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爾·馬克思(節選)
列寧
1914年11月
馬克思的學說
馬克思主義是馬克思的觀點和學說的體系。馬克思是19世紀人類三個最先進國家中的三種主要思潮----德國古典哲學、英國古典政治經濟學以及同法國所有革命學說相聯繫的法國社會主義----的繼承者和天才的完成者。馬克思的觀點極其徹底而嚴整，這是馬克思的對手也承認的，這些觀點總起來就構成作為世界各文明國家工人運動的理論和綱領的現代唯物主義和現代科學社會主義。因此，我們在闡述馬克思主義的主要內容即馬克思的經濟學說之前，必須把他的整個世界觀作一簡略的敘述。
哲學唯物主義
從1844-1845年馬克思的觀點形成時起，他就是一個唯物主義者，首先是路·費而巴哈的信奉者，就是到後來他還認為，費而巴哈的弱點僅僅在於他的唯物主義不夠徹底和全面。馬克思認為費而巴哈的“劃時代的”世界歷史作用，就在於他堅決同黑格爾的唯心主義決裂，宣揚了唯物主義，這種唯物主義早“在18世紀，特別是在法國，就不僅是反對現存政治制度的鬥爭，同時是反對現存宗教和神學的鬥爭，而且還是......反對一切形而上學<意即與“清醒的哲學”相反的“醉熏熏的思辨”>......的鬥爭”。馬克思寫道：“在黑格爾看來，思維過程，即他稱為觀念而甚至把它變成獨立主體的思維過程，是現實事務的創造主<創造者、締造者>...... 我的看法則相反，觀念的東西不外是移入人的頭腦並在人的頭腦中改造過的物質的東西而已。”
恩格斯在《反杜林論》一書中完全以馬克思的這個唯物主義哲學為依據，並闡述了這個哲學，他寫道：“......世界的統一性並不在於它的存在，而在於它的物質性，這種物質性......是由哲學和自然科學的長期的和持續的發展來證明的。......運動是物質的存在方式。無論何時何地，都沒有也不可能有沒有運動的物質和沒有物質的運動。......如果要問：究竟什麼是思維和意識，它們是從哪里來的，那麼就會發現，它們都是人腦的產物，而人本身是自然界的產物，是在他們的環境中並且和這個環境一起發展起來的；不言而喻，人腦的產物，歸根到底亦即自然界的產物，並不同自然界的其他聯繫相矛盾，而是相適應的。”“黑格爾是唯心主義者，就是說，在他看來，他頭腦中的思想不是現實的事物和過程的多少抽象的反映，相反地，在他看來，事物及其發展只是在世界出現以前已經在某個地方存在著的‘觀念’的現實化的反映。”
恩格斯寫道：“全部哲學，特別是近代哲學的重大的基本問題，是思維和存在、精神和自然界的關係問題。什麼是本原的，是精神，還是自然界？哲學家依照他們如何回答這個問題而分成了兩大陣營。凡是斷定精神對自然界說來是本原的，從而歸根到底承認某種創世說的人組成唯心主義陣營。凡是認為自然界是本原的，則屬於唯物主義的各種學派。”在其他任何意義上運用(哲學的)唯心主義和唯物主義這兩個概念，都只能造成混亂。馬克思不但堅決駁斥了始終這樣或那樣地同宗教相連的唯心主義，而且堅決駁斥了現時特別流行的休謨觀點和康得觀點，即形形色色的不可知論、批判主義和實證論。
特別應當指出馬克思關於自由和必然的關係的觀點：“必然只是在它沒有被瞭解的時候才是盲目的。自由是對必然的認識。”這也就承認自然界的客觀規律性，承認必然向自由的辯證轉化。馬克思和恩格斯認為，“舊”唯物主義其主要缺點是：(1)這種唯物主義“主要是機械的”唯物主義，它沒有考慮到化學和生物學的最新發展；(2)舊唯物主義是非歷史的、非辯證的(是反辯證法意義上的形而上學的)，它沒有徹底和全面地貫徹發展的觀點；(3)他們抽象地理解“人的本質”，而不是把它理解為“一切社會關係的<一定的具體歷史條件下的>總和”，所以他們只是“解釋”世界，而問題卻在於“改變”世界，也就是說，他們不理解“革命實踐活動”的意義。
辯證法
恩格斯寫道：“一個偉大的基本思想，即認為世界不是既成事物的集合體，而是過程的集合體，其中各個似乎穩定的事物同它們在我們頭腦中的思想映象即概念一樣都處在生成和滅亡的不斷變化中，----這個偉大的基本思想，特別是從黑格爾以來，已經成了一般人的意識。但是，口頭上承認這個思想是一回事，實際上把這個思想分別運用於每一個研究領域，又是一回事。”“在辯證哲學面前，不存在任何最終的東西、絕對的東西、神聖的東西；它指出所有一切事物的暫時性；在它面前，除了生成和滅亡的不斷過程、無止境地由低級上升到高級的不斷過程，什麼都不存在。它本身就是這個過程在思維著的頭腦中的反映。”因此，在馬克思看來，辯證法就是“關於外部世界和人類思維的運動的一般規律的科學。”
辯證唯物主義“不再需要任何淩駕於其他科學之上的哲學”。以往的哲學只留下了“關於思維及其規律的學說----形式邏輯和辯證法”。辯證法本身包括認識論的內容，這種認識論應當歷史地觀察自己的物件，研究並概括認識的起源和發展，從不知到知的轉化。
