是有實際需要的，說是銀行與銀行之間的賭博更為貼切。英資機構當年擁有創新的電腦和通訊科技與及龐大的環球通訊網絡，能把資訊即時輸送到客戶的終端機顯示在熒光屏上，是極先進和實用的設備，買賣外地股票的証券經紀和每所銀行都不能缺少；又因為業務上幾乎沒有競爭對手，收費自然昂貴，但相對於客戶在每一刻都進行的交易之中可能得到的利益，這算得上是甚麼呢。
在接過這任務之前，我對公司的客戶毫無認識；工作開始時大部份公司的負責人都很客氣，祇是有一些把我們當作修理技工，需要作一翻解釋，有些把我當作客戶聯絡員，問了我很多器材使用上的問題，都是我不懂的。客戶多集中在中環甚至同一幢大廈裏，所以計劃很快便完成了一半以上，使我滿心歡喜；然而，倒霉的一天終於來到了，當我的助手如常地進行他清潔的工作，而我正忙著點算器材之時，那公司職員似是不耐煩我們眈擱了他的工作時間太久，突然破口大罵，粗言穢語之中說我們連累他輸了錢，要我們來負責；這公司的其他職員都沒有甚麼反應，但我當時真的有點手足無措，既然不能得罪公司的用戶，祇有向他道歉，把器材的資料弄好便趕快離開，還得安慰了助手幾句；不料幾天之後我們又有同樣的遭遇，這次我的助手說他不想幹下去，酬勞也不要了，我沒有勉強他，祇是很過意不去。第二天我向工程經理報告了經過，他很明瞭我們的處境，告訴我在這情況下不要繼續了；我卻建議他衹需要取消清潔的部份，那麼用戶便沒有渲洩的藉口，讓我獨自去完成清點器材的工作，他也不反對。由於餘下未辦的客戶零散分佈全港各區，我需要東奔西跑，計劃的進度變得緩慢起來；皇后大道東雖是皇后大道中的延續，但門牌號碼卻是獨立的，但我連這個都不知道；有時尋不著器材，沿著訊號線追蹤才發現終端機放在假天花板之上；也有客戶把器材放在凌亂不堪兼有水漬的雜物間，器材的表面佈滿塵埃，奇怪那機器竟能正常地操作。最後我總算完成了任務，建立了一份完整的客戶器材的記錄；工程經理很欣賞，把我們的收獲通知了營業部經理，從此我亦負責了更新這記錄的工作。這次經歷所見所聞相當寶貴而難忘，是我從前整天躲在辦工室所不能得到的，而且在我白天東奔西跑的同時，晚上還去了當電工；因為哥哥的一個舊同學的弟弟的新店快要開張，但資金不足，我除了借出一萬元之外，還幫助他安裝電源和照明的部份，直至身體累極了才躺在店內的地上睡覺，平均每睌祇睡四小時便要醒過來回家梳洗，準備上班去；因為睡眠不足，精神不能集中，有一次在深夜工作時不小心觸到了電，手指給電流震了一下，身子失卻平衡從摺梯上摔了下來，幸好沒有受傷。我那時年青力壯，習慣了開夜班，但這樣日以繼夜的工作了一個多月，亦覺疲憊不堪。
經過了幾個月忙碌的資料收集，接下來便是要解決數據的儲藏和更新的問題；那時候個人電腦尚未普及，但有一種功能比個人電腦狹窄得多的文字處理器己經出現，可把資料記錄在軟磁碟上，而工程部正裝置了一台供大家輪流使用；既然沒有更佳的選擇，於是我花了很大的努力利用這文字處理器把客戶器材的資料記錄下來，因為文字處理器並非為儲藏數據而設計，所以這方面的功能極為有限；雖然如此，能把客戶資料打印出來送給有關部門使用，這台機器已算是很可愛的了。在同一房間工作的三人之中兩個是女的，其中一個是主管，連同在証券交易所輸入數據的一男兩女，她手下有六人之多；有時那女主管在責成屬下時罵得挺凶，連我這個旁聽的也有點不自在，加上她的性情拘謹而木訥，我對她沒有太大的好感。因他們的主要工作是按照個別合約的內容在電腦上執行增加或取消客戶使用數據的權利，所以跟營業部各階層和客戶有很多接觸；除了電話嚮個不停，走進來詢問的同事也極多，談公事之餘也談天說地；亦有許多根本沒有公事而祇想找人聊天的，拿著咖啡或茶便走進來，我都跟他們一一認識了；雖然我的年紀跟另外三位同事相若，但應對的經驗比他們豐富，話題也較廣泛，故此「訪客」愈來愈多；後來在電訊局那邊上班的四位工程師也調回中環工作，這部們於是變得更熱鬧，笑聲更多了。工程經理對於經常有那麼訪客不但沒有生氣，有時還會跟他們匆忙聊幾句才走回自己的辦工室；其他部門的同事都很羨慕我們，因為他們的部門不是人太少便是氣氛太嚴肅了。
在我完成了客戶記錄的同時，英資機構正進行一項環球的不動產的查核工作；兩個洋人從英國來到香港，由我提供協助，但連工程經理也得幫上忙，去識別那些當時對我來說極之陌生的電腦器材；工程經理還說亞洲其他國家的點算工作將由他和我來負責，於是我便意外地有了出國公幹的機會了，而且都是我從未去過的地方，事實上我在此之前亦祇去過斯里蘭卡和台灣。出國公幹的第一站是新加坡，由我一個人前往，當時工程經理的副手長駐新加坡，是一個不太喜歡交際的英國人，副工程經理駕了公司的小型客貨車把我從烏節路的酒店接到珊頓道的辦工大樓；然後逐部門清點那些列為不動產的物件，工作量最多的自然是工程部的倉房和裝置大型電腦的數據中心了；對於當年的新加坡，我僅有的印象是天氣很熱，女孩子在辦工室都不穿鞋子；這天午餐時間我呆在副工程經理的辦工室吃著「打包」（外賣）回來的雞飯，有一個腳上衹穿絲襪，態度輕挑的女子走了進來，她跟副工程經理閒聊之時，盡是諂媚的神態，對我則甚為傲慢，後來我才知道她叫O；此人憑藉非尋常的關係不斷晉升，不久之後還跑到香港來工作，給包括我在內的許多人添了很多麻煩和困擾，以後我會詳細的敘述。星加坡之後我和副工程經理一起到了馬來西亞的吉隆坡，想不到公司裏面的華人都會說粵語，下班之後我們去了吃沙爹（satay），沙爹是把雞肉、羊肉或牛肉用小竹枝穿起來燒的，吃之前先把整支沙爹沾滿有許多花生碎混在一起的甜醬汁，非常可口，老是想多吃一支，聽說他們一次過可吞下幾十支的。吉隆坡之後我一人到了泰國的曼谷，那邊的辦工室經理協助我完成了工作，他說得一口流利的英語，晚上還帶我去了一所極高級的泰國餐館，吃了一頓很豐富的泰國菜，那螃蟹的鉗子比雞腿還要大；但記憶之中當年的曼谷機場非常簡陋，好像衹有一座平房，移民局的職員都沒有穿制服。
回到香港不久之後我便和工程經理一起去了日本的東京和菲律賓的馬尼拉。東京這個大都會令我眼界大開，銀座和六本木那密集的商店和每層樓都是餐館和酒吧，直教人為之目眩；工程經理帶我去吃爐端燒和鄉村料理，他和我都不會說日語，從前的日本人又大多不懂英語，但他衹消打一下手勢，侍應們都能明白他的需要；我們喝著啤酒，他告訴我當一個經理如何的不容易；那女主管的上一任是個男的，他要求到倫敦總部走一淌，但因他年資尚淺，工程經理便著他耐心的多待一會兒，可是他卻用辭職作要脅，工程經理沒有必要讓他得逞，祇得任由他去了；他又逐一分析他手下的每個職員的優點和缺點，那一個令他失望；我作為這部門的一個新丁，他竟然對我如此信任，著實令我有點受寵若驚；在東京的工作完成了，工程經理一人去了大阪，於是我便有空到處走；日文之中有不少漢字，所以搭乘地鐵或國鐵去找一個地方並不困難；我在東京鐵塔附近的一家唱片店買了喜多郎一套兩盒的「絲綢之路」音樂錄音帶，音嚮效果極佳；這記錄片好幾年之後才在香港電視上播映，我反而沒有看過。接下來我們要到馬尼拉，工程經理是和他澳洲籍的女友一起去的，第二天我們開始工作，他美麗而善良的女友則在酒店的游泳池旁邊享受日光浴；我因為不熟悉披索的幣值，付了十倍該付的計程車資給那司機，他發現了衹是呵呵大笑，而我的旅遊津貼便少了一些；我在馬尼拉首次嚐到意大利薄餅（pizza），這意大利薄餅在香港流行起來已是很多年後的事了；我也第一次看了一男一女在床上造愛的所謂「真人表演」，造愛的花式真多；女演員是由顧客從一眾少女之中挑選出來的，被選中的女孩子還顯得十分高興；我雖然看得熱血沸騰，卻有點反胃的感覺。
韓國的漢城是我獨自去的，工作相當簡單，當年漢城的街頭並不熱鬧，女孩子也不覺漂亮，編輯部的同事晚上帶我去了當地的外國記者俱樂部吃西餐，席間其中一名韓國同事問我是否純正的中國人，他說我的樣子不像，我說應該是罷，因為沒有聽父母說過祖上有外國人；第二天午間我們去吃很道地的韓國燒烤，他們告訴我從前的韓國大米供應不足，所以白飯都按政府勸籲滲了栗米；這晚我在漢城的街道上到處走，韓文祇在報紙上有寥寥可數的漢字，商店的招牌我完全看不懂，街名還有點英文可尋；我在路上遇到一個略通英語的本地人，他帶了我去一所有酒女陪坐的小店，在一所建築物的二樓，那女的樣子不美，但皮膚哲白，她不懂英話，頻頻把我的酒杯添滿之餘，雙手不斷的在我大腿內側摩擦著，我嗅到她口腔的大蒜氣味，甚麼慾念都跑光了；離開漢城時在機場的商店看到很可愛的記念品，不期然想到多年前失落的感情，面對著這般精緻的禮物，卻沒有送贈的對象，有不勝的唏噓與難過；最後我買了兩雙顏色鮮艷作裝飾用的小繡花布鞋，掛在家中好多年。
年輕人很容易便會走在一起，尤其是那些還沒有結婚對象的同事，雖然來自不同部門，寂寞的心靈總希望能有多一些朋友，好打發那好像永遠太多的空餘時間和消耗那彷似無窮無盡的精力，我當然也不例外；我們工作之餘便去看戲，吃飯，旅行，有時還會去的士高（disco），後來幾乎每天都有節目；又因為英資機構不斷招聘新員工，參加的人也愈來愈多了。年青的一群大多沒有機心，沒有政治目的，沒有利害衝突；這樣融洽而單純的交往，使我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滿足感；他們之中故然有存著求偶之心的，最後有些成功，有些失敗。另一方面，我和電訊室的同事還是經常有接觸的，尤其是和K跟L，每踫到他們當早更的那天便會一起找地方吃飯；L喜愛喝酒，所以我們常到上環的金華燒腊店，短短的午餐時間也能吞下一瓶細號「雙蒸」（米酒），有時談電訊室每人的近況和我的新工作，有時追憶從前一起到國內旅遊的遭遇，愉快的一小時匆匆的便過去了。新工作雖然有著相當大的難度和挑戰性，例如我在電訊室自以為比其他人高的英語能力現在便顯得不濟了，但相對於舊環境中的那一種原始式的求生型態，需要面對不斷的排擠、陷害和無時無刻的警惕著他人語言間的挑釁，新環境自然是輕鬆和正常得多；加上能有到國外公幹的機會，我也不再厭惡上班，開始喜愛我的工作了；母親知道我有這樣的發展，十分安慰。
夙 夜 匪 懈
〔八〕
電訊室在英資機構的地位低微,祇比制作「市場報告」的文員,印刷工人和信差高一點點,連秘書小姐我們也得表示尊敬,全因為這些部門的員工都是學歷不高和英文程度頗低的一群。我自脫離了電訊室,轉到正常的朝九晚六的上下班時間,星期六、日不用上班,體力上不再需要無謂的透支;工作上我也是獨立的,不必和任何人合作;上司是英籍工程經理,更有種地位超然的感覺;這對於其他人來說可能沒有甚麼大不了,但對我來說卻是很大的一個突破。心理上我擺脫了依靠舅父弄到職位和晉升的陰影,再也不用害怕聽到任何冷嘲熱諷;那幾個以操弄一小撮知識水平較低的華人來掩飾他們串同物料供應商謀利的「歹徒」,沒想到我有這樣的發展,對我排斥的態度,一下子變成了尷尬的討好,但他們給我的壞印象卻始終沒有改變,對他們的「友善」我自然也不會有積極的反應;況且工作上的新挑戰一浪接一浪,環境正急速的在轉變;當年二十多歲的我,祇曉得專心應付工作上的難題,那有足夠的經驗去調度那複雜的人際關係,更不懂得利用形勢為自己的事業前途鋪路。
