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左派”幼稚性和小資產階級性
列寧
1918年5月5日
“左派共產主義者”小集團的刊物《共產主義者》雜誌的出版(1918年4月20日第1版)和他們的“提綱”的發表，有力地證實了我在論蘇維埃政權當前任務的那本小冊子裏所談到的內容。
那種有時隱藏在“左的”口號下面來為小資產階級自由散漫辯護的全部幼稚性，在政治出版物中再也找不到比這更明顯的證明了。研究“左派共產主義者”的議論，是有益的和必要的，因為這些議論在當前是有代表性的；它們從反面非常清楚地指明了目前形勢的“關鍵”；它們是有教育意義的，因為在我們面前的是一些不瞭解形勢的人中比較好的人，他們無論在知識方面或在忠誠方面，都遠遠超過那些犯有同樣錯誤的平庸之輩----左派社會革命黨人。
一
“左派共產主義者”集團，以政治----或想起政治作用的----權威的資格，向我們提出了他們的“目前形勢的提綱”。把自己的觀點和策略的基本原則連貫地完整地闡述出來，這是馬克思主義的好習慣。這種馬克思主義的好習慣，有助於揭露我們的“左派”的錯誤，因為他們一著手進行論證而不是唱高調，就暴露出他們的論據是站不住腳的。
首先引人注目的，就是字裏行間以各種暗示的方式拐彎抹角地提起締結布列斯特和約是否正確這個老問題。“左派”不敢直接提出這個問題，只是滑稽可笑地東拉西扯，堆砌一個又一個論據，挖空心思編造各種理由，羅列種種“一方面”和“另一方面”，信口開河，廢話連篇，毫不理會他們是怎樣地自相矛盾。“左派”對於在黨代表大會上有12票反對和約這個數字津津樂道，儘管贊成和約的有28票，而對於在蘇維埃代表大會的布爾什維克黨團內的好幾百票中他們得到的票數還不到十分之一這個事實，卻諱莫如深。他們製造一種“理論”，說贊成和約的是些“疲憊的、沒有固定階級特性的人”，而反對和約的“是經濟上比較有生氣和糧食比較有保證的南部地區的工人和農民......”這種說法怎能不令人發笑？他們對全烏克蘭蘇維埃代表大會贊成和約的表決情況一聲不響，對過去反對和約的、俄國的典型小資產階級的和沒有固定階級特性的政治集團(左派社會革命黨)的社會性和階級性隻字不提。用所謂“有科學根據”這種可笑的解釋來掩蓋自己的破產，來掩蓋種種事實，那是一種十分幼稚的伎倆，只要綜觀一下這些事實，就可以看到，用小資產階級革命空談的口號來反對和約的，正是一些沒有固定階級特性的、黨內知識份子“頭面人物”和上層分子，而贊成和約的正是工人和被剝削農民群眾。
儘管“左派”在戰爭與和平的問題上提出了上述種種聲明和狡辯，但是簡單而明顯的真理畢竟是掩蓋不住的。提綱的作者們不得不承認：“和約的締結暫時削弱了帝國主義者進行國際勾結的意圖”(“左派”的這種說法不確切，不過在這裏用不著來談這些不確切的地方)。“和約的締結，已經使帝國主義列強之間的搏鬥更加劇烈了。”
這就是事實。這就是具有決定性意義的東西。這就是為什麼反對締結和約的人客觀上成了帝國主義者手中的玩物，落入了他們的圈套。因為在包括幾國的、力量大到足以戰勝國際帝國主義的國際社會主義革命爆發以前，已經在一個國家中(尤其是在一個落後的國家中)獲得了勝利的社會主義者的直接使命，不是去同強大的帝國主義作戰，而要竭力避免作戰，要等待，讓帝國主義者相互間的搏鬥進一步削弱他們自己，加速其他國家革命的到來。我們的“左派”在1月、2月和3月不懂得這個簡單的真理，就是現在，他們還是害怕公開承認這個真理；但是這個真理卻透過他們的種種自相矛盾的說法，諸如“一方面不能不承認，另一方面必須承認”等等，而清楚地顯示出來。
“左派”在自己的提綱中寫道：“在即將到來的春季和夏季裏，帝國主義體系必定開始崩潰，即令德帝國主義贏得當前戰局的勝利，也只能使這個崩潰延緩一下，但那樣就會崩潰得更慘。”
這種說法儘管看起來好象很有科學性，實際上是更加幼稚，更加不準確。只有小孩子才這樣來“理解”科學：似乎科學能夠斷定在哪一年內，在春季和夏季或秋季和冬季裏，“必定”“開始崩潰”。
想要弄清無法弄清的事情，那是可笑的徒勞之舉。任何一個嚴肅的政治家決不會說一個“體系”的某種崩潰在什麼時候“必定開始”(況且，事實上這個體系已經開始崩潰，問題是在各個國家在什麼時候爆發)。但是，一個無可爭辯的真理透過這種幼稚得可憐的說法日益清楚地顯示出來了：在其他比較先進的國家裏爆發革命一事，在和約簽訂以後開始的“喘息時機”已經過了一個月的今天，比一個月或一個半月以前離我們更近了。
這說明什麼呢？
這說明，主張締結和約的人是完全正確的，歷史已經證明他們是正確的，他們曾向那些崇尚浮誇的人指出：必須善於估計力量的對比，不要在社會主義力量還薄弱、作戰時機顯然不利於社會主義的時候同帝國主義者作戰，便於他們反對社會主義，不要以此幫助帝國主義者。
但是，我們的“左派”共產主義者(他們也愛自稱為“無產階級的”共產主義者，因為在他們身上無產階級的東西特別少，小資產階級的東西特別多)卻不善於考慮力量的對比，不善於估計力量的對比。馬克思主義和馬克思主義策略的關鍵就在這裏，而他們卻看不見這個“關鍵”，只是“傲慢地”說一些空話，例如：
“......萎靡不振的‘和平心理’在群眾中深深地紮根，這是政治形勢方面的客觀事實......”