發展似乎是在重複以往的階段，但它是以另一種方式重複，是在更高的基礎上重複(“否定的否定”)，發展是按所謂螺旋式，而不是直線式進行的；發展是飛躍式的、劇變式的、革命的；“漸進過程的中斷”；量轉化為質；發展的內因來自對某一物體、或在某一現象範圍內或某一社會內發生作用的各種力量和趨勢的矛盾或衝突；每種現象的一切方面(而且歷史在不斷地揭示出新的方面)相互依存，極其密切而不可分割地聯繫在一起，這種聯繫形成統一的、有規律的世界運動過程，----這就是辯證法這一內容更豐富的發展學說的若干特徵。
唯物主義歷史觀
馬克思認識到舊唯物主義的不徹底性、不完備性和片面性，確信必須“使關於社會的科學同唯物主義的基礎協調起來，並在這個基礎上加以改造”。既然唯物主義總是用存在解釋意識而不是相反，那麼應用于人類社會生活時，唯物主義就要求用社會解釋社會意識。
馬克思在《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中，對推廣運用於人類社會及其歷史的唯物主義的基本原理，作了如下的完整的表述：
“人們在自己生活的社會生產中發生的同他們的物質生產力的一定發展階段相適應的生產關係是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們的意志為轉移的。
這些生產關係的總和構成社會的經濟結構，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層建築豎立其上並有一定的社會意識形式與之相適應的現實基礎。物質生活的生產方式制約著整個社會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過程。不是人們的意識決定人們的存在，相反，是人們的社會存在決定人們的意識。社會的物質生產力發展到一定階段，便同它們一直在其中運動的現存生產關係或財產關係(這只是生產關係的法律用語)發生矛盾。這些關係便由生產力的發展形式變成生產力的桎梏。那時社會革命的時代就到來了。隨著經濟基礎的變更，全部龐大的上層建築也或慢或快地發生變革。在考察這樣的變革時，必須時刻把下面兩者區別開來：一種是生產的經濟條件方面所發生的物質的、可以像自然科學那樣精確地確定的變革，一種是人們藉以意識到這個衝突並力求把它解決的那些法律的、政治的、宗教的、藝術的或哲學的，簡言之，意識形態的形式。
我們判斷一個人不能以他對自己的看法為根據，同樣，我們判斷這樣一個變革時代也不能以它的意識為根據：相反，這個意識必須從物質生活的矛盾中，從社會生產力和生產關係之間的現存衝突中去解釋。”
發現唯物主義歷史觀，或者更確切地說，把唯物主義貫徹和推廣運用於社會現象領域，消除了以往的歷史理論的兩個主要缺點。第一，以往的歷史理論至多只是考察了人們歷史活動的思想動機，而沒有研究產生這些動機的原因，沒有探索社會關係體系發展的客觀規律性，沒有把物質生產的發展程度看作這些關係的根源；第二，以往的理論從來忽視居民群眾的活動，只有歷史唯物主義才第一次使我們能以自然科學的精確性去研究群眾生活的社會條件以及這些條件的變更。馬克思以前的社會學和歷史學，至多是積累了零星收集來的未加分析的事實，描述了歷史過程的個別方面。馬克思主義則指出了對各種社會經濟形態的產生、發展和衰落過程進行全面而周密的研究的途徑，因為它考察了所有各種矛盾的趨勢的總和，把這些趨向歸結為可以準確測定的、社會各階級的生活和生產的條件，排除了選擇某種“主導”思想或解釋這種思想時的主觀主義和武斷態度，揭示了物質生產力的狀況是所有一切思想和各種不同趨向的根源。人們自己創造自己的歷史，但人們即群眾的動機是由什麼決定的，各種矛盾的思想或意向間的衝突是由什麼引起的，一切人類社會中所有這些衝突的總和是怎樣的，構成人們全部歷史活動基礎的、客觀的物質生活的生產條件是怎樣的，----馬克思對這一切都注意到了，並且指出了科學地研究歷史這一極其複雜、充滿矛盾而又是有規律的統一過程的途徑。
階級鬥爭
某一社會中一些成員的意向同另一些成員的意向相抵觸；社會生活充滿著矛盾；我們在歷史上看到各民族之間，各社會之間，以及各民族、各社會內部的鬥爭，還看到革命和反動、和平和戰爭、停滯和迅速發展或衰落等不同時期的更迭，----這些都是人所共知的事實。馬克思主義提供了一條指導性的線索，使我們能在這種看來撲朔迷離、一團混亂的狀態中發現規律性。這條線索就是階級鬥爭的理論。