在我轉了職位後還不到一年,傳來了工程經理離職的消息,使我頓時感到失卻了依靠,對於新來的上司是怎樣的一個人全不知道;祗知道工程經理的合約期滿,要調回英國去,不過他選擇了和他的澳洲籍女友往澳洲居住;至於他為甚麼不能續約,大摡是因為他沒有刻意籠絡他在倫敦的上司們;亞洲的生意前景正一片美好,工程經理這職位是許多人要爭奪的對象;我的上司是一個難得的好人,很能照顧他人的感受,但據說好人是攀不上太高的權位的。他在香港的最後一天仍然跑回公司上班,晚上工程部所有同事,新來的工程經理,我的舅父和來自其他部門的兩個同事都去了機場送行;在進入禁區之前的一刻,他依舊是笑容滿面,但他的女友卻似乎有點捨不得我們,眼眶都紅了,眼淚快要掉下來,祇見他輕輕的拉著她的手臂,笑著跟我們揮一揮手,便一起消失於圍板的遮蔽之中。
新來的英籍工程經理A是個胖子,英語說得極不純正,很難聽得懂,經常很刻意的把笑容擠滿他的肥臉上;他不喜歡那工作半天的洋秘書,不久便把她氣走好聘用一個全職的;又把新加坡的副工程經理弄走,安排另外一個洋人T來香港工作協助他,此人衹曉得拍馬屁,十分討厭;A亦安排了一個年青的洋小子負責通訊方面的,這人不算討厭,所以我們也會邀請他參加一些活動;於是A在港的手下便有三個英國人,華人方面祇有我和另外一個負責技術發展的工程師。A很懂得把工作分派到手下去辨,我便從他手上接管了全亞洲的電腦器材的供應和分配,這工作包括了收集各地對每一項器材在未來十八個月的需要的預測,用首三個月的總和減去存貨和已付運中的件數,便能計算出那一項器材必須補充或者超出了預測的需要的數量。這工作原本十分簡單,問題是各地的預測十分之不實際,對存貨的報告也不準確,於是到了分派新一輪器材時,人人都說不夠,有多餘存貨的又不願放手,很不容易協調。
因為各地的營業部對營業額的預測慣性地偏向保守,倫敦方面的總採購部也很頭痛,實際需要經常比預測的多,唯有催促供應商提前交貨,但不是每一個供應商都能辦得到的;由於欠缺任何一種器材都不能完成整個安裝程序,於是客戶的安裝計劃經常延誤;營業部因未能盡快拿到佣金便投訴工程部失職,高層自然是偏袒營業部的,無奈地工程部受到壓力之後衹好找我商量;所以我白天需要接聽許多各地打來的長途電話,傍晚時份則是我和倫敦通電話的時間。生意越好這問題就變得越嚴重,終於在一次區域性的最高管理層會議上提了出來;這天早上我突然接到通知要出席會議,午間還要先和他們一起進餐,下午才作報告;我於是連忙準備有關的資料,到正午十二時左右才草率完成,但仍需影印多份,T知道我要去這樣高層次的會議,催促我先去參加他們的午餐聚會,自願替我處理影印的事情,還親自把文件送到會場,目的祇是為了在那麼多「要人」前露一露面。在會上我簡要的報告了當時器材供應的困境和原因與及說明了影印文件上支持我這說法的數據,駐新加坡的南亞區總經理很不服氣,這位禿了頭的英國人用很輕視的語氣問我是否在他管轄的地區也有這情形,我老實的告訴他是的,他當然很不高興,說了一些諷刺的話。幸好這時全亞洲最高級的總經理插了嘴為我解圍,隨即決定指派我到亞洲幾個營業額高的國家去走一趟,跟營業部和工程部詳細的解釋一些供求技術上的問題和一起探討解決的方法。
就這樣,不久之後我又踏足東京、新加坡、吉隆坡和馬尼拉了;這些商務會議都沒有特別之處,衹是我當年的英語很不夠水準,有時溝通得不好很是尷尬;值得記述的是我在新加坡時認識了營業部的秘書小姐,她能說很純正的粵語,在辦公室我們多談了幾句,當天晚上她和另一位女同事一起帶我去外面吃晚飯;過了幾個月,她和她的姊姊來到香港旅遊,住在一位她熟悉的女同事家裏;我請了假帶她們去澳門玩了一天,有好幾回她藉故丟下她的姊姊跟我單獨在一起;不能否認我對她是有好感的,有一晚我們大夥兒去看電影,黑暗中我輕握著她的手,她也沒有拒絕,直至散場我們才把手鬆開;她離開香港那天我沒有到機場送行,卻接到她在機場打來的電話,說感謝我的招待,剛巧我正在開會,一時間想不到有甚麼對她說,衹回了幾句客套話;不久她寄來了兩張我倆的合照,此後我們也會乘公務之便在電話談幾句,都是問侯一下而矣;事實上我並非沒有想過認真的去發展這段關係,但顧慮到彼此文化和背景的差異可能出現的種種問題,我便不能想下去,加上每天的工作繁重得要命,已沒有多餘的精力去投入這種分隔兩地的戀情,我漸漸地不再去想她了。
在一所英資機構工作而英文程度不足始終是致命傷,僅是寫一封短信或一個簡單的報告便花了我好幾個小時,開會時單是聽懂其他人說的每一句話已很吃力,更談不上發表意見;由於未能突出自己,高層方面不會對我有深刻的印象,這對事業前途來說是一大障礙。又因為我沒有甚麼足以炫耀的學歷,將來要尋找其他待遇更佳的工作的機會便難了,其他人會利用工餘的時間去進修,拿取一張有用的文憑,但我卻沒有這樣做,想是性格之故,學一些不感興趣的東西時我總不能用心,對於為了考試而讀書又很不以為然。本來要在這所日漸壯大的英資機構裏工作,日子是挺容易過的,祇要聽命行事便成,對自己的要求不必太高。但是我卻不甘於平凡,每件事情都希望做到最好,以為藉此便可得到相對的回報,達到我追求更佳的生活質素的目的;我這種單純的思想和矛盾的執著,凡事以自已的觀點為依據的個性,便註定我要走比別人艱鉅得多的路了。雖然我不願去進修,但沒有忘記要學好英文,除了盡量找機會和外國人攀談之外,我還很刻意的閱讀每一份文件,弄清楚每一個生字的意思;慢慢地,我也能夠分辨出文字結構的好壞,把好的句法記下來,寫成一篇比一篇像樣的英文信,足以應付工作上的需要。但由於我不能夠容忍一丁點的缺憾,有時打印出來的數據或圖表出現了一個錯字或是位置上不太美觀,我也會花很多時間去找出問題所在,設法去解決,下回我便不易再犯錯了;這工作態度原本是好的,但我卻走向了極端,不單止常常留在公司到了趕最後的一班地下鐵的午夜十二點才離開,有時還索性不走,熬到凌晨兩三點找一僻靜的角落或躲進辦公桌下便睡著了;我敬重的一位夜班印刷師傅引用了古文中的一句「夙夜匪懈」來取笑我,如今「言猶在耳」。
當年英資機構的員工那種歸屬感和相互間關係之親密確是難忘的。請了長假的同事說因為在家中閒得發慌,會跑回公司找人聊天,晚上我在工作時有同事看罷電影或吃過晚飯後也會跑回來坐一會兒,或硬把我拉去喝酒。在一次難得的安排下,我和來自不同部門的另外三男四女,相約到中國大陸旅行,先去昆明、住過峨嵋山下的報國寺,探訪了青城山,到四川花了兩天登上了華山的最高峰,親睹西安的秦兵馬俑坑,借宿於華清池內,最後踏足萬里長城和首都的天安門,都是我從沒到過的地方;旅程剛開始我便不停的咳嗽,到了北京才好轉起來,當時中國剛開放,生活條件很差,吃不飽,睡得不好;但這樣將近十天的共同生活,是人與人之間互相了解和彼此觀察的好機會,其中任職會計經理秘書的一位女孩子便引起了我的注意,她後來成為了我的妻子。我能重拾信心談起戀愛來,還要感謝我一位當記者的好友 J ,他比我年長一些,不是每個同事都跟他合得來,但他對我卻特別眷顧,常邀我去他的外國記者會喝酒、吃飯和打桌球,還好幾次出錢買了鮮花敦促我送與女友作追求的表示;他便是這樣的性情中人,說話直率得很,管你喜歡不喜歡;後來他另謀高就,我們便很少見面了。
還有一人不能不提,F是在外國唸中學和大學的,年紀比我大五年左右,擔任經濟新聞記者,家境富裕,已婚,有兩子,雖然他的中文經常詞不達意,卻很喜歡跟每一個階層的員工交往,大夥兒飲酒吃飯他經常搶著結賬;雖然他也有野心和目的,但比起那幾個靠惡來控制他人藉以謀利的「歹徒」高明得多;他能用誠實和坦率的態度交朋友,從他身上我學會了在有需要時必須慷慨地花錢,對西方人的價值觀加深了認識;他能跟我們一起在街邊橫巷的大牌檔打邊爐(吃火鍋),去郊外旅行、露營,亦會介紹我們欣賞餐酒和享受酒店的高級食品;因為他十分懂得跟公司的洋人打交道,故此常比別人先知道許多高層的決策;曾有一段很長的日子,大多是星期五的晚上,我們一眾獨身的男人以他為首在佐敦道和尖沙嘴一帶的酒廊或酒吧流連,調戲歌女,高聲談笑,胡言亂語,酒喝至不能再喝為止,回到家裏亦已差不多天亮了;我的摯友K不用當夜班時也總會出席,大家都很享受這樣的聚會。當時在他身邊聽他使喚的人不少,我雖然不是其中之一,他並沒有把我排斥;對一些敵意的人他會表現得很不客氣,也有時太熱心探討他人的秘密;但我和他卻始終能互相尊重;F後來兼管制作「市場報告」的部門,又當過市場部的執行員,後來被迫成為高級營業執行員;但他志不在賺取豐厚的佣金,最後另尋門路,轉到英資機構的競爭對手公司裏,當上一個很高級的經理職位。
當我已幾乎完全忘記了在新加坡認識的少女之時,她突然又出現了,這時她已換了一個職位,要來香港學習,還很興奮的告訴我;我因為曾握過她的手,總怕她也會有男女之愛的聯想,我雖然沒有存心欺騙她的感情,而我跟後來的妻子亦是認真的在談戀愛的,但如何向她交待在主觀上仍困擾著我;她來港的第一天晚上要代人把東西交到一個朋友的家裏,我陪她去找到了地址後便藉故離開,她顯得有些錯愕,第二天下班之後我送她回到酒店的房間,坐了一會兒便告訴她要到朋友家吃飯,她表現得有點無奈;我沒騙她,祇是事先安排了和K等到L的家吃飯,席間我喝了很多酒,心如刀割,想起多年前我因為求愛不遂而難過,今天要拒絕人家的竟是我,不禁黯然神傷;第三天的吃午飯時間,我介紹了我後來的妻子給她認識,她表現得若無其事,我想,也許是自己太多心罷。
大概是因為我的工作表現還算不錯,A給我到倫敦學習的機會,母親也感到驕傲,送我到機場。由於從沒坐過這樣的長途飛機,雖然是商務級的座位,我還是很不耐煩,祇斷斷續續的睡了幾小時,飛機中途停過中東的渡拜,全程十多小時才降落倫敦的吉域機場。我終於來到了當年香港的宗主國的首都了,在這裏,金髮碧眼的英國人祇是我的司機和搬行李的小廝,真有說不出的自豪感;況且倫敦好些地方和公共設施的骯髒與陳舊著實令人驚訝,更看不出英國有甚麼了不起,這當然祇是一種片面的印象而矣。我在倫敦待了個多星期,主要是要會見負責策劃、採購和貨運的所有同事,從前祇能在電話聽到彼此的聲音,能見到面大家都很高興,卻發現一般英國人對遠東和香港的認識很淺。夏季的倫敦,白天特別長,我欣賞完一場晚間音樂會,步出皇家阿爾拔堂之時還能看到海德公園那方遠天的一絲夕陽。此行在個人方面最大的滿足是聽了許多場古典音樂會,親臨著名的皇家節日廳、伊利莎伯館、巴比勤中心(倫敦交嚮樂團的「家」)等;也看了一場期待已久的現代歌劇Evita,講述阿根庭前總統夫人伊娃貝隆的事跡;安德魯韋伯的作曲固然動人,添懷斯寫的詞更配合得令人叫絕,雖然祇是二流班的演出,但整體的舞台技巧仍然深刻的印在我腦海;遺憾的是無緣欣賞到皇家芭蕾舞團在高雲花園劇場的演出,剛巧舞團正在休假。我也去了國家畫廊,先是漫步觀賞每一幅極度像真的油畫作品,數小時之後才發覺自已祇看了不足十分之一的收藏,步伐於是加快起來,但到最後因肚子餓還有一半未看我便逃走了出來;而所謂大英博物館是展覽英國人在世界各地掠奪的贓物的,我看得心裏很不舒暢。
