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
毛澤東
一九二五年十二月一日
誰是我們的敵人？誰是我們的朋友？這個問題是革命的首要問題。中國過去一切革命鬥爭成效甚少，其基本原因就是因為不能團結真正的朋友，以攻擊真正的敵人。革命党是群眾的嚮導，在革命中未有革命黨領錯了路而革命不失敗的。我們的革命要有不領錯路和一定成功的把握，不可不注意團結我們的真正的朋友，以攻擊我們的真正的敵人。我們要分辨真正的敵友，不可不將中國社會各階級的經濟地位及其對於革命的態度，作一個大概的分析。
中國社會各階級的情況是怎樣的呢？
地主階級和買辦階級。在經濟落後的半殖民地的中國，地主階級和買辦階級完全是國際資產階級的附庸，其生存和發展，是附屬於帝國主義的。這些階級代表中國最落後的和最反動的生產關係，阻礙中國生產力的發展。他們和中國革命的目的完全不相容。特別是大地主階級和大買辦階級，他們始終站在帝國主義一邊，是極端的反革命派。其政治代表是國家主義派和國民黨右派。
中產階級。這個階級代表中國城鄉資本主義的生產關係。中產階級主要是指民族資產階級，他們對於中國革命具有矛盾的態度：他們在受外資打擊、軍閥壓迫感覺痛苦時，需要革命，贊成反帝國主義反軍閥的革命運動；但是當著革命在國內有本國無產階級的勇猛參加，在國外有國際無產階級的積極援助，對於其欲達到大資產階級地位的階級的發展感覺到威脅時，他們又懷疑革命。其政治主張為實現民族資產階級一階級統治的國家。有一個自稱為戴季陶“真實信徒”的，在北京《晨報》上發表議論說：“舉起你的左手打倒帝國主義，舉起你的右手打倒共產黨。”這兩句話，畫出了這個階級的矛盾惶遽狀態。他們反對以階級鬥爭學說解釋國民黨的民生主義，他們反對國民黨聯俄和容納共產黨及左派分子。但是這個階級的企圖----實現民族資產階級統治的國家，是完全行不通的，因為現在世界上的局面，是革命和反革命兩大勢力作最後鬥爭的局面。這兩大勢力豎起了兩面大旗：一面是紅色的革命的大旗，第三國際高舉著，號召全世界一切被壓迫階級集合於其旗幟之下；一面是白色的反革命的大旗，國際聯盟高舉著，號召全世界一切反革命分子集合于其旗幟之下。那些中間階級，必定很快地分化，或者向左跑入革命派，或者向右跑入反革命派，沒有他們“獨立”的餘地。所以，中國的中產階級，以其本階級為主體的“獨立”革命思想，僅僅是一個幻想。
小資產階級。如自耕農，手工業主，小知識階層----學生界、中小學教員、小員司、小事務員、小律師，小商人等都屬於這一類。這一個階級，在人數上，在階級性上，都值得大大注意。自耕農和手工業主所經營的，都是小生產的經濟。這個小資產階級內的各階層雖然同處在小資產階級經濟地位，但有三個不同的部分。第一部分是有餘錢剩米的，即用其體力或腦力勞動所得，除自給外，每年有餘剩。這種人發財觀念極重，對趙公元帥禮拜最勤，雖不妄想發大財，卻總想爬上中產階級地位。他們看見那些受人尊敬的小財東，往往垂著一尺長的涎水。這種人膽子小，他們怕官，也有點怕革命。因為他們的經濟地位和中產階級頗接近，故對於中產階級的宣傳頗相信，對於革命取懷疑的態度。這一部分人在小資產階級中占少數，是小資產階級的右翼。第二部分是在經濟上大體上可以自給的。這一部分人比較第一部分人大不相同，他們也想發財，但是趙公元帥總不讓他們發財，而且因為近年以來帝國主義、軍閥、封建地主、買辦大資產階級的壓迫和剝削，他們感覺現在的世界已經不是從前的世界。他們覺得現在如果只使用和從前相等的勞動，就會不能維持生活。必須增加勞動時間，每天起早散晚，對於職業加倍注意，方能維持生活。他們有點罵人了，罵洋人叫“洋鬼子”，罵軍閥叫“搶錢司令”，罵土豪劣紳叫“為富不仁”。對於反帝國主義反軍閥的運動，僅懷疑其未必成功(理由是：洋人和軍閥的來頭那麼大)，不肯貿然參加，取了中立的態度，但是絕不反對革命。這一部分人數甚多，大概占小資產階級的一半。第三部分是生活下降的。這一部分人好些大概原先是所謂殷實人家，漸漸變得僅僅可以保住，漸漸變得生活下降了。他們每逢年終結帳一次，就吃驚一次，說：“咳，又虧了！”這種人因為他們過去過著好日子，後來逐年下降，負債漸多，漸次過著淒涼的日子，“瞻念前途，不寒而慄”。這種人在精神上感覺的痛苦很大，因為他們有一個從前和現在相反的比較。這種人在革命運動中頗要緊，是一個數量不小的群眾，是小資產階級的左翼。以上所說小資產階級的三部分，對於革命的態度，在平時各不相同；但到戰時，即到革命潮流高漲、可以看得見勝利的曙光時，不但小資產階級的左派參加革命，中派亦可參加革命，即右派分子受了無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左派的革命大潮所裹挾，也只得附和著革命。我們從一九二五年的五卅運動和各地農民運動的經驗看來，這個斷定是不錯的。
半無產階級。此處所謂半無產階級，包含：(一)絕大部分半自耕農，(二)貧農，(三)小手工業者，(四)店員，(五)小販等五種。絕大部分半自耕農和貧農是農村中一個數量極大的群眾。所謂農民問題，主要就是他們的問題。半自耕農、貧農和小手工業者所經營的，都是更細小的小生產的經濟。絕大部分半自耕農和貧農雖同屬半無產階級，但其經濟狀況仍有上、中、下三個細別。半自耕農，其生活苦於自耕農，因其食糧每年大約有一半不夠，須租別人田地，或者出賣一部分勞動力，或經營小商，以資彌補。春夏之間，青黃不接，高利向別人借債，重價向別人糴糧，較之自耕農的無求于人，自然景遇要苦，但是優於貧農。因為貧農無土地，每年耕種只得收穫之一半或不足一半；半自耕農則租於別人的部分雖只收穫一半或不足一半，然自有的部分卻可全得。故半自耕農的革命性優於自耕農而不及貧農。貧農是農村中的佃農，受地主的剝削。其經濟地位又分兩部分。一部分貧農有比較充足的農具和相當數量的資金。此種農民，每年勞動結果，自己可得一半。不足部分，可以種雜糧、撈魚蝦、飼雞豕，或出賣一部分勞動力，勉強維持生活，於艱難竭蹶之中，存聊以卒歲之想。故其生活苦於半自耕農，然較另一部分貧農為優。其革命性，則優於半自耕農而不及另一部分貧農。所謂另一部分貧農，則既無充足的農具，又無資金，肥料不足，土地欠收，送租之外，所得無幾，更需要出賣一部分勞動力。荒時暴月，向親友乞哀告憐，借得幾鬥幾升，敷衍三日五日，債務叢集，如牛負重。他們是農民中極艱苦者，極易接受革命的宣傳。小手工業者所以稱為半無產階級，是因為他們雖然自有簡單的生產手段，且系一種自由職業，但他們也常常被迫出賣一部分勞動力，其經濟地位略與農村中的貧農相當。因其家庭負擔之重，工資和生活費用之不相稱，時有貧困的壓迫和失業的恐慌，和貧農亦大致相同。店員是商店的雇員，以微薄的薪資，供家庭的費用，物價年年增長，薪給往往須數年一增，偶與此輩傾談，便見叫苦不迭。其地位和貧農及小手工業者不相上下，對於革命宣傳極易接受。小販不論肩挑叫賣，或街畔攤售，總之本小利微，吃著不夠。其地位和貧農不相上下，其需要一個變更現狀的革命，也和貧農相同。
無產階級。現代工業無產階級約二百萬人。中國因經濟落後，故現代工業無產階級人數不多。二百萬左右的產業工人中，主要為鐵路、礦山、海運、紡織、造船五種產業的工人，而其中很大一個數量是在外資產業的奴役下。工業無產階級人數雖不多，卻是中國新的生產力的代表者，是近代中國最進步的階級，做了革命運動的領導力量。我們看四年以來的罷工運動，如海員罷工、鐵路罷工、開灤和焦作煤礦罷工、沙面罷工以及“五卅”後上海香港兩處的大罷工所表現的力量，就可知工業無產階級在中國革命中所處地位的重要。他們所以能如此，第一個原因是集中。無論哪種人都不如他們的集中。第二個原因是經濟地位低下。他們失了生產手段，剩下兩手，絕了發財的望，又受著帝國主義、軍閥、資產階級的極殘酷的待遇，所以他們特別能戰鬥。都市苦力工人的力量也很可注意。以碼頭搬運夫和人力車夫占多數，糞夫清道夫等亦屬於這一類。他們除雙手外，別無長物，其經濟地位和產業工人相似，惟不及產業工人的集中和在生產上的重要。中國尚少新式的資本主義的農業。所謂農村無產階級，是指長工、月工、零工等雇農而言。此等雇農不僅無土地，無農具，又無絲毫資金，只得營工度日。其勞動時間之長，工資之少，待遇之薄，職業之不安定，超過其他工人。此種人在鄉村中是最感困難者，在農民運動中和貧農處於同一要緊的地位。
此外，還有數量不小的遊民無產者，為失了土地的農民和失了工作機會的手工業工人。他們是人類生活中最不安定者。他們在各地都有秘密組織，如閩粵的“三合會”，湘鄂黔蜀的“哥老會”，皖豫魯等省的“大刀會”，直隸及東三省的“在理會”，上海等處的“青幫”，都曾經是他們的政治和經濟鬥爭的互助團體。處置這一批人，是中國的困難的問題之一。這一批人很能勇敢奮鬥，但有破壞性，如引導得法，可以變成一種革命力量。
綜上所述，可知一切勾結帝國主義的軍閥、官僚、買辦階級、大地主階級以及附屬於他們的一部分反動知識界，是我們的敵人。工業無產階級是我們革命的領導力量。一切半無產階級、小資產階級，是我們最接近的朋友。那動搖不定的中產階級，其右翼可能是我們的敵人，其左翼可能是我們的朋友----但我們要時常提防他們，不要讓他們擾亂了我們的陣線。
(任衛東 根據 人民出版社 1967年版《毛澤東選集》一卷橫排袖珍本 3-11頁 輸入)
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 毛澤東 （一九二七年三月） 農民問題的嚴重性 我這回到湖南[1]，實地考察了湘潭、湘鄉、衡山、醴陵、長沙五縣的情況。從一月 四日起至二月五日止，共三十二天，在鄉下，在縣城，召集有經驗的農民和農運工作同 志開調查會，仔細聽他們的報告，所得材料不少。許多農民運動的道理，和在漢口、長 沙從紳士階級那裏聽得的道理，完全相反。許多奇事，則見所未見，聞所未聞。我想這 些情形，很多地方都有。所有各種反對農民運動的議論，都必須迅速矯正。革命當局對 農民運動的各種錯誤處置，必須迅速變更。這樣，才於革命前途有所補益。因為目前農 民運動的興起是一個極大的問題。很短的時間內，將有幾萬萬農民從中國中部、南部和 北部各省起來，其勢如暴風驟雨，迅猛異常，無論什麼大的力量都將壓抑不住。他們將 沖決一切束縛他們的羅網，朝著解放的路上迅跑。一切帝國主義、軍閥、貪官污吏、土 豪劣紳，都將被他們葬入墳墓。一切革命的黨派、革命的同志，都將在他們面前受他們 的檢驗而決定棄取。站在他們的前頭領導他們呢？還是站在他們的後頭指手畫腳地批評 他們呢？還是站在他們的對面反對他們呢？每個中國人對於這三項都有選擇的自由，不 過時局將強迫你迅速地選擇罷了。 組織起來 湖南的農民運動，就湘中、湘南已發達的各縣來說，大約分為兩個時期。去年一月 至六月為秘密活動時期，七月至九月革命軍驅逐趙恒惕[2]，為公開活動時期。此時期內 ，農會會員的人數總計不過三四十萬，能直接領導的群眾也不過百余萬，在農村中還沒 有什麼鬥爭，因此各界對它也沒有什麼批評。因為農會會員能作嚮導，作偵探，作挑夫 ，北伐軍的軍官們還有說幾句好話的。十月至今年一月為第二時期，即革命時期。農會 會員激增到二百萬，能直接領導的群眾增加到一千萬。因為農民入農會大多數每家只寫 一個人的名字，故會員二百萬，群眾便有約一千萬。在湖南農民全數中，差不多組織了 一半。如湘潭、湘鄉、瀏陽、長沙、醴陵、寧鄉、平江、湘陰、衡山、衡陽、耒陽、郴 縣、安化等縣，差不多全體農民都集合在農會的組織中，都立在農會領導之下。農民既 已有了廣大的組織，便開始行動起來，於是在四個月中造成一個空前的農村大革命。 打倒土豪劣紳，一切權力歸農會 農民的主要攻擊目標是土豪劣紳，不法地主，旁及各種宗法的思想和制度，城裏的 貪官污吏，鄉村的惡劣習慣。這個攻擊的形勢，簡直是急風暴雨，順之者存，違之者滅 。其結果，把幾千年封建地主的特權，打得個落花流水。地主的體面威風，掃地以盡。 地主權力既倒，農會便成了唯一的權力機關，真正辦到了人們所謂“一切權力歸農會” 。連兩公婆吵架的小事，也要到農民協會去解決。一切事情，農會的人不到場，便不能 解決。農會在鄉村簡直獨裁一切，真是“說得出，做得到”。外界的人只能說農會好， 不能說農會壞。土豪劣紳，不法地主，則完全被剝奪了發言權，沒有人敢說半個不字。 在農會威力之下，土豪劣紳們頭等的跑到上海，二等的跑到漢口，三等的跑到長沙，四 等的跑到縣城，五等以下土豪劣紳崽子則在鄉里向農會投降。 “我出十塊錢，請你們准我進農民協會。”小劣紳說。 “嘻！誰要你的臭錢！”農民這樣回答。 好些中小地主、富農乃至中農，從前反對農會的，此刻求入農會不可得。我到各處 ，常常遇到這種人，這樣向我求情：“請省裏來的委員作保！” 前清地方造丁口冊，有正冊、另冊二種，好人入正冊，匪盜等壞人入另冊。現在有 些地方的農民便拿了這事嚇那些從前反對農會的人：“把他們入另冊！” 那些人怕入另冊，便多方設法求入農會，一心要想把他們的名字寫上那農會的冊子 才放心。但他們往往遭農會嚴厲拒絕，所以他們總是懸心吊膽地過日子；擯在農會的門 外，好象無家可歸的樣子，鄉里話叫做“打零”。總之，四個月前被一般人看不起的所 謂“農民會”，現在變成頂榮耀的東西。從前拜倒在紳士權力下面的人，現在卻拜倒在 農民權力之下。無論什麼人，都承認去年十月以前和十月以後是兩個世界。 “糟得很”和“好得很” 農民在鄉里造反，攪動了紳士們的酣夢。鄉里消息傳到城裏來，城裏的紳士立刻大 嘩。我初到長沙時，會到各方面的人，聽到許多的街談巷議。從中層以上社會至國民黨 右派，無不一言以蔽之曰：“糟得很。”即使是很革命的人吧，受了那班“糟得很”派 的滿城風雨的議論的壓迫，他閉眼一想鄉村的情況，也就氣餒起來，沒有法子否認這“ 糟”字。很進步的人也只是說：“這是革命過程中應有的事，雖則是糟。”總而言之， 無論什麼人都無法完全否認這“糟”字。實在呢，如前所說，乃是廣大的農民群眾起來 完成他們的歷史使命，乃是鄉村的民主勢力起來打翻鄉村的封建勢力。宗法封建性的土 豪劣紳，不法地主階級，是幾千年專制政治的基礎，帝國主義、軍閥、貪官污吏的牆腳 。打翻這個封建勢力，乃是國民革命的真正目標。孫中山先生致力國民革命凡四十年， 所要做而沒有做到的事，農民在幾個月內做到了。這是四十年乃至幾千年未曾成就過的 奇勳。這是好得很。完全沒有什麼“糟”，完全不是什麼“糟得很”。“糟得很”，明 明是站在地主利益方面打擊農民起來的理論，明明是地主階級企圖保存封建舊秩序，阻 礙建設民主新秩序的理論，明明是反革命的理論。每個革命的同志，都不應該跟著瞎說 。你若是一個確定了革命觀點的人，而且是跑到鄉村裏去看過一遍的，你必定覺到一種 從來未有的痛快。無數萬成群的奴隸——農民，在那裏打翻他們的吃人的仇敵。農民的 舉動，完全是對的，他們的舉動好得很！“好得很”是農民及其他革命派的理論。一切 革命同志須知：國民革命需要一個大的農村變動。辛亥革命[3]沒有這個變動，所以失敗 了。現在有了這個變動，乃是革命完成的重要因素。一切革命同志都要擁護這個變動， 否則就站到反革命立場上去了。 所謂“過分”的問題 又有一般人說：“農會雖要辦，但是現在農會的舉動未免太過分了。”這是中派的 議論。實際怎樣呢？的確的，農民在鄉里頗有一點子“亂來”。農會權力無上，不許地 主說話，把地主的威風掃光。這等於將地主打翻在地，再踏上一隻腳。“把你入另冊！ ”向土豪劣紳罰款捐款，打轎子。反對農會的土豪劣紳的家裏，一群人湧進去，殺豬出 穀。土豪劣紳的小姐少奶奶的牙床上，也可以踏上去滾一滾。動不動捉人戴高帽子遊鄉 ，“劣紳！今天認得我們！”為所欲為，一切反常，竟在鄉村造成一種恐怖現象。這就 是一些人的所謂“過分”，所謂“矯枉過正”所謂“未免太不成話”。這派議論貌似有 理，其實也是錯的。第一，上述那些事，都是土豪劣紳、不法地主自己逼出來的。土豪 劣紳、不法地主，歷來憑藉勢力稱霸，踐踏農民，農民才有這種很大的反抗。凡是反抗 最力、亂子鬧得最大的地方，都是土豪劣紳、不法地主為惡最甚的地方。農民的眼睛， 全然沒有錯的。誰個劣，誰個不劣，誰個最甚，誰個稍次，誰個懲辦要嚴，誰個處罰從 輕，農民都有極明白的計算，罰不當罪的極少。第二，革命不是請客吃飯，不是做文章 ，不是繪畫繡花，不能那樣雅致，那樣從容不迫，文質彬彬，那樣溫良恭儉讓。革命是 暴動，是一個階級推翻一個階級的暴烈的行動。農村革命是農民階級推翻封建地主階級 的權力的革命。農民若不用極大的力量，決不能推翻幾千年根深蒂固的地主權力。農村 中須有一個大的革命熱潮，才能鼓動成千成萬的群眾，形成一個大的力量。上面所述那 些所謂“過分”的舉動，那是農民在鄉村中由大的革命熱潮鼓動出來的力量所造成的。 這些舉動，在農民運動第二時期（革命時期）是非常之需要的。在第二時期內，必須建 立農民的絕對權力。必須不准人惡意地批評農會。必須把一切紳權都打倒，把紳士打在 地下，甚至用腳踏上。所有一切所謂“過分”的舉動，在第二時期都有革命的意義。質 言之，每個農村都必須造成一個短時期的恐怖現象，非如此決不能鎮壓農村反革命派的 活動，決不能打倒紳權。矯枉必須過正，不過正不能矯枉[4]。這一派的議論，表面上和 前一派不同，但其實質則和前一派同站在一個觀點上，依然是擁護特權階級利益的地主 理論。這種理論，阻礙農民運動的興起，其結果破壞了革命，我們不能不堅決地反對。 所謂“痞子運動” 國民黨右派說：“農民運動是痞子運動，是惰農運動。”這種議論，在長沙頗盛行 。我跑到鄉下，聽見紳士們說：“農民協會可以辦，但是現在辦事人不行，要換人啦！ ”這種議論，和右派的話是一個意思，都是說農運可做（因農民運動已起來，無人敢說 不可做），但是現在做農運的人不行，尤其痛恨下級農民協會辦事人，說他們都是些“ 痞子”。總而言之，一切從前為紳士們看不起的人，一切被紳士們打在泥溝裏，在社會 上沒有了立足地位，沒有了發言權的人，現在居然伸起頭來了。不但伸起頭，而且掌權 了。他們在鄉農民協會（農民協會的最下級）稱王，鄉農民協會在他們手里弄成很凶的 東西了。他們舉起他們那粗黑的手，加在紳士們頭上了。他們用繩子捆綁了劣紳，給他 戴上高帽子，牽著遊鄉（湘潭、湘鄉叫遊團，醴陵叫遊□）。他們那粗重無情的斥責聲 ，每天都有些送進紳士們的耳朵裏去。他們發號施令，指揮一切。他們站在一切人之上 ——從前站在一切人之下，所以叫做反常。 革命先鋒 對於一件事或一種人，有相反的兩種看法，便出來相反的兩種議論。“糟得很”和 “好得很”，“痞子”和“革命先鋒”，都是適例。 前面說了農民成就了多年未曾成就的革命事業，農民做了國民革命的重要工作。但 是這種革命大業，革命重要工作，是不是農民全體做的呢？不是的。農民中有富農、中 農、貧農三種。三種狀況不同，對於革命的觀感也各別。當第一時期，富農耳裏聽得的 是所謂江西一敗如水，蔣介石打傷了腳[5]，坐飛機回廣東[6]了。吳佩孚[7]重新占了嶽 州。農民協會必定立不久，三民主義[8]也興不起，因為這是所謂從來沒有的東西。鄉農 民協會的辦事人（多屬所謂“痞子”之類），拿了農會的冊子，跨進富農的大門，對富 農說：“請你進農民協會。”富農怎樣回答呢？“農民協會麼？我在這裏住了幾十年， 種了幾十年田，沒有見過什麼農民協會，也吃飯。我勸你們不辦的好！”富農中態度好 點的這樣說。“什麼農民協會，砍腦殼會，莫害人！”富農中態度惡劣的這樣說。新奇 得很，農民協會居然成立了好幾個月，而且敢於反對紳士。鄰近的紳士因為不肯繳鴉片 槍，被農民協會捉了去遊鄉。縣城裏並且殺了大紳士，例如湘潭的晏容秋，甯鄉的楊致 澤。十月革命紀念大會，反英大會，北伐勝利總慶祝，每鄉都有上萬的農民舉起大小旗 幟，雜以扁擔鋤頭，浩浩蕩蕩，出隊示威。這時，富農才開始惶惑起來。在北伐勝利總 慶祝中，他們聽見說，九江也打開了，蔣介石沒有傷腳，吳佩孚究竟打敗了。而且“三 民主義萬歲”，“農民協會萬歲”，“農民萬歲”等等，明明都寫在“紅綠告示”（標 語）上面。“農民萬歲，這些人也算作萬歲麼？”富農表示很大的惶惑。農會於是神氣 十足了。農會的人對富農說：“把你們入另冊！”或者說：“再過一個月，入會的每人 會費十塊錢！”在這樣的形勢之下，富農才慢慢地進了農會[9]，有些是繳過五角錢或一 塊錢（本來只要一百錢）入會費的，有些是托人說情才邀了農會允許的。亦有好些頑固 黨，至今還沒有入農會。富農入會，多把他那家裏一個六七十歲的老頭子到農會去上一 個名字，因為他們始終怕“抽丁”。入會後，也並不熱心替農會做事。他們的態度始終 是消極的。 中農呢？他們的態度是遊移的。他們想到革命對他們沒有什麼大的好處。他們鍋裏 有米煮，沒有人半夜裏敲門來討帳。他們也根據從來有沒有的道理，獨自皺著眉頭在那 裏想：“農民協會果然立得起來麼？”“三民主義果然興得起來麼？”他們的結論是： “怕未必！”他們以為這全決于天意：“辦農民會，曉得天意順不順咧？”擴大第一時 期內，農會的人拿了冊子，進了中農的門，對著中農說道：“請你加入農民協會！”中 農回答道：“莫性急啦！”一直到第二時期，農會勢力大盛，中農方加入農會。他們在 農會的表現比富農好，但暫時還不甚積極，他們還要看一看。農會爭取中農入會，向他 們多作解釋工作，是完全必要的。 鄉村中一向苦戰奮鬥的主要力量是貧農。從秘密時期到公開時期，貧農都在那裏積 極奮鬥。他們最聽共產黨的領導。他們和土豪劣紳是死對頭，他們毫不遲疑地向土豪劣 紳營壘進攻。他們對著富農說：“我們早進了農會，他們為什麼還遲疑？”富農帶著譏 笑的聲調說道：“你們上無片瓦，下無插針之地，有什麼不進農會！”的確，貧農們不 怕失掉什麼。他們中間有很多人，確實是“上無片瓦，下無插針之地”，他們有什麼不 進農會？據長沙的調查：鄉村人口中，貧農占百分之七十，中農占百分之二十，地主和 富農占百分之十。百分之七的貧農中，又分赤貧、次貧二類。全然無業，即既無土地， 又無資金，完全失去生活依據，不得不出外當兵，或出去做工，或打流當乞丐的，都是 “赤貧”，占百分之二十。半無業，即略有土地，或略有資金，但吃的多，收的少，終 年在勞碌愁苦中過生活的，如手工工人、佃農（富佃除外）、半自耕農[10]等，都是“ 次貧”，占百分之五十。這個貧農大群眾，合共占鄉村人口百分之七十，乃是農民協會 的中堅，打倒封建勢力的先鋒，成就那多年未曾成就的革命大業的元勳。沒有貧農階級 （照紳士的話說，沒有“痞子”），決不能造成現時鄉村的革命狀態，決不能打倒土豪 劣紳，完成民主革命。貧農，因為最革命，所以他們取得了農會的領導權。所有最下一 級農民協會的委員長、委員，在第一第二兩個時期中，幾乎全數是他們（衡山縣鄉農民 協會職員，赤貧階層占百分之五十，次貧階層占百分之四十，窮苦知識份子占百分之十 ）。這個貧農領導，是非常之需要的。沒有貧農，便沒有革命。若否認他們，便是否認 革命。若打擊他們，便是打擊革命。他們的革命大方向始終沒有錯。他們損傷了土豪劣 紳的體面。他們打翻了大小土豪劣紳在地上，並且踏上一隻腳。他們在革命期內的許多 所謂“過分”舉動，實在正是革命的需要。湖南有些縣的縣政府、縣黨部[11]和縣農會 ，已經做了若干錯處，竟有循地主之請，派兵拘捕下級農會職員的。衡山、湘鄉二縣的 監獄裏，關了好多個鄉農民協會委員長、委員。這個錯誤非常之大，助長了反動派的氣 焰。只要看拘捕了農民協會委員長、委員，當地的不法地主們便大高興，反動空氣便大 增高，就知道這事是否錯誤。我們要反對那些所謂“痞子運動”、“惰農運動”的反革 命議論，尤其要注意不可做出幫助土豪劣紳打擊貧農階級的錯誤行動。事實上，貧農領 袖中，從前雖有些確是有缺點的，但是現在多數都變好了。他們自己在那裏禁牌賭，清 盜匪。農會勢盛地方，牌賭禁絕，盜匪潛蹤。有些地方真個道不拾遺，夜不閉戶。據衡 山的調查，貧農領袖百人中八十五人都變得很好，很能幹，很努力。只有百分之十五， 尚有些不良習慣。這只能叫做“少數不良分子”，決不能跟著土豪劣紳的口白，籠統地 罵“痞子”。要解決這“少數不良分子”的問題，也只能在農會整頓紀律的口號之下， 對群眾做宣傳，對他們本人進行訓練，把農會的紀律整好，決不能隨便派兵捉人，損害 貧農階級的威信，助長土豪劣紳的氣勢。這一點是非常要注意的。 十四件大事 一般指摘農會的人說農會做了許多壞事。我在前面已經指出，農民打土豪劣紳這件 事完全是革命行為，並沒有什麼可指摘。但農民所做的事很多，為了答復人們的指摘， 我們須得把農民所有的行動過細檢查一遍，逐一來看他們的所作所為究竟是怎麼樣。我 把幾個月來農民的行動分類總計起來，農民在農民協會領導之下總共作了十四件大事， 如下所記。 第一件 將農民組織在農會裏 這是農民所做的第一件大事。像湘潭、湘鄉、衡山這樣的縣，差不多所有的農民都 組織起來了，幾乎沒有哪一隻“角暗裏”的農民沒有起來，這是第一等。有些縣，農民 組織起來了一大部分，尚有一小部分沒有組織，如益陽，華容等縣，這是第二等。有些 縣，農民組織起來了一小部分，大部分尚未組織起來，如城步、零陵等縣，這是第三等 。湘西一帶，在袁祖銘[12]勢力之下，農會宣傳未到，許多縣的農民還全未組織起來， 這是第四等。大概以長沙為中心的湘中各縣最發展，湘南各縣次之，湘西還在開始組織 中。據去年十一月省農民協會統計，全省七十五縣中，三十七縣有了組織，會員人數一 百三十六萬七千七百三十七人。此數中，約有一百萬是去年十月、十一月兩個月內農會 勢力大盛時期組織的，九月以前還不過三四十萬人。現又經過十二月、一月兩個月，農 民運動正大發展。截至一月底止，會員人數至少滿了二百萬。因入會一家多隻登記一人 ，平均每家以五口計，群眾便約有一千萬。這種驚人的加速度的發展，是所以使一切土 豪劣紳貪官污吏孤立，使社會驚為前後兩個世界，使農村造成大革命的原因。這是農民 在農民協會領導之下所做的第一件大事。 第二件 政治上打擊地主 農民有了組織之後，第一個行動，便是從政治上把地主階級特別是土豪劣紳的威風 打下去，即是從農村的社會地位上把地主權力打下去，把農民權力長上來。這是一個極 嚴重極緊要的鬥爭。這個鬥爭是第二時期即革命時期的中心鬥爭。這個鬥爭不勝利，一 切減租減息，要求土地及其他生產手段等等的經濟鬥爭決無勝利之可能。湖南許多地方 ，像湘鄉、衡山、湘潭等縣，地主權力完全推翻，形成了農民的獨一權力，自無問題。 但是醴陵等縣，尚有一部分地方（如醴陵之西南兩區），表面上地主權力低於農民權力 ，實際上因為政治鬥爭不激烈，地主權力還隱隱和農民權力對抗。這些地方，還不能說 農民已得了政治的勝利，還須加勁作政治鬥爭，至地主權力被農民完全打下去為止。綜 計農民從政治上打擊地主的方法有如下各項： 清算。土豪劣紳經手地方公款，多半從中侵蝕，帳目不清。這回農民拿了清算的題 目，打翻了很多的土豪劣紳。好多地方組織了清算委員會，專門向土豪劣紳算帳，土豪 劣紳看了這樣的機關就打顫。這樣的清算運動，在農民運動起來的各縣做得很普遍，意 義不重在追回款子，重在宣佈土豪劣紳的罪狀，把土豪劣紳的政治地位和社會地位打下 去。 罰款。清算結果，發現舞弊，或從前有魚肉農民的劣跡，或現在有破壞農會的行為 ，或違禁牌賭，或不繳煙槍。在這些罪名之下，農民議決，某土豪罰款若干，某劣紳罰 款若干，自數十元至數千元不等。被農民罰過的人，自然體面掃地。 捐款。向為富不仁的地主捐款救濟貧民，辦合作社，辦農民貸款所，或作他用。捐 款也是一種懲罰，不過較罰款為輕。地主為免禍計，自動地捐款給農會的，亦頗不少。 小質問。遇有破壞農會的言論行動而罪狀較輕的，則邀集多個湧入其家，提出比較 不甚嚴重的質問。結果，多要寫個“休息字”，寫明從此終止破壞農會名譽的言論行動 了事。 大示威。統率大眾，向著和農會結仇的土豪劣紳示威，在他家裏吃飯，少不得要殺 豬出穀，此類事頗不少。最近湘潭馬家河，有率領一萬五千群眾向六個劣紳問罪，延時 四日，殺豬百三十餘個的事。示威的結果，多半要罰款。 戴高帽子遊鄉。這種事各地做得很多。把土豪劣紳戴上一頂紙紮的高帽子，在那帽 子上面寫上土豪某某或劣紳某某字樣。用繩子牽著，前後簇擁著一大群人。也有敲打銅 鑼，高舉旗幟，引人注目的。這種處罰，最使土豪劣紳顫慄。戴過一次高帽子的，從此 顏面掃地，做不起人。故有錢的多願罰款，不願戴高帽子。但農民不依時，還是要戴。 有一個鄉農會很巧妙，捉了一個劣紳來，聲言今天要給他戴高帽子。劣紳於是嚇黑了臉 。但是，農會議決，今天不給他戴高帽子。因為今天給他戴過了，這劣紳橫了心，不畏 罪了，不如放他回去，等日再戴。那劣紳不知何日要戴高帽子，每日在家放心不下，坐 臥不寧。 關進縣監獄。這是比戴高帽子更重的罪。把土豪劣紳捉了，送進知事公署的監獄， 關起來，要知事辦他的罪。現在監獄裏關人和從前兩樣，從前是紳士送農民來關，現在 是農民送紳士來關。 驅逐。土豪劣紳中罪惡昭著的，農民不是要驅逐，而是要捉他們，或殺他們。他們 怕捉怕殺，逃跑出外。重要的土豪劣紳，在農民運動發達縣份，幾乎都跑光了，結果等 於被驅逐。他們中間，頭等的跑到上海，次等的跑到漢口，三等的跑到長沙，四等的跑 到縣城。這些逃跑的土豪劣紳，以逃到上海的為最安全。逃到漢口的，如華容的三個劣 紳，終被捉回。逃到長沙的，更隨時有被各縣旅省學生捕獲之虞，我在長沙就親眼看見 捕獲兩個。逃到縣城的，資格已是第四等了，農民耳目甚多，發覺甚易。湖南政府財政 困難，財政當局曾歸咎于農民驅逐闊人，以致籌款不易。亦可見土豪劣紳不容于鄉里之 一斑。 槍斃。這必是很大的土豪劣紳，農民和各界民眾共同做的。例如甯鄉的楊致澤，嶽 陽的周嘉淦，華容的傅道南、孫伯助，是農民和各界人民督促政府槍斃的。湘潭的晏容 秋，則是農民和各界人民強迫縣長同意從監獄取出，由農民自己動手槍斃的。甯鄉的劉 昭，是農民直接打死的。醴陵的彭志蕃，益陽的周天爵、曹雲，則正待“審判土豪劣紳 特別法庭”判罪處決。這樣的大劣紳、大土豪，槍斃一個全縣震動，於肅清封建餘孽， 極有效力。這樣的大土豪劣紳，各縣多的有幾十個，少的也有幾個，每縣至少要把幾個 罪大惡極的處決了，才是鎮壓反動派的有效方法。土豪劣紳勢盛時，殺農民真是殺人不 眨眼。長沙新康鎮團防局長何邁泉，辦團十年，在他手裏殺死的貧苦農民將近一千人， 美其名曰“殺匪”。我的家鄉湘潭縣銀田鎮團防局長湯峻岩、羅叔林二人，民國二年以 來十四年間，殺人五十多，活埋四人。被殺的五十多人中，最先被殺的兩人是完全無罪 的乞丐。湯峻岩說：“殺兩個叫化子開張！”這兩個叫化子就是這樣一命嗚呼了。以前 土豪劣紳的殘忍，土豪劣紳造成的農村白色恐怖是這樣，現在農民起來槍斃幾個土豪劣 紳，造成一點小小的鎮壓反革命派的恐怖現象，有什麼理由說不應該？ 第三件 經濟上打擊地主 不准谷米出境，不准高抬穀價，不准囤積居奇。這是近月湖南農民經濟鬥爭上一件 大事。從去年十月至現在，貧農把地主富農的谷米阻止出境，並禁止高抬穀價和囤積奇 。結果，貧農的目的完全達到，谷米阻得水泄不通，穀價大減，囤積居奇的絕跡。 不准加租加押，宣傳減租減押。去年七八月間，農會還在勢力弱小時期，地主依然 按照剝削從重老例，紛紛通知佃農定要加租加押。但是到了十月，農會勢力大增，一致 反對加租加押，地主便不敢兩提加租加押四字。及至十一月後，農民勢力壓倒地主勢力 ，農民乃進一步宣傳減租減押。農民說：可惜去秋交租時農會尚無力量，不然去秋就減 了租了。對於今秋減租，農民正大做宣傳，地主們亦在問減租辦法。至於減押，衡山等 縣目下已在進行。 不准退佃。去年七八間，地主還有好多退佃另佃的事。十月以後，無人敢退佃了。 現在退佃另佃已完全不消說起，只有退佃自耕略有點問題。有些地方，地主退佃自耕， 農民不應准。有些地方，地主如自耕，可以允許退佃，但同時發生了佃農失業問題。此 問題尚無一致的解決辦法。 減息。安化已普遍地減了息，他縣亦有減息的事。惟農會勢盛地方，地主懼怕“共 產”，完全“卡借”，農村幾無放債的事。此時所謂減息，限於舊債。舊債不僅減息， 連老本也不許債主有逼取之事。貧農說：“怪不得，年歲大了，明年再還吧！” 第四件 推翻土豪劣紳的封建統治——打倒都團 舊式的都團（即區鄉）政權機關，尤其是都之一級，即接近縣之一級，幾乎完全是 土豪劣紳佔領。“都”管轄的人口有一萬至五六萬之多，有獨立的武裝如團防局，有獨 立的財政徵收權如畝捐[13]等，有獨立的司法權如隨意對農民旅行逮捕、監禁、審問、 處罰。這樣的機關裏的劣紳，簡直是鄉里王。農民對政府如總統、督軍[14]、縣長等還 比較不留心，這班鄉里王才真正是他們的“長上”，他們鼻子裏哼一聲，農民曉得這是 要十分注意的。這回農村造反的結果，地主階級的威風普遍地打下來，土豪劣紳把持的 鄉政機關，自然跟了倒塌。都總團總[15]躲起不敢出面，一切地方上的事都推到農民協 會去辦。他們應付的話是： “不探（管）閒事！” 農民相與議論，談到都團總，則憤然說： “那班東西麼，不作用了！” “不作用”三個字，的確描畫了經過革命風潮地方的舊式鄉政機關。 第五件 推翻地主武裝，建立農民武裝 湖南地主階級的武裝，中路較少，西南兩路較多。平均每縣以六百枝步槍計，七十 五縣共有步槍四萬五千枝，事實上或者還要多。農民運動發展區域之中南兩路，因農民 起來形勢甚猛，地主階級招架不住，其武裝勢力大部分投降農會，站在農民利益這邊， 例如寧鄉、平江、瀏陽、長沙、醴陵、湘潭、湘鄉、安化、衡山、衡陽等縣。小部分站 在中立地位，但傾向於投降，例如寶慶等縣。再一小部分則站在和農會敵對地位，例如 宜章、臨武、嘉禾等縣，但現時農民正在加以打擊，可能於不久時間消滅其勢力。這樣 由反動的地主手裏拿過來的武裝，將一律改為“挨戶團常備隊”[16]，放在新的鄉村自 治機關——農民政權的鄉村自治機關管理之下。這種舊武裝拿過來，是建設農民武裝的 一方面。建設農民武裝另有一個新的方面，即農會的梭鏢隊。梭鏢——一種接以長柄的 單尖兩刃刀，單湘鄉一縣有十萬枝。其他各縣，如湘潭、衡山、醴陵、長沙等，七八萬 枝、五六萬枝、三四萬枝不等。凡有農民運動各縣，梭鏢隊便迅速地發展。這種有梭鏢 的農民，將成為“挨戶團非常備隊”。這個廣大的梭鏢勢力，大於前述舊武裝勢力，是 使一切土豪劣紳看了打顫的一種新起的武裝力量。湖南的革命當局，應使這種武裝力量 確實普及於七十五縣二千余萬農民之中，應使每個青年壯年農民都一柄梭鏢，而不應限 制它，以為這是可以使人害怕的東西。若被這種梭鏢隊嚇翻了，那真是膽小鬼！只有土 豪劣紳看了害怕，革命黨決不應該看了害怕。 第六件 推翻縣官老爺衙門差役的政權 縣政治必須農民起來才能澄清，廣東的海豐已經有了證明。這回在湖南，尤其得到 了充分的證明。在土豪劣紳霸佔權力的縣，無論什麼人去，都是廉潔政府。我走過的幾 縣，知事遇事要先問農民協會。在農民勢力極盛的縣，農民協會說話是“飛靈的”。農 民協會要早晨捉土豪劣紳，知事不敢挨到中午，要中午捉，不敢挨到下午。農民的權力 在鄉間初漲起來的時候，縣知事和土豪劣紳是勾結一起共同對付農民的。在農民的權力 漲至和地主權力平行的時候，縣知事取了向地主農民兩邊敷衍的態度，農民協會的話， 有一些被他接受，有一些被他拒絕。上頭所說農會說話飛靈，是在地主權力被農民權力 完全打下去了的時候。現在像湘鄉、湘潭、醴陵、衡山等縣的縣政治狀況是： （一）凡事取決於縣長和革命民眾團體的聯合會議。這種會議，由縣長召集，在縣 署開。有些縣名之曰“公法團聯席會議”，有些縣名之曰“縣務會議”。出席的人，縣 長以外，為縣農民協會、縣總工會、縣商民協會、縣女界聯合會、縣教職員聯合會、縣 學生聯合會以及國民黨縣黨部[17]的代表們。在這樣的會議裏，各民眾團體的高見影響 縣長，縣長總是唯命是聽。所以，在湖南採用民主的委員制縣政治組織，應當是沒有問 題的了。現在的縣政府，形式和實質，都已經是頗民主的了。達到這種形勢，是最近兩 三個月的事，即農民從四鄉起來打倒了土豪劣紳權力以後的事。知事看見舊靠山已倒， 要做官除非另找靠山，這才開始巴結民眾團體，變成了上述的局面。 （二）承審員沒有案子。湖南的司法制度，還是知事兼理司法，承審員助知事審案 。知事及其僚佐發財，全靠經手錢糧捐派，辦兵差和在民刑訴訟上顛倒敲詐這幾件事， 尤以後一件為經常可靠的財源。幾個月來，土豪劣紳倒了，沒有了訟棍。農民的大小事 ，又一概在各級農會裏處理。所以，縣公署的承審員，簡直沒有事做。湘鄉的承審員告 訴我：“沒有農民協會以前，縣公署平均每日可收六十件民刑訴訟稟貼；有農會後，平 均每日只有四五件了。”於是知事及其僚佐們的荷包，只好空著。 （三）警備隊、員警、差役，一概斂跡，不敢下鄉敲詐。從前鄉里人怕城裏人，現 在城裏人怕鄉下人。尤其是縣政府豢養的員警、警備隊、差役這班惡狗，他們怕下鄉， 下鄉也不敢再敲詐。他們看見農民的梭鏢就發抖。 第七件 推翻祠堂族長族權和城隍土地菩薩的神權以至丈夫的男權 中國的男子，普通要受三種有系統的權力的支配，即：（一）由一國、一省、一縣 以至一鄉的國家系統（政權）；（二）由宗祠、支祠以至家長的家族系統（族權）；（ 三）由閻羅天子、城隍廟以至土地菩薩的陰間系統以及由玉皇上帝以至各種神怪的神仙 系統——總稱為鬼神系統（神權）。至於女子，除受上述三種權力的支配以外，還受男 子的支配（夫權）。這四種權力——政權、族權、神權、夫權，代表了全部封建宗法的 思想和制度，是束縛中國人民特別是農民的四條極大的繩索。農民在鄉下怎樣推翻地主 的政權，已如前頭所述。地主政權，是一切權力的基幹。地主政權既被打翻，族權、神 權，夫權便一概跟著動搖起來。農會勢盛地方，族長及祠款經管人不敢再壓迫族下子孫 ，不敢再侵蝕祠款。壞的族長、經管，已被當作土豪劣紳打掉了。從前祠堂裏“打屁股 ”、“沉潭”、“活埋”等殘酷的肉刑和死刑，再也不敢拿出來了。女子和窮人不能進 祠堂吃酒的老例，也被打破。衡山白果地方的女子們，結隊擁入祠堂，一屁股坐下便吃 酒，族尊老爺們只好聽她們的便。又有一處地方，因禁止貧農進祠堂吃酒，一批貧農擁 進去，大喝大嚼，土豪劣紳長褂先生嚇得都跑了。神權的動搖，也是跟著農民運動的發 展而普遍。許多地方，農民協會占了神的廟宇做會所。一切地方的農民協會，都主張提 取廟產辦農民學校，做農會經費，名之曰“迷信公款”。醴陵禁迷信、打菩薩之風頗盛 行。北鄉各區農民禁止家神老爺（儺神）遊香。淥口伏波嶺廟內有許多菩薩，因為辦國 民党區黨部房屋不夠，把大小菩薩堆于一角，農民無異言。自此以後，人家死了人，敬 神、做道場、送大王燈的，就很少了。這事，因為是農會委員長孫小山倡首，當地的道 士們頗恨孫小山。北三區龍鳳庵農民和小學教員，砍了木菩薩煮肉吃。南區東富寺三十 幾個菩薩都給學生和農民共同燒掉了，只有兩個小菩薩名“包公老爺”者，被一個老年 農民搶去了，他說：“莫造孽！”在農民勢力占了統治地位的地方，信神的只有老年農 民和婦女，青年和壯年農民都不信了。農民協會是青年和壯年農民當權，所以對於推翻 神權，破除迷信，是各處都在進行中的。夫權這種東西，自來在貧農中就比較地弱一點 ，因為經濟上貧農婦女不能不較富有階級的女子多參加勞動，所以他們取得對於家事的 發言權以至決定權的是比較多些。至近年，農村經濟益發破產，男子控制女子的基本條 件，業已破壞了。最近農民運動一起，許多地方，婦女跟著組織了鄉村女界聯合會，婦 女抬頭的機會已到，夫權便一天一天地動搖起來。總而言之，所有一切封建的宗法的思 想和制度，都隨著農民權力的升漲而動搖。但是現在時期，農民的精力集中于破壞地主 的政治權力這一點。要是地主的政治權力破壞完了的地方，農民對家族神道男女關係這 三點便開始進攻了。但是這種進攻，現在到底還在“開始”，要完全推翻這三項，還要 待農民的經濟鬥爭全部勝利之後。因此，目前我們對農民應該領導他們極力做政治鬥爭 ，期於徹底推翻地主權力。並隨即開始經濟鬥爭，期於根本解決貧農的土地及其他經濟 問題。至於家族主義、迷信觀念和不正確的男女關係之破壞，乃是政治鬥爭和經濟鬥爭 勝利以後自然而然的結果。若用過大的力量生硬地勉強地從事這些東西的破壞，那就必 被土豪劣紳借為口實，提出“農民協會不孝祖宗”、“農民協會欺神滅道”、“農民協 會主張共妻”等反革命宣傳口號，來破壞農民運動。湖南的湘鄉、湖北的陽新，最近都 發生地主利用了農民反對打菩薩的事，就是明證。菩薩是農民立起來的，到了一定時期 農民會用他們自己的雙手丟開這些菩薩，無須旁人過早地代庖丟菩薩。共產黨對於這些 東西的宣傳政策應當是：“引而不發，躍如也。”[18]烈女祠、節孝坊要農民自己去摧 毀，別人代庖是不對的。 我在鄉里也曾向農民宣傳破除迷信。我的話是： “信八字望走好運，信風水望墳山貫氣。今年幾個月光景，土豪劣紳貪官污吏一齊 倒臺了。難道這幾個月以前土豪劣紳貪官污吏還大家走好運，大家墳山都貫氣，這幾個 月忽然大家走壞運，墳山也一齊不貫氣了麼？土豪劣紳形容你們農會的話是：‘巧得很 羅，如今是委員世界呀，你看，屙尿都碰了委員。’的確不錯，城裏、鄉里、工會、農 會、國民黨、共產黨無一不有執行委員，確實是委員世界。但這也是八字墳山出的麼？ 巧得很！鄉下窮光蛋八字忽然都好了！墳山也忽然都貫了氣了！神明麼？都是很可敬的 。但是不要農民會，只要關聖帝君、觀音大士，能夠打倒土豪劣紳麼？那些帝君、大士 們也可憐，敬了幾百年，一個土豪劣紳不曾替你們打倒！現在你們想減租，我請問你們 有什麼法子，信神呀，還是信農民會？” 我這些話，說得農民都笑起來。 第八件 普及政治宣傳 開一萬個法政學校，能不能在這樣短時間內普及政治教育於窮鄉僻壤的男女老少， 像現在農會所做的政治教育一樣呢？我想不能吧。打倒帝國主義，打倒軍閥，打倒貪官 汙吏，打倒土豪劣紳，這幾個政治口號，真是不翼而飛，飛到無數鄉村的青年壯年老頭 子小孩子婦女的面前，一直鑽進他們的腦子裏去，又從他們的腦子裏流到了他們的嘴上 。比如有一群小孩子在那裏玩吧，如果你看見一個小孩子對著另一個小孩子鼓眼蹬腳揚 手動氣時，你就立刻可以聽到一種尖銳的聲音，那便是：“打倒帝國主義！” 湘潭一帶的小孩子看牛時打起架來，一個做唐生智，一個做葉開鑫[19]，一會兒一 個打敗了，一個跟著追，那追的就是唐生智，被追的就是葉開鑫。“打倒列強……”這 個歌，街上的小孩子固然幾乎人人曉得唱了，就是鄉下的小孩子也有很多曉得唱了的。 孫中山先生的那篇遺囑，鄉下農民也有些曉得念了。他們從那篇遺囑裏取出了“自 由”、“平等”、“三民主義”、“不平等條約”這些名詞，頗生硬地應用在他們的生 活上。一個紳士模樣的人在路上碰了一個農民，那紳士擺格不肯讓路，那農民便憤然說 ：“土豪劣紳！曉得三民主義麼？”長沙近郊菜園農民進城賣菜，老被員警欺負。現在 ，農民可找到武器了，這武器就是三民主義。當員警打罵賣菜農民時，農民便立即抬出 三民主義以相抵制，員警沒有話說。湘潭一個區的農民協會，為了一件事和一個鄉農民 協會不和，那鄉農民協會的委員長便宣言：“反對區農民協會的不平等條約！” 政治宣傳的普及鄉村，全是共產黨和農民協會的功績。很簡單的一些標語、圖畫和 講演，使得農民如同每個都進過一下子政治學校一樣，收效非常之廣而速。據農村工作 同志的報告，政治宣傳在反英示威、十月革命紀念和北伐勝利總慶祝這三次大的群眾集 會時做得很普遍。在這些集會裏，有農會的地方普遍地舉行了政治宣傳，引動了整個農 村，效力很大。今後值得注意的，就是要利用各種機會，把上述那些簡單的口號內容漸 漸充實，意義漸漸明瞭起來。 第九件 農民諸禁 共產黨領導農會在鄉下樹立了威權，農民便把他們所不喜歡的事禁止或限制起來。 最禁得嚴的便是牌、賭、鴉片這三件。 牌：農會勢盛的地方，麻雀、骨牌、紙葉子，一概禁絕。 湘鄉十四都地方一個區農會，曾燒了一擔麻雀牌。 跑到鄉間去，什麼牌都沒有打，犯禁的即刻處罰，一點客氣也沒有。 賭：從前的“賭痞”，現在自己在那裏禁賭了，農會勢盛地方，和牌一樣弊絕風清 。 鴉片：禁得非常之嚴。農會下命令繳煙槍，不敢稍違抗不繳。醴陵一個劣紳不繳煙 槍，被捉去遊鄉。 農民這個“繳槍運動”，其聲勢不弱于北伐軍對吳佩孚、孫傳芳[20]軍隊的繳槍。 好些革命軍軍官家裏的年尊老太爺，煙癮極重，靠一杆“槍”救命的，都被“萬歲”（ 劣紳譏誚農民之稱）們繳了去。“萬歲”們不僅禁種禁吃，還要禁運。由貴州經寶慶、 湘鄉、攸縣、醴陵到江西去的鴉片，被攔截焚燒不少。這一來，和政府的財政發生了沖 突。結果，還是省農會為了顧全北伐軍餉，命令下級農會“暫緩禁運”。但農民在那裏 憤憤不樂。 三者以外，農民禁止或限制的東西還有很多，略舉之則有： 花鼓。一種小戲，許多地方禁止演唱。 轎子。許多縣有打轎子的事，湘鄉特甚。農民最恨那些坐轎子的，總想打，但農會 禁止他們。辦農會的人對農民說：“你們打轎子，反倒替闊人省了錢，轎工要失業，豈 非害了自己？”農民們想清了，出了新法子，就是大漲轎工價，以此懲富人。 煮酒熬糖。普遍禁止用谷米煮酒熬糖，糟行糖行叫苦不迭。衡山福田鋪地方，不禁 止煮酒，但限定酒價於一極小數目，酒店無錢賺，只好不煮了。 豬。限制每家喂豬的數目，因為豬吃去谷米。 雞鴨。湘鄉禁喂雞鴨，但婦女們反對。衡山洋塘地方限制每家只准喂三個，福田鋪 地方只准喂五個。好些地方完全禁止喂鴨，因為鴨比雞更無用，它不僅吃掉穀，而且搓 死禾。 酒席。豐盛酒席普遍地被禁止。湘潭韶山地方議決客來吃三牲，即只吃雞魚豬。筍 子、海帶、南粉都禁止吃。衡山則議決吃八碗，不准多吃一碗。醴陵東三區只准吃五碗 ，北二區只准吃三葷三素，西三區禁止請春客。湘鄉禁止“蛋糕席”——一種並不豐盛 的席面。湘鄉二都有一家討媳婦，用了蛋糕席，農民以他不服從禁令，一群人湧進去， 攪得稀爛。湘鄉的嘉謨鎮實行不吃好飲食，用果品祭祖。 牛。這是農民的寶貝。“殺牛的來生變牛”，簡直成了宗教，故牛是殺不得的。農 民沒有權力時，只能用宗教觀念反對殺牛，沒有實力去禁止。農會起來後，權力管到牛 身上去了，禁止城裏殺牛。湘潭城內從前有六家牛肉店，現在倒了五家，剩下一家是殺 病牛和廢牛的。衡山全縣禁絕了殺牛。一個農民他有一頭牛跌脫了腳，問過農會，才敢 殺。株洲商會冒失地殺了一頭牛，農民上街問罪，罰錢而外，放爆竹賠禮。 遊民生活。如打春、贊土地、打蓮花落，醴陵議決禁止。各縣有禁止的，有自然消 滅沒人幹這些事的。有一種“強告化”又叫“流民”者，平素非常之凶，現在亦只得屈 服於農會之下。湘潭韶山地方有個雨神廟，素聚流民，誰也不怕，農會起來悄悄地走了 。同地湖堤鄉農會，捉了三個流民挑土燒窯。拜年陋俗，議決禁止。 此外各地的小禁令還很多，如醴陵禁儺神遊香，禁買南貨齋果送情，禁中元燒衣包 ，禁新春貼瑞籤。湘鄉的谷水地方水煙也禁了。二都禁放鞭炮和三眼銃，放鞭炮的罰洋 一元二角，放銃的罰二元四角。七都和二十都禁做道場。十八都禁送奠儀。諸如此類， 不勝枚舉，統名之曰農民諸禁。 這些禁令中，包含兩個重要意義：第一是對於社會惡習之反抗，如禁牌賭鴉片等。 這些東西是跟了地主階級惡劣政治環境來的，地主權力既倒，這些東西也跟著掃光。第 二是對於城市商人剝削之自衛，如禁吃酒席，禁買南貨齋果送情等等。因為工業品特貴 ，農產品特賤，農民極為貧困，受商人剝削厲害，不得不提倡節儉，藉以自衛。至於前 述之農民阻谷出境，是因為貧農自己糧食不夠吃，還要向市上買，所以不許糧價高漲。 這都是農民貧困和城鄉矛盾的緣故，並非農民拒絕工業品和城鄉貿易，實行所謂東方文 化主義[21]。農民為了經濟自衛，必須組織合作社，實行共同買貨和消費。還須政府予 以援助，使農民協會能組織信用（放款）合作社。如此，農民自然不必以阻穀為限制食 糧價格的方法，也不會以拒絕某些工業品入鄉為經濟自衛的方法了。 第十件 清匪 從禹湯文武起吧，一直到清朝皇帝，民國總統，我想沒有哪一個朝代的統治者有現 在農民協會這樣肅清盜匪的威力。什麼盜匪，在農會勢盛地方，連影子都不見了。巧得 很，許多地方連偷小菜的小偷都沒有了。有些地方，還有小偷。至於土匪，則我所走過 的各縣全然絕了跡，哪怕從前是出土匪很多的地方。原因：一是農會會員滿山遍野，梭 鏢短棍一呼百應，土匪無處藏蹤。二是農民運動起後，穀子價廉，去春每擔六元的，去 冬只二元，民食問題不如從前那樣嚴重。三是會黨[22]加入了農會，在農會裏公開地合 法地逞英雄，吐怨氣，“山、堂、香、水”[23]的秘密組織，沒有存在的必要了。殺豬 宰羊，重捐重罰，對壓迫他們的土豪劣紳階級出氣也出夠了。四是各軍大招兵，“不逞 之徒”去了許多。因此，農運一起，匪患告絕。對於這一點，紳富方面也同情於農會。 他們的議論是：“農民協會麼？講良心話，也有一點點好處。” 對於禁牌、賭、鴉片和清匪，農民協會是博得一般人的同情的。 第十一件 廢苛捐 全國未統一，帝國主義軍閥勢力未推翻，農民對政府稅捐的繁重負擔，簡言之，即 革命軍的軍費負擔，還是沒有法子解除的。但是土豪劣紳把持鄉政時加于農民的苛捐如 畝捐等，卻因農民運動的興起、土豪劣紳的倒塌而取消，至少也減輕了。這也要算是農 民協會的功績之一。 第十二件 文化運動 中國歷來只是地主有文化，農民沒有文化。可是地主的文化是由農民造成的，因為 造成地主文化的東西，不是別的，正是從農民身上掠取的血汗。中國有百分之九十未受 文化教育的人民，這個裏面，最大多數是農民。農村裏地主勢力一倒，農民的文化運動 便開始了。試看農民一向痛惡學校，如今卻努力辦夜學。“洋學堂”，農民是一向看不 慣的。我從前做學生時，回鄉看見農民反對“洋學堂”，也和一般“洋學生”、“洋教 習”一鼻孔出氣，站在洋學堂的利益上面，總覺得農民未免有些不對。民國十四年在鄉 下住了半年，這時我是一個共產黨員，有了馬克思主義的觀點，方才明白我是錯了，農 民的道理是對的。鄉村小學校的教材，完全說些城裏的東西，不合農村的需要。小學教 師對待農民態度又非常之不好，不但不是農民的幫助者，反而變成了農民所討厭的人。 故農民甯歡迎私塾（他們叫“漢學”），不歡迎學校（他們叫“洋學”），寧歡迎私塾 老師，不歡迎小學教員。如今他們卻大辦其夜學，名之曰農民學校。有些已經舉辦，有 些正在籌備，平均每鄉有一所。他們非常熱心開辦這種學校，認為這樣的學校才是他們 自己的。夜學經費，提取迷信公款、祠堂公款及其他閑公閑產。這些公款，縣教育局要 提了辦國民學校即是那不合農民需要的“洋學堂”，農民要提了辦農民學校，爭議結果 ，各得若干，有些地方是農民全得了。農民運動發展的結果，農民的文化程度迅速地提 高了。不久的時間內，全省當有幾萬所學校在鄉村中湧出來，不若知識階級和所謂“教 育家”者流，空喚“普及教育”，喚來喚去還是一句廢話。 第十三件 合作社運動 合作社，特別是消費、販賣、信用三種合作社，確是農民所需要的。他們買進貨物 要受商人的剝削，賣出農產品要受商人的勒抑，錢米借貸要受重利盤剝者的剝削，他們 很迫切地要解決這三個問題。去冬長江打仗，商旅路斷，湖南鹽貴，農民為鹽的需要組 織合作社的很多。地主“卡借”，農民因借錢而企圖組織“借貸所”的，亦所在多有。 大問題，就是詳細的正規的組織法沒有。各地農民自動組織的，往往不合合作社的原則 ，因此做農民工作的同志，總是殷勤地問“章程”。假如有適當的指導，合作社運動可 以隨農會的發展而發展到各地。 第十四件 修道路，修塘壩 這也是農會的一件功績。沒有農會以前，鄉村的道路非常之壞。無錢不能修路，有 錢的人不肯拿出來，只好讓它壞。略有修理，也當作慈善事業，從那些“肯積陰功”的 人家化募幾個，修出些又狹又薄的路。農會起來了，把命令發出去，三尺、五尺、七尺 、一丈，按照路徑所宜，分等定出寬狹，勒令沿路地主，各修一段。號令一出，誰敢不 依？不久時間，許多好走的路都出來了。這卻並非慈善事業，乃是出於強迫，但是這一 點子強迫實在強迫得還可以。塘壩也是一樣。無情的地主總是要從佃農身上取得東西， 卻不肯花幾個大錢修理塘壩，讓塘乾旱，餓死佃農，他們卻只知收租。有了農會，可以 不客氣地發命令強迫地主修塘壩了。地主不修時，農會卻很和氣地對地主說道：“好！ 你們不修，你們出穀吧，鬥穀一工！”地主為鬥谷一工划不來，趕快自己修。因此，許 多不好的塘壩變成了好塘壩。 總上十四件事，都是農民在農會領導之下做出來的。就其基本精神說來，就其革命 意義說來，請讀者們想一想，哪一件不好？說這些事不好的，我想，只有土豪劣紳們吧 ！很奇怪，南昌方面[24]傳來消息，說蔣介石、張靜江[25]諸位先生的意見，頗不以湖 南農民的舉動為然。湖南的右派領袖劉岳峙[26]輩，與蔣張諸公一個意見，都說：“這 簡直是赤化了！”我想，這一點子赤化若沒有時，還成個什麼國民革命！嘴裏天天說“ 喚起民眾”，民眾起來了又害怕得要死，這和葉公好龍[27]有什麼兩樣！ *毛澤東此文是為了答復當時黨內黨外對於農民革命鬥爭的責難而寫的。為了這個目的， 毛澤東到湖南做了三十二天的考察工作，並寫了這一篇報告。當時黨內以陳獨秀為首的 右傾機會主義者，不願意接受毛澤東的意見，而堅持自己的錯誤見解。他們的錯誤，主 要是被國民黨的反動潮流所嚇倒，不敢支持已經起來和正在起來的偉大的農民革命鬥爭 。為了遷就國民黨，他們寧願拋棄農民這個最主要的同盟軍，使工人階級和共產黨處於 孤立無援的地位。一九二七年春夏國民黨之所以敢於叛變，發動“清黨運動”和反人民 的戰爭，主要就是乘了共產黨的這個弱點。 注釋 [1]湖南是當時全國農民運動的中心。 [2]趙恒惕（一八八○——一九七一），湖南衡山人。一九二○年以後，他是統治湖南的 軍閥。一九二六年三月，在湖南人民掀起反趙高潮的形勢下，被迫辭去湖南省長的職務 。同年七月至九月，他的舊部被北伐軍擊潰。 [3]辛亥革命是以孫中山為首的資產階級革命團體同盟會所領導的推翻清朝專制王朝的革 命。一九一一年（辛亥年）十月十日，革命黨人發動新軍在湖北武昌舉行起義，接著各 省回應，外國帝國主義所支持的清朝反動統治迅速瓦解。一九一二年一月在南京成立了 中華民國臨時政府，孫中山就任臨時大總統。統治中國兩千多年的君主專制制度從此結 束，民主共和國的觀念從此深入人心。但是資產階級革命派力量很弱，並具有妥協性， 沒有能力發動廣大人民的力量比較徹底地進行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辛亥革命的成果迅即 被北洋軍閥袁世凱篡奪，中國仍然沒有擺脫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狀態。 [4]“矯枉過正”是一句成語，願意是糾正錯誤而超過了應有的限度。但舊時有人常用這 句話去拘束人們的活動，要人們只在修正舊成規的範圍內活動，而不許完全破壞舊成規 。在修正成規的範圍內活動，叫做合乎“正”，如果完全破壞舊成規，就叫做“過正” 。這也正是改良派和革命隊伍內機會主義者的理論。毛澤東在這裏駁斥了這類改良派的 理論。這裏說“矯枉必須過正，不過正不能矯枉”，就是說，要終結舊的封建秩序，必 須用群眾的革命方法，而不是用修正的——改良的方法。 [5]一九二六年九月北伐軍進軍江西的時候，排斥共產黨人的蔣介石嫡系部隊打了敗仗。 許多報刊刊登消息說蔣介石受了傷。當時蔣介石的反革命面目還沒有充分暴露出來，農 民群眾還認為他是革命的；地主富農則反對他，聽到北軍打敗仗和蔣介石受傷的消息後 很高興。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二日，蔣介石在上海發動反革命政變，他的反革命面目才完 全暴露出來。從這時起，地主富農就對他改取擁護態度了。 [6]廣東是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的最早的革命根據地。 [7]吳佩孚（一八七四——一九三九），山東蓬萊人，北洋直系軍閥首領之一。一九二○ 年七月，他打敗皖系軍閥段祺瑞，開始左右北洋軍閥的中央政權，為英美帝國主義的代 理人。一九二四年十月，他在軍閥混戰中失敗。一年後再起，到一九二六年北伐戰爭前 ，他據有直隸（今河北）南部和湖北、湖南、河南等省。北伐軍從廣東出發，首先打倒 的敵人就是吳佩孚。 [8]三民主義是孫中山在中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中提出的民族、民權、民生三個問題的原 則和綱領。隨著時代的不同，三民主義的內容有新舊的區別。舊三民主義是中國舊民主 主義革命的綱領。一九二四年一月，孫中山接受共產黨人的建議，在中國國民黨第一次 全國代表大會上，對三民主義重新作了解釋，舊三民主義從此發展為新三民主義，新三 民主義包含聯俄、聯共、扶助農工的三大政策和反對帝國主義、反對封建主義的綱領， 是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中國共產黨同國民黨合作的政治基礎。參見《毛澤東選集》 第二卷《新民主主義論》第十節。 [9]不應當容許富農加入農會。一九二七年時期，農民群眾還不知道這一點。 [10]見《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注[10]。 [11]指當時的國民黨縣黨部。 [12]袁祖銘，貴州軍閥，在一九二六年六月至一九二七年一月期間曾經盤據湘西一帶。 [13]畝捐是當時縣、區、鄉豪紳政權除抽收原有田賦之外，另行按田畝攤派的一種苛捐 。這種捐稅租種地主土地的貧苦農民都要直接負擔。 [14]督軍是北洋軍閥統治時期管轄一省的軍事首腦。督軍大都總攬全省的軍事政治大權 ，對外勾結帝國主義，對內實行地方性的封建軍事割據，是一省範圍內的獨裁者。 [15]都總、團總是都、團政權機關的頭領。 [16]“挨戶團”是當時湖南農村武裝的一種，它分常備隊和非常備隊兩部分。“挨戶” 是形容幾乎每一戶人家都要參加的意思。在一九二七年革命失敗以後，許多地方的“挨 戶團”被地主所奪取，變成了反革命的武裝組織。 [17]當時在武漢國民黨中央領導下的各地國民黨縣黨部，很多是屬於執行孫中山聯俄、 聯共、扶助農工三大政策的組織，是共產黨人、左派國民黨員和其他革命分子的革命聯 盟。 [18]這句話引自《孟子·盡心上》，大意是說善於教人射箭的人，引滿了弓，卻不射出 去，只擺著躍躍欲動的姿勢。毛澤東在這裏是借來比喻共產黨人應當善於教育和啟發農 民，使農民自覺地去破除迷信和其他不良的風俗習慣，而不是不顧農民的覺悟程度，靠 發號施令代替農民去破除。 [19]唐生智是當時站在革命方面參加北伐的一個將軍。葉開鑫是當時站在北洋軍閥方面 反對革命的一個將軍。 [20]孫傳芳（一八八五——一九三五），山東泰安人，北直系軍閥。一九二五年十一月 以後，曾經統治浙江、福建、江蘇、安徽、江西五省。他鎮壓過上海工人的起義。一九 二六年九月至十一月間，他的軍隊主力在江西的南昌、九江一帶，被北伐軍擊潰。 [21]東方文化主義，是排斥近代科學文明，標榜和宣揚東方落後的農業生產和封建文化 的一種反動思想。 [22]會黨指哥老會等舊中國民間秘密團體。見《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注[17]。 [23]山、堂、香、水，是舊中國民間秘密團體的一些宗派的稱號。 [24]一九二六年十一月至一九二七年三月，蔣介石把國民革命軍總司令部設在南昌。蔣 介石在南昌集合了國民黨右派和一部分北洋軍閥的政客，勾結帝國主義，策劃反革命的 陰謀，形成了與當時的革命中心武漢對抗的局面。 [25]張靜江（一八七七——一九五○），浙江湖州人。當時任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常 務委員會代理主席，是國民黨右派頭子之一，為蔣介石設謀畫策的人。 [26]劉嶽峙，湖南國民黨右派組織“左社”的頭子。一九二七年二月，他被當時還執行 革命政策的國民黨湖南省黨部清洗出党，成為人所共知的反動分子。 [27]葉公好龍，見漢朝劉向所作《新序·雜事》：葉公子高好龍，鉤以寫龍，鑿以寫龍 ，屋室雕文以寫龍。於是天龍聞而下之，窺頭于牖，施尾於堂。葉公見之，棄而還走， 失其魂魄，五色無主。是葉公非好龍也，好夫似龍而非龍者也。”毛澤東在這裏用以比 喻蔣介石輩口談革命，實際上畏懼革命，反對革命。
(轉自《中國與世界》)
關於糾正黨內的錯誤思想
毛澤東
一九二九年十二月
紅軍第四軍的共產黨記憶體在著各種非無產階級的思想，這對於執行黨的正確路線，妨礙極大。若不徹底糾正，則中國偉大革命鬥爭給予紅軍第四軍的任務，是必然擔負不起來的。四軍黨內種種不正確思想的來源，自然是由於黨的組織基礎的最大部分是由農民和其他小資產階級出身的成分所構成的；但是党的領導機關對於這些不正確的思想缺乏一致的堅決鬥爭，缺乏對黨員作正確路線的教育，也是使這些不正確思想存在和發展的重要原因。大會根據中央九月來信的精神，指出四軍黨內各種非無產階級思想的表現、來源及其糾正的方法，號召同志們起來徹底地加以肅清。
關於單純軍事觀點
單純軍事觀點在紅軍一部分同志中非常發展。其表現如：
(一)認為軍事政治二者是對立的，不承認軍事只是完成政治任務的工具之一。甚至還有說“軍事好，政治自然會好，軍事不好，政治也不會好”的，則更進一步認為軍事領導政治了。
(二)以為紅軍的任務也和白軍相仿佛，只是單純地打仗的。不知道中國的紅軍是一個執行革命的政治任務的武裝集團。特別是現在，紅軍決不是單純地打仗的，它除了打仗消滅敵人軍事力量之外，還要負擔宣傳群眾、組織群眾、武裝群眾、幫助群眾建立革命政權以至於建立共產黨的組織等項重大的任務。紅軍的打仗，不是單純地為了打仗而打仗，而是為了宣傳群眾、組織群眾、武裝群眾，並幫助群眾建設革命政權才去打仗的，離了對群眾的宣傳、組織、武裝和建設革命政權等項目標，就是失去了打仗的意義，也就是失去了紅軍存在的意義。
(三)因此，在組織上，把紅軍的政治工作機關隸屬於軍事工作機關，提出“司令部對外”的口號。這種思想如果發展下去，便有走到脫離群眾、以軍隊控制政權、離開無產階級領導的危險，如像國民黨所走的軍閥主義的道路一樣。
(四)同時，在宣傳工作上，忽視宣傳隊的重要性。在群眾組織上，忽視軍隊士兵會的組織和對地方工農群眾的組織。結果，宣傳和組織工作，都成了被取消的狀態。
(五)打勝仗就驕傲，打敗仗就消極。
(六)本位主義，一切只知道為四軍打算，不知道武裝地方群眾是紅軍的重要任務之一。這是一種放大了的小團體主義。
(七)有少數同志囿于四軍的局部環境，以為除此就沒有別的革命勢力了。因此，保存實力、避免鬥爭的思想非常濃厚。這是機會主義的殘餘。
(八)不顧主客觀條件，犯著革命的急性病，不願意艱苦地做細小嚴密的群眾工作，只想大幹，充滿著幻想。這是盲動主義的殘餘。
單純軍事觀點的來源：
(一)政治水平低，因此不認識軍隊中政治領導的作用，不認識紅軍和白軍是根本不同的。
(二)雇傭軍隊的思想。因為歷次作戰俘虜兵甚多，此種分子加入紅軍，帶來了濃厚的雇傭軍隊的思想，使單純軍事觀點有了下層基礎。
(三)因有以上兩個原因，便發生第三個原因，就是過分相信軍事力量，而不相信人民群眾的力量。
(四)黨對軍事工作沒有積極的注意和討論，也是形成一部分同志的單純軍事觀點的原因。
糾正的方法：
(一)從教育上提高黨內的政治水平，肅清單純軍事觀點的理論根源，認清紅軍和白軍的根本區別。同時，還要肅清機會主義和盲動主義的殘餘，打破四軍本位主義。
(二)加緊官兵的政治訓練，特別是對俘虜成分的教育要加緊。同時，盡可能由地方政權機關選派有鬥爭經驗的工農分子，加入紅軍，從組織上削弱以至去掉單純軍事觀點的根源。
(三)發動地方党對紅軍黨的批評和群眾政權機關對紅軍的批評，以影響紅軍的党和紅軍的官兵。
(四)黨對於軍事工作要有積極的注意和討論。一切工作，在黨的討論和決議之後，再經過群眾去執行。
(五)編制紅軍法規，明白地規定紅軍的任務，軍事工作系統和政治工作系統的關係，紅軍和人民群眾的關係，士兵會的權能及其和軍事政治機關的關係。
關於極端民主化
紅軍第四軍在接受中央指示之後，極端民主化的現象，減少了許多。例如黨的決議比較地能夠執行了；要求在紅軍中實行所謂“由下而上的民主集權制”、“先交下級討論，再由上級決議”等項錯誤主張，也沒有人再提了。但是在實際上，這種減少，只是一時的和表面的現象，還不是極端民主化的思想的肅清。這就是說，極端民主化的根苗還深種在許多同志的思想中。例如對於決議案的執行，表示種種勉強的態度，就是證據。
糾正的方法：
(一)從理論上剷除極端民主化的根苗。首先，要指出極端民主化的危險，在於損傷以至完全破壞黨的組織，削弱以至完全毀滅黨的戰鬥力，使黨擔負不起鬥爭的責任，由此造成革命的失敗。其次，要指出極端民主化的來源，在於小資產階級的自由散漫性。這種自由散漫性帶到黨內，就成了政治上的和組織上的極端民主化的思想。這種思想是和無產階級的鬥爭任務根本不相容的。
(二)在組織上，厲行集中指導下的民主生活。其路線是：
1 党的領導機關要有正確的指導路線，遇事要拿出辦法，以建立領導的中樞。
2 上級機關要明瞭下級機關的情況和群眾生活的情況，成為正確指導的客觀基礎。
3 黨的各級機關解決問題，不要太隨便。一成決議，就須堅決執行。
4 上級機關的決議，凡屬重要一點的，必須迅速地傳達到下級機關和黨員群眾中去。其辦法是開活動分子會，或開支部以至縱隊的黨員大會(須看環境的可能)，派人出席作報告。
5 黨的下級機關和黨員群眾對於上級機關的指示，要經過詳盡的討論，以求徹底地瞭解指示的意義，並決定對它的執行方法。
關於非組織觀點
四軍黨內存在著的非組織的觀點，其表現如下：
甲 少數不服從多數。例如少數人的提議被否決，他們就不誠意的執行黨的決議。
糾正的方法：
(一)開會時要使到會的人儘量發表意見。有爭論的問題，要把是非弄明白，不要調和敷衍。一次不能解決的，二次再議(以不妨礙工作為條件)，以期得到明晰的結論。
(二)黨的紀律之一是少數服從多數。少數人在自己的意見被否決之後，必須擁護多數人所通過的決議。除必要時得在下一次會議再提出討論外，不得在行動上有任何反對的表示。
乙 非組織的批評：
(一)黨內批評是堅強黨的組織、增加黨的戰鬥力的武器。但是紅軍黨內的批評有些不是這樣，變成了攻擊個人。其結果，不但毀壞了個人，也毀壞了黨的組織。這是小資產階級個人主義的表現。糾正的方法，在於使黨員明白批評的目的是增加黨的戰鬥力以達到階級鬥爭的勝利，不應當利用批評去做攻擊個人的工具。
(二)許多黨員不在黨內批評而在黨外去批評。這是因為一般黨員還不懂得黨的組織(會議等)的重要，以為批評在組織內和組織外沒有什麼分別。糾正的方法，就是要教育黨員懂得党的組織的重要性，對黨委或同志有所批評應當在黨的會議上提出。
關於絕對平均主義
紅軍中的絕對平均主義，有一個時期發展得很厲害。例如：發給傷兵用費，反對分傷輕傷重，要求平均發給。官長騎馬，不認為是工作需要，而認為是不平等制度。分物品要求極端平均，不願意有特別情形的部分多分去一點。背米不問大人小孩體強體弱，要平均背。住房子要分得一樣平，司令部住了一間大點的房子也要罵起來。派勤務要派得一樣平，稍微多做一點就不肯。甚至在一副擔架兩個傷兵的情況，寧願大家抬不成，不願把一個人抬了去。這些都證明紅軍官兵中的絕對平均主義還很嚴重。
絕對平均主義的來源，和政治上的極端民主化一樣，是手工業和小農經濟的產物，不過一則見之於政治生活方面，一則見之於物質生活方面罷了。
糾正的方法：應指出絕對平均主義不但在資本主義沒有消滅的時期，只是農民小資產者的一種幻想；就是在社會主義時期，物質的分配也要按照“各盡所能按勞取酬”的原則和工作的需要，決無所謂絕對的平均。紅軍人員的物質分配，應該做到大體上的平均，例如官兵薪餉平等，因為這是現時鬥爭環境所需要的。但是必須反對不問一切理由的絕對平均主義，因為這不是鬥爭的需要，適得其反，是於鬥爭有妨礙的。
關於主觀主義
主觀主義，在某些黨員中濃厚地存在，這對分析政治形勢和指導工作，都非常不利。因為對於政治形勢的主觀主義的分析和對於工作的主觀主義的指導，其必然的結果，不是機會主義，就是盲動主義。至於黨內的主觀主義的批評，不要證據的亂說，或互相猜忌，往往釀成黨內的無原則糾紛，破壞黨的組織。
關於黨內批評問題，還有一點要說及的，就是有些同志的批評不注意大的方面，只注意小的方面。他們不明白批評的主要任務，是指出政治上的錯誤和組織上的錯誤。至於個人缺點，如果不是與政治的和組織的錯誤有聯繫，則不必多所指摘，使同志們無所措手足。而且這種批評一發展，黨內精神完全集中到小的缺點方面，人人變成了謹小慎微的君子，就會忘記黨的政治任務，這是很大的危險。
糾正的方法：主要是教育黨員使黨員的思想和黨內的生活都政治化，科學化。要達到這個目的，就要：(一)教育黨員用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方法去作政治形勢的分析和階級勢力的估量，以代替主觀主義的分析和估量。(二)使黨員注意社會經濟的調查和研究，由此來決定鬥爭的策略和工作的方法，使同志們知道離開了實際情況的調查，就要墮入空想和盲動的深坑。(三)黨內批評要防止主觀武斷和把批評庸俗化，說話要有證據，批評要注意政治。
關於個人主義
紅軍黨內的個人主義的傾向有如下各種表現：
(一)報復主義。在黨內受了士兵同志的批評，到黨外找機會報復他，打罵就是報復的一種手段。在黨內也尋報復：你在這次會議上說了我，我就在下次會議上找岔子報復你。這種報復主義，完全從個人觀點出發，不知有階級的利益和整個黨的利益。它的目標不在敵對階級，而在自己隊伍裏的別的個人。這是一種削弱組織、削弱戰鬥力的銷蝕劑。
(二)小團體主義。只注意自己小團體的利益，不注意整體的利益，表面上不是為個人，實際上包含了極狹隘的個人主義，同樣地具有很大的銷蝕作用和離心作用。紅軍中歷來小團體風氣很盛，經過批評現在是好些了，但是其殘餘依然存在，還須努力克服。
(三)雇傭思想。不認識党和紅軍都是執行革命任務的工具，而自己是其中的一員。不認識自己是革命的主體，以為自己僅僅對長官個人負責任，不是對革命負責任。這種消極的雇傭革命的思想，也是一種個人主義的表現。這種雇傭革命的思想，是無條件努力的積極活動分子所以不很多的原因。雇傭思想不肅清，積極活動分子便無由增加，革命的重擔便始終放在少數人的肩上，於鬥爭極為不利。
(四)享樂主義。個人主義見於享樂方面的，在紅軍中也有不少的人。他們總是希望隊伍開到大城市去。他們要到大城市不是為了去工作，而是為了去享樂。他們最不樂意的是在生活艱難的紅色區域裏工作。
(五)消極怠工。稍不遂意，就消極起來，不做工作。其原因主要是缺乏教育，但也有領導者處理問題、分配工作或執行紀律不適當。
(六)離隊思想。在紅軍工作的人要求脫離隊伍調地方工作的與日俱增。其原因，也不完全是個人的，尚有一，紅軍物質生活過差；二，長期鬥爭，感覺疲勞；三，領導者處理問題、分配工作或執行紀律不適當等項原因。
糾正的方法：主要是加強教育，從思想上糾正個人主義。再則處理問題、分配工作、執行紀律要得當。並要設法改善紅軍的物質生活，利用一切可能時機休息整理，以改善物質條件。個人主義的社會來源是小資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思想在黨內的反映，當進行教育的時候必須說明這一點。
關於流寇思想
由於紅軍中遊民成分占了很大的數量和全國特別是南方各省有廣大遊民群眾的存在，就在紅軍中產生了流寇主義的政治思想。這種思想表現在：一，不願意做艱苦工作建立根據地，建立人民群眾的政權，並由此去擴大政治影響，而只想用流動遊擊的方法，去擴大政治影響。二，擴大紅軍，不走擴大地方赤衛隊、地方紅軍到主力紅軍的路線，而要走“招兵買馬”“招降納叛”的路線。三，不耐煩和群眾在一塊作艱苦的鬥爭，只希望跑到大城市去大吃大喝。凡此一切流寇思想的表現，極大地妨礙著紅軍去執行正確的任務，故肅清流寇思想，實為紅軍黨內思想鬥爭的一個重要目標。應當認識，歷史上黃巢、李闖式的流寇主義，已為今日的環境所不許可。
糾正的方法：
(一)加緊教育，批評不正確思想，肅清流寇主義。
(二)對現有紅軍基本隊伍和新來的俘虜兵，加緊反流氓意識的教育。
(三)爭取有鬥爭經驗的工農積極分子加入紅軍隊伍，改變紅軍的成分。
(四)從鬥爭的工農群眾中創造出新的紅軍部隊。
關於盲動主義殘餘
紅軍黨內對盲動主義已經做了鬥爭，但尚不充分。因此，紅軍中還有盲動主義思想的殘餘存在著。其表現如：不顧主觀和客觀條件的盲幹。二，城市政策執行得不充分，不堅決。三，軍紀鬆懈，特別是打敗仗時。四，還有某些部隊有燒屋行為。五，槍斃逃兵的制度和肉刑制度，也是帶著盲動主義性質的。盲動主義的社會來源是流氓無產者的思想和小資產階級的思想的綜合。
糾正的方法：
(一)從思想上肅清盲動主義。
(二)從制度上和政策上糾正盲動的行為。
(任衛東 根據 人民出版社 1967年版《毛澤東選集》一卷橫排袖珍本 83-93頁 輸入)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毛澤東
一九三零年一月五日
在對於時局的估量和伴隨而來的我們的行動問題上，我們黨內有一部分同志還缺少正確的認識。他們雖然相信革命高潮不可避免地要到來，卻不相信革命高潮有迅速到來的可能。因此他們不贊成爭取江西的計畫，而只贊成在福建、廣東、江西之間的三個邊界區域的流動遊擊，同時也沒有在遊擊區域建立紅色政權的深刻的觀念，因此也就沒有用這種紅色政權的鞏固和擴大去促進全國革命高潮的深刻的觀念。他們似乎認為在距離革命高潮尚遠的時期做這種建立政權的艱苦工作為徒勞，而希望用比較輕便的流動遊擊方式去擴大政治影響，等到全國各地爭取群眾的工作做好了，或做到某個地步了，然後再來一個全國武裝起義，那時把紅軍的力量加上去，就成為全國範圍的大革命。他們這種全國範圍的、包括一切地方的、先爭取群眾後建立政權的理論，是於中國革命的實情不適合的。他們的這種理論的來源，主要是沒有把中國是一個許多帝國主義國家互相爭奪的半殖民地這件事認清楚。如果認清了中國是一個許多帝國主義國家互相爭奪的半殖民地，則一，就會明白全世界何以只有中國有這種統治階級內部互相長期混戰的怪事，而且何以混戰一天激烈一天，一天擴大一天，何以始終不能有一個統一的政權。二，就會明白農民問題的嚴重性，因之，也就會明白農村起義何以有現在這樣的全國規模的發展。三，就會明白工農民主政權這個口號的正確。四，就會明白相應於全世界只有中國有統治階級內部長期混戰的一件怪事而產生出來的另一件怪事，即紅軍和遊擊隊的存在和發展，以及伴隨著紅軍和遊擊隊而來的，成長於四圍白色政權中的小塊紅色區域的存在和發展(中國以外無此怪事)。五，也就會明白紅軍、遊擊隊和紅色區域的建立和發展，是半殖民地中國在無產階級領導之下的農民鬥爭的最高形式，和半殖民地農民鬥爭發展的必然結果，並且無疑義地是促進全國革命高潮的最重要因素。六，也就會明白單純的流動遊擊政策，不能完成促進全國革命高潮的任務，而朱德毛澤東式、方志敏式之有根據地的，有計劃地建設政權的，深入土地革命的，擴大人民武裝的路線是經由鄉赤衛隊、區赤衛大隊、縣赤衛總隊、地方紅軍直至正規紅軍這樣一套辦法的，政權發展是波浪式地向前擴大的，等等的政策，無疑義地是正確的。必須這樣，才能樹立全國革命群眾的信仰，如蘇聯之於全世界然。必須這樣，才能給反動統治階級以甚大的困難，動搖其基礎而促進其內部的分解。也必須這樣，才能真正地創造紅軍，成為將來大革命的主要工具。總而言之，必須這樣，才能促進革命的高潮。