只有研究某一社會或某幾個社會的全體成員的意向的總和，才能科學地確定這些意向的結果。其所以有各種矛盾的意向，是因為每個社會所分成的各階級的地位和生活條件不同。馬克思在《共產黨宣言》中寫道：“至今一切社會的歷史<恩格斯後來補充說明，原始公社的歷史除外>都是階級鬥爭的歷史。自由民和奴隸、貴族和平民、領主和農奴、行會師傅和幫工，一句話，壓迫者和被壓迫者，始終處於相互對立的地位，進行不斷的、有時隱蔽有時公開的鬥爭，而每一次鬥爭的結局是整個社會受到革命改造或者鬥爭的各階級同歸於盡。...... 從封建社會的滅亡中產生出來的現代資產階級社會並沒有消滅階級對立。它只是用新的階級、新的壓迫條件、新的鬥爭形式代替了舊的。但是，我們的時代，資產階級時代，卻有一個特點：它使階級對立簡單化了。整個社會日益分裂為兩大敵對的陣營，分裂為兩大相互直接對立的階級：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從法國大革命以來，歐洲許多國家的歷史非常明顯地揭示出事變的真實背景，即階級鬥爭。法國復辟時代就出現了這樣一些歷史學家(梯葉裏、基佐、米涅、梯也爾)，他們在總結當時的事變時，不能不承認階級鬥爭是瞭解整個法國歷史的鎖鑰。而當今這個時代，即資產階級取得了完全勝利、設立了代議機構、實行了廣泛的(甚至是普遍的)選舉制、有了供群眾閱讀的廉價的日報等等的時代，已經建立起勢力強大的、範圍不斷擴大的工人聯合會和企業主同盟等等的時代，更加清楚地(雖然有時是用很片面的、“和平的”、“立憲的”形式)表明，階級鬥爭是事變的推動力。馬克思的《共產黨宣言》中的下面一段話可以向我們表明，馬克思怎樣要求社會科學根據對現代社會中每個階級的發展條件的分析對每個階級所處的地位作出客觀的分析：“在當前同資產階級對立的一切階級中，只有無產階級是真正革命的階級。其餘的階級都隨著大工業的發展而日趨沒落和滅亡，無產階級卻是大工業本身的產物。中間等級，即小工業家、小商人、手工業者、農民，他們同資產階級作鬥爭，都是為了維護他們這種中間等級的生存，以免於滅亡。所以，他們不是革命的，而是保守的。不僅如此，他們甚至是反動的，因為他們力圖使歷史的車輪倒轉。如果說他們是革命的，那是鑒於他們行將轉入無產階級的隊伍，這樣，他們就不是維護他們目前的利益，而是維護他們將來的利益，他們就離開自己原來的立場，而站到無產階級的立場上來。”在一系列歷史著作中，馬克思提供了用唯物主義觀點研究歷史、分析每個階級以至一個階級內部各個集團或階層所處地位的光輝而深刻的範例，透徹地指出為什麼和怎麼說“一切階級鬥爭都是政治鬥爭”。我們上面引證的一段話清楚的說明，馬克思為了測定歷史發展的整個合力，分析了多麼紛繁複雜的各種社會關係以及從一個階級到另一個階級、從過去到將來的各個過渡階段。
使馬克思的理論得到最深刻、最全面、最詳盡的證明和運用的是他的經濟學說。
馬克思的經濟學說
馬克思在《資本論》序言中寫道：“本書的最終目的就是揭示現代社會的經濟運動規律。”研究這個歷史上一定的社會的生產關係的發生、發展和衰落，就是馬克思的經濟學說的內容。在資本主義社會裏，商品生產占統治地位，所以馬克思的分析也就從分析商品入手。
價值
商品一方面能滿足人們的某種需要，另一方面能用來交換其他物品。物的有用性使其具有使用價值。交換價值(簡稱價值)首先是一定量的一種使用價值同一定量的另一種使用價值相交換的關係或比例。每天的經驗都向我們表明，這種億萬次的交換，總是使各種極不相同的互相不可比的使用價值趨於彼此相等。這些在一定社會關係體系內總是可以彼此相等的不同物之間，究竟有什麼共同的東西呢？它們之間的共同的東西，就是它們都是勞動產品。人們通過交換產品，使各種極不相同的勞動彼此相等。商品生產是一種社會關係體系，在這種社會關係體系中，各個生產者製造各種不同的產品(社會分工)，而所有這些產品在交換中彼此相等。因此，一切商品的共同的東西，並不是某一生產部門的具體勞動，而是抽象的人類勞動，即一般的人類勞動。表現在全部商品價值總額中的一個社會的全部勞動力，都是同一的人類勞動力，億萬次交換的事實都證明這一點。因此，每一單個商品所表現的只是一定份額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價值的大小由社會必要勞動量決定，或者說，由生產某種商品即某種使用價值所消耗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決定。“人們在交換中使他們的各種產品彼此相等，也就使他們的各種勞動彼此相等。他們沒有意識到這一點，但是他們這樣做了。”一位舊經濟學家說過，價值是兩個人之間的一種關係。不過他還應當補充一句：被物的外殼掩蓋著的關係。只有從一定的歷史社會形態的社會生產關係體系來看，並且只有從表現在大量的、重複億萬次的交換現象中的關係體系來看，才能瞭解什麼是價值。“作為價值，一切商品都只是一定量的凝固的勞動時間。”