在倫敦辦完了公務,按照計劃我請了一星期的假,退了酒店房,登上了去阿姆斯特丹的長途汽車,從傍晚到天亮,車船交替的才能到達荷蘭的首府,住在一個我在香港認識的英國記者家裏,他白天要上班我便拿著地圖在市內到處走;去過博物館,奇怪他們的瓷器跟中國的很相似,瓷器上還有些狀似中文的字,卻是完全看不懂的;走進梵高的畫廊,令我詫異的是如此珍貴的油畫竟然沒有放進玻璃保護箱之內,祇在牆上貼上不准觸摸的告示,但能這樣近距離的觀賞當然極有滿足感;此外我也參加過一些即日來回的旅行團,到過例如離開阿姆斯特丹不遠的另一大城市鹿特丹,但這些地方都沒有給我太深的印象;現在還記得的是荷蘭的啤酒十分可口,餐館食物的份量也極大,少女們祇穿內褲在公園躺臥著曬太陽是很普通的事;這天我的英國朋友帶我去了當地同事安排的黃昏野外聚餐,他們準備了紅酒、法國麵包、西芹和荷蘭聞名世界的芝士(乳酪)等,在草地上鋪上一大塊餐檯布便坐下來吃喝談笑,活像古老西片裏看到的情景;因為帶有濃厚荷蘭口音的英語很不容易聽得懂,所以我大部份時間都是悶著的;餐後大夥兒還驅車到了其中一位同事的家裏,繼續喝酒和輪流吸食大麻,因為我的英國朋友不吸,所以我也不好意思去嘗試了。
我從阿姆斯特丹乘火車到了法國的巴黎,住在紅磨坊附近的一所小旅店。花都這美譽真名不虛傳,法式獨有的纖麗設計,從建築物,街燈以至路邊的欄杆都散發著冶豔的脂粉味,營造出那種厚重的浪漫氣氛,並不因為它們的古舊與不整齊而失色。但看夕陽下發著金光的聖母院,仰望著藍天白雲襯托著的鐵塔,在鐵塔上鳥瞰巴黎這個設計得如此協調的城市,在塞納河的河堤上漫步,驚見那橫跨兩岸的橋樑本身已是悅目的藝術品,再隨意川行於橫街窄巷,溜灠著商店的陳設,旁觀街頭的畫家在作畫,確是賞心樂事,教人迷醉。離巴黎市中心不遠乘火車可到達的凡爾賽宮更有金碧輝煌的戶外雕塑和修剪得幾近完美的樹木,氣派之宏偉令人窒息。我在巴黎祇逗留了三天,沒有嚐過甚麼法國大餐和美酒便趕著夜車返回倫敦;事前不曉得火車會先停吉域機場再到市區,結果我早到了八個小時;好不容易才等到辦理登機手續的開始服務,之後打了電話給母親已沒事可做,一坐下來便有睡意,卻怕因睡著而誤了登機的時間,祇好四處閒逛,最後走進了書店,買了一本英文的色情小說來「提神」,頗為有效;就這樣在機場和飛機上熬了前後二十多小時才到達香港,感覺好像剛從外星返回地球。
暗 箭
〔九〕
自歐洲三國遊歷回來之後，我的心境由絢爛而歸於平淡；工作上因為器材種類的不斷增加而更趨複雜，單靠我一個人應付不來,初期我衹得不足半個的助手，她主要協助我每月一次把亞洲各地的器材數據輸入電腦送到倫敦,其餘的時間她是工程部一位洋經理的秘書;後來因為出入口貨運量的劇增,不久我又多了一位全職的助手;這女孩子是從另一部門被調職過來而並非她自願的；她坦白的告訴我這新工作的範圍比她從前的狹窄得多,可接觸的人和工作的滿足感也相應地減少,很不適合她的性格;我因多年來為生活而工作,為工作而吃盡苦頭,別無選擇,故此認為她的要求有點過份,很不切實際;而且我覺得問題主要是因為我當時的職銜祇是一名策劃聯絡員,作為我的下屬她感到很不光采。貨運原本屬於物資採購(後來叫辦公室事務)部的工作,這部門的經理正是我形容為「歹徒」那三人之中的一個,他極不滿意高層這個安排,卻不能反對,於是到處跟人說怎可能由我來管理這貨運的工作,也直接的對我說他手下這個女孩子和我是合不來的;他的不滿很容易理解,因為英資機構每月的貨運費用十分可觀;而他的預測也不差,我和我的新助手經常有磨擦;因她認為處理貨運我是外行人,所以她總不按我的意思辦事;幾年之後她離職移民澳洲,遺下一些懸而未決的事項,潛伏已久的利益衝突因之而引爆,幾乎使我身陷囹圄,容後細表;她是我們一眾遊中國的其中一人,個子很小,但性格開朗,既坦率又活潑,工作上我倆雖然有分歧,私底下是朋友,此後我差不多每次到澳洲的雪梨(悉尼)都有跟她見面。
這是我在英資機構服務的第六年,公司正計劃在倫敦的証卷交易所和紐約的納斯達克(NASDAQ)上市,而員工亦可得到不少好處;按照年資的長短,每人(一)可分到或多或少的股票,(二)能以超低價購買和(三)以特別價錢認購若干數量的股票;消息傳出後大家都很雀躍,議論紛紛,奇怪的是老一輩的員工大都過份謹慎,能分到股票他們很高興,但要出錢來購買就很不願意;我們年青的一輩卻認為機不可失,義務的向他們遊說這超低價購買的選擇不會錯,連香港兩家大銀行也願意提供貸款,而且因為他們年資甚長,回報比我們年資短的多好幾倍,錯過這機會實在可惜;結果有些前輩接納我們的建議賺了一筆,冥頑不靈的後來祇好眼巴巴的看著別人收成了。我屬於比較幸運的一小群,因為員工在每項優惠所能配給到的股票數量是按資歷遞增的,年資五年以下的祇享有最基本的配額,五年至十年以下的多一倍,十年至十五年以下的多兩倍,十五年至二十年以下的多三倍,如此類推,我的年資剛好超過五年,但包恬我未婚妻在內的絕大部份員工的年資都不足五年,能有十年資歷的已很少,有十五年或以上資歷的更寥寥可數;同事之中有不少祇利用了第二項優惠而放棄了第三項,但我和未婚妻卻用盡第二及第三項優惠全數的配額,幾乎把我倆所有的積蓄都投進去。公司上市後的表現並沒有令人失望,股價迅速冒升,第一項目自然是不勞而獲的,笫二項目在首年度的回報已是原來的七倍，笫三項目的回報也有原來的四倍。此外公司還推出一項以儲蓄方法買股票的計劃，公司先訂出一個比現貨市場低百份之二十的股價,以五年為期,每月從薪酬扣除若干作買股票之用,購買股票的多寡由員工個別決定,但設有上限;預計五年之後股價上升,員工把儲蓄換作股票便能獲取利潤,假若五年之後股價不升反跌，員工可選擇不要股票拿回現金加上利息,員工亦可在任何時候終斷這計劃,取回扣除了的薪金加上利息;因為這條件實在太吸引,於是我和未婚妻又一次全力以赴,上限設定多少我們就認購多少,五年之後,英資機構的股價升了多倍,回報極為理想;然而,我的同事也有許多捨不得或沒法每月拿出多餘的錢參與這計劃的,白白錯過了這難得的機會;雖然公司每年都推出這計劃一次,但因股票價位的上升速度減慢下來,能參與首年計劃的始終獲利最豐厚,後來才參與的不但收獲不多,公司股票的價位更多次跌破之前訂下的優惠價,故此被迫中途退出的不少,員工再看不出這計劃有甚麼吸引的地方了。這一年的九月廿六日,英國和中國政府共同草簽了關於香港在一九九七年自英國回歸中國管治的聯合聲明備忘錄。
面對層出不窮的工作難題和日漸增加的工作量,我在拚搏之餘亦開始關心自已的薪酬待遇,所以每隔大約半年我便向我的上司A商討加薪一次,雖然不是每次都有滿意的結果,但我亦拿過高達百份之三十的加幅,還被那三名「歹徒」之中當會計出納的那女人誇張為百份之五十到處宣揚;她常刻意的透露一些他人的薪金、佣金、津貼等秘密,藉此令人覺得她無所不知而去巴結她;事實上,以我初加入英資機構時那微薄的入息作為起點,無論我如何努力去爭取,基於種種理由,我的薪金始終和我的理想相距甚遠,是我自脫離電訊室之後個人最大的苦惱,一直不停的困擾著我。當年我極力爭取年中額外的加薪也是必須的,鑒於英資機構每年一度的加薪標準是以百份比計算的,高收入的可加數千,低收入的僅多添數百;後來新聘用的人多了,薪酬更沒有早期般吸引,不難想象那些從低職位做起的新人會無法忍受,故此有才幹的做了幾年之後便相繼離去,庸碌或祇曉得諂媚上司的才留下來。然而,亦有不少是自以為大材小用的人,憤而辭職之後到了別處工作,才嘵得外面風雨飄搖,收入可能是多了一點點,但工作的量和要求比英資機構的高出幾倍,最後想盡辦法找門徑回來,也有許多成功的例子,還拿到比以前更優厚的待遇,真不懂這是甚麼道理;有幾個甚至能進出好幾次,荒謬之極。早年的英資機構,刻意奉承上級的華人不多,會計部卻出了一位佼佼者,這女的原是一名臨時職員,這時新加坡來的O當上一個助理會計經理的職位,O是獨身的,當年還不到三十歲,她替O做飯,煲湯,陪O逛街買東西,更為O織毛衣,她既無專業會計的資歷,工作上亦無突出的表現,卻能在會計部弄到一個頗高薪的職位;不過此人並不太討厭,她雖然整天想著怎樣投資致富,卻沒有像一些人因得寵而仗勢凌人,所以能在英資機構生存至今。
O的臉孔一點也不可愛,時常擺出一個好像快要哭的模樣,胸部並不突出但襯衣領下的鈕扣總有幾顆沒有扣好;她來港前曾在倫敦工作過一段很短的日子,經常引以為榮。其時公司盈利每年都有雙位數字的增長,現金十分充裕,各部門都有豐足的財政預算,會計部乘機迅速地膨脹,把一切和錢有關的程序弄得異常複雜,藉此製造更多會計的職位,更聘用大量內部和獨立的核數人員深入調查每一個部門的日常操作方式和步驟,由於他們的工作是找錯處,所寫的報告一定不會有好東西,而且氣焰囂張;曾遇過一個核數人趁我不在時先佔據了我的辦公桌,我回來的時候唯有坐在訪客的位置上回答他的提問;這管理制度上的傾斜大概是因為亞洲區的署理總經理是會計出身的緣故。趁著這種形勢,O於是甚麼事情也要管,任何一個部門的運作都會干涉;對一些低級的洋人也不客氣,對她不喜歡的下屬更是苛刻極了,罵人是她的樂趣,而且罵得很凶,罵個不停,知道人人都怕她,她更是高興;忍受不了她侮辱的員工祇好拂袖而去;有天她收到一個包裹,打開全是拜祭用的紙元寶和香燭,嚇得她高聲尖叫起來,於是大家都跑進她的辦公室去看個究竟,這事不久便傳了出來。以她一個新加坡華人女子能這樣肆無忌憚,自然和她倚仗的高層勢力有關,對此曾有多方面的傳聞,雖言之鑿鑿,但很難去證實。初時O對我還不錯,常找機會要我修理她的東西藉故和我談話,但我因不喜歡她處事和做人的態度,對她極為冷淡,她一向愛指使手下替她辦私事,有一回她喚我幫忙她部門超時工作的員工買飯盒(晚餐)回來,我覺得她是藉此讓她的下屬知道她如何神通廣大,連其他部門的人都要賣她的賬,所以我沒有答允;漸漸地她對我便不客氣了,除了不停為一些小事找我麻煩之外,也對我的上司們和她親近的高層說了許多我的不是。O個人為了換取這些權勢而犧牲了甚麼我當然無法了解,卻肯定她曾令許多人很不愉快,想大概是一種反射在她行為上的心理狀態;她怕工餘的時間太寂寞,於是強令她的手下晚上和週末超時工作來陪伴她;她寵信的男職員都是樣貌不差,對她千依百順的一類,可惜最後都因為一些不光采的理由而離職;她又常說她最討厭人家抽煙,卻曾見她為一個她「追求」的洋人燃點香煙;O一直希望嫁與洋人的心願到了將近四十歲才達成,她的丈夫也在英資機構任職,曾結過婚,其貌不揚又愛吸煙,實際是歐亞混血兒,「幸好」有一個英文的姓氏;婚後倆人經常在眾人面前吵架,已是很多年之後在新加坡發生的事了。