犯著革命急性病的同志們不切當地看大了革命的主觀力量，而看小了反革命力量。這種估量，多半是從主觀主義出發。其結果，無疑地是要走上盲動主義的道路。另一方面，如果把革命的主觀力量看小了，把反革命力量看大了，這也是一種不切當的估量，又必然要產生另一方面的壞結果。因此，在判斷中國政治形勢的時候，需要認識下面的這些要點：
(一)現在中國革命的主觀力量雖然弱，但是立足於中國落後的脆弱的社會經濟組織之上的反動統治階級的一切組織(政權、武裝、黨派等)也是弱的。這樣就可以解釋現在西歐各國的革命的主觀力量雖然比現在中國的革命的主觀力量也許要強些，但因為它們的反動統治階級的力量比中國的反動統治階級的力量更要強大許多倍，所以仍然不能即時爆發革命。現時中國革命的主觀力量雖然弱，但是因為反革命力量也是相對地弱的，所以中國革命的走向高潮，一定會比西歐快。
(二)一九二七年革命失敗以後，革命的主觀力量確實大為削弱了。剩下的一點小小的力量，若僅依據某些現象來看，自然要使同志們(作這樣看法的同志們)發生悲觀的念頭。但若從實質上看，便大大不然。這裏用得著中國的一句老話：“星星之火，可以燎原。”這就是說，現在雖只有一點小小的力量，但是它的發展會是很快的。它在中國的環境裏不僅是具備了發展的可能性，簡直是具備了發展的必然性，這在五卅運動及其以後的大革命運動已經得了充分的證明。我們看事情必須要看它的實質，而把它的現象只看作入門的嚮導，一進了門就要抓住它的實質，這才是可靠的科學的分析方法。
(三)對反革命力量的估量也是這樣，決不可只看它的現象，要去看它的實質。當湘贛邊界割據的初期，有些同志真正相信了當時湖南省委的不正確的估量，把階級敵人看得一錢不值；到現在還傳為笑談的所謂“十分動搖”、“恐慌萬狀”兩句話，就是那時(一九二八年五月至六月)湖南省委估量湖南的統治者魯滌平的形容詞。在這種估量之下，就必然要產生政治上的盲動主義。但是到了同年十一月至去年二月(蔣桂戰爭尚未爆發之前)約四個月期間內，敵人的第三次“會剿”臨到了井岡山的時候，一部分同志又有“紅旗到底打得多久”的疑問提出來了。其實，那時英、美、日在中國的鬥爭已到十分露骨的地步，蔣桂馮混戰的形勢業已形成，實質上是反革命潮流開始下落，革命潮流開始復興的時候。但是在那個時候，不但紅軍和地方黨內有一種悲觀的思想，就是中央那時也不免為那種表面上的情況所迷惑，而發生了悲觀的論調。中央二月來信就是代表那時候黨內悲觀分析的證據。
(四)現時的客觀情況，還是容易給只觀察當前表面現象不觀察實質的同志們以迷惑。特別是我們在紅軍中工作的人，一遇到敗仗，或四面被圍，或強敵跟追的時候，往往不自覺地把這種一時的特殊的小的環境，一般化擴大化起來，仿佛全國全世界的形勢概屬未可樂觀，革命勝利的前途未免渺茫得很。所以有這種抓住表面拋棄實質的觀察，是因為他們對於一般情況的實質並沒有科學地加以分析。如問中國革命高潮是否快要到來，只有詳細地去察看引起革命高潮的各種矛盾是否真正向前發展了，才能作決定。既然國際上帝國主義相互之間、帝國主義和殖民地之間、帝國主義和它們本國的無產階級之間的矛盾是發展了，帝國主義爭奪中國的需要就更迫切了。帝國主義爭奪中國一迫切，帝國主義和整個中國的矛盾，帝國主義者相互間的矛盾，就同時在中國境內發展起來，因此就造成中國各派反動統治者之間的一天天擴大、一天天激烈的混戰，中國各派反動統治者之間的矛盾，就日益發展起來。伴隨各派反動統治者之間的矛盾----軍閥混戰而來的，是賦稅的加重，這樣就會促令廣大的負擔賦稅者和反動統治者之間的矛盾日益發展。伴隨著帝國主義和中國民族工業的矛盾而來的，是中國民族工業得不到帝國主義的讓步的事實，這就發展了中國資產階級和中國工人階級之間的矛盾，中國資本家從拼命壓榨工人找出路，中國工人則給以抵抗。伴隨著帝國主義的商品侵略，中國商業資本的剝蝕和政府的賦稅加重等項情況，便使地主階級和農民的矛盾更加深刻化，即地租和高利貸的剝削更加重了，農民則更加仇恨地主。因為外貨的壓迫，廣大工農群眾購買力的枯竭和政府賦稅的加重，使得國貨商人和獨立生產者日益走上破產的道路。因為反動政府在糧餉不足的條件之下無限制地增加軍隊，並因此而使戰爭一天多於一天，使得士兵群眾經常處在困苦的環境之中。因為國家的賦稅加重，地主的租息加重和戰禍的日廣一日，造成了普遍於全國的災荒和匪禍，使得廣大的農民和城市貧民走上求生不得的道路。因為無錢開學，許多在學學生有失學之憂；因為生產落後，許多畢業學生無就業之望。如果我們認識了以上這些矛盾，就知道中國是處在怎樣一種皇皇不可終日的局面之下，處在怎樣一種混亂狀態之下。就知道反帝反軍閥反地主的革命高潮，是怎樣不可避免，而且是很快會要到來。中國是全國都佈滿了乾柴，很快就會燃成烈火。“星火燎原”的話，正是時局發展的適當的描寫。只要看一看許多地方工人罷工、農民暴動、士兵嘩變、學生罷課的發展，就知道這個“星星之火”，距“燎原”的時期，毫無疑義地是不遠了。
上面的話的大意，在去年四月五日前委給中央的信中，就已經有了。那封信上說：
“中央此信(去年二月七日)對客觀形勢和主觀力量的估量，都太悲觀了。國民黨三次‘進剿’井岡山，表示了反革命的最高潮。然至此為止，往後便是反革命潮流逐漸低落，革命潮流逐漸升漲。黨的戰鬥力組織力雖然弱到如中央所雲，但在反革命潮流逐漸低落的形勢之下，恢復一定很快，黨內幹部分子的消極態度也會迅速消滅。群眾是一定歸向我們的。屠殺主義固然是為淵驅魚，改良主義也再不能號召群眾了。群眾對國民黨的幻想一定很快地消滅。在將來的形勢之下，什麼黨派都是不能和共產黨爭群眾的。黨的六次大會所指示的政治路線和組織路線是對的：革命的現時階段是民權主義而不是社會主義，黨(按，應加‘在大城市中’五個字)的目前任務是爭取群眾而不是馬上舉行暴動。但是革命的發展將是很快的，武裝暴動的宣傳和準備應該採取積極的態度。在大混亂的現局之下，只有積極的口號積極的態度才能領導群眾。黨的戰鬥力的恢復也一定要在這種積極態度之下才有可能。......無產階級領導是革命勝利的唯一關鍵。党的無產階級基礎的建立，中心區域產業支部的創造，是目前黨在組織方面的重要任務；但是在同時，農村鬥爭的發展，小區域紅色政權的建立，紅軍的創造和擴大，尤其是幫助城市鬥爭、促進革命潮流高漲的主要條件。所以，拋棄城市鬥爭，是錯誤的；但是畏懼農民勢力的發展，以為將超過工人的勢力而不利於革命，如果黨員中有這種意見，我們以為也是錯誤的。因為半殖民地中國的革命，只有農民鬥爭得不到工人的領導而失敗，沒有農民鬥爭的發展超過工人的勢力而不利於革命本身的。”
這封信對紅軍的行動策略問題有如下的答復：
“中央要我們將隊伍分得很小，散向農村中，朱、毛離開隊伍，隱匿大的目標，目的在於保存紅軍和發動群眾。這是一種不切實際的想法。以連或營為單位，單獨行動，分散在農村中，用遊擊的戰術發動群眾，避免目標，我們從一九二七年冬天就計畫過，而且多次實行過，但是都失敗了。因為，(一)主力紅軍多不是本地人，和地方赤衛隊來歷不同。(二)分小則領導不健全，惡劣環境應付不來，容易失敗。(三)容易被敵人各個擊破。(四)愈是惡劣環境，隊伍愈須集中，領導者愈須堅決奮鬥，方能團結內部，應付敵人。只有在好的環境裏才好分兵遊擊，領導者也不如在惡劣環境時的刻不能離。”
這一段話的缺點是：所舉不能分兵的理由，都是消極的，這是很不夠的。兵力集中的積極的理由是：集中了才能消滅大一點的敵人，才能佔領城鎮。消滅了大一點的敵人，佔領了城鎮，才能發動大範圍的群眾，建立幾個縣聯在一塊的政權。這樣才能聳動遠近的視聽(所謂擴大政治影響)，才能于促進革命高潮發生實際的效力。例如我們前年幹的湘贛邊界政權，去年幹的閩西政權，都是這種兵力集中政策的結果。這是一般的原則。至於說到也有分兵的時候沒有呢？也是有的。前委給中央的信上說了紅軍的遊擊戰術，那裏面包括了近距離的分兵：
“我們三年來從鬥爭中所得到的戰術，真是和古今中外的戰術都不同。用我們的戰術，群眾鬥爭的發動是一天比一天擴大的，任何強大的敵人是奈何我們不得的。我們的戰術就是遊擊的戰術。大要說來是：‘分兵以發動群眾，集中以應付敵人’，‘敵進我退，敵駐我擾，敵疲我打，敵退我追。’‘固定區域的割據，用波浪式的推進政策。強敵跟追，用盤旋式的打圈子政策。’‘很短的時間，很好的方法，發動很大的群眾。’這種戰術正如打網，要隨時打開，又要隨時收攏。打開以爭取群眾，收攏以應付敵人。三年以來，都是用的這種戰術。”
這裏所謂“打開”，就是指近距離的分兵。例如湘贛邊界第一次打下永新時，二十九團和三十一團在永新境內的分兵。又如第三次打下永新時，二十八團住安福邊境，二十九團往蓮花，三十一團往吉安邊界的分兵。又如去年四月至五月在贛南各縣的分兵，七月在閩西各縣的分兵。至於遠距離的分兵，則要在好一點的環境和在比較健全的領導機關兩個條件之下才有可能。因為分兵的目的，是為了更能爭取群眾，更能深入土地革命和建立政權，更能擴大紅軍和地方武裝。若不能達到這些目的，或者反因分兵而遭受失敗，削弱了紅軍的力量，例如前年八月湘贛邊界分兵打郴州那樣，則不如不分為好。如果具備了上述兩個條件，那就無疑地應該分兵，因為在這兩個條件下，分散比集中更有利。
中央二月來信的精神是不好的，這封信給了四軍黨內一部分同志以不良影響。中央那時還有一個通告，謂蔣桂戰爭不一定會爆發。但從此以後，中央的估量和指示，大體上說來就都是對的了。對於那個估量不適當的通告，中央已發了一個通告去更正。對於紅軍的這一封信，雖然沒有更正，但是後來的指示，就沒有那些悲觀的論調了，對於紅軍行動的主張也和我們的主張一致了。但是中央那個信給一部分同志的不良影響是仍然存在的。因此，我覺得就在現時仍有對此問題加以解釋的必要。
關於一年爭取江西的計畫，也是去年四月前委向中央提出的，後來又在於都有一次決定。當時指出的理由，見之於給中央信上的，如下：
“蔣桂部隊在九江一帶彼此逼近，大戰爆發即在眼前。群眾鬥爭的恢復，加上反動統治內部矛盾的擴大，使革命高潮可能快要到來。在這種局面之下來佈置工作，我們覺得南方數省中廣東湖南兩省買辦地主的軍力太大，湖南則更因黨的盲動主義的錯誤，黨內黨外群眾幾乎盡失。閩贛浙三省則另成一種形勢。第一，三省敵人軍力最弱。浙江只有蔣伯誠的少數省防軍。福建五部雖有十四團，但郭旅已被擊破；陳盧兩部均土匪軍，戰鬥力甚低；陸戰隊兩旅在沿海從前並未打過仗，戰鬥力必不大；只有張貞比較能打，但據福建省委分析，張亦只有兩個團戰力較強。且福建現在完全是混亂狀態，不統一。江西朱培德、熊式輝兩部共有十六團，比閩浙軍力為強，然比起湖南來就差得多。第二，三省的盲動主義錯誤比較少，除浙江情況我們不大明瞭外，江西福建兩省黨和群眾的基礎，都比湖南好些。以江西論，贛北之德安、修水、銅鼓尚有相當基礎；贛西寧岡、永新、蓮花、遂川，黨和赤衛隊的勢力是依然存在的；贛南的希望更大，吉安、永新、興國等具的紅軍第二第四團有日益發展之勢；方志敏的紅軍並未消滅。這樣就造成了向南昌包圍的形勢。我們建議中央，在國民黨軍閥長期戰爭期間，我們要和蔣桂兩派爭取江西，同時兼及閩西、浙西。在三省擴大紅軍的數量，造成群眾的割據，以一年為期完成此計畫。”
上面爭取江西的話，不對的是規定一年為期。至於爭取江西，除開江西的本身條件之外，還包含有全國革命高潮快要到來的條件。因為如果不相信革命高潮快要到來，便決不能得到一年爭取江西的結論。那個建議的缺點就是不該規定為一年，因此，影響到革命高潮快要到來的所謂“快要”，也不免伴上了一些急躁性。至於江西的主觀客觀條件是很值得注意的。除主觀條件如給中央信上所說外，客觀條件現在可以明白指出的有三點：一是江西的經濟主要是封建的經濟，商業資產階級勢力較小，而地主的武裝在南方各省中又比哪一省都弱。二是江西沒有本省的軍隊，向來都是外省軍隊來此駐防。外來軍隊“剿共”“剿匪”，情形不熟，又遠非本省軍隊那樣關係切身，往往不很熱心。三是距離帝國主義的影響比較遠一點，不比廣東接近香港，差不多什麼都受英國的支配。我們懂得了這三點，就可以解釋為什麼江西的農村起義比哪一省都要普遍，紅軍遊擊隊比哪一省都要多了。
所謂革命高潮快要到來的“快要”二字作何解釋，這點是許多同志的共同的問題。馬克思主義者不是算命先生，未來的發展和變化，只應該也只能說出個大的方向，不應該也不可能機械地規定時日。但我所說的中國革命高潮快要到來，決不是如有些人所謂“有到來之可能”那樣完全沒有行動意義的、可望而不可即的一種空的東西。它是站在海岸遙望海中已經看得見桅杆尖頭了的一隻航船，它是立于高山之巔遠看東方已見光芒四射噴薄欲出的一輪朝日，它是躁動於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個嬰兒。
(任衛東 根據 人民出版社 1967年版《毛澤東選集》一卷橫排袖珍本 94-104頁 輸入)
反對本本主義
毛澤東
一九三零年五月
一 沒有調查，沒有發言權
你對於某個問題沒有調查，就停止你對於某個問題的發言權。這不太野蠻了嗎？一點也不野蠻，你對那個問題的現實情況和歷史情況既然沒有調查，不知底裏，對於那個問題的發言便一定是瞎說一頓。瞎說一頓之不能解決問題是大家明瞭的，那末，停止你的發言權有什麼不公道呢？許多的同志都成天地閉著眼睛在那裏瞎說，這是共產黨員的恥辱，豈有共產黨員而可以閉著眼睛瞎說一頓的嗎？
要不得！
要不得！
注重調查！
反對瞎說！
二 調查就是解決問題
你對於那個問題不能解決嗎？那末，你就去調查那個問題的現狀和它的歷史吧！你完完全全調查明白了，你對那個問題就有解決的辦法了。一切結論產生於調查情況的末尾，而不是在它的先頭。只有蠢人，才是他一個人，或者邀集一堆人，不作調查，而只是冥思苦索地“想辦法”，“打主意”。須知這是一定不能想出什麼好辦法，打出什麼好主意的。換一句話說，他一定要產生錯辦法和錯主意。
許多巡視員，許多遊擊隊的領導者，許多新接任的工作幹部，喜歡一到就宣佈政見，看到一點表面，一個枝節，就指手畫腳地說這也不對，那也錯誤。這種純主觀地“瞎說一頓”，實在是最可惡沒有的。他一定要弄壞事情，一定要失掉群眾，一定不能解決問題。
許多做領導工作的人，遇到困難問題，只是歎氣，不能解決。他惱火，請求調動工作，理由是“才力小，幹不下”。這是懦夫講的話。邁開你的兩腳，到你的工作範圍的各部分各地方去走走。學個孔夫子的“每事問”，任憑什麼才力小也能解決問題，因為你未出門時腦子是空的，歸來時腦子已經不是空的了，已經載來了解決問題的各種必要材料，問題就是這樣子解決了。一定要出門嗎?也不一定，可以召集那些明瞭情況的人來開個調查會，把你所謂困難問題的“來源”找到手，“現狀”弄明白，你的這個困難問題也就容易解決了。
調查就像“十月懷胎”，解決問題就像“一朝分娩”。調查就是解決問題。
三 反對本本主義
以為上了書的就是對的，文化落後的中國農民至今還存著這種心理。不謂共產黨內討論問題，也還有人開口閉口“拿本本來”。我們說上級領導機關的指示是正確的，決不單是因為它出於“上級領導機關”，而是因為它的內容是適合於鬥爭中客觀和主觀情勢的，是鬥爭所需要的。不根據實際情況進行討論和審察，一味盲目執行，這種單純建立在“上級”觀念上的形式主義的態度是很不對的。為什麼黨的策略路線總是不能深入群眾，就是這種形式主義在那裏作怪。盲目地表面上完全無異議地執行上級的指示，這不是真正在執行上級的指示，這是反對上級指示或者對上級指示怠工的最妙方法。
本本主義的社會科學研究法也同樣是最危險的，甚至可能走上反革命的道路，中國有許多專門從書本上討生活的從事社會科學研究的共產黨員，不是一批一批地成了反革命嗎？就是明顯的證據。我們說馬克思主義是對的，決不是因為馬克思這個人是什麼“先哲”，而是因為他的理論，在我們的實踐中，在我們的鬥爭中，證明了是對的。我們的鬥爭需要馬克思主義。我們歡迎這個理論，絲毫不存什麼“先哲”一類的形式的甚至神秘的念頭在裏面。讀過馬克思主義“本本”的許多人，成了革命叛徒，那些不識字的工人常常能夠很好地掌握馬克思主義，馬克思主義的“本本”是要學習的，但是必須同我國的實際情況相結合。我們需要“本本”，但是一定要糾正脫離實際情況的本本主義。
怎樣糾正這種本本主義？只有向實際情況作調查。
四 離開實際調查就要產生唯心的階級估量和唯心的工作指導，那末，它的結果，不是機會主義，便是盲動主義
你不相信這個結論嗎？事實要強迫你信。你試試離開實際調查去估量政治形勢，去指導鬥爭工作，是不是空洞的唯心的呢？這種空洞的唯心的政治估量和工作指導，是不是要產生機會主義錯誤，或者盲動主義錯誤呢？一定要弄出錯誤。這並不是他在行動之前不留心計畫，而是他於計畫之前不留心瞭解社會實際情況，這是紅軍遊擊隊裏時常遇見的。那些李逵式的官長，看見弟兄們犯事，就懵懵懂懂地亂處置一頓。結果，犯事人不服，鬧出許多糾紛，領導者的威信也喪失乾淨，這不是紅軍裏常見的嗎？
必須洗刷唯心精神，防止一切機會主義盲動主義錯誤出現，才能完成爭取群眾戰勝敵人的任務，必須努力作實際調查，才能洗刷唯心精神。
五 社會經濟調查，是為了得到正確的階級估量，接著定出正確的鬥爭策略
為什麼要作社會經濟調查？我們就是這樣回答。因此，作為我們社會經濟調查的對象的是社會的各階級，而不是各種片斷的社會現象。近來紅軍第四軍的同志們一般的都注意調查工作了，但是很多人的調查方法是錯誤的。調查的結果就像掛了一篇狗肉賬，像鄉下人上街聽了許多新奇故事，又像站在高山頂上觀察人民城郭。這種調查用處不大，不能達到我們的主要目的。我們的主要目的，是要明瞭社會各階級的政治經濟情況。我們調查所要得到的結論，是各階級現在的以及歷史的盛衰榮辱的情況。舉例來說，我們調查農民成分時，不但要知道自耕農，半自耕農，佃農，這些以租佃關係區別的各種農民的數目有多少，我們尤其要知道富農，中農，貧農，這些以階級區別階層區別的各種農民的數目有多少。我們調查商人成分，不但要知道糧食業、衣服業、藥材業等行業的人數各有多少，尤其要調查小商人、中等商人、大商人各有多少。我們不僅要調查各業的情況，尤其要調查各業內部的階級情況。我們不僅要調查各業之間的相互關係，尤其要調查各階級之間的相互關係。我們調查工作的主要方法是解剖各種社會階級，我們的終極目的是要明瞭各種階級的相互關係，得到正確的階級估量，然後定出我們正確的鬥爭策略，確定哪些階級是革命鬥爭的主力，哪些階級是我們應當爭取的同盟者，哪些階級是要打倒的。我們的目的完全在這裏。
什麼是調查時要注意的社會階級？下面那些就是：
工業無產階級
手工業工人
雇農
貧農
城市貧民
遊民
手工業者
小商人
中農
富農
地主階級
商業資產階級
工業資產階級
這些階級(有的是階層)的狀況，都是我們調查時要注意的。在我們暫時的工作區域中所沒有的，只是工業無產階級和工業資產階級，其餘都是經常碰見的。我們的鬥爭策略就是對這許多階級階層的策略。
我們從前的調查還有一個極大的缺點，就是偏於農村而不注意城市，以致許多同志對城市貧民和商業資產階級這二者的策略始終模糊。鬥爭的發展使我們離開山頭跑向平地了，我們的身子早已下山了，但是我們的思想依然還在山上。我們要瞭解農村，也要瞭解城市，否則將不能適應革命鬥爭的需要。
六 中國革命鬥爭的勝利要靠中國同志瞭解中國情況
我們的鬥爭目的是要從民權主義轉變到社會主義。我們的任務第一步是，爭取工人階級的大多數，發動農民群眾和城市貧民，打倒地主階級，打倒帝國主義，打倒國民黨政權，完成民權主義革命，由這種鬥爭的發展，跟著就要執行社會主義革命的任務。這些偉大的革命任務的完成不是簡單容易的，它全靠無產階級政黨的鬥爭策略的正確和堅決。倘若無產階級政黨的鬥爭策略是錯誤的，或者是動搖猶豫的，那末，革命就非走向暫時的失敗不可，須知資產階級政黨也是天天在那裏討論鬥爭策略的，他們的問題是怎樣在工人階級中傳播改良主義影響，使工人階級受他們的欺騙，而脫離共產黨的領導，怎樣爭取富農去消滅貧農的暴動，怎樣組織流氓去鎮壓革命等等。在這樣日益走向尖銳的短兵相接的階級鬥爭的形勢之下，無產階級要取得勝利，就完全要靠他的政黨----共產黨的鬥爭策略的正確和堅決。共產黨的正確而不動搖的鬥爭策略，決不是少數人坐在房子裏能夠產生的，它是要在群眾的鬥爭過程中才能產生的，這就是說要在實際經驗中才能產生。因此，我們需要時時瞭解社會情況，時時進行實際調查。那些具有一成不變的保守的形式的空洞樂觀的頭腦的同志們，以為現在的鬥爭策略已經是再好沒有了，黨的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的“本本”保障了永久的勝利，只要遵守既定辦法就無往而不勝利。這些想法是完全錯誤的，完全不是共產黨人從鬥爭中創造新局面的思想路線，完全是一種保守路線。這種保守路線如不根本丟掉，將會給革命造成很大損失，也會害了這些同志自己。紅軍中顯然有一部分同志是安於現狀，不求甚解，空洞樂觀，提倡所謂“無產階級就是這樣”的錯誤思想，飽食終日，坐在機關裏面打瞌睡，從不肯伸只腳到社會群眾中去調查調查。對人講話一向是那幾句老生常談，使人厭聽。我們要大聲疾呼，喚醒這些同志：
速速改變保守思想！
換取共產黨人的進步的鬥爭思想！
到鬥爭中去！
到群眾中作實際調查去！
七 調查的技術
(1)要開調查會作討論式的調查
只有這樣才能近於正確，才能抽出結論。那種不開調查會，不作討論式的調查，只憑一個人講他的經驗的方法，是容易犯錯誤的。那種只隨便問一下子，不提出中心問題在會議席上經過辯論的方法，是不能抽出近於正確的結論的。
(2)調查會到些什麼人？
要是能深切明瞭社會經濟情況的人。以年齡說，老年人最好，因為他們有豐富的經驗，不但懂得現狀，而且明白因果。有鬥爭經驗的青年人也要，因為他們有進步的思想，有銳利的觀察。以職業說，工人也要，農民也要，商人也要，知識份子也要，有時兵士也要，流氓也要。自然，調查某個問題時，和那個問題無關的人不必在座，如調查商業時，工農學各業不必在座。
(3)開調查會人多好還是人少好？
看調查人的指揮能力。那種善於指揮的，可以多到十幾個人或者二十幾個人。人多有人多的好處，就是在做統計時(如徵詢貧農占農民總數的百分之幾)，在做結論時(如徵詢土地分配平均分好還是差別分好)，能得到比較正確的回答，自然人多也有人多的壞處，指揮能力欠缺的人會無法使會場得到安靜。究竟人多人少，要依調查人的情況決定。但是至少需要三人，不然會囿於見聞，不符合真實情況。
(4)要定調查綱目
綱目要事先準備，調查人按照綱目發問，會眾口說。不明了的，有疑義的，提起辯論。所謂“調查綱目”，要有大綱，還要有細目，如“商業”是個大綱，“布匹”，“糧食”，“雜貨”，“藥材”都是細目，布匹下再分“洋布”，“土布”，“綢緞”各項細目。
(5)要親身出馬
凡擔負指導工作的人，從鄉政府主席到全國中央政府主席，從大隊長到總司令，從支部書記到總書記，一定都要親身從事社會經濟的實際調查，不能單靠書面報告，因為二者是兩回事。
(6)要深入
初次從事調查工作的人，要作一兩回深入的調查工作，就是要瞭解一處地方(例如一個農村、一個城市)，或者一個問題(例如糧食問題、貨幣問題)的底裏。深切地瞭解一處地方或者一個問題了，往後調查別處地方、別個問題，便容易找到門路了。
(7)要自己做記錄
調查不但要自己當主席，適當地指揮調查會的到會人，而且要自己做記錄，把調查的結果記下來。假手於人是不行的。
(任衛東 根據 電子版PDF 《毛澤東選集》第一卷 109-118頁 輸入)
尋烏調查
毛澤東
一九三○年五月
我做的調查以這次為最大規模。我過去做過湘潭、湘鄉、衡山、醴陵、長沙、永新、寧岡七個有系統的調查，湖南那五個是大革命時代(一九二七年一月)做的，永新、寧岡兩個是井岡山時代(一九二七年十一月)〔1〕做的。湖南五個放在我的愛人楊開慧手裏，她被殺了，這五個調查大概是損失了。永新、寧岡兩個，一九二九年一月紅軍離開井岡山時放在山上的一個朋友手裏，蔣桂會攻井岡山〔2〕時也損失了。失掉別的任何東西，我不著急，失掉這些調查(特別是衡山、永新兩個)，使我時常念及，永久也不會忘記。尋烏調查是一九三○年五月四軍到尋烏時做的，正是陂頭會議〔3〕(二月七日四軍前委與贛西特委的聯席會議)之後，汀州會議〔4〕(六月四軍前委與閩西特委的聯席會議)之前，關於中國的富農問題我還沒有全般瞭解的時候，同時我對於商業狀況是完全的門外漢，因此下大力來做這個調查。在全部工作上幫助我組織這個調查的，是尋烏党的書記古柏同志(中學生，破產小地主，曾任小學教師、縣革命委員會及縣蘇維埃主席，篁鄉區人)。在材料上與我以大量供給的，是郭友梅(五十九歲，雜貨店主，曾任縣商會長，本城人)、範大明(五十一歲，貧農，縣蘇〔5〕職員，城區人)、趙鏡清(三十歲，中農，做過鑄鐵工，做過小商，陳炯明〔6〕部下當過兵做到排長，現任縣蘇委員，雙橋區人)、劉亮凡(二十七歲，縣署錢糧兼征櫃辦事員，現任城郊鄉蘇維埃主席，城區人)四人，他們都是經常到調查會的。此外李大順(二十八歲，貧農，曾任區蘇委員)、劉茂哉(五十歲，老童生，開過賭場，做過小生意，原是小地主，降為貧民，曾任縣革命委員會委員，現任區蘇委員)兩人，也供給了一部分材料，間或到我們的調查會。還有劉星五(四十六歲，農民，做過小生意，鄉蘇委員，城區人)、鍾步嬴(二十三歲，梅縣師範生，區政府主席，石排下人)、陳倬雲(三十九歲，自治研究所畢業，做過縫工，做過小生意，當過小學教師)、郭清如(六十二歲，秀才，赴過鄉試，做過小學教師，城區人)四人，到過一二次調查會，稍微供給了一點材料。我們的調查會，就是我和以上十一個人開的，我做主席和記錄。我們的會開了十多天，因為紅軍部隊分在安遠，尋烏、平遠做發動群眾的工作，故有時間給我們開調查會。
尋烏這個縣，介在閩粵贛三省的交界，明瞭了這個縣的情況，三省交界各縣的情況大概相差不遠。
這個調查有個大缺點，就是沒有分析中農、雇農與流氓。還有在舊有土地分配上面，沒有把富農、中農、貧農的土地分開來講。
一九三一年二月二日于寧都小布
第一章 尋烏的政治區劃
全縣分為七區，七區之中包括四廂十二堡。
七區是：
城區：分東西南北四廂，為全縣政治中心。
仁豐區〔7〕：即篁鄉堡。公平圩、菖蒲圩(即篁鄉圩)為本區兩個政治中心，各設一個局。
雙橋區：即雙橋堡。內分十三段，以留車為政治中心。
南八區：分南橋、八富兩堡，以牛鬥光為政治中心。
兼三區：分項山、腰古、滋溪三堡，以吉潭為政治中心。
澄江區：分尋烏、大墩、桂嶺三堡，以澄江圩為政治中心。
三水區：分三標、水源兩堡，以三標圩為政治中心。
明萬曆前尋烏還未設縣，萬曆以後才設縣。沒有設縣的時候，一部分屬江西的安遠縣管轄，設置石溪堡，其地域是現在的澄江、三水、仁豐、縣城等區；一部分屬廣東平遠縣管轄，其地域是現在的雙橋、南八、兼三等區。
第二章 尋烏的交通
(一)水 路
尋烏水從桂嶺山盤古隘一帶山地發源，經澄江、吉潭、石排下、車頭、留車，流入龍川，下惠州，故尋烏水乃是東江的上游。船可通到澄江。沿河以澄江、吉潭、留車三個圩場為最大，吉潭在三個圩中更首屈一指。另由石排下可以通船到城區之河嶺(城南十裏)。
(二)陸 路
以石排下為中心，分為四條大路：一條經過吉潭(三十裏)、澄江(六十裏)、盤古隘，通筠門嶺(一百一十裏)，為興國、於都、會昌通廣東的大路。一條經過縣城(三十裏)、三標(六十裏)、太陽關，通安遠城(一百四十裏)，為信豐、安遠通梅縣的大路。一條經過珠村、牛鬥光(二十裏)到平遠之八尺(四十五裏)，為會昌、安遠兩方通梅縣的大路，即會昌、安遠兩條路均到石排下集中，共同通梅縣的大路。一條經過車頭(二十裏)、留車(三十五裏)、荒塘肚(六十裏)到興甯之羅浮(九十五裏)、羅岡(一百二十五裏)，往興甯、五華，為尋烏下惠州的大路。
另有幾條小些的路：一條從澄江通安遠挖補界之羅塘(三十裏)，再由羅塘南往下壩，北往門嶺。一條從吉潭經小田、船肚、書園往平遠(六十裏)。一條從縣城經大爐下、滋溪、劍溪、禮□、賴地往武平(一百八十裏)。一條從縣城經上坪通安遠南鄉之胡山(六十裏)，再由胡山北往安遠城(六十裏)，西往太平(三十六裏)、鵝公圩(六十裏)。一茶由縣城到新圩(六十裏)，再由新圩經公平圩(三裏)、兩廣亭(四十五裏)，往定南之鵝公圩(八十裏)，再南經鵝公圩，西往定南城，西經鶴子圩往信豐。由新圩經菖蒲(二十裏)、隘排口往龍川城(二百四十裏)。由菖蒲、隘排口通興寧城(一百八十裏)。以上各路比較小一點。
從尋烏城出發，往門嶺九十裏，往武平一百八十裏，往梅縣二百四十裏，往興寧二百四十裏，往安遠一百一十裏，往龍川三百一十裏，往定南(經上坪、胡山、太平、鵝公圩)一百六十裏。
(三)電 報
過去電報局設在吉潭，民國十一年移到縣城。電線由吉潭通尋烏城，通筠門嶺，通平遠。
(四)郵 政
縣城是三等郵局。一路走吉潭、澄江通門嶺。一路走牛鬥光通八尺，再由八尺通梅縣；另由八尺分一路通平遠。一路走三標通安遠。澄江、吉潭、牛鬥光三處有“代辦所”，三標、石排下二處有“代收所”。舊曆二、五、八走門嶺，一、三、五、七、九走八尺，二、四、六、八、十走安遠。贛州的信走安遠，送於都、興國的信走門嶺。縣城郵局通常可以匯款二百元以內，五百元以內須先期交涉，否則不能。前年三二五暴動〔8〕，抓了郵政局長，罰過五百元。此次新局長怕抓，先期跑了。三二五暴動還殺了一個電報局長。
(五)陸路交通器具
和廣東一樣，不論什麼道路一概沒有車子。陸路運輸工具大多數是活人的肩胛，其次是騾馬。縣城通梅縣大路上騾馬很多，縣城通門嶺、縣城通吉潭兩條路也有，此外沒有。運輸的騾馬是騾多馬少，但普通一概叫做“馬子”。用馬子馱的貨物以鹽豆兩門為大宗。
第三章 尋烏的商業
本 章 目 錄
(一)門嶺到梅縣的生意
(二)安遠到梅縣的生意
(三)梅縣到門嶺的生意
(四)梅縣到安遠、信豐的生意
(五)惠州來貨
(六)尋烏的出口貨
(七)尋烏的重要市場
(八)尋烏城
(1)尋烏城是什麼
(2)鹽
(3)雜貨
(4)油
(5)豆
(6)屠坊
(7)酒
(8)水貨
(9)藥材
(10)黃煙
(11)裁縫
(12)傘
(13)木器
(14)火店
(15)豆腐
(16)理髮
(17)打鐵
(18)爆竹
(19)打首飾
(20)打洋鐵
(21)修鐘錶
(22)圩場生意
(23)娼妓
(24)同善社
(25)人口成分和他們在政治上的地位
(一)門嶺到梅縣的生意
從石城、瑞金來的，米和豆子為大宗，值幾十萬元。從興國來的，茶油〔9〕為大宗，米也有(少)。於都、會昌沒有什麼貨來。
澄江圩每圩從門嶺來的油約有四船(門嶺肩挑到澄江下船)，每船裝油十二擔，每擔約值小洋三十元，每年以百圩計算，約值十五萬元。
石城、瑞金的米到門嶺，大部分經羅塘、下壩(武平屬，在三省交界)、新鋪(蕉嶺屬，離梅縣三十裏)往梅縣，每天有約三百擔過。米走尋烏通過往梅縣的，很少。由尋烏通過的是油豆兩大宗。豆子擔數比油多一倍，每擔有五鬥的，有三鬥的，不等。價值每鬥小洋一元五毛。每圩(三天一圩)用船載的有五船，每船十四擔，每擔(以四鬥計)值六元，每圩共值四百二十元，每年一百圩共值四萬二千元。另還有肩挑，每圩有二十擔，每年有二千八百擔，共值一萬六千八百元。兩項共值五萬八千八百元。
(二)安遠到梅縣的生意
雞
這一條路上的生意，大宗是雞，次是牛，又次是豬。雞的大部分是唐江、南康、信豐來的，安遠也有一點，甚至有從遂川來的。走王母渡、金雞圩、新田、版石，不入安遠城，由安遠城北五裏地方通過，入尋烏下梅縣。由梅縣的雞行裝往鬆口，向汕頭輸出。雞每天走尋烏通過的，安遠來的是大宗，也還有小部分走門嶺來。每天少也有一百擔，多的到百三十擔。每擔六十斤，以每天百擔計，六千斤。雞販子由唐江一帶一直挑到梅縣城或新鋪圩(由尋烏走大柘去新鋪下船，直往鬆口，不經梅縣)發賣，每斤價五毛(尋烏雞價每斤四毛)。每天六千斤，共值三千元。每年三百六十天，共值一百零八萬元。梅縣雞行賣與鬆口，每斤價七毛以上，可謂大賺其錢。
牛
每月逢一是“牛崗”。十一月最旺，每崗七八百頭牛。正、二月次之，每崗一二百頭。三、四、五、六、七月最淡，每崗少的三五頭，多的也不過十餘頭。八月初一這天為牛市“開崗”的日子，從這日起生意逐漸旺盛，每崗從四五十頭到六七十頭。九、十兩月每崗就有百把頭了。
每年共有多少牛呢？
正、二月每月平均一百頭，共二百頭；
三月六十頭；
四、五、六、七月沒有市；
八月三崗，二百五十頭；
九月同八月；
十月三百頭；
十一月三崗，二千一百頭；
十二月只有二崗，一百六十頭；
全年三千三百二十頭。
牛價平均每頭值四十元，全年共值一十三萬二千八百元。
牛也是如雞一樣，從唐江、信豐來的為大宗，安遠也有一點點，尋烏本縣沒有。和雞不同的是，雞于尋烏只是經過，牛則在尋烏出賣。牛市在縣城東門外河勘上，賣主是唐江、信豐、安遠人，買主是梅縣、武平、蕉嶺、平遠人，經紀(牙人)是尋烏人。不是經鬆口向汕頭輸出，大概是牛販子們買了去轉賣給人家耕田，或轉賣給城市宰殺。牙人錢每只牛買賣雙方各出半毛。牛稅有承商包辦，每年繳政府一千七百四十元。牛稅從前每年“標”(即投標)一次，出錢多的得標，近改為三年一標。稅到牛身上，黃牛每頭四毛，水牛每頭五毛，名之曰“餉”。抽過了稅，在那只牛身上拍上個“餉”字的石灰印，買主就起牛跑。餉以外，還有捐，是近來附加的，每牛一毛。承商向政府出的稅，連同他自己的賺項，年在二千元以上。以平均每牛抽稅四毛半計，每年在尋烏城出賣的牛，當在四千五百頭以上。上面說每年三千三百二十頭，乃是最少量的估計。
豬
信豐來的最多，安遠次之。走兩條路來，一條從安遠城，經尋烏城，走牛鬥光、八尺去梅縣，這一路最多；一條由安遠南鄉，走公平、新圩、留車、平遠之中坑圩，往梅縣，這一路較少。兩條路全年有五千隻豬通過。平均每只一百斤，每斤價四毛半(每只四十五元)，五千隻豬共值二十二萬五千元。尋烏政府每只抽稅二毛。
(三)梅縣到門嶺的生意
大宗是洋貨(牙粉、牙刷、電筒、膠底鞋、肥皂、洋傘、馬燈、洋鐵均大宗。其中如牙粉、牙刷等，本屬中國制的多，但普通也叫洋貨)，海味(海帶、海參、魚肚、魷魚、淡菜、鹹魚等為大宗)，鹽(十年前惠鹽多，三四年前潮鹽多，這是因為商人包辦路線不同的緣故。現在又是惠鹽多，則因八尺、中坑等處反動派對紅色區域封鎖，阻塞了潮鹽的路的緣故。鹽到門嶺後，一直通往興國)，洋油(亞細亞牌的多)，布匹(梅縣去的少，興寧去的多，均買了洋紗自己造的。興甯織造很發達。興甯一般生意也比梅縣大)洋紗(外國貨)這五類。糖與麵粉亦有好些。
梅縣及閘嶺不通車，貨大部分是肩挑，鹽通通用馬子馱，只有用船載至澄江起岸。麵粉之一部也用馬子馱。
門嶺去梅縣，腳夫們一擔貨去，一擔貨回。
(四)梅縣到安遠、信豐的生意
貨物種類與往門嶺的同，但數量少於門嶺，大概比例是門嶺六成，安、信四成，因門嶺貨物銷到瑞金、石城、於都、興國等廣大地方，安遠、信豐地域較狹之故。
(五)惠 州 來 貨
只有鹽一門是大宗。鹹魚、黃糖二樣略有一點來尋烏賣。此外沒有。
(六)尋烏的出口貨
上面說的都是進口貨或通過貨，這裏要說尋烏縣對外出口貨。
第一是米。梅縣一帶很缺乏米，價比尋烏貴一倍，尋烏每年要供給它很多。澄江、三標、吉潭(項山的)、城區四個區域的米，從牛鬥光經八尺、大柘，向梅縣輸出；龍圖、腴田、留車、芳田、篁鄉上半區一帶的米，走中坑向梅縣輸出；大同、篁鄉下半區、大田、藍田、鬥晏及龍川來的一部分，走岑峰經石正向梅縣輸出。三條路輸出數量大略相等，每天共計輸出米一百擔，全年三萬六千擔，平均每擔價八元，共二十八萬八千元。
第二是茶。出於城區西廂之上、下坪，南廂之圖合、岡上、鵝子湖一帶。三、四、五、七、八月為採茶期。每圩約輸出二十擔(每擔七十斤)，每年百圩輸出二千擔，共一十四萬斤，每斤價五毛，共值七萬元。十分之八以上向興寧輸出，十分之二以下向梅縣輸出。採茶時興寧客子到鄉下，收買生葉自己製造。生葉中，“雨前茶”(穀雨以前的，又叫“頭春茶”)，一塊錢八斤，每五斤生葉可以制出一斤茶。這種雨前茶價頗貴，要一塊錢一斤。“二春”(三四月的)和“秋子”(七八月的)，每塊錢能買生茶葉十五斤，製造出來每斤賣五毛。做茶生意的靠著二春和秋子賺錢，頭春茶是賺不到什麼錢的。十二月還能產出些茶，名叫“雪子”，和雨前茶一樣的貴，同屬上等人家吃的。出不多，客子們於它也賺不到什麼錢。城區之外，雙橋區之雁洋坪也出茶，雖很少(每年只值百多元)，但很好，因為不是嶺頭種的，而是菜園子裏種的。
第三是紙。出於篁鄉，向興甯(走羅浮、羅岡)、梅縣(走中坑，也有走岑峰的)、龍川(走貝嶺)三地輸出。平均每圩六十擔，全年一百圩，六千擔，每擔價八元，共四萬八千元。
第四是木。產地是城區的西廂(上、下坪)、南廂(鵝子湖)，南八區的河角圩一帶，篁鄉區的香山、高頭一帶，三水區的肖木坑、寨塘坑，兼三區的羅福嶂。除羅福嶂的向潮汕輸出外，其餘均向東江輸出。但羅福嶂木頭輸出潮汕價錢很貴，輸出東江的則價錢很賤，每年約值萬餘元。二十年前出產較大。
木頭出口是龍川客子出本錢，本地木商作輔助。都上山去看完了，把山價(那山裏許多木頭中，講定可以“倒”的那些木頭的價錢)交與山主，由客子自己雇工倒下來，本地商人則為之照顧，使木頭不被別人偷去。四五月是倒樹最多的季節，六月以後，倒的漸少，九月以後便不再倒了。木一倒下就剝皮。剝了皮之後至少有兩個月擺在地上，使它幹起來。兩個月後如果市價好，出賣有利，就紮排子下河，往往有搭架搭到三四年的。本地商人對於樹販(外地客子)是處在一種工人的地位，他們稱樹販叫“老闆”，而樹販稱他們叫“排頭”，利益的分配是老闆九成，排頭一成。
第五是香菇。主要產地是三標和安遠交界之大湖、小湖，寨塘坑、上下壩，城區和安遠交界之上、下坪一帶山地，其次是雙橋區與平遠交界之葉子。香菇每斤二元，每年約出一萬元。安遠出香菇比尋烏多，銷往南雄，尋烏的銷往興寧。沒有客子來收，是尋烏人販了去賣。
第六是茶油。出在雙橋的大同、鬥晏、荒塘肚、藍田、大田一帶。年約一萬五千斤，每百斤二十五元，共計三千七百五十元。從羅浮、岑峰兩條路對興甯、梅縣兩地輸出。
總計尋烏六種出產(單說出口部分)價值如下：
1．米 二八八，○○○元
2．
3．紙 四八，○○○
4．木 一○，○○○
5．香菇 一○，○○○
6．
四二九，七五○元
(七)尋烏的重要市場
吉潭第一，鹽、米、油、豆是大宗。牛鬥光第二，鹽、米略小於吉潭，油、豆與吉潭等。留車第三，布匹是最大宗，由興寧進口；油、豆次之。縣城第四，牛行要算第一門生意；第二是油、鹽、米行；第三算是布匹(從前贛州有布子來，民國十七年起沒有了，因為它是土紗織的，“一股大，一股細”，被興甯、梅縣的洋紗布搶了生意去。興甯、梅縣的布很好，“一掌平”)。雞生意雖大，但它只通過不歸行，故不算。澄江第五，油、豆、鹽在這裏過駁，是大宗；米次之；鴉片亦是大宗，從興甯、於都來。石排下第六，油、鹽、米、豆的總口岸，但多屬通過，只鹽、米有些買賣。雞、豬、牛亦是通過。
此外，如岑峰(米)、公平(紙)、篁鄉、三標等處，都屬普通小圩場。
(八)尋烏城
(1)尋烏城是什麼
對於商業的內幕始終是門外漢的人，要決定對待商業資產階級和爭取城市貧民群眾的策略，是非錯不可的。非常明顯，爭取貧民一件事，一般同志不感覺它的重要，高級指導機關感覺它的重要了，卻始終不能給同志們以行動上的具體策略，尤其是不能把具體工作方法指示出來。這不是由於不瞭解城市是什麼東西才弄成這種現象嗎？我是下決心要瞭解城市問題的一個人，總是沒有讓我瞭解這個問題的機會，就是找不到能充足地供給材料的人。這回到尋烏，因古柏同志的介紹，找到了郭友梅和范大明兩位老先生。多謝兩位先生的指點，使我像小學生發蒙一樣開始懂得一點城市商業情況，真是不勝歡喜。倘能因此引起同志們(尤其是做農村運動和紅軍工作的同志們)研究城市問題的興味，於研究農村問題之外還加以去研究城市問題，那更是有益的事了。我們研究城市問題也是和研究農村問題一樣，要拼著精力把一個地方研究透徹，然後於研究別個地方，於明瞭一般情況，便都很容易了。倘若走馬看花，如某同志所謂“到處只問一下子”，那便是一輩子也不能瞭解問題的深處。這種研究方法是顯然不對的。
尋烏的許多市場中，由於機會的便利，特為把尋烏城這個市場拿了來觀察一番。
說到尋烏城這個市場，真是不勝今昔之感。從前時候尋烏城的生意，比現在尋烏城的要大一倍。光緒二十七八年為最旺盛，那時候不但北半縣的澄江、吉潭要到尋烏城來辦貨，就是南半縣的篁鄉、留車甚至平遠縣的八尺也到尋烏城來辦貨。這是因為前清時候贛州的貨物經過尋烏銷往東江，東江也還要買贛州的貨，留車等地更不消說，因此中站地位的尋烏城的生意，當然便發達了。自從梅縣的洋貨生意和興甯的布匹生意發展了，便把贛州的土制貨色的生意奪了去，不但東江以至八尺都不到尋烏城辦貨了，南半縣的留車等地也不到尋烏城辦貨了。再則光緒二十七八年前還是所謂“功名頂戴”時代，還沒有行新政，縣城生意的大宗是贛州來的綢緞。那時以後時局變化，綢緞的需要減少，直到民國元年廢除“功名頂戴”，綢緞幾乎全廢，縣城生意就大大衰敗下來。尋烏城是這樣一個手工業商品和資本主義商品交戰表演了劇烈的榮枯得失的地方，怎麼不值得我們注意呢？還有，尋烏城至今還是一個不定期的店鋪交易和定期的圩場交易並行著的地方，它約有二千七百人口，一道堅城的內外，表現它那寂寞的情調，除非到一、四、七的圩期，才臨時地熱鬧幾小時，這不又是一件很好的資料嗎？
下面是從各種貨物去剖解這個城的生活情況和組織內容。
(2)鹽
本城的一切貨物，大都是銷向城區的東西南北四廂和三水區的三標、水源兩堡這個區域裏的，別的地方很少到本城買東西。惟獨鹽是例外。鹽的大部是銷往安遠、信豐，小部才銷在城區、三標。又因為它是日用品，所以它是城裏生意的第一大宗。城內有五家鹽店，每家每年多的做得兩萬元生意，少的也做得六七千元生意，五家共合一年可做十萬元生意。
鹽分潮鹽、惠鹽。潮鹽好，但貴，每元(小洋)買十斤到十一斤。潮鹽色青黑，清潔能防腐。惠鹽色白，但質差味淡，因之價也較賤，每元能買十六七斤。要是貪便宜的人才吃惠鹽。尋烏的鹽，歷來是潮鹽多，惠鹽少。
開潮鹽行的，本地籍二家(彙通、新發昌)，平遠籍一家(韓祥盛)，萬安籍一家(周裕昌)，泰和與本地合開一家(萬豐興)。彙通有本三千元，算最大。周裕昌先前有本二千元，去年因做紙生意被匪劫失本九百多元，現只存千元左右了。以上兩家都開了二十多年了。第三家要算韓祥盛，本約七百元，開了十幾年。第四家萬豐興，兩百塊錢進店，開了四年，現有本四五百元了。第五是新發昌，開了十多年，拉拉扯扯不上一百元本。
彙通店主鍾周瑞是個地主(開鹽行的只有他是地主)。店子開在東門城內，家住在南門城外。有二百二十石谷田，每年收穫兩季，每季出穀二百二十擔，一季完全交租，一季農民得著。他家裏有個老婆，三個奶子(兒子)，三個新婦(媳婦)，一個等郎嫂(買來的，五歲了，因為她現在並沒有郎，還要等著她老闆娘把郎生下來，故叫等郎嫂，別處叫做童養媳)，連他自己，共九個人吃飯。沒有雇店員。他自己指揮他的奶子、新婦做事。這是城裏第一個資本家。
韓祥盛，平遠八尺人，自己兩公婆，一個奶子，三個人吃飯。沒有請店工。每年能賺些錢。
新發昌，主人叫鄺明奎，車頭人，是個前清的文秀才。他開了十多年店，幾十塊錢做生意，兩公婆又一兒子吃飯。因他辦事公平，做了兩次商會長，前清一屆做兩年，去年到現在又是他，六十幾歲的白頭老人家。
(3)雜貨
大的上十家，連同小的共十六七家雜貨店。志成(興寧人)、綸泰興(吉安人)、義泰興(吉安人一、本地人一合股)、義成、潘月利、王潤祥、潘登記、祥興、永源金(以上六家均興寧人)、均益(挑擔子出身，本地人)、駱晉豐(本地人，雜貨商人中只有他是個地主，收租三百擔)、範順昌(福建人)、黃裕豐(福建人)這十三家，就是大一點的雜貨店。其中黃裕豐以黃煙、紙張為主要生意。其他都是以布匹為主要生意。次於布匹就是洋貨生意。這個小小市場竟什麼洋貨也有賣，略舉之有一百三十一種：
牙粉牙刷膠底鞋
皮鞋套鞋運動鞋
拖鞋鉛筆鋼筆(自來水筆)
粉筆天然墨毛筆
墨盤(硯池)墨湖(墨盒)筆套
筆架漿糊練習本
印色原紙油墨
教科書(沒有單獨的書店，附在雜貨店賣)
字畫小手巾肥皂
香堿花露水花露精
毛面巾洋襪子洋瓷面盆
洋瓷碗洋瓷水角(把碗)生髮油
生髮膏手襪子(手套)胭脂
圍巾大小梳子水粉
雪花膏電筒電土(電油〔10〕)
洋火香煙(有金字、中國、三炮臺、哈德門、扇美各種，以金字、中國兩種銷得較多)
麻姑煙煙嘴洋遮(洋傘)
草帽禮帽洋瓷茶杯
文明帽洋氈棉毯
球被(毛毯子)絨線帽(小兒用)夜帽
木棉枕皮枕中山扣
白骨扣烏骨扣海螺扣
陰陽扣寬緊帶吊帶
絲褲帶洋褲帶爽身粉
汗衫扇子(烏紙扇、白紙扇)
鐘錶叫人鍾
信紙信封日記冊
鏡子眼鏡洋刀子
兒童玩具(小洋槍、火車、不倒翁、人公子、小皮球、哨子，此外還有很多)
德國響刀 安全刀 揮剪
毛剪(以上四種均剃頭用) 皮夾子(皮箱子)
藤夾子(藤箱子) 洋靛(藍的) 染布用顏料(洋紅、烏粉、灰粉、品洋)
銅鎖銅番鎖鐵鎖
鐵番鎖銅帳鉤骨帳鉤
洋油馬燈不燈(即草燈)
寶蓋燈洋瓷桌燈蓮花寶蓋燈
三練洋燈四方帶燈六角帶燈
圓火帶 扁火帶(以上兩種均點燈用)
骨筷漆筷算盤
水煙筒杆子煙筒洋釘
銅煲(燒茶用)輕鐵鍋子輕鐵盤子
輕鐵調羹明瓦各種瓷器
骨牌麻雀牌棗子
泡圓 各種罐頭(牛肉、雜菜、鴨肉、冬筍、枇杷、沙梨、荔枝、龍眼、鳳梨、牛奶)
對聯洋蠟燭白洋蠟
葡萄乾洋線鉛線
鐵線墨水
以上一百三十一種，商人都叫作洋貨，在雜貨店裏出賣。其中打橫畫的二十三種是銷數較多的，沒有打橫畫的各種銷數都少。一百三十一種中有一百十八種是從梅縣及興寧來的，梅縣來的占最大多數，只有洋襪子、圍巾等織造品大部分是從興寧來的。明瓦、對聯二種完全從贛州來。皮枕、信紙、信封、銅煲、洋油、扇子、水煙筒、毛筆八種，梅縣、贛州兩處都有來。皮枕、信紙、信封、瓷器、扇子、水煙筒，贛州貨不但占多數，而且比較好。信紙、信封，贛州的是本國紙制的，梅縣的是用洋紙制的。洋油、紙煙則廣東來多，贛州來少。紙煙是梅縣、興寧、贛州三處來。毛筆亦贛州來多，梅縣的只有很少一點。
為雜貨店裏的次要生意的洋貨已如上面所述，下面再說雜貨店裏的主要生意----布匹。
布匹有土布(青、白、花、灰、紅、綠、柳條各種)，竹布(藍、白、灰、烏、紅、光、青、印花各種)，竹紗(白、灰、烏、藍、柳條、靛各種)，綢緞(各種華絲葛、各種紡綢、薯莨綢、香雲紗)，呢絨(厚呢、粗呢、鏡面呢)，夏布(白、藍、烏、機白、波心各種)。土布是中國人用洋紗製造，從興寧來。竹布、竹紗都叫洋布，從香港走梅縣來。綢緞中華絲葛、紡綢從杭州走贛州、梅縣兩路來，尋烏女人買來織頭帕，這種頭帕每個女人都有。全城布匹生意每年約值十萬元，銷地是城區和三標。
雜貨店裏除布匹、洋貨二個大宗外，還附帶出賣黃煙、糕餅和香紙蠟燭，也有搭賣零油零鹽的。
城內雜貨生意，前清時候每年總計十五萬元上下，現今十二萬元上下。十二萬元的分配是：布匹八萬餘元(土布七萬元，洋布一萬元，呢絨二千元，夏布千餘元)，洋貨二萬元(每家多的千一二百元，少的二三百元)，此外黃煙一萬元上下，糕餅四百元上下(只有兩家附帶賣糕餅)，香紙爆竹五百元上下(附帶賣香紙的二家，賣爆竹的十三家。
還待舉出幾家雜貨店，好更具體地瞭解他們的情況。
最大的雜貨店，店主陳志成，興寧人，在縣城、吉潭、澄江各開一間店。縣城這一間本錢三千元，自己只有千把元，餘是借來的。三千元每年利息要九百元，除了工錢、伙食等項開銷，每年以賺得利息為止。陳本人又嫖又賭。
第二家要算綸泰興，三個份子合成，本錢二千元。除了開銷，每年賺得三四百元。
第三家算義泰興，三個份子，吊多錢本(即千多元本)，每年賺得一二百元。
第四家，羅義成，一人開，千多元本，每年能賺四五百元。很節儉，吃飯就是點子青菜，穿的是土布衣。帶兩個徒弟，家眷在興甯沒有來。他是興寧人，早年來尋烏挑糖籮子，在縣城及四廂敲糖子賣，一個明錢〔11〕敲一塊小糖(現在敲一塊糖子起碼要一塊銅片〔12〕了)，或者拿糖子換各種荒貨(頭髮、爛銅、爛鐵、豬牛骨頭、爛棉被)。他就是這樣子起家的。他到尋烏有了三十多年，發了財，開雜貨店也有十大幾年了(十五年以上叫十大幾年)。
郭怡和是本錢最小的雜貨店，百多塊錢本，賣些黃煙、紙 、蛋、自來火、帶子、紅索子(紅繩子)、絲線、綜條(鑲鞋口用)、筆墨、毛巾、洋紗巾、骨扣等等東西。店主郭友梅(他是參加我們這個調查會的)和他一個老婆，每年穿衣吃飯繳費百多元，生意賺項僅敷了它。他是萬安人，十二歲到尋烏，現在五十九歲了。他未來前，他的叔父早就在尋烏做了六十年生意，連他到今共做了百零年了，歷來做的是雜貨布匹。光緒二十五六年生意最盛時，有本三千元，從外邊繳(商家賒借貨物叫做“繳”)到五六千元，自己繳給人家也有四五千元，故那時雖只三千元本，卻做得二萬元上下的生意，乃是尋烏城裏第一家大商店。現在是往留車、八尺、牛鬥光、車頭等處去買貨，那時候那些地方的商店卻都要到尋烏城中他的店裏來買貨。因為那時貨物來源主要是贛州(布匹、綢緞、紙張、筆墨、草帽、蘇席)，吉安亦有來往(紫花布與絲線)。那時向贛州買三百塊錢貨，只付一百塊現錢，貨就可拿得動。現在不行了。這種不行，也不止郭怡和，差不多什麼商店都繳不動了。不獨贛州，梅縣、興寧也繳不動了。這是一種經濟的大變化。就是從前年(一九二八)起，“世界不好”。商家的貨繳與農民，農民受了重租重利剝削，本來就是窮的，加以前年蝗蟲吃了禾，同時又遭旱災，農民還不起本城商家的賬，因此本城商家也還不起梅縣、興甯商家的賬，梅縣、興甯商家都不放心繳給人家了。民國五年郭怡和遭了一個大搶(光復派率領農民千多入城，搶了許多別的店子。隨即官軍克復，又大搶郭怡和，搶去六千九百多元東西)。從這年起，就衰下來，一年不如一年，弄到現時這個樣子。郭做過兩任商會長----民國十四年到十六年。
這裏還要說到雜貨店的店員制度，看他們階級關係原來是那樣的模糊。
雜貨店的學徒三年出師後，照規矩要帶老闆做一年。他在這一年的開頭，就把他在學徒時期穿的那些破舊衣服不要了，通通換過新的，因為他現在有了些錢用，而且地位也不同了。幫工一年將要過去的時候，能幹的，老闆繼續留他做；不能幹的，老闆便辭歇他，老闆對他說：“我的店裏不需要這麼多人做了，明年你要另找生意”。他”擁攪艘桓魴碌牡曇遙□□牡匚輝椒□□艘恍□□路□泊□迷椒□昧艘恍□□劫□不叫工錢)也逐年加多起來。他的社會名稱再也不是“徒弟”了，而是令人尊敬的“先生”。他在幫做的那一年中，老闆給他的薪俸不是取講定數目的形式，也沒有“薪俸”的名目，只是老闆要給他做各色冬夏衣服。再則他如果回家去討老婆呢，那老闆除送他十多塊的盤費外(他家在遠鄉的)，還要送他十元以上的禮物，像京果呀，海味呀等等，使他回家好做酒席。他不討老婆而只是回家去看看父母呢，如果他是遠鄉人，就以“盤費”的名義送給他一些錢，盤費數目少也要拿十多元，多的到二十四五元。如果是近邊人，那末徑直送他十幾塊到二十幾塊錢。幫做一年之後，正式有了薪俸，頭一年四五十元，第二年五十多元至六十元。做得好，店裏長錢，他的薪俸便逐年增加。光緒年間生意好時，先生的薪俸最高有到一百二十元的，但現在因為生意零落，最高薪俸不過八十元了。忠實可靠而又精明能幹的先生，老闆把生意完全交給他做，自己回到家裏去住也是有的；賺了錢分紅利給先生，賺得多分三成，賺得少兩成，再少也要分一成。像郭怡和的老闆郭友梅回到萬安去住家，把生意交給一位可靠的姓高的先生做，就是一例。靠不住的先生，是不能把生意交給他做的，因為他講嫖賭，“打斧頭”、“打雷公”(“打斧頭”、“打雷公”，都謂吃油餅〔13〕)。
(4)油
油是本城第三門生意，從門嶺、安遠兩方面來，銷在城區及篁鄉，三標也有點把子(點把子即一點子)。只一家油行，劉福興，一百大洋領了一張“帖”，就算本錢。代客買賣，經過一擔油收行傭兩毛子。十一二月是頂大門生意，每個六圩(逢一為大圩)有一百擔，兩個月六百擔；小圩(逢四、七)三幾十擔，兩個月四百擔。一月到十月很淡，每圩不過三幾擔，通共不過三百擔。全年約一千三百擔，抽行傭約二百六十元。因為他領了帖，由他賣獨家，什麼人都只能從他那裏買油。帖從南昌省政府領來，要縣政府用公事去，付足領帖錢，才有帖子發下來。一百塊領帖費之外，還要五塊錢手續費。一張帖八年有效，過了八年成為廢紙，又要領過新帖。要領帖的不止油行，還有鹽行、豆行和牛行。
(5)豆
也只一個行，沒有店，城隍廟公地上買賣。何子貞是個公安局長，近來做員警隊長，尋烏的反動首領。他在民國十六年領了張帖子開豆行。生意也是十一二月頂大門，兩個月有八百擔。全年約共一千擔，一擔(一擔五鬥，一鬥十升)豆子抽行傭兩升，每擔豆價七元五毛(每升一毛半)，約計抽去百分之四，每年可抽行傭三百元。何子貞是本城人，住在東門外，小時很苦，平遠中學畢業，河南礦務學校讀了兩年，回來當小學教師，當了八九年，古柏、潘麗都是他的學生。民國十六年清党前後，古、潘等領導的“合作社派”，和何子貞領導的“新尋派”發生衝突。民國十六年四月打一仗。民國十七年，三二五暴動把何子貞趕跑。四月，何子貞恢復勢力，大出頭，大罰革命派的款子，後來又做公安局長、員警隊長，漸漸發了些財，在近郊買了田地。他在民國十四年以前，即沒有與合作社派衝突以前，是代表商業資本勢力的，起始組織“留粵學友會”，開辦平民義學，時在民國十年。民國十四年六月，合作社派在縣城開大會，革命派勢力長起來，何便與封建豪紳妥協，並且取得了對封建派的領導地位，成為尋烏最惡劣的反動首領。這次紅軍到尋烏，他才率領員警隊(靖衛團〔14〕)逃往項山。
(6)屠坊
只有三個案，擺在街邊，沒有屠店。三個案是劉□二、陳老二、劉世渭。劉□二從前有百把元本，現在了了(了了即沒有了)。陳老二、劉世渭也完全沒有本錢，因為買豬不必要現錢，豬殺了後收了錢再付豬價，有信用便行。平均每天殺兩個豬，每豬一百斤，每年殺豬七萬二千斤。拿現時說，買豬進來每斤二毛半，賣肉出去每斤二毛八，每斤賺三分，全年可賺二千一百六十元，是個不惡的生意。但要出很多的屠宰稅，從前三家每月出稅百元，每年一千二百元。近因生意較淡，只出一千元，每家也要出三百多元。因為三家包繳屠宰稅，所以三家人以外什麼人也不能殺豬賣，除非自己吃便罷。紅軍入城後，由三案增加到七八案，銷路大增。稅又不要，賺了一個就是一個，屠戶人人歡喜。肉價，紅軍未來前每斤三毛二，現在每斤二毛八。
(7)酒
陳貴和、高元利、元利棧、周裕昌、劉雙盛、淩文盛、彭同孚這七家是較大的酒店，範廣昌、鄺洪盛、駱得利是小酒店。周裕昌(吉安人)、高元利(吉安人)、劉雙盛(本地人)、陳貴和四家是最大的，本錢都不出百元。淩文盛(本地人)、元利棧(吉安人)、彭同孚每家不過四五十元。以上七家都是賣糯米做的甜酒，叫做水酒，因為色黃，也叫黃酒。這是農民和城市貧民一般喜歡喝的，因它味醇，也吃不壞人，又較便宜的原故。分為“雙酒”、“單酒”(只城裏這樣稱呼，鄉下不說雙單而說“好”“淡”)，雙酒酒娘多。賣酒以壺算不以斤算。雙酒十八個銅板一壺，是黃酒中最好的，普通人家請客才吃；但也有自己一日三餐吃的，那些酒鬼們每餐喝一點，他就不吃飯也做得。單酒十個銅板一壺，口渴了，貧民買了當茶吃。雙酒生意比單酒大。范廣昌、鄺洪盛、駱得利三家均本城人，本錢都不過十把塊錢，賣的都是白酒。還有周裕昌賣的也有白酒。這種酒用黏米做，味較黃酒烈，出賣不講壺，零賣兩個銅板一杯，躉賣一毛六分一斤。白酒生意比黃酒少，黃酒約九成，白酒約一成。不論黃白，凡屬做酒生意，他的目的並不全在酒，拿了酒糟供豬(喂豬)，是他更重要的目的。自己的豬吃不完，拿了發賣，兩個銅板一小碗。黃酒店最好的時節(三月至八月口渴時節)每店每天能賣五塊錢，平常時節(九月至二月)每天能賣兩塊錢。黃酒店每家每年可做一千零二十元生意，七家共計七千多塊錢生意。白酒店熱季半年，每天每家收一塊錢，涼季半年，每天只得五毛子，每家全年二百七十元，四家共只有一千元上下。
酒稅是非出不可的。看生意大小，大酒店每月約四毛，小酒店每月二毛，一毛五的也有。
(8)水貨
水貨店裏的東西多得很呀，“山珍海錯”就是它們的標語。水貨商人的榮枯得失，亦是頗饒興味的。下面先舉出各樣的品類，次觀察他們的得失。
鹹魚 第一大門。桂花魚、青鱗子、海烏頭、海鱸、剝皮魚、石頭魚、金瓜子、黃魚、金線魚、圓鯽子、大眼鰱，拿尾子(身大尾小)、鞋底魚(即“並背羅食使”，只有一側有眼睛，要兩魚並走才能覓食，故普通指人互相倚靠做事謂之“並背羅食使”，就是拿了這種魚做比喻的)、角魚子(頭上有兩個角)，都是鹹魚類，一概從潮汕來。
海帶 第二大門。有青帶、海帶兩種。青常亦名贛帶，最好，贛州來。海帶少於青帶，貨較次，價錢較賤，梅縣來。年銷千多斤，兩毛子一斤。
糖 也是水貨店裏出賣，第三大門。分為白糖、黃糖、冰糖、橘餅各種。白糖中有雪粉，看是好看，不甜，梅縣來；有粗白，很甜，惠州來；有糜白，中莊貨，惠州來。三種都是洋糖，一毛七八一斤。黃糖中有芋頭糖，一團一團的，梅縣來；有片糖，一片一片的，最好，惠州來；有散沙糖，摻有沙子，最差，惠州來。過去是黃糖便宜白糖貴，現在是黃糖貴白糖便宜。黃糖過去不過一毛六子一斤，現在漲到二毛四五了。過去白糖二毛六七子一斤，現在跌到一毛七八了。黃糖都是土糖，白糖都是洋糖。本城白糖每年銷千多斤，黃糖銷六七千斤(只冬季有來)。因為黃糖更甜，所以比白糖銷得多。冰糖從梅縣來，年僅銷幾十斤，兩毛多子一斤，屬洋糖。橘餅，梅縣來，年銷二三十斤，三毛子一斤。
以上各種糖中，以片糖銷數為最大門，因為做米果要用它，過年時候不論城、鄉、貧、富，家家都要做米果。
豆粉 第四大門。筠門嶺來的多，他縣來的也有。番薯做的，還是粉，沒有成條子，做肉丸等用。年銷幾千斤，一毛五六子一斤。
豬皮 第五大門。普通席面用碗豬皮做假魚肚。梅縣來。年銷千把斤，一毛子三兩，每斤五毛半。
閩筍 從梅縣、安遠兩條路來，“閩筍”是個名而已。第六大門。不但酒席用它，普通亦作粗菜吃，特別是割禾蒔田時候。尋烏自己本有些筍子，三四月間農民挑了賣到梅縣去，七八月後尋烏人要用，又零零碎碎從梅縣買了來。年銷五六百斤，二毛三四一斤。
魷魚 辦酒席就要用，普通也要。第七大門。梅縣來。年用三五百斤，每斤七八毛。
豆豉 年銷三千斤內外，一毛四子一斤。尋烏人也會做，做了熬醬油，沒出賣的。差不多家家要吃，放點油到裏面蒸一碗吃得幾餐，人家省吃省用，往往這樣做。
面灰 即麵粉，梅縣來，洋麵粉多。做包子，做餃子，做麵條，做糕餅，都要用它。尤其是糕餅用面最多：蛋餅、提糖餅、餅(“?印保□鋇囟僚鄭□庠煥錈媸強盞□、五仁餅、豬油餅都是面做的。兩毛子一斤，年用百包上下。
洋蠟 一塊一塊的白東西。二毛五六一斤，每年銷四五百斤。
玉粉 又名西粉，番薯做成的，和豆粉不同就是它已造成了條子。梅縣方面來。普通人都吃它。一毛子半斤左右，年銷六七百斤。
以上十一門是比較用得多的，以下各門都用得少。
蓋市 魷魚裏的一種，即是最好的魷魚，請上客才用它。梅縣來。用得不多，每年三兩百塊錢生意。普通的魷魚叫“洋魷魚”。
菜莆 就是蕪菁，和蘿蔔相像，醃了的。走信豐來。每年銷得三兩百斤，端午過了才有賣，八月一過就沒有來了。兩毛子一斤，比西粉貴一點。
魚翅 四毛子一兩，用得很少，每年只要一二十斤。
海參 每年用三兩百斤，比魚翅生意大得多，每斤二元八九毛。
魚肚 用三兩百斤，價和海參差不多。普通席面用了海參必定要用魚肚，便不用假魚肚的豬皮了。
墨魚 只用四五十斤，每斤價七八毛，同魷魚差不多。
珧柱 銷二十斤上下，十二三毛一斤。
貢魚幹 僅銷十斤八斤，每斤價二毛。過去可銷七八十斤。
大蝦 銷七八十斤，每斤六毛。大蝦並不是很大的蝦，它的名字又叫蝦米，不比潮蝦有四兩一個的。
蝦殼 極小的蝦子壓扁起來好像蝦皮一樣，叫做蝦殼。銷得百多斤。過年過節家家要鑲豆腐把豆腐挖一個口，把豬肉、魚子、香菇連同蝦殼，或更加入些蒜子和韭菜，剁成碎醬塞了進去，叫做鑲豆腐。蝦殼價每斤一毛多。
蜇皮 三毛子一斤，銷不大，每年二三十斤。
淡菜 大的叫做蠔豉，又叫西利。淡菜年銷四五十斤，三毛多子一斤。西利本城沒有賣。
天青□#8249; 一種海魚，大的有扇子大一個。本城少賣。
以上蓋市到天青□#8249;各種都是海菜，從潮汕來。
金針菜 即黃花，兩毛子一斤，年銷四五十斤。
雲耳 銷四五十斤，十毛子一斤，光緒年間每斤不過五毛子，漲了一個對倍。梅縣來。
香菇 銷百把斤。冬菇較好，兩塊零錢一斤。春菇較壞，一塊二三毛一斤。本地出產。
冬菜 白菜製成罐頭，過去走天津來，近來梅縣也可以造了。銷得百多罐，每罐四毛。
腐竹 豆腐皮卷成條子，兩毛多錢一斤，銷四五十斤。興寧來。
豆腐黴 即腐乳，梅縣來。豆腐漿、芋子、麵粉三樣東西做成，與普通人家用豆腐乾做的不同。
胡椒 白胡椒，銷十把斤，十二毛子一斤，光緒年間不過四毛錢一斤，貴了兩倍。烏胡椒，銷二三十斤，五六毛子一斤，光緒年間不過兩毛多子一斤。都是外國來的。
欖豉 把生橄欖煮熟，去核發黴，即成欖豉，尋烏叫欖角，梅縣叫欖豉。每年只銷得十多斤，每斤價二毛多。
醬油 本地做的也有，門嶺來的也有。小黃豆子蒸熟，曬得半幹，攤開使它上黴，再拿了去煮。煮出來的水加進香料和鹽，就成醬油；煮後的豆子就成豆豉，但這種豆豉是不好的。好豆豉是煮好沒有濾去醬油的豆子。豆豉和醬油均以三、六、九月生意較大。豆豉每月銷得二三百斤，年銷三千多斤，每斤價一毛四。醬油每年銷三幾百斤，每斤價一毛半。
柿花 年銷百把塊錢，小的三個銅板一個，大的一毛子兩個。
紅棗黑棗 兩樣年銷百零斤，黑棗四毛子一斤，紅棗兩毛子一斤。
龍眼 一年只銷十把二十斤。有殼的三毛多子一斤。無殼的叫元肉，十毛一斤，藥店裏才有。
荔枝 很少有賣。價和龍眼略同。
楊桃幹 銷得幾十斤，四毛子一斤。
從柿花到楊桃幹各種均從梅縣來。
瓜仁 就是瓜子，信豐、門嶺都有來，三毛零子一斤，銷得二三百斤。
以上三十九種都是水貨店的生意。此外，水貨店還附帶賣洋油和茶油。
水貨店中的盛衰興替，不可不一述其概要：
順昌老店、順昌興記、盧權利、湯堯階、榮春祥、駱接賜、張均益七家，是水貨生意中大一點的。此外，還有賣水貨的小攤子若干家。其中，順昌老店和張均益是雜貨店兼做水貨。
順昌興記是順昌老店的分支，水貨生意中算最好的，有千把塊本錢，每年向梅縣繳得動兩三百元。店主范祖先，本城人，家中二十多人吃飯，生意賺項僅敷繳用。
盧權利，算第二家水貨店，梅縣人，資本千多兩千元。除水貨外，還做桐油、茶葉、香菇、茶油各樣，運往興、梅做行崗生意，他做的水貨生意不如興記，這一宗卻是興記所沒有的。他也能在梅縣繳得些些動，因為他是梅縣人，生意頗紅，繳千把八百都是沒有問題的。他自己兩公婆，請了兩個先生(年薪各六十元)，除繳用外，每年至少賺兩三百元，財氣好的年頭，千把八百也要賺。
湯堯階，蕉嶺人，資本二千元，沒有請先生，繳用以外，無錢賺。早幾年開油鹽行很嫌錢，前年起蝕本，改做水貨。
榮春祥，本地人，資本七八百元。家裏有幾十擔谷田，七八人吃飯。不請先生。用度呢，生意賺了錢來開支，城外家中的穀子就儲蓄起來，算水貨店第一家好的。蘇維埃成立，把他的田沒收了一部分，不待說心裏是嘔氣的。他小時很窮，幫土豪管賬賺了些錢，買點田起家。
順昌老店主人范興甫，本城人，三四百元本，家裏十多個人，請了個先生(薪水五六十元)，水貨生意僅能敷口。他的祖父范淵甫是個大地主，三個兒子，全家百四十多人，年收八百擔穀。後來敗下來，土地分散，範興甫一家只有三四十擔穀子的田了。現在蘇維埃分田，他家還能分一點進去。但他的兄弟范老八卻能收百多擔穀，今年分田大部分要分出去。老八沒有做生意。順昌興記是他共祖公的兄弟開的，有四五十擔谷田，二十多個人吃，蘇維埃分田有點分進去。前清末年到民國初元，他家兄弟共有老店、興記、達記、茂記、鈞記、鴻昌、祿豐等七家店子，做的綢緞、布匹、雜貨、水貨各色生意，招牌響得很，贛州繳得動四五千元，和那時的郭怡和不相上下。民國十一年起漸次衰敗，到民國十四年便只剩下老店和興記兩家了。主要的原因是市場變動了----洋貨市場代替了土貨市場，即梅縣生意代替了贛州生意，尋烏南半縣不需要贛州土貨的供給了。這個原因，是和郭怡和失敗同樣的。其次是因為子弟很多，生長在那些封建經濟的家庭裏(大地主和初期商業資本的家庭裏)，大嫖大賭，大吃大著，“練腔調”(鬧闊氣)，把個家門了了。那時候(民國十年以前)，尋烏的城東小學(一些地主湊股子辦的，五塊錢一股)是個有名的“畢業公司”。全縣地主子弟練腔調無出息的，拿了錢去這個公司裏坐三年，得張文憑，就大擺其架子，用他們的名片上“城東小學畢業生”幾個字，回到家裏騙祖宗。什麼叫做騙祖宗呢？第一是剛畢業的時候，祠堂裏頭照例賞給畢業生一些錢，叫做“搶花紅”；第二是每年和那些秀才舉人有功名的平分學穀；第三是每年祭祖完畢和有功名的分胙肉。范家的少爺們竟有六七十個進了這個畢業公司。他們畢業後，在他們的大小公堂中，除開搶花紅得穀子外，單分胙肉一門，每年得一百斤。
駱接賜，本城人，二三百元本，四個人吃飯，沒有請先生，蒸燒酒，賣水貨，除開銷外，能賺一頭二百塊錢(即一二百元)，算是一家好的。他從前好嫖，討了個老婆不嫖了(用去五百多塊錢討來的)，老實勤快，酒糟又可供豬，所以年好一年，家裏有十多擔谷田。
張均益，做水貨又做雜貨，一頭二百元本，其餘是借來的。沒有請先生，指揮他的兒子做生意，每年頗有些賺頭。他是本地人，五六年前是個挑夫，幫尋烏城的商人挑了米子或者香菇去梅縣，從梅縣挑了布子及鹹魚回到尋烏。他自己挑東西，同時又當夫頭。這種夫頭的職務是能夠賺錢的。尋烏商人拿了錢給他去辦貨，尋烏城的老闆和梅縣的老闆兩頭都給酒錢與他，因此他就慢慢地發起財來。
擺攤子的水貨生意，每家不過幾十元本，多的不過一百元，他們的貨是從本城大水貨店和過往小販那裏買來。這種擺攤子的，往往能因勤苦精幹發起財來。本城由擺攤子起家開店的有許多家，潘登記、何祥盛、羅義盛、劉恒泰、範老四都是。他們有家，但沒有開張門面的店，一、四、七挑著擔子趕本城的圩，三、六、九又挑著擔子趕吉潭的圩，這樣子掙得幾個錢來。
(9)藥材
本城就是百和堂、楊慶仁、新德生、田仁和、王普泰、黃裕興、福春堂等七個藥店。
百和堂是第一家，主人池某，潮州人。他本來是篁鄉人，姓劉。小時因家窮，父母把他賣給潮州池姓藥商。後來他到尋烏開藥材店，本錢千元內外，就當起老闆來。廣東商人有句俗話：“不怕扯，只怕絕。”那些沒有兒子的人，一定要買個兒子傳代，就是為了“怕絕”呢。也有為了勞動力需要的理由而買兒子的。普通買了來，聰明能幹的把他做兒；蠢笨的呢，就把他做“奴古”〔15〕。百和堂主人自己是買來的，他因生子不育，又買來一個兒子，隨後他自己也生了兩個兒子、兩個女娃子，連他的老婆共七個人吃飯。又帶二個徒弟。有些錢賺。藥材生意是很有利的，用秤稱了進來，用戥子戥了出去。分粗藥嫩料兩類，粗藥(水藥)是治病的，一般人都要吃；嫩料是補品，只土豪才買得起。嫩料有價錢講，粗藥聽藥商話價。七家藥店中，只百和堂、楊慶仁、王普泰三家有嫩料。
楊慶仁，樟樹人，過去有本五六百元，去年被他兒子賭掉幾百塊，現只二三百元了。
王普泰，也是樟樹人，百元左右本錢，和尋烏劣紳何子貞及天主堂陳神父(梅縣人)勾結。陳神父借給他四百元，此外還向土娼來鳳子借了兩百元，除藥店外再開了一間洋貨店。來鳳子的錢是從哪里來的呢？她跟了賴世璜〔16〕部下一個連長，去年回到尋烏，帶來了三百塊造孽錢。王普泰想方法巴結來鳳子借了這筆錢。錢借到了，王普泰送了許多禮物給來鳳子，花露水呀，汗巾呀，等等。
新德生，主人姓杜，也是樟樹人，四五百元本。田仁和、黃裕興、福春堂都是樟樹老表，都是一百元本。
每年藥材生意，百和堂值三千元，慶仁堂八百元，新德生、田仁和各六百元，王普泰四百元，黃裕興、福春堂各三百元，共六千元。
王普泰是參加反動組織的，反動派會議他必到場，雖然他表面上沒有做什麼官。雜貨店的陳志成，水貨店的寶華祥，火店的同來安，都是以商人幹與政治。蘇維埃勢力進城，四家都被沒收。
(10)黃煙
城裏有兩家製造黃煙的店子。一家叫黃裕豐，上杭人，在尋烏開店開了兩代，先前有本三千元，兼賣紙張雜貨，賺了萬多塊錢，拿回上杭買了田，現在本城店裏還有本錢千多元。另一家叫做湧泉號，也是自己制黃煙，安遠人，三五百元本，前年才開張。
黃裕豐請了兩個工人，一個刨煙，一個打包。湧泉號請了一個工人。工人年薪六十元。吃老闆的飯，這一點與雜貨藥材店的“先生”差不多。不同的是工人平日無肉吃、無酒喝，只初一、十五才打牙祭，先生則平日有吃，因此沒有特別的打牙祭。吃飯也有些不同，先生經常地同老闆共桌吃，工人則人少時和老闆共桌，假如多了幾個工人呢，老闆便同先生做一桌，工人另外做一桌。這些都表示先生的身份比工人高。工人普通不喚工人，喚做“師父”。
雜貨店、水貨店的黃煙，多是從這種制黃煙的店子裏買去的。
(11)裁縫
共有用機器的十三家，手工三家。劉芹英、黃嫂子、廖接芳、劉森河、劉師父、謝神保、範癩子、謝其龍、何祥古、謝師父、黃老五、黃上先都是用機器的，每家一架“車子”(即縫紉機)。每家的老闆都同時是工人。每人帶個徒弟，縫下子邊，打下子扣絆。這種裁縫店的資本，就是買一架機器的本錢。機器第一等百二十多元，第二等七八十元，第三等三四十元(是別人用舊了的)。民國九年以前，尋烏沒有縫紉機，一概手工做。民國九年有個興甯人何師父，第一次弄來一架機器開店。他原先是在留車開店，民國九年搬到縣城來。因他“剪刀很利”(尋烏人說裁縫偷布，不說他偷布，而說他剪刀很利)，又好嫖，站不住，帶著車子回興寧去了。前年(一九二八)還只四架，去年增至十三架，內有幾架是買了別人的舊車子。其中黃老五手藝頂好，生意頂大，勾結官廳及豪紳，包了好衣服做，因此賺錢買了田地。三二五暴動，他即表現反動，這次革命勢力進城，他就跟反動派一路跑了。衣服式樣，民國九年何師父創用機器，興“上海裝”(破胸、圓角、打邊)。民國十二年，上海裝不要了，行一種破胸、方角、大邊裝。去年起行“廣州裝”(七扣四袋而身很長)，一小部分人喜歡穿這一種，但多數人還是大邊裝。從來的衣，一律是舊式的“大襟裝”，從興新學起，開始有破胸新裝，到了民國七八年，新裝漸漸多起來。但直到去年，拿全縣人口說，還是舊裝的多，新裝的少。近兩年來，尤其是土地革命勝利後，新裝日漸加多，特別以青年為普遍。青年學生，不待說老早是新裝，青年農民、青年工人，大多數也是新裝了，除非是很窮無錢做衣服的才仍然是舊裝。在青年群眾中，特別是鞋子起了個顯著的變化。去年夏季，南半縣抗租得了勝利，冬季又分了田，農村中三十歲以下的青年人，十分之七以上都穿起膠底鞋和運動鞋來(這種鞋的底是從廣州運到興甯，興寧做成鞋子，每雙十毛左右)。赤衛隊和蘇維埃辦事人，不但一概是新式衣和新式鞋，他們還要佩個電筒，系條圍巾，有些還要穿薄毛羽的夾褂子褲。
城裏手工縫衣店至今還剩三家。
手工與車子的比較是：手工做一件的時間，車子差不多可以做三件。工價的比較：每套短衣褲手工做七毛，機器做六毛。貨色的比較：車子做的好於手工做的。機器哪得不驅逐手工？
全縣重要圩場吉潭、澄江、石排下、車頭、牛鬥光、留車、篁鄉(採用機器比任何一處早)、公平、荒塘肚、岑峰等十處，都有縫紉機，因此全縣人口中已有百分之三十廢除手工、採用機器做衣了，特別尋烏的南半縣機器化的速度更發快。
(12)傘
彭萬合、李祥仁兩家造紙傘。彭萬合是武平人，在尋烏城開傘店，開了三代一百多年了。初來尋烏時只有一二百元做本，做傘逐漸賺了錢，到前年(一九二八)三二五暴動前，連田產共有千多兩千塊錢資本了。店主彭老五子，他的父親彭盛祥十多年前在尋烏南門外田背地方買了六十擔谷田，起了一棟新屋。他家兄弟老三、老七在田背住家。他自己在城內做傘生意。田背的田租給農民耕種，每年收租十分之五。他家本有七個兄弟，死了四個，還有三個兄弟，六個兒子、侄子，一個母親，三個婦人，五個媳婦，共十八個人吃飯。兒子在初等學堂讀書。他們三兄弟中，他是做傘的，三十歲了。請了兩個工人。他的兄弟老七子，二十多歲，曾在革命派辦的中山中學讀過二十幾天書，就碰著三二五暴動，反動派加上他“暴徒”的罪名，沒收他田背的家產，燒掉他田背的房屋。老三、老七都在城東學校畢業，不過老三讀的是在“畢業公司”時代的城東學校，老七時城東學校卻已經是改造過的，即革命的中山學校派辦理的時候了。因此老七於城東學校畢業後，也就進了中山學校，加入“暴徒”隊伍裏。老三自城東畢業後，就在武平當小學教員，現在老七也跑到武平去了。老五的店子現在只有四五十元資本了。他父親彭盛祥時代(光緒年間)紙傘還很盛行，那時候社會用的傘有了三成洋傘，還有七成是用紙傘。民國到今，恰好”恿艘桓齜較穎貉笊□既□叱桑□繳?揮腥□傘２宦鄢竅紓□宦酃□□萄□□彩簟昂笊□搖焙汀澳鄹九□印保□畈歡嘁桓糯蜃叛笊×恕Ｑ笊□譴用廢睾托四□矗□虼伺硎□槭貝□習胂氐牧舫怠□６飯庖□較爻橋淼昀綽蛑繳。□衷諶賜ㄍㄍ□廢亍□四□蜓笊∪□恕４憂芭磽蠔廈磕暌□斐鋈□□閻繳》□簦□衷諉磕瓴還□輝斕們□□□侔蚜恕４憂□光緒年間)彭店雇工六七人，於今只雇兩個人了。傘價從前每把二毛五，於今四毛五。
李祥仁是個南康老表，四十多歲，傘工出身，民國初年當了老闆。四五十元本，每年出傘二千左右，請了兩個工，一個削骨子，一個褙紙，他自己上油。
洋傘有羽綢傘、洋布傘兩種。羽綢傘通是日本貨，中國不能做。洋布傘的洋布和鐵骨也是外國來的，中國人把它繃起來，加上一個傘把子。羽綢傘每把價一塊大幾(謂一塊五毛以上)，洋布傘每把一塊二三。紙傘、洋布傘、羽綢傘的銷行比例是：紙傘、洋布傘各百分之三十，羽綢傘百分之四十。
傘業現在沒有人學徒弟了。拿尋烏城來說，不但現在，近十年來就沒有人喜歡學做傘了。它的原因不外：一、傘業的前途是沒有希望的；二、傘店的學徒比雜貨店的學徒要辛苦，學做傘十三四歲才去學得，要煮一店人的飯，又要買菜，又要掃地，又要撿拾作坊裏一切拉拉雜雜的東西。
(13)木器
從前只有一家，胡東林，贛州人，四五百元做生意，開了二十多年，製造各種木器出售，如台、凳、椅、桌、床鋪、腳盆、衣架、水桶、櫃子、面盆、尿桶、託盤、招牌、匾額(酬神、祝壽、頌德等用)、對聯、書箱、衣箱、壁櫥，學校用的黑板及其他用具，送禮用的扛盒和撐格，等等。
木器店算這一家大，他的木器不但銷在城區，而且銷往各區各縣。但他店裏的那些木器主要不是供給工農貧民，而是供給地主階級、中等商人和富農的，因為他的那些東西工農貧民要不了，除非為了嫁女才向他買些小衣箱、小櫃子之類。他家很苦，在贛州。二十年前他從贛州來尋烏幫人家做木工，積了點子錢開個小木店，慢慢發展，盛時請過四五個工，賺了千把塊錢，付了一半去贛州，剩下四五百元做生意。一九二八年起始沒有好多生意了，只留了一個工人，他自己做，兒子幫一點，僅僅敷口。衰敗下來的原因，完全在於土地革命。北半縣沒有革命，也受了革命的影響。地主階級和其他有錢人也不做壽了，也不做熱鬧喜事了，酬神和歌頌功德也停止了，學校也大半關門了，他的生意哪能不衰敗下來呢？
他的木器的樣式，凡供給封建地主的一概是舊式，但也有一部分是採取進步樣範的，那就是學校和教堂的用具。他和福音堂的包牧師有來往。南門外福音堂和教會醫院的建築，木材部分和木器，是由他承包做的。
他的親戚薛某，去年邀了十個人打了一個“月月標”的會，每人五塊錢，共五十元起本，開個小小木貨店在城隍廟側邊，不請工，兩父子做，一年蝕了本，奄奄無生氣了。