馬克思仔細分析了體現在商品中的勞動二重性以後，就進而分析價值形式和貨幣。這裏，馬克思的主要任務是：研究貨幣價值形式的起源，研究交換發展的歷史過程----從個別的偶然的交換行為開始，直到一般價值形式，這時若干不同的商品同一種固定的商品相交換，最後到貨幣價值形式，這時金成為這種固定的商品，即一般等價物。貨幣是交換和商品生產發展的最高產物，它把私人勞動的社會性，把由市場聯結在一起的各個生產者之間的社會聯繫遮蔽起來，掩蓋起來。馬克思極其詳細的分析了貨幣的各種職能，而在這裏特別重要的是要看到，抽象的、有時好象是純粹演繹式的敘述，實際上是再現了交換和商品生產發展史的大量實際材料。“貨幣是以商品交換發展到一定高度為前提的。貨幣的各種形式，即單純的商品等價物，或流通手段，或支付手段、貯藏貨幣和世界貨幣，按其中這種或那種職能的不同作用範圍和相對佔優勢的情況，表示社會生產過程的極不相同的階段。”
剩餘價值
商品生產發展到一定階段，貨幣就轉化為資本。商品流通的公式是：T(商品)-M(貨幣)-T(商品)，這就是說，賣出一種商品是為了買進另一種商品。相反，資本的一般公式是M-T-M，這就是說，買是為了賣(帶來利潤)。馬克思把投入周轉的貨幣的原有價值的這種增加叫作剩餘價值。貨幣在資本主義周轉中的這種“增殖”，是人所共知的事實。正是這種“增殖”使貨幣轉化為資本，轉化為一種特殊的、歷史上一定的社會生產關係。剩餘價值不能從商品流通中產生，因為商品流通只能是等價物的交換；也不能從加價中產生，因為買主和賣主相互間的盈虧會抵銷，而這裏說的正是大量的、平均的、社會的現象，而不是個別的現象。為了獲得剩餘價值，“貨幣持有者就必須在市場上發現這樣一種商品，它的使用價值本身具有成為價值源泉的特殊屬性”，它的使用過程同時也是價值的創造過程。這樣的商品是存在的。這就是人的勞動力。它的使用就是勞動，而勞動則創造價值。貨幣所有者按勞動力的價值購買勞動力，而勞動力的價值，和其他任何商品的價值一樣，是由生產勞動力所需要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即工人及其家屬的生活費用的價值)決定的。貨幣所有者購買了勞動力，就有權使用勞動力，即迫使他整天勞動，譬如勞動12個小時。其實工人在6小時(“必要”勞動時間)內就創造出補償其生活費用的產品，而在其餘6小時(“剩餘”勞動時間)內則創造出資本家沒有付給報酬的“剩餘”產品或者說剩餘價值。因此，從生產過程來看，必須把資本區分為兩部分：一部分是耗費在生產資料(機器、勞動工具、原料等等)上面的不變資本，它的價值(一下子或一部分一部分地)不變地轉到成品上去；另一部分是耗費在勞動力上面的可變資本。這種資本的價值不是不變的，而是在勞動過程中有所增加，創造出剩餘價值。因此，為了表示資本對勞動力的剝削程度，不應當把剩餘價值同全部資本相比，而應當把它只同可變資本相比。這種比例，馬克思稱作剩餘價值率，例如，在上面所舉的例子中，它是6/6，即100%。
資本產生的歷史前提是：第一，在一般商品生產發展到比較高的水平的情況下某些人手裏積累了一定數量的貨幣；第二，存在雙重意義上“自由的”工人，從他們可以不受任何約束或限制地出賣勞動力來說是自由的，從他們沒有土地和任何生產資料來說也是自由的，他們是沒有產業的工人，是只能靠出賣勞動力為生的工人“無產者”。
增加剩餘價值可以有兩種基本方法：延長工作日(“絕對剩餘價值”)和縮短必要勞動時間(“相對剩餘價值”)。馬克思在分析第一種方法時，展示了工人階級為縮短工作日而鬥爭，以及國家政權為延長工作日(14-17世紀)和為縮短工作日(19世紀的工廠立法)而進行干預的壯觀情景。《資本論》問世後，世界一切文明國家的工人運動的歷史，又提供了成千上萬件表明這種情景的新的事實。
馬克思在分析相對剩餘價值的生產時，考察了資本主義提高勞動生產率的三個基本歷史階段：(1)簡單協作；(2)分工和工廠手工業；(3)機器和大工業。
其次，馬克思對資本積累的分析是極其重要和新穎的。資本積累，就是把一部分剩餘價值轉化為資本，不是用它來滿足資本家的個人需要或嗜欲，而是把它投入新的生產。馬克思指出，整個先前的古典政治經濟學(從亞當·斯密起)的一個錯誤就在於，它認為剩餘價值在轉化為資本時全部都用作可變資本。而事實上，剩餘價值分為生產資料和可變資本。在資本主義發展和資本主義轉變為社會主義的過程中，不變資本部分(在全部資本中)比可變資本部分增長得快，是具有重大意義的。
資本積累加速機器對工人的排擠，在一極造成富有，在另一極造成貧困，因而產生所謂“勞動後備軍”，即工人的“相對過剩”或“資本主義的人口過剩”。這種過剩具有多種多樣的形式，並使資本有異常迅速地擴大生產的可能性。這種可能性加上信用制度及生產資料方面的資本積累，也為我們提供了理解生產過剩危機的鎖鑰，這種危機在資本主義國家裏總是週期性的發生，起初平均每隔十年一次，後來則間隔的時間比較長，並且比較不固定。必須把資本主義基礎上的資本積累同所謂原始積累區別開來。原始積累是強迫勞動者同生產資料分離，把農民從土地上趕走，侵佔公有地，實行殖民制度、國債制度、保護關稅制度等等。“原始積累”在一極造成“自由的”無產者，在另一極造成貨幣所有者即資本家。