在我事業上再沒有驚喜的同時,戀愛充實了我的精神生活;從此不再需要為排遣寂寞而煩惱;我倆在同一機構辦事,幾乎每天都一起吃午飯,晚上的節目主要是看電影或回到她家裏嚐她母親做的菜;吃罷晚飯她和家人打麻雀(搓麻將),我坐在一旁看電視或玩電腦遊戲;後來我學會了打麻雀,變成了我和她的家人打麻雀,她坐在一旁看著我輸錢,幾乎每次都不例外;她有一弟一妹,家裏總是充滿歡笑的;相比之下,我哥哥自從唸大學預科時已不同住,父親又返回了家鄉退休,祇有我和母親一起生活,十分單調;她的家庭帶給我前所未有的溫暖的感覺,而且準岳父不是那種嚴肅家長,準岳母對我更關懷備至;我既沒有情敵這回事,自己也不曾想過親近其他女子,這樣輕鬆愉快的感情生活正是我所渴望的。可惜在另一方面,因為我對職位和薪酬的不滿總是揮之不去,又找不到出路,所以經常借故喝醉;A為著鞏固他的地位和擴展他的勢力而忙碌,可惜我的角色是在日常運作上的,不能給他事業上的長遠目標提供甚麼協助,故此表面上他任由我發揮,實際上他對我的工作並不太關心,但求不出錯便是了;原來我的努力早註定是白費的,祇是自己懵然不覺而已。回想我的不滿也是人性中貪婪的一面,這時我的收入已很不錯,祇比不上一小撮更幸運的人,我的好友K的薪金就祇有我的一半,其他跟我一樣沒有甚麼學歷的新人祇有我薪金的三份之一。這晚在酒樓宴別一位洋人工程經理時我又喝醉了,還得勞煩同事們把我抬回公司,幸好這家酒樓和公司是在同一幢大廈之內的;醉醒時我躺臥在A辦公室的梳化(sofa)上,仍忍不住嘔吐,胃不斷的抽搐,頭痛得快要爆裂一樣,還得勉強站起來,移動著搖晃的身體,努力的清理梳化和地毯上的污漬;我喝醉是為了一種很不祥的預感,災難之前的徵兆,卻又不能言狀。
這時我的助手已移民澳洲,她離開之前正與一所空運公司洽談代理權轉移的事宜;原因是現有的代理公司雖然很有名,但經營手法則十分古舊,不明暸客戶的需要,出了問題也不願跟進,而且效率奇差,貨物經常有延誤,沒法配合機構的需要;我和這新代理的營業經理和總裁最後談妥了條件,稟報了上司之後便正式更換了空運的代理商;在這事情上反應最激烈的當然是那「歹徒」之一的辦公室事務經理;質問我為何把他以前找來的代理商換掉,我當然沒有理會他;「歹徒」之二那會計部的女人也有相應的行動,經常積壓著代理商的賬單,很久才付款一次,最後我被迫寫了一封投訴信給她上司,氣得她呱呱大叫。我這新助手也是女的,個子矮小,有深度的近視眼,年紀比我還要大一點;我從應徵這職位的十多人中箷選了她出來,主要是因為她能在我準備的十多項難題中最重要的幾項提供了令我滿意的答案,其他應徵者總有一些不足之處;她從工廠的環境轉到這跨國機構工作自然十分落力,對我亦極為恭敬,有時似乎過份得虛偽了一點。這天A把我叫到辦公室,表情嚴肅,他查詢了貨運代理商的收費情況,收費這事情我一向不關心,因知道英資機構最不在乎,效率才是重要的,他這樣問我已知背後必然有黑手,我告訴他我明白新代理商的收費並非最便宜,但處理貨運的表現一直使我們滿意;他聽了沒有甚麼表示,隨即召見了我的助手,要她準備一份空運商的收費報告,比較的結果是某一些目的地現有代理商的貨運費較其他空運公司貴,其他目的地則較便宜或差不多;這事情發生後不到一個月A便通知我我的新上司是他手下B,空運工作也不用我管了,我的女助手將直接向B報告。又在差不多的同時,廉政專員公署(ICAC)傳召我問話,調查我是否有收受賄賂;我按時到了ICAC的總部接受問話,並沒有想像之中被盤問的感覺或受到逼供的場面;他們祇要求我坦白而詳細的敘述了整個轉換代理商的經過,然後在筆錄的口供上簽了名便完成了;個別被傳召問話的還有代理商的營業經理,之後我們通過一次電話我才知道,他覺得很冤枉,我也很無奈;反正任何人都有舉報的權利,不管成功與否,被舉報的都會受到一定的打擊;我當然也不例外,想到可能被起訴,想到可能失去工作,想到可能最終會坐牢;加薪升職在這時已變成了極奢侈的願望,還要面對那相貌異於常人的新上司和與我平起平坐不再對我恭敬而且態度傲慢的前助手;我祇能咬緊牙關,彷似回到電訊室的日子,還要表面上裝作沒事發生過,實則徨徨不可終日,一天又一天的熬下去;就這樣過了大約半年左右,才收到ICAC的信,公式的內容說他們因接到舉報而展開調查,但沒有掌握到足夠的證據,現在調查已正式結束了,因此而帶來的不便祇有致歉兩字;把信讀完我不禁苦笑,心想這事件對我的影響又豈是「不便」那麼簡單,但也總算鬆了一口氣,「慶幸」噩夢終於過去了;這是一九八五年冬天的事,那時我二十六歲;此後我一直沒法肯定誰是黑手,這事件對我的傷害既然不能逆轉,我也無意深入探索了。
壯 志 消 磨
〔十〕
在一段很長的日子裏,我有說不出的懊惱,總是想著是否這次ICAC的調查從沒發生過,我便不會被降級,亦不會因此失勢而被人奚落,我對前景感覺很悲觀,我對自己的遭遇感到難過,酒是很好的麻醉劑,喝醉了便能昏睡過去,大醉狂吐之後我會對摧殘了的身體有一點點憐惜,於是努力地工作去彌補一下,但每當遇上不如意的事情時,我又想起了酒,好想喝酒。我飲酒從不孤獨,好朋友K和G經常在我身邊;G的年紀比K還要小,跟我一樣很年輕便加入英資機構,先當信差,後來轉到工程部在証券交易所輸入數據，不久電腦陸續取代人手操作，他原本可以留在工程部繼續發展，但那討厭的T說他的英語能力不足，連一個不太需要使用英文的職位都不讓他嘗試，他唯有選擇了在發展不大的「市場報告」制作部門裏工作；G和K的交往在先,起初和我沒有太深的認識,自從我開展了感情生活之後,工餘之時K便和G一起的時間較多,但當我要找人陪飲酒時自然會想到K,K又相約了G,於是三人便一起痛快地喝酒,一瓶又一瓶的不斷地喝,有時K沒空我會找G,從不怕寂寞;但經常的醉酒卻使我得了長期胃痛的毛病,嚴重時徹夜難眠。G的性情率直,嗓門又大,說話毫無顧忌;K則比較沈著,不會公開批評別人,但常誇大事實;G和K時有玩笑式的爭拗,各執一詞,最後總是找我評理,大概是因為我比他倆年長一些的緣故;事實上我們有許多共通點,例如彼此都出身低下階層,沒有像樣的學歷,成長於政府興建的廉租屋區，不懂得怎樣結交異性,討厭奉承權貴,借點酒意便大發謬論,還加上一兩句平時不會講的粗口(髒話),感覺十分暢快;我們既無金錢上的瓜葛,又不用掩飾個人的弱點,誰個遇上問題或挫折時大家都願意傾聽,祇坦白地提拱自己的意見,從不挑剔或責難對方的不是;而且三人的年齡差異不大,又在同一機構工作,很能明瞭個別的處境,亦總有說不盡的話題,這樣的相處不單愉快,且極為可貴;縱觀多年來我所認識的許多人都不見得有任何知心朋友,說話時諸多造作與顧忌,內容極盡刻薄與浮誇,雖事業上有點成就,銀行存款充實一點,專業知識比一般人高,心內也許極之空虛。
記得當年流行的色情玩意是去「魚蛋檔」打魚蛋,魚蛋檔美其名叫作康樂中心或康樂總會,內裏黑暗得伸手不見五指,一排排靠背極高的雙人梳化椅，椅子前面有一小茶几放置飲料,空間狹窄得很,坐下來帶位員會問你有沒有相熟的小姐,一會兒小姐(俗稱魚蛋妹)來了,公式的問你先生貴姓,如果不是吸煙的亮著一下打火機,女孩的相貌根本看不見,其實看不見對方也好,不用尷尬,反正男人的手祇忙著摸索女孩的乳房,比較年青而胸脯脹大的都把下身包得很密實穿上長褲子不讓你踫,而女孩通常坐不上五分鐘便會換上另一個來,故此在不足一小時內你可能已撫摸過七八對奶子,當客人要求魚蛋妹用手替他解決澎湃的性慾時，她們或會找來年紀比較大,肥胖身材或胸脯細小的,因為這些都能「慷慨」的讓你的手指在她的裙底探究。魚蛋檔不久式微了,換來「蒸氣指壓中心」的興起,不再在黑暗中「作業」,也比較衛生,客人會先淋浴,再躺在床上讓按摩師(俗稱骨女,因按摩俗稱撘骨)象徵式的東按一下西捏一下,客人的手自然比骨女的忙碌得多,最後女的祇用集中按摩客人的下體便成了。青年人偶爾出入這些地方我個人並不認為是罪惡的,既能滿足男性天生對不同女性身體的好奇心,也有效的減少了性幻想,從而避免因一時衝動做出侵犯無辜女性的行為;比起一些藉甜言蜜語、權力或手段去哄騙女子的感情和性愛,又不用負上法律責任的,前者何罪之有;至於召妓到賓館造愛則屬過份了一些,我雖對此沒有太大的反感,但除了很有機會惹上疾病之外,成為了習慣之後便會對追求異性失去興趣,對整體的心理例如價值觀造成不良的發展,我想這後果比較嚴重,畢竟有著真感情的性生活才算是完美的。「蒸氣指壓中心」後期更提供造愛等性服務,已大大的超出我認識的範圍了。
K、G和我一起的吃喝玩樂當然不比到夜校進修來得有建設性，既花金錢又傷身體，但卻有效的減輕了因工作而帶來的精神壓力；而且在其他事情上，我們亦能互相幫忙，雖然一直是他們替我辦事的情況比較多,我無言感激。有一年K和G一起去泰國旅行,認識了幾個男性朋友,後來介紹了我認識,他們的朋友又介紹了許多其他的朋友,都以男性為主,常一起去吃泰國菜,在當時還未成名的「黃珍珍」泰國菜館;那泰式的去骨雞腳、肉丸湯、爐煮生魚、酸辣蝦湯等美味無比,在泰國也沒有找到這樣好吃的;這些朋友來自各行各業,有當推銷員的、丈量員的、領隊導遊的、金屬釬接的、沖晒菲林(膠卷)的、電機工程的、車製成衣的,造電子手錶的、道路維修的、汽車司機的、搬運送貨的;我很享受和他們的交往,可能是英資機構的環境太狹窄了,對於聆聽他們個別的工作經驗我有莫大的興趣,亦因此增進了自己不少的常識;這麼多人物當然不可能同時認識,是在我參加他們不少的活動之中逐一攀談起來的;我跟過他們去一個隱蔽的地方食狗肉(食狗肉在香港是違法的)、到一處偏僻得很的地點吃非法經營的火鍋、月黑風高乘貨船出海、深夜在海灘燒烤喝啤酒搓麻將,頗具特色而且花費不多;但這方面K的感受跟我不一樣,他似乎不太欣賞,所以G和我跟他們的接觸比較多;G不但愛交朋友,還會很熱衷的把朋友介紹給朋友,所以他的一群舊同學和他在証券交易所認識的一些朋友不久也融入了這圈子裏;但性格因人而異,也不是每一個人都跟所有其他的人合得來,現實原是沒有這樣理想的;此外G在英資機構裏也結交了一些朋友,卻是我和K不能認同的,但這並沒有影嚮我們之間的感情。