這真是奇談妙論！經過三年最痛苦最反動的戰爭以後，由於有了蘇維埃政權及其正確的不尚空談的策略，人民得到了一個很小很小的、很不鞏固和很不充分的喘息時機。而“左派”知識份子卻像自命不凡的納爾蘇修斯那樣神氣活現、煞有介事地說：“萎靡不振的〈！！！？？？〉和平心理在群眾中〈？？？〉深深地紮根〈！！！〉。”我在黨代表大會上說過，“左派”的報紙或雜誌的刊名不應該叫《共產主義者》，而應該叫《小貴族》，我這種說法難道不正確嗎？
一個稍微懂得被剝削勞動群眾的生活條件和心理的共產主義者，難道可以採取沒有固定階級特性的、充滿小貴族情緒的、典型的小資產階級知識份子的觀點，說“和平心理”是“萎靡不振”，而揮舞紙劍倒是“奮發有為”嗎？其實我們的“左派”正是在揮舞紙劍，他們回避人所共知的並且為烏克蘭戰爭所再度證明了的事實：被三年殘酷的戰爭弄得精疲力竭的人民，如果得不到喘息時機，就不能繼續作戰；如果無力在全國範圍內組織戰爭，戰爭所造成的往往就是小私有者的渙散心理，而不是無產階級的鐵的紀律。我們在《共產主義者》雜誌上到處都可以看出，我們的“左派”不懂得無產階級的鐵的紀律以及如何培養這種紀律，他們浸透了沒有固定階級特性的小資產階級的知識份子的心理。
二
但是，也許“左派”關於戰爭的空談不過是一種幼稚的熱情，而且事關過去，因此並沒有絲毫政治意義吧？有些人這樣為我們的“左派”辯護。但這是不對的。如果希望起政治領導作用，就要善於周密地考慮政治任務，而“左派”由於沒有這種能力，就變成一些毫無定見的傳播動搖情緒的人，這種動搖情緒在客觀上只有一個意義：“左派”以自己的動搖幫助帝國主義者誘使俄羅斯蘇維埃共和國去投入對自己顯然不利的戰鬥，幫助帝國主義者把我們拖下陷阱。請聽吧：
“......俄國工人革命如果離開世界革命的道路，一味地避免戰鬥，在國際資本的進攻面前退卻，向‘本國資本’讓步，它就不能‘保全自己’。
從這個觀點出發，必須採取堅決的、階級的、國際的政策；既用言論又用實際行動來進行國際的革命宣傳，必須同國際社會主義(而不是同國際資產階級)加強有機聯繫......”
關於這裏在國內政策方面所作的攻擊，將另外再談。現在就來看看他們在對外政策方面的這種言詞上的狂熱(和實際行動中的畏怯)吧。目前每一個不願意做帝國主義挑撥工具和不願意落入陷阱的人，應該執行什麼策略呢？每個政治家都應該明確地直接地回答這個問題。我們黨的回答是眾所周知的：目前應該退卻，避免作戰。我們的“左派”不敢作相反的回答，卻放空炮說：“採取堅決的、階級的、國際的政策”！！
這是欺騙群眾。如果想現在作戰，就請直說吧。如果不願意現在退卻，就請直說吧。否則，就你們的客觀作用來說，你們就是帝國主義挑撥的工具。而你們的主觀“心理”就是發了狂的小資產者的心理，這種小資產者儘管硬充好漢，誇口吹牛，但心裏很清楚：無產者實行退卻並力求有組織地退卻是正確的；無產者考慮到在沒有力量的時候應該(在西方和東方帝國主義面前)退卻，甚至退到烏拉爾一帶，這是正確的，因為在西歐的革命還在醞釀的時期，這是贏得時間的唯一希望，這個革命雖然不是“必定”(不象“左派”空談的那樣)在“春季或夏季”開始，但是它一月比一月更加臨近，更加肯定。
“左派”沒有“自己的”政策；他們不敢宣佈現在退卻是不必要的。他們拐彎抹角，閃爍其詞，玩弄字眼，把目前避免作戰的問題偷換成“一味”避免作戰的問題。他們光是吹肥皂泡，說什麼“用實際行動來進行國際的革命宣傳”！！這意味著什麼呢？這只能意味著：或者是諾茲德列夫習氣，或者是發動以推翻國際帝國主義為目的的進攻戰，二者必居其一。公開說出這種荒唐的話是不行的，所以“左派”共產主義者不能不用響亮的十足的空談來作掩護，以逃避一切覺悟的無產者對他們的譏笑；他們以為，粗心的讀者也許看不出“用實際行動來進行國際的革命宣傳”這句話的真正意義。
空話連篇，誇誇其談，這是沒有固定階級特性的小資產階級知識份子的特性。有組織的無產階級共產主義者，對於有這種“習性”的人，一定會給以懲罰，大概最輕也要加以嘲笑和撤銷其一切負責職務。應該簡單明瞭、直截了當地向群眾講明令人痛苦的真實情況：主戰派在德國會再一次占上風(就是說很快就會向我們發動進攻)，德國和日本將根據成文或不成文的協議來共同瓜分我們，扼殺我們，這是可能的，甚至是很可能的。如果我們不願意聽從空喊家的意見，我們的策略就應該是：等待，拖延，避免作戰，退卻。如果我們丟開空喊家，並且“振奮起來”，建立真正鐵的、真正無產階級的、真正共產主義的紀律，我們就很有希望贏得好幾個月的時間，那時，就是退到了烏拉爾(在最壞最壞的情況下)，我們也能使我們的同盟者(國際無產階級)更加有可能來援助我們。更加有可能“跑完”(用體育用語來講)從開始爆發革命行動到實行革命之間的距離。
這樣的策略，也只有這樣的策略，才能切實加強國際社會主義的一支暫時處於孤立的隊伍同其餘隊伍間的聯繫；而你們呢，親愛的“左派共產主義者”，老實說，你們只是在一個響亮詞句同另一個響亮詞句間“加強有機聯繫”。這可是一種很不好的“有機聯繫”啊！