馬克思曾用下面的一段名言說明“資本主義積累的歷史趨勢”：“對直接生產者的剝奪，是用最殘酷無情的野蠻手段，在最下流、最齷齪、最卑鄙和最瘋狂的貪欲的驅使下完成的。私有者<農民和手工業者>靠自己勞動掙得的私有制，即以各個獨立勞動者與其勞動工具和勞動資料相結合為基礎的私有制，被資本主義私有制，即以剝削他人的但形式上是自由的勞動力為基礎的私有制所排擠。......現在要剝奪的已經不再是獨立經營的勞動者，而是剝削許多工人的資本家了。這種剝奪是通過資本主義生產本身的內在規律的作用，即通過資本的集中進行的。一個資本家打倒許多資本家。隨著這種集中或少數資本家對多數資本家的剝奪，規模不斷擴大的勞動過程的協作形式日益發展，科學日益被自覺地應用於技術方面，土地日益被有計劃地利用，勞動資料日益轉化為只能共同使用的勞動資料，一切生產資料因作為結合的社會勞動的生產資料使用而日益節省，各國人民日益被捲入世界市場網，從而資本主義制度日益具有國際的性質。隨著那些掠奪和壟斷這一轉化過程的全部利益的資本巨頭不斷減少，貧困、壓迫、奴役、退化和剝削的程度不斷加深，而由資本主義生產過程本身的機制所訓練、聯合和組織起來的工人階級的反抗也不斷增長。資本的壟斷成了與這種壟斷一起並在這種壟斷之下繁盛起來的生產方式的桎梏。生產資料的集中和勞動的社會化，達到了同它們的資本主義外殼不能相容的地步。這個外殼就要炸毀了。資本主義私有制的喪鐘就要敲響了。剝奪者就要被剝奪了。”(《資本論》第1卷)
其次，馬克思在《資本論》第2卷中對社會總資本的再生產的分析，也是極其重要和新穎的。馬克思在這裏考察的也不是個別現象，而是普遍現象；不是社會經濟的零星部分，而是整個社會經濟的總和。馬克思糾正了古典經濟學家的上述錯誤，將整個社會生產分為兩大部類，即(1)生產資料的生產和(2)消費品的生產，並通過他所列舉的數位例證詳細地考察了在以原有規模再生產的情況下和在積累的情況下社會總資本的流通。《資本論》第3卷所解決的是在價值規律的基礎上形成平均利潤率的問題。馬克思把經濟科學推進了一大步，這表現在是根據普遍的經濟現象，根據社會經濟的全部總和來分析問題，而不是像庸俗政治經濟學或現代的“邊際效用論”那樣，往往只根據個別偶然現象或競爭的表面現象來分析問題。馬克思先分析了剩餘價值的來源，然後考察了剩餘價值之分為利潤、利息和地租。利潤是剩餘價值與投入企業的全部資本之比。“有機構成高”(即不變資本超過可變資本的數額高於社會平均數)的資本所提供的利潤率，低於平均利潤率。“有機構成低”的資本所提供的利潤率，則高於平均利潤率。資本之間的競爭，資本從一個部門自由地轉入另一個部門，會使上述兩種情況下的利潤率都趨向於平均。一個社會的全部商品的價值總量是同商品的價格總量相符的，但由於競爭的影響，在各個企業和各個生產部門內，商品不是按其價值，而是按等於所耗費的資本加平均利潤的生產價格出賣的。
這樣，價格離開價值和利潤平均化這一眾所周知的、無可爭辯的事實，就被馬克思根據價值規律充分證明了，因為全部商品的價值總量是同價格總量相符的。然而價值(社會的)變為價格(個別的)，不是經過簡單的直接的途徑，而是經過極其複雜的途徑，因為很自然，在完全靠市場聯繫起來的分散的商品生產者的社會中，規律性只能表現為平均的、社會的、普遍的規律性，而不同方向的個別的偏離則相互抵銷。
勞動生產率的提高，表示不變資本比可變資本增長得快。而既然產生剩餘價值的只是可變資本，所以利潤率(剩餘價值與全部資本之比，而不只是與資本的可變部分之比)當然就有下降的趨勢。馬克思詳細分析了這一趨勢和阻擋或者說抵銷這一趨勢的許多情況。現在我們不再轉述《資本論》第3卷中論述高利貸資本、商業資本和貨幣資本的那些引人入勝的章節，只談最主要的----地租理論。由於土地面積有限，而在資本主義國家中土地又全被各個業主所佔有，所以農產品的生產價格不是取決於中等地的生產費用，而是取決於劣等地的生產費用，不是取決於產品運往市場的中等條件，而是取決於產品運往市場的劣等條件。這種生產價格與與優等地(或優等條件下)的生產價格的差別，就產生等差地租或者說級差地租。馬克思仔細分析了這種地租，說明它來源於各塊土地肥力的差別，來源於土地的投資量的差別，這就完全揭露了李嘉圖的錯誤。李嘉圖認為級差地租只是由於從優等地依次向劣等地轉移而產生的。實則相反，也有逆向的轉移，也有某一類土地轉變為別類土地的情況(由於農業技術的進步、城市的發展等等)，所以那個出名的“土地肥力遞減規律”是極其錯誤的，是把資本主義的缺陷、局限性和矛盾歸咎於自然界。其次，利潤在工業的各個部門乃至整個國民經濟的各個部門中平均化的前提，是競爭的完全自由，是資本從一個部門向另一個部門流動的自由。但土地私有製造成壟斷，妨礙這種自由流動。由於這種壟斷，資本有機構成較低從而個別利潤率較高的農產品，就不加入完全自由的利潤率平均化過程；土地所有者作為壟斷者有可能使價格保持在平均價格之上，而這種壟斷價格就產生絕對地租。