A逐步實行他擴充勢力的計劃,陸續引進昂貴的海外雇員,把華人處置於他手下的五個英國人之下,藉此抬高自己的地位;這也是英國人普遍不能容納異己的心態,並非他一人如是。我原以為祇要抱著無限的信心,全情地投入工作,或可創造奇蹟,無奈最後還是被整頓了;以當時ICAC的調查還沒有結果,A已急不及待把我降級來看,可知這安排是無可避免的,祇是遲早的事。我既無亮麗的學歷,在高級管理層也無人可倚仗,從此不用奢望在英資機構能爬到很高的位置,而我的鬥志在未來的十多年內亦因為一波又一波類似的事件而消磨淨盡,今天回想起仍不勝唏噓。這時我祇剩下一位助手,她原是其中一個洋人工程經理的祕書,也替我辦事,後來全職協助我處理器材供應的文件和數據等事務;公司內有好幾位追求她的人,包恬一個英國人和兩個華人,其中當新聞編輯的華人最為痴心,午飯之後常送來水果或甜品和她分享,不過從來都沒有我的份兒,又送她名貴的皮裘作禮物;可惜她的芳心另有所屬,後來嫁到舊金山(三藩市)去,痴心漢從此意志消沉,夜夜流連於酒吧,最後連工作也丟了,近年更有人見過他在街頭的垃圾桶撿東西,活像一個流浪漢;他的家境本不俗,又曾留學外國,弄得如斯田地,祇嘆情為何物,我雖和他沒有深厚交情,亦甚覺可悲;我這助手起初對我甚為冷漠,後來彼此了解深了那緊張的關係才逐漸緩和起來,相處得很不錯,直至今天我們仍保持聯絡;她離職後我接收了一位身材稍為肥胖原在工程部另一組別工作的少女。我這胖助手因不能適應那邊的環境而要求調職,但改變了工作性質之後並非如她想像之中的輕鬆,雖然她已很努力的學習,但工作效率一直很低,對新科技她又有點恐懼,我對她的工作表現很不滿意,唯有直接對她說,她當然不高興,怪我沒有給她充足的時間慢慢學習;這可能是她個人先天資質的問題,也可能是她為了減肥午餐祇吃水果而導致精神不振,經常生病的緣故。在不用兼管貨運事務的安排下,我更能集中精力去策劃解決那電腦器材長遠的供求問題,後來還有很不錯的進展;令人難過的衹是我一手挑選裁培出來的前助手竟對我如此無情;我曾在A面前替她說盡好話,讓她拿到很不錯的額外的加薪,她在B面前卻多次投訴我的不是,在工作上也不肯和我合作,顯示她與我是相同等級的;B因為自已的相貌異常而對女性特別偏袒和客氣,對我則十分嚴格和粗暴,所以我經常捱罵,也常因我們對同一事情的意見相左而爭執,很不愉快。
B的面部有點扭曲,一隻眼睛好像不見了,一頭不貼服的金髮使他看起來總是很憤怒的樣子,第一次見到他的人都被他的長相嚇了一跳;他沒有T的虛偽和A的做作,處事不算圓滑,談話之間可能會開罪對方,但能耐心聆聽,甚少高聲說話,而且英文寫得很好,讀起來十分通順易懂,沒有多餘的語句而意思明顯,以他工程師的背景能有這樣的文字造詣甚為少見。我和他意見上的分歧主要是我習慣把事實公開,不會遮暪真相,但他卻很介意高層對他的工作不夠滿意,努力去掩飾一些結構上的問題;有時候其他部門的主管和公司的高層會直接打電話給我詢問一些事項,他知道了便很緊張的查問我說了些甚麼,告誡我不能亂說話,我倒不明白有甚麼大不了;他還會刻意難為一些他不喜歡的人,儘管是業務上的需要他也會命令我不必提供協助,使我的處境變得十分尷尬;而他對工程部以外的人卻異常客氣,常叮囑我要對他們特別照顧,我總覺得不是道理;有時我會因某些事項跟他辯論起來,最後他乾脆告訴我不用知道為甚麼,祇需按他的意思照辦便成了,引起我很大的反感;另一方面,我雖然長期在晚上超時工作把事情辦妥,但白天卻經常跑到別的部門去聊天,他有事找不到我自然會生氣,這是我的不對。B寵信的手下是一個滿頭白髮比他年紀還大的中國人S,此人是他一手提拔的,對他唯命是從之外,還常對人歌頌B的英明神武,B可謂「深慶得人」;S的工作是技術支援和工程策劃,是B要在亞洲大展拳腳的重要部署,而我祇是他耍手段的工具而已;S有手下十人,我手下祇有一人,而我多次要求多聘一人處理日益繁重的工作都沒有成功。我和S並沒有甚麼過節,但對他常常用教訓的語氣說話沒有好感,對他頗為冷淡,此外他亦經常炫耀自己對中國文化和功夫的認識,實則祇懂一點皮毛。許多年後S還當過我的上司,但因B失勢被調回倫敦,不久之後他亦被迫黯然離去。若說B苛待了我又不是,我被調到他手下不久便晉升至行政人員的級別,此後每年的加薪也不俗;而且英資機構的業務如日中天,B有龐大的財政預算,他從不吝嗇讓我購買電腦器材、軟件和出國公幹,而且每月都讓我花上大約一千圓左右的交際費用,宴請從外地來的探訪者。這些交際似乎很奢侈,卻能在興鬆的氣氛下增進彼此工作的了解,使關係更為融洽,以後辦起事來也容易得多。許多年之後,英資機構的業務走下坡,交際費用都沒有了,大家不會那麼笨花自己的錢和時間去招待從外地來的人,彼此的關係自然冷淡得多,一切都公事公辦起來。
這時我在工作上要設法解決的難題,主要是每月定期收集各地器材的狀況和預算的延誤,因為資料總是到限期之前的一兩天才收妥,而且錯處極多,即使我每月都有幾個晚上通宵地工作,也不足以保證能把所有的錯處都挑出來,這對各地器材的供應會有短期或長期的影嚮,為此甚為苦惱。其時英資機構擁有全球最大的私人通訊系統網絡和最先進和獨有的電腦設備,除了供客戶使用之外,內部的文字交談也用得上,方便得很;於是我便利用了這現成的設備和自己構思的電腦軟件,能即時收集到各地的數據,再用電腦準確的計算出錯誤,好能讓我立刻通知有關的國家作出修改,十分便捷,在這事情上我要感謝B行政上的支持和工程部一軟件專家為我解決了資料轉移的關鍵部份,處理內部系統的同事也幫忙不少;雖然這設計的成功並沒有讓我得到任何獎賞和讚美,但能把自己的工作做得更好,那時天真的我已心滿意足了。然而,後來的經歷卻告訴我,在這現代商業社會裏,有一點兒的小成就也應廣為宣傳,讓全世界都知道才是,事業上才有光明的前路;就好像我所認識的「成功」人士,他們都能把一件簡單的任務弄得極為複雜,長篇累牘的分析報告,更要周遊列國探訪好幾次,而正式的工作則安排其他同事或外面的公司去做,到頭來問題還沒有徹底解決便宣佈成功了,並獲得升級加薪,而未了的事則不了了之。難怪大家都競相仿傚,爭著當上一個策劃者的職位;他們祇需製造大量的文件或問卷,不斷的訪問無休止地打擾著他人的正常工作;任務中的難題有沒有解決是不重要的,報告能不能令高層信服才要緊;繁複的工作既不用管,計劃若果失敗也祇是執行者的問題,跟策劃的不妥當無關;成功的話功勞當然全歸策劃者,而真正執行的一群也許會得到一頓免費午餐,但一些低職位的同事剛巧要當值執勤時,更連這小小恩惠也沒有得到了;有時他們還祇邀請部門中較高級的,令真正出力的同事很不滿。我是經常被邀出席這種「慶功宴」的,主要是因為他們要策劃的事項,大都跟我管轄的器材有關連;有時我是對計劃完全沒有貢獻的,被邀請祇因為各個階層的同事我都認識,能把不大相熟的人凝聚起來,席間多一點兒話題,氣氛熱鬧一點;反正是公司出錢的,所以我也樂於奉陪。「成功」人士起初多來自會計部,工程部也有,市場部最多,故此許多同事都設法轉到市場部去工作,薪金既高,工作量低又不用負責任。
英資機構的新聞報導以消息準確,立場中肯,覆蓋廣泛與及作風嚴謹馳譽國際一百年,卻沒有帶來財富;後來因為能掌握到嶄新的科技,再加以出色的運用,使其提供的資訊服務,成為金融行業的必需品,才取得驚人的利潤;可是工程人員並沒有像會計或新聞編輯般得到應有的重視,在董事局內從沒有一個席位,故此在高層次的行政上不能發揮任何影響力。工程部因不能完全自主,沒有人敢承擔責任對現有的系統作出太大的改動;而從底層晉升為管理人員的因怕失去既得的優勢,亦普遍抗拒接受新科技,祇在原地踏步,為了應付各種新需要,把系統弄得層層疊疊,愈來愈複雜;各分部也壁壘分明,人手多而效率低,很多計劃都不能貫徹始終,浪費大量的資源。後來又以市面上能買到的電腦產品代替自己設計的,連部份軟件的編寫也交給外面的公司代理;於是從前擁有的領先和獨有科技漸漸地不再存在,卻又缺乏完善和有創意的更新策略。在這環境之下,出色而有遠見的科研人員因沒法一展所長也相繼離去,剩下來的祇好抱殘守缺,下雨才去補屋漏,難以有所作為。例外的是,一位當年祇是一名小小科技發展工程師的香港年青人N,沒有理會他直屬上司的反對,努力地去向高層推銷他的創見,用類似無線電(電台)的無限廣播方式傳送數據給客戶,理論上能省卻一筆龐大的經營成本。幸好他的遊說得到當時亞洲最高級的英國人總裁的認同,他的計劃才得以開展起來,手下曾多至數十人;而他也沒有讓對他獨具慧眼的英國人失望,他的設計成功地擊敗了倫敦方面的同類型但技術落伍的設計,成為全球的標準,替香港與及亞洲爭光不少。我和N不算是很要好的朋友,但也經常有接觸;他後來當了台灣的總經理,邀我到台北作內部培訓,還帶我去吃風味獨特的「台塑牛排」,談到他從前面對的種種困難與挑戰,十分精彩;N不久再晉升為香港區的總裁,他能以科技人員的出身而有這樣的成就,我也替他高興。在英資機構裏,出路最好的是營業部,其次是新聞部和市場部,連會計部的也能撈到一地方經理的位置,就是工程部不行;晉升方面的考慮當然以英國人最優先,歐洲人次之,美國人跟澳洲和紐西蘭的沒有甚麼分別,亞洲與及其他的機會最小;故此身為亞洲人又在工程部工作的命運便可想而知了;此外,女性冒升得比男性快,尋找新職位也比男性容易,貌美與否卻不一定重要;而且身居要職的女士們,多見面目模糊,不是骨瘦如柴,便是身形擁腫的。
人 生 路
〔十一〕
英資機構迅速的擴充，就像一古老的小鄉鎮，初時一年內只有幾戶新遷來的外人，彼此都很快認識了，而後一個月內便遷來幾戶，很不容易一下子便能溝通，到了高峰期一日便有一新戶，於是碰面也叫不出名字來；小鄉鎮逐漸發展成為一小城市了，既有靠古老手工藝維生的長者，有現代知識不高的勞動工人，也有香港大學的畢業生或海外留學歸來的新貴；而這小城市就像香港這個殖民地一樣，都在英國官員管轄之下，動彈不得；但因為新貴們通曉英語，能和統治者溝通，自然多了一些好處，也分到一丁點代理權。不過好像華人編輯這一類企圖上下其手在統治者與原住民之間築起橋樑，既可替當權者放話也能利用民意在主子面前盡量得到利益的，都沒有得到成功；原因是這小城市已變得複雜了，像我這一類既不諂媚英國人，卻仍然能和他們溝通，也不賣那些自以為是代理人的賬，不為他們所利用的人愈來愈多；如此各施各法，大家都努力地去尋找更佳的出路。雖然在我中了暗箭之後自覺前途黯淡，又和上司的關係不太良好的情況下，但我的工作仍是很有滿足感的；由於電腦器材的供應牽涉龐大的金錢，也直接關係到營利的表現，故此各部門職位稍高的新人必定先到我那裏學習器材供應的流程，很有虛榮感，亦在有意與無意之間認識了許多人，還包括了海外支部來探訪的；在解釋器材供應的程序上，我從不像有些人把自己的工作形容得很複雜，故作高深的說一大堆似懂非懂的說話，我是把所知的都說出來，不會有所保留；不容易明白的地方我會用簡單的文字或例子去作解釋，直至對方完全瞭解為止；不過有時遇到太不聰明的人也是一件挺頭痛的事，儘管我如何反覆解說也是徒然，笨女通常還有一張姣好的臉孔，或豐滿的胸部可以慢慢觀賞，笨男便衹有請他改天再來，別浪費我寶貴的時間了。應付那麼多「求知」的探訪者和回答他們隨後的電話查詢亦成為我主要工作的一部份，這不單令我認識的同事比別人多，層面亦廣，也逐漸地提升了我在機構內的知名度。那年頭我衹懂得埋首工作，不曉得這點知名度的可貴，從來沒有想到能加以利用使自己踏出工程部的框架，令事業有更佳的發展；但從另一個角度來看，也許若非這多年累積而成的一點知名度，我在英資機構最後十年的遭遇可能更壞，也許早已被革職了。人往往如此，回想某些事情時總愛找出一個道理，而事實卻又可能完全是另一回事，個人可能永遠也弄不清楚。