親愛的朋友們，我來給你們解釋一下，為什麼你們會發生這種不幸的事情，這是因為你們對於革命口號背誦得多，死記得多，而思索得卻很少。因此你們把“保衛社會主義祖國”這句話加上引號，想必是要表示你們的譏諷，但實際上這個引號正表示出你們的頭腦糊塗。你們慣于把“護國主義”看作卑鄙齷齪的東西，你們記住了、背熟了這一點，你們熱心地反復背誦這一點，以致你們中間有些人竟然荒謬到以為在帝國主義時代保衛祖國是不能容忍的(實際上，只是在資產階級所進行的帝國主義的、反動的戰爭中，保衛祖國才是不能容忍的)。但是你們沒有很好考慮：“護國主義”為什麼是並且在什麼時候才是卑鄙的。
承認保衛祖國，就是承認戰爭的合理性和正義性。從什麼觀點出發來看這種合理性和正義性呢？只有從社會主義無產階級及其爭取自己解放的觀點出發；其他的觀點，我們是不承認的，如果是剝削者階級為了鞏固自己的階級統治而進行戰爭，這就是罪惡的戰爭，在這種戰爭中採取“護國主義”就是卑鄙行為，就是背叛社會主義。如果是已經戰勝本國資產階級的無產階級為了鞏固和發展社會主義而進行戰爭，那麼這種戰爭就是合理的和“神聖的”。
1917年10月25日以後我們是護國派。我曾十分明確地一再講過這一點，你們也不敢反駁這一點。正是為了同國際社會主義“加強聯繫”，就必須保衛社會主義祖國。誰要是對無產階級已經獲得勝利的國家的國防採取輕率的態度，他就是在破壞同國際社會主義的聯繫。當我們是被壓迫階級的代表時，我們不曾輕率地對待過帝國主義戰爭中保衛祖國的問題，我們從原則上否認了這種保衛。當我們已成為開始組織社會主義的統治階級的代表時，我們就要求一切人嚴肅地對待國防。嚴肅地對待國防，這就是說要切實備戰並精確地估計力量的對比。如果力量顯然不夠，那麼最重要的防禦手段就是向腹地退卻(誰要是認為這只是臨時拿來應急的公式，那麼，他可以去讀一讀偉大的軍事著作家之一老克勞塞維茨關於這一點的歷史教訓的總結)。可是“左派共產主義者”絲毫也不像是懂得力量對比問題的意義。
過去，我們從原則上反對護國主義，所以我們當時有理由譏笑那些好象是為了社會主義的利益而想“保護”自己祖國的人。現在，我們已經獲得做無產階級護國派的權利，問題的整個提法就根本改變了。我們的責任就是慎重估計各種力量，仔細考慮我們的同盟者(國際無產階級)是否來得及援助我們。資本的利益，就是要在一切國家工人還沒有聯合起來(實際上聯合起來，即開始革命)以前，把敵人(革命的無產階級)各個擊破。我們的利益，就是要盡一切可能，利用甚至是最小的機會，使決戰推遲到整個國際大軍的各個革命部隊實現這種聯合的時候(或者實現了這種聯合“之後”)。
三
現在我們來談談我們的“左派共產主義者”在國內政策方面的不幸。讀一讀他們關於目前形勢的提綱中的下列詞句，實在令人不禁失笑：
“......只有實行最堅決的社會化，才能有計劃地利用現存的生產資料”......“不是向資產階級及其小資產階級知識份子走卒投降，而是要完全打倒資產階級和徹底粉碎怠工......”
可愛的“左派共產主義者”，他們的堅決性那麼多......而思考力卻那麼少！所謂“最堅決的社會化”，這是什麼意思呢？
在國有化問題和沒收問題上，可以有堅決的或者是不堅決的態度。關鍵卻在於：要從國有化和沒收過渡到社會化，即使有世界上最大的“堅決性”也是不夠的。我們的“左派”的不幸，就在於他們天真地、幼稚地把“最堅決的......社會化”這些字眼聯在一起，從而暴露了他們對問題的關鍵完全無知，對“目前”形勢的關鍵完全無知。“左派”的不幸，就在於他們沒有看到“目前形勢”的實質，沒有看到從沒收(在實行沒收時，政治家的主要品質就是堅決性)到社會化(要實行社會化，就要求革命家有另一種品質)的過渡的實質。
昨天，形勢的關鍵在於儘量堅決地實行國有化，實行沒收，打擊和打倒資產階級，粉碎怠工，今天，只有瞎子才看不到，我們已經國有化的，已經沒收的，已經打倒的和粉碎的，比我們來得及加以計算的要多。可是社會化和簡單的沒收不同的地方就在於：實行沒收單有“堅決性”就可以了，用不著有正確計算和正確分配的才能，而實行社會化，沒有這種才能就不行。
我們的歷史功績，就是昨天(明天也會如此)在實行沒收方面，在打倒資產階級和粉碎怠工方面，我們是堅決的。如果今天把這一點寫入“目前形勢的提綱”，就是面向過去而不懂得轉向未來。
“......徹底粉碎怠工......”他們終於找到了一項任務！但是我們這裏的怠工已經完全“粉碎”了。我們所缺乏的，完全是另外的東西，即進行計算，盤算一下應該把哪些怠工者安插到哪些地方去，怎樣組織自己的力量去實施監督，譬如說，派一個布爾什維克領導人或監督者去監督一百個到我們這裏來上班的怠工者，在這種情況下，侈談“最堅決的社會化”、“完全打倒”、“徹底粉碎”，就是胡說八道。小資產階級革命家的特點就是不知道打倒、粉碎等等對於社會主義是不夠的，只有瘋狂反對大私有者的小私有者才認為這樣就夠了，而無產階級革命家無論什麼時候都不會犯這種錯誤。
如果說我們上面所引的話使人不禁失笑，那麼“左派共產主義者”的下述發現就簡直使人捧腹大笑了，他們發現：蘇維埃共和國在“右派布爾什維克的傾向”的影響之下有“演變到國家資本主義去”的危險，這可真要把人嚇壞了！而且“左派共產主義者”又是多麼賣力地在提綱中、在論文中，到處重複著這一駭人聽聞的發現啊......