在資本主義存在的條件下，級差地租是不可能消滅的，而絕對地租卻可能消滅，例如在土地國有化的時候，在土地轉歸國家所有的時候就可能消滅。這種轉變會打破私有者的壟斷，會導致在農業中更徹底更充分地實行自由競爭。因此----馬克思指出----激進派資產者曾在歷史上多次提出土地國有化這一資產階級的進步要求，但資產階級中大多數人卻害怕這個要求，因為這個要求太接近於“觸動”當代另一種特別重要和特別“敏感的”壟斷，即一般生產資料的壟斷。講到地租史的時候，還必須提到馬克思對地租的轉化過程所作的分析，即由工役地租轉化為產品地租或實物地租，然後轉化為貨幣地租，最後轉化為資本主義地租，這時農民已為使用雇傭勞動從事耕作的農業企業主所代替。講到對“資本主義地租的產生”這種分析時，必須指出馬克思關於農業資本主義演進的許多深刻的思想。“不僅在由實物地租轉化為貨幣地租的同時，必然形成一個無產的、為貨幣而受人雇用的短工階級，而且甚至在這種轉化之前就形成這個階級。在這個階級剛剛產生，還只是偶然出現的時期，在那些較富裕的有交租義務的農民中間，必然有那種自己剝削農業雇傭工人的習慣發展起來，正如早在封建時期，就有富裕的農奴自己又擁有農奴一樣。因此，他們積累一定的財產並且本人轉化為未來資本家的可能性也就逐漸發展起來。從這些舊式的、獨立經營的土地佔有者中間，也就產生了培植資本主義租佃者的溫床，他們的發展，取決於農村以外的資本主義生產的一般發展......”“一部分農村居民的被剝奪和被驅逐，不僅為工業資本游離出工人及其生活資料和勞動工具，同時也建立了國內市場。”而農村居民的貧困和破產，又在為資本造成勞動後備軍方面起了作用。在任何資本主義國家中，“一部分農村人口因此經常準備著轉入城市人口或製造業人口<即非農業人口>的隊伍。相對過剩人口的這一源泉是長流不息的。......農業工人的工資被壓到最低限度，他總是有一隻腳陷在需要救濟的泥潭裏”。農民對自己耕種的土地的私有權，是小生產的基礎，是小生產繁榮並成為典型形態的條件。但這種小生產只能同狹隘的原始的生產範圍和社會範圍相容。在資本主義制度下，“農民所受的剝削和工業無產階級所受的剝削，只是在形式上不同罷了。剝削者是同一個：資本。一個個的資本家通過抵押和高利貸來剝削一個個的農民；資本家階級通過國家賦稅來剝削農民階級”。“農民的小塊土地現在只是使資本家從土地上榨取利潤、利息和地租，而讓土地所有者自己隨便怎樣去掙自己的工資的一個藉口。”通常農民甚至把一部分工資交給資本主義社會，即交給資本家階級，自己卻下降到“愛爾蘭佃農的地步，而這全是在私有者的名義下發生的”。“小塊土地所有制占統治地位的國家的穀物價格低於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國家的原因之一”何在呢？在於農民把一部分剩餘產品白白交給社會(即資本家階級)。“因此，這種較低的價格<糧食和其他農產品的>是生產者貧窮的結果，而決不是他們的勞動生產率的結果。”在資本主義制度下，小塊土地所有制，即小生產的標準形態，不斷衰退、毀滅、消亡。“小塊土地所有制按其性質來說就排斥社會勞動生產力的發展、勞動的社會形式、資本的社會積聚、大規模的畜牧和科學的不斷擴大的應用。高利貸和稅收制度必然會到處促使這種所有制沒落。資本在土地價格上的支出，勢必會奪去用於耕種的資本。生產資料無止境地分散，生產者本身無止境地分離。<合作社，雖能起非常進步的資產階級的作用，但只能削弱這個趨勢，而不能消滅這個趨勢；同時不應當忘記，這種合作社對富裕農民的好處很多，對貧苦農民群眾的好處則很少，幾乎沒有，而且合作社本身也會成為雇傭勞動的剝削者。>人力發生巨大的浪費。生產條件日趨惡化和生產資料日益昂貴是小塊土地所有制的規律。”資本主義在農業方面，也和在工業方面一樣，完全是以“生產者的殉難歷史”為代價來改造生產過程的。“農業工人在廣大土地上的分散，破壞了他們的反抗力量，而城市工人的集中卻增強了他們的反抗力量。在現代的即資本主義的農業中，也和在現代的工業中一樣，勞動生產力的提高和勞動量的增大是以勞動力本身的破壞和衰退為代價的。此外，資本主義農業的任何進步，都不僅是掠奪勞動者的技巧的進步，而且是掠奪土地的技巧的進步......因此，資本主義生產發展力社會生產過程的技術和結合，只是由於它同時破壞了一切財富的源泉----土地和工人。”
社會主義