B和我的關係一直都不是很好，但我尊敬他還算是一個實幹的人，不愛造作或說教，對英資機構忠心耿耿；他亦知我縱然生性不羈，卻能用心的去完成工作；由於他從不管朿我行動上的自由，對我在運作方面的建議大多採納，故此他對我在工作上的諸多挑剔我亦不甚介意，但一份報告或圖表經常要修改兩次或以上他才能滿意則並不好受。B和其他部門的關係也頗為惡劣，時常聽到人們對他態度上的非議和不合作有所抱怨，我心想你們還好不像我差不多每一天都跟他見面；但比起後來眾多對我的工作一知半解，年資比我短，因為某種特殊關係或狀況而當上我上司的，B和我的關係已不算太壞了。在另一方面，我的宿敵O並沒有停止過對我的攻擊，當她在電話中的漫罵已成為了習慣，而我總是懶洋洋的回應一下，滿足不了她的慾望時，她便進一步吵鬧到B那處，盡數我不是之處以作發洩；「幸好」B對這女子也沒有好感，卻不敢太得罪她，祇告誡我處事盡量小心，不要讓她抓到錯處。由於我對討厭的人從不妥協，態度也很明顯；與同事言談之間自然會表達出一點我對O的不滿，這些說話傳到她耳裏已是另一版本，她對我亦加倍僧恨了，由於她和統冶者靠攏，便註定了我以後在英資機構的日子不會好過。儘管如是，我和香港及海外的新舊同事的合作卻極之愉快，得到多方面的協助之下，各項工作計劃都進行得頗為順利，使得我暫時不去想過去與未來，全心全力去改善器材供應的效率，結果令人鼓舞；當年的英資機構，大部份雇員在工作上都有很大的自由度，除了做好本份之外，分屬不同部門的員工也能利用自己的專長熱心地幫忙解決彼此工作上的難題，先不計較幫忙他人對自身是否有好處，這樣便不用浪費許多人力物力去開甚麼會議，寫報告，搞甚麼跨部門工作小組這類形式多於實際的動作。時移世易，在新加坡工作的最後幾年裏，英資機構中的人、事、物已發展至沒有一件不令人沮喪的地步，我才有拂袖而去的決定；人生際遇總是如此，好的很難更好，壞的絕對可以更壞。
事業上的發展停滯不前也不一定是壞事，無形之中使我把注意力放回個人的生活方面，我和後來的妻子利用年假去了國內外的許多地方旅遊，都是甜蜜的回憶，一直到了我們有了多一點積蓄之後便計劃結婚；對許多香港人來說，結婚首要解決的是居住的問題，原本已十分擠迫的政府住宅單位根本容不下另一個家庭的存在，此外，似乎是天生的，婆媳在生活上總不能協調，父母能跟兒媳同住的若非大富人家便是迫不得已的暫時性安排；昔時香港的地產市度從八零年初的「谷底」復甦過來，樓價持續地上升，但對比幾年之後的狂飆還算是溫和，不過我們亦不心急，沒有刻意地去找房子，祗是把參觀新樓盤的示範單位當作周末逍閒的節目，東看看，西看看，直至公眾對新房子的需求愈來愈高，逐漸形成一股炒風，層數較高或方向稍為理想一點的單位在新樓盤剛推出時已被搶購一空； 但我們仍然不擔心，對買樓一事抱著順其自然的心態；幸運地，因為一位好友P的哥哥在一所頗有名的地產發展公司內任職，可安排親友內部認購位於港島東一大型屋苑其中之一座樓宇的單位，卻需要靠抽籤來決定選擇單位的先後，我拿到已很不錯的號碼，但妻子拿到的更好，所以幾乎是由她任意挑選的，可惜我們負擔不起頂層大面積的複式設計，衹好選擇低一層但方向甚佳的一般中型單位；籍著P的關係，我們就這樣買下了生命中的第一所住宅，七百多平方英呎的面積，六十多萬圓向銀行貸款九成分期攤還，亦把我們的現金積蓄差不多完全花光了；一年後樓宇正式落成，我們把手上的英資機構股票賣掉，應付了政府的厘印費和律師行的手續費之後又沒有足夠的金錢去裝修新居、購置傢俬電器和籌備婚禮，慶幸母親早預備了五萬圓借給我，父親則送我一萬圓結婚，否則真不知如何是好。第一次有自己的房子固然興奮得很，連家居裝修這麼繁瑣的工作也變成了挺好玩的經驗，七百多英呎那麼小的地方在香港己算是頗理想的了，還有三個房間和一個客飯廳，但祇得一個有小浴缸的廁所；為了擴充過於狹窄的飯廳，我們唯有把隔壁的廚房縮小了一點，再裝上向左右推拉的滑門，才放得下一張圓形的飯桌和六張椅子；我們又「別出心裁」地在小客廳鋪上地毯，小飯廳鋪上雲石，門口那幾平方呎的地方鋪上長木條；由於睡房太小我們索性不另放床子，造了一個跟兩面牆和一面窗台連接的大木箱，床一樣的高度，周邊包上了地毯，上面放著床褥；這木箱比一般的雙人床還要大，分成兩個部份，床腳是一個可從上面打開門作儲物用的空格，床褥下面掀起床板還有兩個大空格可放置衣物，相當實用；客廳是三角型的，矮櫃上放罝電視機，一套三加一的梳化（沙發），茶几小得祇有兩呎乘一呎的檯面；另外一個房間是我聽音樂的地方，最小的房間祇能設罝一書櫃和一小書桌。
我是天主教徒，結婚儀式在太子道的聖德肋撤教堂舉行，再於旺角一酒樓筵開二十餘席招待親友，而過半賓客都是英資機構的同事，包恬了許多外國人；適逢假日，有些同事比主人家更早便到了酒樓搓麻雀，完全不必拘謹，是因為我和妻子都跟他們十分稔熟的緣故；這晚上的氣氛很好，我這十年來認識的好朋友都賞面出席，是很值得高興的事。婚後我們去了一個當年不為香港人所熟悉位於東馬來西亞沙巴州的哥打京那峇魯渡蜜月，在山區的原始森林中見識了許多奇異的熱帶植物，在寧靜無比彷彿沒有盡頭的海灘上漫步，在鄉村式酒店的泳池旁享受著冷飲、看書和曬太陽，比起參加一般的旅行團匆忙地探訪著一個又一個嘈吵及擠滿人的所謂旅遊景點，這樣的選擇似更合乎二人世界的要求。我們結婚剛滿一年女兒便出生了，初為人父母對照顧嬰孩當然缺乏經驗，這天妻子產後第一次外出理髮，祗有我和女兒在家，本來她是在客廳的梳化上睡覺，而我在她身旁坐著的，然後她卻哭了起來，心想該是餵奶的時間罷，哄著她時才察覺到也需要更換尿布，於是我便走進廁所準備著溫水清洗，忽然聽到她的哭聲好像有點不一樣，跑出來之時赫然發現她是趴在地上的，天曉得這還未滿月的嬰兒是如何翻身從梳化滾到地上，幸好客廳鋪上了地毯，而梳化也不高，大驚之下連忙把她抱起來，這時她哭得更厲害了，但換尿布和餵奶還是要進行的，我唯有一手抱著她，一手去拉開衣櫃的抽屜拿浴巾，這抽屜有兩個手挽，祇拉一個時不易拉開，結果抽屜沒有開到，手挽則掉了下來，是很滑稽的電影情節，手忙腳亂地替女兒洗乾淨屁股，換過尿布，又開好了奶粉，把奶樽送到她嘴裏時，才止住了那令人神經緊張的淘哭聲，而我已滿頭大汗，有打完一場仗的感覺；還有，剛出生的嬰兒每隔一段時間便喊著要吃奶一次，是晝夜不分的，半夜是妻子和我輪流起來分擔的工作，起初很不習慣，餵奶時也會睡著，手一放軟便把奶樽也丟掉，女兒吃不到奶哭了起來才把我吵醒，這個父親可算是混帳之至。小娃兒長得白白胖胖，是岳父母的第一個孫子，妻子在產假結束後便讓她寄住於他們家裏，使得他們家庭的成員都因此而忙碌起來，但也逗得每個人都開心極了；周末和假日我們都把她接回自己家裏照顧，讓岳父母一家人得以歇息。
從置業到結婚到女兒出生這段時間裏，我在工作上有了些轉變。首先，因為美國政府加強了對出口高科技的監控，我多了一名專責此事務的下屬，此人並非由我聘請，是從我前助手管理貨運那邊調配過來的，這回可算是挫了她的銳氣，但我的前助手真沒眼光，找來一個相貌猥瑣、好搬弄是非、舉止行為極不光明磊落的傢伙，那年頭英資機構對員工甚為寬容，要把一人革職極之困難，他才僥倖生存下來，後來更來到新加坡工作，娶了一結過婚的舊同事，卻不敢公開承認，在街上踫到他們也裝作不認識。再者，因為會計部坐大，海外雇員也多，需要設法找些工作才能多留香港幾年，其中有人倡議要整頓那給會計部弄得一塌糊塗的固定資產記錄，但記錄的絕大部份都是電腦器材；會計人對電腦器材毫無認識，衹懂得到亞洲各支部探訪胡混，把最吃力的工作交給工程部，這包恬辨別每一條記錄是何種器材，再去弄清楚這器材是否巳有一個八位數字的標準代碼，沒有的話便要收集這器材的各項資料，填妥表格送去倫敦申請一個新的；B問我能否接下這任務，我反問他還有更適合的人選嗎，他笑而不答，我說我需要人手，於是他便讓我聘用了兩名臨時職員，開展了這無甚實質意義的工作，而我也得花上很多時間去逐一指導他們；由於工作性質沉悶又瑣碎，先來的一男一女做了一段短時間便相繼離去，我找來另外的一男一女作填充，直至任務完成，還為他們找機會留在英資機構任職。回說我那胖助手，她因為應付不了工作所帶來的壓力，卻又找不到其他部門收容，在我結婚後不久便辭職而去，一直沒有她的音訊；接替她的同樣是一名女性，但身材驕小得多，沒有野心，也不多說話，很會運用計算機，自然也能快而準地把數字輸入電腦，辦事很仔細，不怕重覆或沉悶的工作；從前胖助手總是把她未能在限期之前完成的事情推回給我，為了收拾殘局，我便時常要工作至凌晨時分而又不能對她怎麼樣；相比之下，這新助手切實地分擔了我一部份沉重的工作，故此我對她的工作表現也感到特別滿意；與此同時，我所設計的電腦程式經過了多次改良之後已運行得相當之成熟，手下多了更能靈活的調配資源，一切的操作都顯得甚為得心應手，是前所未有的感受，亦是我在英資機構裏難得的一段短暫而稱心的日子。