工農貧民要用的木器乃是圩場上供給的。每逢一、四、七圩期，便板子呀，提桶呀，水桶呀，腳盆呀，飯甑呀，飯盆呀，飯勺呀，水勺呀，鍋蓋呀，傾盆呀(覆菜碗、覆鍋頭的盆子)，砧頭呀，菜板呀(切菜用，圓的叫砧頭，方的叫菜板)，洗碗盆呀，禾籃呀(盛了割下來的禾挑往禾坪裏去打的)，穀鬥呀(打禾用)，礱盤呀(推子)，樓梯呀，等等東西，都由那些住在山肚裏“做圓木的”匠人們挑了來賣。並不是每次圩期都有那一切東西，是依了時節和需要而向圩場上供給的。礱盤一種要定做。風車要上杭師父才能造。全縣有十來個上杭師父，每年由上杭來一二次。水車一門，本縣農民百家中只有一具，因本縣陂圳多，很少遇到乾旱，用不著水車這種東西。
南門外還有兩家棺材店，每家都只有四十元本，造的都是貧民用的“火料子”(又叫“火板子”)。地主、資本家乃至稍微有幾個錢的佃農和工人，普通都是自己請木匠做棺材。只有極窮人家，或是“抖緊”時候(急用時候)，才會買這種火料子。失了東西或被人損壞了東西的人，常常是這樣破口大?：“愛割愛絕的！愛絕人毛的！火板子夾的！火料子裝的！”(“愛割”的“割”，消滅的意思。)這就是形容火料子這種棺材是不名譽的人才用它的。有錢人家自己請木匠做棺材，這種木匠除本地人外，一部分是上杭人，就是那些造風車的師父們，他們兼著造棺材。
(14)火店
有劉萬利、合昌隆、劉鴻興、溫得利、潘發利、潘金利、湯日恒、同來安、曾記濤、九嫂子、大只四嫂子、古流芳、劉□二(兼賣白酒)、古裕昌等十多家。火店裏的客人以挑擔子的為最多，占去百分之八十。賣牛的，背包袱子的(背著包袱子向著別地找生活去)，四鄉到城裏來打官司的，往贛州讀書的，變把戲的，賣膏藥的，算八字的，和尚化緣的，行醫的，看風水的，唱叫化歌的(即唱蓮花落的)，共占百分之二十。那百分之八十的挑擔子客人中，大多數是雞鴨客子，少數是挑煙皮客子(煙皮即煙葉)。
開火店不要多的資本，只須幾條舊被窩，幾床粗席子，買點米買點柴火，就可開張。店屋租錢要在幾個月後才交付。
開火店賺錢，靠賺那些撐傘子的和穿長衫子的。他們來了，把點好東西給他們吃，把點好床鋪給他們睡，要走了給他們重重地敲一下子。挑擔子的及其他窮人來了，火錢(即歇錢)飯錢都要輕些。吃飯照碗數算，比長衫客子照餐數算，便宜得多，每碗半毛(會吃的一碗又一個零碗就夠，不會吃的半碗也夠)。吃酒的一壺水酒等於一碗飯價。火錢每夜三個銅殼子(即銅板)，因為要點一盞燈火，還要燒水洗身，故要火錢。冷天蓋被窩，另拿被窩錢，每人兩個銅殼子。火店賣酒飯的利潤，每十毛本賺四毛。真的講起來，開火店的賺錢，還是靠畜豬子，因為火店的糠、飯湯和零飯，是經常有的。
火店的對頭是員警和衙門口的差人，因為員警、差人要盤查，常常借了盤查為難客子，弄客子的東西，如像借了查煙土，一轉眼把客子的銀錢偷去了。若當戒嚴時候，還要因對答不妥當受那無妄的飛災。以此客子怕上城裏的火店，天還沒黑，就在黃?□□恿搿□□佟□掄□壤氤僑□□絞□□牡胤叫□呂矗□鸕甑納□獯笫苡跋□□/p>
火店中，同來安店是反動的。店主陳登祺，出身卻是貧農，家在留車，窮得沒飯吃，因為他會兩手打，便在留車一帶鄉下教打。民國七八年他到縣城當法警，民國十四年就開了同來安店，兼做油行。他因與官廳勾結，又跟留車劣紳陳吐鳳要好，三二五暴動時保護縣長謝寅出險，為謝所賞識，政權恢復，被提拔為靖衛隊長。他率領隊兵到雙橋一帶擄人勒款，焚燒革命群眾房屋。謝縣長走了，他回到火店裏。這回蘇維埃沒收了他的房屋。
(15)豆腐
以不滿三千人的尋烏城，卻有豆腐店三十多家。尋烏城裏吃飯十餐有九餐要吃豆腐。吃豆腐原因，一是價廉，二是方便。尋烏的農村中也是很喜歡吃豆腐的，不如尋烏城這樣厲害，卻也占了食品的一半。
兩升半豆子做一桌豆腐，豆子兩升半的價錢是五毛，豆腐一桌的價錢是六毛半，賺一毛半。所謂“一桌豆腐”，就是大豆腐乾四十六塊，零賣每毛子七塊，三個銅殼一塊。若是小豆腐乾，則每桌九十二塊，每毛十四塊，三個銅殼兩塊。豆腐有水豆腐、煎豆腐、豆腐乾、薄幹子四種。水豆腐銷最多，次煎豆腐，次豆腐乾；薄幹子最少，因為只有人家做好事才用它。開豆腐店賺錢，主要還是拿豆腐渣畜豬子。因為每天普通只能銷一桌豆腐，特別情況才能銷兩桌，每天只能賺毛半子到三毛子。畜豬子每年可畜兩道“豬媽帶子”，每道可出三四十元。若畜肉豬，每店每年可畜四個，約四百斤，出得一百元。但畜肉豬供米要多，還不如畜豬子劃得來。
豆腐生意都是“居家生意”，就是一邊磨豆腐，一邊又耕田。
磨豆腐不是容易事。常言一句：“快學難精。”又雲：“蒸酒磨豆腐，唔敢稱師父。”
(16)理髮
全城理髮店八家。民國元年以前器具都是舊式的，裝式則一律是辮子。民國元年起，開始用洋剪(揮剪和毛剪)，樣式一概和尚頭，沒有別的。民國二年開始興“東洋裝”，器具還沒有大鏡子，也沒有化學梳和輕鐵梳子。民國六七年，興“平頭裝”、“陸軍裝”，還是沒有大鏡子等。民國十年加上贛州來的“博士裝”，尋烏學生到贛州讀書傳來這種新樣。民國十二年開始有了寬八九寸、長尺二三的大鏡子，又將一尺長四個腳的單凳子換了有靠背的籐椅子，並且開始輸入了輕鐵梳。這些新式器具都是從梅縣來的。民國十五六年大革命時，開始輸入化學梳。東洋裝的名目消滅了，博士裝也差不多沒有了，但原來在學生和商人中盛行的平頭裝和陸軍裝，卻在青年工農貧民群眾中普遍地盛行起來。“文裝”、“花旗裝”、“圓頭裝”(梅縣人譏笑這種裝叫“暹羅柚”)這三種，卻是新添的花樣，盛行于小資產學生群眾(這個群眾是接受資本主義文化反對地主文化的)之中。文裝亦名“西裝”，花旗裝就是美國裝，它的來源是從南洋傳到梅縣，由梅縣傳到尋烏的。現在縣城及別的大市鎮中，剃光頭的可以說完全沒有了。鄉村農民中，還有一大部分是剃光頭。在整個人口中，那種剃平頭、陸軍頭等等新樣子的，還只是一個小部分，這一個小部分又全數屬於青年群眾。
理髮價，剃光頭、揮光頭都一毛，揮各種新裝一毛半，修面只半毛。
開理髮店要四五十元本，師父普通請兩個，少的一個，至多三個。工價以半年計至少三四十元，普通五六十元，最多八十元。生意好的理髮店，每天每人可以做一塊錢生意，普通是一個老闆兩個工人，平均每天能進三元，每年能進千元內外。開銷工錢百多元，其餘都歸老闆，再開銷伙食(以四個人計每人七十五元)、店租(三十元左右)和器具的消耗(百元以內)，可賺四百元內外(老闆自己的工錢在內)。這一筆錢的消耗呢？就是老闆的嫖和賭。
剃頭和裁縫，不論工人、老闆，很少有把賺項儲蓄起來發財的，原因是這兩種人多半聰明伶俐、好嫖好賭、好吃好著。為什麼這兩種人是這樣的呢？大概由於他們社會地位的卑下。前清時候，社會上看剃頭工是屬於“下九流”的。別的地方，縫工的社會地位也很卑下。縫工雖有老婆，但他們仍是好嫖。剃頭工則十個有八個沒老婆。這種沒老婆的人並不覺得苦楚，他們倒在嫖的上面表現十分快活。
“下九流”是對“上九流”而言。下九流是：一削(削腳趾)，二拍(拍背)，三吹(吹鼓手)，四打(打煙銃)，五採茶(男女合唱採茶戲)，六唱戲，七差人，八剃頭，九娼妓。上九流是：一流舉子二流醫，三流問卜四堪輿〔17〕，五流丹青〔18〕六流匠，七僧八道九琴棋。
(17)打鐵
三家打鐵店，葉師父、楊師父、李師父。楊師父安遠人，葉、李均於都人，每家資本五十元內外。打的是篾刀，柴刀，斧頭，鋤頭，鐵□(即耙頭)，耘田耙，耙(大耙，牛拖的)，鰱鯉刨，梭鏢(尋烏土話“尥子”，梅縣叫“挑筆子”，東江叫“尖串”)，刀麻(菜刀)，鍋鏟(炒菜用)，鏟子(刨鍋頭用)，火鉗，火鏟，鉤環(挑水用)，鐵勺(舀米舀油用)，木匠用各種鐵器(各種刨鐵、各種鑿子、斜鏟、鐵錘、凳頭鉗、角羅鑽、割刀)，鐵尺(做衫壓布用)，綿刀子(裁縫用)，馬刀，關刀，雙刀(卡子刀)，小拐子(小把)，鐵釘，門□(上門用)，鐵箍。除馬刀、關刀、雙刀外，餘均家常用具，銷向城廂附近。打鐵器和打鐵方法，一概舊式。
鐵是城區南廂的黃沙水，雙橋區的鐵□水、石□坑，南八區的車頭、橫徑、大陂角六處地方所產，每處都有爐，鑄鐵，又鑄鍋頭、犁頭、犁壁(犁 )。鑄出的鐵不但銷在本縣，大部分還是銷往惠州、石龍，也有銷往門嶺的。鍋頭除銷本地外，約有半數銷往會昌及贛州，還有一小部銷往潮汕。犁頭、犁壁銷在本縣。每個爐子要挑響炭的(響炭即木炭，鑄鐵、鑄鍋都用它，挑的約二十人)，燒炭的(用木燒響炭，每窯三人，五窯炭供一鐵爐，共十五人)，運砂的(鐵砂從山崩下，農民挑運賣與打爐子的，這種工人不便統計)，以及爐廠內的工人(高爐鑄生鐵十人，炒爐鑄熟鐵十二人，鑄鍋頭十二人，火夫一人，坐櫃和行走三人)，共計一爐鑄鐵需二百人上下。每個爐子單鑄鐵要資本千元，單鑄鍋頭也是千元，鑄鐵兼鑄鍋頭則需二千元，大宗開支是砂子和響炭，其次是工人的伙食、工錢。爐廠有獨家開的，也有合股開的。工人的工錢，師父(工頭)每天十二毛，工人三毛，伙食吃老闆的。坐櫃每年七十元。師父和工人以日計，做一天算一天，坐櫃以年計。還有神福、紅包和來往盤纏，都是老闆對工人的繳費。師父地位很高，待遇不好他就弄鬼，生意就要蝕本。師父會做的每年可得工資五百元。每間爐廠每年能生產四千元，六個廠二萬四千元。民國以前沒有洋鐵來或來得少，工價又便宜，尋烏的鑄鐵生意比現在大，會做的爐廠每年能生產二萬元以上。前清時雖只有兩間爐廠，卻共能生產四萬餘元。現在爐數加了，每間爐廠的產量卻減少了，主要原因是工錢貴(工錢貴是因外來工業品貴)和洋鐵侵入。
鐵價現在比三十年前(光緒二十五六年)貴兩倍，那時生鐵每擔(四十斤左右)最貴不過十一毛，現在卻是三十二毛了，即需八分錢買一斤生鐵。三斤生鐵打成一斤熟鐵，價五毛。
本城三個打鐵店，兩個於都人，一個安遠人。鄉下打行爐的通通是於都人。于都鐵工很多，三千七八百座爐子出門，高爐每座四個人打，矮爐三個人打，共有鐵工一萬三千左右。他們打鐵在江西，而且打到福建、廣東，打到南洋去的也有。
(18)爆竹
一間爆竹店，鍾老闆，會昌人，幾十塊錢本，開了六七年。自己及請的一個師父共兩個人做，每年做得四五百元生意。老習慣大年初一那天大放其爆竹，尋烏的小小商店每家也要放兩塊錢。今年初一反動政府宣佈戒嚴，不准放爆竹，不但年初一，平日也不准放，爆竹生意因此大減。南半縣農民暴動區域徹底破除迷信，也不要爆竹了。因此不但本城鍾老闆的爆竹生意減少了，從前梅縣和門嶺兩方輸入尋烏的爆竹，近來也停止了。
(19)打首飾
尋烏的婦女們也和別的封建經濟沒有徹底破壞的地方一樣，不論工農商賈，不論貧富，一律戴起頭上和手上的裝飾品，除大地主婦女有金首飾外，一概是銀子的。每個女人都有插頭發銀簪子和銀耳環子，這兩樣無論怎麼窮的女子都是要的。手釧和戒指也是稍微有碗飯吃的女人就有。銀也是個名，實際是洋鐵皮上面塗一點銀，有些是銅上面塗一點銀。打這種首飾的店子本城有七家之多，每家只要幾十元做本。他們的首飾，一部分是人家來定做的，一部分是用個小匣子裝著背往四鄉去賣的。七家首飾店中，有四家是一個老闆、一個工人、一個徒弟三個人做事，一家是四個人做，一家是兩個人做，另一家只一個人做。學徒制度與理髮業差不多，不過工作更苦些，穿的衣服也更爛一些。
(20)打洋鐵
一家，劉俊記，興寧人。前年來本城開店，以前無所謂洋鐵。三幾十塊錢本，一個老婆、一個徒弟和他自己三個人。材料是洋油瓶，做的是小洋鐵燈呀(不〔19〕燈)，盛洋油的壺子呀，盛茶油的壺子呀，舀油的勺子呀，燒茶吃的壺呀，洋油透子呀(濾子)，酒透子呀，盛茶葉的瓶子呀，各種小盒子呀等等日用必需品。所以，這樣一個洋鐵店乃社會需要的。生意也很賺錢，三個毛子一隻洋油瓶，從本城、吉潭、三標、澄江、牛鬥光等處雜貨店裏收了來，做成洋鐵器以六個毛子賣出去。此次紅軍進城，劉俊記不知何故跟著反動派跑了。
(21)修鐘錶
也是一家，葉公昌，梅縣人，除工具外，十把塊本錢，專門修理鐘錶。全縣除本城一家外，牛鬥光還有一家。兩家都是前年(一九二八)開的。尋烏全縣有十二萬人，百分之二的有了鐘錶，共有鍾或表二千四百個，所以需要一兩家修理鐘錶的店子。
(22)圩場生意
尋烏城還是個店鋪生意和圩場生意並行著的城子。以尋烏情形說，圩場生意代表半自然經濟，店鋪生意代表商品經濟。店鋪生意與圩場生意的比例是：店鋪占百分之七十，圩場占百分之三十，可見商品經濟勢力超過自然經濟很遠了。
圩場生意的要項如下：
第一是米。米生意全在一、四、七圩期做，店鋪不做這門生意。米不但是本城許多人要的(本城人口中農民部分自己有米)，而且運到廣東去。梅縣人或大柘人挑來一擔鹽，兌一擔米回去，叫做鹽上米下，因此米生意比尋烏城一切生意大。尋烏城的大宗生意是第一米，第二鹽(年十萬元以上)，第三布匹、洋貨(十萬元)，第四豆(二萬餘元)。米價，光緒二十六年每擔(一百七十二斤)四元，民國元年五元，民國十六年旱災有過十六元，本年紅軍未到八元五毛，既到七元。
第二是柴火。木炭、水炭子、片柴、把子柴、 ，從四鄉挑來赴圩。木炭(響炭)價，光緒二十六年每百斤五毛，民國元年到十七年每百斤八毛到十二毛，去年因雨多每百斤漲到二十二毛，現每百斤十六毛。片柴價，光緒二十六年每擔(七十斤)一毛七八，民國元年二毛二三，民國十年到十六年四毛，民國十六年到現在五毛到六毛。
第三豬肉。前頭店鋪生意中已講了的三個案子，其實應該講在圩場生意裏面，因為是圩場上的生意。
第四豬子。細豬子(兩個月的)和豬條子(三四個月的)都沒有行，都在圩場上買賣，每圩約三十個，每月九圩共二百七十個上下。現細豬子每斤三毛，豬條子二毛，大肉豬二毛五。為什麼豬條最便宜呢？因為豬條子是四五十斤一個，不是很沒有錢用的人不肯拿了出賣的，但迫得拿了出賣時，人家就卡他的價錢了，他也只得忍痛丟手。
第五雞鴨。本地四鄉來圩上零賣的，為數不多，平常每圩雞鴨兩門十把二十只，也有時一隻都沒人要的，這證明了尋烏城之苦。過年過節每圩可銷百多隻。價錢，雞每斤四毛半，鴨三毛。
第六竹木器。木器在圩場出賣的部分已在前面店鋪生意中木器項下附帶講過了。現在講竹器，谷籮、穀笪(笪讀達，即曬簟)、畚箕(挑灰糞下田的)、雞鴨籠、豬籠、籃子、橐子(盛米果等零碎東西的)、磨欄(即欄盤)、糠篩、簸箕、睡床(睡椅)、撮箕、竹椅、灶撈(撈箕)、筷子、掃把、洗鍋把、掇耳子(即鳶箕，比畚箕小)、角籮(小孩子裝米果吃的小籮子)、簍(即魚籃，摘茶子〔20〕也可用)、河子(即“得魚忘筌”〔21〕之筌，別處曰□)、茶籃、笠麻(斗篷)、菜籃、曬籃等等竹器，通通在圩場上賣。
第七小菜。芥菜、芹菜、莧菜、□頭、脈子、芥藍菜、蒜子、苦瓜、冬瓜、南瓜(絲瓜)、節瓜、甜瓜、黃瓜、西瓜、番莆(南瓜)、茄子(廣東人叫吊菜)、鳳菜(又叫空心菜，別地叫蕹菜)、芋子、莆子、蘿蔔、韭菜、蔥子、茼蒿菜、白菜、菜頭(芥菜頭)、當機(即刀豆)、辣椒、雪豆、彭皮豆(扁豆)、豆角、八月角(八月豆)、老虎豆、樹豆子、青豆芽、黃豆芽、馬齒、黃芽白，以上各種小菜都由附近鄉村供給本城居民。
第八魚。有鯇、鰱、□、蝦子、鯉、鯽、黃鱔、泥鰍、蝦蟆、蝦公、元魚(腳魚)、河魚子、“搶”等等。普通市上賣的只有鯇、鰱、鯉、鯽、黃鱔、泥鰍、蝦蟆數種，其餘各種不經見。鯇每斤二毛半，黃鱔每毛十兩，泥鰍每毛一斤，蝦蟆每毛七兩。“搶”是少有的大魚，尋烏城去年曾賣過一個四十斤的，別的地方有七八十斤的，由惠州一帶循河上來，個把人淹死在水裏，正好做了它的食品。
第九糖。粉、□粑、那子(粉皮)、板子(軟板子、鐵練板、鐵勺板、豆子板、油果、糖板子、魚子板、苧葉板、番薯板、印子板各種)。圩期到了，他們就來了，特別是“會景”的時候(迎故事或打醮的時候)來的更多。一兩塊錢本錢。
第十水果。李子最多，荸薺次之。此外，枇杷、柚子、楊梅、柿子、桃子、桔子、柑子各有一些。水果不是很小的生意。
(23)娼妓
二千七百人的小城市裏，“老貨”、“嫩貨”有三四十家，什麼昌嬌呀，月娥呀，鍾四妹呀，謝三妹呀，黃昭坤呀，戊秀呀，潤鳳呀，大觀蘭呀，小觀蘭呀，昭娥呀，來昭呀，玉淑呀，五鳳呀，亦娥呀，都是這個苦群眾裏的著名人物。除大觀蘭、亦娥兩個外，都是人們所謂“嫩貨”，潤鳳、戊秀、月娥、五鳳、昭坤五個更加著名。
科舉未廢、文武兩考盛行的時候，也有現時這樣多的娼妓。科舉既廢，逐漸減少，光緒三十年左右只有十幾名了。往後又漸加多，到現在又恢復科舉時代的盛況。南半縣革命向北發展，同時紅軍開抵澄江，娼妓們許多跑下鄉去了。她們中間傳說，“紅軍見草不留，掃把都要過斬”，所以她們嚇得跑了。
本城娼妓三標人多。尋烏人有句俗話，“三標的貨，項山的糯”，就是說的三標女子美麗的意思。
十年之前商業興盛的時代，商人嫖娼的多，豪紳次之，豪紳子弟(所謂少爺)很少插足。十年以來換了一個地位：豪紳嫖娼的最多，少爺次之，商人嫖的最少了。商人為什麼嫖的少了？因為他們的生意不行時了。豪紳為什麼嫖的多？他們包了官司打，就以妓家為歇店，長年長月住在妓家，過年過節才回家一轉。他們的嫖錢哪里來的？打官司，鄉下人拿出一百元，他給鄉下人使用二十元，八十元揣在自己的荷包裏，這樣子得到供給娼妓的費用。少爺們為什麼從前沒有到城裏嫖的，近來有很多嫖的了？“畢業公司”等類的學校興起來了，少爺們脫離那溫暖的家庭走到城裏來讀書，覺得好生寂寞，娼妓家中少爺們的足跡就多起來了。
(24)同善社〔22〕
約當光緒二十七八年時，贛州一個綢緞店恒孚號的熊老闆(南昌人)到尋烏來開辦同善社，他就是所謂天恩先生。那時的善長古鶴甫是個秀才，住在城裏，家務也不很好。後來善長改了潘明典，是個拔貢，有千元上下家資，現做九江地方法院書記。郭友梅是光緒二十七八年進的同善社，那時候有社員百把八九十個，以後還進了好多，最盛時本城同善社大概有二百多人。同善社的發源在四川，由那個四川的同善社發出公事到各省開辦同善社，各省的政府准許後再向各縣開同善社。贛州府的天恩先生是得了南昌省的公事的。他來到尋烏，首先拜會縣知事，知事贊成了，出了保護告示，同善社就可以大大地開起來。入社是要經過神明的批准的，一個筒子放些紙坨子，有的寫個“准”字，有的就是白紙。同善社的神明叫做達摩祖師，介紹人引導要進同善社的，走到神明面前磕頭祈禱之後，伸只手到筒子裏拈那紙坨，拈個“准”，便進同善社，拈個白，不能進去。有個屠夫三次都是拈個白的，有個土豪四次都拈個白的，“莫說無神也有神哪”。林虎〔23〕到過尋烏城，好大一個頭，二十八九歲，威武得很。許崇智〔24〕也曾到過這裏。林虎部下營連長有七八個進了同善社，在這裏紮了一個多月。進同善社要入社費一元，以後隨時捐錢，也不勉強。南昌同善社、四川同善社都有公事來要捐錢，公事上說：“捐了錢，二天到那裏去了，簿子上有名字，就可吃得飯哪。”郭友梅捐過南昌三元，四川五元。尋烏社二百多人中有三四十個是女子。他們的成分商人百分之五十，地主百分之二十，農民百分之三十。但所謂農民沒有貧農，都是“有碗飯吃的”，“不求人的”。民國七八年省政府來公事要停辦同善社，停了一兩年。隨後唐生智〔25〕有公事來，說“善菩薩，可以信得，不要取消它”，又辦起來。民國十二三年政府又來公事要停，才停止到今。
每天早中晚三次靜坐，叫作“做工夫”。做工夫的，兩天內不能和女人睡覺，睡了就不靈驗。同善社有秘密，做到五層工夫，天恩先生才有秘密講，郭友梅還只兩層工夫，未曾聽得什麼秘密。四川有個九層工夫的天恩先生到過贛州府，那裏同善社每人出兩塊錢接天恩先生的風。方本仁〔26〕也到了。同善社每年做兩次“龍華會”，社員都到，見人出兩毛錢，向祖師磕頭，奏鼓樂，吃齋菜。
進了同善社，得些朋友，可以做官。
尋烏縣長曾有三個進了同善社，他們和社員們一樣到同善社磕頭。
(25)人口成分和他們在政治上的地位
尋烏這個城，把它的人口成分剖解起來，才知它還完全是一個農業手工業城市。全城近二千七百人的各業比例如下：
職 業 人口數 百分比
農 民 一，六二○ 六○
手工業者 二九七 一一
遊 民 二七○ 一○
娼 妓 一六二 六
商 人 一三五 五
政府機關 一○○ 四
地 主 七八 三
宗教徒 二二 一弱
共 計 二，六八四 一○○
看這個表，農民和小手工業者共占百分之七十一，便知這個城市還是以農業手工業為主體，向附城一帶耕田的和開小作坊做手工的占著住民的最大多數。所謂手工業者，包括各業手工工人和手工業主，商店的店員也算在內。所謂手工業，就是縫紉店、黃煙店、酒店、傘店、爆竹店、理髮店、木器店、豆腐店、首飾店、洋鐵店、修鐘錶店、屠坊店這一些。所謂宗教徒是耶穌教十人，天主教三人，齋公六人，和尚三人，共二十二人。本城純粹地主十二家，共約七十八人。商人兼地主五家，算在商人裏面。商人是指鹽行、雜貨布匹店、油行、豆行、水貨店、藥材店、火店等，共計一百三十五人。娼妓是三十餘家，三十幾個妓女，卻養活一百六十二人。不工不農不商，專門靠賭博敲詐、為統治者當走狗吃飯的流氓，他們的人數竟超過商人一倍，和手工業者幾乎同等。若把遊民和娼妓合計，便等於商人和手工業者的合計，這表示失業群眾之多是怎樣的可驚。所謂政府機關一百人，是指新的縣蘇維埃、城區蘇維埃兩個機關(四十人)，加上縣蘇赤衛隊(六十人)，不是指的舊政府。但是舊政府機關人數也是與新政府人數差不多的。說到這個群眾中的領袖部分，即那舊社會的指導階級，自然不是那總數占百分之八十七的農民、工人、遊民和娼妓，他們是被統治者，統治者是那僅僅占人口百分之十三的地主、商人和耶穌教天主教傳教士等。商人的商會雖沒有多大權力，商人群眾中卻有幾個人參加那統治全縣的縣政府。不過那幾個人也不是完全代表商業資產階級說話，他們是接受地主的領導，幫著做些事。這也是因為尋烏城商業不但是很小而且是逐年衰落的原故。
商人而能向政界話事的：第一個算何子貞，豆行老闆，用個假名出張帖子拿給別人去開。他自己一面教書，一面當公安局長，又當員警隊長，又當國民黨委員。他父親承包牛崗稅，剝削牛商。他初回尋烏表現的是資產階級意識，頗有新派之稱，後來便與地主妥協了。現逃。第二個是黃光甫，水貨店寶華祥的老闆，商會的文牘，能到衙門話事。現逃，店沒收。第三是火店老闆陳登祺，初當法警，升靖衛隊長，跑衙門。現逃。第四是雜貨店主陳志成，雖沒做官，卻事事與反動派同謀，有會必與。現逃，店沒收。
十二家收租的地主，列舉如下：
何德新 從前收租五六百石，現收百石，七八個人，僅夠開銷。鄉人和衙門有交涉時要請他話事。他兒子何挺拔，平遠中學畢業，新尋派中堅分子。
何成治 收三百多石，人少，有三百石出賣，是城內第一個大地主。何成治死，寡婦當家，買個兒子不能話事。
劉佛榮 收二百多石，人少，有穀出賣，尋烏城第二個大地主。“水浸牛皮----很吝”，不與外事。
劉段軒 只收幾石穀。中山派，與何子貞打官司打窮了。他的兒子還在贛州監獄裏。他的兒子是贛州第四中學畢業，新的城東小學校長。
範老八 百多石，有多餘。他哥哥開順昌老店，他在家收租，不走衙門。此次派款三百元。農民沒收了他。
範家聲 百多石，有多，十五六歲，中山學生，被何子貞罰款。此次又被蘇維埃派款一千元。
張三玉 百多石，有多，寡婦管家，不出面。
鄺四嫂 幾十石，有多，一個兒子，一個孫子，不反動。
吳老四 已死，留個寡婦，一個兒子，一個孫子，百多石租，有多，不話事。吳老四光緒年間坐縣署徵收櫃，全縣錢糧由他過手。死了四年。
範明才 先前開雜貨店，歇了十多年了，收八十石，稍有多。民國初年當保衛團總，是劣紳，好嫖，好賭，現跑了。
何祥盛 擺攤子出身，做水貨生意發財，三二五暴動被罰款，生意關門。他兒子何家常，買來的，梅縣東山中學畢業，三二五暴動領袖之一，共產黨員，過番去了(往南洋叫“過番”)，現到福建。
何學才 何子貞之父，縣衙刑房科寫口供，後做堪輿，承包牛崗稅，買了幾十石谷田，是個大劣紳。
以上十二家是純粹地主(兩家中地主，十家小地主)。其中何德新、範明才、何學才三人是積極反動分子，劉段軒、範家聲兩人是同情革命的，何祥盛的兒子何家常是共產黨員，其餘六家是所謂“只顧發財不管閒事”的。
下麵五家是商人而兼地主：
鍾彙通 尋城第一家鹽行，二百二十石租，有百石餘剩，跑衙門，話事情。
駱晉豐 分成四家，共六七千元。老二最富，有二百五六十石租，老實，不話事。老大死了，十多石租，糊口不夠。老三有三四十石，糊口而已。老四(前商會會長，同善社主任教員)也只幾十石，僅糊口。
榮春祥 幾十石租，全部儲蓄著，做生意吃飯，不話事。
溫榮記 八十石，全存著，做生意吃飯。第三個兒子溫錫純與新尋派勾結。
林筆利 水貨生意，百多石，稍有多，不管閒事。
以上五家均商人而兼地主。其中鍾彙通與溫榮記是反動派，餘都是所謂“不話事”的。五家中鍾彙通、駱晉豐兩家是中地主，余三家是小地主。
第四章尋烏的舊有土地關係
本 章 目 錄
(一)農村人口成分
(二)舊有田地分配
(三)公共地主
Ａ．祖宗地主
Ｂ．神道地主
Ｃ．政治地主
(四)個人地主
Ａ．大地主
Ｂ．中地主
Ｃ．大中地主對於生產的態度
Ｄ．大中地主的政治思想
Ｅ．小地主
(五)富農
(六)貧農
(七)山林制度
(八)剝削狀況
Ａ．地租剝削
1．見面分割制
2．量租制
3．禾頭根下毛飯吃
4．批田
5．批頭、田信、田東飯
6．
7．鐵租、非鐵租
8．“要衫褲著去撈”
9．勞役
10．土地買賣
Ｂ．高利剝削
1．錢利
2．
3．油利
4．賣奶子
5．打會
Ｃ．稅捐剝削
1．錢糧
2．煙酒印花稅
3．屠宰稅
4．護商捐
5．牛捐
6．賭博捐
7．財政局總收入
8．派款借款
(九)尋烏的文化
(一)農村人口成分
大地主(收租五百石以上的) 百分之零點零四五
中地主(收租五百石以下二百石以上的) 百分之零點四
小地主(收租二百石以下的) 百分之三
破落戶 百分之一
新發戶 百分之二
富農(有餘錢剩米放債的) 百分之四
中農(夠食不欠債的) 百分之一十八點二五五
貧農(不夠食欠債的) 百分之七十
手工工人(各種工匠，船夫，專門腳夫) 百分之三
遊民(無業的) 百分之一
雇農(長工及專門做零工的) 百分之零點三
(二)舊有田地分配
公田 百分之四十
地主 百分之三十
農民 百分之三十
(三)公共地主
Ａ．祖宗地主
尋烏公田多，成了各區普遍現象。各種公會多得很，祠堂裏的公會如什麼“公”什麼“公”，差不多凡屬死人，只要是有“後”的，而他的後又是有錢的，他的所謂後者必定從他們的家產中各家抽出一份替他立個公。這種湊份子立公的辦法是什麼姓都普遍採用的。湊成的份子一概是田地，不用現錢。再則那什麼公還在時，他自己就留出田產立起公來，這一種比前一種更多。公田一經成立，就年年收租。租除祭祖用費外，大概總是有多餘的，便把它積蓄起來。積蓄的方式不是拿穀積蓄，而是拿錢積蓄，就是每年把多餘的穀子糶給貧民，把錢積起來。積得若干年成一筆大款，便購買田地。如此下去，這一公的田地就漸漸地增多起來。但這積蓄增多的在全部款子中只占去一部分，還有一部分是由他的子孫均分了去。多半是子孫窮苦的多才主張分的，子孫富足的多呢，那便不主張分了。分是在什麼時候呢？又是怎樣一種分法呢？就是當那過年過節時候從祠堂裏分穀分肉。男子都有分，女子沒有分(有些族上寡婦有分)，每人分得幾鬥穀、幾斤肉。這種谷叫“紅丁穀”。肉有四個項目：一是“胙肉”，從前是秀才、舉人有功名的人分的，後頭加上畢業生。二是“房股肉”，每房一份。三是“老人”肉，七十以上的人每人一份。四是“丁肉”，每個男子一份。分的次序：先分胙肉，次老人肉，因為這兩種人是可貴重的，每人大概分一斤。次房股肉，每股十斤八斤的有，十多二十斤的也有，整的分出去，再零分與房眾。為什麼要分房股肉呢？這是一種鬥爭，房下人少的要分房股肉，房下人多的反對分房股肉，主張分丁肉。但結果各地多半是照了人數少的房份的意見分了房股肉。為什麼少數對多數勝利呢？因為這種公的產業，原是各房都有平均的權利的。次分丁肉，不是每個公都有分，多數公是沒有丁肉分的，這是因為公款不多，或是人太多了的原故。有少數公堂谷肉不是平分而是輪分，名義叫做“輪收”，又叫“管頭”，輪流替祖宗收租的意思。租收了，每年開支一小部分在祖宗的祭祀上，大部分落在管頭的荷包裏，這並不算“吃油餅”，因為這樣做正是公堂經濟存在的根本原因。為什麼呢？當他那個祖宗還沒有死，把家產分拆給兒子們的時候，為了怕他的子孫日後把分得的一點田產變賣了弄得沒有飯吃，就從田產中挖出一部分不分，作為公田，永不變賣。一面有了他死後的祭費，一面呢，他的窮困的子孫便得了周濟了，這叫做“留出後路”。他的子孫也很贊成這種辦法，因為這就是為自己留出後路。凡那祖宗生前沒有立起會的，祖宗死後，子孫們只要稍為富裕也必定為他立會，出名叫做祀祖，其實是為了自己。所以輪流收租名則是輪流替祖宗收租，實則是輪流替自己收租。在這個意義之下，那些貧苦子孫往往鬧著要分公田，同時富裕部分的子孫卻反對分公田，成為一種氏族內部的階級鬥爭。那些窮苦人鬧著要分公田也不是要分了田去耕種，他們是要分了田去變賣，得錢還高利債或買明天的早飯米。在這種情形上面，看得出貧農群眾因為他們苦得沒有米煮，便把什麼“祭掃”呀、“慎終追遠”呀等等封建思想逐漸地不要了，他們的生活迫著他們要不了這些寶貝了。
總計祖宗方面的土地，占全部土地的百分之二十四，占全部公田的百分之六十。
Ｂ．神道地主
神道地主即神、壇、社、廟、寺、觀六種。“神”是指的各種各色的神，許多都有會，如趙公會、觀音會、關爺會、大神會、真君會、婆太會、賴爺會、公王會、伯公會、文昌會等等，都是沒有廟的。還有一種醮會，祈神之用，也屬這一類。在上述的各種神內有一部分是立了“壇”的。壇是立起一塊石頭，有的幾塊石頭壘成一個小屋，那裏面藏著好靈驗的神呀，因此叫做壇。不論神、壇，凡有會都有公田，出錢弄這種神會的通通是富農地主。神會的產業百分之九十五是田地，百分之五是穀子和錢。這種田、谷、錢，叫做“會底”。目的：一是為神，因為神能保佑他們人畜清泰，財丁興旺；二是吃東西，神誕那一天吃一頓，過年過節還有肉分，但要鬥了份子的才有吃有分。鬥過份子後來窮了的，有頂退份子的辦法，譬如每份是五塊錢會底，人家就出五塊錢給他“頂”了去，他就算是“退”出了會。“社”是與“神壇”有別的一種“社壇”，每個村子有一個，即使那個村子只有三家人，也有個社壇。為什麼要社壇？保佑禾苗沒有蟲子食、牛豬六畜不至於遭瘟，保佑人們得到康健。每個社都有會，二月起，十月止，每月都開會，會期普通是初二，有些地方是十六。開會那天，同社的人每家來一個，不分貧富，一概有份，殺豬買酒，大吃一頓。吃過之後，開堂議事，作陂開圳呀，禁六畜傷害禾苗呀，禁胡亂砍伐山林竹木呀，條規不一，議論紛紛，也沒有什麼主席，也不要什麼記錄。雖然亂講一頓，卻有一種自然的秩序。就是當那所謂“老前輩”或所謂“更懂事”的講得“更公道”的時候，大家都說他的話“講得好”，就是這樣子成了決議。這種社是群眾的，雖然也信神，卻與地主富農的神壇完全兩樣。這種社的會議是農民作主，不是豪紳作主，也不完全是富農作主，是大家來而“更公道”的人的話為大家所信仰，這個人就作了無形的主席。社壇有公堂的最少，大多數是每月初二開會(要敬神)時候大家鬥錢，每人每次二毛、三毛至四毛，不來吃的不出。再講到“廟”。廟是有屋子，而屋子裏面有菩薩的。廟有個廟祝，土名叫做“廟老”，是個老頭子，服侍菩薩，招扶香燈。廟多少有廟田，也有無田的廟。有廟田的，廟老吃廟田的租，無廟田的，廟老伙食從群眾中捐錢谷。廟有城隍廟、關帝廟、三官廟、三聖宮、賴老廟、龍王廟、關岳廟、楊公廟、東嶽廟、江東廟等等。廟的性質，是所謂“有功德於民則祀之”的意思。神壇是地主需要的，社壇是農民需要的，廟是地主、農民共同需要的。廟的田產很少，租入不夠香紙費及廟老用，所以不是嚴重剝削所在。“寺”則完全不同，它是和尚的巢穴，是剝削厲害的地方。寺產都是大地主“施”出的，施了田的大地主，叫做“施主”。大地主為什麼施田地給和尚呢？因為佛教是大地主階級利用的宗教，大地主為了“修子修孫修自己”，所以施田給和尚。五福庵、回龍寺、正覺寺、觀音閣、東筆山、大悲閣、鵝湖庵、西竹山、天臺山、獅子岩、三角□#8211;、角公岩、法華庵、西華山、南陽山、梵慧寺、甘露寺、九龍山，都是城區附近的和尚寺。道士齋公的叫做“觀”，則有雲蓋□#8211;、大山裏、川塘坑等等。觀的田產的來源和剝削的狀況，與寺無二樣。
總計神道方面(神、壇、社、廟、寺、觀)的土地，占全部土地的百分之八，占全部公田的百分之二十。
Ｃ．政治地主
又分二類，一是考棚、賓興、孔廟、學租一類屬於教育性質的，一是橋會、路會、糧會一類屬於社會公益性質的。
縣城的考棚田收得六百五十石租，經手的豪紳“吃油餅”吃去一百八十石，交出四百七十石與考棚。考棚田的來歷是前清時候修建考棚，大地主捐了許多穀子，建築餘款，置買田地，作為考棚年修經費。起個“尚義祠”，把那捐款大地主的姓名寫在木主上，捐多的主高，捐少的主矮。
賓興田的來歷也是地主捐起的，田散在全縣各堡，多數仍由原主管理，年交收穫之五成與縣城賓興祠。賓興祠在各堡設有分局掌管田產。田產的用途是作為鄉試、會試的路費及中了舉人、進士的獎賞(主要還是作為鄉試路費和鄉試獎賞)，獎賞的別名叫做“花紅”。縣賓興祠年可收千五六百石穀租。鄉試(省考)每三年一次，逢“子”、“午”、“卯”、“酉”舉行。每屆尋烏試考的一百多人，每人路費二十四元，中了舉的有花紅百多元。賓興祠內有百幾十塊木主，寫的都是出捐的豪紳們的名字。科舉廢後，凡在贛州第二師範畢業的，每人發參觀費三十元，使他們好往江浙一帶參觀。此外，往外國留學的也曾津貼過一回，一個留學日本的給了三百六十元。縣城辦簡易師範及高等小學，即是用的賓興祠的經費。
建築學宮也是地主捐錢，因此也如尚義祠、賓興祠一樣，起了一個好義祠，紀念那般捐主。後頭把孔經費又捐了千多元，是款子不是田地。
學租是各姓地主捐集，為獎勵本姓考功名的子弟的，姓姓都有。如篁鄉古姓有學租一百石，車頭鄺姓有二百多石，至少的也有幾十石。此外城區有“薪水會”，各區也有。各區普遍地有“文會”，性質同是獎勵取功名，但系一種地方形式，由幾姓或一區集合起來的。還有篁鄉古姓某地主(古柏的祖父)捐出一百石租起個“尊育堂”，卻是獎勵全縣讀書人的，算是一個特別形式。
總計教育方面的土地，占全部土地的百分之四，占全部公田的百分之十。
至於公益性質的橋會、路會、糧會的土地，數亦不少。不但大橋、長橋有會，村落小橋也往往有會。有會就有田，都是地主、商人捐起的，目的是修理橋樑。起始錢少，逐年放債堆積起來成了大數，置買田地。每年十二月算數、敬橋神，名之曰“做橋會”，捐主都來吃一餐，吃了之後還分豬肉，所以橋會實在是個剝削機關。橋會大的有八千元，田產每年收租五百石，那就是留車的浮橋。小的有二三石租的，乃是很小的小橋。
路會不多，會田也少，全縣不過十大幾個(十五個以上叫十大幾個)路會，每個路會不過收七八石穀。為什麼橋會發達路會零落呢？因為路爛了修補易，不修補也不至於完全不能走人，橋則不然。
糧會也少，全縣不過幾個，如篁鄉的嚴姓，大田的梅姓，車頭的鄺姓，吉潭圳下的劉姓，各有一個，各有些田地。多的如車頭鄺姓糧會有五百石租的田，原是“軍田”，現充糧會。糧會的作用是代替一族人完糧，抵制政府向族內各家迫糧。各方敲榨，各人不利，故鬥錢成立糧會，或由各小公出錢鬥成。有了糧會，法警只找糧會一處，免得各家受害。沒有糧會呢？法警來了，腳錢多過糧錢，逾限不完要算利息，利又非常之重，因此起個糧會。糧會起始錢也不多，也是逐年放利積起來的。
總計公益方面的土地，占全部土地的百分之四，占全部公田的百分之十。
(四)個 人 地 主
Ａ．大地主
以上說了公共地主部分的土地，再說個人地主部分的土地。個人地主土地在全部土地中占百分之三十，比公共地主土地要少。個人地主土地中又以小地主(收租不滿二百石的)土地占大多數，中地主(收租二百石以上但不滿五百石的)土地次之，大地主(收租五百石以上的)土地最少。
全縣共有八個頭等大地主，如城區的劉土垣，篁鄉區的羅含章，南八區的謝傑、鄺文榮，雙橋區的梅洪馨，兼三區的潘明征(綽號“屎缸伯公”)澄江區的林朝官、王菊圓，收租都在千石以上。其中最大的算“屎缸伯公”，他是兼三區的項山堡人，連田地、房屋、山林、牲畜及他在吉潭圩上開的藥店、雜貨店，共計價值三十萬元，田地收租一萬石左右。他是全縣豪紳的領袖。民國初年他的第三個兒子潘夢春(是個文理不通的腳色，沒有考過科舉，也沒有進過學堂)做過縣財政課長(國家財政)。民國六七年他的大兒子潘奕仁(是個秀才，粗通文理)做過三年縣財政局長(地方財政，管理考棚、賓興、牛捐、賭捐、護商捐等款)。民國十三四年潘夢春又做全縣保衛團總公所長，統轄七區保衛團，全縣實權都在他手裏。他在總保衛團任內為了要錢用，同時北洋軍閥鄧如琢〔27〕部隊到縣要軍餉，發了許多紙票，使用了幾個月，被一個中地主叫賴翱虛的在省城一狀告了他，才停止了。民國十五年國民黨勢力來，他就失勢，但他立即和原來帶資產階級色彩的、這時已經和地主妥協了的新尋派結合，當上了國民黨縣党部委員。今年三月豪紳們把縣長胡澤凡推倒，他就上臺做縣長，紅軍到來他才跑往武平。他有七十多支槍，被武平鍾少奎收編去了。劉土垣算第二個大土豪，但不活動，是個中學畢業生，在縣裏沒有權。謝傑，江西陸軍學校畢業，做過賴世璜的師長。現在上海組織什麼贛南鎢礦會，爭鎢礦自辦，加入改組派〔28〕，組織“江西自救會”，出版《自救日報》，反對蔣介石。對於“剿共”，呼號甚力。王菊圓，贛州第四中學畢業生，澄江方面很有勢力，和流氓很要好。他在澄江圩開三個店，做水貨、雜貨及鴉片煙販賣生意，店的後樓開個鴉片煙館，讓流氓們去吃不要錢，因此取得一班流氓對他的擁護。他嫖人家的老婆，別人若不識高低也去嫖時，流氓們就要給那個人以厲害的打擊，有受這種打擊弄得傾家蕩產的。
尋烏千石以下五百石以上的大地主有十二個。曹善成(西廂田背)，收租五百石，祖父發的財，是個“老稅戶”〔29〕。丘樹烈(西廂圖合)，收五百石，無大用。他的兒子是個工程師，南洋大學畢業，到英國打過一轉，現在天津什麼鍋爐公司當工程師。曹願森(東廂)，收五百石，本城高小畢業，四十歲了，在東廂有權。黃甲賓(北廂長舉)，收七百石租，國民黨員。何子貞想利用他，他不出來。現在投機，向農民表示好意，要槍交槍，要錢出錢。他說：“國民黨沒有用，出了錢不能保命，出到蘇維埃還可保命。”謝善德(三標鴨子墓)，五百石，讀老書的，是個“山老鼠”〔30〕。王佛盛(水源?□□，五百石。兒子王維藩，北京朝陽大學畢業，國民黨員，在外未歸。藍紹宗(澄江)，五百石，藍死了，寡婦當家。曹國棟(吉潭)，六百石，從前稱萬戶，造房子用掉一些，高小畢業，“屎缸伯公”之戚，與潘夢春合作。易展良(雙橋區桂石下)，五百石以上，開頭反動，田快被分掉，又罰去千多元，窮了，不反動了。賴鵬池(雙橋區丹溪)，稱萬戶，五百石以上，前清附生，老實得很，辮子還留著，但不反動。鄺明經(南八區雞子叫)，六百石，他的第四個老弟當白軍營長，反動，全家走盡。陳萬保(廷嶺)，六百石，做豬販，做煙土販，開雜貨店。他自己不反動，他的老弟是新尋派，和他共家，很反動。
以上頭等大地主八個，二等大地主十二個，共二十個，江西人所謂“萬戶”就是指的他們。為什麼要把他們逐一列出來？為的要研究這個階級的政治作用，不列出來便沒有充實的例證。為的這個理由，我們還要把中地主列出來，只是小地主為數太多不便列舉。地主階級中為什麼要分出中地主，因為中地主的政治作用不但和小地主大有分別，和大地主亦顯然有分別。
Ｂ．中地主
首先舉城區。丘偉伍(西廂圖合)，收四百石，日本帝國大學皮革科畢業，在贛州貧民工廠做工程師半年，民國十一年回尋烏做教育局長，進國民黨，新尋派領袖之一，為新尋派計畫，是個厲害的東西，紅軍到尋烏，同謝嘉猷一路跑了。黃甲奎(北廂長舉)，收三百多石，平遠中學畢業，尋烏國民黨指導委員，新尋派分子(新尋學校教員)，積極反動。駱松盛(北廂長舉)，收三百石，城內開駱晉豐雜貨店，不積極反動。有個侄子是國民黨員，高小畢業，說共產黨的壞話。何挺拔(北門城外)，收三百多石，平遠中學畢業，國民黨幹事，新尋派主要人物，努力於反革命。劉佛榮(小東門外)，收三百石，不反動，做醫生。
三水區：雷昌響(三標長排)，三百石，是個“山老鼠”，無用。胡恩榮(三標圩)，三百石，是個齋公，不問世事，專門要兩個銅錢，在家裏困覺。胡鏡如(三標圩)，二百石，贛州第四中學畢業，二十多歲，三標有名的土霸，參加縣政權。淩魯石(三標徑石)，三百多石，老秀才，做過多年財政局長，又做什麼課長，又做考棚首士，一連幹了十多年，賺了錢，在三標起了新房子，五十多歲。袁德和(水源袁屋，最反動地方)，二百石左右，中學畢業，國民黨員，反革命。此外，三水區還有中地主多人，記不清楚。
澄江區：藍子乾，四百石，省立中學畢業，在澄江圩開藍協泰雜貨布匹店，反革命。謝嘉猷，三百石，高小畢業，四十多歲，做過十四軍謝傑部下團長，尋烏團防總隊長，改組派，把紅軍五十團第一營消滅的就是他，江西陸軍學校畢業。淩希賢，三百石，中學畢業，新尋派，國民黨員，澄江新圩開個店。
兼三區：陳玉橫(吉潭)，三百石，平遠中學畢業，吉潭的土霸，新尋派主要人物，“屎缸伯公”的孫婿，很活動。劉太宗(吉潭圳下)，四百石，賭博頭子，流氓出身，賭博發財，民國五年還是“當烏”(做賊挖壁，夜間出門，叫做“當烏”)。潘金棣(項山)，二百多石，梅縣師範畢業，新尋派，國民黨積極分子，吉潭靖衛團總。潘明瑞(項山)，四百石，“屎缸伯公”親屬，吉潭圩上開了兩間雜貨水貨店，項山反動首領。潘觀瀾，雖是個百多石租的小地主，卻是反動首領，潘麗死於他手。贛州高小畢業，做小學教員五六年，那時並不反動，三二五暴動前後就腐化反革命了。他的父親是個賭博頭子，以此發財。潘明典(項山坪地)，百多石，前清拔貢，民國法政畢業，做過陸豐、會昌兩縣知事，又做本縣教育局長數年，還擔任許多別的事，有“身兼九長”之稱。本是個中等地主，運動省議員用掉四千多元，還是落選。去年做南昌高等法院管獄所長，今年在九江做高等法院書記官，是個官僚主義者。說話很漂亮，字也寫得好，樣子也好看，又很規矩，像個孔夫子。潘景文(項山大壢)，三百多石，前清秀才，老先生。潘國才(項山村)，三百石，也是個老秀才。潘國卿(項山村)，只有五六十石租，高小畢業，葉子□土匪的秘書，反革命。劉翰元(劍溪)，二百多石，不中用。
篁鄉區：李其琅(篁鄉圩)，三百石，賭博出身，兒子李含輝高小畢業，反動派重要分子。劉玉接(篁鄉圩)，二百多石。兒子劉金燕，南昌心遠中學讀書，又進了滬江大學、上海大學各讀過一下，過去接近合作社派。劉玉麟，劉玉接的弟，四百石，是個啞巴，四五個兒子均小學畢業；小兒子讀過中學，參加三二五暴動，現反革命。賴壽成(紅頭嶺)，四百石，兒子賴世芳梅縣東山中學讀過書，反革命。賴翱虛(紅頭嶺)，四百石，秀才，上海理化專修科畢業，做過縣立高小校長一年、教員五六年，運動省議員失敗。兩個兒子中學讀書，其中一個又在北京師範畢業，接近合作社派，三二五暴動時新尋派向他進攻，現在兩個均反革命。汪子淵(山子下)，二百石，篁鄉的反動首領，是個大劣紳，做過保衛團總，賓興分局長。劉經曦(司城村)，三百多石，梅縣中學畢業，父親在胡謙那裏幹事，被土匪打死了，不反動。劉荃蘭(司城)，二百石左右，高利貸起家，現在也不反動，兒子加入農協，因誤會被農民亂槍打死。羅成添(溪尾)，四百石，買半毫子黃煙都要同人講價錢，是個守財奴，要錢不要命，他那村子整個的反革命。羅福壽(溪尾)，前有三百石，分開了，反革命。羅佩慈(溪尾)，二百石，做過於都縣長，是個詭計多端的人。三二五暴動前大家還在秘密準備，他看出來了，在農村中散佈改良欺騙主張說：“家裏的穀子要趕快平價，不要錢，發與本姓的貧民，不然不得了。”是個反動首領，豪紳中很厲害的。羅祿壽(溪尾)，二百石，兒子是新尋派，喜出風頭。古樂三(塘背)，兩兄弟合計三百石。他哥子是個秀才，做過兩任省議員。他自己在胡謙那裏做過軍需，陳炯明時代做過五華縣的一個區長，全縣反動首領之一，帶三四十支槍，跟謝嘉猷跑了。古光瑞(塘背)，二百多石，高小畢業，反動。古化南(塘背)，二百石，是個老實人。古光祿(塘背)，四百石，守財奴，頂好便宜，買小菜都要講價。他兒子在梅縣東山中學畢業，是個莫名其妙的傢伙。(以上塘背各古，均古柏同屋人。)古有餘(塘背)，五百石，開紙行，又賣煙土，又開花會，縱賭。他是個守財奴，不問世事，專門要錢。因他是強房中的弱股，他的親支大家欺負他，向他要五十就五十，要一百就一百。嚴錦繡(高頭)，過去喚萬戶，做屋做窮了，剩三四百石穀，開了間鋪子在公平圩，子孫十幾個，不問世事，發財為主，算得個“山老鼠”。嚴國興(高頭)，百多石租的小地主，以做生意為主，公平圩開雜貨店，同時販紙，商家來往扯得通。貝嶺、岩下的商人借錢給他，連同他自己的錢，共用掉六七千元，運動省議員，失敗，現負債。篁鄉區的反動首領之一。嚴錫柏(高頭)，二百多石，開了間雜貨店在公平圩，不甚反動。(以上兼說了幾個小地主，因為他們是著名腳色。)
雙橋區：黃慶雲(黃田)，二百石，不反動。羅守漢(黃沙)，二百石，不反動。趙尚欽(腴田)，三百石，平遠中學畢業，反動。謝友豐(腴田)，二百石，不反動。陳德全(留車)，二百石，在留車開鹽行，反動，二十一縱隊把他槍斃了。陳鏡日(留車)，二百石，不反動。兒子陳繼光參加三二五暴動，梅縣中學畢業，三二五暴動失敗，跑往南洋。陳山牛(留車)，賭博鬼，二百石穀，不反動。陳標記(留車族坑)，過去是萬戶，分開三四家。陳標記死了，他的兒子“不子六”有三百石，在留車開水貨店，反動首領。陳國才(留車族坑)，二百石，梅縣中學畢業，反動派。陳吐鳳(留車族坑)，二百多石，大劣紳，尋烏五虎將之一。“潘(明典)謝(虛左)陳(吐鳳)彭(子經)鄺(太瀾)，尋烏五虎將。”“新尋”、“合作”兩個新派起來後，老的五虎將就倒臺了。陳及潘、彭、鄺都是秀才，只謝是畢業生(尋烏簡易師範)。廖洪貴(石碣)，二百石，開個水貨雜貨糕餅店在楓山圩，不反動。劉俊福(?w坊)，過去稱萬戶，分開了，現有四百石。兒子劉鴻翔，贛南中學畢業，又在北京文化大學讀過書，狗屁不通，卻十分反動，雙橋區反革命首領之一，現還在死守炮樓。劉石福，劉俊福的兄弟，二百多石，過去拿錢辦過小學，現亦在炮樓中。劉元瑛(?w坊)，二百多石，在炮樓中。劉作瑞(?w坊)，四百石，三二十個人的大家庭，參加革命，把田分掉了。原因是早前和劉俊福爭田買，又為了一個姦情案起釁，三二五暴動他家有人參加，失敗，劉俊福誣告他，並勾結葉子□土匪把他家燒掉了。現在他侄子劉國香做區蘇維埃委員，劉日升做鄉蘇維埃委員，他自己在家不問事。他是梅縣第五中學畢業生，老實得很，二十三四歲，比他侄子還年小，官司是他侄子的父親即他的哥子主持著打的。劉寶華(石貝)，三百石，兒子在縣中山中學畢業，參加革命，做共產黨區委書記。劉開香(石貝)，二百石，高小畢業，不反動。湯思賢(下□)，三百石，梅縣中學畢業，新尋派中堅分子，十分反動。湯立賢(下□)，二百石，黃埔生，做過靖衛隊長，新尋派。湯佛淑(下□)，二百石，是個劣紳，人稱土霸，小學教員講習所畢業，新尋派走狗。曾超群(上□)，百多石〔31〕，梅縣中學畢業，不反動。曾錫麟(芳田)，三百石，讀老書的，放高利貸放得很厲害，他和他的侄子曾光華(小學畢業)反動到十二分，均在?w坊炮樓裏被農民圍困著。曾菊香(芳田)，二百石，侄子曾產豐，高小畢業，是個共產黨員，房子被葉子□土匪燒掉了。曾海瀾(伯公?□，過去是萬戶，最近分拆，他得二百石。參加三二五暴動，被曾錫麟告狀用去千余元，葉匪又罰他，老弟被葉匪捉去罰款六百多元。現不反動。易頌周(桂石下)，二百石，前清秀才，是個劣紳，與葉匪有勾結，現跑走了。何子文(丹溪)，過去是萬戶，分開了，現在二百多石，反動不厲害。鍾寡婦(丹溪)，二百多石，反動派，跑了。賴榮俊(岑峰)，二百多石，過去是小劣紳，現不反動。梅仁華(岑峰)，二百石，不反動。梅調先(大田)，秀才，三百石，反動派，逃走。賴文蓮(大同)，三百石，紅軍二十一縱隊捉著罰了二千元，田分掉，現不反動。鄺春龍(雁洋坪)，二百石，高利貸起家，沒收了，現不反動。鄺世仰(雁洋坪)，二百石，梅縣師範畢業，國民黨員，死反動。鄺應紹(黃羌坪)，二百石，不反動。鄺蘭春(黃羌坪)，二百石，不反動。陳陶香古(族坑)，三百石，寡婦管事，賭博起家，反革命。
南八區：劉篁先(龍圖)，三百石，反革命，槍決了。劉添運(龍圖)，三百石，反革命，殺了他一個兒子，屈服了。劉煥通(龍圖)，三百石，被紅軍罰款千餘串，現不反動。劉世滴(龍圖)，二百石，前清秀才，反動派，全家逃走。劉振廣(河角圩)，二百石，第三個兒子反動，跑了，其他不反動。劉梅榮(河角圩)，二百石，不反動。曾月輝(河角圩)，二百石，不反動，寡婦管事。曾路福星(河角圩)，二百石，有餘錢，勾結葉匪，全家反動，跑了。陳二賴禾(雞子叫)，二百石，他自己和他的兒子、侄子被紅軍槍決，很反動。趙芷香(車頭)，二百石，老先生，過去有點子“劣”，不反動。趙贊楊二(車頭)，二百石，全家反動，跑到?w坊炮樓裏去了。他是賭博鬼，祖父發的財。趙□二(車頭)，二百石，老實，兼做生意，在車頭開華興店，今年第三次四縣會攻時店被燒了，他的父親被殺，不反動。趙應華(車頭)，二百石，過去是萬戶，分了一半給他四個兒子，余一半歸他兩公婆，“坐灶子”(把家分拆，自己留一份，叫“坐灶子”)，不反動。他的余積是臨時分給他子女比較多的兒子。溫贊標(青龍)，二百多石，高小畢業，不反動。鍾文發(珠村)，四百石，兼做鹽米生意，祖父遺財，不反動。鍾斑三(珠村)，三百石，祖父遺業，他過去曾賭博，有時會做和事佬，不反動。鍾繼善(珠村)，二百石，梅縣中學讀書，參加革命，在紅軍十一軍五縱隊工作。鍾大面六(珠村圩)，三百石，老稅戶，賭博，反動，全家走盡。鍾詠柳(珠村圩)，二百石，東洋留學生，做過武穴警察局長，在本縣做過一等課員、承審員、實業局長，在謝傑部下亦幹過事，南八區反動首領之一，逃到平遠去了。彭子經(古坑崗)，三百石，前清秀才，本縣五虎將之一，清末做過湖南鳳凰廳巡檢，民國時代又在本縣做過財政局事務員，收過賭款，最近在團防隊做軍需股，每次清鄉都參加。一個兒子彭秉彝，梅縣中學畢業，新尋派，國民黨員，做過知恥小學校長。全家反動極了。黎祖德(古坑崗)，過去是萬戶，做生意，做蝕了本，剩下三百石，全家反動，走了。彭宏雲(下廖)，二百石，不大反動，開個雜貨店在下廖村。彭巨集權，彭巨集雲老弟，二百石，反動，跑往平遠。彭錦漢(下廖)，二百石，兼做生意，開藥材和雜貨鋪，死愛錢，不反動。韓佛仙(滿坑)，二百石，兼做生意，又耕田，老實人，但亦逃到平遠去了。鍾奕材(林田壩)，三百石，高小畢業，祖父手裏是萬戶，兩家人分，過去不贊成革命，逃走，現自願罰款，要求回家。鍾丁四(林田壩)，二百石，祖父遺業，子弟也有耕田的，不反動，“怕共產”。鍾樹芬(林田壩)，二百石，他自己死了，老婆當家，罰款二百元，不反動。謝瑞琳(牛鬥光)，三百石，醫生，不承認罰款，逃走。謝肇凡(牛鬥光)，二百石，新尋派，贛南中學畢業，做過保衛團總，最近做過靖衛團總，南八區革命勝利後，在反動縣政府當秘書，是南八區反動首領之一。陳春榮(廷嶺)，二百石，本人老實，兒子高小畢業，當白軍連長，反動，全家走平遠。陳六記(牛鬥光)，三百石，在留車和牛鬥光各開一個油鹽米豆行，勾結葉匪，很反動，全家走了。陳忠俊(廷嶺)，二百石，本人老實，他的兒子過去做過保衛團總，不反動。謝佩欽(牛鬥光之楓樹崗)，四百石，是個高利盤剝者，很多賭販向他借錢，他的兒子在新尋學校讀書，反動，逃走了。陳安如(廷嶺)，三百石，兼做豬牛販，開火鋪，罰了他的款，現在不見得反動。曾人升(蓮坪)，三百多石，自己會耕田，賭博發財，不交罰款，逃走。鍾星奎(珠村龍虎坑)，二百石，平遠中學畢業，國民黨做幹事，南昌訓政人員養成所畢業，新尋派的中堅分子，反動之極。
以上全縣七區，共有中地主一百一十三個。
Ｃ．大中地主對於生產的態度
收租二百石以上的中等地主，收租五百石以上的大地主，他們對於生產的態度是完全坐視不理。他們既不親自勞動，又不組織生產，完全以收租坐視為目的。固然每個大中地主家裏都多少耕了一點田，但他們的目的不在生產方法的改良和生產力的增進，不是靠此發財，而是為了人畜糞草堆積起來了棄之可惜，再則使雇工不致閑起，便擇了自己土地中的最肥沃者耕上十多二十石穀，耕四五十石穀的可以說沒有。這種地主家中普通都是請一個工人，只有“萬戶”以上的大地主而又人丁單薄的方才請兩個工人。為使工人不致“閑嬲”(“嬲”，當地讀廖，東走西走或玩下子的意思)，除開做雜事外，便要他耕點田。
Ｄ．大中地主的政治思想
大中地主的生活，依尋烏狀況分為三種情形：第一種是新的，即接受資本主義影響多的。他們的生活比較奢華。他們看錢看得松，他們什麼洋貨也要買，衣服穿的是破胸裝，頭也要揮一個洋裝。派遣子弟進學校也頗熱心，或者自己就是中學等類學校畢業的。這種人在地主階級中比較少，而且是在接近河流、接近市場的地點才有的，多半他本身就兼商人，澄江的王菊圓就是好例。第二種是半新不舊的。他們贊成一點“新”，但隨即就批評“新”的壞處。他們也辦學校，也做教育局長，但他們辦的學校是專制腐敗的。做教育局長是為了拿到一種權，可得到一些錢，而不是為了什麼“開通民智，振興教育”。但歷來的教育局長多半是他們做，第一種人太新了是做不到手的。他們的生活介在節儉與奢華之間。他們人數在大中地主中占著大多數。守舊是地主的本性，這第二種人為什麼也要半新不舊地隨和時勢一下子呢？完全為了爭領導權。因為不如此則領導權就會完全被民權主義派即所謂“新學派”的人爭取了去，所以他們有搖身一變的必要。卻因他們的經濟關係還是在一種封建剝削的狀況中，所以他們仍充分表現地主性，那種革新只是表面的。城區的丘偉伍，兼三區的潘奕仁，澄江區的謝嘉猷，就是這個階層的適例。第三種是完全封建思想封建生活的，他們的住地是在與河流及市場隔□#8211;的山僻地方。他們始終希望恢復科舉。他們完全是帝制派，他們欲以帝制主義來打倒民權主義，恢復他們的政治領導，挽回那江河日下的封建經濟的崩潰形勢。他們的生活很節制。他們至多揮個光頭，有些仍是□額發一二寸。這種人在大中地主中依尋烏說是占著少數，雙橋區(大田)的梅洪馨就是適例。大中地主階級中新的占百分之十，半新的占百分之七十，全舊的占百分之二十。但所謂新的，是說他們走向資本主義化，不是說他們革命。大中地主階級的全部都是反革命。還有一種情況要說明的，就是大中地主階級的新舊，不僅是以地域的原因(河流與山地，近市與遠市)而形成，還有以年齡的原因而形成的。一家之中，老年人多半守舊，少年人多半維新，中年人就多半半新不舊。這種年齡的原因即是時代的原因。老年人受舊制度薰染最深，同時他已行將就木，也無能力講新，所以只得守舊。少年人受舊制度薰染淺，同時不維新沒有出路，所以他們比較不頑固些。中年人則介在二者之間。舉一個例，大地主“屎缸伯公”是很頑固的。他的兒子便主張辦學堂，但辦出來的學堂卻是半新不舊。他的孫子則往廣州，往上海，往北京，往英國，有六七個出外讀書，研究所謂“新學”的。不過無論怎樣研究新學，依然是徹底的反革命。“屎缸伯公”的孫子潘作琴在英國醫科畢業回來，現在汕頭行醫，稱汕頭西醫第二個好手，每天收入四五十元，每月能收千多元。他初回國時，尋烏教會醫院出千二百元一年請他，不肯就，因為他在汕頭的收入更要大。
Ｅ．小地主
小地主(二百石租不滿的)數目更多，以地主全數為一百，則大地主(租五百石以上)占百分之一，中地主(粗二百石以上的)占百分之十九，小地主占百分之八十。大地主人數很少，在全縣不顯特別作用。中地主是全縣權力的中心，他們的子弟許多是進中學校的，縣政權如財政局、教育局、保衛團等也是他們抓到的多，特別是祠堂蒸嘗費用〔32〕幾乎全部在他們掌握之中，小地主及富農是很難過問的。但是小地主在地主階級中是占著絕對大多數，而且顯出下面的特點，即：(一)做小生意的多。他們開小雜貨店，收買廉價農產物候價貴時賣出去，大概百個小地主中有十個是兼做這種小買賣的。中地主雖也有做生意的，而且他們一做生意就比小地主做得大，但他們做生意的成分比較很少，即中地主多半還在一種封建經濟的領域中過生活，不如小地主商業化得厲害。(二)特別表現小地主商業化的，還有他們派遣子弟進學堂一事。小地主子弟進初等小學是全部，進高等小學也幾乎是全部，至少十家有八家，進中學的亦十家有三家。這個階級接受新文化的形勢是比哪一個階級要快要普及。他們在全般政治生活中是受中地主階級統治的，即是說他們是沒有權的。他們革命的要求在初期革命運動中卻表現很迫切，革命的活動亦很猛進，尋烏的合作社派(即中山中學派)的運動，就是代表這個階級的運動，而和他們對抗的新尋派(即青年革命同志會派)的運動，卻是代表中地主階級的反革命運動。為什麼小地主階級接受資本主義文化即民權主義的革命文化如此之迅速普遍，他們的革命要求與活動如此迫切與猛進呢？則完全是因為他們這階級的大多數在經濟上受資本主義侵蝕和政府機關(大中地主的)壓榨(派款)，破產得非常厲害的原故。由這兩個階層(小地主與大中地主)的鬥爭，引導到農民階級與地主階級的鬥爭，即代表中等地主而多少帶了資本主義傾向的新尋派，日益與大地主妥協結成反革命戰線，而代表小地主帶著革命民權主義傾向的合作社派，日益接受無產階級意識的指導，與貧民階級結合起來，形成近來的土地革命鬥爭。
上面所說的小地主，不是說小地主的全部，只是說他們的一部分。普通所講的小地主包含兩個部分。一個部分是從所謂老稅戶傳下來的，這一部分的來源多半是由大中地主的家產分拆，所謂“大份分小份”，即由大中地主分成許多小地主。這部分的人數在整個地主階級中占百分之三十二。依他們的經濟地位又有三種分別：一是年有多餘的，人數占地主階級總數百分之零點九六，他們在鬥爭中是反革命的。平民合作社派中的劉鴻翔、賴世芳、劉瑞標就屬於這個階層。他們都是合作社社員，三二五暴動中以及失敗後，就陸續表現反革命了。二是一年差過一年，須陸續變賣田地才能維持生活，時常顯示著悲慘的前途的。這一部分人數很多，占地主階級全數百分之二十二點四。他們很有革命的熱情，尋烏平民合作社派人物的大部分都是屬於這個階層。如死去了的鬥爭領導者潘麗(共產黨縣委書記)、劉維爐(三二五暴動時革委會主席)、劉維鍔(共產黨區委委員)等，現在的鬥爭領導者古柏(共產黨縣委書記)、鍾錫□(紅軍營長)、黃余貴(共產黨區委書記)等等，以及沒有參加合作社後頭參加革命的，如梅汝黃(紅軍大隊政治委員)等，都是這個階層裏頭的人。三是破產更厲害靠借債維持生活的。這一部分占地主全部百分之八點六四，他們也是革命的，有很多人參加現在尋烏的實際鬥爭。以上說所謂老稅戶破落下來的小地主，它的第二、第三部分一般說都是參加革命的。以合作社社員來說，有三十個中學生，一百個高小學生或小學教員，都是過去或現在參加革命的，都屬於這兩部分破落的小地主階層，尤以第二部分為特別多。
普通所講小地主，除上述老稅戶部分外，另有一個占地主全數百分之四十八的不小的階層，那就是所謂“新發戶子”。這一個階層的來歷，與從老稅戶破落下來的階層恰好相反，是由農民力作致富升上來的，或由小商業致富來的。這個階層是在一種“方新之氣”的活動中。他們的經濟情形是一面自己耕種(雇長工幫助的很少，雇零工幫助的很多)，一面又把那□#8211;遠的瘦瘠的土地租與別人種而自己收取租穀。他們看錢看得很大，吝嗇是他們的特性，發財是他們的中心思想，終日勞動是他們的工作。他們的糧食年有剩餘，並且有許多不是把穀子出賣，而是把穀子加工做成米子，自己挑了去大圩市，甚至去平遠的八尺等處發賣，以期多賺幾個銅錢。他們又放很惡的高利貸，很多是“加五”(即百分之五十)的利息。放穀子出去，壓迫貧民“上檔量本，下檔量利”(上檔下檔即夏收冬收)。他們又放“撿谷錢”和“撿油錢”。什麼叫做撿谷錢？趁著青黃不接時候，以錢撿與農民，到了收穫時候以谷還與債主，大概撿給兩塊錢，就要在收穫時還一擔穀，而那時穀價常常值得四塊錢一擔了，這是一種對倍利。撿油錢也是一樣，多屬對倍利。所有放高利貸，差不多全屬這班新發戶子。大地主、中地主放債也是放的加三利，加五利非常之少，撿谷錢、撿油錢可說沒有。還有更凶的“月月加一”利，即見月還利百分之十，一年便對倍有過。這種借貸都要抵押品，並且要借一種“會”做面子，如“訂同會”。還有“印子會”，是月月加一，利上起利，比訂同會更厲害。這些都是大中地主所少做的。前清時候放惡利的比較少，民國以來放惡利的漸漸加多。“現在人心更貪了”，就是貧民對於高利貸者含有歷史意義的評語。“今個人，人心較貪了咧”這個話，在尋烏貧民群眾中到處都聽見。這班新發戶子看錢既看得大，更不肯花費錢米拋棄勞動送他們子弟去進學堂。所以他們中間很少有中學生，高小學生雖有一些，但比破落戶階層卻少很多。至於破落戶階層為什麼進學堂的多，就是因為他們看錢看得破些(因不是他經手賺來的)，而且除了靠讀書操本事一條路外，更沒有別的路子可以振起家業，所以畢業生就多從這個階層中湧了出來。上面所說那種所謂新發戶子的小地主，在有些人的說法卻不叫小地主，而叫它作富農，即所謂“半地主性的富農”。這種半地主性的富農，是農村中最惡劣的敵人階級，在貧農眼中是沒有什麼理由不把它打倒的。
(五)富 農
另有一種比較富裕的農民，在普通說法叫他們作自耕農或中農的，實際仍是一種富農。前邊所謂“半地主性的富農”，則不叫作富農而叫他們作小地主。貧農群眾便是作這樣看法的。這種所謂比較富裕的自耕農或中農，許多人不主張在鬥爭中打擊他們，理由是他們沒有半地主性，他們的全部出產都是親自勞動不是剝削他人來的。其實在貧農眼中，他們仍是一種特殊階級。他們除不租田給人耕種外，一樣是高利盤剝者，因為他們有錢餘剩，他們有多餘的土地。他們在自己農產物上面加工，如使穀子變成米子，自己挑了出賣。他們還做些小的囤買囤賣生意。他們供著豬子、豬條子或大肉豬。以上這些都是與半地主性的富農一致，而與自足的中農不相同的。因此，土地鬥爭一發展到群眾的行動，便有大批的貧農喚著“平田”和“徹底廢債”的口號，就是對付這種富農的。共產黨如要阻止貧農的行動，那末貧農就非恨共產黨不可了。因此可知，不但打倒半地主性的富農是沒有疑義的，而且平富裕自耕農的田，廢富裕自耕農的債，分富裕自耕農的谷，也是沒有疑義的。必須這樣才能爭取廣大的貧農群眾。這是農村鬥爭的重要策略之一。只有富農路線的機會主義者，才會站在這個策略的反對方面。
(六)貧 農
貧農中的四個階層
什麼叫做貧農？我們簡單回答道：不夠食的叫做貧農(不夠食的原因是受剝削，那不待說)。但這是一個普通的說法。若從貧農裏頭再加剖解，便知貧農並不是一個經濟地位完全相同的整一的階級，他裏頭有四個不同的階層。第一個是半自耕農。他們是不夠食的，因為他們的土地不夠使用。他們須從地主那裏租來一部分土地，完了租去，自己又不夠食了。但他們在貧農群眾中則是最好的，因為他們不但有牛，有犁耙，多少有些活動本錢，而且有一個表現他們的特點的，就是他們自己有一部分土地。這個階層占農村全人口百分之十點五，在貧農全數中則占百分之十五。第二個是佃農中之較好的。他們有牛，有犁耙，也多少有些活動本錢，但沒有一點土地。他們的特點在於有牛，大多數有一條牛，極少數也有兩條、三條牛的。他們比半自耕農窮，即比半自耕農更不夠食，但比別部分貧農卻要好些。這個階層占農村全人口百分之四十二，占貧農人口百分之六十，是農村中一個最大的群眾。第三個是佃農中之更窮困的。他們同樣無土地，他們雖有犁耙，但多窳敗，雖也有幾個本錢，但是很少。他們還有一個主要的特點，就是他們不是每家有牛的，他們是幾家共一條牛，或有一條牛，卻不是他自己的，而是地主為了節省飼養費交給他飼養的，他只能在一定條件下使用一下子這條牛的勞力，尋烏所謂“只能定得一爪子”的就是指這種牛。這一個階層之不夠食的程度比上舉兩個階層都厲害。他們占農村全人口百分之十點五，占貧農全人口百分之十五，是一個與半自耕農相等數量的群眾。第四個是佃農中之最窮的。他們除沒有土地之外，還沒有一點本錢，借米借鹽是常事。他們又沒有一點牛力，農忙時節，候別人把田耕過了，然後同別人(那些親戚家族們)借了牛來，或租了牛來，耕那數畝用重租租來的瘦田。他們雖然有犁，但沒有耙，因為打一架鐵耙要好些錢，他們力量不足辦此。這一個階層占農村全人口百分之七，占貧農全人口百分之十，是一個並不很小的群眾。他們衫很爛，要討來著。三餐飯兩餐食雜糧(粟板呀，番薯片呀)。做米果賣，砍柴火賣，挑腳，就是他們添補生活的辦法。
(七)山林制度
尋烏的山地，多落在首先落腳的氏族手裏，後到的氏族便沒有山或少有山。因為先到的佔領，所以也有小姓先占了山，大姓後到仍沒有山。田與山的情形不同，田地轉移很快，小地主和農民的田地，用典當的方法一年轉移兩次的都有，一年轉移一次的就更多了。至於賣絕，也是常有的。山地則因其生產力小，通常一姓的山(一姓住在一村)，都管在公堂之手，周圍五六裏以內，用的公禁公採制度。所謂“公禁”者，不但禁止買賣，而且絕對地禁止自由採伐。除非死了人，“倒條把子樹，搭墓棚”，才得許可。為公共利益使用，如作陂，開圳，修橋樑，那是可以的。除此以外，只有定期開山， 三年兩開，樹木兩年一開。由“禁長”召集本村同姓人等到場議定開山日期。到期，每家出一工，到山採伐，所得□ 或樹卡(開樹木山又叫落卡，即砍樹枝)共同分配。也有按山林生產情況分成若干小塊，召集公眾到場拈鬮，然後按所分地段各自去采的。以上是家族主義的山林“共產”制度。還有地方主義的山林“共產”制度。多半以村為單位，由村內各姓人等公舉禁長。嚴禁私采，定期開山等等，都與家族“共產”的山林一樣。禁長三個起碼，多的到十多個，依村落大小山林廣狹而定，以五六個為最普通。禁長均由選舉，任期不定，有一年換兩回的，有四五年不換的，全看他盡職不盡職。凡做禁長的都要鐵面無私，公公道道。“不管你天皇老爺的奶子，捉到了你偷樹子，偷□ ，均要罰的。”南八區龍圖鄉有個禁長，捉到了一個偷樹子的女子，那個女子對他說：“我倒條子樹子搭下子亭子，不要罰我，我同你龍圖人都是親親戚戚，為什麼你就這樣沒有情呢？”那個禁長回答她道：“不要說你這個賣板子(米果)的昭鳳媽，今天就是我的舅婆也要罰，要曉得我劉世烈狂是鐵面無私的。”若是禁長不能維持，大家又亂砍亂伐不顧公益的時候，就要“暖禁”(喚起大家注意，恢復從前規矩，叫做“暖禁”。疏忽神明，重新致敬，叫做“暖神”或曰“暖福”)。禁長們每年召開禁山會議一次，一切關於禁山的規矩都是由這種會定出來的。禁山會臨時召集的多，也有“有底子”的。開禁山會的那天，不但禁長們到，而且那個範圍內每家都到一人，每人自帶酒飯，另外出一毛子或半毛子買菜，並買敬“伯公”(“伯公”就是楊大伯公，什麼地方都有，每個樹頭下，田□下，山?□希□裁吹胤蕉加興□的香紙。以上兩種這是說的“共產主義”的公山。還有“資本主義”的私山，乃是香菇山、茶子山、茶葉山、竹山、杉山等，生產品能變賣，出息較大的。這些山原來也都是公山，漸次落在有錢人手裏，大概是大地主占一半，小地主(新發戶子)及富農占一半。因為開這種山不是有資本的不能開，特別是開香菇山、茶葉山，要大地主，其餘則多是資本主義化的小地主及富農。尋烏的山地約作如下的分配：一姓公山占百分之十五，一鄉公山占百分之五，私山占百分之十，離人家遠開發不到任其荒廢的所謂荒山，則占了百分之七十。成為荒山的原因，有些是人少山多用不著它，有些則是姓界限制，雖有他姓欲利用的，亦被山主拒絕，只好讓其荒廢。這種被姓界限制欲開發而無從的情形，到處都有。土地革命之後，這種姓界便消滅了。
(八)剝削狀況
Ａ．地租剝削
1．見面分割制
見面分割與量租，兩種同是尋烏縣的收租制度。見面分割是禾熟時地主與農民同往禾田，農民把穀子打下和地主對分，雙方各半，地主部分要農民送到他家裏。有些地方分割之先，由地主先取一擔，這一擔不在對分數內，這種多半是肥田。地主的理由是：此田我買來時多費了田價，你佃戶耕了省了糞草，若不先取一擔，你佔便宜太多。但這種辦法是很少的，百家之中不過一家。另有一種，是農民先取出些穀子，叫做“撮穀種”，數量是在全數租穀中撮出一撮箕。理由是：秧子打在別人田內，不在你這個地主的田內，打了秧子的那塊田，早子〔33〕沒有權，別家地主要受損失，為了補償佃戶亦即補償別家地主的損失，所以要先撮出一撮箕。當地主自己或派人到場監視分割時，要吃有豬肉有魚(有些還有鴨子)的午餐。午餐過了，禾分割好了，農民挑了租谷伴同地主或其雇工送去地主家中時，還要加上兩個雞蛋，放在穀子上面一同挑了去，每天都是如此。農民和地主感情好的，送上七八個蛋的也有。
2．量租制
量租制是“早六番四”。平遠是對分。為什麼要“早六番四”呢？因為早子價較貴，收穫量也更多，交租六成才不便宜了佃農；番子〔34〕價較賤，收穫也較少，故交四成。表面上看，早六番四兩檔扯平，還是五成，實則不然。地主常得五成六，農民只得四成四。因為早子收穫量雖多，每十擔中地主現已得去六擔，農民只剩了四擔了。番子則收穫量每十擔中往往要比早子少二擔，只有八擔，交去四擔租，自己只得四擔，合起早子的四擔共得八擔。地主卻共得十擔。成為四點四成與五點六成之比。
大暑(舊曆六月)割禾，立秋(舊曆七月)量租，地主通知農民把租送來。不見送來時，地主自己打個洋遮子，親自跑到農民家裏去催。再不送來，就派工去取。取又取不著，就調了他的田。有些惡地主呢，就告農民的狀，捉了農民去坐監獄，不過這種惡地主不多就是。原來見面分割占全縣百分之四十，量租占百分之六十。近來見面分割的加多，量租的減少，各占百分之五十左右。為什麼見面分割的加多起來呢？因為佃戶窮的日多，常常一割下禾就沒有穀子，地主怕農民收後不量，所以見面分割加多起來。同時農民為怕調田與吃官司，也寧願見面分割。
3．“禾頭根下毛飯吃”
“禾頭根下毛(沒有)飯吃”，說的是剛打下禾交過租就沒有飯吃了，這種情形尋烏簡直占百分之四十。為什麼禾頭根下毛飯吃呢？譬如耕了二十擔谷田的，量去了十一擔多租，剩下八擔多。去年過年和今年青黃不接毛飯吃時借過地主穀子兩三擔，加上加五利，又要還去三擔多至四擔多。打禾了，要買好東西招扶地主。禾打過了，買上一點油鹽，春上一點米子，立秋剛到，一切都完。這就叫做“禾頭根下毛飯吃”，又叫做“一年耕到又阿□”。南半縣土地鬥爭中，農民、小孩子普遍地唱了一隻歌，那歌唱道：
月光光，
光灼灼。
埃跌苦，
你快樂。
食也毛好食，
著也毛好著。
年年項起做，
總住爛屋殼。
暗婧女子毛錢討，
害埃窮人樣得老。
暗好學堂埃毛份，
有眼當個瞎眼棍。
天呀天，
越思越想越可憐。
事業毛錢做，
年年總耕田。
六月割也就，
田東做賊頭。
袋子一大捆，
擎把過街溜。
嗎個都唔問，
問谷曾曬就？
窮人一話毛，
放出下馬頭。
句句講惡話，
儼然稅戶頭。
唔奈何，
量了一籮又一籮，
量了田租量利穀，
一年耕到又阿□！
又阿□，
會傷心，
窮兄窮弟愛同心，
夯姊窮妹愛團結，
團結起來當紅軍，
當到紅軍殺敵人！
注〔35〕：“埃”，我。“毛”，沒有。“項起做”，繼續做。“暗婧女子”，再漂亮女子。“樣得老”，怎樣得老。“暗好學堂”，再好學堂。“割也就”，剛割完。“做賊頭”，很惡之意，如賊頭一樣惡。“袋子一大捆”，用去收租的。“過街溜”，洋傘。“嗎個都唔問”，什麼都不問。“放出下馬頭”，打官腔。“稅戶頭”，大地主。“阿□”，沒有了之意。“愛同心”，要同心。
4．批田
尋烏地主把田批與農民通通要寫“賃字”，沒有不寫的。五年一小批，七年一大批，是全縣普通的賃期。這是東佃間的“規矩”，也就是不成文的法律。只有那種惡地主才敢藉故破壞這種法律，三四年或七八年調換佃戶。賃字上面寫明的是：(一)田眼，寫明田的所在及界址。(二)租額，寫明見面分割制還是量租制。(三)租的質量，寫明要“過風精燥”，不得少欠升鬥，如違轉批別人。(四)田信，寫明每年或每兩年交一隻雞公。這種賃字，哪怕少到三擔谷田都要寫一張。因為若不寫賃字，一則怕農民不照額交租，打起官司來無賃據，二則怕年深日久農民吞沒地主的田地。賃字只農民寫交地主，地主不寫交農民。
下面是賃字的一個例：
“立賃耕字人鄺世明，今來賃到淩賤貴兄手內禾田一處，土名鐵寮壩，禾田一大丘，計租六桶。當日三面言定，每年合納租穀六桶，限至秋冬二次，早六番四，送至家中，過風精燥，交量明白，不得缺少。如有缺少，任田主另批別佃，不敢生端異說。恐口無憑，立賃字為照。
每年信雞一隻。
見人 羅長盛
代筆 謝雨霖
民國十六年十一月二十四日 立賃耕字人 鄺世明”
5．批頭、田信、田東飯
批頭分“批頭錢”、“批頭雞公”二者。批頭錢，每石租普通單批(五年一批叫單批)一毛，雙批(十年一批叫雙批)二毛，也有三毛的如篁鄉等處，均批田時交清。批頭雞公不論批田多少總是一隻，也是批田時交。單批轉到雙批，即五年轉到十年，批頭錢、批頭雞公一樣照交。南半縣雙批多，如篁鄉、雙橋兩區完全沒有單批，就是一份田耕幾十年的現在也還有，只很少。地主將田批出去後不久賣了與別人時，退還批頭錢一部分與農民。北半縣單批多，地主賣田時不退批頭錢。
田信雞每年一隻，賃字上寫明是“雞公”，因為雞公(閹雞)比雞婆較大，但農民還是送雞婆的多。賃字上雖說了每年一隻，但農民往往兩年才送一隻。送的時候在冬收後或過年時節。不見送來時，地主常常自己去催。“田信雞公送了來啊！”“唔曾畜到。先生！等我後圩買到來。”或者說：“毛啊，先生！今年子總要免下子。”
雙橋區有田東飯，每年請地主吃一次。別區很少。
6．
送租，全縣說來百分之八十送穀子，百分之二十折錢。公堂、神會、廟宇、橋會的租，約有一半是交錢的，因為公堂、神會等佃農亦多半有份，因此佃農常常要照當時市價折錢送去，而把穀子留下備自己食用。這種人多半是兼做小生意的或有豬雞出賣的，才能得到錢。那些豪紳把持的公堂、神會，為了有利他們的侵蝕(候谷價高時錢賣得多)，便強迫農民交谷上倉，農民亦無可奈何。同一理由，地主田租總是交谷而不准農民交錢，只有離田莊很遠的地主才有准許折錢的。
7、鐵租、非鐵租
非鐵租占全縣百分之八十，水旱天災，面議減少，但每石租只減少一鬥到二鬥。遇大災害收成大減時，請了地主來看過了，?庸□?櫻□鋇匾襞鄭□#402;庸齲□廾字□□也要分一點去。鐵租是在賃字上載明“半荒無減”，在全縣占百分之二十。但實際上農民實行得少，仍然是請了地主看過，精有照分(精谷就是好穀)。
8．“要衫褲著去撈”
許多的農民把租交過，把債還清，就沒有飯吃了。地主們收了那些租不肯出賣。過年了，農民急於得點穀子，地主把谷放出一部分，但不是賣而是借。因為借穀的利息是半年加五(早前的利率是“錢加三穀加四”，近來穀息加四的少了，大多數都是加五)，比賣的味道更多。地主賣谷是要到四五月間青黃不接時候，那時價錢抬得更高，但他還要三歪四擺。
農民走到地主家裏向地主道：“先生，食了朝？”
地主：“唔，系喲！”
農民然後慢慢地話到糴穀：“您的穀，埃來糴兩斗子。”
地主：“毛，......啊！自己都唔夠食。”
農民：“好哩哪！您都毛穀，河壩裏水都毛流！搭幫下子，讓斗子給埃，等穩就要做到來食啊！〔36〕”
地主：“好，你十分話緊了，埃的口食穀都讓點子把你，你肯不肯出這多價錢呢？”
農民：“先生，莫這樣貴，算減點子給埃！”
價錢如了地主的意了，然後把穀子糶與農民。
有個傳遍全縣的故事：篁鄉地主劉福郎，是個著名刻薄的人，青黃不接時候，他把有穀摻進精穀裏發糶。有一天，有個農民到他家裏糴穀子，他叫他的媳婦和女兒道：“要衫褲子著就要去撈！”農民們把他這句話傳了出去，就成了全縣聞名的大笑話。為什麼這句話會成笑話呢？因為尋烏習慣，女子偷人叫撈，把有穀摻進精穀去也叫做撈。他當著農民不好明說把有穀摻進精穀，一個不留心，對他的媳婦和女兒說出那句好笑的話來，就成了流傳至今的典故。
9．勞役
勞役制度全縣都沒有了。地主有緊急事如婚喪等類，也常常求佃戶替他做事。地主帶耕一點田地，農忙時候，也常常求佃戶替他做工。但通通是出工錢的。
10．土地買賣
據知事公署糧櫃上當雇員的劉亮凡說，民國十四年全縣把田出賣的有六百家(買田的不足六百家，因為有一家買幾契田的)，以全縣三萬家計(十二萬人，每四人為一家)，每五十家中有一家破產。至於典當，更多於賣絕，每百家有五家把田典出(典進的每百家有二家，因一家有典進幾契田的)。即是尋烏近年每年有百分之二的人家破產，有百分之五的人家半破產。
