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士们先生们大叔大婶儿们：

首先，感谢你们在繁重的搓麻炒股洗足浴治性病活动之中抽出时间来对中国民主表达你们的哀思和缅怀。

中国民主这可怜的孩子，虽然还没见过天日，但从受孕起就牵动了不知多少人的心，每一次胎动都让不知多少人激动欢呼。一个世纪几代人接力孕育，周折无数。近年来胎气渐衰，日前经化外仙人夜观哈勃、SOHO、SPIDER等遥视绝顶高手联手所得合成全频假彩照片，从微波到X射线，从大爆炸到大坍塌，东南西北上下前后四维时空全方位，无处不是死门，仍然气血混沌的半条命已幽幽一线飘回西方老家乐土。

这胚胎险恶之时在这一个世纪里已是平常事，但哪怕只剩下一丝精神气，最终都能重现生机。此次之所以凶劫难逃，盖因时运暗合，四大邪魔如蛭附骨阴魂不散，不但今日存活无望，将来也永无再生之机。

更有甚者，其中一个关节使我几乎要反对他。

今天我把这四大邪魔详尽描述，只望各位日后如果见到他们，好歹照他裤裆砸一板砖。

四大邪魔之首，是遍及神州大地的贱民（贱民定义及实例请见《贱民综合症》）。简单说，贱民的特征是欺软服硬，嫌贫嫉富，被暴力蹂躏的时候温顺陶醉，一把他当人马上就猥亵狡诈牢骚满腹姬指气使诈淋漓尽致。与所有社会一样，中国从来都有贱民，但以前都是少数无耻奸诈之徒，成不了文化。但自89年以后，中国的贱民阶层迅速扩大，而且明显年轻化、知识化，形成中外历史上闻所未闻的“知识贱民”阶层。

知识贱民的核心哲学根据是存在主义，主要方法是遮盖全景管中窥豹：有了“存在就是合理”的信念，总能找到蹂躏和被蹂躏的理性解释；管中窥豹搜寻之下，脓疮里总能看到七色彩虹，白玉里也必有芜杂缺损。而且，知识贱民不再满足于自己享受蹂躏，他们还要求其他人一起受蹂躏，因为将心比心，一旦人们被当人看，必然都跟我一样无德无道无法无天。

所以，中国民主尚未成型，便已经被一大批受过高等教育的年轻人视为他们美好贱民生活的最大威胁。

简而言之，置民主于万劫不复之地的第一大邪魔是中国的青年精粹。

四大邪魔之二，是中国的知识精英。文革之后，尤其是89年之后，邓小平及其后的领导班子吸取了一个教训：要想长治久安，必须把社会上的聪明人收归己用。其实这是科举制的精髓和秘而不宣的真实目的，有一千年卓越成功实践的实证，毛泽东不会不懂，但登基后的晕眩，加上对同志们篡权的无限恐惧，使他居然无视这条中国宫廷政治的大智慧，强迫三代聪明能干的人成为自己的敌人，铸就了祸及他本人及子孙的致命错误。二十多年来，中共不断致力于吸收、整合社会精英，89年之后再度顿悟，敞开大门拿着大棒追杀无法吸收整合的精英，让他们幸福地、主动地、求之不得地流放化外之国，永世不作回头之想。

精英，尤其是成为统治机器一部分的精英，有反民主的天然倾向，古今中外莫不如此，所以精英主义（Elitism）在欧美（尤其是美国）两百年前就成了恶毒的贬义词。这很好理解：第一，作为精英，与文盲权重相等一人一票，怎么想怎么委屈，不合理；第二，精英懂得多，干什么都讲究搞明白前因后果来龙去脉，时髦话叫“最优化完全设计”。

而民主制度对最优化不最优化毫不关心（尤其是直接民主），实际上很容易从统计上证明民主制度达到最优化决策的可能趋于零。它唯一关心的是民主体制范畴之内的社会统计平均。民主制度是一个开放的进化系统，没有任何先验设计（宏伟蓝图）或终极目标（领袖挥手指航向）；而且是个短距离作用、低效率、远离平衡的进化系统，因为现实中简单不可能做到作为现代民主理论前提要求的“信息充分传播、意见充分辩论”，而是受媒体、政治集团、经济集团的影响甚至操控，而且议题越大、后果越严重深远就越是如此。

低效率、次优化，这是精英们对民主最理直气壮的反驳。让我们来设计多好，甲乙丙丁原因后果风险回报有ABCD等不同黑箱输出，言之成理读之成章，然后颁发给人民群众照办，大家死了也心甘是不？

人类社会极为复杂，而且更根本的是这个系统的元素就是人本身（包括决策设计者），所以与任何人造系统有根本区别。在这样的复杂、自作用系统里，次优化、低效率的开放进化机制，相对于由极少数精英自以为是画鬼而成的所谓“设计方案”，在长远和整体层面有无可比拟的稳定性和效率优势。

短期、具体的局部问题需要精英参与，但在长远、整体性问题上精英比白丁没有任何可以证实的过人之处，就象在歌德巴赫猜想面前数学教授和老农一样干瞪眼。更根本的是，精英只能代表自己的利益，即使精英们都是纯粹的利他主义者，也无法保证他们能维护保障平民的利益，其（或迟或早的）必然结果就是民众不满、社会不稳定，从而轻则影响生产力，重则导致社会动乱。