從上文可以看出，資本主義社會必然要轉變為社會主義社會的這個結論，馬克思完全是從現代社會的經濟的運動規律得出的。勞動社會化通過無數種形式日益迅速地向前發展，在馬克思去世後的半個世紀以來，特別明顯地表現在大生產與資本家的卡特爾、辛迪加和托拉斯的增長以及金融資本的規模和勢力的巨大增長上，----這就是社會主義必然到來的主要物質基礎。這個轉變的思想上精神上的推動者和實際上的執行者，就是資本主義本身培養的無產階級。表現于多種多樣和內容日益豐富的形式的無產階級反對資產階級的鬥爭，必然要成為以無產階級奪取政權(“無產階級專政”)為目標的政治鬥爭。生產社會化不能不導致生產資料轉變為社會所有，導致“剝奪者被剝奪”。勞動生產率大大提高，工作日縮短，完善的集體勞動代替殘存的原始的分散的小生產，----這就是這種轉變的直接結果。資本主義徹底破壞了農業同工業的聯繫，但同時又以自己的高度發展準備新的因素來建立這種聯繫，使工業同農業在自覺運用科學和合理組織集體勞動的基礎上，在重新分佈人口(既消除農村的荒僻、與世隔絕和不開化狀態，也消除大量人口集中在大城市的反常現象)的基礎上結合起來。
現代資本主義的最高形式準備著新的家庭形式，並為婦女的地位和青年一代的教育準備新的條件。在現代社會裏，女工和童工的使用，資本主義對父權制家庭的瓦解，必然採取最可怕最痛苦最可憎的形式。但是“由於大工業使婦女、男女少年和兒童在家庭範圍以外，在社會地組織起來的生產過程中起著決定性的作用，它也就為家庭和兩性關係的更高級的創造了新的經濟基礎。當然，把基督教日爾曼家庭形式看成絕對的東西，就像把古羅馬家庭形式、古希臘家庭形式和東方家庭形式看成絕對的東西一樣，都是荒謬的。這些形式依次構成一個歷史的發展序列。同樣很明白，工人由各種年齡的男女搭配組合而成，儘管在其自發的、野蠻的、資本主義的形式中，也就是在工人為生產過程而存在，不是生產過程為工人而存在的那種形式中，是造成毀滅和奴役的禍根，但在適當條件下，必然會反過來變成人類發展的源泉”。工廠制度使我們看到“未來教育的幼芽......對所有已滿一定年齡的兒童來說，就是生產勞動同智育和體育相結合，它不僅是提高社會生產的一種方法，而且是造就全面發展的人的唯一方法”。
馬克思的社會主義把民族問題和國家問題也放在同樣的歷史的基礎上，這就是說不僅僅限於解釋過去，而且大膽地預察未來，並勇敢地用實際活動來實現未來。民族是社會發展到資產階級時代的必然產物和必然形式。工人階級如果不“把自身組織成為民族”，如果不成為“民族的”，(“雖然完全不是資產階級所理解的那種意思”)，就不能鞏固、成熟和最終形成。但是資本主義的發展，日益打破民族壁壘，消除民族隔絕狀態，用階級對抗代替民族對抗。因此，就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來說，“工人沒有祖國”，工人至少是各文明國家的工人的“聯合的行動”“是無產階級獲得解放的首要條件之一”。這些論斷，是不容置疑的真理。國家這個有組織的暴力，是社會發展到一定階段必然產生的，這時社會已分裂成相互不可調和的階級，如果沒有一種似乎站在社會之上並在一定程度上脫離社會的“權力”，社會就無法存在。國家從階級矛盾中產生以後，便成為“最強大的、在經濟上占統治地位的階級的國家，這個階級借助於國家而在政治上也成為占統治地位的階級，因而獲得了鎮壓和剝削被壓迫階級的新手段。因此，古代的國家首先是奴隸主用來鎮壓奴隸的國家，封建國家是貴族用來鎮壓農奴的機關，現代的代議制的國家是資本剝削雇傭勞動的工具”。甚至民主共和國這一最自由最進步的資產階級國家形式，也絲毫不能消除這個事實，而只能改變這個事實的形式(政府和交易所之間的聯繫，對官吏和報刊的直接或間接的收買，等等)。社會主義將導致階級消滅，從而也導致國家消滅。恩格斯在《反杜林論》中寫道：“國家真正作為整個社會的代表所採取的第一個行動，即以社會的名義佔有生產資料，同時也是它作為國家所採取的最後一個獨立行動。那時，對人的統治將由對物的管理和對生產過程的領導所代替。國家不是‘被廢除’的，它是自行消亡的。”“以生產者自由平等的聯合體為基礎來組織生產的社會，將把全部國家機器放到它應該去的地方，即放到古物陳列館去，同紡車和青銅斧陳列在一起。”
最後，關於馬克思的社會主義對待那些在剝奪者被剝奪期間還將繼續存在的小農的態度問題，必須舉出恩格斯表達馬克思的思想的一段話：“當我們掌握了國家權力的時候，我們絕不會用暴力去剝奪小農(不論有無報償，都是一樣)，像我們將不得不如此對待大土地佔有者那樣。我們對於小農的任務，首先是把他們的私人生產和私人佔有變為合作社的生產和佔有，但不是採用暴力，而是通過示範和為此提供社會幫助。當然，到那時候，我們將有足夠的手段，使小農懂得他們本來現在就應該明瞭的好處。”
無產階級階級鬥爭的策略