田價：坑田每石租十七元到二十元，□田每石租三十元到四十元。普通坑田二十元，□田三十元。典當坑田每石租典價普通十五元，□田普通二十元到二十五元。
典當分為“過手”、“不過手”。過手，是田主收了典主的典價之後，把田交了給典主，典主收了田或自己耕或佃給別人耕，都由他作主，田主不能過問。過手之後，典主也沒有租送給田主了，田主除了保留收回權之外，簡直和賣絕一樣，因為主權的大半已在典主手裏了。不過手，由典主將典價交與田主，而田仍由田主耕種，每年量租給典主，租率是照普通田租一樣，每一石谷田交一石穀租(兩檔共)。譬如□田典價每石租二十元，田主得了二十元，交出一石租，每石谷價普通四元，利率是年二分。為什麼典田利率低於社會借錢利率呢(普通借錢年利三分起碼)？因為一般富農(新發戶子們)的心理，高利放債不如低利典田靠得住，“把錢放到泥裏頭”是很穩當的。富農們為什麼不買田而去典田呢？因為農民和地主的破產是逐漸的不是突然的，“先典後買”，成了普遍現象。但“田就姓大，一典就賣”，也是普遍現象，故買田與典田僅僅相差一間。過手不過手二者，過手的占百分之九十，不過手的占百分之十。不過手的多半是包租(鐵租)，但也有法律上過手，而由原主向典主書立賃字成為東佃關係仍耕著這份田地的。這是于債主(典主)債戶(田主)關係之外，再加一層東佃關係。
不過手典當的田，有些是偷典的。就是那些“嫖賭食著”的少爺們，當他們賭輸了或者沒有嫖錢了，欠了暗帳，不得開交的時候，便瞞了他的父親把田秘密典給那些強房大姓的富農或地主之手，等到他的父親死了，然後把田過手。為什麼要典給強房大姓呢？因為只有強房大姓才不怕事，秘密發覺了，他就公開起來，也不怕他的父親不依。
典田不過手，也是典主對田主的一種重利盤剝的機會。因為田主每年交租交不清時，典主就對那未清部分行起息來，年年加多，最後非把這份田完全賣給典主不可。這種欠租利息是三分以上的高利貸，而不是二分的典價利息。
Ｂ．高利剝削
1．錢利
錢利三分起碼，也是普通利，占百分之七十，加四利占百分之十，加五利占百分之二十。通通要抵押，有田地的拿田地抵押，無田地的拿房屋、拿牛豬、拿木梓抵押，都要在“借字”上寫明。大地主、中地主、公堂、新發戶子(發財的小地主及富農)都有錢借。其中以借額論，中地主占百分之五十，新發戶子占百分之三十，大地主及公堂占百分之二十。以起數論，新發戶子最多，占百分之七十五，中地主占百分之二十，大地主及公堂占百分之五。以借債人論，加五利(年利五分，每百元利五十元)、加一利(月利一分，每百元年利百二十元)差不多通通是貧農借的。加三利(月利三厘，每百元年利三十六元)也有，但極少。以貧農借額作一百，加三利占百分之二十，加五利占百分之七十，加一利占百分之十。貧農的借主多半是新發戶子，三元五元，十元八元，零零碎碎，利上起利。抵押品貧農無田可指，多半指房子，指牛豬。借主時時想吞併貧農的房屋牛豬，或他很小的一塊田，或一個園子，察到貧農要錢用，就借給他，還不起，就沒收抵押品。也有中等地主借這種吞蝕貧農的小份子債的，古柏的祖父古有堯就是一個例。他曾經用這種借貸法吞併貧農三個菜園子、兩個房子。今天借一元，明天借兩元，逐漸成一大注，便有資格吞併一個菜園子了。他常常處心積慮，用這種乘人之危、零碎借債的方法去謀人的財產。他於地方的事、公堂的事一切不管，因為這些事頗妨礙於他個人的發財。他算得個典型的重利盤剝者。
加三利，多半是富農向富農借的，借債的用途是做米販、做豬販或者往市上開家小商店。為什麼富農向富農借得到加三利，貧農只借得到加五、加一利呢？有兩個原因：一是“躉”。普通總是二百元、三百元一借，還了來，作得用，不像貧農之三元五元一借，零碎得很，還了來，也不能作個什麼用。二是靠得住。富農有田契作抵押，他的經營又是生利的、有希望的，不像貧農之財產很少，借錢多半是為消費或轉還別人債務，很不可靠。
中等地主的錢多半是借給那些小地主中之破落戶及正在走向破產路上的農民，他的目的也是在於吞併土地。
大地主及公堂的錢很少借給人家的，因為大地主的目的在享樂而不在增殖資本，做八十酒呀，起大房子呀，留了錢做這些用，送子弟讀書也要用錢(這不是他的重要目的)。一小部分商業化的大地主，拿了錢去做生意。因此，也就無錢借與別人。那些有多錢餘剩的，沒有工商業可以大注地投資，零零碎碎借給小地主及農民，既借不得幾多，又不甚可靠，他就寧可挖窖埋藏，不貪這點利息。加以軍閥捐派頻繁，看見多錢出借之家，就這也要捐，那也要派，鬧得不得下地。陳炯明部下林虎、劉志陸〔37〕，在篁鄉向大中地主、公堂、神會派了萬多元，派過兩三次，因此更發使他們把錢藏起來。
2．
谷利比錢利重得多，乃富農及殷實中小地主剝削貧農的一種最毒辣的方法。十二月、三月兩個期間借的最多。貧農為了過年，故十二月要借穀；為了蒔田，故三月要借穀。不論十二月借，三月借，均六月早子收割時候要還他，利息均是加五，即借一石還一石半(三籮)。這種六個月乃至三個月算去百分之五十的利息的制度，乃是高利貸中很厲害的。
貧農六月收下早子，還去租谷和借穀，吃到八月就沒有穀子了，又要跟地主富農借谷。八月借谷一石，十月打番子時候還他，加二利，要還一石二鬥。若貧農十月還不起，只得同債主說：“埃今年毛有還了，明年早子收了再還。”債主就說：“也可以的，本利加算起來才行。借給你的那一石本，算加五利是五鬥，那利息二鬥利上起利也要加五，就是一鬥，你明年六月總共還我一石八鬥。”(本一石，加利二鬥，又加利五鬥，又加利一鬥，共一石八鬥。)那末從今年六月到明年六月一個對年，共是加八利。假若他明年六月又還不起，那末從一石八鬥再行加五起算。假如那個農民到了那年番子時又還不起，轉到次年六月，再轉到次年八月，如此轉下去，一年轉兩回，轉到十年就成了一個十分驚人的數目。
3．油利
油利是所有借貸關係中的最惡劣者。所謂“對加油”，尋烏南半縣有茶子山的地方都有的，北半縣沒有茶子山，所以沒有對加油。什麼叫做對加油呢？借一斤，還兩斤，借兩斤，還四斤，借四斤，還八斤，這樣叫做對加油。什麼期限呢？九月打油時候為標準，九月以前一年之內不論什麼時候借的，一概對加利。
油山〔38〕是地主或富農的，租給貧農耕種，地主富農收油租，二十斤油收十斤，六十斤油收三十斤，計收百分之五十。地主富農收了這些油租，大概百分之九十是挑赴市場發賣，百分之十是用對加利借給貧農。但他借時，往往說這油是他兒子或他媳婦的私家油。有些呢，也確是他兒子、媳婦的私家油，富農家裏的媳婦們和他還沒有當家的兒子們常常有私油。它的來歷是，當摘茶子的時候將過了，茶子樹下的零茶子遺落沒有拾的，他們就拾起，打出油來作為他們的私財，他們就有資格放高利貸。
“先生，借點錢給埃！”
“毛！”
“借點穀給埃！”
“毛！”
“毛有吃了，總要借點子！”
“油就有，埃奶子的。”
貧農目的不是借油，因為油利太貴了，但因為地主富農錢谷都不肯借，迫著只得借油，借了油去變賣成錢，再糴穀子吃飯。
也有借油吃的。貧農們打禾子，沒有油吃，提個壺子跑到地主富農家裏借一壺油，六月借油九月還，一壺還了兩壺去。貧農家裏沒有秤，有些貧農的老婆、媳婦也不識秤，借一壺還兩壺，她們是容易記得的。
4．賣奶子
上面第二節裏所說十年拖欠的話是假設的，事實上債主很少准許農民一筆賬拖到十年之久。他總是壓迫農民很快還清，還清一次，再借二次，因為他怕農民欠久了靠不住。通常情形是准許農民還本欠息，息上加息，推算下去，也只三年五年打止，不准太欠久了。債主怎樣強迫農民還債呢？打禾了，債主挑了籮子走到農民的稻田裏去，對農民說：“你的穀子還了我來！”農民無法，望著債主挑了谷去。既交了租，又還了債，“禾頭根下毛飯吃”，就是指的這種情形。許多的農民在這種情況之下扯著袖子揩眼淚呢！
“嫁姑娘賣奶子，都要還埃。”這是尋烏的習慣話。債主們對那種可惡的頑皮農民逼債，逼到九曲三河氣憤不過的時候，往往是這樣說的。讀者們，這不是我過甚其詞，故意描寫尋烏剝削階級的罪惡的話，所有我的調查都很謹慎，都沒有過分的話。我就是歷來疑心別人的記載上面寫著“賣妻鬻子”的話未必確實的，所以我這回特別下細問了尋烏的農民，看到底有這種事情沒有？細問的結果，那天是三個人開調查會，他們三個村子裏都有這種事。劉亮凡是城區富福山人，富福山離城十八裏，那村子裏共有三十七家人，分為劉、曹、陳、林、黃五姓，共有五家賣奶子(客籍叫兒子曰奶子)的，內三家都姓劉，是劉亮凡(城郊鄉蘇維埃主席)的親房，名字叫做劉昌育、劉昌倫、劉昌純，其他兩家，一家叫林芳廷，一家叫陳良有。劉昌育(劉亮凡的胞叔)是小木工人，余四個都是佃農。劉昌育有四個奶子賣去三個，劉昌倫三個奶子賣去一個，劉昌純兩個奶子賣去一個，林芳廷三個奶子賣去兩個，陳良有一個奶子賣去一半。五家都是因為破產到完全沒有了，沒法子，把奶子變賣得些錢，一面還清債主的賬，一面自己吃飯。買主都是附近村莊裏的本姓紳士和富農，紳士更多，富農次之。賣價每個百元(起碼)到兩百元(最多)。賣時兩家在名義上不說“賣”而說“過繼”，但社會上一般都說“賣奶子”。要寫張“過繼帖”，普通也叫作“身契”。過繼帖上面寫道：
“立過繼帖人某某，今因家貧無奈，告借無門，人口嗷嗷，無力養育，情願商請房族戚友將所生第幾男過繼于某宗兄為男，當得身價洋若干元。自過繼之後，任憑養父教讀婚配，倘有打罵等情，生父不得干涉。兩方甘願，並無勒迫，不敢生端異說。恐口無憑，立此過繼帖一紙為據。
媒人某押
某押
某押
房族某押
某押
某押
戚友某押
某押
某押
父某押
母某押
兄某押
弟某押
某某代筆
某年某月某日立”
這種賣身契只有賣主寫給買主，買主不寫檔給賣主。所謂媒人即是中人，多的有四五個，都要“水扣錢”，抽賣價的百分之五。房族戚友臨場有多到十幾個的，都要“畫押錢”，歸買主出。親房及強梁的(多半是紳士)畫押錢要多，有十多元到二十元的，普通房族戚友畫押錢每人一元以內。奶子的年齡有三四歲的，有七八歲的，有十三四歲的。買賣奶子，由媒人背了送到買主家。這時候奶子的父母總是痛哭流淚，甚至兩夫妻打起架來，妻罵夫沒有用，尋不到飯吃要賣奶子，旁人也多有替他們流淚的。劉昌育賣奶子，他的侄兒劉亮凡就是一個看不過意流了淚的。現在講到調查會的第二個農友李大順，看他供給的材料又是怎樣？他是雙橋區的黃沙村人，他那個村是個有人家四百戶左右的大村，內中賣奶子而被他親眼看見的有五家，每家賣出一個奶子。有一家是賣往廣東平遠縣的八尺地方，李大順在路上撞到這個背著小奶子的父親往平遠方向一路哭了去，這人撞到熟人臉上不好意思到十分。他為什麼要把奶子賣往廣東八尺呢？因為賣的價錢更高，一個奶子賣得二百多到三百元。不論賣到什麼地方，四五歲的幼年奶子賣的價錢更高，因為容易“養得疼”(帶得親)。年齡大了，像八九歲的、十多歲的，反倒賣不起價錢，因為不容易帶得親，並且容易跑掉。至於到調查會的第三個農友梅治平，他是雙橋區藍田村的農民，他村裏也有賣奶子的事。他的叔父梅宏波窮得不得了，三個奶子一個過番(往南洋)去了，一個在家，一個賣往平遠。附近暗徑村，貧農梅傳華七個奶子，賣出五個。那天調查會到的就是劉、李、梅三位，他們自己村子裏出賣兒子的事，就有上述那麼多起。三人中一個是北半縣人(劉)，兩個是南半縣人，那末全縣的情形也不難推知了。據他們說，在他們所知道的地方，每百家人家有十家是賣過兒子的。劉亮凡說，他曾見過和聽過賣兒子的事，在他家鄉的附近共有上百的數目。
普通總是賣兒子，賣妻賣女的不經見。
聽見人家賣了兒子了，債主就急急地到他家裏去討賬。“賣了奶子還不還埃(我)嗎！”債主很惡聲地叫著。他為什麼要這樣子呢？因為這時候是他這筆債的生死關頭，賣了奶子猶不還他，錢一用掉，永久沒有還債的機會了，所以他就顧不得一切了。
舊的社會關係，就是吃人關係！
5．打會
打會的目的是互相扶助，不是剝削。如為了娶媳婦，做生意，死了人要埋葬，還賬等等，就邀集親戚朋友打個會。但月子會、隔年會、四季會，因為標利很重，結果變成剝削農民。
打會的人(會頭)不是全無資產的人，多半是中農階級及小商人中間打會的多。富農不消打會，極貧的貧農想邀個會也邀不到，只有半自耕農，佃農中之有牛力、農具者，自耕農，市鎮上較活動沒有破產危險的小商人，他們邀會才有人來。
會有長年會、半年會、月子會、四季會、隔年會五種。
長年會是六個人，六年完滿。除頭會外，每人出洋十元，共五十元，交與頭會。頭會“沒本蓋利”，三年加三(每年蓋利十五元，共四十五元)，兩年加二半(每年蓋利十二元五毛，共二十五元)，一年加二(十元)，共計六年頭會要蓋利八十元，本則“沒收”去了。二會以後沒本蓋利制度與頭會同，惟利息逐年減輕。如二會是二年加三(每年十五元，共三十元)，二年加二半(每年十二元五毛，共二十五元)，一年加二(十元)，共蓋利息六十五元。三會以後蓋利更少。“頭會賣臉皮，二會撿便宜”，說的是頭會雖得經濟利益，但須低頭求人才打成會，二會既不求人又得利益。
半年會採取標息制度，每半年標一次，人數八個起碼，九個、十個、十一個以至二十多個都有。半年會不是沒本蓋利，而是每半年一了。(月子會、四季會、隔年會缺。)
Ｃ．稅捐剝削
1．錢糧
(1)地丁 全縣一千四百二十四兩，每兩還正稅大洋三元，附稅二角四分。它原本不是錢而是米，每石谷田完地丁米八勺(每十勺為一合，十合為一升)，每升地丁米折成忙銀六分四厘二，再照每兩忙銀折成大洋三元二角四分，約計每石谷田完大洋二分。相傳從前安遠典史楊霄遠跑到北京皇帝老子那裏，頭上頂個盤子，盤子裏面覆著許多酒杯子，表示安遠、尋烏兩縣山多田少，手裏拿著一篇奏文，上面寫著“萬頃山岡一線田”等等話頭，請求減輕田賦，弄得那個皇帝大發脾氣，說你那麼個小官敢到我的面前上奏，我可不依，喝聲推出斬首。然後拿了奏文一看，看到“萬頃山岡一線田”的地方，卻說話還說得有理，就批准他的奏文。因此安、尋兩縣田賦較之他處為輕。至今兩縣地主富農當每年完糧時候，還要拿些香燭到楊霄遠廟裏祭他一番。兩個縣城都有楊公廟。
(2)官租 篁鄉全區，三標區一部分，城區也有一點，名曰“官田”。政府收官租不收地丁，共計九百四十多兩，較之地丁貴得八九倍，大概每石谷田要完小洋二毛。為什麼有這種官田呢？明朝篁鄉出了個“霸王”，名叫葉楷，盤據篁鄉多年，與明朝皇帝作對，皇帝用計把他剿平，把所有篁鄉全區葉楷管轄地方的田地充公，名曰官田，禁止買賣，只能用佃戶與佃戶之間轉移田地的名義，叫做“頂退”。三標官田的來歷與篁鄉相同，那裏曾為葉楷部屬佔據過。城區的一點小的官田，則因那裏的人曾經犯了皇帝老子的法，因此沒收了他的田來。
(3)合計 地丁、官租二項，合計銀二千三百六十餘兩，每兩折三元二角四分大洋，也不過七千六百四十餘元。由於沙沖水破，逃亡孤絕，貧苦拖欠幾種原因，每年有兩成收不到手，實際只能收六千一百十二元左右。
(4)苦甚 上述田賦數量，每年不過六千一百餘元，而縣署用款如行政經費、司法經費、監所經費、人犯囚糧、慈善經費各項，每年須用一萬餘元，以之抵充，不足遠甚。故到尋烏做官的人，莫不覺得苦甚，便一意勾結豪紳，借種種事故壓榨貧民。至於煙、酒、屠宰等稅，直接歸省政府，不與縣署相干，縣署能指揮的只有田賦一項。
(5)陋規 縣署錢糧經征櫃上有幾種陋規：第一是銀水，每塊錢至少吃去半毛至多一毛。譬如市價每小洋十二毛折大洋一元，糧櫃上卻要收十二毛半，全年六千一百餘元，每年可吃銀水三百多元，這是糧櫃上的第一個大剝削。經征主任沒有薪水，專靠銀水及其他陋規養他。第二是過割禮，又名割糧禮，民間買賣田地要交割糧禮，糧櫃上每戶要收過割禮二毛，全年約有六百戶割糧，可得一百二十元。第三是填寫禮，田地買賣不但要交割糧禮，而且要稅契，就是要拿土契到糧櫃上”誘毆倨□財政廳發下來的)，將土契文字填寫到官契之上，每張收填寫禮二毛，全年所得總數與過割禮同。第四是券票禮，即糧票錢，每張小洋三分，全年約二千張，共六十元。以上四種陋規，除銀水外，都是公共的。每個知事新到任，糧櫃主任要孝敬二十元至三十元與他，名曰“點規”，即是希望新任知事再點他做糧櫃主任的意思。此外，還有過節禮(端午)、過年禮，不但要送知事，而且要送財政科長，知事送物，科長送錢(十元到二十元)。這些耗費都是出之於陋規。
(6)管錢糧的 尋烏縣有三個管錢糧的，劉士輝、劉梅芳、黃少堂。民國以來就是他們管錢糧，他們挾著幾本糧冊做寶貝，勾結歷任縣知事把這個職務當做世襲。由三人中互推一人為主任，其餘兩人為戶書。紅軍到城，三個都挾著糧冊跑掉了。
2．煙酒印花稅
尋烏的煙酒印花稅，每月小洋各六十元，共百二十元，一個商人承包，在北門內設個稅局。除縣城外，每月往澄江、吉潭、三標、石排下、留車、車頭、牛鬥光、珠村圩、荒塘肚、公平圩、篁鄉圩、中和圩、岑峰圩、茅坪圩、龍崗圩、上坪圩等十六個圩場收稅一次。每個小酒攤子賣酒，每個小雜貨店賣黃煙，都要抽稅。老實的，多敲他一點，調皮的，照章程收。每月一百二十元包稅，實收可得二百元，賺八十元。稅局要用局丁二名、火夫一名。包商多半是贛州人。
3．屠宰稅
也是包，每月八十元稅額，實收百五十餘元，賺七十餘元。也設一個局，局丁一名，火夫一名。局丁不但招扶局長，還要幫他出外收稅。百五十餘元，城中即占四十八元八毛(三個肉案)。包商也是贛州人。只能收到圩場有定案的屠戶，章程雖然說的鄉下人家殺一個豬也要完稅，實際收不到。
4．護商捐
是一種地方捐，普通叫做“百貨捐”。國民黨經費、靖衛團經費都從此出，公安局沒錢用也要撥一份給它。縣百貨捐總局歸地方財政局管轄，縣城北門外、吉潭圩、盤古隘，各設分局。油、鹽、米、豆、雞、鴨、牛、豬、羊、狗、水貨、雜貨、布匹，凡屬路途過往貨物，無論什麼都要抽稅，每件半毛起碼，五毛為止。米果、水果、柴火、竹木器等附近鄉下挑到圩場零碎發賣而非遠途過往的東西，不收稅。反過來說，一切遠途過往的東西都要收稅。南半縣留車、牛鬥光等處群眾鬥爭發展，便無法設局收稅。三個分局每月數額二千元以上，吉潭過去有一個月收過二千多元，北門外過去有一個月收過八百多元，盤古隘過去無局，謝嘉猷最近才設立。名字叫做“護商捐”，實則商民恨得要死。
5．牛捐
縣城一處，每年一千七百多元，無局，由三四個股東承包，一人出面辦理。四年來都是新尋派何子貞的老子何學才出面包辦。一千七百多元捐額，實際則收二千三四百元，也是一筆地方捐，歸財政局管理支配。
6．賭博捐
名字叫做“公益捐”，包括賭攤與花會，亦屬地方經費，由財政局派徵收員(何子韶做過兩年)管理徵收。縣城一處每月收一千一百元，盛時每月收過一千八百餘元。全縣各圩同樣要抽。前年每月全縣收過三千多元，那時有劉士毅〔39〕派了一排人來縣經辦，名曰“防務捐”，每月提去二千元。贛南各縣都是如此。後贛南旅省同鄉會向省政府告了劉士毅，他不得不撤銷，但地方豪紳繼續徵收如故。這是地方豪紳與劉士毅鬥爭的一幕小史，許多縣都有這種鬥爭。
7．財政局總收入
財政局的收入是牛捐(年一千七百多元)、護商捐(年二萬四千元)、考棚租(二千元左右)、賓興租(以谷折錢計三千元左右)、孔廟租(三百元左右)等，共計年收三萬元左右。其用途是，國民黨縣黨部、靖衛隊、財政局、建設局、教育局、清鄉局、公安局、新尋學校(何子貞、何挺拔辦的)、普化學校(在澄江，謝嘉猷、藍玉卿辦的)的開銷，總而言之是豪紳及其走狗嫖賭、食著、鴉片煙的用費所從出。
8．派款借款
省政府的贛省公債派過三千元，二五庫券派過二千元，中央公債派過一千元左右，金融善後借款派過四千元，軍閥過往，如林虎、劉志陸、李易標、黃任寰〔40〕、許崇智、賴世璜過了多回，前後派過四萬多元。以上這些派借款項，由縣署分攤到各區、各村、各圩，凡有一石谷田以上的，小商一百元資本以上的，均要派到。凡操到政權的豪紳地主大商，從縣到鄉各級機關的辦事人，均不出錢，對他們的親戚朋友也為之設法酌減。於是款子都派在那些老實的弱小的地主、富農、商人身上。還要加派手續費、夫馬費、茶水費，如上頭要派一千元，財政局就要派一千二百元，接下去區鄉兩級又各要加派，借此漁利。上面借了款去如公債等，間有還下來的，軍隊借款亦間有還來的，縣城及各區保衛團豪紳們一把吞了下去，從不發還與借戶。汪子淵當保衛團總時，吞沒軍隊還來借款一千餘元，惹起篁鄉一帶借戶和他打官司，始終沒有打得出一個銅板。
(九)尋烏的文化
女子可以說全部不識字，全縣女子識字的不過三百人。男子文化程度並不很低，南半縣文化因交通與廣東的影響比北半縣更加發達。依全縣人口說，約計如下：
不識字 百分之六十
識字 百分之四十
識字二百 百分之二十
能記賬 百分之十五
能看三國 百分之五
能寫信 百分之三點五
能做文章 百分之一
初小學生 百分之五(五千人)
高小學生 百分之八(八千人)
中學生 五百人
大學生 三十人
出洋學生 六人
秀才 四百人
舉人 一人
(上列的百分數是每一項對於人口總數的比例。)
高小學生多於初小，是因為進高小的多由讀蒙館後直接進去的。全縣初小每區不出十個，七區共七十個，每個以五十人計共三千五百人。此外半新不舊的初小，有其名無其實或者連招牌也沒有掛的有八十個，學生約一千五百人。兩項共五千人上下。
高小每區至少一個。雙橋區經常有兩個，有一時期(三二五暴動前)有過四個。南八區有二個，有一時期(三二五暴動前)有過三個。城區有二個(城內之城東學校及田背之曹倉學校)。篁鄉有一時期(三二五暴動前)有三個。縣城有三個(除城東)。全縣經常有高小十三個，最盛時期(三二五暴動前中國大革命前後文化運動高潮時期)有十八個。普通每校有一百學生。前清光緒末年辦起到最近，最老的有二十多年歷史，共有學生一萬左右，一萬人中已經死掉了二千左右。高小學生大部分是小地主子弟，大地主與富農子弟各占小部分。
本縣有四個中學，但都短命。項山大地主“屎缸伯公”辦的知恥中學(項山小杭)辦了一年，雙橋地主們聯合辦的尚志中學(在 坊)辦了半年，澄江公立的普化中學(在澄江圩)辦了兩年，革命派辦的中山中學(在縣城)辦了兩個月，總共出了一百多個沒有畢業的學生。中學生的大多數是在梅縣、平遠、贛州三處中學讀書的(每處各一百名左右)。全部都是地主子弟，其中亦是小地主占大多數。
大學生中大多數出於大中地主階級，小地主只占著五個。劉維爐在廣州中山大學讀了一學期，劉維鍔在北大讀了二年，鄺才誠在北京師大讀了一年多，三個都是共產黨員。二劉三二五暴動時被殺，鄺任紅軍五十團參謀長，在澄江被謝嘉猷捉著割死。鄺世芳在北京朝陽大學讀四年，病死，思想是革命的。淩得路在北京文化大學讀一年，到俄國留學，以不能供給飯費，在芬蘭使館教大使家塾，思想是革命的。五人都是由祠堂供給學費才進大學的。大地主出身的二十五個大學生(及專門學校學生)全部反動，主要如何子貞(河南礦務學校讀了兩年，尋烏靖衛隊長)、賴世源(北京師大預科二年，在篁鄉參加反革命)、劉鴻翔(北京文化大學讀兩年，在南八區領導反革命)，三人均在尋烏，其餘多在外頭，屬於蔣介石派。共大學生三十人，十分之八是讀法科。
出洋學生六人中，潘作琴(英國醫科畢業，在汕頭行醫)、丘淩雲(到英國走過一回，其實不算留學，天津鍋爐公司工程師)、丘偉伍(日本帝大畢業，新尋派中堅，隨何子貞跑了)、古子平(從日本買了一張文憑回來，大嫖大賭，篁鄉人，做過教育會長，此次在篁鄉炮樓中被紅軍攻走)四人均大中地主出身。曾有瀾(最先出外留學的，光緒年間去日本，法科畢業，在奉天、北京、湖北做法官，中山中學派曾捧他為假首領，三二五暴動失敗房子被燒，現加入改組派)、鄺摩漢(日本留學，自稱馬克思主義者，北京文化大學教務主任，與尋烏大地主謝傑在南京辦汽車公司)二人出身不屬大中地主。曾是小地主，官費留學日本。鄺是貧農，高小畢業，進南昌憲兵學校，有個什麼人賞識他，供給他錢去日本。
秀才生存者全縣還有四百個，其中篁鄉區塘背古姓一村六百人中占去十一個，是秀才最集中的地方。古柏的高祖七十歲，死時起個“聖旨”牌坊，中間寫著“親見七代”，兩邊寫著“眼見五廩貢”、“膝繞十二衿”，說的就是那時候他的孫子同時有十二個秀才。塘背古姓的舊文化在全縣是最盛的，他們在政治上也歷來占著支配的地位。南八區車頭鄉二千人中有秀才九人，也算是很多的。南八區龍圖鄉一千四百人中有秀才二個，則算是少的。近數年來，秀才們大多數無所事事，在鄉村中當“老太”(本姓農民呼尊長叫“老太”，地方上人稱他則曰“先生”)。這班人多半是收租的小地主，一小部分教書(舊書，也有新書)，又一小部分行醫以為生。秀才都是地主階級的產物，但也有極少數是從貧農階級出身，受地主的栽培而讀書進學的。尋烏唯一的現存舉人古鹿蘋，他的父親是個雇農，苦得沒有飯吃。他小時提個小籃子賣小口(糖子、荸薺、鹹蘿蔔等等)，後來讀書，先生見他聰明，不收他的學費，以此讀出頭來。他做過兩任縣知事、兩任省議員。他在鄉間是個極頑滑的，什麼人都同他好，他亦表面上贊成新派，同時又禁止他的女兒剪頭髮，限制她的婚姻自由。南半縣土地鬥爭起來，他採取反對態度，這次紅軍進攻古姓炮樓，他又主張投降。
南半縣土地鬥爭勝利，每個鄉蘇維埃至少辦了一個列寧小學校，普通是每鄉兩個，特別地方(龍圖、牛鬥光)辦了四個，每校學生四五十人。學校及學生數比舊時國民學校增多一倍。小孩子們說：“若不是土地革命我們沒有書讀”。高小因無經費也沒有教員(革命知識份子忙於參加鬥爭去了)，還沒有辦起來。
第五章尋烏的土地鬥爭
本 章 目 錄
(一)分配土地的方法
(二)山林分配問題
(三)池塘分配問題
(四)房屋分配問題
(五)分配土地的區域標準
(六)城郊遊民要求分田
(七)每人得田數量及不足生活之補添
(八)留公田問題
(九)分配快慢
(十)一個“平”字
(十一)抵抗平田的人
(十二)原耕總合分配
(十三)暴動在蒔田之後怎樣處理土地
(十四)非農民是否分田
(十五)廢債問題
(十六)土地稅
(十七)土地鬥爭中的婦女
(一)分配土地的方法
有幾種分配土地的方法。主要的是照人口平分。全縣只有百分之二十的地方沒有分配土地。就已經分配了的說，照男女老少平分法去分配的占百分之八十。當土地鬥爭初起時沒有成法可援，尋烏縣革命委員會(縣政府)提出了四個辦法，要區鄉蘇維埃召集群眾代表開會討論，任憑選擇一種。那四個辦法是：一、照人口平分；二、照勞動力狀況分配，勞動力多的多分，勞動力少的少分，即四歲以上、五十五歲以下為一勞動單位分全田，四歲以下、五十五歲以上分半田；三、照生活財源多寡分配，如做手藝的少分，無他職業的多分；四、照土地肥瘦分配，肥的少分，瘦的多分。施行結果，多數地方採取第一個辦法。後頭鬥爭發展，尋烏黨就採取第一種辦法作為主要辦法，推行各區，得到了多數貧農群眾的擁護。現在照這個辦法來分配的土地，占全分配區域百分之八十。這百分之八十的地方，通通按照人口數目，不分男女老少，不分勞動能力有無大小，以人口除田地的總數去分配。
有些地方是四歲以下的不分；四歲以上直到老年，不會勞動的分五成或七成，其餘分十成。行這種辦法的有留車、楓山、上 、大同四個鄉，約有一萬人口的地方。
有些地方是照人口平分之後，不會勞動的因為無力耕種退回田之一部分(退的數目多少不等，由本人自定)於蘇維埃，由蘇維埃補給有勞動力的人耕種。結果成為有勞動力的多分，無勞動力的少分，與縣政府提出的第二種辦法差不多。不同的是由農民自動地在分田之後退回一部分田地，而不是一開始就按勞動力標準分配。這樣做的有龍圖一個鄉。還有黃沙鄉也是退田，不過不是農民自動退田，而是政府于平分之後見著一些人得了田無力耕種，就命令他們退回一部分。要農民退田，他們也沒有什麼怨言；不過若硬要退肥田，而不准他們退瘦田，他們就不喜歡。龍圖、黃沙兩鄉共有二千五百人。
此外，還有大田鄉的自由耕種，願耕多少就耕多少。這是因為大田鄉經過白色屠殺，殺死壯丁近百、老小數十，有幾家全家被殺，又有二三十人當赤衛隊，或往外縣做革命工作去了，全鄉原有八百人，現只六百人，有許多田無人耕種，同時全鄉的牛一條不剩地都被反動派牽去了，所以只得任人取耕，全不限制，牛則從別鄉土豪家牽來使用。
(二)山林分配問題
全縣對於山林，除牛鬥光一個鄉外，均沒有分配，仍由原耕作人經營，名義上全歸蘇維埃公有，耕種人向蘇維埃納地稅。為什麼牛鬥光的山林分了呢？因為那鄉人多田少，農民要求分山迫切。此外，許多地方的農民仍然迫切要求分山，如附城南門外、北門外一帶的農民，因為山權在各大姓公堂手裏，小姓農民沒山種，他們就迫切要求分山。
(三)池塘分配問題
所有權歸蘇維埃，使用權歸農民，由池塘的鄰近人家輪流管理，每年更換一家。全縣都是這個辦法。
(四)房屋分配問題
沒有分，但准許屋少的或被反動派燒了屋的，搬進屋多的人家去住。雙橋、南八兩區被敵人燒屋很多，那些燒了屋的人都搬進附近地主富農家裏去住，搬進中農貧農家裏去住的也有。但有一個問題，就是屋主不歡喜新來的人在他家裏生兒子。尋烏習慣，若別人在自己家裏生了兒子，就認為他那一家的“精靈”會被那新來的人奪去，他家就要衰敗了。從前雙橋區的芳田鄉有個進士叫曾行崧，他是在他的外祖家出生的，後來他中了進士，做了官，人們就說是奪了他外祖家的風水。這件事全縣聞名。三二五暴動失敗，留車暴動總指揮鍾錫 的老婆避難避到她的外祖家，她外祖恐怕她會生育，就趕快要她走。後頭跑到龍川縣的一個村子，在那裏山上搭了個寮子才把兒子生下來。現在一般被工農占住的人家，雖然不敢公開反對別人在他家裏生兒子，但心裏是不滿的。解決這個問題只有由現在這種“臨時借住”改變到“據為己有”，就是把地主的房屋也完全照地主的田地一樣加以分配。這亦是動搖封建基礎爭取貧農的一個策略。
(五)分配土地的區域標準
農民以兩個理由反對用大的區域為單位分配土地，歡迎用小的區域為單位分配土地。一是怕把自己區域的土地分出去。為了這個，他們不但反對以區為單位分田，並且連鄉為單位都不贊成。他們衷心願意的還是以村為單位分田，使他們本村的田完全為本村所得。所以尋烏現在土地分配狀況雖有百分之八十五是用鄉為單位分的，但多數農民對於這一辦法並不熱烈擁護，而只是不積極反對就是。為什麼他們不積極反對呢？則因一鄉之中，村與村的土地數量雖有參差，並不怎樣懸殊，照鄉為單位分了，他們在經濟上所受的損失為數甚為微小。至於那些村與村的土地數量相差很厲害的地方，或者是村的區域很大差不多等於別處一個鄉的地方，他們就堅決反對以鄉為單位，如城區的城郊鄉(分為四村)、新寨鄉(分為二村)，南八區的珠村鄉(分為六村)等處地方，均以村為單位分配。但這種地區不多，只占全縣百分之十五。二是不贊成移民。不但是這區移到那區農民自己不贊成，就是這鄉移到那鄉也不贊成。“上屋搬下屋，都要一籮穀”，說的是搬家要受損失。還有迷信風水，以為祖宗墳墓所在，拋去不利。農民相信風水是於他們的生產有利的。摸熟了的田頭，住慣了的房屋，熟習了的人情，對於農民的確是有價值的財寶，拋了這些去弄個新地方，要受到許多不知不覺的損失。還有因為地理的原因，如車頭地方交通便利，商業發達，那地方的農民不肯移到閉塞的小龍去(同一個區，相隔十多裏)，也同樣是經濟理由。那種以為農民的地方主義是由於農民的思想陳舊，即承認是心理的原因，不承認是經濟的原因，是不對的。
(六)城郊遊民要求分田
城內農民分田最少，每人一石八鬥，為全縣分田最少的地區。原因是過去耕田的少，過去不耕田而現在要求分田的遊民和娼妓很多，因此把田分得少了。娼妓有愛人的跟愛人跑了。沒有愛人的無論如何要求分田，她們說：“沒有生意了，不分田會餓死。”人們說她們不會耕，她們說：“我來學呀！”實在她們業已在耕田了。遊民同娼妓大多數都是分了田的。那些分了田的遊民都是比較有耕種能力的，如有兒子，有少數本錢的；娼妓則是有丈夫或兒子的，她們每家有三五口人，迫切要求分田，若不分給，她們就鬧。在這種情形下，政府也就分了田給她們。但也有一部分不分的，就是純粹的流氓或娼妓而完全沒有耕種能力的。以城郊說，遊民分了田的占百分之六十，毫無耕種能力不分田的占百分之四十。
(七)每人得田數量及不足生活之補添
城郊最少，每人每檔(一年收兩季，每季為一檔)一石八鬥。城區四廂又多一點，每人每檔三石多。雙橋區最多，每人每檔七石以上。龍圖、河角圩每人每檔七石。但大多數地方都是每人每檔分五石。每人每天要食米一斤，一年三百六十斤，一百八十斤合一石，共米二石，即谷四石。分田石數都是水谷(即毛穀)，每檔分五石的，一年兩檔共十石。十石水穀能曬八石燥穀，食去四石，尚余四石。這四石谷年節做米果呀，蒸酒呀，去了二三石，剩下一二石，不敷衣服、油鹽、社會交際(婚喪年節)的日常用度。那末他怎樣補足呢？便靠畜豬子、養雞鴨、種小菜(指城市附近)、種甘蔗、栽竹木、種雜糧(番薯、芋子、包粟、豆子)以及兼做手工(做各種圓木和各種竹器，如鍋蓋、桶子、飯甑、腳盆、尿桶、水勺、竹椅子、斗篷、簸箕、米篩、畚箕、火籠、竹籃子等等東西。以上那些竹木器，農民兼做的多，專門竹木工做的少，農民甚至有兼做台、凳、椅、桌的)，兼挑腳(挑米腳、挑鹽腳、挑豆腳、挑油腳、挑雜貨腳，都是幫助人家挑，挑米鹽兩腳的最多，餘較少)，兼做小買賣(販油、鹽、米、豆、豬、雞以至米果等等)，兼為資本家做工(采香菇、做紙工、採茶等)。上舉各項，每人兼做一門或兩門，用這種方法補足生活。全家生活，田收占三分之二，雜收占三分之一。
(八)留公田問題
沒有留公田。開會分田的時候，農民忙的是把田一概分完，沒有提議政府要留出公田的。原因是人口稠密，土地稀少，農民分田僅夠食用，有些食用還不夠，哪里會贊成政府留出公田呢？
(九)分配快慢
後起的北半縣分配得很快，如城區從暴動佔領縣城到田地分配完畢，只有二十天時間。還有南八區的車頭、龍圖及三水區的上坪分配得更快，只要一天調查完結，兩天算清，又一天宣佈，此外的時間是照每人應得的數目實行抽多補少，確定每家田地的區劃。這樣，至快也需要一星期，因為實際的鬥爭就是在抽多補少裏頭。這種鬥爭是農民對地主富農的鬥爭。抽多的不願抽肥，補少的不願接瘦，要調配妥當，故需要相當時間。南半縣的大部分(除車頭、龍圖)卻分配得慢。去年二月起，雙橋一帶就有了武裝鬥爭，但到十一月底縣革命委員會成立，才開始發表冊下去，做土地調查。調查費了一個月還沒有調查清楚。原因是調查方法不對，調查表內容很複雜(人口、成分、文化程度、民族、年齡、土地所有權屬誰、土地界址、面積數目、每年收成等等)，不必調查的專案也列了進去，調查手續又很麻煩(縣革委將調查表發往各鄉，調查好了再送縣革委審查)，以致延長時日不能分田。今年一月才變更方法，調查表只列簡單幾項(家長姓名、一家人口總數、能耕種的若干、不能耕種的若干、專做工商業的若干、耕田若干、應分田若干)。調查手續，由鄉政府召集“分田大會”，每家出一代表，討論分田辦法之後，當場調查(會場上擺設許多桌子，每個小村的代表們圍繞一張桌子，眾人口報，一人手錄)，送交鄉政府核清，將人口總數除田的總數，得出每人應分數目，在通衢公佈。從調查到公佈，只需四天(調查一天，算清兩天，公佈一天)。剩下就是實際分配，即從第五天起每個鄉政府同時派出指導員十多人，分往各村，踏看田地肥瘦，並驗第一天調查場中是否實報無誤。踏驗明白，執行分配，抽多補少，確定界域。這種踏驗、抽補工作較為麻煩，鬥爭亦多在其中，所以須費一星期內外的工夫。用這種方法從調查到分配完畢，至遲不過兩星期即可辦完。北半縣後起地方，就是用的這種方法。
(十)一個“平”字
各鄉分田會議中，討論的問題是，鄉為單位還是村為單位呢？人口標準分配還是勞動力標準分配呢？魚塘、園、壩怎樣分配(山林、房屋二者，尋烏沒有提出討論)呢？不准虛報，虛報的怎樣處罰呢？至於沒收標準問題簡直不消討論，因為紅旗子一打起，那就是沒收土地的宣告，用不著再有什麼文字形式的宣告了。簡單的問題就是這一大片土地怎樣分配。很明顯的，以人口總數除土地總數的平田主義是最直捷了當，最得多數群眾擁護的，少數不願意的(地主與富農)在群眾威脅之下，簡直不敢放半句屁。所以一個“平”字就包括了沒收、分配兩個意義。
(十一)抵抗平田的人
雙橋區楓山鄉有個姓劉的小地主，霸耕自己的肥田不肯拿出去，拿出的只是些壞田。當群眾強迫他拿出的時候，他憤然說：“遭人命也不拿！”鄉政府不能解決。縣政府派人到楓山，才把他壓下去，肥田拿了出來。南八區牛鬥光也有富農小地主不肯拿出好田。鄉政府怕他們，不敢作主，縣政府的人去召集群眾大會，才強迫富農小地主照辦。雙橋區大田鄉小地主梅元坤是被反動派燒了房子的，自以為有功於革命。當群眾要分他的田的時候，他惡聲說：“分田呀！頭腦殼生硬下子來！”群眾告知縣政府，縣政府要區政府去捉他。區政府負責人梅立三是個共產黨員，因與梅元坤同族，把這件事彌縫下去。梅元坤否認說過那句話，田仍分出來，就此了事。還有雙橋區荒塘肚鄉政府負責人林某及徐溪鄉政府負責人林某(他也是共產黨員)，分田時獨得好田。群眾說辦事人得好田，我們補來的是壞田，大為不滿，鬥爭情緒因此低落。縣政府把兩人的好田撤回補給群眾，群眾才高興了。以上幾個例子，除梅元坤一家是反對沒收他的田地外，其餘都不是沒收問題，而是肥瘦分配問題。所以沒收富農與否，群眾認為是不成問題的。群眾中成為問題的，就是一個肥瘦分配的鬥爭，這是土地鬥爭的中心，也即是富農與貧農的鬥爭。
(十二)原耕總合分配
“以鄉為單位”，說的是人口單位，不是土地單位。土地是不能以區域限制的。甲鄉的人在乙鄉耕了田，乙鄉的人也在甲鄉耕了田，一鄉的人在他的鄰近各鄉都有土地耕種關係。區與區的交界，縣與縣的交界，省與省的交界，農民都是互相交錯地耕種土地。所以一鄉的人拿了他們原在本鄉及鄰鄉耕種著的土地，總合起來，平均分配，被認為是毫無疑義的。尋烏的土地分配也是這樣。
(十三)暴動在蒔田之後怎樣處理土地
有三種處理法。第一種是尋烏北半縣現在行的(南半縣分田在蒔田之先，無此問題)，上檔(又叫“早子”)歸原耕，下檔(又叫“番子”)歸新戶。這種辦法，富農不吃虧，但一切耕田少的貧農及不耕田的地主與流氓都不滿意。特別是地主與流氓覺得沒有辦法。不能收租了，地主無法得谷。賭博廢止，又沒有錢借了，流氓失了吃飯的財源。第二種是新戶幫錢給原耕，上檔亦歸新戶得穀。這種辦法又分幫多與幫少。幫錢多，原耕自然滿意；幫錢少，原耕當然不滿意。但貧農及流氓群眾就紛紛議論，甚至有的說：“幾多子家門都了了，你這幾根子狗骨氣力都唔摜？”意思是說幾多大財東都破產了，你這一點點多餘東西也捨不得嗎？尋烏法律上沒有承認這種辦法，農民卻有自由行之者。像城區有那食不夠的貧農幫一點錢給富農，要求富農讓了上檔的分出部分給他收割，頗有些人家是這樣做。第三種是不論上下檔誰分了誰就去收穫，廣東平遠縣有行之者。
(十四)非農民是否分田
流氓在縣城方面，略有耕種能力的准許分田，毫無耕種能力的不分；在縣城以外各區，因流氓人數少，一概分田。工、商、學無可靠收入的准許分田，縣城及大市鎮有可靠收入的不分，不足的酌量補足一部分。紅軍士兵和革命職業者，不但分田，而且蘇維埃動員農民替他們耕種。地主在鄉居住的准許分田。僧尼、道士、傳教士要改變職業，即不做僧尼、道士、傳教士了，方許分田，否則不分。算命及地理先生無規定，因為很少，大概都是分田的。南半縣完全沒有僧尼、道士、傳教士、算命及地理先生等人了，他們一概改了職業。黃沙鄉政府主席的父親死了，請和尚做佛事，農民反對。尋烏本縣很少看地的，看地的多屬於興國人。和尚很少，全縣不過百把人。耶穌、天主兩教，縣城一個耶穌堂二百多人，一個天主堂一百多人，篁鄉一個耶穌堂一百多人，牛鬥光一個耶穌堂七八十人，吉潭一個耶穌堂一百人左右，澄江一個耶穌堂七八十人左右，計耶穌堂五個七百人左右，天主堂一個百多人，共八百多人。耶穌堂屬美國，過去縣城有一個美國牧師，其餘四處均中國人傳教。天主堂屬德國，有一個中國神甫。教徒成分，寡婦(內有貧農)及老年婦人(地主婆)占百分之三十，刁鑽古怪的紳士及其家屬占百分之三十，弱房小姓的農民占百分之二十(強房大姓的農民不入教)，地主出身沒有出路的青年知識份子占百分之十，其他百分之十。大概進教的不外兩個部分：一部分是很壞的，一部分是很弱的。很壞的也不是流氓，而是那鄉村中奸滑陰險想當霸王的，他們進教為了利用它達到自己的目的。另一種是受人壓迫貪圖保護的貧弱的人，他們的目的在於避禍。
(十五)廢 債 問 題
分為債與賬兩項。債是廢除二分利以上的高利貸。該欠商人的叫作賬，民國十七年元旦以前的不還，以後的要還。因為尋烏所有的債，沒有在二分以下的，所以二分以上的不還，實際上即是整個的不還。親戚朋友之間講人情借來不要利息的債務，群眾仍歸還，但這是非常之少的。欠商人的賬多屬富農階級，中農稍有一點。貧農雇農是沒有商人賒賬的。
(十六)土地稅
去年收了抗租所得稅，每抗租一石，收稅二鬥，在雙橋、南八兩區實行了。今年二月縣革委擴大會規定不分等第普遍收土地稅百分之十，稅率與抗租所得稅相等。這是一種不分等第(不是累進的)的稅法。五月縣蘇維埃大會採用贛西蘇維埃頒佈的累進稅法。
(十七)土地鬥爭中的婦女
尋烏的女子與男子同為勞動的主力。嚴格說來，她們在耕種上盡的責任比男子還要多。犁田、耙田、挑糞草、挑谷米等項，雖因體力關係，多屬男子擔任，但幫挑糞草，幫擔谷米、蒔田、耘田、撿草、鏟田塍田壁、倒田、割禾等項工作，均是男子作主，女子幫助；礱穀、踏碓、淋園、蒔菜、砍柴割草、燒茶煮飯、挑水供豬、經管頭牲(六畜叫頭牲)、洗裙蕩衫、補衫做鞋、掃地洗碗等項工作，則是女子作主，男子幫助。加以養育兒女是女子的專職，所以女子的勞苦實在比男子要厲害。她們的工作不成片段，這件未歇，那件又到。她們是男子經濟(封建經濟以至初期資本主義經濟)的附屬品。男子雖已脫離了農奴地位，女子卻依然是男子的農奴或半農奴。她們沒有政治地位，沒有人身自由，她們的痛苦比一切人大。土地鬥爭發展，許多地方女子勇敢地參加鬥爭，這回四軍二縱隊打篁鄉反動炮樓，篁鄉的女子成群地挑柴去燒炮樓，又從反動地主家裏搶了穀子出來。鬥爭勝利的地方她們立即有了個人的自覺。各處鄉政府設立之初，所接離婚案子日必數起，多是女子提出來的。男子雖也有提出來的，卻是很少。十個離婚案子，女子提出來的占九個，男子提出來的不過一個。男子在這個問題上卻採取完全反對的態度，其中一小部分男子就消極起來了。“革命革割革絕，老婆都革掉了！”這就是他們無力禁阻離婚表示歎息的話。這一部分多是屬於貧農。一大部分男子是非常強硬的。芳田赤衛隊隊長曾家勳原有一個老婆，後來又勾到人家一個女子。原有老婆要求離婚，他不肯，對她說：“我家是有進沒出的，你要離婚就一駁殼打死你！”龍圖的富農劉學盛，反對他的老婆離婚，對革委的主席說：“她要離婚，我就捂了渠。捂掉了渠，我死都願！”(“捂”，當地讀“無”，消滅的意思；“渠”，當地讀“己”，他的意思。)這一部分男子多半屬於富農。政權機關對於這個問題的態度，有過四次變更。第一次是去年十一月農民代表大會的決議，沒有明顯地反對一夫多妻，承認原有老婆後有愛人而老婆不反對者無罪；主張有條件的離婚，而其條件並不甚苛，承認一方有疾病的，女子受壓迫的，夫妻反目半年不同居的，男子出外一年無消息的，均准離婚；地主階級毫無條件可離婚。同時在法律外，申明禁止捉姦。這個申明傳播後，南半縣各地發生很多的男女間紛擾，最顯著的是龍圖與河角圩兩鄉(屬南八區)的青年男女群眾，幾乎發生械鬥。原因是兩鄉的青年男子，一群一群地時常調戲對鄉成群的青年婦女。兩鄉的青年婦女都組織了婦女協會，她們有了團結，對於她們自身艱苦的勞動便自由地放鬆了一些(她們成群上山去砍柴火，比平素歸家時間要晏)。同時和她們的男性青年朋友(對鄉的)戀愛的行為逐漸有了許多，在山上公然成群地“自由”起來。他們兩鄉是同姓別房。到今年一月，因為發生捉姦的事，反對捉姦的群眾就去干涉，結果幾乎弄成械鬥。上述事情之外，有老婆又新找一愛人的差不多每個鄉村都有，老婆們就群起反對。政府在這種情形之下，來了一條相反的法律。今年二月縣革委會擴大會，對“貞操問題”決議：“已結婚之男女，不准與另一男女發生性交，私奸者嚴辦。”同時對所謂愛人問題亦定了一條法律：“反對一夫多妻、一妻多夫制度，原有夫或婦未經離婚，不得另找愛人，過去有些錯誤的應即馬上離去，只同一個結為夫婦。”對離婚問題沒有變更。這個決議發表後，糾紛停止了，一致對付當時嚴重的時局，打破了敵人的“進剿”。五月二日佔領縣城，同時紅軍第四軍佔領了反動的北半縣，發動會昌、安遠、平遠的群眾。在這種形勢之下，五月六日全縣第一次蘇維埃大會，取消了二月會議的貞操決議，雖然沒有明白地規定禁止捉姦，但再不說什麼“私奸者嚴辦”了。此次對“愛人”問題採取了二月會議的意見，對離婚問題與前二次會議無異。但大會閉幕不到一個月，第三區蘇維埃大會卻大大變更了對“愛人”問題、離婚問題的決議，他們的口號是“離婚結婚絕對自由”，當然的結果，不但禁止捉姦，而且什麼愛人也可以帶了。這個案子通過的地區是尋烏全縣鬥爭最久(一九二八年到今)，又是資本主義最先侵入的地區，時候則又在四軍到來，會、安、尋、平四縣鬥爭大大發展的時候。當這個案子提出的時候，提案人的演說是：“四軍的人說了，有條件的離婚包含了封建思想。”這篇演說過後，案子就馬上通過了。城區是新起來的，建設政權不上一月，男女問題已經鬧得不亦樂乎。有一鄉拒絕縣政府派去的宣傳員，他們說：“同志！你唔要來講了，再講埃村子裏的女人會跑光了！”其實宣傳員宣傳的是“推翻封建勢力”、“打土豪分田地”，離婚結婚問題也是照著法律講的，但一經發動，就如水之就下不可制止。城郊一鄉跑了十幾個婦人，她們的老公跑到鄉蘇維埃去哭訴。鄉蘇維埃在老公們的迫切要求之下出了一張告示，上面說道：“一般青年男女，誤解自由，黑夜逃跑，紛紛找愛。原配未棄，新愛複來。似此養成，似驢非驢，似馬非馬，偷偷摸摸，不倫不類......”。這篇告示，明顯地描畫了成年老公們的呼聲。不過這種不倫不類的潮流----民主制度代替封建制度的潮流，是到底無法制止的了。
婦女在土地鬥爭中是表現非常之喜歡的，因為可以解決她們沒有人身自由的束縛。未結婚的青年群眾中，差不多不論哪個階級都擁護婚姻自由的口號。貧農階級已結婚的成年男子，一般說來是反對離婚自由的，但他們反對的態度不是那種反革命性的頑強態度，他們只覺得老婆跑了不得下地。他們的歎聲是：“革命革割革絕，老婆都革掉了！”他們跑到鄉政府請求設個法子，他們也不敢打他們的老婆了，即使是十分嘔氣的事。富農小地主階級的成年男子們就完全不同，那種“捂了渠”，“駁殼打死你”，都是他們反革命性的橫蠻無理的表示。至於成年農民男子們為什麼要反對離婚自由(結婚自由沒有問題)呢？非常明顯，他們是為了勞動力。
那末，農民男子是反對女子解放到底的嗎？不是的，特別是貧農雇農階級他們很快就會給予女子以完全的解放，在他們整個階級解放完成了之後。他們之所以懼怕跑掉老婆，乃是在土地鬥爭尚未深入的時候他們還沒有充分看見推翻封建剝削以後的成果的時候所發生出來的一種思想。只要土地鬥爭一深入，他們對於婚姻問題的態度就要大大改變了。
注 釋
〔1〕寧岡調查，是毛澤東在一九二七年十一月做的。永新調查，是毛澤東在一九二八年春做的。
〔2〕蔣，指蔣介石。桂，指桂系軍閥李宗仁、白崇禧。一九二九年初，蔣介石派遣其駐江西的第一集團軍，李宗仁、白崇禧派遣其駐湖南的第四集團軍，對井岡山革命根據地進行第三次會剿。
〔3〕陂頭會議，又稱二七會議，指一九三○年二月上旬，毛澤東在江西省吉安縣陂頭主持召開的紅四軍前委，紅五軍、紅六軍軍委和贛西特委的聯席會議。會議確定贛西南黨組織的主要任務是擴大蘇維埃區域，深入土地革命和擴大工農武裝。在土地問題上，否定了按勞動力分配土地的主張，肯定了按人口分配土地的辦法。
〔4〕汀州會議，又稱南陽會議，指一九三○年六月毛澤東主持召開的紅四軍前委和閩四特委的聯席會議。會址先在福建長汀縣的南陽(現屬上杭縣)，後移至汀州城。會議討論了政治、軍事、經濟等問題。在土地分配問題上，除肯定原來規定的抽多補少原則外，又增加了抽肥補瘦的原則。
〔5〕縣蘇，即縣蘇維埃政府的簡稱。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革命根據地的工農民主政權通稱蘇維埃政府。本卷中的省蘇、區蘇、鄉蘇、市蘇，分別為省、區、鄉、市鎮蘇維埃政府的簡稱。
〔6〕陳炯明，見本卷第17頁注〔2〕。
〔7〕仁豐區，在一九三○年五月尋烏縣蘇維埃政府成立後，曾改稱篁鄉區。
〔8〕三二五暴動，指一九二八年三月二十五日中共尋烏縣委領導農民和青年學生舉行的全縣性革命暴動。
〔9〕茶油，也稱木油，指用油茶樹果仁榨的油，可供食用。
〔10〕當地稱電池為電油。
〔11〕明錢，即銅錢。
〔12〕銅片和本文中的銅板、銅殼子，都指銅元。
〔13〕吃油餅，這裏指明吃暗拿佔便宜的行為。
〔14〕靖衛團，又稱靖衛隊，是一種反動的地方武裝。
〔15〕奴古，客家話，指男奴僕。
〔16〕賴世璜(一八八九一九二七)，江西石城人。曾任粵軍第七軍第一師師長、贛軍第四師師長、國民黨軍第十四軍軍長等職。
〔17〕堪輿，和本之中的地理先生、看地的，均指看住宅基地和墳地的迷信職業者，通常稱為風水先生、陰陽先生。
〔18〕丹青，通常借指繪畫。這裏指畫工。
〔19〕不(讀ｄuｎ)，方言，指形狀短粗、矮胖。
〔20〕茶子，和本文中的木梓，都指油茶樹的果實。
〔21〕出自《莊子·外物》。原文是得魚而忘荃。荃亦作筌，捕魚用的竹器。
〔22〕同善社，從先天道分化出來的一種會道門組織，清朝末年發源於四川省永川縣，後在反動政府扶持下逐漸蔓延到許多省。
〔23〕林虎，見本卷第17頁注〔2〕。
〔24〕許崇智(一八八七一九六五)，廣東番禺人。曾任粵軍第一軍軍長、粵軍總司令等職。
〔25〕唐生智，見本卷第48頁注〔4〕。
〔26〕方本仁(一八八○一九五三)，湖北黃岡(今黃州市)人。曾任北洋軍閥贛南鎮守使、贛粵邊防督辦和江西軍務督辦等職。
〔27〕鄧如琢，安徽阜陽人。曾任北洋軍閥陸軍第九混成旅旅長、第一師師長等職。
〔28〕改組派，是國民黨的一個派別。一九二八年底，汪精衛、陳公博、顧孟餘等因不滿蔣介石獨攬權力，在上海成立中國國民黨改組同志會，被稱為改組派。
〔29〕老稅戶，指祖輩父輩已經是地主的人家。
〔30〕山老鼠，指住在山區，很少外出，不問世事的地主。
〔31〕這裏指分家後曾超群所有的田畝數。分家前曾家兄弟二人共有谷田二百多石。
〔32〕蒸嘗費用，即祭祀費用。
〔33〕早子，指一年兩季稻的早稻。
〔34〕番子，指一年兩季稻的晚稻。
〔35〕這個注是毛澤東加的。
〔36〕等穩就要做到來食啊，意思是等米下鍋。
〔37〕劉志陸(一八九○？)，廣東人。曾任廣東潮梅鎮守使、粵軍第二軍軍長等職。
〔38〕油山，指種植油茶樹的山地。
〔39〕劉士毅(一八八六一九八二)，江西南昌人。曾任國民黨軍江西獨立第七師師長、第五師第十五旅旅長。
〔40〕李易標，曾任北洋軍閥廣惠護軍使、粵軍第四軍軍長等職。黃任寰，曾任粵軍第一軍第一師師長。
(任衛東 根據 人民出版社《毛澤東文集》第一卷 118-245頁 掃校)
怎樣分析農村階級
毛澤東
一九三三年十月
一 地 主
佔有土地，自己不勞動，或只有附帶的勞動，而靠剝削農民為生的，叫做地主。地主剝削的方式，主要的是收取地租，此外或兼放債，或兼雇工，或兼營工商業。但對農民剝削地租是地主剝削的主要的方式。管公堂和收學租也是地租剝削的一類。
有些地主雖然已經破產了，但破產之後仍不勞動，依靠欺騙、掠奪或親友接濟等方法為生，而其生活狀況超過普通中農者，仍然算是地主。
軍閥、官僚、土豪、劣紳是地主階級的政治代表，是地主中特別兇惡者。富農中亦常有較小的土豪、劣紳。
幫助地主收租管家，依靠地主剝削農民為主要的生活來源，其生活狀況超過普通中農的一些人，應和地主一例看待。
依靠高利貸剝削為主要生活來源，其生活狀況超過普通中農的人，稱為高利貸者，應和地主一例看待。
二 富 農
富農一般佔有土地。但也有自己佔有一部分土地，另租入一部分土地的。也有自己全無土地，全部土地都是租入的。富農一般都佔有比較優裕的生產工具和活動資本，自己參加勞動，但經常地依靠剝削為其生活來源的一部或大部。富農的剝削方式，主要是剝削雇傭勞動(請長工)。此外，或兼以一部土地出租剝削地租，或兼放債，或兼營工商業。富農多半還管公堂。有的佔有相當多的優良土地，除自己勞動之外並不雇工，而另以地租債利等方式剝削農民，此種情況也應以富農看待。富農的剝削是經常的，許多富農的剝削收入在其全部收入中並且是主要的。
三 中 農
中農許多都佔有土地。有些中農只佔有一部分土地，另租入一部分土地。有些中農並無土地，全部土地都是租入的。中農自己都有相當的工具。中農的生活來源全部靠自己勞動，或主要靠自己勞動。中農一般不剝削別人，許多中農還要受別人小部分的地租債利等剝削。但中農一般不出賣勞動力。另一部分中農(富裕中農)則對別人有輕微的剝削，但非經常的和主要的。
四 貧 農
貧農有些佔有一部分土地和不完全的工具；有些全無土地，只有一些不完全的工具。一般都需租入土地來耕，受人地租、債利和小部分雇傭勞動的剝削。
中農一般不要出賣勞動力，貧農一般要出賣小部分的勞動力，這是區別中農和貧農的主要標準。
五 工 人
工人(雇農在內)一般全無土地和工具，有些工人有極小部分的土地和工具。工人完全地或主要地以出賣勞動力為生。
(任衛東 根據 人民出版社 1967年版《毛澤東選集》一卷橫排袖珍本 113-115頁 輸入)
我們的經濟政策
毛澤東
一九三四年一月二十三日
只有最無恥的國民黨軍閥，才會在他們自己統治的區域內弄到差不多民窮財盡的地步，還會天天造謠，說紅色區域如何破壞不堪。帝國主義和國民黨的目的，在於破壞紅色區域，破壞正在前進的紅色區域的經濟建設工作，破壞已經得到解放的千百萬工農民眾的福利。因此，他們不但組織了武裝力量進行軍事上的“圍剿”，而且在經濟上實行殘酷的封鎖政策。然而我們領導廣大的群眾和紅軍，不但屢次擊潰了敵人的“圍剿”，而且從事於一切可能的和必須的經濟建設，去衝破敵人的經濟封鎖的毒計。我們的這一個步驟，現在也著著勝利了。
我們的經濟政策的原則，是進行一切可能的和必須的經濟方面的建設，集中經濟力量供給戰爭，同時極力改良民眾的生活，鞏固工農在經濟方面的聯合，保證無產階級對於農民的領導，爭取國營經濟對私人經濟的領導，造成將來發展到社會主義的前提。
我們的經濟建設的中心是發展農業生產，發展工業生產，發展對外貿易和發展合作社。
紅色區域的農業，現在顯然是在向前發展中。一九三三年的農產，在贛南閩西區域，比較一九三二年增加了百分之十五，而在閩浙贛邊區則增加了百分之二十。川陝邊區的農業收成良好。紅色區域在建立的頭一二年，農業生產往往是下降的。但是經過分配土地後確定了地權，加以我們提倡生產，農民群眾的勞動熱情增長了，生產便有恢復的情勢了。現在有些地方不但恢復了而且超過了革命前的生產量。有些地方不但恢復了在革命起義過程中荒廢了的土地，而且開發了新的土地。很多的地方組織了勞動互助社和耕田隊，以調劑農村中的勞動力；組織了犁牛合作社，以解決耕牛缺乏的問題。同時，廣大的婦女群眾參加了生產工作。這種情形，在國民黨時代是決然做不到的。在國民黨時代，土地是地主的，農民不願意也不可能用自己的力量去改良土地。只有在我們把土地分配給農民，對農民的生產加以提倡獎勵以後，農民群眾的勞動熱情才爆發了起來，偉大的生產勝利才能得到。這裏應當指出：在目前的條件之下，農業生產是我們經濟建設工作的第一位，它不但需要解決最重要的糧食問題，而且需要解決衣服、砂糖、紙張等項日常用品的原料即棉、麻、蔗、竹等的供給問題。森林的培養，畜產的增值，也是農業的重要部分。在小農經濟的基礎上面，對於某些重要農產作出相當的生產計畫，動員農民為著這樣的計畫而努力，這是容許的，而且是必須的。我們在這一方面，應該有進一步的注意和努力。關於農業生產的必要條件方面的困難問題，如勞動力問題，耕牛問題，肥料問題，種子問題，水利問題等，我們必須用力領導農民求得解決。這裏，有組織地調劑勞動力和推動婦女參加生產，是我們農業生產方面的最基本的任務。而農業互助社和耕田隊的組織，在春耕夏耕等重要季節我們對於整個農村民眾的動員和督促，則是解決勞動力問題的必要的方法。不少的一部分農民(大約百分之二十五)缺乏耕牛，也是一個很大的問題。組織犁牛合作社，動員一切無牛人家自動地合股買牛共同使用，是我們應該注意的事。水利是農業的命脈，我們也應予以極大的注意。目前自然還不能提出國家農業和集體農業的問題，但是為著促進農業的發展，在各地組織小範圍的農事試驗場，並設立農業研究學校和農產品展覽所，卻是迫切地需要的。
因為敵人的封鎖，使得我們的貨物出口發生困難。紅色區域的許多手工業生產是衰落了，煙、紙等項是其中最著者。但是這種出口困難，不是完全不可克服的。因為廣大群眾的需要，我們自己即有廣泛的市場。應該首先為著自給，其次也為著出口，有計劃地恢復和發展手工業和某些工業。兩年以來，特別是一九三三年上半年起，因為我們開始注意，因為群眾生產合作社的逐漸發展，許多手工業和個別的工業現在是在開始走向恢復。這裏重要的是煙、紙、鎢砂、樟腦、農具和肥料(石灰等)。而且自己織布，自己制藥和自己制糖，也是目前環境中不可忽視的。在閩浙贛邊區方面，有些當地從來就缺乏的工業，例如造紙、織布、制糖等，現在居然發展起來，並且收得了成效。他們為了解決食鹽的缺乏，進行了硝鹽的製造。工業的進行需要有適當的計畫。在散漫的手工業基礎上，全部的精密計畫當然是不可能。但是關於某些主要的事業，首先是國家經營和合作社經營的事業，相當精密的生產計畫，卻是完全必需的。確切地計算原料的生產，計算到敵區和我區的銷場，是我們每一種國營工業和合作社工業從開始進行的時候就必須注意的。
我們有計劃地組織人民的對外貿易，並且由國家直接經營若干項必要的商品流通，例如食鹽和布匹的輸入，食糧和鎢砂的輸出，以及糧食在內部的調劑等，現在是異常需要的了。這一工作，閩浙贛邊區方面實行得較早，中央區則開始於一九三三年的春季。由於對外貿易局等機關的設立，已經得到初步的成績。
現在我們的國民經濟，是由國營事業、合作社事業和私人事業這三方面組成的。
國家經營的經濟事業，在目前，只限於可能的和必要的一部分。國營的工業或商業，都已經開始發展，它們的前途是不可限量的。
我們對於私人經濟，只要不出於政府法律範圍之外，不但不加阻止，而且加以提倡和獎勵。因為目前私人經濟的發展，是國家的利益和人民的利益所需要的。私人經濟，不待說，現時是占著絕對的優勢，並且在相當長的時間內也必然還是優勢。目前私人經濟在紅色區域是取著小規模經營的形式。
合作社事業，是在極迅速的發展中。據一九三三年九月江西福建兩省十七個縣的統計，共有合作社一千四百二十三個，股金三十余萬元。發展得最盛的是消費合作社和糧食合作社，其次是生產合作社。信用合作社的活動剛才開始。合作社經濟和國營經濟配合起來，經過長期的發展，將成為經濟方面的巨大力量，將對私人經濟逐漸佔優勢並取得領導的地位。所以，盡可能地發展國營經濟和大規模地發展合作社經濟，應該是與獎勵私人經濟發展，同時並進的。
為著發展國營經濟和幫助合作社經濟，我們在群眾擁護之下，發行了三百萬元經濟建設公債。這樣依靠群眾的力量來解決經濟建設的資金問題，乃是目前唯一的和可能的方法。
從發展國民經濟來增加我們財政的收入，是我們財政政策的基本方針，明顯的效驗已在閩浙贛邊區表現出來，在中央區也已開始表現出來了。這一方針的著重的執行，是我們財政機關和經濟機關的責任。這裏必須充分注意：國家銀行發行紙幣，基本上應該根據國民經濟發展的需要，單純財政的需要只能放在次要的地位。
財政的支出，應該根據節省的方針。應該使一切政府工作人員明白，貪污和浪費是極大的犯罪。反對貪污和浪費的鬥爭，過去有了些成績，以後還應用力。節省每一個銅板為著戰爭和革命事業，為著我們的經濟建設，是我們的會計制度的原則。我們對於國家收入的使用方法，應該和國民黨的方法有嚴格的區別。
在全中國捲入經濟浩劫，數百萬民眾陷入饑寒交迫的困難地位的時候，我們人民的政府卻不顧一切困難，為了革命戰爭，為了民族利益，認真地進行經濟建設工作。事情是非常明白的，只有我們戰勝了帝國主義和國民黨，只有我們實行了有計劃的有組織的經濟建設工作，才能挽救全國人民出於空前的浩劫。
(任衛東 根據 人民出版社 1967年版《毛澤東選集》一卷橫排袖珍本 116-121頁 輸入)
關心群眾生活，注意工作方法
毛澤東
一九三四年一月二十七日
有兩個問題，同志們在討論中沒有著重注意，我覺得應該提出來說一說。
第一個問題是關於群眾生活的問題。
我們現在的中心任務是動員廣大群眾參加革命戰爭，以革命戰爭打倒帝國主義和國民黨，把革命發展到全國去，把帝國主義趕出中國去。誰要是看輕了這個中心任務，誰就不是一個很好的革命工作人員。我們的同志如果把這個中心任務真正看清楚了，懂得無論如何要把革命發展到全國去，那末，我們對於廣大群眾的切身利益問題，群眾的生活問題，就一點也不能疏忽，一點也不能看輕。因為革命戰爭是群眾的戰爭，只有動員群眾才能進行戰爭，只有依靠群眾才能進行戰爭。
如果我們單單動員人民進行戰爭，一點別的工作也不做，能不能達到戰勝敵人的目的呢？當然不能。我們要勝利，一定還要做很多的工作。領導農民的土地鬥爭，分土地給農民；提高農民的勞動熱情，增加農業生產；保障工人的利益；建立合作社；發展對外貿易；解決群眾的穿衣問題，吃飯問題，住房問題，柴米油鹽問題，婚姻問題。總之，一切群眾的實際生活問題，都是我們應當注意的問題。假如我們對這些問題注意了，解決了，滿足了群眾的需要，我們就真正成了群眾生活的組織者，群眾就會真正圍繞在我們的周圍，熱烈的擁護我們。同志們，那時候，我們號召群眾參加革命戰爭，能夠不能夠呢？能夠的，完全能夠的。
在我們的工作人員中，曾經看見這樣的情形：他們只講擴大紅軍，擴充運輸隊，收土地稅，推銷公債，其他事情呢，不講也不管，甚至一切都不管。比如以前有一個時期，汀州市政府只管擴大紅軍和動員運輸隊，對於群眾生活問題一點不理。汀州市群眾的問題是沒有柴燒，資本家把鹽藏起來沒有鹽買，有些群眾沒有房子住，那裏缺米，米價又貴。這些是汀州市人民群眾的實際問題，十分盼望我們幫助他們去解決。但是汀州市政府一點也不討論。所以，那時，汀州市工農代表會議改選了以後，一百多個代表，因為幾次會都只討論擴大紅軍和動員運輸隊，完全不理群眾生活，後來就不高興到會了，會議也召集不成了。擴大紅軍、動員運輸隊呢，因此也就極少成績。這是一種情形。
同志們，送給你們兩個模範鄉的小冊子，你們大概看到了吧。那裏是相反的情形。江西的長岡鄉，福建的才溪鄉，擴大紅軍多得很呀！長岡鄉青年壯年男子百個人中有八十個當紅軍去了，才溪鄉百個人中有八十八個當紅軍去了。公債也銷得很多，長岡鄉全鄉一千五百人，銷了五千四百塊錢公債。其他工作也得到了很大的成績。什麼理由呢？舉幾個例子就明白了。長岡鄉有一個貧苦農民被火燒掉了一間半房子，鄉政府就發動群眾捐錢幫助他。有三個人沒有飯吃，鄉政府和互濟會就馬上捐米救濟他們。去年夏荒，鄉政府從二百多裏的公略縣辦了米來救濟群眾。才溪鄉的這類工作也做得非常之好。這樣的鄉政府，是真正模範的鄉政府。他們和汀州市的官僚主義的領導方法，是絕對的不相同。我們要學習長岡鄉、才溪鄉，反對汀州市那樣的官僚主義的領導者！
我鄭重地向大會提出，我們應該深刻地注意群眾生活的問題，從土地、勞動問題，到柴米油鹽問題。婦女群眾要學習犁耙，找什麼人去教她們呢？小孩子要求讀書，小學辦起了沒有呢？對面的木橋太小會跌倒行人，要不要修理一下呢？許多人生瘡害病，想個什麼辦法呢？一切這些群眾生活上的問題，都應該把它提到自己的議事日程上。應該討論，應該決定，應該實行，應該檢查。要使廣大群眾認識到我們是代表他們的利益的，是和他們呼吸相通的。要使他們從這些事情出發，瞭解我們提出的更高的任務，革命戰爭的任務，擁護革命，把革命推到全國去，接受我們的政治號召，為革命的勝利鬥爭到底。長岡鄉的群眾說：“共產黨真正好，什麼事情都替我們想到了。”模範的長岡鄉工作人員，可尊敬的長岡鄉工作人員！他們得到了廣大群眾的真心實意的愛戴，他們的戰爭動員的號召得到了廣大群眾的擁護。要得到群眾的擁護嗎？要群眾拿出他們的全力放到戰線上來去嗎？那末，就得和群眾在一起，就得去發動群眾的積極性，就得關心群眾的痛癢，就得真心實意地為群眾謀利益，解決群眾的生產和生活的問題，鹽的問題，米的問題，房子的問題，衣的問題，生小孩子的問題，解決群眾的一切問題。我們是這樣做了麼，廣大群眾就必定擁護我們，把革命當作他們的生命，把革命當作他們無上光榮的旗幟。國民黨要來進攻紅色區域，廣大群眾就要用生命同國民黨決鬥。這是無疑的，敵人的第一、二、三、四次“圍剿”不是實實在在地被我們粉碎了嗎？
國民黨現在實行他們的堡壘政策，大築其烏龜殼，以為這是他們的銅牆鐵壁。同志們，這果然是銅牆鐵壁嗎？一點也不是！你們看，幾千年來，那些封建皇帝的城池宮殿還不堅固嗎？群眾一起來，一個個都倒了。俄國皇帝是世界上最兇惡的一個統治者；當無產階級和農民的革命起來的時候，那個皇帝還有沒有呢？沒有了。銅牆鐵壁呢？倒掉了。同志們，真正的銅牆鐵壁是什麼？是群眾，是千百萬真心實意地擁護革命的群眾。這是真正的銅牆鐵壁，什麼力量也打不破的，完全打不破的。反革命打不破我們，我們卻要打破反革命。在革命政府的周圍團結起千百萬群眾來，發展我們的革命戰爭，我們就能消滅一切反革命，我們就能奪取全中國。
第二個問題是關於工作方法的問題。
我們是革命戰爭的領導者、組織者，我們又是群眾生活的領導者、組織者。組織革命的戰爭，改良群眾的生活，這是我們的兩大任務。在這裏，工作方法的問題，就嚴重地擺在我們的面前。我們不但要提出任務，而且要解決完成任務的方法問題。我們的任務是過河，但是沒有橋或沒有船就不能過。不解決橋或船的問題，過河就是一句空話。不解決方法問題，任務也只是瞎說一頓。不注意擴大紅軍的領導，不講究擴大紅軍的方法，儘管把擴大紅軍念一千遍，結果還是不能成功，其他如查田工作、經濟建設工作、文化教育工作、新區邊區的工作，一切工作，如果僅僅提出任務而不注意實行時候的工作方法，不反對官僚主義的工作方法而採取實際的具體的工作方法，不拋棄命令主義的工作方法而採取耐心說服的工作方法，那末，什麼任務也是不能實現的。
興國的同志們創造了第一等的工作，值得我們稱讚他們為模範工作者。同樣，贛東北的同志們也有很好的創造，他們同樣是模範工作者。像興國和贛東北的同志們，他們把群眾生活和革命戰爭聯繫起來了，他們把革命的工作方法問題和革命的工作任務問題同時解決了。他們是認真地在那裏進行工作，他們是仔細地在那裏解決問題，他們在革命面前是真正負起了責任，他們是革命戰爭的良好的組織者和領導者，他們又是群眾生活的良好的組織者和領導者。其他，如福建的上杭、長汀、永定等縣的一些地方，贛南的西江等處地方，湘贛邊區的茶陵、永新、吉安等縣的一些地方，湘鄂贛邊區陽新縣的一些地方，以及江西還有許多縣裏的區鄉，加上瑞金直屬縣，那裏的同志們都有進步的工作，同樣值得我們大家稱讚。
一切我們領導的地方，無疑有不少的積極幹部，群眾中湧現出來的很好的工作同志。這些同志負擔著一種責任，就是應該幫助那些工作薄弱的地方，幫助那些還不善於工作的同志們作好工作。我們是在偉大的革命的戰爭面前，我們要衝破敵人的大規模的“圍剿”，我們要把革命推廣到全國去。全體革命工作人員負擔著絕大的責任。大會以後，我們一定要用切實的辦法來改善我們的工作，先進的地方應該更加前進，落後的地方應該趕上先進的地方。要造成幾千個長岡鄉，幾十個興國縣。這些就是我們的鞏固的陣地。我們佔據了這些陣地，我們就能從這些陣地出發去粉碎敵人的“圍剿”，去打倒帝國主義和國民黨在全國的統治。
(任衛東 根據 人民出版社 1967年版《毛澤東選集》一卷橫排袖珍本 122-127頁 輸入)
實 踐 論
論認識和實踐的關係----知和行的關係
毛澤東
一九三七年七月
馬克思以前的唯物論，離開人的社會性，離開人的歷史發展，去觀察認識問題，因此不能瞭解認識對社會實踐的依賴關係，即認識對生產和階級鬥爭的依賴關係。
首先，馬克思主義者認為人類的生產活動是最基本的實踐活動，是決定其他一切活動的東西。人的認識，主要地依賴於物質的生產活動，逐漸地瞭解自然的現象、自然的性質、自然的規律性、人和自然的關係；而且經過生產活動，也在各種不同程度上逐漸地認識了人和人的一定的相互關係。一切這些知識，離開生產活動是不能得到的。在沒有階級的社會中，每個人以社會一員的資格，同其他社會成員協力，結成一定的生產關係，從事生產活動，以解決人類物質生活問題。在各種階級的社會中，各階級的社會成員，則又以各種不同的方式，結成一定的生產關係，從事生產活動，以解決人類物質生活問題。這是人的認識發展的基本來源。
人的社會實踐，不限於生產活動一種形式，還有多種其他的形式，階級鬥爭，政治生活，科學和藝術的活動，總之社會實際生活的一切領域都是社會的人所參加的。因此，人的認識，在物質生活以外，還從政治生活文化生活中(與物質生活密切聯繫)，在各種不同程度上，知道人和人的各種關係。其中，尤以各種形式的階級鬥爭，給予人的認識發展以深刻的影響。在階級社會中，每一個人都在一定的階級地位中生活，各種思想無不打上階級的烙印。
馬克思主義者認為人類社會的生產活動，是一步又一步地由低級向高級發展，因此，人們的認識，不論對於自然界方面，對於社會方面，也都是一步又一步地由低級向高級發展，即由淺入深，由片面到更多的方面。在很長的歷史時期內，大家對於社會的歷史只能限於片面的瞭解，這一方面是由於剝削階級的偏見經常歪曲社會的歷史，另方面，則由於生產規模的狹小，限制了人們的眼界。人們能夠對於社會歷史的發展作全面的歷史的瞭解，把對於社會的認識變成了科學，這只是到了伴隨巨大生產力----大工業而出現近代無產階級的時候，這就是馬克思主義的科學。
馬克思主義者認為，只有人們的社會實踐，才是人們對於外界認識的真理性的標準。實際的情形是這樣的，只有在社會實踐過程中(物質生產過程中，階級鬥爭過程中，科學實驗過程中)，人們達到了思想中所預想的結果時，人們的認識才被證實了。人們要想得到工作的勝利即得到預想的結果，一定要使自己的思想合於客觀外界的規律性，如果不合，就會在實踐中失敗。人們經過失敗之後，也就從失敗中取得教訓，改正自己的思想使之適合於外界的規律性，人們就能變失敗為勝利，所謂“失敗者成功之母”，“吃一塹長一智”，就是這個道理。辯證唯物論的認識論把實踐提到第一的地位，認為人的認識一點也不能離開實踐，排斥一切否認實踐重要性、使認識離開實踐的錯誤理論。列寧這樣說過：“實踐高於(理論的)認識，因為它不但有普遍性的品格，而且還有直接現實性的品格。”馬克思主義的哲學辯證唯物論有兩個最顯著的特點：一個是它的階級性，公然申明辯證唯物論是為無產階級服務的；再一個是它的實踐性，強調理論對於實踐的依賴關係，理論的基礎是實踐，又轉過來為實踐服務。判定認識或理論之是否真理，不是依主觀上覺得如何而定，而是依客觀上社會實踐的結果如何而定。真理的標準只能是社會的實踐。實踐的觀點是辯證唯物論的認識論之第一的和基本的觀點。
然而人的認識究竟怎樣從實踐發生，而又服務於實踐呢？這只要看一看認識的發展過程就會明瞭的。
原來人在實踐過程中，開始只是看到過程中各個事物的現象方面，看到各個事物的片面，看到各個事物之間的外部聯繫。例如有些外面的人們到延安來考察，頭一二天，他們看到了延安的地形、街道、屋宇，接觸了許多的人，參加了宴會、晚會和群眾大會，聽到了各種說話，看到了各種檔，這些就是事物的現象，事物的各個片面以及這些事物的外部聯繫。這叫做認識的感性階段，就是感覺和印象的階段。也就是延安這些各別的事物作用于考察團先生們的感官，引起了他們的感覺，在他們的腦子中生起了許多的印象，以及這些印象間的大概的外部的聯繫，這是認識的第一個階段。在這個階段中，人們還不能造成深刻的概念，作出合乎論理(即合乎邏輯)的結論。
社會實踐的繼續，使人們在實踐中引起感覺和印象的東西反復了多次，於是在人們的腦子裏生起了一個認識過程中的突變(即飛躍)，產生了概念。概念這種東西已經不是事物的現象，不是事物的各個片面，不是它們的外部聯繫，而是抓著了事物的本質，事物的全體，事物的內部聯繫了。概念同感覺，不但是數量上的差別，而且有了性質上的差別。循此繼進，使用判斷和推理的方法，就可產生合乎論理的結論來。《三國演義》上所謂“眉頭一皺計上心來”，我們普通說話所謂“讓我想一想”，就是人在腦子中運用概念以作判斷和推理的工夫。這是認識的第二個階段。外來的考察團先生們在他們集合了各種材料，加上他們“想了一想”之後，他們就能夠作出“共產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政策是徹底的、誠懇的和真實的”這樣一個判斷了。在他們作出這個判斷之後，如果他們對於團結救國也是真實的的話，那末他們就能夠進一步作出這樣的結論：“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是能夠成功的。”這個概念、判斷和推理的階段，在人們對於一個事物的整個認識過程中是更重要的階段，也就是理性認識的階段。認識的真正任務在於經過感覺而到達于思維，到達於逐步瞭解客觀事物的內部矛盾，瞭解它的規律性，瞭解這一過程和那一過程間的內部聯繫，即到達於論理的認識。重複地說，論理的認識所以和感性的認識不同，是因為感性的認識是屬於事物之片面的、現象的、外部聯繫的東西，論理的認識則推進了一大步，到達了事物的全體的、本質的、內部聯繫的東西，到達了暴露周圍世界的內在的矛盾，因而能在周圍世界的總體上，在周圍世界一切方面的內部聯繫上去把握周圍世界的發展。
這種基於實踐的由淺入深的辯證唯物論的關於認識發展過程的理論，在馬克思主義以前，是沒有一個人這樣解決過的。馬克思主義的唯物論，第一次正確地解決了這個問題，唯物地而且辯證地指出了認識的深化運動，指出了社會的人在他們的生產和階級鬥爭的複雜的、經常反復的實踐中，由感性認識到論理認識的推移的運動。列寧說過：“物質的抽象，自然規律的抽象，價值的抽象以及其他等等，一句話，一切科學的(正確的、鄭重的、非瞎說的)抽象，都更深刻、更正確、更完全地反映著自然。”馬克思列寧主義認為：認識過程中兩個階段的特性，在低級階段，認識表現為感性的，在高級階段，認識表現為論理的，但任何階段，都是統一的認識過程中的階段。感性和理性二者的性質不同，但又不是互相分離的，它們在實踐的基礎上統一起來了。我們的實踐證明：感覺到了的東西，我們不能立刻理解它，只有理解了的東西才更深刻地感覺它。感覺只解決現象問題，理論才解決本質問題。這些問題的解決，一點也不能離開實踐。無論何人要認識什麼事物，除了同那個事物接觸，即生活于(實踐於)那個事物的環境中，是沒有法子解決的。不能在封建社會就預先認識資本主義社會的規律，因為資本主義還未出現，還無這種實踐。馬克思主義只能是資本主義社會的產物。馬克思不能在自由資本主義時代就預先具體地認識帝國主義時代的某些特異的規律，因為帝國主義這個資本主義最後階段還未到來，還無這種實踐，只有列寧和史達林才能擔當此項任務。馬克思、恩格斯、列寧、史達林之所以能夠作出他們的理論，除了他們的天才條件之外，主要地是他們親自參加了當時的階級鬥爭和科學實驗的實踐，沒有這後一個條件，任何天才也是不能成功的。“秀才不出門，全知天下事”，在技術不發達的古代只是一句空話，在技術發達的現代雖然可以實現這句話，然而真正親知的是天下實踐著的人，那些人在他們的實踐中間取得了“知”，經過文字和技術的傳達而到達于“秀才”之手，秀才乃能間接地“知天下事”。如果要直接地認識某種或某些事物，便只有親身參加于變革現實、變革某種或某些事物的實踐的鬥爭中，才能觸到那種或那些事物的現象，也只有在親身參加變革現實的實踐的鬥爭中，才能暴露那種或那些事物的本質而理解它們。這是任何人實際上走著的認識路程，不過有些人故意歪曲地說些反對的話罷了。世上最可笑的是那些“知識裏手”，有了道?塗?的一知半解，便自封為“天下第一”，適足見其不自量而已。知識的問題是一個科學問題，來不得半點的虛偽和驕傲，決定地需要的倒是其反面----誠實和謙遜的態度。你要有知識，你就得參加變革現實的實踐。你要知道梨子的滋味，你就得變革梨子，親口吃一吃。你要知道原子的組織同性質，你就得實行物理學和化學的實驗，變革原子的情況。你要知道革命的理論和方法，你就得參加革命。一切真知都是從直接經驗發源的。但人不能事事直接經驗，事實上多數的知識都是間接經驗的東西，這就是一切古代的和外域的知識。這些知識在古人在外人是直接經驗的東西，如果在古人外人直接經驗時是符合於列寧所說的條件“科學的抽象”，是科學地反映了客觀的事物，那末這些知識是可靠的，否則就是不可靠的。所以，一個人的知識，不外直接經驗的和間接經驗的兩部分。而且在我為間接經驗者，在人則仍為直接經驗。因此，就知識的總體說來，無論何種知識都是不能離開直接經驗的。任何知識的來源，在於人的肉體感官對客觀外界的感覺，否認了這個感覺，否認了直接經驗，否認親自參加變革現實的實踐，他就不是唯物論者。“知識裏手”之所以可笑，原因就是在這個地方。中國人有一句老話：“不入虎穴，焉得虎子。”這句話對於人們的實踐是真理，對於認識論也是真理。離開實踐的認識是不可能的。