E出身於富裕家庭，衣飾盡是名牌，曾在外國念書，兄長之一是港府高官；因為一些個人理由，大學畢業之後的許多年都未有工作，卻成為了我其中一名臨時職員；本來祇是玩票的性質，但她辦起事來異常賣力，經常自願地跟我一起超時工作。E比我年長好幾年，接觸人多，見聞也廣，有非凡的觀察和分析能力，能偶而提醒我忽略了的事項；衹是沒有工作經驗，初時還對電腦有恐懼感。她的性格硬朗、直言、愛恨分明而熱心助人，這和我有點相似；但她主動而愛捉狹的個性和我辦事時過份的認真則很不一樣，卻有良好的互補作用；有時覺得她任性，倔強，說話又不留餘地，但她又從不缺朋友，而且很輕易交到新的，還有許人去找她解決問題，漸漸地讓我悟出了一些道理；這些年來我嚐過那奴顏婢膝在前，以怨報德於後的滋味，對於唯命是從之流愈來愈沒有好感，能遇到一位不完全為了金錢回報而去努力工作的下屬非常難得，所以我便設法把她留住，不過，事情的發展並非如想像中那麼順利。我以為最困難的部份莫過於得到我上司B的允許，因為他一直都沒有理會我提出要增加人手的請求，不過這回他終於答應了，還同意我所建議的工資數目，卻料不到會給那剛晉升為人事部經理的華籍女子所阻撓，她說E的工作經驗不多，要把她的工資降低；於是我去找她交涉，但此人祇會服侍海外雇員，對我的態度傲慢，一點也不打算讓步；一氣之下，我唯有盡最後的努力，寫了一短信給她的英國上司表達我的立場和不滿，不久便有了回信，英國人當然挺他的下屬說她沒有甚麼不是，還批抨我不應為一小職員作出如此過火的言行；從此我對人事部再沒有好感，看不到他們除了為管理階層服務之外，還能替員工作出甚麼貢獻。英資機構內有不少薪金高而工作量低的人，我常抱怨自己的待遇比不上他們，所以不自覺地把希望寄託在E身上，才有如此激烈的反應；「聰明人」是不會這樣做的，但我卻從來沒有後悔過。B對我這些「狂妄」行為已不感到意外，加上他對人事部的處事方式也有點不滿，故祇微言了幾句便作罷。E沒有拿到她期待的工資也很失望，但感激我為她作出的努力而留下來，使我感到安慰。想起許多年後我在新加坡工作時又遇到差不多的情況，也作了同樣的舉動，祇可惜情義不再，手下拿到好處仍背我而去，是極其難堪的感受。E愛說笑，和我那嬌小的助手、專責出口的傢伙、與及另一當臨時工的男孩相處得很愉快，他們都驚訝於她過往的經歷和豐富的學識；此外她跟其他部門的員工的關係也不錯，認識的同事不少；有人失戀之後去找她傾訴，也有人為覓結婚對象去找她想辦法。E陸續學會了器材供應上的運作，但一時間很不容易適應這種繁複的工序和習慣使用電腦，故也曾有過鬧情緒的時刻，幸好後來都克服了，最後還完全接替了我這部份的職務；諷刺的是，這位人事部英國主管口中的「小職員」，幾年後竟然又輾轉地進入了人事部工作，當了他的下屬，事業上也有頗佳的發展，直至她離職跟隨丈夫到美國定居，已是很多年之後的事了。
台灣本來祗不過是英資機構在世界各地無數的新聞收集中心之一，官方是不容許民間企業透過外國通訊社直接拿到消息的，所以幾乎沒有利潤可言；但自從當局實行了一系列的寬鬆政策，其中在通訊及金融方面便給英資機構帶來了無限商機，轉眼間財源滾滾來，而且每天都有新客戶；雖然如此，技術支援與及器材供應上卻出現問題，這造就了先前提及的N得以一展所長，用低成本的方法把數據從香港送到台灣，但在器材供應上我卻十分為難，跟主管台灣的一名香港人發生了一點磨擦；原因是台灣跟許多其他地方一樣，實質的需要和預測表呈報的數字往往出現了很大的差距，所以經常沒有足夠的器材應用；因客戶每天都嚷著要儘快安裝器材，說要花多少錢他們都不計較，台灣主管不得不向我求助；其實我也不會變戲法，極其量把本來己分派到其地方的器材轉運到台灣去，但也得先徵詢我上司的意見；B跟我商討之後並不同意，因為錯在台灣方面，著我去台北一敞把問題糾正過來；我如實告訴台灣主管，他當然不高興，說要跟高層直接交涉；過程如何我不得而知，祇知道結果是B作了一些讓步，然後告訴我不用去台北了，也沒解釋為何。台灣的業務愈來愈火紅，英資機構當然不會讓一個從香港市場部調派過去的華人坐享肥缺，故此在他第一任任期屆滿之後便改派一英國人前去代替他的職位，把他調回香港；因一時之間找不到合適的工作給他，便胡亂地安排他在A的手下當一個經理，接替了B負責器材供應，出口監控，貨運與及採購等事務；這是很不合乎常理的事，他大概也有點無奈，而我更無奈地將要成為他的手下，這個職位是應該由我來當的。不久他便回到香港，有關的權力轉移還在進行之中；我和這前台灣主管很久以前已經認職，所以彼此並不陌生；他剛上任時沒有甚麼事情做，我時常找他聊天；知道他不熟悉工程部的運作，我儘量把所知的都告訴他；明白到他可能會猜疑我是否甘心替他辨事，我坦白的表明了我的立場；那時我在工作上己沒有多大的困難，女兒又快要出生，誰當我上司我己懶得去管了。
何 去 何 從
〔十二〕
我又踏足倫敦了，該是一九八九年初的事，酒店門外是一處停泊了許多遊艇的河邊堤岸；星期天的午後時分，行人十分稀疏，附近的建築物都像是用那種灰黑色石磚堆砌而成的，古老而沒有甚麼特色；最容易找到是喝酒的地方，英國人叫Pub，因為到處都是，連這樣偏僻的地點也不例外；小商店內陳列的貨品不甚起眼，價錢卻十分昂貴；我入住的酒店離英資機構的培訓中心不遠，所以很快便讓我找到明天上課的地點，再沒有事情要辦；周遭頗為寧靜，祗偶而聽到船隻緩緩進出的引擎聲，獨自一人又提不起勁往別處去，於是漫步了一會兒我便返回酒店的房間去；看到露台佈置了兩張椅子，想是一個看書的好地方，坐下來不時有陣陣刺面的冷風吹過，卻又有猛烈的太陽把人暖和起來，感覺是挺新鮮又很舒服的。對於香港和倫敦之間的時差，我本來已很不適應，故此這晚儘早便上床休息，卻不料酒店的火警鐘在夜半時分誤鳴了兩次，剛睡著又醒過來，結果直至天亮也不能再睡；第一天上課就這樣不斷的喝著咖啡，勉力地掙開眼睛，像狗一樣拼命的搖頭來提起精神，以午飯過後的時分最為難受，好幾次幾乎給睡魔召去。我來倫敦是為了參與一個一星期的短課程，提供員工對電腦和數據通訊與及各式應用器材和網絡的基本常識；同學來自不同國家不同部門，他們大概都沒有特定的目的來上課，而我卻肩負著把教材帶回亞洲作同一培訓工作的使命；所以不得不竭力地用心聽講，做筆記，難懂的地方立刻提問，傍晚回到酒店房間還把當天學到的東西反覆溫習，對著三面牆壁模擬著自己授課的情節，不敢有半點鬆懈。這趟英國之行絕不寫意，除了酒店和培訓中心之外我祇去過市中心一次；惦記著妻子和未滿一歲的小女兒，課程完畢我便匆匆乘機回港。這時我工作上有了徹底的改變，從掌管器材供應一轉而成為工程培訓，原因是前台灣主管要接手器材供應等事項，但我的上司B不要讓我成為別人的手下，問我是否願意接管他剛拿到手的工程培訓的事務，還給予我經理的職銜；我當然沒有理由拒絕，祇是擔心自己的表現能否像以往一樣出色，一切得從頭做起。B一直埋頭苦幹，事業上希望能更上一層樓，但失去器材供應的操控卻使他洩了氣，他大概也開始瞭解到主觀願望是不易達成的，一股蠻勁並非成功的保證；而我一直盼望在器材供應的崗位上當經理，但願望卻實現於我完全不熟悉的工程培訓上，感覺是荒唐的、胡裡胡塗的。事實上這所謂經理亦衹是一個虛銜，我多了一點虛榮感，薪金象徵式的多了一千圓；無論如何，有總比沒有好。
培訓工作似乎高人一等，實則虛有其名，是一個祇懂花錢的項目，和英資機構的核心業務沒有直接關係，成績的好壞是無人理會的，所以B也不再像以前般關心我的工作了。我手下最初祇有一名男性培訓員和一名女秘書，後來因為工作量增加了，我多雇用了一名男培訓員；他們負責培訓東南亞的工程人員安裝客戶所需的各種器材，我則提供非技術人員一個認識電腦和數據通訊以及各式應用器材和網絡的課程，是利用從倫敦拿到的教材改編而成的；此外為了加強課程的內容，我親自拿了照相機到裝置有大量電腦的數據中心，耐心的把每一件器材拍攝成幻燈片在課堂中放映。就這樣我和另外兩名培訓員分別到處飛，除了去東南亞各地教授課程，需要吸收任何新的材料時便到倫敦的培訓中心去，戲稱之為「取經」；因此我從倫敦回來後不久又飛了去一次，還意外地遇上一名頗為稔熟的同事剛巧往倫敦公幹，這回有了伴兒，長途飛機上也不覺寂寞；由於他未曾到過倫敦，乘著週末的空隙，我們去了一些旅客必到的地方走走，還聽了一場午間古典音樂會，曲目中有他特別喜愛的柴可夫斯基的小提琴協奏曲；音樂會還未開始時他偷偷地拿出照相機在音樂廳內替我拍照，我說這樣不太好罷，果然鎂燈一閃立即有管理員前來制止。工程培訓經理的工作相當輕鬆，除了不斷地改良自己授課用的教材之外，我祇需編排一下手下那兩名培訓員的課程表，另外每月寫一份工作報告便是。這時的英資機構依然富裕，我們乘飛機都是坐商務客位的，而且我在香港教授的課程也會有外地的員工飛來參與，還會挑選鄰近的澳門或離島長洲這些渡假地點上課，培訓成為了獎勵員工的項目，卻不是人人有份的，隨著上司的喜惡作決定，跟職員的工作性質不一定有聯系。當了「老師」不久我便觀察到「同學」們大部份都不專心聽講，培訓跟休假好像沒有分別，上課時打瞌睡；於是我在課程中分段加上幾項問卷測驗，而所有人的總成績都會在課堂內公佈，拿到好成績的「學生」還可得到獎品以作表揚；為了隆重其事，我每次都邀請B作頒獎嘉賓和演講，有空的話他是很樂意出席的；這是我和B的關係較好的日子，可惜我們繼續相處的時間已不太多了。
從完全不懂電腦和數據通訊到站在課堂上講解其中技術的奧祕，我衷心感激兩位既是同事又是好友的M和X的幫忙；M是資深工程師，曾隻身前往當年技術配套嚴重不足的北京，把英資機構的資訊服務最早帶入中國，他教曉我最基本的數碼化處理的知識；X是人造衛星通訊專家，因這技術十分適用於中國，所以有很長的一段時間在國內工作，他能不厭其煩的回答我關於火箭升空後如何進入軌道，衛星是怎樣操作，碟型天線的形狀大小等等的問題。我手下有一名培訓員，不知當初是誰聘請他的，英文說得不好，態度又囂張，時常跟我討價還價，要我多加他的薪酬；那時我的工作沒有甚麼壓力，女兒活潑可愛，心情尚佳，所以也曾為他和另一名新來的培訓員向B成功地拿到額外的加薪；此人後來在新加坡工作了幾年，之後找到門路返回香港當上一名經理，對下屬苛刻極至，罵人亳不留情；他的手下中有一名工程人員受不了他針對性的迫害，把憤恨發洩在一大客戶的系統上，破壞了客戶的資料庫；最後被告上法庭因此而坐牢，令人惋惜。這時的英資機構在亞洲並沒有一個完整的培訓部，負責工程培訓的是我，直屬東南亞工程經理B，負責銷售培訓的是一名美國人，在一稱為亞洲銷售服務經理的法國人之下，另外負責管理及人事培訓的是一名英印混血兒，直屬亞洲人事部經理。法國人已婚，外出公幹時卻跟他的下屬一名離過婚的香港女子共住一酒店房間，那女子說這樣做是為公司節省開支，還經常對人說她有多喜愛法國的一切；我認識這女子時間不短，頗佩服她的學習能力和對工作的投入，卻很懷疑她神經衰弱的問題已日益嚴重。亞洲人事部經理就是把E稱為「小職員」的那英國人，他後來還兼管亞洲培訓，辦事糊塗但不算是壞人。我們這三個培訓部的主管常有溝通，但沒有緊密合作的需要；直至高層有了計劃把分散於不用角落的三個部門凝聚在一起，能更有效地統籌課程和分享培訓室等資源，彼此才多了見面協商的機會；英印混血兒對此事最不關心，因為管理及人事培訓的課程都是使用高級酒店的設施的，他祇需要一間辦公室便夠了；推動這一計劃以美國人最為熱心，經常找我商量，最初我以為他祇是關心電腦的設施是否足夠銷售培訓之用，後來才明白他要奪取控制權，最終的目標是在培訓部整合之後當上總培訓經理這職位，而最後他亦如願以償；不過這計劃並沒有在香港實行，浪費了我一番心血，是在亞洲總部南移至新加坡之後的事。