但是他們從沒有想過，國家資本主義較之我們蘇維埃共和國目前的情況，將是一個進步。如果國家資本主義在半年左右能在我國建立起來，那將是一個很大的勝利，那將極其可靠地保證社會主義一年以後在我國最終地鞏固起來而立於不敗之地。
我可以想像，“左派共產主義者”將怎樣義憤填膺，怒斥這些話，他們將在工人面前給“右派布爾什維克的傾向”以何等“致命的批評”。怎麼？在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內，向國家資本主義過渡竟會是一個進步？...... 這豈不是背叛社會主義嗎？
“左派共產主義者”在經濟問題上的錯誤的根源正是在這裏。因此，正是對於這一點，我們應該比較詳細地談一談。
第一，“左派共產主義者”不瞭解，這個使我們有權利和有根據自稱為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的、從資本主義到社會主義的過渡，究竟是怎樣的。
第二，他們暴露出自己的小資產階級性，就因為他們看不到小資產階級自發勢力是我國社會主義的主要敵人。
第三，他們拿出“國家資本主義”來嚇人，這就暴露出他們不瞭解蘇維埃國家在經濟上與資產階級國家迥然不同。
我們來研究一下這三點。
看來，還沒有一個專心研究俄國經濟問題的人否認過這種經濟的過渡性質。看來，也沒有一個共產主義者否認過社會主義蘇維埃共和國這個名稱是表明蘇維埃政權有決心實現向社會主義的過渡，而決不是表明新的經濟制度就是社會主義制度。
那麼過渡這個詞到底是什麼意思呢？它用在經濟上是不是說，在這個制度內既有資本主義的也有社會主義的成分、部分和因素呢？誰都承認是這樣的，但並不是所有承認這點的人都考慮到：俄國現有各種社會經濟結構成分究竟是怎樣的。問題的全部關鍵就在這裏。
現在我們把這些成分列舉如下：
(1)宗法式的，即在很大程度上屬於自然經濟的農民經濟；
(2)小商品生產(這裏包括大多數出賣糧食的農民)；
(3)私人資本主義；
(4)國家資本主義；
(5)社會主義。
俄國幅員如此遼闊，情況如此複雜，社會經濟結構中的所有這些不同的類型都互相錯綜地交織在一起。特點就在這裏。
試問，佔優勢的是哪些成分呢？顯然，在一個小農國家內，佔優勢而且不能不佔優勢的是小資產階級自發勢力；大多數甚至絕大多數耕作者都是小商品生產者。在我國，投機商時此時彼地破壞國家資本主義的外殼(糧食壟斷，受監督的企業主和商人，資產階級合作社工作者)，而投機活動的主要對象是糧食。
主要的鬥爭正是在這方面展開。如果用“國家資本主義”等這些經濟範疇的術語來說，究竟是誰和誰進行這一鬥爭呢？按我剛才列舉的次序，是第四種成分和第五種成分作鬥爭嗎？當然不是。在這裏不是國家資本主義同社會主義作鬥爭，而是小資產階級和私人資本主義合在一起，既同國家資本主義又同社會主義作鬥爭。小資產階級抗拒任何的國家干涉、計算與監督，不論它是國家資本主義的還是國家社會主義的。這是絲毫不容爭辯的事實，“左派共產主義者”在經濟問題上的錯誤的根源就在於不瞭解這一事實，投機商、奸商、壟斷破壞者就是我國“內部的”主要敵人，即反對蘇維埃政權的經濟措施的敵人。如果說在125年以前，法國小資產者這些最熱情、最真誠的革命家想通過處死個別幾個“要犯”和發表激昂慷慨的演說來戰勝投機商的願望在當時還情有可原的話，那麼，現在某些左派社會革命黨人用純粹的空談來對待這個問題，就只能引起每個覺悟的革命者的憎惡或厭棄了。我們非常明白，投機活動的經濟基礎，就是在俄國人數特別眾多的小私有者階層，以及以每一個小資產者作為自己代理人的私人資本主義。我們知道，這種小資產階級九頭蛇的千百萬觸角，時此時彼地纏住了工人中的個別階層，投機活動正在取代國家壟斷而滲入我國社會經濟生活的每個毛孔。
誰要是看不到這一點，那他就恰恰由於盲目無知而暴露出自己做了小資產階級偏見的俘虜。我們的“左派共產主義者”就是這樣的人，他們在口頭上是(當然，他們也深信自己是)小資產階級的無情的敵人，而在實際上卻正好是幫助小資產階級，正好是為小資產階級效勞，正好是表現小資產階級的觀點，因為他們要----在1918年4月！！----反對......“國家資本主義”！真是胡鬧！
小資產者手頭擁有在戰時用“正當”辦法，特別是用不正當辦法積攢起來的幾千幾千的小款項。這就是作為投機活動和私人資本主義的基礎的典型經濟形式。貨幣是取得社會財富的憑證，千百萬小私有者緊緊地握住這種憑證，把它瞞過“國家”的耳目，不相信任何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一心想“躲過”無產階級的風暴。或者是我們使這些小資產者服從我們的監督和計算(只有把貧民即多數居民或者說半無產者組織在覺悟的無產階級先鋒隊的周圍，我們才能做到這一點)，或者是這些小資產者必然地、不可避免地推翻我們的工人政權，就象那些正是在這種小私有者土壤上生長起來的拿破崙們和卡芬雅克們推翻了革命一樣。問題就是如此。只有左派社會革命黨人由於一味空談所謂“勞動”農民而看不到這個簡單而明顯的真理，但是有誰會認真地對待這些沉溺于空談的左派社會革命黨人呢？
存有幾千小款項的小資產者是國家資本主義的敵人，他們希望一定要為自己使用這幾千小款項，反對貧民，反對任何的國家監督，而這幾千幾千的小款項加起來就是好多個億，它們成為破壞我國社會主義建設的投機活動的基礎。假定說，一定數目的工人在幾天內創造出為數1000的價值。又假定說，由於小投機活動，由於各種盜竊行為，由於小私有者“逃避”蘇維埃的法令和條例，這個總數中的200消失了。每一個覺悟的工人都會說：假如我從這1000中拿出300來就能建立起更好的秩序和組織，那我樂意拿出300，而不是200，因為在蘇維埃政權下，既然秩序和組織會整頓好，既然小私有者對國家各種壟斷的破壞會被徹底粉碎，那麼以後減少這種“貢賦”，比如說減到100或50，就會是輕而易舉的事。