為了明瞭基於變革現實的實踐而產生的辯證唯物論的認識運動----認識的逐漸深化的運動，下面再舉出幾個具體的例子。
無產階級對於資本主義社會的認識，在其實踐的初期----破壞機器和自發鬥爭時期，他們還只在感性認識的階段，只認識資本主義各個現象的片面及其外部的聯繫。這時，他們還是一個所謂“自在的階級”。但是到了他們實踐的第二個時期----有意識有組織的經濟鬥爭和政治鬥爭的時期，由於實踐，由於長期鬥爭的經驗，經過馬克思、恩格斯用科學的方法把這種種經驗總結起來，產生了馬克思主義的理論，用以教育無產階級，這樣就使無產階級理解了資本主義社會的本質，理解了社會階級的剝削關係，理解了無產階級的歷史任務，這時他們就變成了一個“自為的階級”。
中國人民對於帝國主義的認識也是這樣。第一階段是表面的感性的認識階段，表現在太平天國運動和義和團運動等籠統的排外主義的鬥爭上。第二階段才進到理性的認識階段，看出了帝國主義內部和外部的各種矛盾，並看出了帝國主義聯合中國買辦階級和封建階級以壓榨中國人民大眾的實質，這種認識是從一九一九年五四運動前後才開始的。
我們再來看戰爭。戰爭的領導者，如果他們是一些沒有戰爭經驗的人，對於一個具體的戰爭(例如我們過去十年的土地革命戰爭)的深刻的指導規律，在開始階段是不瞭解的。他們在開始階段只是身曆了許多作戰的經驗，而且敗仗是打得很多的。然而由於這些經驗(勝仗，特別是敗仗的經驗)，使他們能夠理解貫串整個戰爭的內部的東西，即那個具體戰爭的規律性，懂得了戰略和戰術，因而能夠有把握地去指導戰爭。此時，如果改換一個無經驗的人去指導，又會要在吃了一些敗仗之後(有了經驗之後)才能理會戰爭的正確的規律。
常常聽到一些同志在不能勇敢接受工作任務時說出來的一句話：沒有把握。為什麼沒有把握呢？因為他對於這項工作的內容和環境沒有規律性的瞭解，或者他從來就沒有接觸過這類工作，或者接觸得不多，因而無從談到這類工作的規律性。及至把工作的情況和環境給以詳細分析之後，他就覺得比較有了把握，願意去做這項工作。如果這個人在這項工作中經過了一個時期，他有了這項工作的經驗了，而他又是一個肯虛心體察情況的人，不是一個主觀地、片面地、表面地看問題的人，他就能夠自己做出應該怎樣進行工作的結論，他的工作勇氣也就可以大大地提高了。只有那些主觀地、片面地和表面地看問題的人，跑到一個地方，不問環境的情況，不看事情的全體(事情的歷史和全部現狀)，也不觸到事情的本質(事情的性質及此一事情和其他事情的內部聯繫)，就自以為是地發號施令起來，這樣的人是沒有不跌跤子的。
由此看來，認識的過程，第一步，是開始接觸外界事情，屬於感覺的階段。第二步，是綜合感覺的材料加以整理和改造，屬於概念、判斷和推理的階段。只有感覺的材料十分豐富(不是零碎不全)和合於實際(不是錯覺)，才能根據這樣的材料造出正確的概念和論理來。
這裏有兩個要點必須著重指明。第一個，在前面已經說過的，這裏再重複說一說，就是理性認識依賴於感性認識的問題。如果以為理性認識可以不從感性認識得來，他就是一個唯心論者。哲學史上有所謂“唯理論”一派，就是只承認理性的實在性，不承認經驗的實在性，以為只有理性靠得住，而感覺的經驗是靠不住的，這一派的錯誤在於顛倒了事實。理性的東西所以靠得住，正是由於它來源於感性，否則理性的東西就成了無源之水，無本之木，而只是主觀自生的靠不住的東西了。從認識過程的秩序說來，感覺經驗是第一的東西，我們強調社會實踐在認識過程中的意義，就在於只有社會實踐才能使人的認識開始發生，開始從客觀外界得到感覺經驗。一個閉目塞聽、同客觀外界根本絕緣的人，是無所謂認識的。認識開始於經驗----這就是認識論的唯物論。
第二是認識有待于深化，認識的感性階段有待於發展到理性階段----這就是認識論的辯證法。如果以為認識可以停頓在低級的感性階段，以為只有感性認識可靠，而理性認識是靠不住的，這便是重複了歷史上的“經驗論”的錯誤。這種理論的錯誤，在於不知道感覺材料固然是客觀外界某些真實性的反映(我這裏不來說經驗只是所謂內省體驗的那種唯心的經驗論)，但它們僅是片面的和表面的東西，這種反映是不完全的，是沒有反映事物本質的。要完全地反映整個的事物，反映事物的本質，反映事物的內部規律性，就必須經過思考作用，將豐富的感覺材料加以去粗取精、去偽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裏的改造製作工夫，造成概念和理論的系統，就必須從感性認識躍進到理性認識。這種改造過的認識，不是更空虛了更不可靠了的認識，相反，只要是在認識過程中根據於實踐基礎而科學地改造過的東西，正如列寧所說乃是更深刻、更正確、更完全地反映客觀事物的東西。庸俗的事務主義家不是這樣，他們尊重經驗而看輕理論，因而不能通觀客觀過程的全體，缺乏明確的方針，沒有遠大的前途，沾沾自喜於一得之功和一孔之見。這種人如果指導革命，就會引導革命走上碰壁的地步。
理性認識依賴於感性認識，感性認識有待於發展到理性認識，這就是辯證唯物論的認識論。哲學上的“唯理論”和“經驗論”都不懂得認識的歷史性或辯證性，雖然各有片面的真理(對於唯物的唯理論和經驗論而言，非指唯心的唯理論和經驗論)，但在認識論的全體上則都是錯誤的。由感性到理性之辯證唯物論的認識運動，對於一個小的認識過程(例如對於一個事物或一件工作的認識)是如此，對於一個大的認識過程(例如對於一個社會或一個革命的認識)也是如此。
然而認識運動至此還沒有完結。辯證唯物論的認識運動，如果只到理性認識為止，那末還只說到問題的一半。而且對於馬克思主義的哲學說來，還只說到非十分重要的那一半。馬克思主義的哲學認為十分重要的問題，不在於懂得了客觀世界的規律性，因而能夠解釋世界，而在於拿了這種對於客觀規律性的認識去能動地改造世界。在馬克思主義看來，理論是重要的，它的重要性充分地表現在列寧說過的一句話：“沒有革命的理論，就不會有革命的運動。”然而馬克思主義看重理論，正是，也僅僅是，因為它能夠指導行動。如果有了正確的理論，只是把它空談一陣，束之高閣，並不實行，那末，這種理論再好也是沒有意義的。認識從實踐始，經過實踐得到了理論的認識，還須再回到實踐去。認識的能動作用，不但表現於從感性的認識到理性的認識之能動的飛躍，更重要的還須表現於從理性的認識到革命的實踐這一個飛躍。抓著了世界的規律性的認識，必須把它再回到改造世界的實踐中去，再用到生產的實踐、革命的階級鬥爭和民族鬥爭的實踐以及科學實驗的實踐中去。這就是檢驗理論和發展理論的過程，是整個認識過程的繼續。理論的東西之是否符合於客觀真理性這個問題，在前面說的由感性到理性之認識運動中是沒有完全解決的，也不能完全解決的。要完全地解決這個問題，只有把理性的認識再回到社會實踐中去，應用理論於實踐，看它是否能夠達到預想的目的。許多自然科學理論之所以被稱為真理，不但在於自然科學家們創立這些學說的時候，而且在於為爾後的科學實踐所證實的時候。馬克思列寧主義之所以被稱為真理，也不但在於馬克思、恩格斯、列寧、史達林等人科學地構成這些學說的時候，而且在於為爾後革命的階級鬥爭和民族鬥爭的實踐所證實的時候。辯證唯物論之所以為普遍真理，在於經過無論什麼人的實踐都不能逃出它的範圍。人類認識的歷史告訴我們，許多理論的真理性是不完全的，經過實踐的檢驗而糾正了它們的不完全性。許多理論是錯誤的，經過實踐的檢驗而糾正其錯誤。所謂實踐是真理的標準，所謂“生活、實踐底觀點，應該是認識論底首先的和基本的觀點”，理由就在這個地方。史達林說得好：“理論若不和革命實踐聯繫起來，就會變成無物件的理論，同樣，實踐若不以革命理論為指南，就會變成盲目的實踐。”
說到這裏，認識運動就算完成了嗎？我們的答復是完成了，又沒有完成。社會的人們投身於變革在某一發展階段內的某一客觀過程的實踐中(不論是關於變革某一自然過程的實踐，或變革某一社會過程的實踐)，由於客觀過程的反映和主觀能動性的作用，使得人們的認識由感性的推移到了理性的，造成了大體上相應於該客觀過程的法則性的思想、理論、計畫或方案，然後再應用這種思想、理論、計畫或方案於該同一客觀過程的實踐，如果能夠實現預想的目的，即將預定的思想、理論、計畫、方案在該同一過程的實踐中變為事實，或者大體上變為事實，那末，對於這一具體過程的認識運動算是完成了。例如，在變革自然的過程中，某一工程計畫的實現，某一科學假想的證實，某一器物的製成，某一農產的收穫，在變革社會過程中某一罷工的勝利，某一戰爭的勝利，某一教育計畫的實現，都算實現了預想的目的。然而一般地說來，不論在變革自然或變革社會的實踐中，人們原定的思想、理論、計畫、方案，毫無改變地實現出來的事，是很少的。這是因為從事變革現實的人們，常常受著許多的限制，不但常常受著科學條件和技術條件的限制，而且也受著客觀過程的發展及其表現程度的限制(客觀過程的方面及其本質尚未充分暴露)。在這種情形之下，由於實踐中發現前所未料的情況，因而部分地改變思想、理論、計畫、方案的事是常有的，全部地改變的事也是有的。即是說，原定的思想、理論、計畫、方案，部分地或全部地不合於實際，部分錯了或全部錯了的事，都是有的。許多時候須反復失敗過多次，才能糾正錯誤的認識，才能到達於和客觀過程的規律性相符合，因而才能夠變主觀的東西為客觀的東西，即在實踐中得到預想的結果。但是不管怎樣，到了這種時候，人們對於在某一發展階段內的某一客觀過程的認識運動，算是完成了。
然而對於過程的推移而言，人們的認識運動是沒有完成的。任何過程，不論是屬於自然界的和屬於社會的，由於內部的矛盾和鬥爭，都是向前推移向前發展的，人們的認識運動也應跟著推移和發展。依社會運動來說，真正的革命的指導者，不但在於當自己的思想、理論、計畫、方案有錯誤時須得善於改正，如同上面已經說到的，而且在於當某一客觀過程已經從某一發展階段向另一發展階段推移轉變的時候，須得善於使自己和參加革命的一切人員在主觀認識上也跟著推移轉變，即是要使新的革命任務和新的工作方案的提出，適合於新的情況的變化。革命時期情況的變化是很急速的，如果革命黨人的認識不能隨之而急速變化，就不能引導革命走向勝利。
然而思想落後於實際的事是常有的，這是因為人的認識受了許多社會條件的限制的緣故。我們反對革命隊伍中的頑固派，他們的思想不能隨變化了的客觀情況而前進，在歷史上表現為右傾機會主義。這些人看不出矛盾的鬥爭已將客觀過程推向前進了，而他們的認識仍然停止在舊階段。一切頑固黨的思想都有這樣的特徵。他們的思想離開了社會的實踐，他們不能站在社會車輪的前頭充任嚮導的工作，他們只知跟在車子後面怨恨車子走得太快了，企圖把它向後拉，開倒車。
我們也反對“左”翼空談主義。他們的思想超過客觀過程的一定發展階段，有些把幻想看作真理，有些則把僅在將來有現實可能性的理想，勉強地放在現時來做，離開了當前大多數人的實踐，離開了當前的現實性，在行動上表現為冒險主義。
唯心論和機械唯物論，機會主義和冒險主義，都是以主觀和客觀相分裂，以認識和實踐相脫離為特徵的。以科學的社會實踐為特徵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認識論，不能不堅決反對這些錯誤思想。馬克思主義者承認，在絕對的總的宇宙發展過程中，各個具體過程的發展都是相對的，因而在絕對真理的長河中，人們對於在各個一定發展階段上的具體過程的認識自具有相對的真理性。無數相對的真理之總和，就是絕對的真理。客觀過程的發展是充滿著矛盾和鬥爭的發展。一切客觀世界的辯證法的運動，都或先或後地能夠反映到人的認識中來。社會實踐的發生、發展和消滅的過程也是無窮的。根據於一定的思想、理論、計畫、方案以從事于變革客觀現實的實踐，一次又一次地向前，人們對於客觀現實的認識也就一次又一次地深化。客觀現實世界的變化運動永遠沒有完結，人們在實踐中對於真理的認識也就永遠沒有完結。馬克思列寧主義並沒有結束真理，而是在實踐中不斷地開闢認識真理的道路。我們的結論是主觀和客觀、理論和實踐、知和行的具體的歷史的統一，反對一切離開具體歷史的“左”的或右的錯誤思想。
社會的發展到了今天的時代，正確地認識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責任，已經歷史地落在無產階級及其政黨的肩上。這種根據科學認識而定下來的改造世界的實踐過程，在世界、在中國均已到達了一個歷史的時節----自有歷史以來未曾有過的重大時節，這就是整個兒地推翻世界和中國的黑暗面，把它們轉變過來成為前所未有的光明世界。無產階級和革命人民改造世界的鬥爭，包括實現下述的任務：改造客觀世界，也改造自己的主觀世界----改造自己的認識能力，改造主觀世界同客觀世界的關係。地球上已經有一部分實行了這種改造，這就是蘇聯。他們還正在促進這種改造過程。中國人民和世界人民也都正在或將要通過這樣的改造過程。所謂被改造的客觀世界，其中包括了一切反對改造的人們，他們的被改造，須要通過強迫的階段，然後才能進入自覺的階段。世界到了全人類都自覺地改造自己和改造世界的時候，那就是世界的共產主義時代。
通過實踐而發現真理，又通過實踐而證實真理和發展真理。從感性認識而能動地發展到理性認識，又從理性認識而能動地指導革命實踐，改造主觀世界和客觀世界。實踐、認識、再實踐、再認識，這種形式，循環往復以至無窮，而實踐和認識之每一迴圈的內容，都比較地進到高一級的程度。這就是辯證唯物論的全部認識論，這就是辯證唯物論的知行統一觀。
(任衛東 根據 人民出版社 1967年版《毛澤東選集》一卷橫排袖珍本 259-273頁 輸入)
矛盾論
毛澤東
一九三七年八月
事物的矛盾法則，即對立統一的法則，是唯物辯證法的最根本的法則。列寧說：“就本來的意義講，辯證法是研究物件的本質自身中的矛盾。”列寧常稱這個法則為辯證法的本質，又稱之為辯證法的核心。因此，我們在研究這個法則時，不得不涉及廣泛的方面，不得不涉及許多的哲學問題。如果我們將這些問題都弄清楚了，我們就在根本上懂得了唯物辯證法。這些問題是：兩種宇宙觀；矛盾的普遍性；矛盾的特殊性；主要的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矛盾諸方面的同一性和鬥爭性；對抗在矛盾中的地位。
蘇聯哲學界在最近數年中批判了德波林學派的唯心論，這件事引起了我們的極大的興趣。德波林的唯心論在中國共產黨內發生了極壞的影響，我們黨內的教條主義思想不能說和這個學派的作風沒有關係。因此，我們現在的哲學研究工作，應當以掃除教條主義思想為主要的目標。
一 兩種宇宙觀
在人類的認識史中，從來就有關於宇宙發展法則的兩種見解，一種是形而上學的見解，一種是辨證法的見解，形成了互相對立的兩種宇宙觀。列寧說：“對於發展(進化)所持的兩種基本的(或兩種可能的？或兩種在歷史上常見的？)觀點是：(一)認為發展是減少和增加，是重複；(二)認為發展是對立的統一(統一物分成為兩個互相排斥的對立，而兩個對立又互相關聯著)。列寧說的就是這兩種不同的宇宙觀。
形而上學，亦稱玄學。這種思想，無論在中國，在歐洲，在一個很長的歷史時間內，是屬於唯心論的宇宙觀，並在人們的思想中占了統治的地位。在歐洲，資產階級初期的唯物論，也是形而上學的。由於歐洲許多國家的社會經濟情況進到了資本主義高度發展的階段，生產力、階級鬥爭和科學均發展到了歷史上未有過的水平，工業無產階級成為歷史發展的最偉大的動力，因而產生了馬克思主義的唯物辯證法的宇宙觀。於是，在資產階級那裏，除了公開的極端露骨的反動的唯心論之外，還出現了庸俗的進化論，出來對抗唯物辯證法。
所謂形而上學的或庸俗進化論的宇宙觀，就是用孤立的、靜止的和片面的觀點去看世界。這種宇宙觀把世界一切事物，一切事物的形態和種類，都看成是永遠彼此孤立和永遠不變化的。如果說有變化，也只是數量的增減和場所的變更。而這種增減和變更的原因，不在事物的內部而在事物的外部，即是由於外力的推動。形而上學家認為，世界上各種不同事物和事物的特性，從它們一開始存在的時候就是如此。後來的變化，不過是數量上的擴大或縮小。他們認為一種事物永遠只能反復地產生為同樣的事物，而不能變化為另一種不同的事物。在形而上學家看來，資本主義的剝削，資本主義的競爭，資本主義社會的個人主義思想等，就是在古代的奴隸社會裏，甚至在原始社會裏，都可以找得出來，而且會要永遠不變地存在下去。說到社會發展的原因，他們就用社會外部的地理、氣候等條件去說明。他們簡單地從事物外部去找發展的原因，否認唯物辯證法所主張的事物因內部矛盾引起發展的學說。因此他們不能解釋事物的質的多樣性，不能解釋一種質變為他種質的現象。這種思想，在歐洲，在十七世紀和十八世紀是機械唯物論，在十九世紀末和二十世紀初則有庸俗進化論。在中國，則有所謂“天不變，道亦不變”的形而上學的思想，曾經長期地為腐朽了的封建統治階級所擁護。近百年來輸入了歐洲的機械唯物論和庸俗進化論，則為資產階級所擁護。
和形而上學的宇宙觀相反，唯物辯證法的宇宙觀主張從事物的內部、從一事物對他事物的關係去研究事物的發展，即把事物的發展看做是事物內部的必然的自己的運動，而每一事物的運動都和它的周圍其他事物互相聯繫著和互相影響著。事物發展的根本原因，不是在事物的外部而是在事物的內部，在於事物內部的矛盾性。任何事物內部都有這種矛盾性，因此引起了事物的運動和發展。事物內部的這種矛盾性是事物發展的根本原因，一事物和他事物的互相聯繫和互相影響則是事物發展的第二位的原因。這樣，唯物辯證法就有力地反對了形而上學的機械唯物論和庸俗進化論的外因論或被動論。這是清楚的，單純的外部原因只能引起事物的機械的運動，即範圍的大小，數量的增減，不能說明事物何以有性質上的千差萬別及其互相變化。事實上，即使是外力推動的機械運動，也要通過事物內部的矛盾性。植物和動物的單純的增長，數量的發展，主要的也是由於內部矛盾所引起的。同樣，社會的發展，主要地不是由於外因而是由於內因。許多國家在差不多一樣的地理和氣候的條件下，它們發展的差異性和不平衡性，非常之大。同一個國家吧，在地理和氣候並沒有變化的條件下，社會的變化卻是很大的。帝國主義的俄國變為社會主義的蘇聯，封建的閉關鎖國的日本變為帝國主義的日本，這些國家的地理和氣候並沒有變化。長期地被封建制度統治的中國，近百年來發生了很大的變化，現在正在變化到一個自由解放的新中國的方向去，中國的地理和氣候並沒有變化。整個地球及地球各部分的地理和氣候也是變化著的，但以它們的變化和社會的變化相比較，則顯得很微小，前者是以若干萬年為單位而顯現其變化的，後者則在幾千年、幾百年、幾十年、甚至幾年或幾個月(在革命時期)內就顯現其變化了。按照唯物辯證法的觀點，自然界的變化，主要地是由於自然界內部矛盾的發展。社會的變化，主要地是由於社會內部矛盾的發展，即生產力和生產關係的矛盾，階級之間的矛盾，新舊之間的矛盾，由於這些矛盾的發展，推動了社會的前進，推動了新舊社會的代謝。唯物辯證法是否排除外部的原因呢？並不排除。唯物辯證法認為外因是變化的條件，內因是變化的根據，外因通過內因而起作用。雞蛋因得適當的溫度而變化為雞子，但溫度不能使石頭變為雞子，因為二者的根據是不同的。各國人民之間的互相影響是時常存在的。在資本主義時代，特別是在帝國主義和無產階級革命的時代，各國在政治上、經濟上和文化上的互相影響和互相激動，是極其巨大的。十月社會主義革命不只是開創了俄國歷史的新紀元，而且開創了世界歷史的新紀元，影響到世界各國內部的變化，同樣地而且特別深刻地影響到中國內部的變化，但是這種變化是通過了各國內部和中國內部自己的規律性而起的。兩軍相爭，一勝一敗，所以勝敗，皆決於內因。勝者或因其強，或因其指揮無誤，敗者或因其弱，或因其指揮失宜，外因通過內因而引起作用。一九二七年中國大資產階級戰敗了無產階級，是通過中國無產階級內部的(中國共產黨內部的)機會主義而起作用的。當著我們清算了這種機會主義的時候，中國革命就重新發展了。後來，中國革命又受到了敵人的嚴重的打擊，是因為我們黨內產生了冒險主義。當著我們清算了這種冒險主義的時候，我們的事業又重新發展了。由此看來，一個政黨要引導革命到勝利，必須依靠自己政治路線的正確和組織上的鞏固。
辯證法的宇宙觀，不論在中國，在歐洲，在古代就產生了。但是古代的辯證法帶著自發的樸素的性質，根據當時的社會歷史條件，還不可能有完備的理論，因而不能完全解釋宇宙，後來就被形而上學所代替。生活在十八世紀末和十九世紀初期的德國著名哲學家黑格爾，對於辯證法曾經給了很重要的貢獻，但是他的辯證法卻是唯心的辯證法。直到無產階級運動的偉大的活動家馬克思和恩格斯綜合了人類認識史上的積極的成果，特別是批判地吸取了黑格爾的辯證法的合理的部分，創造了辯證唯物論和歷史唯物論這個偉大的理論，才在人類認識史上起了一個空前的大革命。後來，經過列寧和史達林，又發展了這個偉大的理論。這個理論一經傳到中國來，就在中國思想界引起了極大的變化。
這個辯證法的宇宙觀，主要地就是教導人們要善於去觀察和分析各種事物的矛盾的運動，並根據這種分析，指出解決矛盾的方法。因此，具體地瞭解事物矛盾這一個法則，對於我們是非常重要的。
二 矛盾的普遍性
為了敘述的便利起見，我在這裏先說矛盾的普遍性，再說矛盾的特殊性。這是因為馬克思主義的偉大的創造者和繼承者馬克思、恩格斯、列寧、史達林他們發現了唯物辯證法的宇宙觀，已經把唯物辯證法應用在人類歷史的分析和自然歷史的分析的許多方面，應用在社會的變革和自然的變革(例如在蘇聯)的許多方面，獲得了極其偉大的成功，矛盾的普遍性已經被很多人所承認，因此，關於這個問題只需要很少的話就可以說明白；而關於矛盾的特殊性的問題，則還有很多的同志，特別是教條主義者，弄不清楚。他們不瞭解矛盾的普遍性即寓於矛盾的特殊性之中。他們也不瞭解研究當前具體事物的矛盾的特殊性，對於我們指導革命實踐的發展有何等重要的意義。因此，關於矛盾的特殊性的問題應當著重地加以研究，並用足夠的篇幅加以說明。為了這個緣故，當著我們分析事物矛盾的法則的時候，我們就先來分析矛盾的普遍性的問題，然後再著重地分析矛盾的特殊性的問題，最後仍歸到矛盾的普遍性的問題。
矛盾的普遍性或絕對性這個問題有兩方面的意義。其一是說，矛盾存在於一切事物的發展過程中；其二是說，每一事物的發展過程中存在著自始至終的矛盾運動。
恩格斯說：“運動本身就是矛盾。”列寧對於對立統一法則所下的定義，說它就是“承認(發現)自然界(精神和社會兩者也在內)的一切現象和過程都含有互相矛盾、互相排斥、互相對立的趨向”。這些意見是對的嗎？是對的。一切事物中包含的矛盾方面的相互依賴和相互鬥爭，決定一切事物的生命，推動一切事物的發展。沒有什麼事物是不包含矛盾的，沒有矛盾就沒有世界。
矛盾是簡單的運動形式(例如機械性的運動)的基礎，更是複雜的運動形式的基礎。
恩格斯這樣說明過矛盾的普遍性：“如果簡單的機械的移動本身包含著矛盾，那末，物質的更高的運動形式，特別是有機生命及其發展，就更加包含著矛盾。......生命首先就在於：生物在每一瞬間是它自身，但卻又是別的什麼。所以，生命也是存在於物體和過程本身中的不斷地自行產生並自行解決的矛盾；這一矛盾一停止，生命亦即停止，於是死就來到。同樣，我們看到了，在思維的範圍以內我們也不能避免矛盾，並且我們看到了，例如，人的內部無限的認識能力與此種認識能力僅在外部被局限的而且認識上也被局限的個別人們身上的實際的實現二者之間的矛盾，是在人類世代的無窮的----至少對於我們，實際上是無窮的----連續系列之中，是在無窮的前進運動之中解決的。
“高等數學的主要基礎之一，就是矛盾......”
“就是初等數學，也充滿著矛盾。......”
列寧也這樣說明過矛盾的普遍性：“在數學中，正和負，微分和積分。
在力學中，作用和反作用。
在物理學中，陽電和陰電。
在化學中，原子的化合和分解。
在社會科學中，階級鬥爭。”
戰爭中的攻守，進退，勝敗，都是矛盾著的現象。失去一方，他方就不存在。雙方鬥爭而又聯結，組成了戰爭的總體，推動了戰爭的發展，解決了戰爭的問題。
人的概念的每一差異，都應把它看作是客觀矛盾的反映。客觀矛盾反映入主觀的思想，組成了概念的矛盾運動，推動了思想的發展，不斷地解決了人們的思想問題。
黨內不同思想的對立和鬥爭是經常發生的，這是社會的階級矛盾和新舊事物的矛盾在黨內的反映。黨內如果沒有矛盾和解決矛盾的思想鬥爭，黨的生命也就停止了。
由此看來，不論是簡單的運動形式，或複雜的運動形式，不論是客觀現象，或思想現象，矛盾是普遍地存在著，矛盾存在於一切過程中，這一點已經弄清楚了。但是每一過程的開始階段，是否也有矛盾存在呢？是否每一事物的發展過程具有自始至終的矛盾運動呢？
從蘇聯哲學界批判德波林學派的文章中看出，德波林學派有這樣一種見解，他們認為矛盾不是一開始就在過程中出現，須待過程發展到一定的階段才出現。那末，在那一時間以前，過程發展的原因不是由於內部的原因，而是由於外部的原因了。這樣，德波林回到形而上學的外因論和機械論去了。拿這種見解去分析具體的問題，他們就看見在蘇聯條件下富農和一般農民之間只有差異，並無矛盾，完全同意了布哈林的意見。在分析法國革命時，他們就認為在革命前，工農資產階級合組的第三等級中，也只有差異，並無矛盾。德波林學派這類見解是反馬克思主義的。他們不知道世界上的每一差異中就已經包含著矛盾，差異就是矛盾。勞資之間，從兩階級發生的時候起，就是互相矛盾的，僅僅還沒有激化而已。工農之間，即使在蘇聯的社會條件下，也有差異，它們的差異就是矛盾，僅僅不會激化而成為對抗，不取階級鬥爭的形態，不同於勞資間的矛盾；它們在社會主義建設中形成鞏固的聯盟，並在由社會主義走向共產主義的發展過程中逐漸地解決這個矛盾。這是矛盾的差別性的問題，不是矛盾的有無的問題。矛盾是普遍的、絕對的，存在於事物發展的一切過程中，又貫串於一切過程的始終。
新過程的發生是什麼呢？這是舊的統一和組成此統一的對立成分讓位於新的統一和組成此統一的對立成分，於是新過程就代替舊過程而發生。舊過程完結了，新過程發生了。新過程又包含著新矛盾，開始它自己的矛盾發展史。
事物發展過程中的自始至終的矛盾運動，列寧指出馬克思在《資本論》中模範地作了這樣的分析。這是研究任何事物發展過程所必須應用的方法。列寧自己也正確地應用了它，貫徹於他的全部著作中。
“馬克思在《資本論》中，首先分析的是資產階級社會(商品社會)裏最簡單的、最普通的、最基本的、最常見的，最平常的，碰到億萬次的關係----商品交換。這一分析在這個最簡單的現象中(資產階級社會的這個‘細胞’之中)暴露了現代社會的一切矛盾(以及一切矛盾的胚芽)。往後的敘述又向我們表明了這些矛盾和這個社會各個部分總和的自始至終的發展(增長與運動兩者)。”
列寧說了上面的話之後，接著說道：“這應該是一般辯證法的......敘述(以及研究)方法。”
中國共產黨人必須學會這個方法，才能正確地分析中國革命的歷史和現狀，並推斷革命的將來。
三 矛盾的特殊性
矛盾存在於一切事物發展的過程中，矛盾貫串於每一事物發展過程的始終，這是矛盾的普遍性和絕對性，前面已經說過了。現在來說矛盾的特殊性和相對性。
這個問題，應從幾種情形中去研究。
首先是各種物質運動形式中的矛盾，都帶特殊性。人的認識物質，就是認識物質的運動形式，因為除了運動的物質以外，世界上什麼也沒有，而物質的運動則必取一定的形式。對於物質的每一種運動形式，必須注意它和其他各種運動形式的共同點。但是，尤其重要的，成為我們認識事物的基礎的東西，則是必須注意它的特殊點，就是說，注意它和其他運動形式的質的區別。只有注意了這一點，才有可能區別事物。任何運動形式，其內部都包含著本身特殊的矛盾。這種特殊的矛盾，就構成一事物區別於他事物的特殊的本質。這就是世界上諸種事物所以有千差萬別的內在的原因，或者叫做根據。自然界存在著許多的運動形式，機械運動、發聲、發光、發熱、電流、化分、化合等等都是。所有這些物質的運動形式，都是互相依存的，又是本質上互相區別的。每一物質的運動形式所具有的特殊的本質，為它自己的特殊的矛盾所規定。這種情形，不但在自然界中存在著，在社會現象和思想現象中也是同樣地存在著。每一種社會形式和思想形式，都有它的特殊的矛盾和特殊的本質。
科學研究的區分，就是根據科學物件所具有的特殊的矛盾性。因此，對於某一現象的領域所特有的某一種矛盾的研究，就構成某一門科學的物件。例如，數學中的正數和負數，機械學中的作用和反作用，物理學中的陰電和陽電，化學中的化分和化合，社會科學中的生產力和生產關係、階級和階級的互相鬥爭，軍事學中的攻擊和防禦，哲學中的唯心論和唯物論、形而上學觀和辯證法觀等等，都是因為具有特殊的矛盾和特殊的本質，才構成了不同的科學研究的物件。固然，如果不認識矛盾的普遍性，就無從發現事物運動發展的普遍的原因或普遍的根據；但是，如果不研究矛盾的特殊性，就無從確定一事物不同於他事物的特殊的本質，就無從發現事物運動發展的特殊的原因，或特殊的根據，就無從辨別事物，無從區分科學研究的領域。
就人類認識運動的秩序說來，總是由認識個別和特殊的事物，逐步地擴大到認識一般的事物。人們總是首先認識了許多不同事物的特殊的本質，然後才有可能更進一步地進行概括工作，認識諸種事物的共同的本質。當著人們已經認識了這種共同的本質以後，就以這種共同的認識為指導，繼續地向著尚未研究過的或者尚未深入地研究過的各種具體的事物進行研究，找出其特殊的本質，這樣才可以補充、豐富和發展這種共同的本質的認識，而使這種共同的本質的認識不致於變成枯槁的和僵死的東西。這是兩個認識的過程：一個是由特殊到一般，一個是由一般到特殊。人類的認識總是這樣循環往復地進行的，而每一次的迴圈(只要是嚴格地按照科學的方法)都可能使人類的認識提高一步，使人類的認識不斷地深化。我們的教條主義者在這個問題上的錯誤，就是，一方面，不懂得必須研究矛盾的特殊性，認識各別事物的特殊的本質，才有可能充分地認識矛盾的普遍性，充分地認識諸種事物的共同的本質；另一方面，不懂得在我們認識了事物的共同的本質以後，還必須繼續研究那些尚未深入地研究過的或者新冒出來的具體的事物。我們的教條主義者是懶漢，他們拒絕對於具體事物做任何艱苦的研究工作，他們把一般真理看成是憑空出現的東西，把它變成為人們所不能夠捉摸的純粹抽象的公式，完全否認了並且顛倒了這個人類認識真理的正常秩序。他們也不懂得人類認識的兩個過程的互相聯結----由特殊到一般，又由一般到特殊，他們完全不懂得馬克思主義的認識論。
不但要研究每一個大系統的物質運動形式的特殊的矛盾性及其所規定的本質，而且要研究每一個物質運動形式在其發展長途中的每一個過程的特殊的矛盾及其本質。一切運動形式的每一個實在的非臆造的發展過程內，都是不同質的。我們的研究工作必須著重這一點，而且必須從這一點開始。
不同質的矛盾，只有用不同質的方法才能解決。例如，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矛盾，用社會主義革命的方法去解決；人民大眾和封建制度的矛盾，用民主革命的方法去解決；殖民地和帝國主義的矛盾，用民族革命戰爭的方法去解決；在社會主義社會中工人階級和農民階級的矛盾，用農業集體化和農業機械化的方法去解決；共產黨內的矛盾，用批評和自我批評的方法去解決；社會和自然的矛盾，用發展生產力的方法去解決。過程變化，舊過程和舊矛盾消滅，新過程和新矛盾發生，解決矛盾的方法也因之而不同。俄國的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所解決的矛盾及其所用以解決矛盾的方法是根本上不同的。用不同的方法去解決不同的矛盾，這是馬克思列寧主義者必須嚴格地遵守的一個原則。教條主義者不遵守這個原則，他們不瞭解諸種革命情況的區別，因而也不瞭解應當用不同的方法去解決不同的矛盾，而只是千篇一律地使用一種自以為不可改變的公式到處硬套，這就只能使革命遭受挫折，或者將本來做得好的事情弄得很壞。
為要暴露事物發展過程中的矛盾在其總體上、在其相互聯結上的特殊性，就是說暴露事物發展過程的本質，就必須暴露過程中矛盾各方面的特殊性，否則暴露過程的本質成為不可能，這也是我們作研究工作時必須十分注意的。
一個大的事物，在其發展過程中，包含著許多的矛盾。例如，在中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過程中，有中國社會各被壓迫階級和帝國主義的矛盾，有人民大眾和封建制度的矛盾，有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矛盾，有農民及城市小資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矛盾，有各個反動的統治集團之間的矛盾等等，情形是非常複雜的。這些矛盾，不但各各有其特殊性，不能一律看待，而且每一矛盾的兩個方面，又各各有其特點，也是不能一律看待的。我們從事中國革命的人，不但要在各個矛盾的總體上，即矛盾的相互聯結上，瞭解其特殊性，而且只有從矛盾的各個方面著手研究，才有可能瞭解其總體。所謂瞭解矛盾的各個方面，就是了解它們每一方面各占何等特定的地位，各用何種具體形式和對方發生相互依存又相互矛盾的關係，在互相依存又互相矛盾中，以及依存破裂後，又用何種具體的方法和對方作鬥爭。研究這些問題，是十分重要的事情。列寧說：馬克思主義的最本質的東西，馬克思主義的活的靈魂，就在於具體地分析具體的情況。就是說的這個意思。我們的教條主義者違背列寧的指示，從來不用腦筋具體地分析任何事物，做起文章或演說來，總是空洞無物的八股調，在我們黨內造成了一種極壞的作風。
研究問題，忌帶主觀性、片面性和表面性。所謂主觀性，就是不知道客觀地看問題，也就是不知道用唯物的觀點去看問題。這一點，我在《實踐論》一文中已經說過了。所謂片面性，就是不知道全面地去看問題。例如，只瞭解中國一方、不瞭解日本一方，只瞭解共產黨一方、不瞭解國民黨一方，只瞭解無產階級一方、不瞭解資產階級一方，只瞭解農民一方、不瞭解地主一方，只瞭解順利情形一方、不瞭解困難情形一方，只瞭解過去一方、不瞭解將來一方，只瞭解個體一方、不瞭解總體一方，只瞭解缺點一方、不瞭解成績一方，只瞭解原告一方、不瞭解被告一方，只瞭解革命的秘密工作一方、不瞭解革命的公開工作一方，如此等等。一句話，不瞭解矛盾各方的特點。這就叫做片面地看問題。或者叫做只看見局部，不看見全體，只看見樹木，不看見森林。這樣，是不能找出解決矛盾的方法的，是不能完成革命任務的，是不能做好所任工作的，是不能正確地發展黨內的思想鬥爭的。孫子論軍事說：“知己知彼，百戰不殆。”他說的是作戰的雙方。唐朝人魏徵說過：“兼聽則明，偏聽則暗。”也懂得片面性不對。可是我們的同志看問題，往往帶片面性，這樣的人就往往碰釘子。《水滸傳》上宋江三打祝家莊，兩次都因情況不明，方法不對，打了敗仗。後來改變方法，從調查情形入手，於是熟悉了盤陀路，拆散了李家莊、扈家莊和祝家莊的聯盟，並且佈置了藏在敵人營盤裏的伏兵，用了和外國故事中所說木馬計相像的方法，第三次就打了勝仗。《水滸傳》上有很多唯物辯證法的事例，這個三打祝家莊，算是最好的一個。列寧說：“要真正地認識物件，就必須把握和研究它的一切方面、一切聯繫和‘媒介’。我們決不會完全地作到這一點，可是要求全面性，將使我們防止錯誤，防止僵化。”我們應該記得他的話。表面性，是對矛盾總體和矛盾各方的特點都不去看，否認深入事物裏面精細地研究矛盾特點的必要，僅僅站在那裏遠遠地望一望，粗枝大葉地看到一點矛盾的形相，就想動手去解決矛盾(答復問題，解決糾紛，處理工作，指揮戰爭)。這樣的做法，沒有不出亂子的。中國的教條主義和經驗主義的同志們所以犯錯誤，就是因為他們看事物的方法是主觀的、片面的和表面的。片面性、表面性也是主觀性，因為一切客觀事物本來是互相聯繫的和具有內部規律的，人們不去如實地反映這些情況，而只是片面地或表面地去看它們，不認識事物的互相聯繫，不認識事物的內部規律，所以這種方法是主觀主義的。
不但事物發展的全過程中的矛盾運動，在其相互聯結上，在其各方情況上，我們必須注意其特點，而且在過程發展的各個階段中，也有其特點，也必須注意。
事物發展過程的根本矛盾及其為此根本矛盾所規定的過程的本質，非到過程完結之日，是不會消滅的；但事物發展的長過程中的各個發展的階段，情形又往往互相區別。這是因為事物發展過程的根本矛盾的性質和過程的性質雖然沒有變化，但是根本矛盾在長過程中的發展階段上採取了逐漸激化的形式。並且，被根本矛盾所規定或影響的許多大小矛盾中，有些是激化了，有些是暫時地或局部地解決了，或者緩和了，又有些是發生了，因此，過程就顯出階段性來。如果人們不去注意事物發展過程的階段性，人們就不能適當地處理事物的矛盾。
例如，自由競爭年代的資本主義發展為帝國主義，這時，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這兩個根本矛盾著的階級的性質和這個社會的資本主義的本質，並沒有變化；但是，兩階級的矛盾激化了，獨佔資本和自由資本之間的矛盾發生了，宗主國和殖民地的矛盾激化了，各資本主義國家間的矛盾即由各國發展不平衡的狀態而引起的矛盾特別尖銳地表現出來了，因此形成了資本主義的特殊階段，形成了帝國主義階段。列寧主義之所以成為帝國主義和無產階級革命時代的馬克思主義，就是因為列寧和史達林正確地說明了這些矛盾，並正確地作出了解決這些矛盾的無產階級革命的理論和策略。
拿從辛亥革命開始的中國資產階級的民主革命過程的情形來看，也有了若干特殊階段。特別是在資產階級領導時期的革命和在無產階級領導時期的革命，區別為兩個很大不同的歷史階段。這就是：由於無產階級的領導，根本地改變了革命的面貌，引出了階級關係的新調度，農民革命的大發動，反帝國主義和反封建主義的徹底性，由民主革命轉變為社會主義革命的可能性，等等。所有這些，都是在資產階級領導革命時期不可能出現的。雖然整個過程中根本矛盾的性質，過程之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的性質(其反面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性質)，並沒有變化，但是，在這長時間中，經過了辛亥革命失敗和北洋軍閥統治，第一次民族統一戰線的建立和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的革命，統一戰線的破裂和資產階級轉入反革命，新的軍閥戰爭，土地革命戰爭，第二次民族統一戰線建立和抗日戰爭等等大事變，二十多年間經過了幾個發展階段。在這些階段中，包含著有些矛盾激化了(例如土地革命戰爭和日本侵入東北四省)，有些矛盾部分地或暫時地解決了(例如北洋軍閥的被消滅，我們沒收了地主的土地)，有些矛盾重新發生了(例如新軍閥之間的鬥爭，南方各革命根據地喪失後地主又重新收回土地)等等特殊的情形。
研究事物發展過程中的各個發展階段上的矛盾的特殊性，不但必須在其聯結上、在其總體上去看，而且必須從各個階段中矛盾的各個方面去看。
例如國共兩黨。國民黨方面，在第一次統一戰線時期，因為它實行了孫中山的聯俄、聯共、援助工農的三大政策，所以它是革命的、有朝氣的，它是各階級的民主革命的聯盟。一九二七年以後，國民黨變到了與此相反的方面，成了地主和大資產階級的反動集團。一九三六年十二月西安事變後又開始向停止內戰，聯合共產黨共同反對日本帝國主義這個方面轉變。這就是國民黨在三個階段上的特點。形成這些特點，當然有種種的原因。中國共產黨方面，在第一次統一戰線時期，它是幼年的党，它英勇地領導了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的革命；但在對於革命的性質、任務和方法的認識，卻表現了它的幼年性，因此在這次革命的後期所發生的陳獨秀主義能夠起作用，使這次革命遭受了失敗。一九二七年以後，它又英勇地領導了土地革命戰爭，創立了革命的軍隊和革命的根據地，但是它也犯過冒險主義的錯誤，使軍隊和根據地都受了很大的損失。一九三五年以後，它又糾正了冒險主義的錯誤，領導了新的抗日的統一戰線，這個偉大的鬥爭現在正在發展。在這個階段上，共產黨是一個經過了兩次革命的考驗、有了豐富的經驗的黨。這些就是中國共產黨在三個階段上的特點。形成這些特點也有種種的原因。不研究這些特點，就不能瞭解兩黨在各個發展階段上的特殊的相互關係：統一戰線的建立，統一戰線的破裂，再一個統一戰線的建立。而要研究兩黨的種種特點，更根本的就必須研究這兩黨的階級基礎以及因此在各個時期所形成的它們和其他方面的矛盾的對立。例如，國民黨在它第一次聯合共產黨的時期，一方面有和國外帝國主義的矛盾，因而它反對帝國主義；另一方面有和國內人民大眾的矛盾，它在口頭上雖然允許給與勞動人民以許多的利益，但在實際上則只給予很少的利益，或者簡直什麼也不給。在它進行反共戰爭的時期，則和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合作反對人民大眾，一筆勾銷了人民大眾原來在革命中爭得的一切利益，激化了它和人民大眾的矛盾。現在抗日時期，國民黨和日本帝國主義有矛盾，它一面要聯合共產黨，同時它對共產黨和國內人民並不放鬆其鬥爭和壓迫。共產黨則無論在哪一時期，均和人民大眾站在一道，反對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但在現在的抗日時期，由於國民黨表示抗日，它對國民黨和國內封建勢力，也就採取了緩和的政策。由於這些情況，所以或者造成了兩黨的合作，或者造成兩黨的鬥爭，而且即使在兩党聯合的時期也有又聯合又鬥爭的複雜的情況。如果我們不去研究這些矛盾方面的特點，我們就不但不能瞭解這兩個黨各各和其他方面的關係，也不能瞭解兩黨之間的相互關係。
由此看來，不論研究何種矛盾的特殊性----各個物質運動形式的矛盾，各個運動形式在各個發展過程中的矛盾，各個發展過程的矛盾的各個方面，各個發展過程在其各個發展階段上的矛盾以及各個發展階段上的矛盾的各方面，研究所有這些矛盾的特性，都不能帶主觀隨意性，都必須對它們實行具體的分析。離開具體的分析，就不能認識任何矛盾的特性。我們必須時刻記住列寧的話：對於具體的事物作具體的分析。
這種具體的分析，馬克思、恩格斯首先給了我們以很好的模範。
當馬克思、恩格斯把這事物矛盾的法則應用到社會歷史過程的研究的時候，他們看出生產力和生產關係之間的矛盾，看出剝削階級和被剝削階級之間的矛盾以及由這些矛盾所產生的經濟基礎和政治及思想等上層建築之間的矛盾，而這些矛盾如何不可避免地會在各種不同的階級社會中，引出各種不同的社會革命。
馬克思把這一法則應用到資本主義社會經濟結構的研究的時候，他看出這一社會的基本矛盾在於生產的社會性和佔有制的私有制之間的矛盾。這個矛盾表現於在個別企業中的生產的有組織性和在全社會中的生產的無組織性之間的矛盾。
由於事物範圍的極其廣大，發展的無限性，所以，在一定場合為普遍性的東西，而在另一一定場合則變為特殊性。反之，在一定場合為特殊性的東西，而在另一一定場合則為普遍性。資本主義制度所包含的生產社會化和生產資料私人佔有制的矛盾，是所有有資本主義的存在和發展的各國所共有的東西，對於資本主義來說，這是矛盾的普遍性。但是資本主義的這種矛盾，乃是一般階級社會發展在一定歷史階段上的東西，對於一般階級社會中的生產力和生產關係的矛盾說來，這是矛盾的特殊性。然而，當著馬克思把資本主義社會這一切矛盾的特殊性解破出來之後，同時也更進一步地，更充分地，更完全地把一般階級社會中這個生產力和生產關係的矛盾的普遍性闡述出來了。
由於特殊的事物是和普遍的事物聯結的，由於每一個事物內部不但包含了矛盾的特殊性，而且包含了矛盾的普遍性，普遍性即存在於特殊性之中，所以，當著我們研究一定事物的時候，就應當去發現這兩方面及其互相聯結，發現一事物內部的特殊性和普遍性的兩方面及其互相聯結，發現一事物和它以外的許多事物的互相聯結。史達林在他的名著《論列寧主義基礎》一書中說明列寧主義的歷史根源的時候，他分析了列寧主義所由產生的國際環境，分析了在帝國主義條件下已經發展到極點的資本主義的諸矛盾，以及這些矛盾使無產階級成為直接實踐的問題，並造成了直接衝擊資本主義的良好條件。不但如此，他又分析了為什麼俄國成為列寧主義的策源地，分析了沙皇俄國當時是帝國主義一切矛盾的集合點以及俄國無產階級所以能夠成為國際的革命無產階級的先鋒隊的原因。這樣，史達林分析了帝國主義的矛盾的普遍性，說明列寧主義是帝國主義和無產階級革命時代的馬克思主義；又分析了沙俄帝國主義在這一般矛盾中所具有的特殊性，說明了俄國是無產階級革命理論和策略的故鄉，而在這種特殊性中間就包含著矛盾的普遍性。史達林的這種分析，給我們提供了認識矛盾的特殊性和普遍性及其互相聯結的模範。
馬克思和恩格斯，同樣地列寧和史達林，他們對於應用辯證法到客觀現象的研究的時候，總是指導人們不要帶上任何的主觀隨意性，而必須從客觀的實際運動所包含的具體的條件，去看出這些現象中的具體的矛盾、矛盾各方面的具體的地位以及矛盾的具體的相互聯繫。我們的教條主義者因為沒有這種研究態度，所以弄得一無是處。我們必須以教條主義的失敗為鑒戒，學會這種研究態度，舍此沒有第二種研究法。
矛盾的普遍性和矛盾的特殊性的關係，就是矛盾的共性和個性的關係。其共性是矛盾存在於一切過程中，並貫串於一切過程的始終，矛盾即是運動，即是事物，即是過程，也即是思想。否認事物的矛盾就否認了一切。這是共通的道理，古今中外，概莫能外。所以，它是共性，它是絕對性。然而這種共性，即包含於一切個性之中，無個性即無共性。假如除去一切個性，還有什麼共性呢？因為矛盾的各各特殊，所以造成了個性。一切個性都是有條件地暫時地存在的，所以是相對的。
這一共性個性、絕對相對的道理，是關於事物矛盾的問題的精髓，不懂得它，就等於拋棄了辯證法。
四 主要的矛盾和主要的矛盾方面
在矛盾特殊性的問題中，還有兩種情形必須特別地提出來加以分析，這就是主要的矛盾和主要的矛盾方面。
在複雜的事物的發展過程中，有許多的矛盾存在，其中必有一種是主要的矛盾，由於它的存在和發展規定或影響著其他矛盾的存在和發展。
例如在資本主義社會中，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這兩個矛盾著的力量是主要的矛盾；其他的矛盾力量，例如，殘存的封建階級和資產階級的矛盾，農民小資產者和資產階級的矛盾，無產階級和農民小資產者的矛盾，自由資產階級和壟斷資產階級的矛盾，資產階級的民主主義和資產階級的法西斯主義的矛盾，資本主義國家相互之間的矛盾，帝國主義和殖民地的矛盾，以及其他矛盾，都為這個主要的矛盾力量所規定、所影響。
半殖民地的國家如中國，其主要矛盾和非主要矛盾的關係呈現著複雜的情況。
當著帝國主義向這種國家舉行侵略戰爭的時候，這種國家的內部各階級，除開一些叛國分子以外，能夠暫時地團結起來舉行民族戰爭去反對帝國主義。這時，帝國主義和這種國家之間的矛盾成為主要的矛盾，而這種國家內部各階級的一切矛盾(包括封建制度和人民大眾之間這個主要矛盾在內)，便都暫時地降到次要和服從的地位。中國一八四零年的鴉片戰爭，一八九四年的中日戰爭，一九零零年的義和團戰爭和目前的中日戰爭，都有這種情形。
然而在另一種情形之下，則矛盾的地位起了變化。當著帝國主義不是用戰爭壓迫而是用政治、經濟、文化等比較溫和的形式進行壓迫的時候，半殖民地國家的統治階級就會向帝國主義投降，二者結成同盟，共同壓迫人民大眾。這種時候，人民大眾往往採用國內戰爭的形式，去反對帝國主義和封建階級的同盟，而帝國主義往往採取間接的方式去援助半殖民地國家的反動派壓迫人民，而不採取直接行動，顯出了內部矛盾的特別尖銳性。中國的辛亥革命戰爭，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的革命戰爭，一九二七年以後的十年土地革命戰爭，都有這種情形。還有半殖民地國家各個反動的統治集團之間的內戰，例如在中國的軍閥戰爭，也屬於這一類。
當著國內革命戰爭發展到從根本上威脅帝國主義及其走狗國內反動派的存在的時候，帝國主義就往往採取上述方法以外的方法，企圖維持其統治；或者分化革命陣線內的部，或者直接出兵援助國內反動派。這時，外國帝國主義和國內反動派完全公開地站在一個極端，人民大眾則站在另一個極端，成為一個主要矛盾，而規定或影響其他矛盾的發展狀態。十月革命後各資本主義國家援助俄國反動派，是武裝干涉的例子。一九二七年的蔣介石的叛變，是分化革命陣線的例子。
然而不管怎樣，過程發展的各個階段中，只有一種主要的矛盾在起著領導的作用，是完全沒有疑義的。
由此可知，任何過程如果有多數矛盾存在的話，其中必定有一種是主要的，起著領導的、決定的作用，其他則處於次要和服從的地位。因此，研究任何過程，如果是存在兩個以上矛盾的複雜過程的話，就要用全力去找出它的主要矛盾。捉住了這個主要矛盾，一切問題就迎刃而結解了。這是馬克思研究資本主義社會告訴我們的方法。列寧和史達林研究帝國主義和資本主義總危機的時候，列寧和史達林研究蘇聯經濟的時候，也告訴了這種方法。萬千的學問家和實行家，不懂得這種方法，結果如墮煙海，找不到中心，也找不到解決矛盾的方法。
不能把過程中所有的矛盾平均看待，必須把它們區別為主要的和次要的兩類，著重於捉住主要的矛盾，已如上述。但是在各種矛盾之中，不論是主要的或次要的，矛盾著的兩個方面，又是否可以平均看待呢？也是不可以的。無論什麼矛盾，矛盾的諸方面，其發展是不平衡的。有時候似乎勢均力敵，然而這只是暫時的和相對的情形，基本的形態則是不平衡。矛盾著的兩方面中，必有一方面是主要的，他方面是次要的。其主要的方面，即所謂矛盾起主導作用的方面。事物的性質，主要地是由取得支配地位的矛盾的主要方面所規定的。
然而這種情形不是固定的，矛盾的主要和非主要的方面互相轉化著，事物的性質也就隨著起變化。在矛盾發展的一定過程或一定階段上，主要方面屬於甲方，非主要方面則屬於乙方；到了另一發展階段或另一發展過程時，就互易其位置，這是依靠事物發展中矛盾雙方鬥爭的力量的增減程度來決定的。
我們常常說“新陳代謝”這句話。新陳代謝是宇宙間普遍的永遠不可抵抗的規律。依事物本身的性質和條件，經過不同的飛躍形式，一事物轉化為他事物，就是新陳代謝的過程。任何事物的內部都有其新舊兩個方面的矛盾，形成為一系列的曲折的鬥爭。鬥爭的結果，新的方面由小變大，上升為支配的東西；舊的方面由大變小，變成逐步歸於滅亡的東西。而一當新的方面對於舊的方面取得支配地位的時候，舊事物的性質就變化為新事物的性質。由此可見，事物的性質主要地是由取得支配地位的矛盾的主要方面所規定的。取得支配地位的矛盾的主要方面起了變化，事物的性質也就隨著起變化。
在資本主義社會中，資本主義社會已從舊的封建主義社會時代的附庸地位，轉化成了取得支配地位的力量，社會的性質也就由封建主義的變為資本主義的。在新的資本主義社會時代，封建勢力則由原來處在支配地位的力量轉化為附庸的力量，隨著也就逐步地歸於消滅了，例如英法諸國就是如此。隨著生產力的發展，資產階級由新的起進步作用的階級，轉化為舊的起反動作用的階級，以至於最後被無產階級所推翻，而轉化為私有的生產資料被剝奪和失去權力的階級，這個階級也就要逐步歸於消滅了。人數比資產階級多得多、並和資產階級同時生長、但被資產階級統治著的無產階級，是一個新的力量，它由初期的附屬於資產階級的地位，逐步地壯大起來，成為獨立的和在歷史上起主導作用的階級，以至最後奪取政權成為統治階級。這時，社會的性質，就由舊的資本主義的社會轉化成了新的社會主義的社會。這就是蘇聯已經走過和一切其他國家必然要走的道路。
就中國的情形來說，帝國主義處在形成半殖民地這種矛盾的主要地位，壓迫中國人民，中國則由獨立國變為半殖民地。然而事情必然會變化，在雙方鬥爭的局勢中，中國人民在無產階級領導之下所生長起來的力量必然會把中國由半殖民地變為獨立國，而帝國主義則將被打倒，舊中國必然要變為新中國。
舊中國變為新中國，還包含著國內舊的封建勢力和新的人民勢力之間的情況的變化。舊的封建地主階級將被打倒，由統治者變為被統治者，這個階級也就會要逐步歸於消滅。人民則將在無產階級的領導之下，由被統治者變為統治者。這時，中國社會的性質就會起變化，由舊的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的社會變為新的民主的社會。
這種互相轉化的事情，過去已有經驗。統治中國近三百年的清朝帝國，曾在辛亥革命時期被打倒；而孫中山領導的革命同盟會，則曾經一度取得了勝利。在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的革命戰爭中，共產黨和國民黨聯合的南方革命勢力，曾經由弱小的力量變得強大起來，取得了北伐的勝利；而稱雄一時的北洋軍閥則被打倒了。一九二七年，共產黨領導的人民力量，受了國民黨反動勢力的打擊，變得很小了；但因肅清了自己內部的機會主義，就又逐步地壯大起來。在共產黨領導的革命根據地內，農民由被統治者轉化為統治者，地主則作了相反的轉化。世界上總是這樣以新的代替舊的，總是這樣新陳代謝、除舊佈新或推陳出新的。
革命鬥爭中的某些時候，困難條件超過順利條件，在這種時候，困難是矛盾的主要方面，順利是其次要方面。然而由於革命黨人的努力，能夠逐步地克服困難，開展順利的新局面，困難的局面讓位于順利的局面。一九二七年中國革命失敗後的情形，中國紅軍在長征中的情形，都是如此。現在的中日戰爭，中國又處在困難地位，但是我們能夠改變這種情況，使中日雙方的情況發生根本的變化。在相反的情形之下，順利也能轉化為困難，如果是革命党人犯了錯誤的話。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的革命的勝利，變為失敗了。一九二七年以後在南方各省發展起來的革命根據地，至一九三四年都失敗了。
研究學問的時候，由不知到知的矛盾也是如此。當著我們剛才開始研究馬克思主義的時候，對於馬克思主義的無知或知之不多的情況，和馬克思主義的知識之間，互相矛盾著。然而由於努力學習，可以由無知轉化為有知，由知之不多轉化為知之甚多，由對於馬克思主義的盲目性改變為能夠自由運用馬克思主義。
有些人覺得有些矛盾並不是這樣。例如，生產力和生產關係的矛盾，生產力是主要的；理論和實踐的矛盾，實踐是主要的；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築的矛盾，經濟基礎是主要的；它們的地位並不互相轉化。這是機械唯物論的見解，不是辯證唯物論的見解。誠然，生產力、實踐、經濟基礎，一般地表現為主要的決定的作用，誰不承認這一點，誰就不是唯物論者。然而，生產關係、理論、上層建築這些方面，在一定條件下，又轉過來表現其為主要的決定的作用，這也是必須承認的。當著不變更生產關係，生產力就不能發展的時候，生產關係的變更就起了主要的決定的作用。當著如同列寧所說：“沒有革命的理論，就不會有革命的運動”的時候，革命理論的創立和提倡就起了主要的決定的作用。當著某一件事情(任何事情都是一樣)要做，但是還沒有方針、方法、計畫或政策的時候，確定方針、方法、計畫或政策，也就是主要的決定的東西。當著政治文化等等上層建築阻礙著經濟基礎的發展的時候，對於政治上和文化上的革新就成為主要的決定的東西了。我們這樣說，是否違反了唯物論呢？沒有。因為我們承認總的歷史發展中是物質的東西決定精神的東西，是社會的存在決定社會的意識；但是同時又承認而且必須承認精神的東西的反作用，社會意識對於社會存在的反作用，上層建築對於經濟基礎的反作用。這不是違反唯物論，正是避免了機械唯物論，堅持了辯證唯物論。
在研究矛盾特殊性的問題中，如果不研究過程中主要的矛盾和非主要的矛盾以及矛盾之主要的方面和非主要的方面這兩種情形，也就是說不研究這兩種矛盾情況的差別性，那就將陷入抽象的研究，不能具體地懂得矛盾的情況，因而也就不能找出解決矛盾的正確的方法。這兩種矛盾情況的差別性或特殊性，都是矛盾力量的不平衡性。世界上沒有絕對地平衡發展的東西，我們必須反對平衡論，或均衡論。同時，這種具體的矛盾狀況，以及矛盾的主要方面和非主要方面在發展過程中的變化，正是表現出新事物代替舊事物的力量。對於矛盾的各種不平衡情況的研究，對於主要的矛盾和非主要的矛盾、主要的矛盾方面和非主要的矛盾方面的研究，成為革命政黨正確地研究其政治上和軍事上的戰略戰術方針的重要方法之一，是一切共產黨人都應當注意的。
五 矛盾諸方面的同一性和鬥爭性
在懂得了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的問題之後，我們必須進而研究矛盾諸方面的同一性和鬥爭性的問題。
同一性、統一性、一致性、互相滲透、互相貫通、互相依賴(或依存)、互相聯結或互相合作，這些不同的名詞都是一個意思，說的是如下兩種情形：第一、事物發展過程中的每一種矛盾的兩個方面，各以和它對立著的方面為自己存在的前提，雙方共處於一個統一體中；第二、矛盾著的雙方，依據一定的條件，各向著其相反的方面轉化。這就是所謂同一性。
列寧說：“辯證法是這樣的一種學說：它研究對立怎樣能夠是同一的，又怎樣成為同一的(怎樣變成同一的)，----在怎樣的條件之下它們互相轉化，成為同一的，----為什麼人的頭腦不應當把這些對立看作死的、凝固的東西，而應當看作生動的、有條件的、可變動的、互相轉化的東西。”
列寧這段話是什麼意思呢？
一切過程中矛盾著的各方面，本來是互相排斥、互相鬥爭、互相對立的。世界上一切事物的過程裏和人們的思想裏，都包含著這樣帶矛盾性的方面，無一例外。單純的過程只有一對矛盾，複雜的過程則有一對以上的矛盾。各種矛盾之間，又互相成為矛盾。這樣地組成客觀世界的一切事物和人們的思想，並推使它們發生運動。
如此說來，只是極不同一，極不統一，怎樣又說是同一或統一呢？
原來矛盾著的各方面，不能孤立地存在。假如沒有和它作對的矛盾的一方，它自己這一方就失去了存在的條件。試想一切矛盾著的事物或人們心目中矛盾著的概念，任何一方面能夠獨立地存在嗎？沒有生，死就不見；沒有死，生也不見。沒有上，無所謂下；沒有下，也無所謂上。沒有禍，無所謂福；沒有福，也無所謂禍。沒有順利，無所謂困難；沒有困難，也無所謂順利。沒有地主，就沒有佃農；沒有佃農，也就沒有地主。沒有資產階級，就沒有無產階級；沒有無產階級，也就沒有資產階級。沒有帝國主義的民族壓迫，就沒有殖民地和半殖民地；沒有殖民地和半殖民地，也就沒有帝國主義的民族壓迫。一切對立的成分都是這樣，因一定的條件，一面互相對立，一面又互相聯結、互相貫通、互相滲透、互相依賴，這種性質，叫做同一性。一切矛盾著的方面都因一定條件具備著不同一性，所以稱為矛盾。然而又具備著同一性，所以互相聯結。列寧所謂辯證法研究“對立又怎樣能夠是同一的”，就是說的這種情形。怎樣能夠呢？因為互為存在的條件。這是同一性的第一種意義。
然而單說了矛盾雙方互為存在的條件，雙方之間有同一性，因而能共處於一個統一體中，這樣就夠了嗎？還不夠。事情不是矛盾雙方互相依存就完了，更重要的，還在於矛盾著的事物的互相轉化。這就是說，事物內部矛盾著的兩方面，因為一定的條件而各向著自己相反的方面轉化了去，向著它的對立方面所處的地位轉化了去。這就是矛盾的同一性的第二種意義。
為什麼這裏也有同一性呢？你們看，被統治的無產階級經過革命轉化為統治者，原來是統治者的資產階級卻轉化為被統治者，轉化到對方原來所占的地位。蘇聯已經是這樣做了，全世界也將這樣做。試問其間沒有在一定條件之下的聯繫和同一性，如何能夠發生這樣的變化呢？
曾在中國近代歷史的一定階段上起過某種積極作用的國民黨，因為它的固有的階級性和帝國主義的引誘(這些就是條件)，在一九二七年以後轉化為反革命，又由於中日矛盾的尖銳化和共產黨的統一戰線政策(這些就是條件)，而被迫著贊成抗日。矛盾著的東西這一個變到那一個，其間包含了一定的同一性。
我們實行過的土地革命，已經是並且還將是這樣的過程，擁有土地的地主階級轉化為失掉土地的階級，而曾經是失掉土地的農民卻轉化為取得土地的小私有者。有無、得失之間，因一定條件而互相聯結，二者具有同一性。在社會主義條件之下，農民的私有制又將轉化為社會主義農業的公有制，蘇聯已經這樣做了，全世界將來也會這樣做。私產和公產之間有一條由此達彼的橋樑，哲學上名之曰同一性，或互相轉化、互相滲透。
鞏固無產階級的專政或人民的專政，正是準備著取消這種專政，走到消滅任何國家制度的更高階段去的條件。建立和發展共產黨，正是準備著消滅共產黨和一切政黨制度的條件。建立共產黨領導的革命軍，進行革命戰爭，正是準備著永遠消滅戰爭的條件。這許多相反的東西，同時卻是相成的東西。
大家知道，戰爭與和平是互相轉化的。戰爭轉化為和平，例如第一次世界大戰轉化為戰後的和平，中國的內戰現在也停止了，出現了國內的和平。和平轉化為戰爭，例如一九二七年的國共合作轉化為戰爭，現在的世界和平局面也可能轉化為第二次世界大戰。為什麼是這樣？因為在階級鬥爭中戰爭與和平這樣矛盾著的事物，在一定條件下具備著同一性。
一切矛盾著的東西，互相聯繫著，不但在一定條件之下共處於一個統一體中，而且在一定條件下互相轉化，這就是矛盾的同一性的全部意義。列寧所謂“怎樣成為同一的(怎樣變成同一的)，----在怎樣的條件之下它們互相轉化，成為同一的”，就是這個意思。
“巍拔□裁慈說耐紡圓揮Φ卑顏廡□粵□醋魎賴摹□□痰畝□鰨□□Φ笨醋魃□□摹□刑跫□摹□殺潿□摹□□嘧□□畝□鼇蹦兀懇蛭□凸□攣銼糾詞僑□說摹？凸□攣鎦忻□蘢諾鬧罘矯嫻耐騁換蟯□恍裕□糾床皇撬賴摹□□痰模□□巧□□摹□刑跫□摹□殺潿□摹□菔鋇摹□嘍緣畝□鰨□磺忻□芏家酪歡□奶跫□蛩□塹姆疵孀□□擰Ｕ庵智榭觶□從吃諶嗣塹乃枷肜錚□統閃寺□慫賈饕宓奈ㄎ銼韁□鄣撓鈧婀邸Ｖ揮邢衷詰暮屠□飛系姆炊□耐持謂准兌約拔□□欠□竦男味□涎□□皇前訊粵□氖攣錕醋魃□□摹□刑跫□摹□殺潿□摹□□嘧□□畝□魅□矗□□塹弊魎賴摹□□痰畝□魅□矗□□野顏庵執砦□目捶□醬π□□□曰筧嗣袢褐塚□源鍥浼絛□持蔚哪康摹９膊□橙說娜撾窬馱謨誚衣鬥炊□珊托味□涎□拇砦笏枷耄□□□攣□謀糾吹謀韁□□□儷?攣□淖□□□□礁錈□哪康摹□/p>
所謂矛盾在一定條件下的同一性，就是說，我們所說的矛盾乃是現實的矛盾，具體的矛盾，而矛盾的互相轉化也是現實的、具體的。神話中的許多變化，例如《山海經》中所說的“夸父追日”，《淮南子》中所說的“羿射九日”，《西遊記》中所說的孫悟空七十二變和《聊齋志異》中的許多鬼狐變人的故事等等，這種神話中所說的矛盾的互相變化，乃是無數複雜的現實矛盾的互相變化對於人們所引起的一種幼稚的、想像的、主觀幻想的變化，並不是具體的矛盾所表現出來的具體的變化。馬克思說：“任何神話都是用想像和借助想像以征服自然力，支配自然力，把自然力加以形象化；因而，隨著這些自然力之實際上被支配，神話也就消失了。”這種神話中的(還有童話中的)千變萬化的故事，雖然因為它們想像出人們征服自然力等等，而能夠吸引人們的喜歡，並且最好的神話具有“永久的魅力”(馬克思)，但神話並不是根據具體的矛盾之一定的條件而構成的，所以他們並不是現實之科學之反映。這就是說，神話或童話中矛盾構成的諸方面，並不是具體的同一性，只是幻想的同一性。科學地反映現實變化的同一性的，就是馬克思主義的辯證法。
為什麼雞蛋能夠轉化為雞子，而石頭就不能轉化為雞子呢？為什麼戰爭與和平有同一性，而戰爭與石頭卻沒有同一性呢？為什麼人能生人不能生出其他的東西呢？沒有別的，就是因為矛盾的同一性要在一定的必要的條件之下。缺乏一定的必要的條件，就沒有任何的同一性。
為什麼俄國在一九一七年二月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和同年十月的無產階級社會主義革命直接地聯繫著，而法國資產階級革命沒有直接地聯繫著社會主義的革命，一八七一年的巴黎公社終於失敗了呢？為什麼蒙古和中亞細亞的遊牧制度又直接地和社會主義聯繫了呢？為什麼中國的革命可以避免資本主義的前途，可以和社會主義直接聯繫起來，不要再走西方國家的歷史老路，不要經過一個資產階級專政的時期呢？沒有別的，都是由於當時的具體條件。一定的必要的條件具備了，事物發展的過程就發生一定的矛盾，而且這種或這些矛盾互相依存，又互相轉化，否則，一切都不可能。
同一性的問題如此。那末，什麼是鬥爭性呢？同一性和鬥爭性的關係是怎樣的呢？
列寧說：“對立的統一(一致、同一、合一)，是有條件的、一時的、暫時的、相對的。互相排斥的對立的鬥爭是絕對的，正如發展、運動是絕對的一樣。”
列寧這段話是什麼意思呢？
一切過程都有始有終，一切過程都轉化為它們的對立物。一切過程的常住性是相對的，但是一種過程轉化為他種過程的這種變動性則是絕對的。
無論什麼事物的運動都採取兩種狀態，相對地靜止的狀態和顯著地變動的狀態。兩種狀態的運動都是由事物內部包含的兩個矛盾著的因素互相鬥爭所引起的。當著事物的運動在第一種狀態的時候，它只有數量上的變化，沒有性質的變化，所以顯出好似靜止的面貌。當著事物的運動在第二種狀態的時候，它已由第一種狀態中的數量的變化達到了某一個最高點，引起統一物的分解，發生了性質的變化，所以顯出顯著地變化的面貌。我們在日常生活中所看見的統一、團結、聯合、調和、均勢、相持、僵局、靜止、有常、平衡、凝聚、吸引等等，都是事物處在量變狀態中所顯現的面貌。而統一物的分解，團結、聯合、調和、均勢、相持、僵局、靜止、有常、平衡、凝聚、吸引等等狀態的破壞，變到相反的狀態，便都是事物在質變狀態中、在一種過程過渡到他種過程的變化中所顯現的面貌。事物總不斷地是由第一種狀態轉化為第二種狀態，而矛盾的鬥爭則存在於兩種狀態中，並經過第二種狀態而達到矛盾的解決。所以說，對立的統一是有條件的、暫時的、相對的，而對立的互相排除的鬥爭則是絕對的。
前面我們曾經說，兩個相反的東西中間有同一性，所以二者能夠共處於一個統一體中，又能夠互相轉化，這是說的條件性，即是說在一定的條件之下，矛盾的東西能夠統一起來，又能夠互相轉化；無此一定條件，就不能成為矛盾，不能共居，也不能轉化。由於一定的條件才構成了矛盾的同一性，所以說同一性是有條件的、相對的。這裏我們又說，矛盾的鬥爭貫穿於過程的始終，並使一過程向著他過程轉化，矛盾的鬥爭無所不在，所以說矛盾的鬥爭性是無條件的、絕對的。
有條件的相對的同一性和無條件的絕對的鬥爭性相結合，構成了一切事物的矛盾運動。
我們中國人常說：“相反相成。”就是說相反的東西有同一性。這句話是辯證法的，是違反形而上學的。“相反”就是說兩個矛盾方面的互相排斥，或互相鬥爭。“相成”就是說在一定條件之下兩個矛盾方面互相聯結起來，獲得了同一性。而鬥爭性即寓於同一性之中，沒有鬥爭性就沒有同一性。
在同一性中存在著鬥爭性，在特殊性中存在著普遍性，在個性中存在著共性。拿列寧的話來說，叫做“在相對的東西裏有著絕對的東西”。
六 對抗在矛盾中的地位
在矛盾的鬥爭性的問題中，包含著對抗是什麼的問題。我們回答說：對抗是矛盾鬥爭的一種形式，而不是矛盾鬥爭的一切形式。
在人類歷史中，存在著階級的對抗，這是矛盾鬥爭的一種特殊的表現。剝削階級和被剝削階級之間的矛盾，無論在奴隸社會也好，封建社會也好，資本主義社會也好，互相矛盾著的兩階級，長期地並存於一個社會中，它們互相鬥爭著，但要待兩階級的矛盾發展到了一定的階段的時候，雙方才取外部對抗的形式，發展為革命。階級社會中，由和平向戰爭的轉化，也是如此。
炸彈在未爆炸的時候，是矛盾物因一定條件共居於一個統一體中的時候。待至新的條件(發火)出現，才發生了爆炸。自然界一切到了最後要採取外部衝突形式去解決舊矛盾產生新事物的現象，都有與此相仿佛的情形。
認識這種情形，極為重要。它使我們懂得，在階級社會中，革命和革命戰爭是不可避免的，舍此不能完成社會發展的飛躍，不能推翻反動的統治階級，而使人民獲得政權。共產黨人必須揭露反動派所謂社會革命是不必要的和不可能的等等欺騙的宣傳，堅持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社會革命論，使人民懂得，這不但是完全必要的，而且是完全可能的，整個人類的歷史和蘇聯的勝利，都證明了這個科學的真理。
但是我們必須具體地研究各種矛盾鬥爭的情況，不應當將上面所說的公式不適當地套在一切事物的身上。矛盾和鬥爭是普遍的、絕對的，但是解決矛盾的方法，即鬥爭的形式，則因矛盾的性質不同而不相同。有些矛盾具有公開的對抗性，有些矛盾則不是這樣。根據事物的具體發展，有些矛盾是由原來還非對抗性的，而發展成為對抗性的；也有些矛盾則由原來是對抗性的，而發展成為非對抗性的。
共產黨內正確思想和錯誤思想的矛盾，如前所說，在階級存在的時候，這是階級矛盾對於黨內的反映。這種矛盾，在開始的時候，或在個別的問題上，並不一定馬上表現為對抗性的。但隨著階級鬥爭的發展，這種矛盾也就可能發展為對抗性的。蘇聯共產黨的歷史告訴我們：列寧、史達林的正確思想和托洛茨基、布哈林等人的錯誤思想的矛盾，在開始的時候還沒有表現為對抗的形式，但隨後就發展為對抗的了。中國共產黨的歷史也有過這樣的情形。我們黨內許多同志的正確思想和陳獨秀、張國燾等人的錯誤思想的矛盾，在開始的時候也沒有表現為對抗的形式，但隨後就發展為對抗的了。目前我們黨內的正確思想和錯誤思想的矛盾，沒有表現為對抗的形式，如果犯錯誤的同志能夠改正自己的錯誤，那就不會發展為對抗性的東西。因此，黨一方面必須對錯誤思想進行嚴肅的鬥爭，另方面又必須充分地給犯錯誤的同志留有自己覺悟的機會。在這樣的情況下，過火的鬥爭，顯然是不適當的。但如果犯錯誤的人堅持錯誤，並擴大下去，這種矛盾也就存在著發展為對抗性的東西的可能性。
經濟上城市和鄉村的矛盾，在資本主義社會裏面(那裏資產階級統治的城市殘酷地掠奪鄉村)，在中國的國民黨統治區域裏面(那裏外國帝國主義和本國買辦大資產階級所統治的城市極野蠻地掠奪鄉村)，那是極其對抗的矛盾。但在社會主義國家裏面，在我們的革命根據地裏面，這種對抗的矛盾就變為非對抗的矛盾，而當到達共產主義社會的時候，這種矛盾就會消滅。
列寧說：“對抗和矛盾斷然不同。在社會主義下，對抗消滅了，矛盾存在著。”這就是說，對抗只是矛盾鬥爭的一種形式，而不是它的一切形式，不能到處套用這個公式。
七 結 論
說到這裏，我們可以總起來說幾句。事物矛盾的法則，即對立統一的法則，是自然和社會的根本法則，因而也是思維的根本法則。它是和形而上學的宇宙觀相反的。它對於人類的認識史是一個大革命。按照辯證唯物論的觀點看來，矛盾存在於一切客觀事物和主觀思維的過程中，矛盾貫串於一切過程的始終，這是矛盾的普遍性和絕對性。矛盾著的事物及其每一個側面各有其特點，這是矛盾的特殊性和相對性。矛盾著的事物依一定的條件有同一性，因此能夠共居於一個統一體中，又能夠互相轉化到相反的方面去，這又是矛盾的特殊性和相對性。然而矛盾的鬥爭則是不斷的，不管在他們共居的時候，或者在他們互相轉化的時候，都有鬥爭的存在，尤其是在他們互相轉化的時候，鬥爭的表現更為顯著，這又是矛盾的普遍性和絕對性。當著我們研究矛盾的特殊性和相對性的時候，要注意矛盾和矛盾方面的主要和非主要的區別；當著我們研究矛盾的普遍性和鬥爭性的時候，要注意矛盾的各種不同的鬥爭形式的區別。否則就要犯錯誤。如果我們經過研究真正懂得了上述這些要點，我們就能夠擊破違反馬克思列寧主義基本原則的不利於我們的革命事業的那些教條主義的思想，也能夠使有經驗的同志們整理自己的經驗，使之帶上原則性，而避免重複經驗主義的錯誤。這些，就是我們研究矛盾法則的一些簡單的結論。
(任衛東 根據 人民出版社 1967年版《毛澤東選集》一卷橫排袖珍本 274-312頁 輸入)
反對自由主義
毛澤東
一九三七年九月七日
我們主張積極的思想鬥爭，因為它是達到黨內和革命團體內的團結使之利於戰鬥的武器。每個共產黨員和革命分子，應該拿起這個武器。
但是自由主義取消思想鬥爭，主張無原則的和平，結果是腐朽庸俗的作風發生，使黨和革命團體的某些組織和某些個人在政治上腐化起來。
自由主義有各種表現。
因為是熟人、同鄉、同學、知心朋友、親愛者、老同事、老部下，明知不對，也不同他們作原則上的爭論，任其下去，求得和平和親熱。或者輕描淡寫地說一頓，不作徹底解決，保持一團和氣。結果是有害於團體，也有害於個人。這是第一種。
不負責任的背後批評，不是積極地向組織建議。當面不說，背後亂說；開會不說，會後亂說。心目中沒有集體生活的原則，只有自由放任。這是第二種。
事不關己，高高掛起；明知不對，少說為佳；明哲保身，但求無過。這是第三種。
命令不服從，個人意見第一。只要組織照顧，不要組織紀律。這是第四種。
不是為了團結，為了進步，為了把事情弄好，向不正確的意見鬥爭和爭論，而是個人攻擊，鬧意氣，泄私憤，圖報復。這是第五種。
聽了不正確的議論也不爭辯，甚至聽了反革命分子的話也不報告，泰然處之，行若無事。這是第六種。
見群眾不宣傳，不鼓動，不演說，不調查，不詢問，不關心其痛癢，漠然置之，忘記了自己是一個共產黨員，把一個共產黨員混同于一個普通的老百姓。這是第七種。
見損害群眾利益的行為不憤恨，不勸告，不制止，不解釋，聽之任之。這是第八種。
辦事不認真，無一定計劃，無一定方向，敷衍了事，得過且過，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鐘。這是第九種。
自以為對革命有功，擺老資格，大事做不來，小事又不做，工作隨便，學習鬆懈。這是第十種。
自己錯了，也已經懂得，又不想改正，自己對自己採取自由主義，這是第十一種。
還可以舉出一些。主要的有這十一種。
所有這些，都是自由主義的表現。