小時候常看到父親包裹著日用品或食物準備郵寄回家鄉去，奇怪祖國同胞的生活為何會如此窮困，也不明白為甚麼香港這一個華人佔絕大多數的地方會讓一小撮金髮碧眼的洋人統治，可是人人都說生活在香港比起在中國大陸幸福得多。然後到了一九六七年，我唸小學二年級時，離學校不遠處有左派（親共產黨）工會會所在門外掛起紅布條，寫有「反英美帝國主義」和「毛主席萬歲」等字，號角式的揚聲器整天向著街上的行人尖叫，除了不斷地吶喊著內容差不多的口號，便是播放著一首又一首慷慨激昂但我聽不懂又不悅耳的國語歌曲，晚上看見持槍的英兵在我家附近的街道上巡邏；家裏的無線電收音機天天都有報導關於街頭發生暴動的情況；持有反共立場的商業電台強烈地遣責騷亂者，廣播員林彬被燒死；暴徒到處放置或真或假的土製炸彈，引致交通癱瘓，全城氣氛緊張；小孩子不懂事，上圖畫課時還一夥兒興高釆烈地把想像出來的暴亂情景塗在畫紙上；父親雖然也傾向左派，他和當年普遍勞動階層的思想一樣，在國內時目睹國民黨執政之無能，在英國人統冶之下的香港亦得不到甚麼好處；但暴動使他十分擔心收入不繼，祇盼望騷亂能儘快結朿；最後整個事件持續了八個月，在中共表態不支持的情況之下才得以平息；英國人全面奪回控制權之後，外國投資者的信心逐漸恢復，而本地企業者亦開始大展拳腳，於是不斷地創造就業機會；同時政府陸續推動了一系列保障勞工福利的政策，對許多以非法渠道從中國大陸來港的移民都寬大處理，還發予有居留權的身份證，填充了發展工業所需要的大量人力，直至一九八零年十月才實施了強行遣返的「抵壘政策」。一九八四年十二月十九曰，中英簽署了關於香港前途的聯合聲明，英國將於一九九七年七月一日把香港的管治權交還中國，實行「一國兩制」、「港人治港」，即香港繼續其資本主義制度，不用跟從祖國那套社會主義，香港的行政也由港人來負責，中共不派任何官員管治香港，但行政首長須由中央任命，五十年不變；我把翌日報紙首頁那一張有中方的趙紫陽和英方的瑪加烈•戴卓爾在簽署文件後握手的照片剪下來，貼在我座位旁的告示版上，英國人看得一臉不以為然的表情。
事實上英資機構早已開始計劃搬遷設於香港的亞洲總部至其他亞洲城市去，雖然在選擇上並不容易，因為要找的地方必須擁有先進而可靠的國際通訊網絡，合適的本地專才，還要有相當穩定的營業利潤在財政上支持總部的運作，各種稅項也不能太重，這樣才算理想。由於當年日本生意興隆，利潤也比其他亞洲國家高出很多，英資機構先把亞洲的最高管理層和設置有大量電腦的數據中心從香港搬到東京；此外當年許多香港人希望移民澳洲，於是公司也協助了小量的員工到雪梨(悉尼)工作，但由於澳洲是一個以白人為主的國家，英國人在那裏沒有優越感，而且政府徵稅頗重，所以沒有考慮把更多的部門遷去。就在我去了兩次倫敦受訓的那年，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淩晨，中共中央當權派以軍隊及坦克車驅散集結在北京天安門廣場超過半個月仍拒絕撤離的大學生，正確的死傷人數至今未明，是為「六四」事件，震驚全世界。學生要求自由、民主、法治、人權未果，表面上是中共最高領導人的趙紫陽也因為同情學生而觸怒了敲定「一國兩制」這劃時代構思的鄧小平，不久即被免去所有職務；港人在憤怒與難過之餘，更對祖國感到失望、恐懼與困惑，把一九九七年的回歸視為世界末日，紛紛設法移民到外國去。「六四」事件加速了英資機構的搬遷計劃，經過慎重考慮之後選中了新加坡為未來亞洲區的總部；而新加坡政府亦提供了以低價租地予英資機構興建總部大樓等優惠條件，從此改變了許多人的命運。這時候器材供應即將由一名有會計背景的年輕洋人來負責，形式上擴大了工作範圍，故易名為物資管理，新部門設於新加坡，一切重新開始；前台灣主管則幹回老本行當一個市場經理，我的前助手E沒有到新加坡工作的打算，祇幫忙了幾個月的移交工作。培訓部也是最早要搬到新加坡去的部門之一，可是管理層沒有讓我繼續領導工程培訓，因為他們要安置一名正在日本當工程經理但快要退休的英國人R，把我安排到新加坡在那年輕洋人手下當一個什麼策劃經理，還邀請我參與這新部門的會議。我跟B說我沒有去新加坡生活的打算，請他為我再安排工作，他聽罷沒有甚麼表示，衹告訴我先去開會，說也許他們需要我的意見，於是我便去了新加坡一趟，會上聽到的儘是一些不設實際的計劃和繁重無比的工序，而那龐大的人力和物力上的開支更令人心寒，回到香港我如實向B匯報了一切。後來人事部主管打來電話希望能說服我接受這個職位，我以妻子有了身孕為理由拒絕了；最後我手下的培訓員都去了新加坡，我變得無事可為。
由於新的物資管理部要把我先前設計的電腦程序搬到新加坡使用，所以不久我又去了新加坡一次，年輕洋人把我召到他辦工室，質問我為何拒絕當他的手下，還說以我的工資他大可在新加坡找到比我更有經驗和更高學歷的人材；聽後我無言以對，祇是不明白一個當上部門主管的成年人竟然可以說出這樣幼稚的話來，態度也令人反感，一氣之下我匆匆把工作完成便逃回香港。「幸好」B繼續讓我當一個有名無實的經理，不然當時我可能已被撤職了；我負責改良一個由會計人花了很多錢弄出來用以記錄器材的電腦程式和有關的工作程序，這職位比起主管工程培訓更為輕鬆簡單，我祇需花一些時間去了解整個操作，然後便著手重寫那部很不完整和難明的使用者手冊；此外改良這個記錄器材的電腦程式需要和早已在新加坡大展拳腳稱為亞洲內部系統的部門合作；其中有一男一女，男的有點娘娘腔，因為我在一個工作報告上表達了我對他們處理某些事情的不滿，他特意從新加坡打電話來找我談了差不多一個小時，重覆地說我不應這樣寫報告，還教我該怎樣隱瞞事實才對；女的辦起事來不錯，提到她和友人在美國超速駕車，因當時替國防部工作而持有另類簽證，所以獲得警察網開一面，表現得十分驕傲和興奮。在這一年多的時間裏，我以非常嚴謹的態度，緩慢地完成了那部使用者手冊，自覺十分滿意；在改良電腦程式的計劃上，內部系統部門改了又改仍讓我找到許多會給使用者帶來不便的地方，但大概是因為高層要按時完成某些項目才拿得到花紅，最後問題還沒有完全解決便在亞洲逐步使用起來；此外，我亦曾順應倫敦方面的建議推行了以條碼標籤器材的試驗，能準確地核對記錄和方便出入貨的運作，可惜最後祇能在香港成功地實行，其他地區的主管因看不到現成的好處都不願配合。九零年中兒子出生，我有了一個美滿的家庭，女兒也從岳父母那處搬回與我們同往，聘了菲律賓籍的傭人幫忙家務。我的前助手E去了新加坡多月後回港，因為暫時找不到新工作而再次成為我的助手，減輕了我孤軍作戰的感覺，但這祇是極短的一段時間，不久人事部便向她招手了。此時英資機構搬遷亞洲總部的工作大規模地展開，B派了他的心腹S到新加坡負責籌備興建總部大樓，同時告訴我他也將會到新加坡工作，可是部門在新加坡重組後再沒有適合我的位置了；我問他是否可以想想辦法，他很堅決地說不可以，我當時真有點氣惱，後來才知道他已自顧不暇。正當我為前途徬徨不已的時候，剛當上總培訓經理的美國人從新加坡打來電話，邀請我加入英國人R的工程培訓組工作。
R的臉上總帶著微笑，從未見他發過脾氣，說話也是輕聲的；他和Ｂ的職級相若，以前分管東北和東南亞洲區，故工作上或有磨擦；他不諱言很討厭我的上司，對S也沒有好感，但沒有單因為我是敵對陣營的從屬而使我為難，多年前我到東京商務探訪時他也賞面邀我共餐。這天R從新加坡來到了我狹小的辦工室，很耐心的詢問了我的近況，然後提到在他主管之下現時的工程培訓組，說大家都很偷快地到亞洲各地教授課程，運作極之簡單，沒有甚麼複雜的狀況，問我是否有意重操故業。我對培訓的工作本來就不陌生，也絕不懷疑他的誠意；關鍵是職位和薪酬，原則上我是接受了他的邀請，雖然心理上並不好過，因為我的職位祇能是助理工程培訓經理。不久他又多來了一次探訪，薪酬方面仍未能達成協議，因為新的月薪祗得新（加坡）幣三千九百圓，折合港幣一萬七千圓，而我那時在香港的工資是超過二萬圓的，減薪的原因主要是新加坡的房子比香港的平宜許多；不過新加坡的慣例是一年有三個月的花紅金而香港祇有一個月，所以表面上月薪少了百份之廿五，實際損失並沒有那麼多，況且公司還會一次過發放相等於九個月工資的搬遷津貼，十分吸引，條件是在新加坡工作至少兩年；但在另一方面，新加坡平均每年祇會向上調整薪金三個百份點，而香港則有超過一成的增幅，故此能在此刻爭取到更高的薪酬非常重要；R建議我以公幹的身份先到新加坡熟習環境，薪酬方面待美國人跟人事部商議好再作決定。在沒有更佳的選擇下，懷著異常複雜的心情，我在一九九一年的三月份又獨自一人來到了新加坡，農曆年剛過去，那時兒子還未滿一歲，女兒也祇得兩歲多。英資機構因為總部大樓還未開始動工興建，於是租了毗鄰一座辦公樓頗大的面積暫時安置了幾個處理亞洲事務的部門包括了培訓部，我被安排跟從前的下屬坐在一起；除了幾個本地聘請的文員和培訓員以外，其他的職員我都早已認識，故此沒有太不適應的地方；白天我趕緊完成在香港未了的工作，有時跑到其他部門去找香港來的同事聊天，晚上回到酒店房間最為寂寞，電視播放的節目一點也不吸引；我從香港帶來了小型的揚聲器和擴音機，連接到播放卡式盒帶的「隨身聽」(Walkman)去，欣賞我喜愛的古典音樂，已是最佳的享受。有一天美國人突然地告訴我他有點困難安插我在他的部門工作，問我是否願意放棄經理的頭銜去接受一個高級培訓員的職位，我乾脆說那麼我便返回香港再作打算罷，不用你操心了，他聽了假意表現得著急起來，說會再想辦法；經過了好幾次的商討之後，我祇爭取到比原先多了區區一百圓的月薪和助理工程培訓經理的虛銜，在怨恨及無奈交織之下接受了新工作，與妻子著手準備舉家南遷的事宜。獨處於這個已再難見到蕉風椰雨的南洋島國上，每當我想到過去的種種以及未可預知的將來時，衹有無盡的嘆息和感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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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舊 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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