這個用簡單數字來表示的例子(為了使說明通俗起見，我故意把它儘量簡化)說明了當前國家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的相互關係，工人掌握著國家政權，他們在法律上有最充分的可能把1000統統“拿到手”，就是說，不讓一個戈比落在非社會主義用途上。這種由於政權實際已轉到工人手中而產生的法律上的可能性，就是社會主義的因素。
但小私有者的和私人資本主義的自發勢力卻通過很多渠道來破壞法律上的規定，暗中投機，破壞蘇維埃法令的執行。國家資本主義將是一個巨大的進步，哪怕(我故意用這樣的數字作例子，是為了更明顯地說明這點)我們付出的代價要比現在大，因為“為了學習”是值得付出代價的，因為這對工人有好處，因為消除無秩序、經濟破壞和鬆懈現象比什麼都重要，因為讓小私有者的無政府狀態繼續下去就是最大、最嚴重的危險，它無疑會葬送我們(如果我們不戰勝它的話)，而付給國家資本主義較多的貢賦，不僅不會葬送我們，反會使我們通過最可靠的道路走向社會主義。工人階級一經學會了怎樣保衛國家秩序來反對小私有者的無政府性，一經學會了怎樣根據國家資本主義原則來整頓好全國性的大生產組織，那時就會掌握全副王牌(恕我如此來形容)，社會主義的鞏固就有了保證。
國家資本主義在經濟上大大高於我國現時的經濟，這是第一。
第二，國家資本主義中沒有任何使蘇維埃政權感到可怕的東西，因為蘇維埃國家是工人和貧民的權力得到保障的國家。“左派共產主義者”不懂得這些無可爭辯的真理，沒有一點政治經濟學頭腦的“左派社會革命黨人”當然也永遠不會懂得這些真理，但是每個馬克思主義者卻不得不承認這些真理。同左派社會革命黨人不值得爭論，只要指出他們是空談家的“可憎的樣板”就夠了；而和“左派共產主義者”卻應該爭論，因為這裏是馬克思主義者犯了錯誤，而分析他們的錯誤，可以幫助工人階級找到正確的道路。
四
為了把問題說得更清楚，我們首先來舉一個最具體的國家資本主義的例子。大家都知道，這個例子就是德國。那裏有達到“最新成就”的現代大資本主義技術和服從于容克資產階級帝國主義的有計劃的組織。如果把這些黑體字刪掉，不要軍閥的、容克的、資產階級的、帝國主義的國家，同樣用國家，然而是另一種社會類型、另一種階級內容的國家，蘇維埃國家，即無產階級國家來代替，那你們就會得到實現社會主義所需要的全部條件。
沒有建築在現代科學最新成就基礎上的大資本主義技術，沒有一個使千百萬人在產品的生產和分配中嚴格遵守統一標準的有計劃的國家組織，社會主義就無從設想。我們馬克思主義者從來都是這麼說的，而對那些甚至連這點都不瞭解的人(無政府主義者和至少半數的左派社會革命黨人)是不值得多費唇舌的。
同時，無產階級若不在國家內占統治地位，社會主義也是無從設想的，這也是一個起碼的常識。歷史(除了孟什維克這類頭號蠢人，沒有人期待歷史會順利、平靜、輕易、簡單地產生出“完整的”社會主義來)發展得如此奇特，到1918年竟產生出分成了兩半的社會主義，兩者緊挨著，正如在國際帝國主義一個蛋殼中兩隻未來的雞雛。德國和俄國在1918年最明顯地分別體現了具體實現社會主義的兩方面的條件：一方面是經濟、生產、社會經濟條件，另一方面是政治條件。
如果德國無產階級革命獲得勝利，那它就能輕而易舉地一下子擊破任何帝國主義的蛋殼(可惜這種蛋殼是由最好的鋼材製成的，因此不是任何......雞雛的力量所能啄破的)，就一定能不經過困難或只經過極小的困難而實現世界社會主義的勝利，當然這裏是指全世界歷史範圍的“困難”，而不是指平常小範圍的“困難”。
如果德國革命遲遲不“誕生”，我們的任務就是要學習德國人的國家資本主義，全力仿效這種國家資本主義，要不惜採用獨裁的方法加緊仿效，甚于當年的彼得，他曾不惜用野蠻的鬥爭手段對付野蠻，以促使野蠻的俄羅斯加緊仿效西歐文化。如果無政府主義者和左派社會革命党人中有人(我不由得想起了卡列林和格耶在中央執行委員會上的發言)竟象納爾蘇修斯那樣地議論說，向德帝國主義“學習”不是我們革命家幹的事，那麼我們只需這樣回答：要是認真聽信這幫人的意見，革命早就會遭到無可挽救的(也是理所當然的)失敗了。
在俄國目前佔優勢的正是小資產階級資本主義，從這種資本主義無論走向國家大資本主義或者走向社會主義，都是經過同一條道路，都是經過同一個中間站，即我們所說的“對產品的生產和分配實行全民的計算和監督”。誰不懂得這一點，誰就會犯不可饒恕的經濟錯誤，他們或者是不瞭解具體事實，看不到實際存在的事物，不能正視現實，或者是只把“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抽象地對立起來，而不研究目前我國這種過渡的具體形式和步驟。順便說一下，這就是把《新生活報》和《前進報》營壘中的優秀人物弄糊塗的同一個理論錯誤。這個營壘中最差的和中等的人物，由於秉性愚鈍，毫無氣節，已被資產階級嚇倒，做了他們的尾巴；而其優秀人物也不瞭解，社會主義的導師們之所以說從資本主義到社會主義要有一整個過渡時期並不是沒有原因的，他們強調新社會誕生時的那種“長久的陣痛”也不是沒有緣故的，並且這新社會還是一種抽象的東西，它只有經過一系列建立這個或那個社會主義國家的各種各樣的、不盡完善的具體嘗試才會成為現實。
不經過國家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所共有的東西(全民的計算和監督)，就不能從俄國現時的經濟情況前進，正因為如此，用“向國家資本主義方向演變”(《共產主義者》第1期第8頁第1欄)來嚇唬別人也嚇唬自己，在理論上是荒謬透頂的。這恰恰意味著在思想上“偏離了方向”，離開了“演變”的真正道路，不懂得這條道路；而在實踐上，這等於是向小私有者的資本主義倒退。
我絕不只是現在，而是早在布爾什維克取得政權以前，就對國家資本主義作過“高度的”評價；為了讓讀者相信這一點，我想從我在1917年9月所寫的《大難臨頭，出路何在？》這本小冊子中摘引幾段：
“......試一試用革命民主國家，即用採取革命手段摧毀一切特權、不怕以革命手段實現最完備的民主制度的國家來代替容克資本家的國家，代替地主資本家的國家，那又會怎樣呢？那你就會看到，真正革命民主國家中的國家壟斷資本主義，必然會是走向社會主義的一個或一些步驟！