革命的集體組織中的自由主義是十分有害的。它是一種腐蝕劑，使團結渙散，關係鬆懈，工作消極，意見分歧。它使革命隊伍失掉嚴密的組織和紀律，政策不能貫徹到底，黨的組織和党所領導的群眾發生隔離。這是一種嚴重的惡劣傾向。
自由主義的來源，在於小資產階級的自私自利性，以個人利益放在第一位，革命利益放在第二位，因此產生思想上、政治上、組織上的自由主義。
自由主義者以抽象的教條看待馬克思主義的原則。他們贊成馬克思主義，但是不準備實行之，或不準備完全實行之，不準備拿馬克思主義代替自己的自由主義。這些人，馬克思主義是有的，自由主義也是有的：說的是馬克思主義，行的是自由主義；對人是馬克思主義，對己是自由主義。兩樣貨色齊備，各有各的用處。這是一部分人的思想方法。
自由主義是機會主義的一種表現，是和馬克思主義根本衝突的。它是消極的東西，客觀上起著援助敵人的作用，因此敵人是歡迎我們內部保存自由主義的。自由主義的性質如此，革命隊伍中不應該保留它的地位。
我們要用馬克思主義的積極精神，克服消極的自由主義。一個共產黨員，應該是襟懷坦白，忠實，積極，以革命利益為第一生命，以個人利益服從革命利益；無論何時何地，堅持正確的原則，同一切不正確的思想和行為作不疲倦的鬥爭，用以鞏固黨的集體生活，鞏固黨和群眾的聯繫；關心黨和群眾比關心個人為重，關心他人比關心自己為重。這樣才算得一個共產黨員。
一切忠誠、坦白、積極、正直的共產黨員團結起來，反對一部分人的自由主義的傾向，使他們改變到正確的方面來。這是思想戰線的任務之一。
(任衛東 根據 人民出版社 1967年版《毛澤東選集》一卷橫排袖珍本 330-332頁 輸入)
五四運動
毛澤東
一九三九年五月
二十年前的五四運動，表現中國反帝反封建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已經發展到了一個新階段。五四運動的成為文化革新運動，不過是中國反帝反封建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一種表現形式。由於那個時期新的社會力量的生長和發展，使中國反帝反封建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出現一個壯大了的陣營，這就是中國的工人階級、學生群眾和新興的民族資產階級所組成的陣營。而在“五四”時期，英勇地出現於運動先頭的則有數十萬的學生。這是五四運動比較辛亥革命進了一步的地方。
中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過程，如果要從它的準備時期說起的話，那它就已經過了鴉片戰爭、太平天國戰爭、甲午中日戰爭、戊戌維新、義和團運動、辛亥革命、五四運動、北伐戰爭、土地革命戰爭等好幾個發展階段。今天的抗日戰爭是其發展的又一個新的階段，也是最偉大、最生動、最活躍的一個階段。直至國外帝國主義勢力和國內封建勢力基本上被推翻而建立獨立的民主國家之時，才算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成功。從鴉片戰爭以來，各個革命發展階段各有若干特點。其中最重要的區別就在於共產黨出現以前及其以後。然而就其全體看來，無一不是帶了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性質。這種民主革命是為了建立一個在中國歷史上所沒有過的社會制度，即民主主義的社會制度，這個社會的前身是封建主義的社會(近百年來成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會)，它的後身是社會主義的社會。若問一個共產主義者為什麼要首先為了實現資產階級民主主義的社會制度而鬥爭，然後再去實現社會主義的社會制度，那答復是：走歷史必由之路。
中國民主革命的完成依靠一定的社會勢力。這種社會勢力是：工人階級、農民階級、知識份子和進步的資產階級，就是革命的工、農、兵、學、商，而其根本的革命力量是工農，革命的領導階級是工人階級。如果離開了這種根本的革命力量，離開了工人階級的領導，要完成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是不可能的。在今天，革命的根本敵人是日本帝國主義和漢奸，革命的根本政策是抗日民族統一戰線，這個統一戰線的組織成分是一切抗日的工、農、兵、學、商。抗日戰爭最後勝利的取得，將是在工、農、兵、學、商的統一戰線大大地鞏固和發展的時候。
在中國的民主革命運動中，知識份子是首先覺悟的成分。辛亥革命和五四運動都明顯地表現了這一點，而五四運動時期的知識份子則比辛亥革命時期的知識份子更廣大和更覺悟。然而知識份子如果不和工農民眾相結合，則將一事無成。革命的或不革命的或反革命的知識份子的最後分界，看其是否願意並且實行和工農民眾相結合。他們的最後分界僅僅在這一點，而不在乎口講什麼三民主義或馬克思主義。真正的革命者必定是願意並且實行和工農民眾相結合的。
五四運動到現在已有了二十個周年，抗日戰爭也快到兩周年了。全國的青年和文化界對於民主革命和抗日戰爭負有大的責任。我希望他們認識中國革命的性質和動力，把自己的工作和工農民眾結合起來，到工農民眾中去，變為工農民眾的宣傳者和組織者。全國民眾奮起之日，就是抗日戰爭勝利之時。全國青年們，努力呵！
(任衛東 根據 人民出版社 1967年版《毛澤東選集》一卷橫排袖珍本 522-524頁 輸入)
青年運動的方向
毛澤東
一九三九年五月四日
今天是五四運動的二十周年紀念日，我們延安的全體青年在這裏開這個紀念大會，我就來講一講關於中國青年運動的方向的幾個問題。
第一，現在定了五月四日為中國青年節，這是很對的。“五四”至今已有二十年，今年才在全國定為青年節，這件事含著一個重要的意義。就是說，它表示我們中國反對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的人民民主革命，快要進到了一個轉變點了。幾十年來反帝反封建的人民民主革命屢次地失敗了，這種情形，現在要來一個轉變，不是再來一次失敗，而是要轉變到勝利的方面去了。現在中國的革命正在前進著，正在向著勝利前進。歷史上多次失敗的情形，不能再繼續了，也決不能讓它再繼續了，而要使它轉變為勝利。那末，現在已經轉變了沒有呢？沒有。這一個轉變，現在還沒有到來，現在我們還沒有勝利。但是勝利是可以爭取到來的。抗日戰爭就要努力達到這個由失敗到勝利的轉變點。五四運動所反對的是賣國政府，是勾結帝國主義出賣民族利益的政府，是壓迫人民的政府。這樣的政府要不要反對呢？假使不要反對的話，那末，五四運動就是錯的。這是很明白的，這樣的政府一定要反對，賣國政府應該打倒。你們看，孫中山先生遠在五四運動以前，就是當時政府的叛徒，他反對了清朝政府，並且推翻了清朝政府。他做的對不對呢？我以為是很對的。因為他所反對的不是反抗帝國主義的政府，而是勾結帝國主義的政府，不是革命的政府，而是壓迫革命的政府。五四運動正是做了反對賣國政府的工作，所以它是革命的運動。全中國的青年，應該這樣去認識五四運動。現當全國人民奮起抗日的時候，大家鑒於過去革命失敗的經驗，下決心一定要把日本帝國主義打敗，並且不容許再有賣國賊，不容許革命再失敗。全國的青年除了一部分人之外，大家都覺悟起來，都具備這種必勝的決心，規定“五四”為青年節就表示了這一點。我們正向勝利的路上前進，只要全國人民一齊努力，中國革命一定要在抗日過程中得到勝利。
第二，中國的革命，它反對的是什麼東西？革命的物件是什麼呢？大家知道，一個是帝國主義，一個是封建主義。現在的革命物件是什麼？一個是日本帝國主義，再一個是漢奸。要革命一定要打倒日本帝國主義，一定要打倒漢奸。革命是什麼人去幹呢？革命的主體是什麼呢？就是中國的老百姓。革命的動力，有無產階級，有農民階級，還有其他階級中一切願意反帝反封建的人，他們都是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力量。但是這許多人中間，什麼人是根本的力量，是革命的骨幹呢？就是占全國人口百分之九十的工人農民。中國革命的性質是什麼？我們現在幹的是什麼革命呢？我們現在幹的是資產階級性的民主主義的革命，我們所做的一切，不超過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範圍。現在還不應該破壞一般資產階級的私有財產制，要破壞的是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這就叫做資產階級性的民主主義的革命。但是這個革命，資產階級已經無力完成，必須靠無產階級和廣大人民的努力才能完成。這個革命要達到的目的是什麼呢？目的就是打倒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建立一個人民民主的共和國。這種人民民主主義的共和國，就是革命的三民主義的共和國。它比起現在這種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狀態來是不相同的，它跟將來的社會主義制度也不相同。在社會主義的社會制度中是不要資本家的；在這個人民民主主義的制度中，還應當容許資本家存在。中國是否永遠要資本家呢？不是的，將來一定不要。不但中國如此，全世界也是如此。英國也好，美國也好，法國也好，日本也好，德國也好，義大利也好，將來都統統不要資本家，中國也不能例外。蘇聯是建設了社會主義的國家，將來全世界統統要跟它走，那是沒有疑義的。中國將來一定要發展到社會主義去，這樣一個定律誰都不能推翻。但是我們在目前的階段上不是實行社會主義，而是破壞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改變中國現在的這個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地位，建立人民民主主義的制度。全國青年應當為此而努力。
第三，過去中國革命的經驗教訓怎麼樣呢？這也是青年要懂得的一個重要問題。中國反帝反封建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正規地說起來，是從孫中山先生開始的，已經五十多年了；至於資本主義外國侵略中國，則差不多有了一百年。一百年來，中國的鬥爭，從鴉片戰爭反對英國侵略起，後來有太平天國的戰爭，有甲午戰爭，有戊戌維新，有義和團運動，有辛亥革命，有五四運動，有北伐戰爭，有紅軍戰爭，這些雖然情形各不相同，但都是為了反抗外敵，或改革現狀的。但是從孫中山先生開始，才有比較明確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從孫先生開始的革命，五十年來，有它勝利的地方，也有它失敗的地方。你們看，辛亥革命把皇帝趕跑，這不是勝利了嗎？說它失敗，是說辛亥革命只把一個皇帝趕跑，中國仍舊在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的壓迫之下，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任務並沒有完成。五四運動是幹什麼的呢？也是為著反帝反封建，但是也失敗了，中國仍然在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的統治之下。北伐戰爭的革命也是一樣，它勝利了，但又失敗了。國民黨反共以來，中國又是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的天下。於是不得不有十年的紅軍戰爭。但是這十年的奮鬥，也只完成了局部的革命任務，還沒有完成全國的革命任務。如果我們把過去幾十年的革命做一個總結，那便是只得到了暫時的部分的勝利，沒有永久的全國的勝利。正如孫中山先生說過話：“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須努力。”現在要問：中國革命幹了幾十年，為什麼至今尚未達到目的呢？原因在什麼地方呢？我以為原因在兩個地方：第一是敵人的力量太強；第二是自己的力量太弱。一個強了，一個弱了，所以革命沒有勝利。所謂敵人的力量太強，是說帝國主義(這是主要的)和封建主義的力量太強。所謂自己的力量太弱，有軍事、政治、經濟、文化各方面表現的弱點，但是主要是因為占全國人口百分之九十的工農勞動群眾還沒有動員起來，所以表現了弱，所以不能完成反帝反封建的任務。如果要把幾十年來的革命做一個總結，那就是全國人民沒有充分地動員起來，並且反動派總是反對和摧殘這種動員。而要打倒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只有把占全國人口百分之九十的工農大眾動員起來，組織起來，才有可能。孫中山先生在他的遺囑中說“余致力國民革命凡四十年，其目的在求中國之自由平等。積四十年之經驗，深知欲達到此目的，必須喚起民眾及聯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奮鬥。”這位老先生死了十多年了，連同他說的四十年，共有五十多年，這五十多年來的革命的經驗教訓是什麼呢？根本就是“喚起民眾”這一條道理。你們應該好好地研究一下，全國青年都應該好生研究。青年們一定要知道，只有動員占全國人口百分之九十的工農大眾，才能戰勝帝國主義，才能戰勝封建主義。現在我們要達到戰勝日本建立新中國的目的，不動員全國的工農大眾，是不可能的。
第四，我再講到青年運動。在二十年前的今天，由學生們參加的歷史上叫做五四運動的大事件，在中國發生了，這是一個有重大意義的運動。“五四”以來，中國青年們起了什麼作用呢？起了某種先鋒隊的作用，這是全國除開頑固分子以外，一切的人都承認的。什麼叫做先鋒隊的作用？就是帶頭作用，就是站在革命隊伍的前頭。中國反帝反封建的人民隊伍中，有由中國知識青年們和學生青年們組成的一支軍隊。這支軍隊是相當的大，死了的不算，在目前就有幾百萬。這支幾百萬人的軍隊，是反帝反封建的一個方面軍，而且是一個重要的方面軍。但是光靠這個方面軍是不夠的，光靠了它是不能打勝敵人的，因為它還不是主力軍。主力軍是誰呢？就是工農大眾。中國的知識青年們和學生青年們，一定要到工農群眾中去，把占全國人口百分之九十的工農大眾，動員起來，組織起來。沒有工農這個主力軍，單靠知識青年和學生青年這支軍隊，要達到反帝反封建的勝利，是做不到的。所以全國知識青年和學生青年一定要和廣大的工農群眾結合在一塊，和他們變成一體，才能形成一支強有力的軍隊。這是一支幾萬萬人的軍隊啊！有了這支大軍，才能攻破敵人的堅固陣地，才能攻破敵人的最後堡壘。拿這個觀點來看過去的青年運動，就應該指出一種錯誤的傾向，這就是在過去幾十年的青年運動中，有一部分青年，他們不願意和工農大眾相聯合，他們反對工農運動，這是青年運動潮流中的一股逆流。他們實在太不高明，跟占全國人口百分之九十的工農大眾不聯合，並且根本反對工農。這樣一個潮流好不好呢？我看是不好的，因為他們反對工農，就是反對革命，所以說，它是青年運動中的一股逆流。這樣的青年運動，是沒有好結果的。早幾天，我作了一篇短文，我在那裏說過這樣一句話：“革命的或不革命的或反革命的知識份子的最後的分界，看其是否願意並且實行和工農民眾相結合。”我在這裏提出了一個標準，我認為是唯一的標準。看一個青年是不是革命的，拿什麼做標準呢？拿什麼去辨別他呢？只有一個標準，這就是看他願意不願意、並且實行不實行和廣大的工農群眾結合在一塊。願意並且實行和工農結合的，是革命的，否則就是不革命的，或者是反革命的。他今天把自己結合於工農群眾，他今天是革命的；但是如果他明天不去結合了，或者反過來壓迫老百姓，那就是不革命的，或者是反革命的了。有些青年，僅僅在嘴上大講其信仰三民主義，或者信仰馬克思主義，這是不算數的。你們看，希特勒不是也講“信仰社會主義”嗎？墨索里尼在二十年前也還是一個“社會主義者”呢！他們的“社會主義”到底是什麼東西呢？原來就是法西斯主義！陳獨秀不是也“信仰”過馬克思主義嗎？他後來幹了什麼呢？他跑到反革命那裏去了。張國燾不是也“信仰”過馬克思主義嗎？他現在到哪里去了呢？他一小差就開到泥坑裏去了。有些人自己對自己加封為“三民主義信徒”，而且是老牌的三民主義者，可是他們做了些什麼呢？原來他們的民族主義，就是勾結帝國主義；他們的民權主義，就是壓迫老百姓；他們的民生主義呢，那就是拿老百姓身上的血來喝得越多越好。這是口是心非的三民主義者。所以我們看人的時候，看他是一個假三民主義者還是一個真三民主義者，是一個假馬克思主義者還是一個真馬克思主義者，只要看他和廣大的工農群眾的關係如何，就完全清楚了。只有這一個辨別的標準，沒有第二個標準。我希望全國的青年切記不要墮入那股黑暗的逆流之中，要認清工農是自己的朋友，向光明的前途進軍。
第五，現在的抗日戰爭，是中國革命的一個新階段，而且是最偉大、最活躍、最生動的一個新階段。青年們在這個階段裏，是負擔了重大的責任的。我們中國幾十年來的革命運動，經過了許多的奮鬥階段，但是沒有一次像現在的抗日戰爭這樣廣大的。我們認為現在的中國革命有和過去不同的特點，它將從失敗轉變到勝利，就是指的中國的廣大的人民進步了，青年的進步就是明證。因此，這次抗日戰爭是一定要勝利的，非勝利不可。大家知道，抗日戰爭的根本政策，是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它的目的是打倒日本帝國主義，打倒漢奸，變舊中國為新中國，使全民族從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地位解放出來。現在中國青年運動的不統一，是一個很大的缺點。你們應該繼續要求統一，因為統一才有力量。你們要使全國青年知道現在的形勢，實行團結，抗日到底。
最後，第六，我要說到延安的青年運動。延安的青年運動 全國青年運動的模範。延安的青年運動的方向，就是全國的青年運動的方向。為什麼？因為延安的青年運動的方向是正確的。你們看，在統一方面，延安的青年們不但做了，而且做得很好。延安的青年們是團結的，是統一的。延安的知識青年、學生青年、工人青年、農民青年，大家都是團結的。全國各地，遠至海外的華僑中間，大批的革命青年都來延安求學。今天到會的人，大多數來自千里萬里之外，不論姓張姓李，是男是女，作工務農，大家都是一條心。這還不算全國的模範嗎？延安的青年們不但本身團結，而且和工農群眾相結合，這一點更加是全國的模範。延安的青年們幹了些什麼呢？他們在學習革命的理論，研究抗日救國的道理和方法。他們在實行生產運動，開發了千畝萬畝的荒地。開荒種地這件事，連孔夫子也沒有做過。孔子辦學校的時候，他的學生也不少，“賢人七十，弟子三千”，可謂盛矣。但是他的學生比起延安來就少得多，而且不喜歡什麼生產運動。他的學生向他請教如何耕田，他就說：“不知道，我不如農民。”又問如何種菜，他又說：“不知道，我不如種菜的。”中國古代在聖人那裏讀書的青年們，不但沒有學過革命的理論，而且不實行勞動。現在全國廣大地方的學校，革命理論不多，生產運動也不講。只有我們延安和各敵後抗日根據地的青年們根本不同，他們真是抗日救國的先鋒，因為他們的政治方向是正確的，工作方法也是正確的。所以我說，延安的青年運動是全國青年運動的模範。
今天的大會很有意思。我要講的都講過了。希望大家把五十年來的中國革命經驗研究一下，把好的地方發揮起來，把錯誤去掉，使全國青年和全國人民結合起來，使革命由失敗轉變到勝利。到了全國青年和全國人民都發動起來、組織起來、團結起來的一天，就是日本帝國主義被打倒的一天。每個青年都要擔負這個責任。每個青年現在必須和過去不同，一定要下一個大決心，把全國的青年團結起來，把全國的人民組織起來，一定要把日本帝國主義打倒，一定要把舊中國改造為新中國。這就是我所希望於你們的。
(任衛東 根據 人民出版社 1967年版《毛澤東選集》一卷橫排袖珍本 525-533頁 輸入)
大量吸收知識份子
毛澤東
一九三九年十二月一日
一、在長期的和殘酷的民族解放戰爭中，在建立新中國的偉大鬥爭中，共產黨必須善於吸收知識份子，才能組織偉大的抗戰力量，組織千百萬農民群眾，發展革命的文化運動和發展革命的統一戰線。沒有知識份子的參加，革命的勝利是不可能的。
二、三年以來，我黨我軍在吸收知識份子方面，已經盡了相當的努力，吸收了大批革命知識份子參加党，參加軍隊，參加政府工作，進行文化運動和民眾運動，發展了統一戰線，這是一個大的成績。但許多軍隊中的幹部，還沒有注意到知識份子的重要性，還存在著恐懼知識份子甚至排斥知識份子的心理。許多我們辦的學校，還不敢放手地大量地招收青年學生。許多地方黨部，還不願意吸收知識份子入黨。這種現象的發生，是由於不懂得知識份子對於革命事業的重要性，不懂得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的知識份子和資本主義國家的知識份子的區別，不懂得為地主資產階級服務的知識份子和為工農階級服務的知識份子的區別，不懂得資產階級政黨正在拼命地同我們爭奪知識份子，日本帝國主義也在利用各種方法收買和麻醉中國知識份子的嚴重性，尤其不懂得我們的黨和軍隊已經造成了中堅骨幹，有了掌握知識份子的能力這種有利的條件。
三、因此，今後應該注意：(1)一切戰區的黨和一切黨的軍隊，應該大量吸收知識份子加入我們的軍隊，加入我們的學校，加入政府工作。只要是願意抗日的比較忠實的比較能吃苦耐勞的知識份子，都應該多方吸收，加以教育，使他們在戰爭中在工作中去磨煉，使他們為軍隊、為政府、為群眾服務，並按照具體情況將具備了入黨條件的一部分知識份子吸收入黨。對於不能入黨或不願入黨的一部分知識份子，也應該同他們建立良好的共同工作關係，帶領他們一道工作。(2)在這種大量吸收政策之下，毫無疑義應該充分注意拒絕敵人和資產階級政黨派遣進來的分子，拒絕不忠實的分子。對於這類分子的拒絕，應取嚴肅的態度。這類分子已經混進我們的黨、我們的軍隊和政府者，則應依靠真憑實據，堅決地有分別地洗刷出去。但不要因此而懷疑那些比較忠實的知識份子；要嚴防反革命分子陷害好人。(3)對於一切多少有用的比較忠實的知識份子，應該分配適當的工作，應該好好地教育他們，帶領他們，在長期鬥爭中逐漸克服他們的弱點，使他們革命化和群眾化，使他們同老黨員老幹部融洽起來，使他們同工農黨員融洽起來。(4)對於一部分反對知識份子參加工作的幹部，尤其是主力部隊中的某些幹部，則應該切實地說服他們，使他們懂得吸收知識份子參加工作的必要。同時切實地鼓勵工農幹部加緊學習，提高他們的文化水平，使工農幹部的知識份子化和知識份子的工農群眾化，同時實現起來。(5)在國民黨統治區和日寇佔領區，基本上適用上述原則，但吸收知識份子入黨時，應更多注意其忠實的程度，以保證黨的組織更加嚴密。對於廣大的同情我們的黨外知識份子，則應該同他們建立適當的聯繫，把他們組織到抗日和民主的偉大鬥爭中去，組織到文化運動中去，組織到統一戰線的工作中去。
四、全黨同志必須認識，對於知識份子的正確的政策，是革命勝利的重要條件之一。我們黨在土地革命時期，許多地方許多軍隊對於知識份子的不正確態度，今後決不應重複；而無產階級自己的知識份子的造成，也決不能離開利用社會原有知識份子的幫助。中央盼望各級黨委和全黨同志，嚴重地注意這個問題。
(任衛東 根據 人民出版社 1967年版《毛澤東選集》一卷橫排袖珍本 581-583頁 輸入)
新民主主義論
毛澤東
一九四零年一月
一 中國向何處去
抗戰以來，全國人民有一種欣欣向榮的氣象，大家以為有了出路，愁眉鎖眼的姿態為之一掃。但是近來的妥協空氣，反共聲浪，忽又甚囂塵上，又把全國人民打入悶葫蘆裏了。特別是文化人和青年學生，感覺敏銳，首當其衝。於是怎麼辦，中國向何處去，又成為問題了。因此，趁著《中國文化》的出版，說明一下中國政治和中國文化的動向問題，或者也是有益的。對於文化問題，我是門外漢，想研究一下，也方在開始。好在延安許多同志已有詳盡的文章，我的粗枝大葉的東西，就當作一番開台鑼鼓好了。對於全國先進的文化工作者，我們的東西，只當作引玉之磚，千慮之一得，希望共同討論，得出正確結論，來適應我們民族的需要。科學的態度是“實事求是”，“自以為是”和“好為人師”那樣狂妄的態度是決不能解決問題的。我們民族的災難深重極了，惟有科學的態度和負責的精神，能夠引導我們民族到解放之路。真理只有一個，而究竟誰發現了真理，不依靠主觀的誇張，而依靠客觀的實踐。只有千百萬人民的革命實踐，才是檢驗真理的尺度。我想，這可以算作《中國文化》出版的態度。
二 我們要建立一個新中國
我們共產黨人，多年以來，不但為中國的政治革命和經濟革命而奮鬥，而且為中國的文化革命而奮鬥；一切這些的目的，在於建設一個中華民族的新社會和新國家。在這個新社會和新國家中，不但有新政治、新經濟，而且有新文化。這就是說，我們不但要把一個政治上受壓迫、經濟上受剝削的中國，變為一個政治上自由和經濟上繁榮的中國，而且要把一個被舊文化統治因而愚昧落後的中國，變為一個被新文化統治因而文明先進的中國。一句話，我們要建立一個新中國。建立中華民族的新文化，這就是我們在文化領域中的目的。
三 中國的歷史特點
我們要建立中華民族的新文化，但是這種新文化究竟是一種什麼樣子的文化呢？
一定的文化(當作觀念形態的文化)是一定社會的政治和經濟的反映，又給予偉大影響和作用於一定社會的政治和經濟；而經濟是基礎，政治則是經濟的集中的表現。這是我們對於文化和政治、經濟的關係及政治和經濟的關係的基本觀點。那末，一定形態的政治和經濟是首先決定那一定形態的文化的；然後，那一定形態的文化又才給予影響和作用於一定形態的政治和經濟。馬克思說：“不是人們的意識決定人們的存在，而是人們的社會存在決定人們的意識。”他又說：“從來的哲學家只是各式各樣地說明世界，但是重要的乃在於改造世界。”這是自有人類歷史以來第一次正確地解決意識和存在關係問題的科學的規定，而為後來列寧所深刻地發揮了的能動的革命的反映論之基本的觀點。我們討論中國文化問題，不能忘記這個基本觀點。
這樣說來，問題是很清楚的，我們要革除的那種中華民族舊文化中的反動成分，它是不能離開中華民族的舊政治和舊經濟的；而我們要建立的這種中華民族的新文化，它也不能離開中華民族的新政治和新經濟。中華民族的舊政治和舊經濟，乃是中華民族的舊文化的根據；而中華民族的新政治和新經濟，乃是中華民族的新文化的根據。
所謂中華民族的舊政治和舊經濟是什麼？而所謂中華民族的舊文化又是什麼？
自周秦以來，中國是一個封建社會，其政治是封建的政治，其經濟是封建的經濟。而為這種政治和經濟之反映的占統治地位的文化，則是封建的文化。
自外國資本主義侵略中國，中國社會又逐漸地生長了資本主義因素以來，中國已逐漸地變成了一個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會。現在的中國，在日本佔領區，是殖民地社會；在國民黨統治區，基本上也還是一個半殖民地社會；而不論在日本佔領區和國民黨統治區，都是封建半封建制度佔優勢的社會。這就是現時中國社會的性質，這就是現時中國的國情。作為統治的東西來說，其經濟是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經濟，而為這種政治和經濟之反映的占統治地位的文化，則是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文化。
這些統治的政治、經濟和文化形態，就是我們革命的物件。我們要革除的，就是這種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舊政治、舊經濟和那為這種舊政治、舊經濟服務的舊文化。而我們要建立起來的，則是於此相反的東西，乃是中華民族的新政治、新經濟和新文化。
那末，什麼是中華民族的新政治、新經濟，又什麼是中華民族的新文化呢？
中國革命的歷史進程，必須分為兩步，其第一步是民主主義的革命，其第二步是社會主義的革命，這是性質不同的兩個革命過程。而所謂民主主義，現在已不是舊範疇的民主主義，已不是舊民主主義，而是新範疇的民主主義，而是新民主主義。
由此可以斷言，所謂中華民族的新政治，就是新民主主義的政治；所謂中華民族的新經濟，就是新民主主義的經濟；所謂中華民族的新文化，就是新民主主義的文化。
這就是現時中國革命的歷史特點。在中國從事革命的一切黨派，一切人們，誰不懂得這個歷史特點，誰就不能指導這個革命和進行這個革命到勝利，誰就會被人民拋棄，變為向隅而泣的可憐蟲。
四 中國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
中國革命的歷史特點是分為民主主義和社會主義兩個步驟，而其第一步現在已不是一般的民主主義，而是中國式的、特殊的、新式的民主主義，而是新民主主義。那末，這個歷史特點是怎樣形成的呢？它是一百年來就有了的，還是後來才發生的呢？
只要研究一下中國的和世界的歷史發展，就知道這個歷史特點，並不是從鴉片戰爭以來就有了的，而是在後來，在第一次帝國主義世界大戰和俄國十月革命之後，才形成的。我們現在就來研究這個形成過程。
很清楚的，中國現時社會的性質，既然是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性質，它就決定了中國革命必須分為兩個步驟。第一步，改變這個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會形態，使之變成一個獨立的民主主義的社會。第二步，使革命向前發展，建立一個社會主義的社會。中國現時的革命，是在走第一步。
這個第一步的準備階段，還是自從一八四零年鴉片戰爭以來，即中國社會開始由封建社會改變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以來，就開始了的。中經太平天國運動、中法戰爭、中日戰爭、戊戌變法、辛亥革命、五四運動、北伐戰爭、土地革命戰爭、直到今天的抗日戰爭，這樣許多個別的階段，費去了整整一百年的工夫，從某一點上說來，都是實行這第一步，都是中國人民在不同的時間中和不同的程度上實行這第一步，實行反對帝國主義和封建勢力，為了建設一個獨立的民主主義的社會而鬥爭，為了完成第一個革命而鬥爭。而辛亥革命，則是在比較更完全的意義上開始了這個革命。這個革命，按其社會性質說來，是資產階級民主主義的革命，不是無產階級社會主義的革命。這個革命，現在還未完成，還需付與很大的氣力，這是因為這個革命的敵人，直到現在，還是非常強大的緣故。孫中山先生說的“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就是指的這種資產階級民主主義的革命。
然而中國資產階級民主主義革命，自從一九一四年爆發第一次帝國主義世界大戰和一九一七年俄國十月革命在地球六分之一的土地上建立了社會主義國家以來，起了一個變化。
在這以前，中國資產階級民主主義革命，是屬於舊的世界資產階級民主主義革命的範疇之內的，是屬於舊的世界資產階級民主主義革命的一部分。
在這以後，中國資產階級民主主義革命，卻改變為屬於新的資產階級民主主義革命的範疇，而在革命的陣線上說來，則屬於世界無產階級社會主義革命的一部分了。
為什麼呢？因為第一次帝國主義世界大戰和第一次勝利的社會主義十月革命，改變了整個世界歷史的方向，劃分了整個世界歷史的時代。
在世界資本主義戰線已在地球的一角(這一角占全世界六分之一的土地)崩潰，而在其餘的角上又已經充分顯露其腐朽性的時代，在這些尚存的資本主義部分非更加依賴殖民地半殖民地便不能過活的時代，在社會主義國家已經建立並宣佈它願意為了扶助一切殖民地半殖民地的解放運動而鬥爭的時代，在各個資本主義國家的無產階級一天一天從社會帝國主義的社會民主黨的影響下面解放出來並宣佈他們贊助殖民地半殖民地解放運動的時代，在這種時代，任何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如果發生了反對帝國主義，即反對國際資產階級、反對國際資本主義的革命，它就不再是屬於舊的世界資產階級民主主義革命的範疇，而屬於新的範疇了；它就不再是舊的資產階級和資本主義的世界革命的一部分，而是新的世界革命的一部分，即無產階級社會主義世界革命的一部分了。這種革命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已經不能當作世界資本主義反革命戰線的同盟軍，而改變為世界社會主義革命戰線的同盟軍了。
這種殖民地半殖民地革命的第一階段，第一步，雖然按其社會性質，基本上依然還是資產階級民主主義的，它的客觀要求，是為資本主義的發展掃清道路；然而這種革命，已經不是舊的、被資產階級領導的、以建立資本主義的社會和資產階級專政的國家為目的的革命，而是新的、被無產階級領導的、以在第一階段上建立新民主主義的社會和建立各個革命階級聯合專政的國家為目的的革命。因此，這種革命又恰是為社會主義的發展掃清更廣大的道路。這種革命，在其進行中，因為敵情和同盟軍的變化，又分為若干的階段，然而其基本性質是沒有變化的。
這種革命，是徹底打擊帝國主義的，因此它不為帝國主義所容許，而為帝國主義所反對。但是它卻為社會主義所容許，而為社會主義的國家和社會主義的國際無產階級所援助。
因此，這種革命，就不能不變成無產階級社會主義世界革命的一部分。
“中國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這一正確的命題，還是在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的中國第一次大革命時期，就提出了的。這是中國共產黨人提出，而為當時一切參加反帝反封建鬥爭的人們所贊成的。不過那時這一理論的意義還沒有發揮，以致人們還只是模糊地認識這個問題。
這種“世界革命”，已不是舊的世界革命，舊的資產階級世界革命早已完結了；而是新的世界革命，而是社會主義的世界革命。同樣，這種“一部分”，已經不是舊的資產階級革命的一部分，而是新的社會主義革命的一部分。這是一個絕大的變化，這是自有世界歷史和中國歷史以來無可比擬的大變化。
中國共產黨人提出的這一正確的命題，是根據史達林的理論的。
史達林還在一九一八年所作十月革命一周年紀念的論文時，就說道：
“十月革命的偉大的世界意義，主要的是：第一，它擴大了民族問題的範圍，把它從歐洲反對民族壓迫的鬥爭的局部問題，變為各被壓迫民族、各殖民地及半殖民地從帝國主義之下解放出來的總問題；第二，它給這一解放開闢了廣大的可能性和現實的道路，這就大大地促進了西方和東方的被壓迫民族的解放事業，把他們吸引到勝利的反帝國主義鬥爭的巨流中去；第三，它從而在社會主義的西方和被奴役的東方之間架起了一道橋樑，建立了一條從西方無產者經過俄國革命到東方被壓迫民族的新的反對世界帝國主義的革命戰線。”
從這篇文章以後，史達林曾經多次地發揮了關於論述殖民地半殖民地的革命脫離了舊範疇，改變成了無產階級社會主義革命一部分的理論。解釋得最清楚明確的，是史達林在一九二五年六月三十日發表的同當時南斯拉夫的民族主義者爭論的文章。這篇文章載在張仲實譯的《史達林論民族問題》一書上面，題目叫做《再論民族問題》。其中有這麼一段：
“舍米契引證了史達林在一九一二年年底所著《馬克思主義與民族問題》那本小冊子中的一個地方。那裏曾說：‘在上升的資本主義的條件之下，民族的鬥爭是資產階級相互之間的鬥爭。’顯然，他企圖以此來暗示他給當前歷史條件下的民族運動的社會意義所下的定義是正確的。然而，史達林那本小冊子是在帝國主義戰爭以前寫的，那時候民族問題在馬克思主義者看來還不是一個具有全世界意義的問題，那時候馬克思主義者關於民族自決權的基本要求不是當作無產階級革命的一部分，而是當作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一部分。自那時候起，國際形勢已經根本的改變了，戰爭和俄國十月革命已把民族問題從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一部分變成了無產階級社會主義革命的一部分了，----要是看不清這一點，那就未免太可笑了。列寧還在一九一六年十月間，就在他的《民族自決權討論的總結》一文中說過，民族問題中關於民族自決權的基本點，已不再是一般民主運動的一部分，它已經變成一般無產階級的、社會主義革命的一個構成部分了。列寧以及俄國共產主義的其他代表者關於民族問題的以後的一些著作，我就不用講了。現在，當我們由於新的歷史環境而進入於一個新的時代----無產階級革命的時代，舍米契在這一切以後卻引證史達林在俄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時期所寫的那本小冊子中的一個地方，這能有什麼意義呢？它只能有這樣一個意義，就是舍米契是離開時間和空間，不顧到活的歷史環境來引證的，因而違反了辯證法的最基本的要求，沒有考慮到在某一個歷史環境下是正確的東西在另一個歷史環境下就可以成為不正確的。”
由此可見，有兩種世界革命，第一種是屬於資產階級和資本主義範疇的世界革命。這種世界革命的時期早已過去了，還在一九一四年第一次帝國主義世界大戰爆發之時，尤其是在一九一七年俄國十月革命之時，就告終結了。從此以後，開始了第二種世界革命，即無產階級的社會主義的世界革命。這種革命，以資本主義國家的無產階級為主力軍，以殖民地半殖民地的被壓迫民族為同盟軍。不管被壓迫民族中間參加革命的階級、黨派或個人，是何種的階級、黨派或個人，又不管他們意識到這一點與否，他們主觀上瞭解這一點與否，只要他們反對帝國主義，他們的革命，就成了無產階級社會主義世界革命的一部分，他們就成了無產階級社會主義世界革命的同盟軍。
中國革命到了今天，它的意義更加增大了。在今天，是在由於資本主義的經濟危機和政治危機已經一天一天把世界拖進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時候；是在蘇聯已經到了由社會主義到共產主義的過渡期，有能力領導和援助全世界無產階級和被壓迫民族，反抗帝國主義戰爭，打擊資本主義反動的時候；是在各資本主義國家的無產階級正在準備打倒資本主義、實現社會主義的時候；是在中國無產階級、農民階級、知識份子和其他小資產階級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之下，已經形成了一個偉大的獨立的政治力量的時候。在今天，我們是處在這種時候，那末，應該不應該估計中國革命的世界意義是更加增大了呢？我想是應該的。中國革命是世界革命的偉大的一部分。
這個中國革命的第一階段(其中又分為許多小階段)，其社會性質是新式的資產階級民主主義的革命，還不是無產階級社會主義的革命，但早已成了無產階級社會主義的世界革命的一部分，現在則更成了這種世界革命的偉大的一部分，成了這種世界革命的偉大的同盟軍。這個革命的第一步、第一階段，決不是也不可能建立中國資產階級專政的資本主義社會，而是要建立以中國無產階級為首領的中國各個革命階級聯合專政的新民主主義的社會，以完結其第一階段。然後，再使之發展到第二階段，以建立中國社會主義的社會。
這就是現時中國革命的最基本的特點，這就是二十年來(從一九一九年五四運動算起)的新的革命過程，這就是現時中國革命的生動的具體的內容。
五 新民主主義的政治
中國革命分為兩個歷史階段，而其第一階段是新民主主義的革命，這是中國革命的新的歷史特點。這個新的特點具體地表現在中國內部的政治關係和經濟關係上又是怎樣的呢？下面我們就來說明這種情形。
在一九一九年五四運動以前(五四運動發生於一九一四年第一次帝國主義大戰和一九一七年俄國十月革命之後)，中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政治指導者是中國的小資產階級和資產階級(他們的知識份子)。這時，中國無產階級還沒有當作一個覺悟了的獨立的階級力量登上政治的舞臺，還是當作小資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追隨者參加了革命。例如辛亥革命時的無產階級，就是這樣的階級。
在五四運動以後，雖然中國民族資產階級繼續參加了革命，但是中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政治指導者，已經不是屬於中國資產階級，而是屬於中國無產階級了。這時，中國無產階級，由於自己的長成和俄國革命的影響，已經迅速地變成了一個覺悟了的獨立的政治力量了。打倒帝國主義的口號和整個中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徹底的綱領，是中國共產黨提出的；而土地革命的實行，則是中國共產黨單獨進行的。
由於中國民族資產階級是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的資產階級，是受帝國主義壓迫的，所以，雖然處在帝國主義時代，他們也還是在一定時期中和一定程度上，保存者反對外國帝國主義和反對本國官僚軍閥政府(這後者，例如在辛亥革命時期和北伐戰爭時期)的革命性，可以同無產階級、小資產階級聯合起來，反對它們所願意反對的敵人。這是中國資產階級和舊俄帝國的資產階級的不同之點。在舊俄帝國，因為它已經是一個軍事封建的帝國主義，是侵略別人的，所以俄國的資產階級沒有什麼革命性。在那裏，無產階級的任務，是反對資產階級，而不是聯合它。在中國，因為它是殖民地半殖民地，是被人侵略的，所以中國民族資產階級還有在一定時期中和一定程度上的革命性。在這裏，無產階級的任務，在於不忽視民族資產階級的這種革命性，而和它們建立反帝國主義和反官僚軍閥政府的統一戰線。
但同時，也即是由於他們是殖民地半殖民地的資產階級，他們在經濟上和政治上是異常軟弱的，他們又保存了另一種性質，即對於革命敵人的妥協性。中國的民族資產階級，即使在革命時，也不願意同帝國主義完全分裂，並且他們同農村中的地租剝削有密切聯繫，因此，他們就不願和不能徹底推翻帝國主義，更加不願和更加不能徹底推翻封建勢力。這樣，中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兩個基本問題，兩大基本任務，中國民族資產階級都不能解決。至於中國的大資產階級，以國民黨為代表，在一九二七年至一九三七年這一個長時期內，一直是投入帝國主義的懷抱，並和封建勢力結成同盟，反對革命人民的。中國的民族資產階級也曾在一九二七年及其以後的一個時期內一度附和過反革命。在抗日戰爭中，大資產階級的一部分，以汪精衛為代表，又已投降敵人，表示了大資產階級的新的叛變。這又是中國資產階級同歷史上歐美各國的資產階級特別是法國的資產階級的不同之點。在歐美各國，特別在法國，當他們還在革命時代，那裏的資產階級革命是比較徹底的；在中國，資產階級則連這點徹底性都沒有。
一方面----參加革命的可能性，又一方面----對革命敵人的妥協性，這就是中國資產階級“一身而二任焉”的兩面性。這種兩面性，就是歐美歷史上的資產階級，也是同具的。大敵當前，他們要聯合工農反對敵人；工農覺悟，他們又聯合敵人反對工農。這是世界各國資產階級的一般規律，不過中國資產階級的這個特點更加突出罷了。
在中國，事情非常明白，誰能領導人民推翻帝國主義和封建勢力，誰就能取得人民的信仰，因為人民的死敵是帝國主義和封建勢力、而特別是帝國主義的緣故。在今日，誰能領導人民驅逐日本帝國主義，並實施民主政治，誰就是人民的救星。歷史已經證明：中國資產階級是不能盡此責任的，這個責任就不得不落在無產階級的肩上了。
所以，無論如何，中國無產階級、農民、知識份子和其他小資產階級，乃是決定國家命運的基本勢力。這些階級，或者已經覺悟，或者正在覺悟起來，他們必然要成為中華民主共和國的國家構成和政權構成的基本部分，而無產階級則是領導的力量。現在所要建立的中華民主共和國，只能是在無產階級領導下的一切反帝反封建的人們聯合專政的民主共和國，這就是新民主主義的共和國，也就是真正革命的三大政策的新三民主義共和國。
這種新民主主義共和國，一方面和舊形式的、歐美式的、資產階級專政的、資本主義的共和國相區別，那是舊民主主義的共和國，那種共和國已經過時了；另一方面，也和蘇聯式的、無產階級專政的、社會主義的共和國相區別，那種社會主義的共和國已經在蘇聯興盛起來，並且還要在各資本主義國家建立起來，無疑將成為一切工業先進國家的國家構成和政權構成的統治形式；但是那種共和國，在一定的歷史時期內，還不適用於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的革命。因此，一切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的革命，在一定歷史時期中所採取的國家形式，只能是第三種形式，這就是所謂的新民主主義共和國。這是一定歷史時期的形式，因而是過渡的形式，但是不可移易的必要的形式。
因此，全世界多種多樣的國家體制中，按其政權的階級性質來劃分，基本地不外乎這三種：(甲)資產階級專政的共和國；(乙)無產階級專政的共和國；(丙)幾個革命階級聯合專政的共和國。
第一種，是舊民主主義的國家。在今天，在第二次帝國主義戰爭爆發之後，許多資本主義國家已經沒有民主氣息，已經轉變或即將轉變為資產階級的血腥的軍事專政了。某些地主和資產階級聯合專政的國家，可以附在這一類。
第二種，除蘇聯外，正在各資本主義國家中醞釀著。將來要成為一定時期中的世界統治形式。
第三種，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的革命所採取的過渡的國家形式。各個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的革命必然會有某些不同特點，但這是大同中的小異。只要是殖民地或半殖民地的革命，其國家構成和政權構成，基本上必然相同，即幾個反對帝國主義的階級聯合起來共同專政的新民主主義的國家。在今天的中國，這種新民主主義的國家形式，就是抗日統一戰線的形式。它是抗日的，反對帝國主義的；又是幾個革命階級聯合的，統一戰線的。但可惜，抗戰許久了，除了共產黨領導下的抗日民主根據地外，大部分地區關於國家民主化的工作基本上還未著手，日本帝國主義就利用這個最根本的弱點，大踏步地打了進來；再不變計，民族的命運是非常危險的。
這裏所談的是“國體”問題。這個國體問題，從前清末年起，鬧了幾十年還沒有鬧清楚。其實，它只是指的一個問題，就是社會各階級在國家中的地位。資產階級總是隱瞞這種階級地位，而用“國民”的名詞達到其一階級專政的實際。這種隱瞞，對於革命的人民，毫無利益，應該為之清楚的指明。“國民”這個名詞是可用的，但是國民不包括反革命分子，不包括漢奸。一切革命的階級對於反革命漢奸們的專政，這就是我們現在所要的國家。
“近世各國所謂民權制度，往往為資產階級所專有，適成為壓迫平民之工具。若國民黨之民權主義，則為一般平民所共有，非少數人所得而私也。”這是一九二四年在國共合作的國民黨的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中的莊嚴的聲明。十六年來，國民黨自己違背了這個聲明，以致造成今天這樣國難深重的局面。這是國民黨一個絕大的錯誤，我們希望它在抗日的洗禮中改正這個錯誤。
至於還有所謂“政體”問題，那是指的政權構成的形式問題，指的一定的社會階級取何種形式去組織那反對敵人保護自己的政權機關。沒有適當形式的政權機關，就不能代表國家。中國現在可以採取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省人民代表大會、縣人民代表大會、區人民代表大會直到鄉人民代表大會的系統，並由各級代表大會選舉政府。但必須實行無男女、信仰、財產、教育等差別的真正普遍平等的選舉制，才能適合於各革命階級在國家中的地位，適合於表現民意會指揮革命鬥爭，適合於新民主主義的精神。這種制度即是民主集中制。只有民主集中制的政府，才能充分地發揮一切革命人民的意志，也才能最有力量地去反對革命的敵人。“非少數人所得而私”的精神，必須表現在政府和軍隊的組成中，如果沒有真正的民主制度，就不能達到這個目的，就叫做政體和國體不相適應。
國體----各革命階級聯合專政。政體----民主集中制。這就是新民主主義的政治，這就是新民主主義的共和國，這就是抗日統一戰線的共和國，這就是三大政策的新三民主義的共和國，這就是名副其實的中華民國。我們現在雖有中華民國之名，尚無中華民國之實，循名責實，這就是今天的工作。
這就是革命的中國、抗日的中國所應該建立和決不可不建立的內部政治關係，這就是今天“建國”工作的唯一正確的方向。
六 新民主主義的經濟
在中國建立這樣的共和國，它在政治上必須是新民主主義的，在經濟上也必須是新民主主義的。
大銀行、大工業、大商業，歸這個共和國的國家所有。“凡本國人及外國人之企業，或有獨佔的性質，或規模過大為私人之力所不能辦者，如銀行、鐵道、航路之屬，由國家經營管理之，使私有資本制度不能操縱國民之生計，此則節制資本之要旨也。”這也是國共合作的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中的莊嚴的聲明，這就是新民主主義共和國的經濟構成的正確的方針。在無產階級領導下的新民主主義共和國的國營經濟是社會主義的性質，是整個國民經濟的領導力量，但這個共和國並不沒收其他資本主義的私有財產，並不禁止“不能操縱國民生計”的資本主義生產的發展，這是因為中國經濟還十分落後的緣故。
這個共和國將採取某種必要的方法，沒收地主的土地，分配給無地或少地的農民，實行中山先生“耕者有其田”的口號，掃除農村中的封建關係，把土地變為農民的私產。農村的富農經濟，也是容許其存在的。這就是“平均地權”的方針。這個方針的正確的口號，就是“耕者有其田”。在這個階段上，一般地還不是建立社會主義的農業，但是在“耕者有其田”的基礎上所發展起來的各種合作經濟，也具有社會主義的因素。
中國的經濟，一定要走“節制資本”和“平均地權”的路，決不能是“少數人所得而私”，決不能讓少數資本家少數地主“操縱國民生計”，決不能建立歐美式的資本主義社會，也決不能還是舊的半封建社會。誰要是敢於違反這個方向，他就一定達不到目的，他就自己要碰破頭的。
這就是革命的中國、抗日的中國應該建立和必然要建立的內部經濟關係。
這樣的經濟，就是新民主主義的經濟。
而新民主主義的政治，就是這種新民主主義經濟的集中的表現。
七 駁資產階級專政
這種新民主主義政治和新民主主義經濟的共和國，是全國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都贊成的，舍此沒有第二條路走。
走建立資產階級專政的資本主義社會之路嗎？誠然，這是歐美資產階級走過的老路，但無論國際國內的環境，都不容許中國這樣做。
依國際環境說，這條路是走不通的。現在的國際環境，從基本上說來，是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鬥爭的環境，是資本主義向下沒落，社會主義向上生長的環境。要在中國建立資產階級專政的資本主義社會，首先是國際資本主義即帝國主義不容許。帝國主義侵略中國，反對中國獨立，反對中國發展資本主義的歷史，就是中國的近代史。歷來中國革命的失敗，都是被帝國主義絞殺的，無數革命的先烈，為此而抱終天之恨。現在是一個強大的日本帝國主義打了進來，它是要把中國變成殖民地的；現在是日本在中國發展它的資本主義，卻不是什麼中國發展資本主義；現在是日本資產階級在中國專政，卻不是什麼中國資產階級專政。不錯，現在是帝國主義最後掙扎的時期，它快要死了，“帝國主義是垂死的資本主義”。但是正因為它快要死了，它就更加依賴殖民地半殖民地過活，決不容許任何殖民地半殖民地建立什麼資產階級專政的資本主義社會。正因為日本帝國主義陷在嚴重的經濟危機和政治危機的深坑之中，就是說，它快要死了，它就一定要打中國，一定要把中國變為殖民地，它就斷絕了中國建立資產階級專政和發展民族資產階級的路。
其次，是社會主義不容許。這個世界上，所有帝國主義都是我們的敵人，中國要獨立，決不能離開社會主義國家和國際無產階級的援助。這就是說，不能離開蘇聯的援助，不能離開日本和英、美、法、德、意各國無產階級在其本國進行反資本主義鬥爭的援助。雖然不能說，中國革命的勝利一定要在日本和英、美、法、德、意各國或其中一二國的革命勝利之後，但須加上它們的力量才能勝利，這是沒有疑義的。尤其是蘇聯的援助，是抗戰最後勝利決不可少的條件。拒絕蘇聯的援助，革命就要失敗，一九二七年以後反蘇運動的教訓，不是異常明顯的嗎？現在的世界，是處在革命和戰爭的新時代，是資本主義決然死滅和社會主義決然興盛的時代。在這種情形下，要在中國反帝反封建勝利之後，再建立資產階級專政的資本主義社會，豈非是完全的夢囈？
如果說，由於特殊條件(資產階級戰勝了希臘的侵略，無產階級的力量太薄弱)，在第一次帝國主義大戰和十月革命之後，還有過一個基馬爾式的小小的資產階級專政的土耳其，那末，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和蘇聯已經完成社會主義建設之後，就決不會再有一個土耳其，尤其決不容許有一個四億五千萬人口的土耳其。由於中國的特殊條件(資產階級的軟弱和妥協性，無產階級的強大和革命徹底性)，中國從來也沒有過土耳其的那種便宜事情。一九二七年中國第一次大革命失敗之後，中國的資產階級分子不是曾經高唱過什麼基馬爾主義嗎？然而中國的基馬爾在何處？中國的資產階級專政和資本主義社會又在何處呢？何況所謂基馬爾的土爾其，最後也不能不投入英法帝國主義的懷抱，一天一天變成了半殖民地，變成了帝國主義反動世界的一部分。處在今天的國際環境中，殖民地半殖民地的任何英雄好漢們，要就是站在帝國主義戰線方面，變為世界反革命力量的一部分；要就是站在反帝國主義戰線方面，變為世界革命力量的一部分。二者必居其一，其他的道路是沒有的。
依國內環境說，中國資產階級應該獲得了必要的教訓。中國資產階級，以大資產階級為首，在一九二七年的革命剛剛由於無產階級、農民和其他小資產階級的力量而得到勝利之際，他們就一腳踢開了這些人民大眾，獨佔革命的果實，而和帝國主義及封建勢力結成了反革命同盟，並且費了九牛二虎之力，舉行了十年的“剿共”戰爭。然而結果又怎麼樣呢？現在是當一個強大敵人深入國土、抗日戰爭已打了兩年之後，難道還想抄襲歐美資產階級已經過時了的老章程嗎？過去的“剿共十年”並沒有“剿”出什麼資產階級專政的資本主義社會，難道還想再來試一次嗎？不錯，“剿共十年”“剿”出了一個“一黨專政”，但這乃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專政。而在“剿共”四年(一九二七年至一九三一年的“九一八”)之後，就已經“剿”出了一個“滿洲國”；再加六年，至一九三七年，就把一個日本帝國主義“剿”進中國本部來了。如果有人還想從今日起，再“剿”十年，那就已經是新的“剿共”典型，同舊的多少有點區別。但是這種新的“剿共”事業，不是已經有人捷足先登、奮勇擔負起來了嗎？這個人就是汪精衛，他已經是大名鼎鼎的新式反共人物了。誰要加進他那一夥去，那是行的，但是什麼資產階級專政呀，資本主義社會呀，基馬爾主義呀，現代國家呀，一黨專政呀，一個主義呀，等等花腔，豈非更加不好意思唱了嗎？如果不入汪精衛一夥，要入抗日一夥，又想于抗日勝利之後，一腳踢開抗日人民，自己獨佔抗日成果，來一個“一黨專政萬歲”，又豈非近於做夢嗎？抗日，抗日，是誰之力？離了工人、農民和其他小資產階級，你就不能走動一步。誰還敢於去踢他們，誰就要變為粉碎，這又豈非成了常識範圍裏的東西了嗎？但是中國資產階級頑固派(我說的是頑固派)，二十年來，似乎並沒有得到什麼教訓。不見他們還在那裏高叫什麼“限共”、“溶共”、“反共”嗎？不見他們一個《限制異黨活動辦法》之後，再來一個《異黨問題處理辦法》，再來一個《處理異黨問題實施方案》嗎？好傢伙，這樣地“限制”和“處理”下去，不知他們準備置民族命運于何地，也不知他們準備置其自身于何地？我們誠心誠意地奉勸這些先生們，你們也應該睜開眼睛看一看中國和世界，看一看國內和國外，看一看現在是什麼樣子，不要再重複你們的錯誤了。再錯下去，民族命運固然遭殃，我看你們自己的事情也不大好辦。這是斷然的，一定的，確實的，中國資產階級頑固派如不覺悟，他們的事情是並不美妙的，他們將得到一個自尋死路的前途。所以我們希望中國的抗日統一戰線堅持下去，不是一家獨霸而是大家合作，把抗日的事業弄個勝利，才是上策，否則一概是下策。這是我們共產黨人的衷心勸告，“勿謂言之不預也”。
中國有一句老話：“有飯大家吃。”這是很有道理的。既然有敵大家打，就應該有飯大家吃，有事大家做，有書大家讀。那種“一人獨吞”、“人莫予獨”的派頭，不過是封建主的老戲法，拿到二十世紀四十年代來，到底是行不通的。
我們共產黨人對於一切革命的人們，是決不排斥的，我們將和所有願意抗日到底的階級、階層、政黨、政團以及個人，堅持統一戰線，實行長期合作。但人家要排斥共產黨，那是不行的；人家要分裂統一戰線，那是不行的。中國必須抗戰下去，團結下去，進步下去；誰要投降，要分裂，要倒退，我們是不能容忍的。
八 駁“左”傾空談主義
不走資產階級專政的資本主義的路，是否就可以走無產階級專政的社會主義的路呢？
也不可能。
沒有問題，現在是革命的第一步，將來要發展到第二步，發展到社會主義。中國也只有進到社會主義時代才是真正幸福的時代。但是現在還不是實行社會主義的時候。中國現在的革命任務是反帝反封建的任務，這個任務沒有完成以前，社會主義是談不到的。中國革命不能不做兩步走，第一步是新民主主義，第二步才是社會主義。而且第一步的時間是相當地長，決不是一朝一夕所能成就的。我們不是空想家，我們不能離開當前的實際條件。
有些惡意的宣傳家，故意混淆這兩個不同的革命階段，提倡所謂“一次革命論”，用以證明什麼革命都包舉在三民主義裏面了，共產主義就失去了存在的理由；用這種“理論”，起勁地反對共產主義和共產黨，反對八路軍新四軍和陝甘寧邊區。其目的，是想根本消滅任何革命，反對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徹底性，反對抗日的徹底性，而為投降日寇準備輿論。這種情形，是日本帝國主義有計劃地造成的。因為日本帝國主義在佔領武漢後，知道單用武力不能屈服中國，乃著手於政治進攻和經濟引誘。所謂政治進攻，就是在抗日陣線中誘惑動搖分子，分裂統一戰線，破壞國共合作。所謂經濟引誘，就是所謂“合辦實業”。在華中華南，日寇允許中國資本家投資百分之五十一，日資占百分之四十九；在華北，日寇允許中國資本家投資百分之四十九，日資占百分之五十一。日寇並允許將各中國資本家原有產業，發還他們，折合計算，充作資本。這樣一來，一些喪盡天良的資本家，就見利忘義，躍躍欲試。一部分資本家，以汪精衛為代表，已經投降了。再一部分資本家，躲在抗日陣線內的，也想跑去。但是他們做賊心虛，怕共產黨阻擋他們的去路，更怕老百姓罵漢奸。於是打夥兒地開了個會，決議：事先要在文化界輿論界準備一下。計策已定，事不宜遲，於是雇上幾個玄學鬼，再加上幾名托落茨基，搖動筆桿槍，就亂喚亂叫、亂打亂刺了一頓。於是什麼“一次革命論”呀，共產主義不適合中國國情呀，共產黨在中國沒有存在之必要呀，八路軍新四軍破壞抗日、遊而不擊呀，陝甘寧邊區是封建割據呀，共產黨不聽話、不統一、有陰謀、要搗亂呀，來這麼一套，騙那些不知世事的人，以便時機一到，資本家們就很有理由地去拿百分之四十九或百分之五十一，而把全民族的利益一概賣給敵人。這個叫做偷樑換柱，實行投降之前的思想準備或輿論準備。這班先生們，像煞有介事地提倡“一次革命論”，反對共產主義和共產黨，卻原來不為別的，專為百分之四十九或百分之五十一，其用心亦良苦矣。“一次革命論”者，不要革命論者也，這就是問題的本質。
但是還有另外一些人，他們似乎並無惡意，也迷惑於所謂“一次革命論”，迷惑於所謂“舉政治革命與社會革命畢其功於一役”的純主觀的想頭；而不知革命有階段之分，只能由一個革命到另一個革命，無所謂“畢其功於一役”。這種觀點，混淆革命的步驟，降低對於當前任務的努力，也是很有害的。如果說，兩個革命階段中，第一個為第二個準備條件，而兩個階段必須銜接，不容橫插一個資產階級專政的階段，這是正確的。這是馬克思主義的革命發展論。如果說，民主革命沒有自己的一定任務，沒有自己的一定時間，而可以把只能在另一個時間去完成的任務，例如社會主義的任務，合併在民主主義任務上面去完成，這個叫做“畢其功於一役”，那就是空想，而為真正的革命者所不取。
九 駁頑固派
於是資產階級頑固派就跑出來說：好，你們共產黨既然把社會主義制度推到後一個階段去了，你們既然又宣稱“三民主義為中國今日之必需，本黨願為其徹底實現而奮鬥”，那末，就把共產主義暫時收起來好了。這種議論，在所謂“一個主義 ”的標題之下，已經變成了狂妄的叫囂。這種叫囂，其本質就是頑固分子們的資產階級專制主義。但為了客氣一點，叫它作毫無常識，也是可以的。
共產主義是無產階級的整個思想體系，同時又是一種新的社會制度。這種思想體系和社會制度，是區別於任何別的思想體系和任何別的社會制度的，是自有人類歷史以來，最完全最進步最革命最合理的。封建主義的思想體系和社會制度，是進了歷史博物館的東西了。資本主義的思想體系和社會制度，已有一部分進了博物館(在蘇聯)；其餘部分，也已“日薄西山，氣息奄奄，人命危淺，朝不慮夕”，快進博物館了。惟獨共產主義磅?於全世界，而葆其美妙之青春。中國自有科學的共產主義以來，人們的眼界是提高了，中國革命也改變了面目。中國的民主革命，沒有共產主義去指導是決不能成功的，更不必說革命的後一階段了。這也就是資產階級頑固派為什麼要那樣叫囂和要求“收起”它的原因。其實，這是“收起”不得的，一收起，中國就會亡國。現在的世界，依靠共產主義做救星；現在的中國，也正是這樣。
誰人不知，關於社會制度的主張，共產黨是有現在的綱領和將來的綱領，或最低綱領和最高綱領兩部分的。在現在，新民主主義，在將來，社會主義，這是有機構成的兩部分，而為整個共產主義思想體系所指導的。因為共產黨的最低綱領和三民主義的政治原則基本上相同，就狂叫“收起”共產主義，豈非荒謬絕倫之至？在共產黨人，正因三民主義的政治原則有和自己的最低綱領基本上相同之點，所以才有可能承認“三民主義為抗日統一戰線的政治基礎”，才有可能承認“三民主義為中國今日之必需，本黨願為其徹底實現而奮鬥”，否則就沒有這種可能了。這是共產主義和三民主義在民主革命階段上的統一戰線，孫中山所謂“共產主義是三民主義的好朋友”，也正是指的這種統一戰線。否認共產主義，實際上就是否認統一戰線。頑固派也正是要奉行其一黨主義，否認統一戰線，才造出那些否認共產主義的荒謬說法來。
“一個主義”也不通。在階級存在的條件下，有多少階級就有多少主義，甚至一個階級的各個集團中還各有各的主義。現在封建階級有封建主義，資產階級有資本主義，佛教徒有佛教主義，基督徒有基督主義，農民有多神主義，近年還有人提倡什麼基馬爾主義，法西斯主義，唯生主義，“按勞分配主義”，為什麼無產階級不可以有一個共產主義呢？既然是數不清的主義，為什麼見了共產主義就高叫“收起”呢？講實在話，“收起”是不行的，還是比賽吧。誰把共產主義比輸了，我們共產黨人自認晦氣。如若不然，那所謂“一個主義”的反民權主義作風，還是早些“收起”吧！
為了免除誤會，並使頑固派開開眼界起見，關於三民主義和共產主義的異同，有清楚指明之必要。
三民主義和共產主義兩個主義比較起來，有相同的部分，也有不同的部分。
第一，相同部分。這就是兩個主義在中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階段上的基本政綱。一九二四年孫中山重新解釋的三民主義中的革命的民族主義、民權主義和民生主義這三個政治原則，同共產主義在中國民主革命階段的政綱，基本上是相同的。由於這些相同，並由於三民主義見之實行，就有兩個主義兩個黨的統一戰線。忽視這一方面，是錯誤的。
第二，不同部分。則有：(一)民主革命階段上一部分綱領的不相同。共產主義的全部民主革命政綱中有徹底實現人民權力、八小時工作制和徹底的土地革命綱領，三民主義則沒有這些部分。如果它不補足這些，並且準備實行起來，那對於民主政綱就只是基本上相同，不能說完全相同。(二)有無社會主義革命階段的不同。共產主義於民主革命階段之外，還有一個最高綱領，即實現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制度的綱領。三民主義則只有民主革命階段，沒有社會主義革命階段，因此它就只有最低綱領，沒有最高綱領，即沒有建立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社會制度的綱領。(三)宇宙觀的不同。共產主義的宇宙觀是辯證唯物論和歷史唯物論，三民主義的宇宙觀則是所謂民生史觀，實質上是二元論或唯心論，二者是相反的。(四)革命徹底性的不同。共產主義者是理論和實踐一致的，即有革命徹底性。三民主義者除了那些最忠實於革命和真理的人們之外，是理論和實踐不一致的，講的和做的互相矛盾，即沒有革命徹底性。上述這些，都是兩者的不同部分。由於這些不同，共產主義者和三民主義者之間就有了差別。忽視這種差別，只看見統一方面，不看見矛盾方面，無疑是非常錯誤的。
明白了這些之後，就可以明白，資產階級頑固派要求“收起”共產主義，這是什麼意思呢？不是資產階級的專制主義，就是毫無常識了。
十 舊三民主義和新三民主義
資產階級頑固派完全不知道歷史的變化，其知識的貧乏幾等於零。他們既不知道共產主義和三民主義的區別，也不知道新三民主義和舊三民主義的區別。
我們共產黨人承認“三民主義為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政治基礎”，承認“三民主義為中國今日之必需，本黨願為其徹底實現而奮鬥”，承認共產主義的最低綱領和三民主義的政治原則基本上相同。但是這種三民主義是什麼三民主義呢？這種三民主義不是任何別的三民主義，乃是孫中山先生在《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中所重新解釋的三民主義。我願頑固派先生們，于其“限共”、“溶共”、“反共”等工作洋洋得意之餘，也去翻閱一下這個宣言。原來孫中山先生在這個宣言中說道：“國民黨之三民主義，其真釋具如此。”就可知只有這種三民主義，才是真三民主義，其他都是偽三民主義。只有《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裏對於三民主義的解釋才是“真釋”，其他一切都是偽釋。這大概不是共產黨“造謠”吧，這篇宣言的通過，我和很多的國民黨員都是親眼看見的。
這篇宣言，區分了三民主義的兩個歷史時代。在這以前，三民主義是舊範疇的三民主義，是舊的半殖民地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三民主義，是舊民主主義的三民主義，是舊三民主義。
在這以後，三民主義是新範疇的三民主義，是新的半殖民地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三民主義，是新民主主義的三民主義，是新三民主義。只有這種三民主義，才是新時期的革命的三民主義。
這種新時期的革命的三民主義，新三民主義或真三民主義，是聯俄、聯共、扶助農工三大政策的三民主義。沒有三大政策，或三大政策缺一，在新時期中，就都是偽三民主義，或半三民主義。
第一，革命的三民主義，新三民主義，或真三民主義，必須是聯俄的三民主義。現在的事情非常明白，如果沒有聯俄政策，不同社會主義國家聯合，那就必然是聯帝政策，必然同帝國主義聯合。不見一九二七年之後，就已經有過這種情形嗎？社會主義的蘇聯和帝國主義之間的鬥爭一經進一步尖銳化，中國不站在這方面，就站在那方面，這是必然的趨勢。難道不可以不偏不倚嗎？這是夢想。全地球都要捲進這兩個戰線中去，在今後的世界中，“中立”只是騙人的名詞。何況中國是同一個深入國土的帝國主義奮鬥，沒有蘇聯幫助，就休想最後勝利。如果舍聯俄而聯帝，那就必須將“革命”二字取消，變成反動的三民主義。歸根結底，沒有“中立”的三民主義，只有革命的或反革命的三民主義。如果照汪精衛從前的話，來一個“夾攻中的奮鬥”，來一個“夾攻中奮鬥”的三民主義，豈不勇矣哉？但可惜連發明人汪精衛也放棄(或“收起”)了這種三民主義，他現在改取了聯帝的三民主義。如果說帝亦有東帝西帝之分，他聯的是東帝，我和他相反，聯一批西帝，東向而擊，又豈不革命矣哉？但無如西帝們要反蘇反共，你聯它們，它們就要請你北向而擊，你革命也革不成。所有這些情形，就規定了革命的三民主義，新三民主義，或真三民主義，必須是聯俄的三民主義，決不能是同帝國主義聯合反俄的三民主義。
第二，革命的三民主義，新三民主義或真三民主義，必須是聯共的三民主義。如不聯共，就要反共。反共是日本帝國主義和汪精衛的政策，你也要反共，那很好，他們就請你加入他們的反共公司。但這豈非有點當漢奸的嫌疑嗎？我不跟日本走，單跟別國走。那也滑稽。不管你跟誰走，只要反共，你就是漢奸，因為你不能再抗日。我獨立反共。那是夢話。豈有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好漢們，能夠不靠帝國主義之力，幹得出如此反革命大事嗎？昔日差不多動員了全世界帝國主義的氣力反了十年之久還沒有反了的共，今日忽能“獨立”反之嗎？聽說外邊某些人有這麼一句話：“反共好，反不了。”如果傳言非虛，那末，這句話只有一半是錯的，“反共”有什麼“好”呢？卻有一半是對的，“反共”真的“反不了”。其原因，基本上不在於“共”而在於老百姓，因為老百姓歡喜“共”，卻不歡喜“反”。老百姓是決不容情的，在一個民族敵人深入國土之時，你要反共，他們就要了你的命。這是一定的，誰要反共誰就要準備變成齏粉。如果沒有決心準備變自己為齏粉的話，那就確實以不反為妙。這是我們向一切反共英雄們的誠懇的勸告。因之清楚而又清楚，今日的三民主義，必須是聯共的三民主義，否則，三民主義就要滅亡。這是三民主義的存亡問題。聯共則三民主義存，反共則三民主義亡，誰能證明其不然呢？
第三，革命的三民主義，新三民主義，或真三民主義，必須是農工政策的三民主義。不要農工政策，不真心實意地扶助農工，不實行《總理遺囑》上的“喚起民眾”，那就是準備革命失敗，也就是準備自己失敗。史達林說：“所謂民族問題，實質上就是農民問題。”這就是說，中國的革命實質上是農民革命，現在的抗日，實質上是農民的抗日。新民主主義的政治，實質上就是授權給農民。新三民主義，真三民主義，實質上就是農民革命主義。大眾文化，實質上就是提高農民文化。抗日戰爭，實質上就是農民戰爭。現在是“上山主義”的時候，大家開會、辦事、上課、出報、著書、演劇，都在山頭上，實質上都是為的農民。抗日的一切，生活的一切，實質上都是農民所給。說“實質上”，就是說基本上，並非忽視其他部分，這是史達林自己解釋過了的。中國有百分之八十的人口是農民，這是小學生的常識。因此農民問題，就成了中國革命的基本問題，農民的力量，是中國革命的主要力量。農民之外，中國人口中的第二個部分就是工人。中國有產業工人數百萬，有手工業工人和農業工人數千萬。沒有各種工業工人，中國就不能生活，因為他們是工業經濟的生產者。沒有近代工業工人階級，革命就不能勝利，因為他們是中國革命的領導者，他們最富於革命性。在這種情形下，革命的三民主義，新三民主義或真三民主義，必然是農工政策的三民主義。如果有什麼一種三民主義，它是沒有農工政策的，它是並不真心實意扶助農工，並不實行“喚起民眾”的，那就一定會滅亡。
由此可知，離開聯俄、聯共、扶助農工三大政策的三民主義是沒有前途的。一切有良心的三民主義者，必須認真地考慮到這點。
這種三大政策的三民主義，革命的三民主義，新三民主義，真三民主義，是新民主主義的三民主義，是舊三民主義的發展，是孫中山先生的大功勞，是在中國革命作為社會主義世界革命一部分的時代產生的。只有這種三民主義，中國共產黨才稱之為“中國今日之必需”，才宣佈“願為其徹底實現而奮鬥”。只有這種三民主義，才和中國共產黨在民主革命階段中的政綱，即其最低綱領，基本上相同。
至於舊三民主義，那是中國革命舊時期的產物。那時的俄國是帝國主義的俄國，當然不能有聯俄政策；那時國內也沒有共產黨，當然不能有聯共政策；那時工農運動也沒有充分顯露自己在政治上的重要性，尚不為人們所注意，當然就沒有聯合工農的政策。因此，一九二四年國民黨改組以前的三民主義，乃是舊範疇的三民主義，乃是過時了的三民主義。如不把它發展到新三民主義，國民黨就不能前進。聰明的孫中山看到了這一點，得了蘇聯和中國共產黨的助力，把三民主義重新作了解釋，遂獲得了新的歷史特點，建立了三民主義同共產主義的統一戰線，建立了第一次國共合作，取得了全國人民的同情，舉行了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的革命。
舊三民主義在舊時期內是革命的，它反映了舊時期的歷史特點。但如果在新時期內，在新三民主義已經建立之後，還要翻那老套；在有了社會主義國家以後，要反對聯俄；在有了共產黨之後，要反對聯共；在工農已經覺悟並顯示了自己的政治威力之後，要反對農工政策；那末，它就是不識時務的反動的東西了。一九二七年以後的反動，就是這種不識時務的結果。語曰：“識時務者為俊傑。”我願今日的三民主義者記取此語。
如果是舊範疇的三民主義，那就同共產主義的最低綱領沒有什麼基本上相同之點，因為它是舊時期的，是過了時的。如果有什麼一種三民主義，它要反俄、反共、反農工，那就是反動的三民主義，它不但和共產主義的最低綱領沒有絲毫相同之點，而且是共產主義的敵人，一切都談不上。這也是三民主義者應該慎重地考慮一番的。