早在1844-1845年，馬克思就判明了舊唯物主義的根本缺陷之一，就是未能理解革命實踐活動的情況和正確評價這一活動的意義，所以，馬克思後來在從事理論寫作的同時，畢生都十分注意無產階級階級鬥爭的策略問題。馬克思正確地認為，唯物主義缺少這一方面，就是不徹底的、片面的、毫無生氣的唯物主義。馬克思是嚴格根據他的辯證唯物主義世界觀的一切前提確定無產階級策略的基本任務的。先進階級只有客觀地考慮到某個社會中一切階級相互關係的全部總和，因而也考慮到該社會發展的客觀階段，考慮到該社會和其他社會之間的相互關係，才能據以制定正確的策略。這就是說，不應當把各個階級和各個國家看作是靜態的，而應當看作是動態的，即不應當看作是處於不動的狀態，而應當看作是處於運動之中(運動的規律是從每個階級存在的經濟條件中產生的)。而對運動，不僅要從過去的觀點來看，而且要從將來的觀點來看，並且不是像“進化論者”那樣庸俗地理解，只看到緩慢的變化，而是要辯證的理解：“在這種偉大的發展中，二十年等於一天，雖然以後可能又會有一天等於二十年的時期”。在每個發展階段，在每一時刻，無產階級的策略都要考慮到人類歷史的這一客觀必然的辯證法，一方面要利用政治消沉時代或龜行發展即所謂“和平”龜行發展的時代來發展先進階級的意識、力量和戰鬥力，另一方面要把這種利用工作全部引向這個階級的運動的“最終目的”，並使這個階級在“一天等於二十年”的偉大日子到來時有能力實際完成各項偉大的任務。
在這個問題上馬克思的兩個論點特別重要：一個是在《哲學的貧困》中論述無產階級的經濟鬥爭和經濟組織時提出的，另一個是在《共產黨宣言》中論述無產階級的政治任務時提出的。前一個論點是：“大工業把大批互不相識的人們聚集在一個地方。競爭使他們的利益分裂。但是維護工資這一對付老闆的共同利益，使他們在一個共同的反抗思想(組織同盟)下聯合起來。......原來孤立的同盟就組成為集團，工人們為抵制經常聯合的資本而維護自己的聯盟，就比維護工資更為必要。......在這一鬥爭(真正的內戰)中，未來戰鬥的一切要素在聚集和發展著。達到這一點，同盟就具有政治性質。”這就是經濟鬥爭和工會運動在以後幾十年內，在準備無產階級的力量去進行“未來戰鬥”的整個長時期內的綱領和策略。在這方面應當注意馬克思和恩格斯還有許多論述，他們用英國工人運動的實例說明，工業的“繁榮”怎樣引起“收買無產階級”、使無產階級放棄鬥爭的嘗試，這種繁榮怎樣“起了敗壞無產階級的作用”；英國無產階級怎樣日益“資產階級化”----“這一所有民族中最資產階級化的民族(英國)，看來想把事情最終導致這樣的地步，即除了資產階級，還要有資產階級化的貴族和資產階級化的無產階級”；英國無產階級怎樣日益喪失“革命精力”；怎樣必須在一個較長的時期內等待“英國工人擺脫資產階級對他們的明顯的腐蝕”；英國工人運動怎樣缺乏“老憲章派”的熱情；英國工人領袖怎樣變成“在激進派資產者和工人之間”的中間類型的人；由於英國擁有壟斷地位，而且只要這種壟斷地位未被破壞，“不列顛工人也只能是這樣”。與工人運動的整個進程(和結局)相聯繫的經濟鬥爭的策略，在這裏是以極其廣闊的、全面的、辯證的、真正革命的觀點來加以考察的。
關於政治鬥爭策略，《共產黨宣言》提出了馬克思主義的一個基本原理：“共產黨人為工人階級的最近的目的和利益而鬥爭，但是他們在當前的運動中同時代表運動的未來。”
下面就是馬克思對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時代德國資產階級的階級狀況所作的一個總結性分析(這一分析是唯物主義從運動中並且不是只從運動的過去方面觀察社會的榜樣)：“......不相信自己，不相信人民，在上層面前嘟囔，在下層面前戰慄......害怕世界大風暴......毫無毅力，到處剽竊；......沒有首創精神......活像一個受詛咒的老頭子，註定要糟蹋健壯人民的最初勃發的青春熱情而使其服從於自己晚年的利益......”大約過了20年，馬克思在給恩格斯的信中指出，1848年革命失敗的原因是，資產階級寧願要用奴役換取的平靜，而不原看到哪怕只是爭取自由的鬥爭的前景。當1848-1849年革命時代已經結束時，馬克思便反對任何以革命為兒戲的做法了，要求人們善於在似乎是“以和平方式”準備著新革命的新階段進行工作。
在國際1870年9月9日的那篇著名的宣言中，馬克思曾事先提醒法國無產階級不要舉行不合時宜的起義；但當起義終於發生了的時候(1871年)，馬克思卻以歡欣鼓舞的心情歡呼“沖天”的群眾的革命首創精神。從馬克思的辯證唯物主義觀點看來，在這種形勢下，也同在許多其他形勢下一樣，革命行動的失敗對無產階級鬥爭的整個進程和結局的為害，要比放棄陣地、不戰而降小，因為不戰而降會使無產階級士氣沮喪，削弱無產階級的戰鬥力。馬克思十分重視在政治停滯和資產階級所容許的合法性占統治地位的時代利用合法鬥爭手段，所以他在1877-1878年，在反社會黨人非常法頒佈以後，嚴厲地斥責了莫斯特的“革命空談”，但他同樣嚴厲甚至更為嚴厲地痛斥了當時在正式的社會民主黨中一時占上風的機會主義，因為這個黨沒有立刻表現出堅定性、堅決性、革命性和為對付非常法而轉向不合法鬥爭的決心。
(任衛東 根據 人民出版社 1995年版《列寧選集》第二卷 413-448頁 輸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