......因為社會主義無非是從國家資本主義壟斷再向前跨進一步。
......國家壟斷資本主義是社會主義的最充分的物質準備，是社會主義的前階，是歷史階梯上的一級，在這一級和叫作社會主義的那一級之間，沒有任何中間級。”
請注意，這幾段話是在克倫斯基執政時期寫的，這裏所談的不是無產階級專政，不是社會主義國家，而是“革命民主”國家。我們由這一政治階梯往上登得愈高，我們在蘇維埃內把社會主義國家和無產階級專政體現得愈充分，我們就應該愈不懼怕“國家資本主義”，這難道還不清楚嗎？從物質、經濟、生產意義上說，我們還沒有到達社會主義的“前階”，而不通過我們尚未到達的這個“前階”，就不能走進社會主義的大門，這難道還不清楚嗎？
無論從哪方面來看問題，結論只有一個：“左派共產主義者”所謂“國家資本主義”是對我們的威脅的論斷，是一個極大的經濟錯誤，它清楚地證明他們完全成了小資產階級思想的俘虜。
五
下面這個情況也是極有教益的。
當我們在中央執行委員會和布哈林同志爭論時，他還談到一個意見：在給專家以高額薪金的問題上，“我們〈顯然，這個我們是指“左派共產主義者”〉比列寧要右一些”，因為我們看不出這裏有任何違背原則的地方，我們記得馬克思說過，在一定條件下，對工人階級說來，最適當的是“用贖買擺脫這個匪幫”(指資本家匪幫，也就是說，從資產階級手裏贖買土地、工廠及其他生產資料)。
這個非常值得注意的意見表明：第一，布哈林比左派社會革命黨人和無政府主義者高出一籌，他完全不是不可救藥地墮入空談，恰恰相反，他在極力思考從資本主義向社會主義過渡----痛苦而艱難的過渡----的具體困難。
第二，這個意見更加明顯地暴露了布哈林的錯誤。
確實如此。讓我們深入思考一下馬克思的思想吧。
他指的是上一世紀70年代的英國，是壟斷前的資本主義的極盛時代，是當時軍閥機構和官僚機構最少的國家，是當時最有可能“和平地”即通過工人向資產階級“贖買”的辦法取得社會主義勝利的國家。所以馬克思說：在一定條件下，工人決不拒絕向資產階級贖買。至於變革的形式、方法和手段，馬克思沒有束縛自己的手腳，也沒有束縛未來的社會主義革命活動家的手腳，他非常懂得在變革時會有怎樣多的新問題發生，在變革進程中整個情況會怎樣變化，在變革進程中情況會怎樣頻繁而劇烈地變化。
在蘇維埃俄國，在無產階級取得政權以後，在剝削者的軍事反抗和怠工反抗被鎮壓下去以後，已經形成某些類似半世紀前在英國可以形成的條件(如果英國當時開始和平地向社會主義過渡的話)，這難道還不明顯嗎？當時英國有下列種種情況可以保證資本家屈服于工人：(1)工人即無產者在人口中占絕對優勢，因為已經沒有農民(在70年代的英國已經有一些徵象，可以指望社會主義在農業工人中非常迅速地得到成功)；(2)加入工會的無產階級具有很高的組織程度(當時英國在這方面居世界第一位)；(3)在長期的政治自由發展中受到嚴格訓練的無產階級具有比較高的文明程度；(4)組織得極好的英國資本家----當時他們是世界各國中最有組織的資本家(現在這個領先地位已經轉到德國)----長時期慣於用妥協的方法解決政治和經濟問題。就因為這些情況，當時才會產生有可能使英國資本家和平地屈服于英國工人的想法。
在我國，目前已有某些基本前提(10月的勝利和從10月到今年2月對資本家軍事反抗和怠工反抗的鎮壓)使這種屈服得到保證。在我國，工人即無產者沒有在人口中占絕對優勢，沒有很高的組織程度，勝利的因素是最貧苦的、迅速破產的農民對無產者的支持。最後，在我國，既沒有高度的文明，也沒有妥協的習慣。如果考慮一下這些具體條件，那就很清楚，我們現在能夠而且應該把兩種辦法結合起來，一方面對不文明的資本家，對那些既不肯接受任何“國家資本主義”，也不想實行任何妥協，繼續以投機和收買貧民等方法來破壞蘇維埃措施的資本家，無情地加以懲治；另一方面對文明的資本家，對那些肯接受並能實施“國家資本主義”，能精明幹練地組織真正以產品供應千百萬人的大企業而對無產階級有益的資本家謀求妥協或向他們實行贖買。
布哈林是一位學識卓越的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家。因此他想起馬克思曾經十分正確地教導工人說：正是為了易於過渡到社會主義，保存大生產的組織是很重要的；如果(作為一種例外，當時英國是一種例外)將來種種情況迫使資本家和平屈服，在贖買的條件下文明地有組織地轉到社會主義，那就給資本家付相當多的錢，向他們贖買，這種思想是完全可以容許的。但是，布哈林錯了，因為他沒有考慮到俄國目前的具體特點。
我們目前正處在一種特殊的情況下，就是說，我們俄國無產階級在政治制度方面，在工人政權的力量方面，比不管什麼英國或德國都要先進，但在組織像樣的國家資本主義方面，在文明程度方面，在從物質和生產上“實施”社會主義的準備程度方面，卻比西歐最落後的國家還要落後。正是由於這種特殊情況，工人們目前有必要對那些最文明、最有才幹、最有組織能力、願意為蘇維埃政權服務並且誠心誠意地幫助搞好大的和最大的“國家”生產的資本家實行特殊的“贖買”，這難道還不明白嗎？在這種特殊情況下，我們應該竭力避免兩種都是小資產階級性質的錯誤，這難道還不明白嗎？一方面，如果說我們既然承認我國經濟“力量”和政治力量不相稱，“因而”就不應該奪取政權，那就犯了不可救藥的錯誤。所謂的“套中人”就是這樣推論的，他們忘記了，“相稱”是永遠不會有的，在自然界的發展中，也和在社會的發展中一樣，這樣的相稱都是不可能有的，只有經過多次的嘗試----其中每次單獨的嘗試都會是片面的，都會有某種不相稱的毛病----才能從一切國家無產者的革命合作中建立起完整的社會主義。
另一方面，縱容那些空喊家和清談家，顯然也是錯誤的，這些人一味陶醉於“鮮明的”革命性，但要從事堅忍不拔、深思熟慮、周密審慎並考慮到各種十分困難的轉變的革命工作，他們卻無能為力。