但是無論如何，在反帝反封建的任務沒有基本上完成以前，新三民主義是不會被一切有良心的人們放棄的。放棄它的只是那些汪精衛、李精衛之流。汪精衛、李精衛們儘管起勁地幹什麼反俄、反共、反農工的偽三民主義，自會有一班有良心的有正義感的人們繼續擁護孫中山的真三民主義。如果說，一九二七年反動之後，還有許多真三民主義者繼續為中國革命而奮鬥，那末，在一個民族敵人深入國土的今天，這種人無疑將是成千上萬的。我們共產黨人將始終和一切真誠的三民主義者實行長期合作，除了漢奸和那班至死不變的反共分子外，我們是決不拋棄任何友人的。
一一 新民主主義的文化
上面，我們說明了中國政治在新時期中的歷史特點，說明了新民主主義共和國問題。下面，我們就可以進到文化問題了。
一定的文化是一定社會的政治和經濟在觀念形態上的反映。在中國，有帝國主義文化，這是反映帝國主義在政治上經濟上統治或半統治中國的東西。這一部分文化，除了帝國主義在中國直接辦理的文化機關之外，還有一些無恥的中國人也在提倡。一切包含奴化思想的文化，都屬於這一類。在中國，又有半封建文化，這是反映半封建政治和半封建經濟的東西，凡屬主張尊孔讀經、提倡舊禮教舊思想、反對新文化新思想的人們，都是這類文化的代表。帝國主義文化和半封建文化是非常親熱的兩兄弟，他們結成文化上的反動同盟，反對中國的新文化。這類反動文化是替帝國主義和封建階級服務的，是應該被打倒的東西。不把這種東西打倒，什麼新文化都是建立不起來的。不破不立，不塞不流，不止不行，它們之間的鬥爭是生死鬥爭。
至於新文化，則是在觀念形態上反映新政治新經濟的東西，是替新政治新經濟服務的。
如我們在第三節中已經提過的話，中國自從發生了資本主義經濟以來，中國社會就逐漸改變了性質，它不是完全的封建社會了，變成了半封建社會，雖然封建經濟還是佔優勢。這種資本主義經濟，對於封建經濟來說，它是新經濟。同這種資本主義新經濟同時發生和發展著的新政治力量，就是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的政治力量。而在觀念形態上作為這種新的經濟力量和新的政治力量之反映並為它們服務的東西，就是新文化。沒有資本主義經濟，沒有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沒有這些階級的政治力量，所謂新的觀念形態，所謂新文化，是無從發生的。
新的政治力量，新的經濟力量，新的文化力量，都是中國的革命力量，它們是反對舊政治舊經濟舊文化的。。這些舊東西是由兩部分合成的，一部分是中國自己的半封建的政治經濟文化，另一部分是帝國主義的政治經濟文化，而以後者為盟主。所有這些，都是壞東西，都是應該徹底破壞的。中國社會的新舊鬥爭，就是人民大眾(各革命階級)的新勢力和帝國主義及封建階級的舊勢力之間的鬥爭。這種鬥爭的時間，從鴉片戰爭算起，已經整整一百年了；從辛亥革命算起，也有了差不多三十年了。
但是如前所說，革命亦有新舊之分，在某一歷史時期是新的東西，在另一歷史時期就變為舊的了。在中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一百年中，分為前八十年和後二十年兩個大段落。這兩大段落中，各有一個基本的帶歷史性質的特點，即在前八十年中，中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是屬於舊範疇的；而在後二十年，由於國際國內政治形勢的變化，便屬於新範疇了。舊民主主義----前八十年的特點。新民主主義----後二十年的特點。這種區別，在政治上如此，在文化上也是如此。
在文化上如何表現這種區別呢？這就是我們要在下面說明的問題。
一二 中國文化革命的歷史特點
在中國文化戰線或思想戰線上，“五四”以前和“五四”以後，構成力兩個不同的歷史時期。
在“五四”以前，中國文化戰線上的鬥爭，是資產階級的新文化和封建階級的舊文化的鬥爭。在“五四”以前，學校與科舉之爭，西學與中學之爭，都帶著這種性質。那時的所謂學校、新學、西學，基本上都是資產階級代表們所需要的自然科學和資產階級的社會政治學說(說基本上，是說那中間還夾雜了許多中國的封建遺毒在內)。在當時，這種所謂新學的思想，有同中國封建思想作鬥爭的革命作用，是替舊時期的中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服務的。可是，因為中國資產階級的無力和世界已經進到帝國主義時代，這種資產階級思想只能上陣打幾個回合，就被外國帝國主義的奴化思想和中國封建主義的復古思想的反動同盟所打退了，被這個思想上的反動同盟軍稍稍一反攻，所謂新學，就偃旗息鼓，宣告退卻，失了靈魂，而只剩下它的軀殼了。舊的資產階級民主主義文化，在帝國主義時代，已經腐化，已經無力了，它的失敗是必然的。
“五四”以後則不然。在“五四”以後，中國產生力完全嶄新的文化生力軍，這就是中國共產黨人所領導的共產主義的文化思想，即共產主義的宇宙觀和社會革命論。五四運動是在一九一九年，中國共產黨的成立和勞動運動的真正開始是在一九二一年，均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和十月革命之後，即在民族問題和殖民地革命運動在世界改變了過去面貌之時，在這裏中國革命和世界革命的聯繫，是非常之顯然的。由於中國政治生力軍即中國無產階級和中國共產黨登上了中國的政治舞臺，這個文化生力軍，就以新的裝束和新的武器，聯合一切可能的同盟軍，擺開了自己的陣勢，向著帝國主義文化和封建文化展開了英勇的進攻。這支生力軍在社會科學領域和文學藝術領域中，不論在哲學方面，在經濟學方面，在政治學方面，在軍事學方面，在歷史學方面，在文學方面，在藝術方面(又不論是戲劇，是電影，是音樂，是雕刻，是繪畫)，都有了極大的發展。二十年來，這個文化新軍的鋒芒所向，從思想到形式(文字等)，無不起了極大的革命。其聲勢之浩大，威力之猛烈，簡直是所向無敵的。其動員之廣大，超過中國任何歷史時代。而魯迅，就是這個文化新軍的最偉大和最英勇的旗手。魯迅是中國文化革命的主將，他不但是偉大的文學家，而且是偉大的思想家和偉大的革命軍。魯迅的骨頭是最硬的，他沒有絲毫的奴顏和媚骨，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寶貴的性格。魯迅是在文化戰線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數，向著敵人衝鋒陷陣的最正確、最勇敢、最堅決、最忠實、最熱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魯迅的方向，就是中華民族新文化的方向。
在“五四”以前，中國的新文化，是舊民主主義性質的文化，屬於世界資產階級的資本主義的文化革命的一部分。在“五四”以後，中國的新文化，卻是新民主主義性質的文化，屬於世界無產階級的社會主義的文化革命的一部分。
在“五四”以前，中國的新文化運動，中國的文化革命，是資產階級領導的，他們還有領導作用。在“五四”以後，這個階級的文化思想卻比較它的政治上的東西還要落後，就絕無領導作用，至多在革命時期在一定程度上充當一個盟員，至於盟長資格，就不得不落在無產階級文化思想的肩上。這是鐵一般的事實，誰也否認不了的。
所謂新民主主義的文化，就是人民大眾反帝反封建的文化；在今日，就是抗日統一戰線的文化。這種文化，只能由無產階級的文化思想即共產主義思想去領導，任何別的階級的文化思想都是不能領導了的。所謂新民主主義的文化，一句話，就是無產階級領導的人民大眾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化。
一三 四個時期
文化革命是在觀念形態上反映政治革命和經濟革命，並為它們服務的。在中國，文化革命，和政治革命同樣，有一個統一戰線。
這種文化革命的統一戰線，二十年來，分為四個時期。第一個時期是一九一九年到一九二一年的兩年，第二個時期是一九二一年到一九二七年的六年，第三個時期是一九二七年到一九三七年的十年，第四個時期是一九三七年到現在的三年。
第一個時期是一九一九年五四運動到一九二一年中國共產黨成立。這一時期中以五四運動為主要的標誌。
五四運動是反帝國主義的運動，又是反封建的運動。五四運動的傑出的歷史意義，在於它帶著為辛亥革命還不曾有的姿態，這就是徹底地不妥協地反帝國主義和徹底地不妥協地反封建主義。五四運動所以具有這種性質，是在當時中國的資本主義經濟已有進一步的發展，當時中國的革命知識份子眼見得俄、德、奧三大帝國主義國家已經瓦解，英、法兩大帝國主義國家已經受傷，而俄國無產階級已經建立了社會主義國家，德、奧(匈牙利)、意三國無產階級在革命中，因而發生了中國民族解放的新希望。五四運動是在當時世界革命號召之下，是在俄國革命號召之下，是在列寧號召之下發生的。五四運動是當時無產階級世界革命的一部分。五四運動時期雖然還沒有中國共產黨，但是已經有了大批的贊成俄國革命的具有初步共產主義思想的知識份子。五四運動，在其開始，是共產主義的知識份子、革命的小資產階級知識份子和資產階級知識份子(他們是當時運動中的右翼)三部分人的統一戰線的革命運動。它的弱點，就在只限于知識份子，沒有工人農民參加。但發展到六三運動時，就不但是知識份子，而且有廣大的無產階級、小資產階級和資產階級參加，成了全國範圍的革命運動了。五四運動所進行的文化革命則是徹底地反對封建文化的運動，自有中國歷史以來，還沒有過這樣偉大而徹底的文化革命。當時以反對舊道德提倡新道德、反對舊文學提倡新文學為文化革命的兩大旗幟，立下了偉大的功勞。這個文化運動，當時還沒有可能普及到工農群眾中去。它提出了“平民文學”口號，但是當時的所謂“平民”，實際上還只能限於城市小資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知識份子，即所謂市民階級的知識份子。五四運動是在思想上和幹部上準備了一九二一年中國共產黨的成立，又準備了五卅運動和北伐戰爭。當時的資產階級知識份子，是五四運動的右翼，到了第二個時期，他們中間的大部分就和敵人妥協，站在反動方面了。
第二個時期，以中國共產黨的成立和五卅運動、北伐戰爭為標誌，繼續了並發展了五四運動時三個階級的統一戰線，吸引了農民階級加入，並且在政治上形成了這個各階級的統一戰線，這就是第一次國共兩黨的合作。孫中山先生之所以偉大，不但因為他領導了偉大的辛亥革命(雖然是舊時期的民主革命)，而且因為他能夠“適乎世界之潮流，合乎人群之需要”，提出了聯俄、聯共、扶助農工三大革命政策，對三民主義作了新的解釋，樹立了三大政策的新三民主義。在這以前，三民主義是和教育界、學術界、青年界沒有多大聯繫的，因為它沒有提出反帝國主義的口號，也沒有提出反封建社會制度和反封建文化思想的口號。在這以前，它是舊三民主義，這種三民主義是被人們看成為一部分人為了奪取政府權力，即是說為了做官，而臨時應用的旗幟，看成為純粹政治活動的旗幟。在這以後，出現了三大政策的新三民主義。由於國共兩黨的合作，由於兩党革命黨員的努力，這種新三民主義便被推廣到全中國，推廣到了一部分教育界、學術界和廣大青年學生之中。這完全是因為原來的三民主義發展成為反帝反封建的三大政策的新民主主義的三民主義之故；沒有這一發展，三民主義思想的傳播是不可能的。
在這一時期中，這種革命的三民主義，成了國共兩黨和各個革命階級的統一戰線的政治基礎，“共產主義是三民主義的好朋友”。兩個主義結成了統一戰線。以階級論，則是無產階級、農民階級、城市小資產階級、資產階級的統一戰線。那時，以共產黨的《嚮導週報》，國民黨的上海《民國日報》及各地報紙為陣地，曾經共同宣傳了反帝國主義的主張，共同反對了尊孔讀經的封建教育，共同反對了封建古裝的舊文學和文言文，提倡了以反帝反封建為內容的新文學和白話文。在廣東戰爭和北伐戰爭中，曾經在中國軍隊中灌輸了反帝反封建的思想，改造了中國的軍隊。在千百萬農民群眾中，提出了打倒貪官污吏打倒土豪劣紳的口號，掀起了偉大的農民革命鬥爭。由於這些，再由於蘇聯的援助，就取得了北伐的勝利。但是大資產階級一經爬上了政權，就立即結束了這次革命，轉入了新的政治局面。
第三個時期是一九二七年至一九三七年的新的革命時期。因為在前一時期的末期，革命營壘中發生了變化，中國大資產階級轉到了帝國主義和封建勢力的反革命營壘，民族資產階級也附和了大資產階級，革命營壘中原有的四個階級，這時只剩下了三個，剩下了無產階級、農民階級和其他小資產階級(包括革命知識份子)，所以這時候，中國革命就不得不進入一個新的時期，而由中國共產黨單獨地領導群眾進行這個革命。這一時期，是一方面反革命的“圍剿”，又一方面革命深入的時期。這時有兩種反革命的“圍剿”：軍事“圍剿”和文化“圍剿”。也有兩種革命深入：農村革命深入和文化革命深入。這兩種“圍剿”，在帝國主義策動之下，曾經動員了全中國和全世界的反革命力量，其時間延長至十年之久，其殘酷是舉世未有的，殺戮了幾十萬共產黨員和青年學生，摧殘了幾百萬工人農民。從當事者看來，似乎以為共產主義和共產黨是一定可以“剿盡殺絕”的了。但結果卻相反，兩種“圍剿”都慘敗了。作為軍事“圍剿”的結果的東西，是紅軍的北上抗日；作為文化“圍剿”的結果的東西，是一九三五年“一二九”青年革命運動的爆發。而作為這兩種“圍剿”之共同結果的東西，則是全國人民的覺悟。這三者都是積極的結果。其中最奇怪的，是共產黨在國民黨統治區域內的一切文化機關中處於毫無抵抗力的地位，為什麼文化“圍剿”也一敗塗地了？這還不可以深長思之嗎？而共產主義者的魯迅，卻正在這一“圍剿”中成了中國文化革命的偉人。
反革命“圍剿”的消極的結果，則是日本帝國主義打進來了。這就是為什麼全國人民至今還是非常痛恨那十年反共的最大原因。
這一時期的鬥爭，在革命方面，是堅持了人民大眾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義和新三民主義；在反革命方面，則是在帝國主義指揮下的地主階級和大資產階級聯盟的專制主義。這種專制主義，在政治上，在文化上，腰斬了孫中山的三大政策，腰斬了他的新三民主義，造成了中華民族的深重的災難。
第四個時期就是現在的抗日戰爭時期。在中國革命的曲線運動中，又來了一次四個階級的統一戰線，但是範圍更放大了，上層階級包括了很多統治者，中層階級包括了民族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下層階級包括了一切無產者，全國各階層都成了盟員，堅決地反抗了日本帝國主義。這個時期的第一階段，是在武漢失陷以前。這時全國各方面是欣欣向榮的，政治上有民主化的趨勢，文化上有較普遍的動員。武漢失陷以後，為第二階段，政治情況發生了許多變化，大資產階級的一部分，投降了敵人，其另一部分也想早日結束抗戰。在文化方面，反映這種情況，就出現了葉青、張君勵等人的反動和言論出版的不自由。
為了克服這種危機，必須同一切反抗戰、反團結、反進步的思想進行堅決的鬥爭，不擊破這些反動思想，抗戰的勝利是無望的。這一鬥爭的前途如何？這是全國人民心目中的大問題。依據國內國際條件，不論抗戰路程上有多少困難，中國人民總是要勝利的。全部中國史中，五四運動以後二十年的進步，不但賽過了以前的八十年，簡直賽過了以前的幾千年。假如再有二十年的工夫，中國的進步將到何地，不是可以想到的嗎？一切內外黑暗勢力的猖獗，造成了民族的災難；但是這種猖獗，不但表示了這些黑暗勢力的還有力量，而且表示了它們的最後掙扎，表示了人民大眾逐漸接近了勝利。這在中國是如此，在整個東方也是如此，在世界也是如此。
一四 文化性質問題上的偏向
一切新的東西都是從艱苦奮鬥中鍛煉出來的。新文化也是這樣，二十年中有三個曲折，走了一個“之”字，一切好的壞的東西都考驗出來了。
資產階級頑固派，在文化問題上，和他們在政權問題上一樣，是完全錯誤的。他們不知道中國新時期的歷史特點，他們不承認人民大眾的新民主主義的文化。他們的出發點是資產階級專制主義，在文化上就是資產階級的文化專制主義。一部分所謂歐美派的文化人(我說的是一部分)，他們曾經實際贊助過國民黨政府的文化“剿共”，現在似乎又在贊助什麼“限共”、“溶共”政策。他們不願工農在政治上抬頭，也不願工農在文化上抬頭。資產階級頑固派的這條文化專制主義的路是走不通的，它同政權問題一樣，沒有國內國際的條件。因此，這種文化專制主義，也還是“收起”為妙。
當作國民文化的方針來說，居於指導地位的是共產主義的思想，並且我們應當努力在工人階級中宣傳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並適當地有步驟地用社會主義教育農民及其他群眾。但整個的國民文化，現在也還不是社會主義的。
新民主主義的政治、經濟、文化，由於其都是無產階級領導的緣故，就都具有社會主義的因素，並且不是普通的因素，而是起決定作用的因素。但是就整個政治情況、整個經濟情況和整個文化情況說來，卻還不是社會主義的，而是新民主主義的。因為在現階段革命的基本任務主要地是反對外國的帝國主義和本國的封建主義，是資產階級民主主義的革命，還不是以推翻資本主義為目標的社會主義的革命。就國民文化領域來說，如果以為現在的整個國民文化就是或應該是社會主義的國民文化，這是不對的。這是把共產主義思想體系的宣傳，當作了當前行動綱領的實踐；把用共產主義的立場和方法去觀察問題、研究學問、處理工作、訓練幹部，當作了中國民主國民階段上整個的國民教育和國民文化的方針。以社會主義為內容的國民文化必須是反映社會主義的政治和經濟的。我們在政治上經濟上有社會主義的因素，反映到我們的國民文化也有社會主義的因素；但就整個社會來說，我們現在還沒有形成這種整個的社會主義的政治和經濟，所以還不能有這種整個的社會主義的國民文化。由於現時的中國革命是世界無產階級社會主義革命的一部分，因而現時的中國新文化也是世界無產階級社會主義新文化的一部分，是它的一個偉大的同盟軍；這種一部分，雖則包含社會主義文化的重大因素，但是就整個國民文化來說，還不是完全以社會主義文化的資格去參加，而是以人民大眾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義文化的資格去參加的。由於現時中國革命不能離開中國無產階級的領導，因而現時的中國新文化也不能離開中國無產階級文化思想的領導，即不能離開共產主義思想的領導。但是這種領導，在現階段是領導人民大眾去作反帝反封建的政治革命和文化革命，所以現在整個新的國民文化的內容還是新民主主義的，不是社會主義的。
在現時，毫無疑義，應該擴大共產主義思想的宣傳，加緊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學習，沒有這種宣傳和學習，不但不能引導中國革命到將來的社會主義階段上去，而且也不能指導現時的民主革命達到勝利。但是我們既應把對於共產主義的思想體系會社會制度的宣傳，同對於新民主主義的行動綱領的實踐區別開來；又應把作為觀察問題、研究學問、處理工作、訓練幹部的共產主義的理論會方法，同作為整個國民文化的新民主主義的方針區別開來。把二者混為一談，無疑是很不適當的。
由此可知，現階段上中國新的國民文化的內容，既不是資產階級的文化專制主義，又不是單純的無產階級的社會主義，而是以無產階級社會主義文化思想為領導的人民大眾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義。
一五 民族的科學的大眾的文化
這種新民主主義的文化是民族的。它是反對帝國主義壓迫，主張中華民族的尊嚴和獨立的。它是我們這個民族的，帶有我們民族的特性。它同一切別的民族的社會主義文化和新民主主義文化相聯合，建立互相吸收和互相發展的關係，共同形成世界的新文化；但是決不能和任何別的民族的帝國主義反動文化相聯合，因為我們的文化是革命的民族文化。中國應該大量吸收外國的進步文化，作為自己文化食糧的原料,這種工作過去還做得很不夠。這不但是當前的社會主義文化和新民主主義文化，還有外國的古代文化，例如各資本主義國家啟蒙時代的文化，凡屬我們今天用得著的東西，都應該吸收。但是一切外國的東西，如同我們對於食物一樣，必須經過自己的口腔咀嚼和胃腸運動，送進唾液胃液腸液，把它分解為精華和糟粕兩部分，然後排泄其糟粕，吸收其精華，才能對我們的身體有益，決不能生吞活剝地毫無批判地吸收。所謂“全盤西化”的主張，乃是一種錯誤的觀點。形式主義地吸收外國的東西，在中國過去是吃過大虧的。中國共產主義者對於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應用也是這樣，必須將馬克思 主義的普遍真理和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完全地恰當地統一起來，就是說，和民族的特點相結合，經過一定的民族形式，才有用處，決不能主觀地公式的應用它。公式的馬克思主義者，只是對於馬克思主義和中國革命開玩笑，在中國革命隊伍中是沒有他們的位置的。中國文化應有自己的形式，這就是民族形式。民族的形式。新民主主義的內容----這就是我們今天的新文化。
這種新民主主義的文化是科學的。它是反對一切封建思想和迷信思想，主張實事求是，主張客觀真理，主張理論和實踐一致的。在這點上，中國無產階級的科學思想能夠和中國還有進步性的資產階級的唯物論者和自然科學家，建立反帝反封建反迷信的統一戰線；但是決不能和任何反動的唯心論建立統一戰線。共產黨員可以和某些唯心論者甚至宗教徒建立在行動上的反帝反封建的統一戰線，但是決不能贊同他們的唯心論或宗教教義。中國的長期封建社會中，創造了燦爛的古代文化。清理古代文化的發展過程，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精華，是發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條件；但是決不能無批判地兼收並蓄。必須將古代封建統治階級的一切腐朽的東西和古代優秀的人民文化即多少帶有民主性和革命性的東西區別開來。中國現時的新政治新經濟是從古代的舊政治舊經濟發展而來的，中國現時的新文化也是從古代的舊文化發展而來，因此，我們必須尊重自己的歷史，決不能割斷歷史。但是這種尊重，是給歷史以一定的科學的地位，是尊重歷史的辯證法的發展，而不是頌古非今，不是讚揚任何封建的毒素。對於人民群眾和青年學生，主要地不是要引導他們向後看，而是要引導他們向前看。
這種新民主主義的文化是大眾的，因而是即是民主的。它應為全民族中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工農勞苦民眾服務，並逐漸成為他們的文化。要把教育革命幹部的知識和教育革命大眾的知識在程度上互相區別又互相聯結起來，把提高和普及互相區別又互相聯結起來。革命文化，對於人民大眾，是革命的有力武器。革命文化，在革命前，是革命的思想準備；在革命中，是革命總戰線中的一條必要和重要的戰線。而革命的文化工作者，就是這個文化戰線上的各級指揮員。“沒有革命的理論，就不會有革命的運動”，可見革命的文化運動對於革命的實踐運動具有何等的重要性。而這種文化運動和實踐運動，都是群眾的。因此，一切進步的文化工作者，在抗日戰爭中，應有自己的文化軍隊，這個軍隊就是人民大眾。革命的文化人而不接近民眾，就是“無兵司令”，他的火力就打不倒敵人。為達此目的，文字必須在一定條件下加以改革，言語必須接近民眾，須知民眾就是革命文化的無限豐富的源泉。
民族的科學的大眾的文化，就是人民大眾反帝反封建的文化，就是新民主主義的文化，就是中華民族的新文化。
新民主主義的政治、新民主主義的經濟和新民主主義的文化相結合，這就是新民主主義共和國，這就是名副其實的中華民國，這就是我們要造成的新中國。
新中國站在每個人民的面前，我們應該迎接它。
新中國航船的桅頂已經冒出地平線了，我們應該拍掌歡迎它。
舉起你的雙手吧，新中國是我們的。
(任衛東 根據 人民出版社 1967年版《毛澤東選集》一卷橫排袖珍本 623-670頁 輸入)
必須強調團結和進步
毛澤東
一九四零年二月十日
抗戰、團結、進步，這是共產黨在去年“七七”紀念時提出的三大方針。這是三位一體的方針，三者不可缺一。如果單單強調抗戰而不強調團結和進步，那末，所謂“抗戰”是靠不住的，是不能持久的。缺乏團結和進步綱領的抗戰，終久會有一天要改為投降，或者歸於失敗。我們共產黨認為一定要三者合一。為了抗戰就要反對投降，反對汪精衛的賣國協定，反對汪精衛的偽政府，反對一切暗藏在抗日陣線中的漢奸和投降派。為了團結，就要反對分裂運動，反對內部摩擦，反對從抗日陣線後面進攻八路軍、新四軍和一切進步勢力，反對破壞敵後的抗日根據地，反對破壞八路軍的後方陝甘寧邊區，反對不承認共產黨的合法地位，反對雪片一樣的“限制異黨活動”的檔。為了進步，就要反對倒退，反對把三民主義和《抗日建國綱領》束之高閣，反對不實行《總理遺囑》上“喚起民眾”的指示，反對把進步青年送進集中營，反對把抗戰初期僅有的一點言論出版自由取消乾淨，反對把憲政運動變為少數人包辦的官僚事業，反對在山西進攻新軍、摧殘犧盟和殘殺進步人員，反對三民主義青年團在鹹榆公路、隴海鐵路一帶攔路劫人，反對討九個小老婆和發一萬萬元國難財的無恥勾當，反對貪官污吏的橫行和土豪劣紳的猖獗。不這樣做，沒有團結和進步，所謂抗戰只是空喚，抗日勝利是沒有希望的。《新中華報》第二年的政治方向是什麼？就是強調團結和進步，以反對一切危害抗戰的烏煙瘴氣，以期抗日事業有進一步的勝利。
(任衛東 根據 人民出版社 1967年版《毛澤東選集》一卷橫排袖珍本 687-688頁 輸入)
改造我們的學習
毛澤東
一九四一年五月十九日
我主張將我們全黨的學習方法和學習制度改造一下。其理由如次：
一
中國共產黨的二十年，就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普遍真理和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日益結合的二十年。如果我們回想一下，我黨在幼年時期，我們對於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認識和對於中國革命的認識是何等膚淺，何等貧乏，則現在我們對於這些的認識是深刻得多，豐富得多了。災難深重的中華民族，一百年來，其優秀人物奮鬥犧牲，前仆後繼，摸索救國救民的真理，是可歌可泣的。但是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戰和俄國十月革命之後，才找到馬克思列寧主義這個最好的真理，作為解放我們民族的最好的武器，而中國共產黨則是拿起這個武器的倡導者、宣傳者和組織者。馬克思列寧上義的普遍真理一經和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相結合，就使中國革命的面目為之一新。抗日戰爭以來，我黨根據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普遍真理研究抗日戰爭的具體實踐，研究今天的中國和世界，是進一步了，研究中國歷史也有某些開始。所有這些，都是很好的現象。
二
但是我們還是有缺點的，而且還有很大的缺點。據我看來，如果不糾正這類缺點，就無法使我們的工作更進一步，就無法使我們在將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普遍真理和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互相結合的偉大事業中更進一步。
首先來說研究現狀。像我黨這樣一個大政黨，雖則對於國內和國際的現狀的研究有了某些成績，但是對於國內和國際的各方面，對於國內和國際的政治、軍事、經濟、文化的任何一方面，我們所收集的材料還是零碎的，我們的研究工作還是沒有系統的。二十年來，一般地說，我們並沒有對於上述各方面作過系統的周密的收集材料加以研究的工作，缺乏調查研究客觀實際狀況的濃厚空氣。“閉塞眼睛捉麻雀”，“瞎子摸魚”，粗枝大葉，誇誇其談，滿足於一知半解，這種極壞的作風，這種完全違反馬克思列寧主義基本精神的作風，還在我黨許多同志中繼續存在著。馬克思、恩格斯、列寧、史達林教導我們認真地研究情況，從客觀的真實的情況出發，而不是從主觀的願望出發；我們的許多同志卻直接違反這一真理。
其次來說研究歷史。雖則有少數黨員和少數党的同情者曾經進行了這一工作，但是不曾有組織地進行過。不論是近百年的和古代的中國史，在許多黨員的心目中還是漆黑一團。許多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學者也是言必稱希臘，對於自己的祖宗，則對不住，忘記了。認真地研究現狀的空氣是不濃厚的，認真地研究歷史的空氣也是不濃厚的。
其次說到學習國際的革命經驗，學習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普遍真理。許多同志的學習馬克思列寧主義似乎並不是為了革命實踐的需要，而是為了單純的學習。所以雖然讀了，但是消化不了。只會片面地引用馬克思、恩格斯、列寧、史達林的個別詞句，而不會運用他們的立場、觀點和方法，來具體地研究中國的現狀和中國的歷史，具體地分析中國革命問題和解決中國革命問題。這種對待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態度是非常有害的，特別是對於中級以上的幹部，害處更大。
上面我說了三方面的情形：不注重研究現狀，不注重研究歷史，不注重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應用。這些都是極壞的作風。這種作風傳播出去，害了我們的許多問志。
確實的，現在我們隊伍中確有許多同志被這種作風帶壞了。對於國內外、省內外、縣內外、區內外的具體情況，不願作系統的周密的調查和研究，僅僅根據一知半解，根據“想當然”，就在那裏發號施令，這種主觀主義的作風，不是還在許多同志中間存在著嗎？
對於自己的歷史一點不懂，或懂得甚少，不以為恥，反以為榮。特別重要的中國共產黨的歷史和鴉片戰爭以來的中國近百年史，真正懂得的很少，近百年的經濟史，近百年的政治史，近百年的軍事史，近百年的文化史，簡直還沒有人認真動手去研究。有些人對於自己的東西既無知識，於是剩下了希臘和外國故事，也是可憐得很，從外國故紙堆中零星地檢來的。
幾十年來，很多留學生部犯過這種毛病。他們從歐美日本回來，只知生吞活剝地談外國。他們起了留聲機的作用，忘記了自己認識新鮮事物和創造新鮮事物的責任。這種毛病，也傳染給了共產黨。
我們學的是馬克思主義，但是我們中的許多人，他們學馬克思主義的方法是直接違反馬克思主義的。這就是說，他們違背了馬克思、恩格斯、列寧、史達林所諄諄告誡人們的一條基本原則：理論和實際統一。他們既然違背了這條原則，於是就自己造出了一條相反的原則；理論和實際分離。在學校的教育中，在在職幹部的教育中，教哲學的不引導學生研究中國革命的邏輯，教經濟學的不引導學生研究中國經濟的特點，教政治學的不引導學生研究中國革命的策略，教軍事學的不引導學生研究適合中國特點的戰略和戰術，諸如此類。其結果，謬種流傳，誤人不淺。在延安學了，到富縣就不能應用。經濟學教授不能解釋邊幣和法幣，當然學生也不能解釋。這樣一來，就在許多學生中造成了一種反常的心理，對中國問題反而無興趣，對黨的指示反而不重視，他們一心嚮往的，就是從先生那裏學來的據說是萬古不變的教條。
當然，上面我所說的是我們黨裏的極壞的典型，不是說普遍如此。但是確實存在著這種典型，而且為數相當地多，為害相當地大，不可等閒視之的。
三
為了反復地說明這個意思，我想將兩種互相對立的態度對照地講一下。
第一種：主觀主義的態度。
在這種態度下，就是對周圍環境不作系統的周密的研究，單憑主觀熱情去工作，對於中國今天的面目若明若暗。在這種態度下，就是割斷歷史，只懂得希臘，不懂得中國，對於中國昨天和前天的面目漆黑一團。在這種態度下，就是抽象地無目的地去研究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不是為了要解決中國革命的理論問題、策略問題而到馬克思、恩格斯、列寧、史達林那裏找立場，找觀點，找方法，而是為了單純地學理論而去學理論。不是有的放矢，而是無的放矢。馬克思、恩格斯、列寧、史達林教導我們說：應當從客觀存在著的實際事物出發，從其中引出規律，作為我們行動的嚮導。為此目的，就要像馬克思所說的詳細地佔有材料，加以科學的分析和綜合的研究。我們的許多人卻是相反，不去這樣做。其中許多人是做研究工作的，但是他們對於研究今天的中國和昨天的中國一概無興趣，只把興趣放在脫離實際的空洞的“理論”研究上。許多人是做實際工作的，他們也不注意客觀情況的研究，往往單憑熱情，把感想當政策。這兩種人都憑主觀，忽視客觀實際事物的存在。或作講演，則甲乙丙丁、一二三四的一大串；或作文章，則誇誇其談的一大篇。無實事求是之意，有嘩眾取寵之心。華而不實，脆而不堅。自以為是，老子天下第一，“欽差大臣”滿天飛。這就是我們隊伍中若干同志的作風。這種作風，拿了律己，則害了自己；拿了教人，則害了別人；拿了指導革命，則害了革命。總之，這種反科學的反馬克思列寧主義的主觀主義的方法，是共產黨的大敵，是工人階級的大敵，是人民的大敵，是民族的大敵，是黨性不純的一種表現。大敵當前，我們有打倒它的必要。只有打倒了主觀主義，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真理才會抬頭，黨性才會鞏固，革命才會勝利。我們應當說，沒有科學的態度，即沒有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和實踐統一的態度，就叫做沒有黨性，或叫做黨性不完全。
有一副對子，是替這種人畫像的。那對子說：
牆上蘆葦，頭重腳輕根底淺；
山間竹筍，嘴尖皮厚腹中空。
對於沒有科學態度的人，對於只知背誦馬克思、恩格斯、列寧、史達林著作中的若干詞句的人，對於徒有虛名並無實學的人，你們看，像不像？如果有人真正想診治自己的毛病的話，我勸他把這副對子記下來；或者再勇敢一點，把它貼在自己房子裏的牆壁上。馬克思列寧主義是科學，科學是老老實實的學問，任何一點調皮都是不行的。我們還是老實一點吧！
第二種：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態度。
在這種態度下，就是應用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和方法，對周圍環境作系統的周密的調查和研究。不是單憑熱情去工作，而是如同史達林所說的那樣：把革命氣概和實際精神結合起來。在這種態度下，就是不要割斷歷史。不單是懂得希臘就行了，還要懂得中國；不但要懂得外國革命史，還要懂得中國革命史；不但要懂得中國的今天，還要懂得中國的昨天和前天。在這種態度下，就是要有目的地去研究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要使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和中國革命的實際運動結合起來，是為著解決中國革命的理論問題和策略問題而去從它找立場，找觀點，找方法的。這種態度，就是有的放矢的態度。“的”就是中國革命，“矢”就是馬克思列寧主義。我們中國共產黨人所以要找這根“矢”，就是為了要射中國革命和東方革命這個“的”的。這種態度，就是實事求是的態度。“實事”就是客觀存在著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觀事物的內部聯繫，即規律性，“求”就是我們去研究。我們要從國內外、省內外、縣內外、區內外的實際情況出發，從其中引出其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規律性，即找出周圍事變的內部聯繫，作為我們行動的嚮導。而要這樣做，就須不憑主觀想像，不憑一時的熱情，不憑死的書本，而憑客觀存在的事實，詳細地佔有材料，在馬克思列寧主義一般原理的指導下，從這些材料中引出正確的結論。這種結論，不是甲乙丙丁的現象羅列，也不是誇誇其談的濫調文章，而是科學的結論。這種態度，有實事求是之意，無嘩眾取寵之心。這種態度，就是黨性的表現，就是理論和實際統一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的作風。這是一個共產黨員起碼應該具備的態度。如果有了這種態度，那就既不是“頭重腳輕根底淺”，也不是“嘴尖皮厚腹中空”了。
四
依據上述意見，我有下列提議：
(一)向全黨提出系統地周密地研究周圍環境的任務，依據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和方法，對敵友我三方的經濟、財政、政治、軍事、文化、黨務各方面的動態進行詳細的調查和研究的工作，然後引出應有的和必要的結論。為此目的，就要引導同志們的眼光向著這種實際事物的調查和研究。就要使同志們懂得，共產黨領導機關的基本任務，就在於瞭解情況和掌握政策兩件大事，前一件事就是所謂認識世界，後一件事就是所謂改造世界。就要使同志們懂得，沒有調查就沒有發言權，誇誇其談地亂說一頓和一二三四的現象羅列，都是無用的。例如關於宣傳工作，如果不瞭解敵友我三方的宣傳狀況，我們就無法正確地決定我們的宣傳政策。任何一個部門的工作，都必須先有情況的瞭解，然後才會有好的處理。在全黨推行調查研究的計畫，是轉變黨的作風的基礎一環。
(二)對於近百年的中國史，應聚集人材，分工合作地去做，克服無組織的狀態。應先作經濟史、政治史、軍事史、文化史幾個部門的分析的研究，然後才有可能作綜合的研究。
(三)對於在職幹部的教育和幹部學校的教育，應確立以研究中國革命實際問題為中心，以馬克思列寧主義基本原則為指導的方針，廢除靜止地孤立地研究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方法。研究馬克思列寧主義，又應以《蘇聯共產黨(布)歷史簡要讀本》為中心的材料。《蘇聯共產黨(布)歷史簡要讀本》是一百年來全世界共產主義運動的最高的綜合和總結，是理論和實際結合的典型，在全世界還只有這一個完全的典型。我們看列寧、史達林他們是如何把馬克思主義的普遍真理和蘇聯革命的具體實踐互相結合又從而發展馬克思主義的，就可以知道我們在中國是應該如何地工作了。
我們走過了許多彎路。但是錯誤常常是正確的先導。在如此生動豐富的中國革命環境和世界革命環境中，我們在學習問題上的這一改造，我相信一定會有好的結果。
(任衛東 根據 人民出版社 1967年版《毛澤東選集》一卷橫排袖珍本 753-761頁 輸入)
反對黨八股(節選)
毛澤東
一九四二年二月八日
我們反對主觀主義和宗派主義，如果不連黨八股也給以清算，那它們就還有一個藏身的地方，它們還可以躲起來。如果我們連黨八股也打倒了，那就算對於主觀主義和宗派主義最後地“將一軍”，弄得這兩個怪物原形畢露，“老鼠過街，人人喊打”，這兩個怪物也就容易消滅了。
一個人寫黨八股，如果只給自己看，那倒還不要緊。如果送給第二個人看，人數多了一倍，已屬害人不淺。如果還要貼在牆上，或付油印，或登上報紙，或印成一本書，那問題可就大了，它就可以影響許多的人。而寫黨八股的人們，卻總是想寫給許多人看的。這就非加以揭穿，把它打倒不可。
黨八股也就是一種洋八股。這洋八股，魯迅早就反對過的。我們為什麼又叫它做黨八股呢？這是因為它除了洋氣之外，還有一點土氣。也算一個創作吧！誰說我們的人一點創作也沒有呢？這就是一個！
黨八股在我們黨內已經有了一個長久的歷史；特別是在土地革命時期，有時竟鬧得很嚴重。
從歷史來看，黨八股是對於五四運動的一個反動。
五四運動時期，一班新人物反對文言文，提倡白話文，反對舊教條，提倡科學和民主，這些都是很對的。在那時，這個運動是生動活潑的，前進的，革命的。那時的統治階級都拿孔夫子的道理教學生，把孔夫子的一套當作宗教教條一樣強迫人民信奉，做文章的人都用文言文。總之，那時統治階級及其幫閒者們的文章和教育，不論它的內容和形式，都是八股式的，教條式的。這就是老八股、老教條。揭穿這種老八股、老教條的醜態給人民看，號召人民起來反對老八股、老教條，這就是五四運動時期的一個極大的功績。五四運動還有和這相聯繫的反對帝國主義的大功績；這個反對老八股、老教條的鬥爭，也是它的大功績之一。但到後來就產生了洋八股、洋教條。我們黨內的一些違反了馬克思主義的人則發展了這種洋八股、洋教條，成為主觀主義、宗派主義和黨八股的東西。這些就都是新八股、新教條。這種新八股、新教條，在我們許多同志的頭腦中弄得根深蒂固，使我們今天要進行改造工作還要費很大的氣力。這樣看來，“五四”時期的生動活潑的、前進的、革命的、反對封建主義的老八股、老教條運動，後來被一些人發展到了它的反對方面，產生了新八股、新教條。它們不是生動活潑的東西，而是死硬的東西了；不是前進的東西，而是後退的東西了；不是革命的東西，而是阻礙革命的東西了。這就是說，洋八股或黨八股，是五四運動本來性質的反動。但五四運動本身也是有缺點的。那時的許多領導人物，還沒有馬克思主義的批判精神，他們使用的方法，一般地還是資產階級的方法，即形式主義的方法。他們反對舊八股、舊教條，主張科學和民主，是很對的。但是他們對於現狀，對於歷史，對於外國事物，沒有歷史唯物主義的批判精神，所謂壞就是絕對的壞，一切皆壞；所謂好就是絕對的好，一切皆好。這種形式主義地看問題的方法，就影響了後來這個運動的發展。五四運動的發展，分成了兩個潮流。一部分人繼承了五四運動的科學和民主的精神，並在馬克思主義的基礎上加以改造，這就是共產黨人和若干黨外馬克思主義者所作的工作。另一部分人則走到資產階級的道路上去，是形式主義向右的發展。但在共產黨內也不是一致的，其中也有一部分人發生偏向，馬克思主義沒有拿得穩，犯了形式主義的錯誤，這就是主觀主義、宗派主義和黨八股，這是形式主義向“左”的發展。這樣看來，黨八股這種東西，一方面是五四運動的積極因素的反動，一方面也是五四運動的消極因素的繼承、繼續或發展，並不是偶然的東西。我們懂得這一點是有好處的。如果“五四”時期反對老八股和老教條主義是革命的和必需的，那末，今天我們用馬克思主義來批判新八股和新教條主義也是革命和必需的。如果“五四”時期不反對老八股和老教條主義，中國人民的思想就不能從老八股和老教條主義的束縛下面獲得解放，中國就不會有自由獨立的希望。這個工作，五四運動時期還不過是一個開端，要使全國人民完全脫離老八股和老教條主義的統治，還須費很大的氣力，還是今後革命改造路上的一個大工程。如果我們今天不反對新八股和新教條主義，則中國人民的思想又將受另一個形式主義的束縛。至於我們黨內一部分(當然只是一部分)同志所中的党八股的毒，所犯的教條主義的錯誤，如果不除去，那末，生動活潑的革命精神就不能啟發，拿不正確態度對待馬克思主義的惡習就不能肅清，真正的馬克思主義就不能得到廣泛的傳播和發展；而對於老八股和老教條主義在全國人民中間的影響，以及洋八股和洋教條在全國許多人中間的影響，也就不能進行有力的鬥爭，也就達不到加以摧毀廓清的目的。
主觀主義、宗派主義和黨八股，這三種東西，都是反馬克思主義的，都不是無產階級所需要的，而是剝削階級所需要的。這些東西在我們黨內，是小資產階級思想的反映。中國是一個小資產階級成分極其廣大的國家，我們黨是處在這個廣大階級的包圍中，我們又有很大數量的黨員是出身于這個階級的，他們都不免或長或短地拖著一條小資產階級的尾巴進黨來。小資產階級革命分子的狂熱性和片面性，如果不加以節制，不加以改造，就很容易產生主觀主義、宗派主義，它的一種表現形式就是洋八股，或黨八股。
要做對於這些東西的肅清工作和打掃工作，是不容易的。做起來必須恰當，就是說，要好好地說理。如果說理說得好，說得恰當，那是會有效力的。說理的首先一個方法，就是重重地給患病者一個刺激，向他們大喝一聲，說：“你有病呀！”使患者為之一驚，出一身汗，然後好好地叫他們治療。
現在來分析一下黨八股的壞處在什麼地方。我們也仿照八股文章的筆法來一個“八股”，以毒攻毒，就叫做八大罪狀吧。
黨八股的第一條罪狀是：空話連篇，言之無物。我們有些同志喜歡寫長文章，但是沒有什麼內容，真是“懶婆娘的裹腳，又長又臭”。為什麼一定要寫得那麼長，又那麼空空洞洞的呢？只有一種解釋，就是下決心不要群眾看。因為長而且空，群眾見了就搖頭，哪里還肯看下去呢？只好去欺負幼稚的人，在他們中間散佈壞影響，造成壞習慣。去年六月二十二日，蘇聯進行那麼大的反侵略戰爭，史達林在七月三日發表了一篇演說，還只有我們《解放日報》一篇社論那樣長。要是我們的老爺寫起來，那就不得了，起碼得有幾萬字。現在是戰爭的時期，我們應當研究一下文章怎樣寫得短些，寫得精粹些。延安雖然還沒有戰爭，但軍隊天天在前方打仗，後方也喚工作忙，文章太長了，有誰來看呢？有些同志在前方也喜歡寫長報告。他們辛辛苦苦地寫了，送來了，其目的是要我們看的。可是怎麼敢看呢？長而空不好，短而空就好嗎？也不好。我們應當禁絕一切空話。但是主要的和首先的任務，是把那些又長又臭的懶婆娘的裹腳，趕快扔到垃圾桶裏去。或者有人要說：《資本論》不是很長的嗎？那又怎麼辦？這是好辦的，看下去就是了。俗話說：“到什麼山上唱什麼歌。”又說：“看菜吃飯，量體裁衣。”我們無論做什麼事都要看情形辦理，文章和演說也是這樣。我們反對的是空話連篇言之無物的八股調，不是說任何東西都以短為好。戰爭時期固然需要短文章，但尤其需要有內容的文章。最不應該、最要反對的是言之無物的文章。演說也是一樣，空話連篇言之無物的演說，是必須停止的。
黨八股的第二條罪狀是：裝腔作勢，藉以嚇人。有些黨八股，不只是空話連篇，而且裝樣子故意嚇人，這裏面包含著很壞的毒素。空話連篇，言之無物，還可以說是幼稚；裝腔作勢，藉以嚇人，則不但是幼稚，簡直是無賴了。魯迅曾經批評過這種人，他說：“辱?和恐嚇決不是戰鬥。”科學的東西，隨便什麼時候都是不怕人家批評的，因為科學是真理，決不怕人家駁。主觀主義和宗派主義的東西，表現在黨八股式的文章和演說裏面，卻生怕人家駁，非常膽怯，於是就靠裝樣子嚇人；以為這一嚇，人家就會閉口，自己就可以“得勝回朝”了。這種裝腔作勢的東西，不能反映真理，而是妨害真理的。凡真理都不裝樣子嚇人，它只是老老實實地說下去和做下去。從前許多同志的文章和演說裏面，常常有兩個名詞：一個叫做“殘酷鬥爭”，一個叫做“無情打擊”。這種手段，用了對付敵人或敵對思想是完全必要的，用了對付自己的同志則是錯誤的。黨內也常常有敵人和敵對思想混進來，如《蘇聯共產黨(布)歷史簡要讀本》結束語第四條所說的那樣。對於這種人，毫無疑義地是應該採用殘酷鬥爭或無情打擊的手段的，因為那些壞人正在利用這種手段對付黨，我們如果還對他們寬容，那就會正中壞人的奸計。但是不能用同一手段對付偶然犯錯誤的同志；對於這類同志，就須使用批評和自我批評的方法，這就是《蘇聯共產黨(布)歷史簡要讀本》結束語第五條所說的方法。從前我們那些同志之所以向這些同志也大講其“殘酷鬥爭”和“無情打擊”，一方面是沒有分析物件，一方面就是為著裝腔作勢，藉以嚇人。無論對什麼人，裝腔作勢藉以嚇人的方法，都是要不得的。因為這種嚇人戰術，對敵人是毫無用處，對同志只有損害。這種嚇人戰術，是剝削階級以及流氓無產者所慣用的手段，無產階級不需要這類手段。無產階級的最尖銳最有效的武器只有一個，那就是嚴肅的戰鬥的科學態度。共產黨不靠嚇人吃飯，而是靠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真理吃飯。至於以裝腔作勢來達到名譽和地位的目的，那更是卑劣的念頭，不待說的了。總之，任何機關做決定，發指示，任何同志寫文章，做演說，一概要靠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真理，要靠有用。只有靠了這個才能爭取革命勝利，其他都是無益的。
黨八股的第三條罪狀是：無的放矢，不看對象。早幾年，在延安城牆上，曾經看見過這樣一個標語：“工人農民聯合起來爭取抗日勝利。”這個標語的意思並不壞，可是那工人的工字第二筆不是寫的一直，而是轉了兩個彎子，寫成了“ ”字，人字呢？在右邊一筆加了三撇，寫成了“ ”字。這位同志是古代文人學士的學生是無疑的了，可是他卻要寫在抗日時期延安這地方的牆壁上，就有些莫名其妙了。大概他的意思也是發誓不要老百姓看，否則就很難得到解釋。共產黨員如果真想作宣傳，就要看物件，就要想一想自己的文章、演說、談話、寫字是給什麼人看、給什麼人聽的，否則就等於下決心不要人看，不要人聽。許多人常常以為自己寫的講的人家都看得很懂，聽得很懂，其實完全不是那麼一回事，因為他寫的和講的是黨八股，人家哪里會懂呢？“對牛彈琴”這句話，含有譏笑物件的意思。如果我們除去這個意思，放進尊重物件的意思去，那就只剩下譏笑彈琴者這個意思了。為什麼不看物件亂彈一頓呢？何況這是党八股，簡直是老鴉聲調，卻偏要向人民群眾哇哇地叫。射箭要看靶子，彈琴要看聽眾，寫文章做演說倒可以不看讀者不看聽眾嗎？我們無論和什麼人做朋友，如果不懂得彼此的心，不知道彼此心裏想些什麼東西，能夠做成知心朋友嗎？做宣傳工作的人，對於自己的宣傳對象沒有調查，沒有研究，沒有分析，亂講一頓，是萬萬不行的。
黨八股的第四條罪狀是：語言無味，像個癟三。上海人叫小癟三的那批角色，也很像我們的黨八股，乾癟得很，樣子十分難看。如果一篇文章，一個演說，顛來倒去，總是那幾個名詞，一套“學生腔”，沒有一點生動活潑的語言，這豈不是語言無味，面目可憎，像個癟三嗎？一個人七歲入小學，十幾歲入中學，二十多歲在大學畢業，沒有和人民群眾接觸過，語言不豐富，單純得很，那是難怪的。但我們是革命黨，是為群眾辦事的，如果也不學群眾的語言，那就辦不好。現在我們有許多做宣傳工作的同志，也不學語言。他們的宣傳，乏味得很；他們的文章，就沒有多少人歡喜看；他們的演說，也沒有多少人歡喜聽。為什麼語言要學，並且要用很大的氣力去學呢？因為語言這東西，不是隨便可以學好的，非下苦功不可。第一，要向人民群眾學習語言。人民的語彙是很豐富的，生動活潑的，表現實際生活的。我們很多人沒有學好語言，所以我們在寫文章做演說時沒有幾句生動活潑切實有力的話，只有死板板的幾條筋，像癟三一樣，瘦得難看，不像一個健康的人。第二，要從外國語言中吸收我們需要的成分。我們不是硬搬或濫用外國語言，是要吸收外國語言中的好東西，於我們適用的東西。因為中國原有語彙不夠用，現在我們的語彙中就有很多是從外國吸收來的。例如今天開的幹部大會，這“幹部”兩個字，就是從外國學來的。我們還要多多吸收外國的新鮮東西，不但要吸收他們的進步道理，而且要吸收他們的新鮮用語。第三，我們還要學習古人語言中有生命的東西。由於我們沒有努力學習語言，古人語言中的許多還有生氣的東西我們就沒有充分地合理地利用。當然我們堅決反對去用已經死了的語彙和典故，這是確定了的，但是好的仍然有用的東西還是應該繼承。現在中黨八股毒太深的人，對於民間的、外國的、古人的語言中有用的東西，不肯下苦功去學，因此，群眾就不歡迎他們枯燥無味的宣傳我們也不需要這樣蹩腳的不中用的宣傳家。什麼是宣傳家？不但教員是宣傳家，新聞記者是宣傳家，文藝作者是宣傳家，我們的一切工作幹部也都是宣傳家。比如軍事指揮員，他們並不對外發宣言，但是他們要和士兵講話，要和人民接洽，這不是宣傳是什麼？一個人只要他對別人講話，他就是在做宣傳工作。只要他不是啞巴，他就總有幾句話要講的。所以我們的同志都非學習語言不可。
黨八股的第五條罪狀是：甲乙丙丁，開中藥鋪。你們去看一看中藥鋪，那裏的藥櫃子上有許多抽屜格子，每個格子上面貼著藥名，當歸、熟地、大黃、芒硝，應有盡有。這個方法，也被我們的同志學倒了。寫文章，做演說，著書，寫報告，第一是大壹貳三肆，第二是小一二三四，第三是甲乙丙丁，第四是子丑寅卯，還有大ABCD，小abcd，還有阿拉伯數字，多得很！幸虧古人和外國人替我們造好了這許多符號，使我們開起中藥鋪來毫不費力。一篇文章充滿了這些符號，不提出問題，不分析問題，不解決問題，不表示贊成什麼，反對什麼，說來說去還是一個中藥鋪，沒有什麼真切的內容。我不是說甲乙丙丁等字不能用，而是說那種對待問題的方法不對。現在許多同志津津有味于這個開中藥鋪的方法，實在是一種最低級、最幼稚、最庸俗的方法。這種方法就是形式主義的方法，是按照事物的外部標誌來分類，不是按照事物的內部聯繫來分類的。單單按照事物的外部標誌，使用一大堆互相沒有內部聯繫的概念，排列成一篇文章、一篇演說或一個報告，這種辦法，他自己是在做概念的遊戲，也會引導人家都做這類遊戲，使人不用動腦筋想問題，不去思考事物的本質，而滿足於甲乙丙丁的現象羅列。什麼叫問題？問題就是事物的矛盾。哪里有沒有解決的矛盾，哪里就有問題。既有問題，你總得贊成一方面，反對另一方面，你就得把問題提出來。提出問題，首先就要對於問題即矛盾的兩個基本方面加以大略的調查和研究，才能懂得矛盾的性質是什麼，這就是發現問題的過程。大略的調查和研究可以發現問題，提出問題，但是還不能解決問題。要解決問題，還須作系統的周密的調查工作和研究工作，這就是分析的過程。提出問題也要用分析，不然，對著模糊雜亂的一大堆事物的現象，你就不能知道問題即矛盾的所在。這裏所講的分析過程，是指系統的周密的分析過程。常常問題是提出了，但還不能解決，就是因為還沒有暴露事物的內部聯繫，就是因為還沒有經過這種系統的周密的分析過程，因而問題的全貌還不明晰，還不能做綜合工作，也就不能好好地解決問題。一篇文章或一篇演說，如果是重要的帶指導性質的，總得要提出一個什麼問題，接著加以分析，然後綜合起來，指明問題的性質，給以解決的辦法，這樣，就不是形式主義的方法所能濟事。因為這種幼稚的、低級的、庸俗的、不用腦筋的形式主義的方法，在我們黨內很流行，所以必須揭破它，才能使大家學會應用馬克思主義的方法去觀察問題、提出問題、分析問題和解決問題，我們所辦的事才能辦好，我們的革命事業才能勝利。
黨八股的第六條罪狀是：不負責任，到處害人。上面所說的那些，一方面是由於幼稚而來，另一方面也是由於責任心不足而來的。拿洗臉作比方，我們每天都要洗臉，許多人並且不止洗一次，洗完之後還要拿鏡子照一照，要調查研究一番，生怕有什麼不妥當的地方。你們看，這是何等地有責任心呀！我們寫文章，做演說，只要像洗臉這樣負責，就差不多了。拿不出來的東西就不要拿出來。須知這是要去影響別人的思想和行動的啊！一個人偶然一天兩天不洗臉，固然也不好，洗後臉上還留著一個兩個黑點，固然也不雅觀，但到並沒有什麼大危險。寫文章做演說就不同了，這是專為影響人的，我們的同志反而隨隨便便，這就叫做輕重倒置。許多人寫文章，做演說，可以不要預先研究，不要預先準備；文章寫好之後，也不多看幾遍，像洗臉之後再照照鏡子一樣，就馬馬虎虎地發表出去。其結果，往往是“下筆千言，離題萬里”，仿佛像個才子，實則到處害人。這種責任心薄弱的壞習慣，必須改正才好。
第七條罪狀是：流毒全黨，妨害革命。第八條罪狀是：傳播出去，禍國殃民。這兩條意義自明，無須多說。這就是說，黨八股如不改革，如果聽其發展下去，其結果之嚴重，可以鬧到很壞的地步。党八股裏面藏的是主觀主義、宗派主義的毒物，這個毒物傳播出去，是要害党害國的。
上面這八條，就是我們聲討黨八股的檄文。
黨八股這個形式，不但不便於表現革命精神，而且非常容易使革命精神窒息。要使革命精神獲得發展，必須拋棄黨八股，採取生動活潑新鮮有力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文風。這種文風，早已存在，但尚未充實，尚未得到普遍的發展。我們破壞了洋八股和黨八股之後，新的文風就可以獲得充實，獲得普遍的發展，黨的革命事業，也就可以向前推進了。
不但文章裏演說裏有黨八股，開會也有的。“一開會，二報告，三討論，四結論，五散會”。假使每處每回無大無小都要按照這個死板的程式，不也就是黨八股嗎？在會場上做起“報告”來，則常常就是“一國際，二國內，三邊區，四本部”，會是常常從早上開到晚上，沒有話講的人也要講一頓，不講好象對人不起。總之，不看實際情形，死守著呆板的舊形式、舊習慣，這種現象，不是也應該加以改革嗎？
(任衛東 根據 人民出版社 1967年版《毛澤東選集》一卷橫排袖珍本 787-803頁 輸入)
整頓黨的作風
毛澤東
一九四二年二月一日
黨校今天開學，我慶祝這個學校的成功。
今天我想講一點關於我們的黨的作風的問題。
為什麼要有革命黨？因為世界上有壓迫人民的敵人存在，人民要推翻敵人的壓迫，所以要有革命黨。就資本主義和帝國主義時代說來，就需要一個如共產黨這樣的革命黨。如果沒有共產黨這樣的革命黨，人民要想推翻敵人的壓迫，簡直是不可能的。我們是共產黨，我們要領導人民打倒敵人，我們的隊伍就要整齊，我們的步調就要一致，兵要精，武器要好。如果不具備這些條件，那末，敵人就不會被我們打倒。
現在我們的黨還有什麼問題呢？黨的總路線是正確的，是沒有問題的，黨的工作也是有成績的。党有幾十萬黨員，他們在領導人民，向著敵人作艱苦卓絕的鬥爭。這是大家看見的，是不能懷疑的。
那末，究竟我們的黨還有什麼問題沒有呢？我講，還是有問題的，而且就某種意義上講，問題還相當嚴重。
什麼問題呢？就是有幾樣東西在一些同志的頭腦中還顯得不大正確，不大正派。
這就是說，我們的學風還有些不正的地方，我們的黨風還有些不正的地方，我們的文風也有些不正的地方。所謂學風有些不正，就是說有主觀主義的毛病。所謂黨風有些不正，就是說有宗派主義的毛病。所謂文風有些不正，就是說有黨八股的毛病。這些作風不正，並不像冬天刮的北風那樣，滿天都是。主觀主義、宗派主義、黨八股，現在已不是占統治地位的作風了，這不過是一股逆風，一股歪風，是從防空洞裏跑出來的。但是我們黨內還有這樣的一種風，是不好的。我們要把產生這種歪風的洞塞死。我們全黨都要來做這個塞洞工作，我們黨校也要做這個工作。主觀主義、宗派主義、黨八股，這三股歪風，有它們的歷史根源，現在雖然不是占全黨統治地位的東西，但是它們還在經常作怪，還在襲擊我們，因此，有加以抵制之必要，有加以研究分析說明之必要。
反對主觀主義以整頓學風，反對宗派主義以整頓黨風，反對黨八股以整頓文風，這就是我們的任務。
我們要完成打倒敵人的任務，必須完成這個整頓黨內作風的任務。學風和文風也都是黨的作風，都是黨風。只要我們党的作風完全正派了，全國人民就會跟我們學。黨外有這種不良風氣的人，只要他們是善良的，就會跟我們學，改正他們的錯誤，這樣就會影響全民族。只要我們共產黨的隊伍是整齊的，步調是一致的，兵是精兵，武器是好武器，那末，任何強大的敵人都是能被我們打倒的。
現在我來講一講主觀主義。
主觀主義是一種不正派的學風，它是反對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它是和共產黨不能並存的。我們要的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學風。所謂學風，不但是學校的學風，而且是全黨的學風。學風問題是領導機關、全體幹部、全體黨員的思想方法問題，是我們對待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態度問題，是全黨同志的工作態度問題。既然是這樣，學風問題就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就是第一個重要的問題。
現在有些糊塗觀念，在許多人中間流行著，例如關於什麼是理論家，什麼是知識份子，什麼是理論和實際聯繫等等問題的糊塗觀念。
我們首先要問，我們党的理論水平究竟是高還是低呢？近來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書籍翻譯的多了，讀的人也多了。這是很好的事。但是否就可以說我們党的理論水平已經是提得很高了呢？確實，我們的理論水平是比較過去高了一些。但是按照中國革命運動的豐富內容來說，理論戰線就非常之不相稱，二者比較起來，理論方面就顯得非常之落後。一般地說來，我們的理論還不能夠和革命實踐相平行，更不去說理論應該跑到實踐的前面去。我們還沒有把豐富的實際提高到應有的理論程度。我們還沒有對革命實踐的一切問題，或重大問題，加以考察，使之上升到理論的階段。你們看，中國的經濟、政治、軍事、文化，我們究有多少人創造了可以稱為理論的理論，算得科學形態的、周密的而不是粗枝大葉的理論呢？特別是在經濟理論方面，中國資本主義的發展，從鴉片戰爭到現在，已經一百年了，但是還沒有產生一本合乎中國經濟發展的實際的、真正科學的理論書。像在中國經濟問題方面，能不能說理論水平已經高了呢？能不能說我黨已經有了像樣的經濟理論家呢？實在不能說。我們讀了許多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書籍，能不能就算是有了理論家呢？不能這樣說。因為馬克思列寧主義是馬克思、恩格斯、列寧、史達林他們根據實際創造出來的理論；從歷史實際和革命實際中抽出來的總結論。我們如果僅僅讀了他們的著作，但是沒有進一步地根據他們的理論來研究中國的歷史實際和革命實際，沒有企圖在理論上來思考中國的革命實踐，我們就不能妄稱為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家。如果我們身為中國共產黨員，卻對於中國問題熟視無睹，只能記誦馬克思主義書本上的個別的結論和個別的原理，那末，我們在理論戰線上的成績就未免太壞了。如果一個人只知背誦馬克思主義的經濟學或哲學，從第一章到第十章都背得爛熟了，但是完全不能應用，這樣是不是就算得一個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家呢？這還是不能算理論家的。我們所要的理論家是什麼樣的人呢？是要這樣的理論家，他們能夠依據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立場、觀點和方法，正確地解釋歷史中和革命中所發生的實際問題，能夠在中國的經濟、政治、軍事、文化種種問題上給予科學的解釋，給予理論的說明。我們要的是這樣的理論家。假如要作這樣的理論家，那就要能夠真正領會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實質，真正領會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立場、觀點和方法，真正領會列寧史達林關於殖民地革命和中國革命的學說，並且應用了它去深刻地、科學地分析中國的實際問題，找出它的發展規律，這樣才是我們真正需要的理論家。
現在我們黨的中央做了決定，號召我們的同志學會應用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立場、觀點和方法，認真地研究中國的歷史，研究中國的經濟、政治、軍事和文化，對每一問題要根據詳細的材料加以具體的分析，然後引出理論性的結論來。這個責任是擔在我們的身上。
我們黨校的同志不應當把馬克思主義的理論當成死的教條。對於馬克思主義的理論，要能夠精通它、應用它，精通的目的全在於應用。如果你能應用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觀點，說明一個兩個實際問題，那就要受到稱讚，就算有了幾分成績。被你說明的東西越多，越普遍，越深刻，你的成績就越大。現在我們的黨校也要定這個規矩，看一個學生學了馬克思列寧主義以後怎樣看中國問題，有看得清楚的，有看不清楚的，有會看的，有不會看的，這樣來分優劣，分好壞。
其次講一講所謂“知識份子”的問題。因為我們中國是一個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國家，文化不發達，所以對於知識份子覺得特別寶貴。黨中央在兩年多以前作過一個關於知識份子問題的決定，要爭取廣大的知識份子，只要他們是革命的，願意參加抗日的，一概採取歡迎態度。我們尊重知識份子是完全應該的，沒有革命知識份子，革命就不會勝利。但是我們曉得，有許多知識份子，他們自以為很有知識，大擺其知識架子，而不知道這種架子是不好的，是有害的，是阻礙他們前進的。他們應該知道一個真理，就是許多所謂知識份子，其實是比較地最無知識的，工農分子的知識有時倒比他們多一點。於是有人說：“哈！你弄顛倒了，亂說一頓。”但是，同志，你別著急，我講的多少有點道理。
什麼是知識？自從有階級的社會存在以來，世界上的知識只有兩門，一門叫做生產鬥爭知識，一門叫做階級鬥爭知識。自然科學、社會科學，就是這兩門知識的結晶，哲學則是關於自然知識和社會知識的概括和總結。此外還有什麼知識呢？沒有了。我們現在看看一些學生，看看那些同社會實際活動完全脫離關係的學校裏面出身的學生，他們的狀況是怎麼樣呢？一個人從那樣的小學一直讀到那樣的大學，畢業了，算有知識了。但是他有的只是書本上的知識，還沒有參加任何實際活動，還沒有把自己學得的知識應用到生活的任何部門裏去，像這樣的人是否可以算得一個完全的知識份子呢？我以為很難，因為他的知識還不完全。什麼是比較完全的知識呢？一切比較完全的知識都是由兩個階段構成的：第一階段是感性知識，第二階段是理性知識，理性知識是感性知識的高級發展階段。學生們的書本知識是什麼知識呢？假定他們的知識都是真理，也是他們的前人總結生產鬥爭和階級鬥爭的經驗寫成的理論，不是他們自己親身得來的知識。他們接受這種知識是完全必要的，但是必須知道，就一定的情況說來，這種知識對於他們還是片面性的，這種知識是人家證明了，而在他們則還沒有證明的。最重要的，是善於將這些知識應用到生活和實際中去。所以我勸那些只有書本知識但還沒有接觸實際的人，或者實際經驗尚少的人，應該明白自己的缺點，將自己的態度放謙虛一些。
有什麼辦法使這種僅有書本知識的人變為名副其實的知識份子呢？唯一的辦法就是使他們參加到實際工作中去，變為實際工作者，使從事理論工作的人去研究重要的實際問題。這樣就可以達到目的。
我這樣說，難免有些人要發脾氣。他們說：“照你這樣解釋，那末，馬克思也算不得知識份子了。”我說：不對。馬克思不但參加了革命的實際運動，而且進行了革命的理論創造。他從資本主義最單純的因素----商品開始，周密地研究了資本主義社會的經濟結構。商品這個東西，千百萬人，天天看它，用它，但是熟視無睹。只有馬克思科學地研究了它，他從商品的實際發展中作了巨大的研究工作，從普遍的存在中找出完全科學的理論來。他研究了自然，研究了歷史，研究了無產階級革命，創造了辯證唯物論、歷史唯物論和無產階級革命的理論。這樣，馬克思就成了一個代表人類最高智慧的最完全的知識份子，他和那些僅有書本知識的人有根本的區別。馬克思在實際鬥爭中進行了詳細的調查研究，概括了各種東西，得到的結論又拿到實際鬥爭中去加以證明，這樣的工作就叫做理論工作。我們黨內需要許多同志學做這樣的工作。我們黨內現在有大批的同志，可以學習從事於這樣的理論研究工作，他們大都是聰明有為的人，我們要看重他們。但是他們的方針要對，過去犯過的錯誤他們不應重複。他們必須拋棄教條主義，必須不停止在現成書本的字句上。
真正的理論在世界上只有一種，就是從客觀實際抽出來又在客觀實際中得到了證明的理論，沒有任何別的東西可以稱得起我們所講的理論。史達林曾經說過，脫離實際的理論是空洞的理論。空洞的理論是沒有用的，不正確的，應該拋棄的。對於好談這種空洞理論的人，應該伸出一個指頭向他刮臉皮，馬克思列寧主義是從客觀實際產生出來又在客觀實際中獲得了證明的最正確最科學最革命的真理；但是許多學習馬克思列寧主義的人卻把它看成是死的教條，這樣就阻礙了理論的發展，害了自己，也害了同志。
另一方面，我們從事實際工作的同志，如果誤用了他們的經驗，也是要出毛病的。不錯，這樣的人往往經驗很多，這是很可寶貴的；但是如果他們就以自己的經驗為滿足，那也很危險。他們須知自己的知識是偏於感性的或局部的，缺乏理性的知識和普遍的知識，就是說，缺乏理論，他們的知識也是比較地不完全，而要把革命事業做好，沒有比較完全的知識是不行的。
這樣看來，有兩種不完全的知識，一種是現成書本上的知識，一種是偏於感性和局部的知識，這二者都有片面性。只有使二者互相結合，才會產生好的比較完全的知識。
但是，我們的工農幹部要學理論，必須首先學文化。沒有文化，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就學不進去。學好了文化，隨時都可學習馬克思列寧主義。我幼年沒有進過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學校，學的是“子曰學而時習之，不亦悅乎”一套，這種學習的內容雖然陳舊了，但是對我也有好處，因為我識字便是從這裏學來的。何況現在不是學的孔夫子，學的是新鮮的國語、歷史、地理和自然常識，這些文化課學好了，到處有用。我們黨中央現在著重要求工農幹部學習文化，因為學了文化以後，政治、軍事、經濟哪一門都可學。否則工農幹部雖有豐富經驗，卻沒有學習理論的可能。
由此看來，我們反對主觀主義，必須使上述兩種人各向自己缺乏的方面發展，必須使兩種人互相結合。有書本知識的人向實際方面發展，然後才可以不停止在書本上，才可以不犯教條主義的錯誤。有工作經驗的人，要向理論方面學習，要認真讀書，然後才可以使經驗帶上條理性、綜合性，上升成為理論，然後才可以不把局部經驗誤認為即是普遍真理，才可不犯經驗主義的錯誤。教條主義、經驗主義，兩者都是主觀主義，是從不同的兩極發生的東西。
所以，我們黨內的主觀主義有兩種：一種是教條主義，一種是經驗主義。他們都是只看到片面，沒有看到全面。如果不注意，如果不知道這種片面性的缺點，並且力求改正，那就容易走上錯誤的道路。
但是在這兩種主觀主義中，現在在我們黨內還是教條主義更為危險。因為教條主義容易裝出馬克思主義的面孔，嚇唬工農幹部，把他們俘虜起來，充作自己的用人，而工農幹部不易識破他們；也可以嚇唬天真爛漫的青年，把他們充當俘虜。我們如果把教條主義克服了，就可以使有書本知識的幹部，願意和有經驗的幹部相結合，願意從事實際事物的研究，可以產生許多理論和經驗結合的良好的工作者，可以產生一些真正的理論家。我們如果把教條主義克服了，就可以使有經驗的同志得著良好的先生，使他們的經驗上升成為理論，而避免經驗主義的錯誤。
除了對於“理論家”和“知識份子”存在著糊塗觀念而外，還有天天念的一句“理論和實際聯繫”，在許多同志中間也是一個糊塗觀念。他們天天講“聯繫”，實際上卻是講“隔離”，因為他們並不去聯繫。馬克思列寧主義理論和中國革命實際，怎樣互相聯繫呢？拿一句通俗的話來講，就是“有的放矢”。“矢”就是箭，“的”就是靶，放箭要對準靶。馬克思列寧主義和中國革命的關係，就是箭和靶的關係。有些同志卻在那裏“無的放矢”，亂放一通，這樣的人就容易把革命弄壞。有些同志則僅僅把箭拿在手裏搓來搓去，連聲贊曰：“好箭！好箭！”卻老是不願意放出去。這樣的人就是古董鑒賞家，幾乎和革命不發生關係。馬克思列寧主義之箭，必須用了去射中國革命之的。這個問題不講明白，我們党的理論水平永遠不會提高，中國革命也永遠不會勝利。
我們的同志必須明白，我們學馬克思列寧主義不是為著好看，也不是因為它有什麼神秘，只是因為它是領導無產階級革命事業走向勝利的科學。直到現在，還有不少的人，把馬克思列寧主義書本上的某些個別字句看作現成的靈丹聖藥，似乎只要得了它，就可以不費氣力地包醫百病。這是一種幼稚者的蒙昧，我們對這些人應該作啟蒙運動。那些將馬克思列寧主義當宗教教條看待的人，就是這種蒙昧無知的人。對於這種人，應該老實地對他說，你的教條一點什麼用處也沒有。馬克思、恩格斯、列寧、史達林曾經反復地講，我們的學說不是教條而是行動的指南。這些人偏偏忘記這句最重要最重要的話。中國共產黨人只有在他們善於應用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立場、觀點和方法，善於應用列寧史達林關於中國革命的學說，進一步地從中國的歷史實際和革命實際的認真研究中，在各方面作出合乎中國需要的理論性的創造，才叫做理論和實際相聯繫。如果只是口頭上講聯繫，行動上又不實行聯繫，那末，講一百年也還是無益的。我們反對主觀地片面地看問題，必須攻破教條主義的主觀性和片面性。
關於反對主觀主義以整頓全黨的學風的問題，今天講的就是這些。
現在我來講一講宗派主義的問題。
由於二十年的鍛煉，現在我們黨內並沒有占統治地位的宗派主義了。但是宗派主義的殘餘是還存在的，有對黨內的宗派主義殘餘，也有對黨外的宗派主義殘餘。對內的宗派主義傾向產生排內性，妨礙黨內的統一和團結；對外的宗派主義傾向產生排外性，妨礙黨團結全國人民的事業。剷除這兩方面的禍根，才能使黨在團結全黨同志和團結全國人民的偉大事業中暢行無阻。
什麼是黨內宗派主義的殘餘呢？主要的有下面幾種：
首先就是鬧獨立性。一部分同志，只看見局部利益，不看見全體利益，他們總是不適當地特別強調他們自己所管的局部工作，總希望使全體利益去服從他們的局部利益。他們不懂得黨的民主集中制，他們不知道共產黨不但要民主，尤其要集中。他們忘記了少數服從多數，下級服從上級，局部服從全體，全黨服從中央的民主集中制。張國燾是向黨中央鬧獨立性的，結果鬧到叛黨，做特務去了。現在講的，雖然不是這種極端嚴重的宗派主義，但是這種現象必須預防，必須將各種不統一的現象完全除去。要提倡顧全大局，每一個黨員，每一種局部工作，每一項言論或行動，都必須以全黨利益為出發點，絕對不許可違反這個原則。
鬧這類獨立性的人，常常跟他們的個人第一主義分不開，他們在個人和黨的關係問題上，往往是不正確的。他們在口頭上雖然也說尊重黨，但他們在實際上卻把個人放在第一位，把黨放在第二位。劉少奇同志曾經說過，有一種人的手特別長，很會替自己個人打算，至於別人的利益和全黨的利益，那是不大關心的。“我的就是我的，你的還是我的”這種人鬧什麼東西呢？鬧名譽，鬧地位，鬧出風頭。在他們掌管一部分事業的時候，就要鬧獨立性。為了這些，就要拉攏一些人，排擠一些人，在同志中吹吹拍拍，拉拉扯扯，把資產階級政黨的庸俗作風也搬進共產黨裏來了。這種人的吃虧在於不老實。我想，我們應該是老老實實地辦事；在世界上要辦成幾件事，沒有老實態度是根本不行的。什麼人是老實人？馬克思、恩格斯、列寧、史達林是老實人，科學家是老實人。什麼人是不老實的人？托洛茨基、布哈林、陳獨秀、張國燾是大不老實的人，為個人利益為局部利益鬧獨立性的人也是不老實的人。一切狡猾的人，不照科學態度辦事的人，自以為得計，自以為很聰明，其實都是最蠢的，都是沒有好結果的。我們黨校的學生一定要注意這個問題。我們一定要建設一個集中的統一的黨，一切無原則的派別鬥爭，都要清除乾淨。要使我們全黨的步調整齊一致，為一個共同目標而奮鬥，我們一定要反對個人主義和宗派主義。