但要精英们承认这一点，等于是让他们自认无能。除非有强烈深厚的社会、文化压力和体制性强迫，他们不是追求自己篡权就是祈求被统治机器同化。

八十年代的中国造就了当代第一批自由民主人士，幼稚片面却充满激情理想和干劲。他们中的少数自我流放到远方外国（见第四大邪魔），留在家乡的现在四五十岁，体内睾丸酮产量显著下降而且拖家带口平安是福，除了成功融入统治机器、经济洪流的以外，能称得上“独立知识分子”的人中也大多蜕变成了“宪政派”，关心的是威权（尽管不一定是中共威权）、秩序，典型的“完全设计”精英思路。（宪政是可以保护并制衡民主和自由，但其基本精神是威权。）

年龄对人的思路、思考角度、主次轻重的分别之影响，恐怕远超出大部分人愿意承认的程度。

随着年龄老化、钻研宪政上瘾，他们必将越来越反对民主，对自由（Liberty）则是更加唾弃。

简而言之，置中国民主于万劫不复之地的第二大邪魔是中国的中年精粹。

四大邪魔之三，是当权者及他们的附庸利益集团。我占了一座金山，凭什么让我跟你们分享？你不如去与虎谋皮。让他们不反民主，除了暴力革命以外唯一的可能就是愚公移山那样，每日行贿不止，子子孙孙腐蚀下去，同时希望各利益集团逐渐分道扬镳，形成制衡力量的胚胎。但他们会那么笨吗？只能指望他们用人不当，天可怜见，哪天把权交给一个戈尔巴乔夫那样的懦弱白痴。

简而言之，置中国民主于万劫不复之地的第三大邪魔是中国的老年精粹。

四大邪魔之末，是弥留海外的所谓“民运人士”。

按道理，海外民运是弱势群体，支持（至少不反对）他们是理所当然。如果他们仅是成事不足，我肯定是支持或至少不反对的。

问题是他们败事有余。

所谓民运人士，大多是出色的学者或充满理想主义色彩的政治活动分子（activists），而没有一个政治家。当然，社会总是需要学者和政治活动分子。问题是他们总是想过把作政治家的瘾，而且时间上错了半个世纪，空间上差了半个地球，效果上则是整个一反拧，帮倒忙。

他们中不少人似乎认为中国民主的当务之急是启蒙，这正好是他们“反共民主原教旨主义”信仰的目标，或者是因为这个信仰所以找到了这个目标。于是他们象传道士那样，逢中国人便朗诵民主启蒙大话西游之唐僧篇，搞得人们不胜其烦。世界已经到了2004年，叫信息时代，理论上的民主启蒙已经毫无意义（跟国内知识界探讨一些具体问题当然是有意义的）。如果非要作民主启蒙，在中国深入农村工厂言传身教，那也不错，但呆在地球对面，从国际主义角度高屋建瓴隔靴搔痒，不令人反感才怪呢。

民运人士中恐怕大多从小就有宏大政治抱负，这是传统中国文化的直接产物。但学者或政治活动分子是最糟糕、无能、坏事的政治家，因为他们总是理性色彩、理想色彩太浓。这样的人只能作决策支持或草根发动的事。

那什么样的人有资格有能力作推动中国民主的政治家？

除了政治家必需的谋算、交易、作秀、圆滑、无信、强烈权欲、为目的几乎不择手段等基本素质之外，推动中国民主的政治家还必须是个国家主义者。

或至少让中国人民以为如此。

政治家不能面对人民训话或说服辩论。而必须跟人民一起走，也许稍微超前一点，但时刻得根据人群的走向趋势调整自己。说白了，就是太极拳里的云手功夫，在跟随的基础、前提下达到操纵控制引导教化的目的。

中国社会这个人群，自晚清以下毋庸置疑的一个走向趋势就是国家主义（不是人们常说的民族主义）。毛泽东看准了这点，喊抗日反美反苏，不管实际如何，大多数人都认为他是个伟大的国家主义者，这是他后半生政治地位的根基。江泽民看准了这点，喊大国外交抗衡美国霸权，不管实际如何，让贱民觉得爽，在国家主义基础上重建中共权力合法性和精神凝聚力。随着中国经济实力增长，走向国家社会主义（即法西斯，只愿是比较温和的），至少今后二十年内这个趋势必将有增无减。

在中国政治舞台上站住脚的人，大家都演国家主义者。

我这样的山野之人，骂粪青出气有益无害。但民运人士可千万不能骂。只是口头上忍着不骂还不行，那样迟早会露馅儿，要从心底里理解这个趋势，接受这个现实，真诚愿意跟他们同流合污。

目前好象还没有发现这样的大智者。

简而言之，置中国民主于万劫不复之地的第四大邪魔是海外华人中的反共民主原教旨主义者。

如果你现在还认为中国民主有半点希望的话，我建议你尽快寻求专家咨询。幻声、幻象、白日梦等，是极危险的征兆。

加上中国从来没有改放主义（Liberalism，见《改放主义论》）文化传统，直到现在，海内外精英中仍然极少有人认识到改放精神对民主制衡的至关重要，中国即使出现民主形式也恐怕是恶性民主，很难避免多数暴政。

二三十年之内，中国政治的最佳希望是温和国家社会主义，对内开明精英专制，对外强硬、不合作，积极谋求地区霸权地位，但不主动发起大战。

其它现实可能性咱们就别细说了吧，大过年的。

现在请大家为中国民主默哀三分钟。

好，现在请大家继续搓麻炒股洗足浴治性病。

化外
2004/01/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