幸而一些革命政黨的發展史以及布林什維主義與它們作鬥爭的歷史給我們留下了各種鮮明的典型，其中左派社會革命黨人及無政府主義者充分表現出自己是一種不大好的革命者典型。現在他們歇斯底里地叫囂，上氣不接下氣，高喊反對“右派布爾什維克”的“妥協”。但是他們沒有能力深入地思考一下，過去那種“妥協”究竟壞在哪里，它為什麼理所當然地受到歷史和革命進程的譴責。
克倫斯基時代的妥協把政權交給了帝國主義資產階級，而政權問題是一切革命的根本問題。1917年10月和11月間一部分布爾什維克主張妥協或者是由於害怕無產階級取得政權，或者是想不僅同左派社會革命黨人之類的“不可靠的同路人”，而且同切爾諾夫分子和孟什維克這些敵人來平等地分掌政權，而這些敵人在驅散立憲會議、無情地消滅鮑加耶夫斯基之流、普遍實行蘇維埃制度和進行每一次沒收等基本問題上是必然會妨礙我們的。
現在政權已經由一個政黨，由無產階級政黨奪取到手，保持下來，鞏固下來，甚至沒有“不可靠的同路人”參加。現在已不存在而且也根本不可能存在分掌政權和放棄無產者對資產階級的專政問題，這時候再說什麼妥協，那就等於是鸚鵡學舌，只是簡單重複一些背得爛熟但毫不瞭解其意義的詞句。現在，當我們能夠而且應該管理國家的時候，我們不吝惜金錢，竭力把那些受過資本主義訓練的最文明的人吸引過來，利用他們來對付小私有者的瓦解作用。如果把這說成是“妥協”，那就是根本不理解社會主義建設的經濟任務。
所以，儘管布哈林同志在中央執行委員會上因卡列林和格耶這類人為他“效勞”而馬上“感到羞恥”這一點值得讚揚，對於“左派共產主義者”這一派人來說，指出他們政治上的戰友是些什麼人，仍然是一個重要的提醒。
例如，1918年4月25日的那一號《勞動旗幟報》----左派社會革命黨人的機關報----自豪地宣稱：“我黨現時的立場與布林什維主義中的另一派(布哈林、波羅克夫斯基等人)是一致的。”又如，同一天的孟什維克的《前進報》刊登了有點名氣的孟什維克伊蘇夫的“提綱”：
“蘇維埃政權的政策一開始就與真正的無產階級性質背道而馳，最近更日益公開地走上與資產階級妥協的道路，而帶有明顯的反工人的性質。在工業國有化的幌子下實行培植工業托拉斯的政策，在恢復國家生產力的幌子下企圖取消八小時工作制，實行計件工資和泰羅制，搞黑名單和黑籍證。這個政策會使無產階級喪失經濟方面的基本成果，而變成資產階級任意剝削的犧牲品。”
說得太妙了，不是嗎？
為了履行那些許諾俄國資本家兼併別國領土的秘密條約而同克倫斯基一起進行帝國主義戰爭的克倫斯基的朋友們，打算在6月11日解除工人武裝的策列鐵裏的同事們，用響亮的詞句掩飾資產階級統治的李伯爾唐恩之流，就是他們，就是這些人在指責蘇維埃政權“與資產階級妥協”，“培植托拉斯”(即培植“國家資本主義”！)，採用泰羅制。
說實在的，布爾什維克應該授給伊蘇夫一枚獎章，他的提綱作為資產階級挑撥言論的一個標本應該拿到每一個工人俱樂部和工會去展覽。現在，工人們已經認清了李伯爾唐恩之流、策列鐵裏之流和伊蘇夫之流的真面目，已經處處根據實際經驗認識了他們，而用心思索一下為什麼資產階級的這些走狗要挑撥工人們來反對採用泰羅制和“培植托拉斯”，這對於工人們是大有益處的。
覺悟的工人會把李伯爾唐恩先生們和策列鐵裏先生們的朋友伊蘇夫的“提綱”，拿來同“左派共產主義者”的下述提綱作一番仔細的比較：
“在生產中由於恢復資本家的領導地位，實行勞動紀律並不能真正提高勞動生產率，反而會削弱無產階級的階級主動性、積極性和組織性。實行勞動紀律有使工人階級受奴役的危險，它將不僅激起落後階層，而且激起無產階級先鋒隊的不滿。在無產者普遍仇視‘資本家怠工者’的情況下，為了執行這種制度，共產黨就勢必依靠小資產階級而不是依靠工人，這就會把自己這個無產階級政黨毀掉。”(《共產主義者》雜誌第1期第8頁第2欄)
這是一個最明顯的證據，它表明“左派”落入了圈套，受了伊蘇夫之流以及其他資本主義奸細的挑撥。這對於工人們是一個很好的教訓，工人們知道，正是無產階級先鋒隊主張實行勞動紀律，正是小資產階級拼命破壞這個紀律。象上述的“左派”提綱這樣的言論實在是一種奇恥大辱，事實上完全背棄了共產主義，完全轉到小資產階級方面去了。
“由於恢復資本家的領導地位”，“左派共產主義者”想用這樣的話來“辯解”。這種辯解是沒有用的，因為第一，蘇維埃政權是在設有工人委員或工人委員會的情況下給資本家以“領導地位”的，這些工人委員或工人委員會監督領導人的每一步驟，學習他們的領導經驗，不僅能夠對他們的命令提出申訴，而且還能夠通過蘇維埃政權機關來撤換他們。第二，給資本家以“領導地位”，是為了在工作時間內讓他們履行職務，而他們的工作條件則是由蘇維埃政權規定的，並且要由它來修改和取消。第三，蘇維埃政權給資本家以“領導地位”，並不是把他們當作資本家，而是把他們當作領取高額薪金的技術專家或組織者。而且工人們知道得很清楚：真正大型的企業、托拉斯或其他機構的組織者，也和第一流的技術專家一樣，百分之九十九是屬於資本家階級的，----可是，我們無產階級政黨，正應該任用他們為勞動過程和生產組織的“領導人”，因為我們沒有其他有經驗的、熟悉這方面實際工作的人。因為工人們在跨出可能被“左的”詞句或小資產階級自由散漫所迷惑的幼年時期以後，恰恰是要經過資本家對托拉斯的領導，經過大機器生產，經過年周轉額達幾百萬的企業，就是說，只有經過這種生產和企業，才能走向社會主義。工人們不是小資產者。他們不害怕大規模的“國家資本主義”，他們重視這樣的國家資本主義，認為這是他們的工具，無產階級的工具，他們的蘇維埃政權將利用這種工具來反對小私有者的瓦解作用和渙散現象。
只有那些沒有固定階級特性因而也是徹頭徹尾小資產階級的知識份子才不瞭解這一點。奧新斯基在“左派共產主義者”集團中和在他們的雜誌上的表現，就是這種知識份子的典型。他寫道：
“......組織和領導企業方面的全部主動權將屬於‘托拉斯的組織者’，因為我們不是想教導他們，不是想把他們變成普通的工作人員，而是想向他們學習。”(《共產主義者》第1期第14頁第2欄)
在這段話中所賣弄的諷刺，是針對我說的“向托拉斯的組織者學習社會主義”這句話的。
在奧新斯基看來，這句話是很可笑的。他想把托拉斯的組織者變成“普通的工作人員”。如果這種言論是出於詩人所描寫的“年方十五，不會超過？”......這種年齡的人的口中，那是沒有什麼值得驚奇的。可是一個馬克思主義者，學習過不利用大資本主義所達到的技術和文化成就便不可能實現社會主義這個道理，竟講出這種話，這就未免叫人有些奇怪了。這裏已經沒有一點馬克思主義。
不，只有那些懂得不向托拉斯的組織者學習就不能建立或實施社會主義的人，才配稱為共產主義者。因為社會主義並不是臆想出來的，而是要靠奪得政權的無產階級先鋒隊去掌握和運用托拉斯所造成的東西。我們無產階級政黨，如果不去向資本主義的第一流專家學習組織托拉斯式的即象托拉斯一樣的大生產的本領，那便無從獲得這種本領。
如果不是抱著幼稚的目的要“教導”資產階級知識份子學社會主義，我們是沒有什麼可以教導他們的。對於他們，不是應該教導，而是應該剝奪(這一點在俄國做得相當“堅決”)，他們的怠工應該粉碎，他們作為一個階層或集團應該服從蘇維埃政權。而我們共產主義者如果不是年幼無知，就應該向他們學習，而且有東西可學，因為無產階級政黨和無產階級先鋒隊在辦理為千百萬人服務的大企業方面沒有獨立工作的經驗。
俄國優秀的工人是懂得這層道理的。他們已經開始向資本家組織者，向工程師領導者，向技術專家學習了。他們已經開始堅定而謹慎地從比較容易的地方學起，然後再逐漸學習最難的東西。在冶金業和機器製造業中，這件工作進行得比較緩慢，那是因為它比較困難。而紡織工人、煙草工人和制革工人，不象沒有固定階級特性的小資產階級知識份子那樣害怕“國家資本主義”，害怕“向托拉斯的組織者學習”。這些工人在“制革工業總管理局”、“中央紡織工業委員會”這一類中央領導機關內同資本家坐在一起，向他們學習，辦理托拉斯，辦理“國家資本主義”。而在蘇維埃政權下，國家資本主義就是社會主義的前階，是社會主義取得可靠的勝利的條件。
俄國先進工人的這種工作是同他們實行勞動紀律方面的工作一起進行的，並且在繼續進行，他們並不大吹大擂，到處宣揚(大吹大擂對某些“左派”卻是必需的)，而是非常謹慎，循序漸進，汲取實踐中的教訓。這項艱難的工作，這項實際學習建設大生產的工作，是我們沿著正確道路前進的保證，是俄國的覺悟工人反對小私有者的瓦解作用和渙散現象、反對小資產階級無紀律現象的保證，是共產主義勝利的保證。
六
在結束本文時，要作兩點說明。
1918年4月4日我們同“左派共產主義者”爭論的時候(見《共產主義者》第1期第4頁注釋)，我直截了當地向他們提出了一個問題：請解釋一下，你們對鐵路法令中哪些東西不滿意，請拿出你們的修正案來。這是你們這些無產階級蘇維埃領導人的義務，否則你們的言論就只是空談。
1918年4月20日《共產主義者》第1期出版了，其中沒有一個字講到“左派共產主義者”認為要如何更改或修正鐵路法令。
“左派共產主義者”的這種沈默就是對自己的譴責。他們只限於用一些暗示性的攻擊來反對鐵路法令(第1期第8頁和第16頁)，而對於“既然鐵路法令不正確，那麼應該怎樣修正呢？”這個問題，卻沒有作任何明確的回答。
這不用評注就清楚了。對於鐵路法令(這個法令是我們的路線即強硬的路線、專政的路線、無產階級紀律的路線的榜樣)所作的這種“批評”，覺悟的工人會把它叫作“伊蘇夫式的”批評，或者叫作空談。
另一點說明。在《共產主義者》第1期裏刊載了布哈林同志稱讚我的《國家與革命》這本小冊子的書評。儘管布哈林這樣的人的評論對我來說很有價值，但是老實說，這個書評的性質暴露了一個可悲的和值得注意的事實：布哈林考察無產階級專政的任務時是面向過去，而不是面向未來。布哈林注意到了並著重指出了無產階級革命家和小資產階級革命家在國家問題上可能有的共同看法。布哈林偏偏“沒有注意到”無產階級革命家區別于小資產階級革命家的地方。
布哈林注意到了並著重指出了：應該“打碎”、“炸毀”舊的國家機構，應該“扼殺”資產階級等等。狂熱的小資產者也會願意這麼幹的。而從1917年10月到1918年2月，我們的革命大體上已經做到了這一點。
可是我的小冊子裏還講到了連最革命的小資產者都不會願意做的、覺悟的無產者願意做而我們革命還沒有做到的事情。關於這個任務，明天的任務，布哈林卻保持沈默。
而我對此不保持沈默就更有理由，因為：第一，共產主義者應該更加注意的是明天的任務，而不是昨天的任務；第二，我這本小冊子是在布爾什維克奪得政權以前寫成的，那時，人們還不能以庸俗的小市民的想法來非難布爾什維克，說什麼“是啊，在奪得政權以後，當然要高談紀律了......”
“......社會主義將發展為共產主義......因為人們將習慣於遵守公共生活的起碼規則，而不需要暴力和服從。”(《國家與革命》第77--78頁。可見，在奪得政權以前就已講到了“起碼規則”)
“......只有在那個時候，民主才開始消亡......”那時“人們也就會逐漸習慣於遵守多少世紀以來人們就知道的、千百年來在一切行為守則上反復談到的、起碼的公共生活規則，而不需要暴力，不需要強制，不需要所謂國家這種實行強制的特殊機構。”(同上，第84頁，在奪得政權以前就已講到了“行為守則”)
“......共產主義高級發展階段”(各盡所能、按需分配)“所設想的前提，既不是現在的勞動生產率，也不是現在的庸人，這種庸人正如波米亞洛夫斯基作品中的神學校學生一樣，很會無緣無故地糟蹋社會財富的儲存和提出不能實現的要求”。(同上，第91頁)
“......在共產主義的高級階段到來以前，社會主義者要求社會和國家對勞動量和消費量實行極嚴格的監督......”(同上)
“......計算和監督，----這就是把共產主義社會第一階段調整好，使它能正常地運轉所必需的主要條件。”(同上，第95頁)因此，不僅對“極少數資本家、想保留資本主義惡習的先生們”，而且對那些“深深受到資本主義腐蝕的”工人們(同上，第96頁)，對“寄生蟲、老爺、騙子等等資本主義傳統的保持者”(同上)，都必須做好這種監督。
值得注意的是，布哈林沒有著重指出這一點。
1918年5月5日
(任衛東 根據 人民出版社 1995年版《列寧選集》第三卷 511-540頁 輸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