外來幹部和本地幹部必須團結，必須反對宗派主義傾向。因為許多抗日根據地是八路軍新四軍到後才創立的，許多地方工作是外來幹部去後才發展的，外來幹部和本地幹部的關係，必須加以很好的注意。我們的同志必須懂得，在這種條件下，只有外來幹部和本地幹部完全團結一致，只有本地幹部大批地生長了，並提拔起來了，根據地才能鞏固，我黨在根據地內才能生根，否則是不可能的。外來幹部和本地幹部各有長處，也各有短處，必須互相取長補短，才能有進步。外來幹部比較本地幹部，對於熟悉情況和聯繫群眾這些方面，總要差些。拿我來說，就是這樣。我到陝北已經五六年了，可是對於陝北的情況的瞭解，對於和陝北人民的聯繫，和一些陝北同志比較起來就差得多。我們到山西、河北、山東以及其他抗日根據地的同志，一定要注意這個問題。不但如此，即在一個根據地內部，因為根據地內的各個區域有發展先後之不同，幹部中也有外來本地之別。比較先進區域的幹部到比較落後的區域去，對於當地，也是一種外來幹部，也要十分注意扶助本地幹部的問題。就一般情形說來，凡屬外來幹部負領導責任的地方，如果和本地幹部的關係弄得不好，那末，這個責任主要地應該放在外來幹部的身上。擔負主要領導責任的同志，其責任就更大些。現在各地對這個問題的注意還很不夠，有些人輕視本地幹部，譏笑本地幹部，他們說：“本地人懂得什麼，土包子！”這種人完全不懂得本地幹部的重要性，他們既不瞭解本地幹部的長處，也不瞭解自己的短處，採取了不正確的宗派主義的態度。一切外來幹部一定要愛護本地幹部，經常幫助他們，而不許可譏笑他們，打擊他們。自然，本地幹部也必須學習外來幹部的長處，必須去掉那些不適當的狹隘的觀點，以求和外來幹部完全不分彼此，打成一片，而避免宗派主義傾向。
軍隊工作幹部和地方工作幹部的關係也是如此。兩者必須完全團結一致，必須反對宗派主義的傾向。軍隊幹部必須幫助地方幹部，地方幹部也必須幫助軍隊幹部。如有糾紛，應該雙方互相原諒，而各對自己作正確的自我批評。在軍隊幹部事實上居於領導地位的地方，在一般的情形之下，如果和地方幹部的關係弄不好，那末，主要的責任應該放在軍隊幹部的身上。必須使軍隊幹部首先懂得自己的責任，以謙虛的態度對待地方幹部，才能使根據地的戰爭工作和建設工作得到順利進行的條件。
幾部分軍隊之間、幾個地方之間、幾個工作部門之間的關係，也是如此。必須反對只顧自己不顧別人的本位主義的傾向，誰要是對別人的困難不管，別人要調他所屬的幹部不給，或以壞的送人，“以鄰為壑”，全不為別部、別地、別人想一想，這樣的人就叫做本位主義者，這就是完全失掉了共產主義的精神，不顧大局，對別部、別地、別人漠不關心，就是這種本位主義者的特點。對於這樣的人，必須加重教育，使他們懂得這就是叫種宗派主義的傾向，如果發展下去，是很危險的。
還有一個問題，就是老幹部和新幹部的關係問題。抗戰以來，我黨有廣大的發展，大批新幹部產生了，這是很好的現象。史達林同志在聯共十八次代表大會上的報告中說：“老幹部通常總是不多，比所需要的數量少，而且由於宇宙自然法則的關係，他們已部分地開始衰老死亡下去。”他在這裏講了幹部狀況，又講了自然科學。我們党如果沒有廣大的新幹部同老幹部一致合作，我們的事業就會中斷。所以一切老幹部應該以極大的熱忱歡迎新幹部，關心新幹部。不錯，新幹部是有缺點的，他們參加革命還不久，還缺乏經驗，他們中的有些人還不免帶來舊社會不良思想的尾巴，這就是小資產階級個人主義思想的殘餘。但是這些缺點是可以從教育中從革命鍛煉中逐漸地去掉的。他們的長處，正如史達林說過的，是對於新鮮事物有銳敏的感覺，因而有高度的熱情和積極性，而在這一點上，有些老幹部則正是缺乏的。新老幹部應該是彼此尊重，互相學習，取長補短，以便團結一致，進行共同的事業，而防止宗派主義的傾向。在老幹部負主要領導責任的地方，在一般情形之下，如果老幹部和新幹部的關係弄得不好，那末，老幹部就應該負主要的責任。
以上所講的局部和全體的關係，個人和黨的關係，外來幹部和本地幹部的關係，軍隊幹部和地方幹部的關係，軍隊和軍隊、地方和地方、這一工作部門和那一工作部門之間的關係，老幹部和新幹部的關係，都是黨內的相互關係。在這種種方面，都應該提高共產主義精神，防止宗派主義傾向，使我們的黨達到隊伍整齊，步調一致的目的，以利戰鬥。這是一個很重要的問題，我們整頓黨的作風，必須徹底地解決這個問題。宗派主義是主觀主義在組織關係上的一種表現；我們如果不要主觀主義，要發展馬克思列寧主義實事求是的精神，就必須掃除黨內宗派主義的殘餘，以党的利益高於個人和局部的利益為出發點，使党達到完全團結統一的地步。
宗派主義的殘餘，在黨內關係上是應該消滅的，在黨外關係上也是應該消滅的。其理由就是：單是團結全黨同志還不能戰勝敵人，必須團結全國人民才能戰勝敵人。中國共產黨在團結全國人民的事業上，二十年來做了艱苦的偉大的工作；抗戰以來，這個工作的成績更加偉大。但這並不是說，我們所有的同志對待人民群眾都有了正確的作風，都沒有了宗派主義的傾向。不是的。在一部分同志中，確實還有宗派主義的傾向，有些人並且很嚴重。我們的許多同志，喜歡對黨外人員妄自尊大，看人家不起，藐視人家，而不願尊重人家，不願瞭解人家的長處。這就是宗派主義的傾向。這些同志，讀了幾本馬克思主義的書籍之後，不是更謙虛，而是更驕傲了，總是說人家不行，而不知自己實在是一知半解。我們的同志必須懂得一條真理：共產黨員和黨外人員相比較，無論何時都是占少數。假定一百個人中有一個共產黨員，全中國四億五千萬人中就有四百五十萬共產黨員。即使達到這樣大的數目，共產黨員也還是只占百分之一，百分之九十九都是非黨員。我們有什麼理由不和非党人員合作呢？對於一切願意同我們合作以及可能同我們合作的人，我們只有同他們合作的義務，絕無排斥他們的權利。一部分黨員卻不懂得這個道理，看不起願意同我們合作的人，甚至排斥他們。這是沒有任何根據的。馬克思、恩格斯、列寧、史達林給了我們這樣的根據嗎？沒有。相反地，他們總是諄諄告誡我們，要密切聯繫群眾，而不要脫離群眾。中國共產黨中央給了我們這個根據嗎？沒有。中央的一切決議案中，沒有一個決議說是我們可以脫離群眾使自己孤立起來。相反地，中央總是叫我們密切聯繫群眾，而不要脫離群眾。所以，一切脫離群眾的行為，並沒有任何的根據，只是我們一部分同志自己造出來的宗派主義思想在那裏作怪。因為這種宗派主義在一部分同志中還很嚴重，還在障礙黨的路線的實行，所以我們要針對這個問題在黨內進行廣大的教育。首先要使我們的幹部真正懂得這個問題的嚴重性，使他們懂得共產黨員如果不同黨外幹部、黨外人員互相聯合，敵人就一定不能打倒，革命的目的就一定不能達到。
一切宗派主義思想都是主觀主義的，都和革命的實際需要不相符合，所以反對宗派主義和反對主觀主義的鬥爭，應當同時並進。
關於黨八股的問題，今天不能講了，準備在另外一個會議上來討論。黨八股是藏垢納污的東西，是主觀主義和宗派主義的一種表現形式。它是害人的，不利於革命的，我們必須肅清它。
我們要反對主觀主義，就要宣傳唯物主義，就要宣傳辯證法。但是我們黨內還有許多同志，他們並不注重宣傳唯物主義，也不注重宣傳辯證法。有些同志聽憑別人宣傳主觀主義，也安之若素。這些同志自以為相信馬克思主義，但是，他們卻不努力宣傳唯物主義，聽了或看了主觀主義的東西也不想一想，也不發議論。這種態度不是共產黨員的態度。這使得我們許多同志蒙受了主觀主義思想的毒害，發生麻木的現象。所以我們要在黨內發動一個啟蒙運動，使我們同志的精神從主觀主義、教條主義的蒙蔽中間解放出來，號召同志們對於主觀主義、宗派主義、黨八股加以抵制。這些東西好像日貨，因為只有我們的敵人願意我們保存這些壞東西，使我們繼續受蒙蔽，所以我們應該提倡抵制，就像抵制日貨一樣。一切主觀主義、宗派主義、黨八股的貨色，我們都要抵制，使它們在市場上銷售困難，不要讓它們利用黨內理論水平低，出賣自己那一套。為此目的，就要同志們提高嗅覺，就要同志們對於任何東西都用鼻子嗅一嗅，鑒別其好壞，然後才決定歡迎它，或者抵制它。共產黨員對任何事情都要問一個為什麼，都要經過自己頭腦的周密思考，想一想它是否合乎實際，是否真有道理，絕對不應盲從，絕對不應提倡奴隸主義。
最後，我們反對主觀主義、宗派主義、黨八股，有兩條宗旨是必須注意的：第一是“懲前毖後”，第二是“治病救人”。對以前的錯誤一定要揭發，不講情面，要以科學的態度來分析批判過去的壞東西，以便使後來的工作慎重些，做得好些。這就是“懲前毖後”的意思。但是我們揭發錯誤、批判缺點的目的，好像醫生治病一樣，完全是為了救人，而不是為了把人整死。一個人發了闌尾炎，醫生把闌尾割了，這個人就救出來了。任何犯錯誤的人，只要他不諱疾忌醫，不固執錯誤，以至於達到不可救藥的地步，而是老老實實，真正願意醫治，願意改正，我們就要歡迎他，把他的毛病治好，使他變為一個好同志。這個工作決不是痛快一時，亂打一頓，所能奏效的。對待思想上的毛病和政治上的毛病，決不能採用魯莽的態度，必須採用“治病救人”的態度，才是正確有效的方法。
趁著今天黨校開學的機會，我講了這許多話，希望同志們加以考慮。
(任衛東 根據 人民出版社 1967年版《毛澤東選集》一卷橫排袖珍本 769-786頁 輸入)
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 毛澤東 （一九四二年五月） 引言 （一九四二年五月二日） 同志們！今天邀集大家來開座談會，目的是要和大家交換意見，研究文藝工作和一 般革命工作的關係，求得革命文藝的正確發展，求得革命文藝對其他革命工作的更好的 協助，藉以打倒我們民族的敵人，完成民族解放的任務。 在我們為中國人民解放的鬥爭中，有各種的戰線，就中也可以說有文武兩個戰線， 這就是文化戰線和軍事戰線。我們要戰勝敵人，首先要依靠手裏拿槍的軍隊。但是僅僅 有這種軍隊是不夠的，我們還要有文化的軍隊，這是團結自己、戰勝敵人必不可少的一 支軍隊。“五四”[1]以來，這支文化軍隊就在中國形成，幫助了中國革命，使中國的封 建文化和適應帝國主義侵略的買辦文化的地盤逐漸縮小，其力量逐漸削弱。到了現在， 中國反動派只能提出所謂“以數量對質量”的辦法來和新文化對抗，就是說，反動派有 的是錢，雖然拿不出好東西，但是可以拼命出得多。在“五四”以來的文化戰線上，文 學和藝術是一個重要的有成績的部門。革命的文學藝術運動，在十年內戰時期有了大的 發展。這個運動和當時的革命戰爭，在總的方向上是一致的，但在實際工作上卻沒有互 相結合起來，這是因為當時的反動派把這兩支兄弟軍隊從中隔斷了的緣故。抗日戰爭爆 發以後，革命的文藝工作者來到延安和各個抗日根據地的多起來了，這是很好的事。但 是到了根據地，並不是說就已經和根據地的人民群眾完全結合了。我們要把革命工作向 前推進，就要使這兩者完全結合起來。我們今天開會，就是要使文藝很好地成為整個革 命機器的一個組成部分，作為團結人民、教育人民、打擊敵人、消滅敵人的有力的武器 ，幫助人民同心同德地和敵人作鬥爭。為了這個目的，有些什麼問題應該解決的呢？我 以為有這樣一些問題，即文藝工作者的立場問題，態度問題，工作物件問題，工作問題 和學習問題。 立場問題。我們是站在無產階級的和人民大眾的立場。對於共產黨員來說，也就是 要站在黨的立場，站在黨性和黨的政策的立場。在這個問題上，我們的文藝工作者中是 否還有認識不正確或者認識不明確的呢？我看是有的。許多同志常常失掉了自己的正確 的立場。 態度問題，隨著立場，就發生我們對於各種具體事物所採取的具體態度。比如說， 歌頌呢，還是暴露呢？這就是態度問題。究竟哪種態度是我們需要的？我說兩種都需要 ，問題是在對什麼人。有三種人，一種是敵人，一種是統一戰線中的同盟者，一種是自 己人，這第三種人就是人民群眾及其先鋒隊。對於這三種人需要有三種態度。對於敵人 ，對於日本帝國主義和一切人民的敵人，革命文藝工作者的任務是在暴露他們的殘暴和 欺騙，並指出他們必然要失敗的趨勢，鼓勵抗日軍民同心同德，堅決地打倒他們。對於 統一戰線中各種不同的同盟者，我們的態度應該是有聯合，有批評，有各種不同的聯合 ，有各種不同的批評。他們的抗戰，我們是贊成的；如果有成績，我們也是讚揚的。但 是如果抗戰不積極，我們就應該批評。如果有人要反共反人民，要一天一天走上反動的 道路。那我們就要堅決反對。至於對人民群眾，對人民的勞動和鬥爭，對人民的軍隊， 人民的政黨，我們當然應該讚揚。人民也有缺點的。無產階級中還有許多人保留著小資 產階級的思想，農民和城市小資產階級都有落後的思想，這些就是他們在鬥爭中的負擔 。我們應該長期地耐心地教育他們，幫助他們擺脫背上的包袱，同自己的缺點錯誤作鬥 爭，使他們能夠大踏步地前進。他們在鬥爭中已經改造或正在改造自己我們的文藝應該 描寫他們的這個改造過程。只要不是堅持錯誤的人，我們就不應該只看到片面就去錯誤 地譏笑他們，甚至敵視他們。我們所寫的東西，應該是使他們團結，使他們進步，使他 們同心同德，向前奮鬥，去掉落後的東西，發揚革命的東西，而決不是相反。 工作物件問題，就是文藝作品給誰看的問題。在陝甘寧邊區，在華北華中各抗日根 據地，這個問題和在國民黨統治區不同，和在抗戰以前的上海更不同。在上海時期，革 命文藝作品的接受者是以一部分學生、職員、店員為主，在抗戰以後的國民黨統治區， 範圍曾有過一些擴大，但基本上也還是以這些人為主，因為那裏的政府把工農兵和革命 文藝互相隔絕了。在我們的根據地就完全不同。文藝作品在根據地的接受者，是工農兵 以及革命的幹部。根據地也有學生，但這些學生和舊式學生也不相同，他們不是過去的 幹部，就是未來的幹部。各種幹部，部隊的戰士，工廠的工人，農村的農民，他們識了 字，就要看書、看報，不識字的，也要看戲、看畫、唱歌、聽音樂，他們就是我們文藝 作品的接受者。即拿幹部說，你們不要以為這部分人數目少，這比在國民黨統治區出一 本書的讀者多得多。在那裏，一本書一版平常只有兩千冊，三版也才六千冊；但是根據 地的幹部，單是在延安能看書的就有一萬多。而且這些幹部許多都是久經鍛煉的革命家 ，他們是從全國各地來的，他們也要到各地去工作，所以對於這些人做教育工作，是有 重大意義的。我們的文藝工作者，應該向他們好好做工作。 既然文藝工作的物件是工農兵及其幹部，就發生一個瞭解他們熟悉他們的問題。而 為要瞭解他們，熟悉他們，為要在黨政機關，在農村，在工廠，在八路軍新四軍裏面， 瞭解各種人，熟悉各種人，瞭解各種事情，熟悉各種事情，就需要做很多的工作。我們 的文藝工作者需要做自己的文藝工作，但是這個瞭解人熟悉人的工作卻是第一位的工作 。我們的文藝工作者對於這些，以前是一種什麼情形呢？我說以前是不熟，不懂，英雄 無用武之地。什麼是不熟？人不熟。文藝工作者同自己的描寫物件和作品接受者不熟， 或者簡直生硫得很。我們的文藝工作者不熟悉工人，不熟悉農民，不熟悉士兵，也不熟 悉他們的幹部。什麼是不懂？語言不懂，就是說，對於人民群眾的豐富的生動的語言， 缺乏充分的知識。許多文藝工作者出於自己脫離群眾、生活空虛，當然也就不熟悉人民 的語言，因此他們的作品不但顯得語言無味，而且裏面常常夾著一些生出造來的和人民 的語言相對立的不三不四的詞句。許多同志愛說“大眾化”，但是什麼叫做大眾化呢？ 就是我們的文藝工作者的思想感情和工農兵大眾的思想感情打成一片。而要打成一片， 就應當認真學習群眾的語言，如果連群眾的語言都有許多不懂，還講什麼文藝創造呢？ 英雄無用武之地，就是說，你的一套大道理，群眾不賞識。在群眾面前把你的資格擺得 越老，越像個“英雄”，越要出賣這一套，群眾就越不買你的賬。你要群眾瞭解你，你 要和群眾打成一片，就得下決心，經過長期的甚至是痛苦的磨練。在這裏，我可以說一 說我自己感情變化的經驗。我是個學生出身的人，在學校養成了一種學生習慣，在一大 群肩不能挑手不能提的學生面前做一點勞動的事，比如自己挑行李吧，也覺得不像樣子 。那時，我覺得世界上乾淨的人只有知識份子，工人農民總是比較髒的。知識份子的衣 服，別人的我可以穿，以為是乾淨的；工人農民的衣服，我就不願意穿，以為是髒的。 革命了，同工人農民和革命軍的戰士在一起了，我逐漸熟悉他們，他們也逐漸熟悉了我 。這時，只是在這時，我才根本地改變了資產階級學校所教給我的那種資產階級的和小 資產階級的感情。這時，拿未曾改造的知識份子和工人農民比較，就覺得知識份子不幹 淨了，最乾淨的還是工人農民，儘管他們手是黑的，腳上有牛屎，還是比資產階級和小 資產階級知識份子都乾淨。這就叫做感情起了變化，由一個階級變到另一個階級。我們 知識份子出身的文藝工作者，要使自己的作品為群眾所歡迎，就得把自己的思想感情來 一個變化，來一番改造。沒有這個變化，沒有這個改造，什麼事情都是做不好的，都是 格格不入的。 最後一個問題是學習，我的意思是說學習馬克思列寧主義和學習社會。一個自命為 馬克思主義的革命作家，尤其是黨員作家，必須有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知識。但是現在有 些同志，卻缺少馬克思主義的基本觀點。比如說，馬克思主義的一個基本觀點，就是存 在決定意識，就是階級鬥爭和民族鬥爭的客觀現實決定我們的思想感情，但是我們有些 同志卻把這個問題弄顛倒了，說什麼一切應該從“愛”出發。就說愛吧，在階級社會裏 ，也只有階級的愛，但是這些同志卻要追求什麼超階級的愛，抽象的愛，以及抽象的自 由、抽象的真理、抽象的人性等等。這是表明這些同志是受了資產階級的很深的影響。 應該很徹底地清算這種影響，很虛心地學習馬克思列寧主義。文藝工作者應該學習文藝 創作，這是對的，但是馬克思列寧主義是一切革命者都應該學習的科學，文藝工作者不 能是例外。文藝工作者要學習社會，這就是說，要研究社會上的各個階級，礬究它們的 相互關係和各自狀況，研究它們的面貌和它們的心理。只有把這些弄清楚了，我們的文 藝才能有豐富的內容和正確的方向。 今天我就只提出這幾個問題，當作引子，希望大家在這些問題及其他有關的問題上 發表意見。 結論 （一九四二年五月二十三日） 同志們！我們這個會在一個月裏開了三次。大家為了追求真理，進行了熱烈的爭論 ，有黨的和非党的同志幾十個人講了話，把問題展開了，並且具體化了。我認為這是對 整個文學藝術運動很有益處的。 我們討論問題，應當從實際出發，不是從定義出發。如果我們按照教科書，找到什 麼是文學、什麼是藝術的定義，然後按照它們來規定今天文藝運動的方針，來評判今天 所發生的各種見解和爭論，這種方法是不正確的。我們是馬克思主義者，馬克思主義叫 我們看問題不要從抽象的定義出發，而要從容觀存在的事實出發，從分析這些事實中找 出方針、政策、辦法來。我們現在討論文藝工作，也應該這樣做。 現在的事實是什麼呢？事實就是：中國的已經進行了五年的抗日戰爭；全世界的反 法西斯戰爭；中國大地主大資產階級在抗日戰爭中的動搖和對於人民的高壓政策；“五 四”以來的革命文藝運動——這個運動在二十三年中對於革命的偉大貢獻以及它的許多 缺點；八路軍新四軍的抗日民主根據地，在這些根據地裏面大批文藝工作者和八路軍新 四軍以及工人農民的結合；根據地的文藝工作者和國民黨統治區的文藝工作者的環境和 任務的區別；目前在延安和各抗日根據地的文藝工作中已經發生的爭論問題。——這些 就是實際存在的不可否認的事實，我們就要在這些事實的基礎上考慮我們的問題。 那末，什麼是我們的問題的中心呢？我以為，我們的問題基本上是一個為群眾的問 題和一個如何為群眾的問題。不解決這兩個問題，或這兩個問題解決得不適當，就會使 得我們的工藝工作者和自己的環境、任務不協調，就使得我們的文藝工作者從外部從內 部碰到一連串的問題。我的結論，就以這兩個問題為中心，同時也講到一些與此有關的 其他問題。 一 第一個問題：我們的文藝是為什麼人的？ 這個問題，本來是馬克思主義者特別是列寧所早已解決了的。列寧還在一九○五年 就已著重指出過，我們的文藝應當“為千千萬萬勞動人民服務”[2]。在我們各個抗日根 據地從事文學藝術工作的同志中，這個問題似乎是已經解決了，不需要再講的了。其實 不然。很多同志對這個問題並沒有得到明確的解決。因此，在他們的情緒中，在他們的 作品中，在他們的行動中，在他們對於文藝方針問題的意見中，就不免或多或少地發生 和群眾的需要不相符合，和實際鬥爭的需要不相符合的情形。當然，現在和共產黨、八 路軍、新四軍在一起從事于偉大解放鬥爭的大批的文化人、文學家、藝術家以及一般文 藝工作者，雖然其中也可能有些人是暫時的投機分子，但是絕大多數卻都是在為著共同 事業努力工作著。依靠這些同志，我們的整個文學工作，戲劇工作，音樂工作，美術工 作，都有了很大的成績。這些文藝工作者，有許多是抗戰以後開始工作的；有許多在抗 戰以前就做了多時的革命工作，經歷過許多辛苦，並用他們的工作和作品影響了廣大群 眾的。但是為什麼還說即使這些同志中也有對於文藝是為什麼人的問題沒有明確解決的 呢？難道他們還有主張革命文藝不是為著人民大眾而是為著剝削者壓迫者的嗎？ 誠然，為著剝削者壓迫者的文藝是有的。文藝是為地主階級的，這是封建主義的文 藝。中國封建時代統治階級的文學藝術，就是這種東西。直到今天，這種文藝在中國還 有頗大的勢力。文藝是為資產階級的，這是資產階級的文藝。像魯迅所批評的梁實秋[3 ]一類人，他們雖然在口頭上提出什麼文藝是超階級的，但是他們在實際上是主張資產階 級的文藝，反對無產階級的文藝的，文藝是為帝國主義者的，周作人、張資平[4]這批人 就是這樣，這叫做漢奸文藝。在我們，文藝不是為上述種種人，而是為人民的。我們曾 說，現階段的中國新文化，是無產階級領導的人民大眾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化。真正人民 大眾的東西，現在一定是無產階級領導的。資產階級領導的東西，不可能屬於人民大眾 。新文化中的新文學新藝術，自然也是這樣。對於中國和外國過去時代所遺留下來的豐 富的文學藝術遺產和優良的文學藝術傳統，我們是要繼承的，但是目的仍然是為了人民 大眾。對於過去時代的文藝形式，我們也並不拒絕利用，但這些舊形式到了我們手裏， 給了改造，加進了新內容，也就變成革命的為人民服務的東西了。 那末，什麼是人民大眾呢？最廣大的人民，占全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是工 人、農民、兵土和城市小資產階級。所以我們的文藝，第一是為工人的，這是領導革命 的階級。第二是為農民的，他們是革命中最廣大最堅決的同盟軍。第三是為武裝起來了 的工人農民即八路軍、新四軍和其他人民武裝隊伍的，這是革命戰爭的主力。第四是為 城市小資產階級勞動群眾和知識份子的，他們也是革命的同盟者，他們是能夠長期地和 我們合作的。這四種人，就是中華民族的最大部分，就是最廣大的人民大眾。 我們的文藝，應該為著上面說的四種人。我們要為這四種人服務，就必須站在無產 階級的立場上，而不能站在小資產階級的立場上。在今天，堅持個人主義的小資產階級 立場的作家是不可能真正地為革命的工農兵群眾服務的，他們的興趣，主要是放在少數 小資產階級知識份子上面。而我們現在有一部分同志對於文藝為什麼人的問題不能正確 解決的關鍵，正在這裏。我這樣說，不是說在理論上。在理論上，或者說在口頭上，我 們隊伍中沒有一個人把工農兵群眾看得比小資產階級知識份子還不重要的。我是說在實 際上，在行動上。在實際上，在行動上，他們是否對小資產階級知識份子比對工農兵還 更看得重要些呢？我以為是這樣。有許多同志比較地注重研究小資產階級知識份子，分 析他們的心理，著重地去表現他們，原諒並辯護他們的缺點，而不是引導他們和自己一 道去接近工農兵群眾，去參加工農兵群眾的實際鬥爭，去表現工農兵群眾，去教育工農 兵群眾。有許多同志，因為他們自己是從小資產階級出身，自己是知識份子，於是就只 在知識份子的隊伍中找朋友，把自己的注意力放在研究和描寫知識份子上面。這種研究 和描寫如果是站在無產階級立場上的，那是應該的。但他們並不是，或者不完全是。他 們是站在小資產階級立場，他們是把自己的作品當作小資產階級的自我表現來創作的， 我們在相當多的文學藝術作品中看見這種東西。他們在許多時候，對於小資產階級出身 的知識份子寄予滿腔的同情，連他們的缺點也給以同情甚至鼓吹。對於工農兵群眾，則 缺乏接近，缺乏瞭解，缺乏研究，缺乏知心朋友，不善於描寫他們；倘若描寫，也是衣 服是勞動人民，面孔卻是小資產階級知識份子。他們在某些方面也愛工農兵，也愛工農 兵出身的幹部，但有些時候不愛，有些地方不愛，不愛他們的感情，不愛他們的姿態， 不愛他們的萌芽狀態的文藝（壁報、壁畫、民歌、民間故事等）。他們有時也愛這些東 西，那是為著獵奇，為著裝飾自己的作品，甚至是為著追求其中落後的東西而愛的。有 時就公開地鄙棄它們，而偏愛小資產階級知識份子的乃至資產階級的東西。這些同志的 立足點還是在小資產階級知識份子方面，或者換句文雅的話說，他們的靈魂深處還是一 個小資產階級知識份子的王國。這樣，為什麼人的問題他們就還是沒有解決，或者沒有 明確地解決。這不光是講初來延安不久的人，就是到過前方，在根據地、八路軍、新四 軍做過幾年工作的人，也有許多是沒有徹底解決的。要徹底地解決這個問題，非有十年 八年的長時間不可。但是時間無論怎樣長，我們卻必須解決它，必須明確地徹底地解決 它。我們的文藝工作者一定要完成這個任務，一定要把立足點移過來，一定要在深入工 農兵群眾、深入實際鬥爭的過程中，在學習馬克思主義和學習社會的過程中，逐漸地移 過來，移到工農兵這方面來，移到無產階級這方面來。只有這樣，我們才能有真正為工 農兵的文藝，真正無產階級的文藝。 為什麼人的問題，是一個根本的問題，原則的問題。過去有些同志間的爭論、分歧 、對立和不團結，並不是在這個根本的原則的問題上，而是在一些比較次要的甚至是無 原則的問題上。而對於這個原則問題，爭論的雙方倒是沒有什麼分歧，倒是幾乎一致的 ，都有某種程度的輕視工農兵、脫離群眾的傾向。我說某種程度，因為一般他說，這些 同志的輕視工農兵、脫離群眾，和國民黨的輕視工農兵、脫離群眾，是不同的；但是無 論如何，這個傾向是有的。這個根本問題不解決，其他許多問題也就不易解決，比如說 文藝界的宗派主義吧，這也是原則問題，但是要去掉宗派主義，也只有把為工農，為八 路軍、新四軍，到群眾中去的口號提出來，並加以切實的實行，才能達到目的，否則宗 派主義問題是斷然不能解決的。魯迅曾說：“聯合戰線是以有共同目的為必要條件的。 ……我們戰線不能統一，就證明我們的目的不能一致，或者只為了小團體，或者還其實 只為了個人。如果目的都在工農大眾，那當然戰線也就統一了。”[5]這個問題那時上海 有，現在重慶也有。在那些地方，這個問題很難徹底解決，因為那些地方的統治者壓迫 革命文藝家，不讓他們有到工農兵群眾中去的自由。在我們這裏，情形就完全兩樣。我 們鼓勵革命文藝家積極地親近工農兵，給他們以到群眾中去的完全自由，給他們以創作 真正革命文藝的完全自由。所以這個問題在我們這裏，是接近於解決的了。接近於解決 不等於完全的徹底的解決；我們說要學習馬克思主義和學習社會，就是為著完全地徹底 地解決這個問題。我們說的馬克思主義，是要在群眾生活群眾鬥爭裏實際發生作用的活 的馬克思主義，不是口頭上的馬克思主義。把口頭上的馬克思主義變成為實際生活裏的 馬克思主義，就不會有宗派主義了。不但宗派主義的問題可以解決，其他的許多問題也 都可以解決了。 二 為什麼人服務的問題解決了，接著的問題就是如何去服務。用同志們的話來說，就 是：努力於提高呢，還是努力於普及呢？ 有些同志，在過去，是相當地或是嚴重地輕視了和忽視了普及，他們不適當地太強 調了提高。提高是應該強調的，但是片面地孤立地強調提高，強調到不適當的程度，那 就錯了。我在前面說的沒有明確地解決為什麼人的問題的事實，在這一點上也表現出來 了。並且，因為沒有弄清楚為什麼人，他們所說的普及和提高就都沒有正確的標準，當 然更找不到兩者的正確關係。我們的文藝，既然基本上是為工農兵，那末所謂普及，也 就是向工農兵普及，所謂提高，也就是從工農兵提高。用什麼東西向他們普及呢？用封 建地主階級所需要、所便於接受的東西嗎？用資產階級所需要、所便於接受的東西嗎？ 用小資產階級知識份子所需要、所便於接受的東西嗎？都不行，只有用工農兵自己所需 要、所便於接受的東西。因此在教育工農兵的任務之前，就先有一個學習工農兵的任務 。提高的問題更是如此。提高要有一個基礎。比如一桶水，不是從地上去提高，難道是 從空中去提高嗎？那末所謂文藝的提高，是認什麼基礎上去提高呢？從封建階級的基礎 嗎？從資產階級的基礎嗎？從小資產階級知識份子的基礎嗎？都不是，只能是從工農兵 群眾的基礎上去提高。也不是把工農兵提到封建階級、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知識份子 的“高度”去，而是沿著工農兵自己前進的方向去提高，沿著無產階級前進的方向去提 高。而這裏也就提出了學習工農兵的任務。只有從工農兵出發，我們對於普及和提高才 能有正確的瞭解，也才能找到普及和提高的正確關係。 一切種類的文學藝術的源泉究竟是從何而來的呢？作為觀念形態的文藝作品，都是 一定的社會生活在人類頭腦中的反映的產物。革命的文藝，則是人民生活在革命作家頭 腦中的反映的產物。人民生活中本來存在著文學藝術原料的礦藏，這是自然形態的東西 ，是粗糙的東西，但也是最生動、最豐富、最基本的東西；在這點上說，它們使一切文 學藝術相形見拙，它們是一切文學藝術的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唯一的源泉。這是唯一 的源泉，因為只能有這樣的源泉，此外不能有第二個源泉。有人說，書本上的文藝作品 ，古代的和外國的文藝作品，不也是源泉嗎？實際上，過去的文藝作品不是源而是流， 是古人和外國人根據他們彼時彼地所得到的人民生活中的文學藝術原料創造出來的東西 。我們必須繼承一切優秀的文學藝術遺產，批判地吸收其中一切有益的東西，作為我們 從此時此地的人民生活中的文學藝術原料創造作品時候的借鑒。有這個借鑒和沒有這個 借鑒是不同的，這裏有文野之分，粗細之分，高低之分，快慢之分。所以我們決不可拒 絕繼承和借鑒古人和外國人，哪怕是封建階級和資產階級的東西。但是繼承和借鑒決不 可以變成替代自己的創造，這是決不能替代的。文學藝術中對於古人和外國人的毫無批 判的硬搬和模仿，乃是最沒有出息的最害人的文學教條主義和藝術教條主義。中國的革 命的文學家藝術家，有出息的文學家藝術家，必須到群眾中去，必須長期地無條件地全 心全意地到工農兵群眾中去，到火熱的鬥爭中去，到唯一的最廣大最豐富的源泉中去， 觀察、體驗、研究、分析一切人，一切階級，一切群眾，一切生動的生活形式和鬥爭形 式，一切文學和藝術的原始材料，然後才有可能進入創作過程。否則你的勞動就沒有對 象，你就只能做魯迅在他的遺囑裏所諄諄囑咐他的兒子萬不可做的那種空頭文學家，或 空頭藝術家[6]。 人類的社會生活雖是文學藝術的唯一源泉，雖是較之後者有不可比擬的生動豐富的 內容，但是人民還是不滿足於前者而要求後者。這是為什麼呢？因為雖然兩者都是美， 但是文藝作品中反映出來的生活卻可以而且應該比普通的實際生活更高，更強烈，更有 集中性，更典型，更理想，因此就更帶普遍性。革命的文藝，應當根據實際生活創造出 各種各樣的人物來，幫助群眾推動歷史的前進。例如一方面是人們受餓、受凍、受壓迫 ，一方面是人剝削人、人壓迫人，這個事實到處存在著，人們也看得很平淡；文藝就把 這種日常的現象集中起來，把其中的矛盾和鬥爭典型化，造成文學作品或藝術作品，就 能使人民群眾驚醒起來，感奮起來，推動人民群眾走向團結和鬥爭，實行改造自己的環 境。如果沒有這樣的文藝，那末這個任務就不能完成，或者不能有力地迅速地完成。 什麼是文藝工作中的普及和提高呢？這兩種任務的關係是怎樣的呢？普及的東西比 較簡單淺顯，因此也比較容易為目前廣大人民群眾所迅速接受。高級的作品比較細緻， 因此也比較難於生產，並且往往比較難於在目前廣大人民群眾中迅速流傳。現在工農兵 面前的問題，是他們正在和敵人作殘酷的流血鬥爭，而他們由於長時期的封建階級和資 產階級的統治，不識字，無文化，所以他們迫切要求一個普遍的啟蒙運動，迫切要求得 到他們所急需的和容易接受的文化知識和文藝作品，去提高他們的鬥爭熱情和勝利信心 ，加強他們的團結，便於他們同心同德地去和敵人作鬥爭。對於他們，第一步需要還不 是“錦上添花”，而是“雪中送炭”。所以在目前條件下，普及工作的任務更為迫切。 輕視和忽視普及工作的態度是錯誤的。 但是，普及工作和提高工作是不能截然分開的。不但一部分優秀的作品現在也有普 及的可能，而且廣大群眾的文化水平也是在不斷地提高著。普及工作若是永遠停止在一 個水平上，一月兩月三月，一年兩年三年，總是一樣的貨色，一樣的“小放牛”[7]，一 樣的“人、手、口、刀、牛、羊”[8]，那末，教育者和被教育者豈不都是半斤八兩？這 種普及工作還有什麼意義呢？人民要求普及，跟著也就要求提高，要求逐年逐月地提高 。在這裏，普及是人民的普及，提高也是人民的提高。而這種提高，不是從空中提高， 不是關門提高，而是在普及基礎上的提高。這種提高，為普及所決定，同時又給普及以 指導。就中國範圍來說，革命和革命文化的發展不是平衡的，而是逐漸推廣的。一處普 及了，並且在普及的基礎止提高了，別處還沒有開始普及。因此一處由普及而提高的好 經驗可以應用於別處，使別處的普及工作和提高工作得到指導，少走許多彎路。就國際 範圍來說，外國的好經驗，尤其是蘇聯的經驗，也有指導我們的作用。所以，我們的提 高，是在普及基礎止的提高；我們的普及，是在提高指導下的普及。正因為這樣，我們 所說的普及工作不但不是妨礙提高，而且是給目前的範圍有限的提高工作以基礎，也是 給將來的範圍大為廣闊的提高工作準備必要的條件。 除了直接為群眾所需要的提高以外，還有一種間接為群眾所需要的提高，這就是幹 部所需要的提高。幹部是群眾中的先進分子，他們所受的教育－般都比群眾所受的多些 ；比較高級的文學藝術，對於他們是完全必要的，忽視這一點是錯誤的。為幹部，也完 全是為群眾，因為只有經過幹部才能去教育群眾、指導群眾。如果違背了這個目的，如 果我們給予幹部的並不能幫助於部去教育群眾、指導群眾，那末，我們的提高工作就是 無的放矢，就是離開了為人民大眾的根本原則。 總起來說，人民生活中的文學藝術的原料，經過革命作家的創造性的勞動而形成觀 念形態上的為人民大眾的文學藝術。在這中間，既有從初級的文藝基礎上發展起來的、 為被提高了的群眾所需要、或首先為群眾中的幹部所需要的高級的文藝，又有反轉來在 這種高級的文藝指導之下的、往往為今日最廣大群眾所最先需要的初級的文藝。無論高 級的或初級的，我們的文學藝術都是為人民大眾的，首先是為工農兵的，為工農兵而創 作，為工農兵所利用的。 我們既然解決了提高和普及的關係問題，則專門家和普及工作者的關係問題也就可 以隨著解決了。我們的專門家不但是為了幹部，主要地還是為了群眾。我們的文學專門 家應該注意群眾的壁報，注意軍隊和農村中的通訊文學。我們的戲劇專門家應該注意軍 隊和農村中的小劇團。我們的音樂專門家應該注意群眾的歌唱。我們的美術專門家應該 注意群眾的美術。一切這些同志都應該和在群眾中做文藝普及工作的同志們發生密切的 聯繫，一方面幫助他們，指導他們，一方面又向他們學習，從他們吸收由群眾中來的養 料，把自己充實起來，豐富起來，使自己的專門不致成為脫離群眾、脫離實際、毫無內 容、毫無生氣的空中樓閣。我們應該尊重專門家，專門家對於我們的事業是很可寶貴的 。但是我們應該告訴他們說，一切革命的文學家藝術家只有聯繫群眾，表現群眾，把自 己當作群眾的忠實的代言人，他們的工作才有意義。只有代表群眾才能教育群眾，只有 做群眾的學生才能做群眾的先生。如果把自己看作群眾的主人，看作高踞於“下等人” 頭上的貴族，那末，不管他們有多大的才能，也是群眾所不需要的，他們的工作是沒有 前途的。 我們的這種態度是不是功利主義的？唯物主義者並不一般地反對功利主義，但是反 對封建階級的、資產階級的、小資產階級的功利主義，反對那種口頭上反對功利主義、 實際上抱著最自私最短視的功利主義的偽善者。世界上沒有什麼超功利主義，在階級社 會裏，不是這一階級的功利主義，就是那一階級的功利主義。我們是無產階級的革命的 功利主義者，我們是以占全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最廣大群眾的目前利益和將來利益的 統一為出發點的，所以我們是以最廣和最遠為目標的革命的功利主義者，而不是只看到 局部和目前的狹隘的功利主義者。例如，某種作品，只為少數人所偏愛，而為多數人所 不需要，甚至對多數人有害，硬要拿來上市，拿來向群眾宣傳，以求共個人的或狹隘集 團的功利，還要責備群眾的功利主義，這就不但侮辱群眾，也太無自知之明了。任何一 種東西，必須能使人民群眾得到真實的利益，才是好的東西。就算你的是“陽春白雪” 吧，這暫時既然是少數人享用的東西，群眾還是在那裏唱“下里巴人”[9]，那末，你不 去提高它，只顧罵人，那就怎樣罵也是空的。現在是“陽春白雪”和“下里巴人”統一 的問題，是提高和普及統一的問題。不統一，任何專門家的最高級的藝術也不免成為最 狹隘的功利主義；要說這也是清高，那只是自封為清高，群眾是不會批准的。 在為工農兵和怎樣為工農兵的基本方針問題解決之後，其他的問題，例如，寫光明 和寫黑暗的問題，團結問題等，便都一齊解決了。如果大家同意這個基本方針，則我們 的文學藝術工作者，我們的文學藝術學校，文學藝術刊物，文學藝術團體和一切文學藝 術活動，就應該依照這個方針去做。離開這個方針就是錯誤的；和這個方針有些不相符 合的，就須加以適當的修正。 三 我們的文藝既然是為人民大眾的，那末，我們就可以進而討論一個黨內關係問題， 黨的文藝工作和黨的整個工作的關係問題，和另一個黨外關係的問題，黨的文藝工作和 非黨的文藝工作的關係問題——文藝界統一戰線問題。 先說第一個問題。在現在世界上，一切文化或文學藝術都是屬於一定的階級，屬於 一定的政治路線的。為藝術的藝術，超階級的藝術，和政治並行或互相獨立的藝術，實 際上是不存在的。無產階級的文學藝術是無產階級整個革命事業的一部分，如同列寧所 說，是整個革命機器中的“齒輪和螺絲釘”[10]。因此，黨的文藝工作，在黨的整個革 命工作中的位置，是確定了的，擺好了的；是服從黨在一定革命時期內所規定的革命任 務的。反對這種擺法，一定要走到二元論或多元論，而其實質就像托洛茨基那樣：“政 治——馬克思主義的；藝術——資產階級的。”我們不贊成把文藝的重要性過分強調到 錯誤的程度，但也不贊成把文藝的重要性估計不足。文藝是從屬於政治的，但又反轉來 給予偉大的影響於政治。革命文藝是整個革命事業的一部分，是齒輪和螺絲釘，和別的 更重要的部分比較起來，自然有輕重緩急第一第二之分，但它是對於整個機器不可缺少 的齒輪和螺絲釘，對於整個革命事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如果連最廣義最普通的文學藝 術也沒有，那革命運動就不能進行，就不能勝利。不認識這一點，是不對的。還有，我 們所說的文藝服從於政治，這政治是指階級的政治、群眾的政治，不是所謂少數政治家 的政治。政治，不論革命的和反革命的，都是階級對階級的鬥爭，不是少數個人的行為 。革命的思想鬥爭和藝術鬥爭，必須服從於政治的鬥爭，因為只有經過政治，階級和群 眾的需要才能集中地表現出來。革命的政治家們，懂得革命的政治科學或政治藝術的政 治專門家們，他們只是千千萬萬的群眾政治家的領袖，他們的任務在於把群眾政治家的 意見集中起來，加以提煉，再使之回到群眾中去，為群眾所接受，所實踐，而不是閉門 造車，自作聰明，只此一家，別無分店的那種貴族式的所謂“政治家”，——這是無產 階級政治家同腐朽了的資產階級政治家的原則區別。正因為這樣，我們的文藝的政治性 和真實性才能夠完全一致。不認識這一點，把無產階級的政治和政治家庸俗化，是不對 的。 再說文藝界的統一戰線問題。文藝服從於政治，今天中國政治的第一個根本問題是 抗日，因此党的文藝工作者首先應該在抗日這一點上和黨外的一切文學家藝術家（從党 的同情分子、小資產階級的文藝家到一切贊成抗日的資產階級地主階級的文藝家）團結 起來。其次，應該在民主一點上團結起來；在這一點上，有一部分抗日的文藝家就不贊 成，因此團結的範圍就不免要小一些。再其次，應該在文藝界的特殊問題——藝術方法 藝術作風一點上團結起來；我們是主張社會主義的現實主義的，又有一部分人不贊成， 這個團結的範圍會更小些。在一個問題上有團結，在另一個問題上就有鬥爭，有批評。 各個問題是彼此分開而又聯繫著的，因而就在產生團結的問題比如抗日的問題上也同時 有鬥爭，有批評。在一個統一戰線裏面，只有團結而無鬥爭，或者只有鬥爭而無團結， 實行如過去某些同志所實行過的右傾的投降主義、尾巴主義，或者“左”傾的排外主義 、宗派主義，都是錯誤的政策。政治上如此，藝術上也是如此。 在文藝界統一戰線的各種力量裏面，小資產階級文藝家在中國是一個重要的力量。 他們的思想和作品都有很多缺點，但是他們比較地傾向於革命，比較地接近於勞動人民 。因此，幫助他們克服缺點，爭取他們到為勞動人民服務的戰線上來，是一個特別重要 的任務。 四 文藝界的主要的鬥爭方法之一，是文藝批評。文藝批評應該發展，過去在這方面工 作做得很不夠，同志們指出這一點是對的。文藝批評是一個複雜的問題，需要許多專門 的研究。我這裏只著重談一個基本的批評標準問題。此外，對於有些同志所提出的一些 個別的問題和一些不正確的觀點，也來略為說一說我的意見。 文藝批評有兩個標準，一個是政治標準，一個是藝術標準。按照政治標準來說，一 切利於抗日和團結的，鼓勵群眾同心同德的，反對倒退、促成進步的東西，便都是好的 ；而一切不利於抗日和團結的，鼓動群眾離心離德的，反對進步、拉著人們倒退的東西 ，便都是壞的。這裏所說的好環，究竟是看動機（主觀願望），還是看效果（社會實踐 ）呢？唯心論者是強調動機否認效果的，機械唯物論者是強調效果否認動機的，我們和 這兩者相反，我們是辯證唯物主義的動機和效果的統一論者。為大眾的動機和被大眾歡 迎的效果，是分不開的，必須使二者統一起來。為個人的和狹隘集團的動機是不好的， 有為大眾的動機但無被大眾歡迎、對大眾有益的效果，也是不好的。檢驗一個作家的主 觀願望即其動機是否正確，是否善良，不是看他的宣言，而是看他的行為（主要是作品 ）在社會大眾中產生的效果。社會實踐及其效果是檢驗主觀願望或動機的標準。我們的 文藝批評是不要宗派主義的，在團結抗日的大原則下，我們應該容許包含各種各色政治 態度的文藝作品的存在。但是我們的批評又是堅持原則立場的，對於一切包含反民族、 反科學、反大眾和反共的觀點的文藝作品必須給以嚴格的批判和駁斥；因為這些所謂文 藝，其動機，其效果，都是破壞團結抗日的。按著藝術標準來說，一切藝術性較高的， 是好的，或較好的；藝術性較低的，則是壞的，或較壞的。這種分別，當然也要看社會 效果。文藝家幾乎沒有不以為自己的作品是美的，我們的批評，也應該容許各種各色藝 術品的自由競爭；但是按照藝術科學的標準給以正確的批判，使較低級的藝術逐漸提高 成為較高級的藝術，使不適合廣大群眾鬥爭要求的藝術改變到適合廣大群眾鬥爭要求的 藝術，也是完全必要的。 又是政治標準，又是藝術標準，這兩者的關係怎麼樣呢？政治並不等於藝術，一般 的宇宙觀也並不等於藝術創作和藝術批評的方法。我們不但否認抽象的絕對不變的政治 標準，也否認抽象的絕對不變的藝術標準，各個階級社會中的各個階級都有不同的政治 標準和不同的藝術標準。但是任何階級社會中的任何階級，總是以政治標準放在第一位 ，以藝術標準放在第二位的。資產階級對於無產階級的文學藝術作品，不管其藝術成就 怎樣高，總是排斥的。無產階級對於過去時代的文學藝術作品，也必須首先檢查它們對 待人民的態度如何，在歷史上有無進步意義，而分別採取不同態度。有些政治上根本反 動的東西，也可能有某種藝術性。內容愈反動的作品而又愈帶藝術性，就愈能毒害人民 ，就愈應該排斥。處於沒落時期的一切剝削階級的文藝的共同特點，就是其反動的政治 內容和其藝術的形式之間所存在的矛盾。我們的要求則是政治和藝術的統一，內容和形 式的統一，革命的政治內容和盡可能完美的藝術形式的統一。缺乏藝術性的藝術品，無 論政治上怎樣進步，也是沒有力量的。因此，我們既反對政治觀點錯誤的藝術品，也反 對只有正確的政治觀點而沒有藝術力量的所謂“標語口號式”的傾向。我們應該進行文 藝問題上的兩條戰線鬥爭。 這兩種傾向，在我們的許多同志的思想中是存在著的。許多同志有忽視藝術的傾向 ，因此應該注意藝術的提高。但是現在更成為問題的，我以為還是在政治方面。有些同 志缺乏基本的政治常識，所以發生了各種糊塗觀念。讓我舉一些延安的例子。 “人性論”。有沒有人性這種東西？當然有的。但是只有具體的人性，沒有抽象的 人性。在階級社會裏就是只有帶著階級性的人性，而沒有什麼超階級的人性。我們主張 無產階級的人性，人民大眾的人性，而地主階級資產階級則主張地主階級資產階級的人 性，不過他們口頭上不這樣說，卻說成為唯一的人性。有些小資產階級知識份子所鼓吹 的人性，也是脫離人民大眾或者反對人民大眾的，他們的所謂人性實質上不過是資產階 級的個人主義，因此在他們眼中，無產階級的人性就不合於人性。現在延安有些人們所 主張的作為所謂文藝理論基礎的“人性論”，就是這樣講，這是完全錯誤的。 “文藝的基本出發點是愛，是人類之愛。”愛可以是出發點，但是還有一個基本出 發點。愛是觀念的東西，是客觀實踐的產物。我們根本上不是從觀念出發，而是從客觀 實踐出發。我們的知識份子出身的文藝工作者愛無產階級，是社會使他們感覺到和無產 階級有共同的命運的結果。我們恨日本帝國主義，是日本帝國主義壓迫我們的結果。世 上決沒有無緣無故的愛，也沒有無緣無故的恨。至於所謂“人類之愛”，自從人類分化 成為階級以後，就沒有過這種統一的愛。過去的一切統治階級喜歡提倡這個東西，許多 所謂聖人賢人也喜歡提倡這個東西，但是無論誰都沒有真正實行過，因為它在階級社會 裏是不可能實行的。真正的人類之愛是會有的，那是在全世界消滅了階級之後。階級使 社會分化為許多對立體，階級消滅後，那時就有了整個的人類之愛，但是現在還沒有。 我們不能愛敵人，不能愛社會的醜惡現象，我們的目的是消滅這些東西。這是人們的常 識，難道我們的文藝工作者還有不懂得的嗎？ “從來的文藝作品都是寫光明和黑暗並重，一半對一半。”這裏包含著許多糊塗觀 念。文藝作品並不是從來都這樣。許多小資產階級作家並沒有找到過光明，他們的作品 就只是暴露黑暗，被稱為“暴露文學”，還有簡直是專門宣傳悲觀厭世的。相反地，蘇 聯在社會主義建設時期的文學就是以寫光明為主。他們也寫工作中的缺點，也寫反面的 人物，但是這種描寫只能成為整個光明的陪襯，並不是所謂“一半對一半”。反動時期 的資產階級文藝家把革命群眾寫成暴徒，把他們自己寫成神聖，所謂光明和黑暗是顛倒 的。只有真正革命的文藝家才能正確地解決歌頌和暴露的問題。一切危害人民群眾的黑 暗勢力必須暴露之，一切人民群眾的革命鬥爭必須歌頌之，這就是革命文藝家的基本任 務。 “從來文藝的任務就在於暴露。”這種講法和前一種一樣，都是缺乏歷史科學知識 的見解。從來的文藝並不單在於暴露，前面已經講過。對於革命的文藝家，暴露的物件 ，只能是侵略者、剝削者、壓迫者及其在人民中所遺留的惡劣影響，而不能是人民大眾 。人民大眾也是有缺點的，這些缺點應當用人民內部的批評和自我批評來克服，而進行 這種批評和自我批評也是文藝的最重要任務之一。但這不應該說是什麼“暴露人民”。 對於人民，基本上是一個教育和提高他們的問題。除非是反革命文藝家，才有所謂人民 是“天生愚蠢的”，革命群眾是“專制暴徒”之類的描寫。 “還是雜文時代，還要魯迅筆法。”魯迅處在黑暗勢力統治下面，沒有言論自由， 所以用冷嘲熱諷的雜文形式作戰，魯迅是完全正確的。我們也需要尖銳地嘲笑法西斯主 義、中國的反動派和一切危害人民的事物，但在給革命文藝家以充分民主自由、僅僅不 給反革命分子以民主自由的陝甘寧邊區和敵後的各抗日根據地，雜文形式就不應該簡單 地和魯迅的一樣。我們可以大聲疾呼，而不要隱晦曲折，使人民大眾不易看懂。如果不 是對於人民的敵人，而是對於人民自己，那末，“雜文時代”的魯迅，也不曾嘲笑和攻 擊革命人民和革命政黨，雜文的寫法也和對於敵人的完全兩樣。對於人民的缺點是需要 批評的，我們在前面已經說過了，但必須是真正站在人民的立場上，用保護人民、教育 人民的滿腔熱情來說話。如果把同志當作敵人來對待，就是使自己站在敵人的立場上去 了。我們是否廢除諷刺？不是的，諷刺是永遠需要的。但是有幾種諷刺：有對付敵人的 ，有對付同盟者的，有對付自己隊伍的，態度各有不同。我們並不一般地反對諷刺，但 是必須廢除諷刺的亂用。 “我是不歌功頌德的；歌頌光明者其作品未必偉大，刻畫黑暗者其作品未必渺小。 ”你是資產階級文藝家，你就不歌頌無產階級而歌頌資產階級；你是無產階級文藝家， 你就不歌頌資產階級而歌頌無產階級和勞動人民：二者必居其一。歌頌資產階級光明者 其作品未必偉大，刻畫資產階級黑暗者其作品未必渺小，歌頌無產階級光明者其作品未 必不偉大，刻畫無產階級所謂“黑暗”者其作品必定渺小，這難道不是文藝史上的事實 嗎？對於人民，這個人類世界歷史的創造者，為什麼不應該歌頌呢？無產階級，共產黨 ，新民主主義，社會主義，為什麼不應該歌頌呢？也有這樣的一種人，他們對於人民的 事業並無熱情，對於無產階級及其先鋒隊的戰鬥和勝利，抱看冷眼旁觀的態度，他們所 感到興趣而要不疲倦地歌頌的只有他自己，或者加上他所經營的小集團裏的幾個角色。 這種小資產階級的個人主義者，當然不願意歌頌革命人民的功德，鼓舞革命人民的鬥爭 勇氣和勝利信心。這樣的人不過是革命隊伍中的蠹蟲，革命人民實在不需要這樣的“歌 者”。 “不是立場問題；立場是對的，心是好的，意思是懂得的，只是表現不好，結果反 而起了壞作用。”關於動機和效果的辯證唯物主義觀點，我在前面已經講過了。現在要 問：效果問題是不是立場問題？一個人做事只憑動機，不問效果，等於一個醫生只顧開 藥方，病人吃死了多少他是不管的。又如一個黨，只顧發宣言，實行不實行是不管的。 試問這種立場也是正確的嗎？這樣的心，也是好的嗎？事前顧及事後的效果，當然可能 發生錯誤，但是已經有了事實證明效果壞，還是照老樣子做，這樣的心也是好的嗎？我 們判斷一個党、一個醫生，要看實踐，要看效果；判斷一個作家，也是這樣。真正的好 心，必須顧及效果，總結經驗，研究方法，在創作上就叫做表現的手法。真正的好心， 必須對於自己工作的缺點錯誤有完全誠意的自我批評，決心改正這些缺點錯誤。共產黨 人的自我批評方法，就是這樣採取的。只有這種立場，才是正確的立場。同時也只有在 這種嚴肅的負責的實踐過程中，才能一步一步地懂得正確的立場是什麼東西，才能一步 一步地掌握正確的立場。如果不在實踐中向這個方向前進，只是自以為是，說是“懂得 ”。其實並沒有懂得。 “提倡學習馬克思主義就是重複辯證唯物論的創作方法的錯誤，就要妨害創作情緒 。”學習馬克思主義，是要我們用辯證唯物論和歷史唯物論的觀點去觀察世界，觀察社 會，觀察文學藝術，並不是要我們在文學藝術作品中寫哲學講義。馬克思主義只能包括 而不能代替文藝創作中的現實主義，正如它只能包括而不能代替物理科學中的原子論、 電子論一樣。空洞乾燥的教條公式是要破壞創作情緒的，但是它不但破壞創作情緒，而 且首先破壞了馬克思主義。教條主義的“馬克思主義”並不是馬克思主義，而是反馬克 思主義的。那末，馬克思主義就不破壞創作情緒了嗎？要破壞的，它決定地要破壞那些 封建的、資產階級的、小資產階級的、自由主義的、個人主義的、虛無主義的、為藝術 而藝術的、貴族式的、頹廢的、悲觀的以及其他種種非人民大眾非無產階級的創作情緒 。對於無產階級文藝家，這些情緒應不應該破壞呢？我以為是應該的，應該徹底地破壞 它們，而在破壞的同時，就可以建設起新東西來。 五 我們延安文藝界中存在著上述種種問題，這是說明一個什麼事實呢？說明這樣一個 事實，就是文藝界中還嚴重地存在著作風不正的東西，同志們中間還有很多的唯心論、 教條主義、空想、空談、輕視實踐、脫離群眾等等的缺點，需要有一個切實的嚴肅的整 風運動。 我們有許多同志還不大清楚無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的區別，有許多黨員，在組織上 入了党，思想上並沒有完全入黨，甚至完全沒有入黨。這種思想上沒有入黨的人，頭腦 裏還裝著許多剝削階級的髒東西，根本不知道什麼是無產階級思想，什麼是共產主義， 什麼是黨。他們想：什麼無產階級思想，還不是那一套？他們哪里知道要得到這一套並 不容易，有些人就是一輩子也沒有共產黨員的氣味，只有離開黨完事。因此我們的黨， 我們的隊伍，雖然其中的大部分是純潔的，但是為要領導革命運動更好他發展，更快地 完成，就必須從思想上組織上認真地整頓一番。而為要從組織上整頓，首先需要在思想 上整頓，需要展開一個無產階級對非無產階級的思想鬥爭。延安文藝界現在已經展開了 思想鬥爭，這是很必要的。小資產階級出身的人們總是經過種種方法，也經過文學藝術 的方法，頑強地表現他們自己，宣傳他們自己的主張，要求人們按照小資產階級知識分 子的面貌來改造黨，改造世界。在這種情形下，我們的工作，就是要向他們大喝一聲， 說：“同志”們，你們那一套是不行的，無產階級是不能遷就你們的，依了你們，實際 上就是依了大地主大資產階級，就有亡黨亡國的危險。只能依誰呢？只能依照無產階級 先鋒隊的面貌改造黨，改造世界。我們希望文藝界的同志們認識這一場大論戰的嚴重性 ，積極起來參加這個鬥爭，使每個同志都健全起來，使我們的整個隊伍在思想上和組織 上都真正統一起來，鞏固起來。 因為思想上有許多問題，我們有許多同志也就不大能真正區別革命根據地和國民黨 統治區，並由此弄出許多錯誤。同志們很多是從上海亭子間[11]來的；從亭子間到革命 根據地，不但是經歷了兩種地區，而且是經歷了兩個歷史時代。一個是大地主大資產階 級統治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會，一個是無產階級領導的革命的新民主主義的社會。到 了革命根據地，就是到了中國歷史幾千年來空前未有的人民大眾當權的時代。我們周圍 的人物，我們宣傳的物件，完全不同了。過去的時代，已經一去不復返了。因此，我們 必須和新的群眾相結合，不能有任何遲疑。如果同志們在新的群眾中間，還是像我上次 說的“不熟，不懂，英雄無用武之地”，那末，不但下鄉要發生困難，不下鄉，就在延 安，也要發生困難的。有的同志想：我還是為“大後方”[12]的讀者寫作吧，又熟悉， 又有“全國意義”。這個想法，是完全不正確的。“大後方”也是要變的，“大後方” 的讀者，不需要從革命根據地的作家聽那些早已聽厭了的老故事，他們希望革命根據地 的作家告訴他們新的人物，新的世界。所以愈是為革命根據地的群眾而寫的作品，才愈 有全國意義。法捷耶夫的《毀滅》[13]，只寫了一支很小的遊擊隊，它並沒有想去投合 舊世界讀者的口味，但是卻產生了全世界的影響，至少在中國，像大家所知道的，產生 了很大的影響。中國是向前的，不是向後的，領導中國前進的是革命的根據地，不是任 何落後倒退的地方。同志們在整風中間，首先要認識這一個根本問題。 既然必須和新的群眾的時代相結合，就必須徹底解決個人和群眾的關係問題。魯迅 的兩句詩，“橫眉冷對千夫指，俯首甘為孺子牛”[14]，應該成為我們的座右銘。“千 夫”在這裏就是說敵人，對於無論什麼兇惡的敵人我們決不屈服。“孺子”在這裏就是 說無產階級和人民大眾。一切共產黨員，一切革命家，一切革命的文藝工作者，都應該 學魯迅的榜樣，做無產階級和人民大眾的“牛”，鞠躬盡瘁，死而後己。知識份子要和 群眾結合，要為群眾服務，需要一個互相認識的過程。這個過程可能而且一定會發生許 多痛苦，許多磨擦，但是只要大家有決心，這些要求是能夠達到的。 今天我所講的，只是我們文藝運動中的一些根本方向問題，還有許多具體問題需要 今後繼續研究。我相信，同志們是有決心走這個方向的。我相信，同志們在整風過程中 間，在今後長期的學習和工作中間，一定能夠改造自己和自己作品的面貌，一定能夠創 造出許多為人民大眾所熱烈歡迎的優秀的作品，一定能夠把革命根據地的文藝運動和全 中國的文藝運動推進到一個光輝的新階段。 注釋 [1]見《毛澤東選集》第一卷《實踐論》注[6]。 [2]見列寧《黨的組織和黨的出版物》。列寧在這篇論文中說：“這將是自由的寫作 ，因為把一批又一批新生力量吸引到寫作隊伍中來的，不是私利貪欲，也不是名譽地位 ，而是社會主義思想和對勞動人民的同情。這將是自由的寫作，因為它不是為飽食終日 的貴婦人服務，不是為百無聊賴、胖得發愁的‘一萬個上層分子’服務，而是為千千萬 萬勞動人民，為這些國家的精華、國家的力量、國家的未來服務。這將是自由的寫作， 它要用社會主義無產階級的經驗和生氣勃勁的工作去豐富人類革命思想的最新成就，‘ 它要使過去的經驗（從原始空想的社會主義發展而成的科學社會主義）和現在的經驗（ 工人同志們當前的鬥爭）之間經常發生相互作用。”（《列寧全集》第12卷，人民出版 社1987年版，第96－97頁） [3]梁實秋（一九○三——一九八七），北京人。新月社主要成員。先後任復旦大學 、北京大學等校任教。曾寫過一些文藝評論，長時期致力於文學翻譯工作和散文的寫作 。魯迅對梁實秋的批評，見《三閑集·新月社批評家的任務》、《二心集·“硬譯”與 “文學的階級性”》等文。（《魯迅全集》第4卷，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年版，第159、 195一212頁） [4]周作人（一八八五——一九六七），浙江紹興人。曾在北京大學、燕京大學等校 任教。五四運動時從事新文學寫作。他的著述很多，有大量的散文集、文學專著和翻譯 作品。張資平（一八九三——一九五九），廣東梅縣人。他寫過很多小說，曾在暨南大 學、大夏大學兼任教職。周作人、張資平於一九三八年和一九三九年先後在北平、上海 依附侵略中國的日本佔領者。 [5]見魯迅《二心集·對於左翼作家聯盟的意見》（《魯迅全集》第4卷，人民文學 出版社1981年版，第237－238頁）。 [6]參見魯迅《且介亭雜文末編·附集·死》（《魯迅全集》第6卷，人民文學出版 社1981年版，第612頁）。 [7]“小放牛”是中國一出傳統的小歌舞劇。全劇只有兩個角色，男角是牧童，女角 是鄉村小姑娘，以互相對唱的方式表現劇的內容。抗日戰爭初期，革命的文藝工作者利 用這個歌舞劇的形式，變動其原來的詞句，宣傳抗日，一時頗為流行。 [8]“人、手、口、刀、牛、羊”是筆劃比較簡單的漢字，舊時一些小學國語讀本把 這幾個字編在第一冊的最初幾課裏。 [9]“陽春白雪”和“下里巴人”，都是西元前三世紀楚國的歌曲。“陽春白雪”是 供少數人欣賞的較高級的歌曲；“下里巴人”是流傳很廣的民間歌曲。《文選·宋玉對 楚王問》記載一個故事，說有人在楚都唱歌，唱“陽春白雪”時，“國中屬而和者（跟 著唱的），不過數十人”；但唱“下里巴人”時，“國中屬而和者數千人”。 [10]見列寧《黨的組織和黨的出版物》。列寧在這篇論文中說：“寫作事業應當成 為整個無產階級事業的一部分，成為由整個工人階級的整個覺悟的先鋒隊所開動的一部 巨大的社會民主主義機器的‘齒輪和螺絲釘’。”（《列寧全集》第12卷，人民出版社 1987年版，第93頁） [11]亭子間是上海里弄房子中的一種小房間，位置在房子後部的樓梯中側，狹小黑 暗，因此租金比較低廉。解放以前，貧苦的作家、藝術家、知識份子和機關小職員，多 半租這種房間居住。 [12]見本書第二卷《和中央社、掃蕩報、新民報三記者的談話》注[3]。 [13]法捷耶夫（一九○一——一九五六），蘇聯名作家。他所作的小說《毀滅》於 一九二七年出版，內容是描寫蘇聯國內戰爭時期由蘇聯遠東濱海邊區工人、農民和革命 知識份子所組成的一支遊擊隊同國內反革命白衛軍以及日本武裝干涉軍進行鬥爭的故事 。這部小說曾由魯迅譯為漢文。 [14]見魯迅《集外集·自嘲》（《魯迅全集》第7卷，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年版，第 147頁）。
(轉自《中國與世界》)
關於領導方法的若干問題
毛澤東
一九四三年六月一日
(一)我們共產黨人無論進行何項工作，有兩個方法是必須採用的，一是一般和個別相結合，二是領導和群眾相結合。
(二)任何工作任務，如果沒有一般的普遍的號召，就不能動員廣大群眾行動起來。但如果只限於一般號召，而領導人員沒有具體地直接地從若干組織將所號召的工作深入實施，突破一點，取得經驗，然後利用這種經驗去指導其他單位，就無法考驗自己提出的一般號召是否正確，也無法充實一般號召的內容，就有使一般號召歸於落空的危險。例如一九四二年的各地整風，凡有成績者，都是採用了一般號召和個別指導相結合的方法；凡無成績者，都是沒有採用此種方法。一九四三年的整風，各中央局、中央分局、區黨委和地委，除提出一般號召(全年整風計畫)外，必須在自己機關中和附近機關、學校、部隊中，選擇二、三單位(不要很多)，深入研究，詳細瞭解整風學習在這些單位的發展過程，詳細瞭解這些單位中若干個(也不要很多)有代表性的工作人員的政治經歷、思想特點、學習勤惰和工作優劣，並親自指導這些單位的負責人具體地解決各該單位的實際問題，藉以取得經驗。一機關、一學校、一部隊內部也有若干單位，該機關、該學校、該部隊的領導人員也須這樣去做。這又是領導人員指導和學習相結合的方法。任何領導人員，凡不從下級個別單位的個別人員、個別事件取得具體經驗者，必不能向一切單位作普遍的指導。這一方法必須普遍地提倡，使各級領導幹部都能學會使用。
(三)一九四二年的整風經驗又證明：每一單位的整風，必須在整風過程中形成一個以該單位的首要負責人為核心的少數積極分子的領導骨幹，並使這一領導骨幹和參加學習的廣大群眾密切結合，才能使整風完成任務。只有領導骨幹的積極性，而無廣大群眾的積極性相結合，便將成為少數人的空忙。但如果只有廣大群眾的積極性，而無有力的領導骨幹去恰當地組織群眾的積極性，則群眾積極性既不可能持久，也不可能走向正確的方向和提到高級的程度。任何有群眾的地方，大致都有比較積極的、中間狀態的和比較落後的三部分人。故領導者必須善於團結少數積極分子作為領導的骨幹，並憑藉這批骨幹去提高中間分子，爭取落後分子。凡屬真正團結一致、聯繫群眾的領導骨幹，必須是從群眾鬥爭中逐漸形成，而不是脫離群眾鬥爭所能形成的。在多數情形下，一個偉大的鬥爭過程，其開始階段、中間階段和最後階段的領導骨幹，不應該是也不可能是完全同一的；必須不斷地提拔在鬥爭中產生的積極分子，來替換原有骨幹中相形見絀的分子，或腐化了的分子。許多地方和許多機關工作推不動的一個基本原因，就是缺乏這樣一個團結一致、聯繫群眾的經常健全的領導骨幹。一個百人的學校，如果沒有一個從教員中、職員中、學生中按照實際形成的(不是勉強湊集的)最積極最正派最機敏的幾個人乃至十幾個人的領導骨幹，這個學校就一定辦不好。史達林論黨的布爾什維克化的十二個條件的第九條中所說建立領導核心問題，我們應該應用到一切大小機關、學校、部隊、工廠和農村中去。這種領導骨幹的標準，應當是季米特洛夫論幹部政策中所舉的四條幹部標準(無限忠心，聯繫群眾，有獨立工作能力，遵守紀律)。無論是執行戰爭、生產、教育(包括整風)等中心任務，或是執行檢查工作、審查幹部和其他工作，除採取一般號召和個別指導相結合的方法以外，都須採取領導骨幹和廣大群眾相結合的方法。
(四)在我黨的一切實際工作中，凡屬正確的領導，必須是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這就是說，將群眾的意見(分散的無系統的意見)集中起來(經過研究，化為集中的系統的意件)，又到群眾中去作宣傳解釋，化為群眾的意見，使群眾堅持下去，見之於行動，並在群眾行動中考驗這些意見是否正確。然後再從群眾中集中起來，再到群眾中堅持下去。如此無限迴圈，一次比一次地更正確、更生動、更豐富。這就是馬克思主義的認識論。
(五)領導骨幹和廣大群眾在組織中在鬥爭行動中發生正確關係的思想，正確的領導意見只能從群眾中集中起來又到群眾中堅持下去的思想，在領導意見見之實行時要將一般號召和個別指導互相結合的思想，都必須在這次整風中普遍地加以宣傳，藉以糾正幹部中在這個問題上的錯誤觀點。許多同志，不注重和不善於團結積極分子組成領導核心，不注重和不善於使這種領導核心同廣大群眾密切地結合起來，因而使自己的領導變成脫離群眾的官僚主義的領導。許多同志，不注重和不善於總結群眾鬥爭的經驗，而歡喜主觀主義地自作聰明地發表許多意見，因而使自己的意見變成不切實際的空論。許多同志，滿足于工作任務的一般號召，不注重和不善於在作了一般號召之後，緊緊地接著從事於個別的具體的指導，因而使自己的號召停止在嘴上、紙上或會議上，而變為官僚主義的領導。這次整風，必須糾正這些缺點，在整風學習、檢查工作、審查幹部中學會領導和群眾相結合、一般和個別相結合的方法，並在以後應用此種方法於一切工作。
(六)從群眾中集中起來又到群眾中堅持下去，以形成正確的領導意見，這是基本的領導方法。在集中和堅持過程中，必須採取一般號召和個別指導相結合的方法，這是前一個方法的組成部分。從許多個別指導中形成一般意見(一般號召)，又拿這一般意見到許多個別單位中去考驗(不但自己這樣做，而且告訴別人也這樣做)，然後集中新的經驗(總結經驗)，做成新的指示去普遍地指導群眾，同志們在這次整風中應該這樣去做，在任何工作中也應該這樣去做。比較好的領導，就是從比較善於這樣去做而得到的。
(七)對於任何工作任務(革命戰爭、生產、教育，或整風學習、檢查工作、審查幹部，或宣傳工作、組織工作、鋤奸工作等等)的向下傳達，上級領導機關及其個別部門都應當通過有關該項工作的下級機關的主要負責人，使他們負起責任來，達到分工而又統一的目的(一元化)。不應當只是由上級的個別部門去找下級的個別部門(例如上級組織部只找下級的組織部，上級宣傳部只找下級的宣傳部，上級鋤奸部只找下級的鋤奸部)，而使下級機關的總負責人(例如書記、主席、主任、校長等)不知道，或不負責。應當使總負責人和分負責人都知道，都負責。這樣分工而又統一的一元化的方法，使一件工作經過總負責人推動很多幹部、有時甚至是全體人員去做，可以克服各單個部門幹部不足的缺點，而使許多人都變為積極參加該項工作的幹部。這也是領導和群眾相結合的一種形式。例如審查幹部，如果僅僅由組織部這個領導機關的少數人孤立地去做，必不可能做好；如果通過某一機關或某一學校的行政負責人，推動該機關該學校的許多人員、許多學生，有時甚至是全體人員、全體學生部參加審查，而上級組織部的領導人員則正確地指導這種審查，實行領導和群眾相結合的原則，審查幹部的目的就一定能完滿地達到。
(八)在任何一個地區內，不能同時有許多中心工作，在一定時間內只能有一個中心工作，輔以別的第二位、第三位的工作。因此，一個地區的總負責人，必須考慮到該處的鬥爭歷史和鬥爭環境，將各項工作擺在適當的地位；而不是自己全無計畫，只按上級指示來一件做一件，形成很多的“中心工作”和淩亂無秩序的狀態。上級機關也不要不分輕重緩急地沒有中心地同時指定下級機關做很多項工作，以致引起下級在工作步驟上的淩亂，而得不到確定的結果。領導人員依照每一具體地區的歷史條件和環境條件，統籌全局，正確地決定每一時期的工作重心和工作秩序，並把這種決定堅持地貫徹下去，務必得到一定的結果，這是一種領導藝術。這也是在運用領導和群眾相結合、一般和個別相結合這些原則時，必須注意解決的領導方法問題。
(九)領導方法問題上的各個細節問題，這裏不一一說到，希望各地同志根據這裏所說的原則方針自己去用心思索，發揚自己的創造力。鬥爭愈是艱苦，就愈是需要共產黨人的領導和廣大群眾的要求密切地相結合，愈是需要共產黨人的一般號召和個別指導密切地相結合，而徹底粉碎主觀主義的和官僚主義的領導方法。我黨一切領導同志必須隨時拿馬克思主義的科學的領導方法去同主觀主義的和官僚主義的領導方法相對立，而以前者去克服後者。主觀主義者和官僚主義者不知道領導和群眾相結合、一般和個別相結合的原則，極大地妨礙黨的工作的發展。為了反對主觀主義的和官僚主義的領導方法，必須廣泛地深入地提倡馬克思主義的科學的領導方法。
(任衛東 根據 人民出版社 1967年版《毛澤東選集》一卷橫排袖珍本 852-857頁 輸入)
關於目前國際形勢的幾點估計
毛澤東
一九四六年四月
(一)世界反動力量確在準備第三次世界大戰，戰爭危險是存在著的。但是，世界人民的民主力量超過世界反動力量，並且正在向前發展，必須和必能克服戰爭危險。因此，美、英、法同蘇聯的關係，不是或者妥協或者破裂的問題，而是或者較早妥協或者較晚妥協的問題。所謂妥協，是指經過和平協商達成協定。所謂較早較遲，是指在幾年或者十幾年之內，或者更長時間。
(二)上述這種妥協，不是說在一切國際問題上。這在美、英、法繼續由反動派統治的條件下是不可能的。這種妥協，是說在若干問題上，包括在某些重大問題上。但是，這一類的妥協在目前短時期內還不會很多。美、英、法同蘇聯的通商貿易關係則有擴大的可能。
(三)美、英、法同蘇聯之間的這種妥協，只能是全世界一切民主力量向美、英、法反動力量作了堅決的和有效的鬥爭的結果。這種妥協，並不要求資本主義世界各國人民隨之實行國內的妥協。各國人民仍將按照不同情況進行不同鬥爭。反動勢力對於人民的民主勢力的原則，是能夠消滅者一定消滅之，暫時不能消滅者準備將來消滅之。針對這種情況，人民的民主勢力對於反動勢力，亦應採取同樣的原則。
(任衛東 根據 人民出版社 1967年版《毛澤東選集》一卷橫排袖珍本 1080-1081頁 輸入)
關於建立報告制度
一九四八年一月七日
為了及時反映情況，使中央有可能在事先或事後幫助各地不犯或少犯錯誤，爭取革命戰爭更加偉大的勝利起見，從今年起，規定如下的報告制度。
(一)各中央局和分局，由書記負責(自己動手，不要秘書代勞)，每兩個月，向中央和中央主席作一次綜合報告。報告內容包括該區軍事、政治、土地改革、整黨、經濟、宣傳和文化等各項活動的動態，活動中發生的問題和傾向，對於這些問題和傾向的解決方法。報告文字每次一千字左右為限，除特殊情況外，至多不要超過兩千字。一次不能寫完全部問題時，分兩次寫。或一次著重寫幾個問題，對其餘問題則不著重寫，只略帶幾筆；另一次，則著重寫其餘問題，而對上次著重寫過的問題只略帶幾筆。綜合報告內容要扼要，文字要簡練，要指出問題或爭論之所在。寫發綜合報告的日期是在單月的上旬，報告用電報發來。這是各中央局、分局書記個人負責向中央和中央主席作的經常性的報告和請示。書記在前線指揮作戰時，除自己報告外，指定代理書記或副書記作後方活動的報告。此外，各中央局和分局向中央所作的臨時性的報告和請示，照過去一樣，不在此內。
我們所以規定這項政策性的經常的綜合的報告和請示的制度，是因為黨的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以後，仍然有一些(不是一切)中央局和分局的同志，不認識事先或事後向中央作報告並請求指示的必要和重要性，或僅僅作了一些技術性的報告和請示，以致中央不明了或者不充分明瞭他們重要的(不是次要的或技術性的)活動和政策的內容，因而發生了某些不可挽救的、或難以挽救的、或能夠挽救但已受了損失的事情。而那些事前請示、事後報告的中央局或分局，則避免了或減少了這樣的損失。從今年起，全黨各級領導機關，必須改正對上級事前不請示、事後不彙報的不良習慣。各中央局和分局是受中央委任、代表中央執行其所委託的任務的機關，必須同中央發生最密切的聯繫。各省委或區黨委，同各中央局和分局也須密切聯繫。當此革命已進入新的高潮時期，加強此種聯繫，極為必要。
(二)各野戰軍首長和軍區首長，除作戰方針必須隨時報告和請示，並且照過去規定，每月作一次戰績報告、損耗報告和實力報告外，從今年起，每兩個月要作一次政策性的綜合報告和請示。此項報告和請示的內容是：關於該軍紀律，物質生活，指戰員情緒，指戰員中發生的偏向，克服偏向的方法，技術，戰術進步或退步的情況，敵軍的長處、短處和士氣高低，我軍政治工作的情況，我軍對土地政策、城市政策、俘虜政策的執行情況和克服偏向的方法，軍民關係和各階層人民的動向等。此項報告的字數、寫作方法以及發報時間，和各中央局、分局報告的辦法相同。如規定的寫報告時間(逢單月的上旬)恰在作戰緊張的時候，則可提前或推遲若干天，但須申明原因。其中關於政治工作部分，由該軍政治部主任起草，經司令員、政治委員審查修改，並且共同署名。報告用電報發給軍委主席。我們規定此項政策性綜合報告的理由，和上述中央局、分局應作綜合報告的理由相同。
(任衛東 根據 人民出版社 1967年版《毛澤東選集》一卷橫排袖珍本 1159-1161頁 輸入)
關於民族資產階級和開明紳士問題
毛澤東
一九四八年三月一日
中國現階段革命的性質，是無產階級領導的、人民大眾的、反對帝國主義、反對封建主義和反對官僚資本主義的革命。所謂人民大眾，是指一切被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所壓迫、損害或限制的人們，也即是一九四七年十月中國人民解放軍宣言上明確地指出的工、農、兵、學、商和其他一切愛國人士。在宣言上所說的“學”，即是指一切受迫害、受限制的知識份子。所說的“商”，即是指一切受迫害、受限制的民族資產階級，即中小資產階級。所說的“其他愛國人士”，則主要地是指的開明紳士。現階段的中國革命，即是由這些人們團結起來，組成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資本主義的統一戰線，而又以勞動人民為主體的革命。所謂勞動人民，是指一切體力勞動者(如工人、農民、手工業者等)以及和體力勞動者相近的、不剝削人而又受人剝削的腦力勞動者。中國現階段革命的目的，是在推翻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的統治，建立一個以勞動者為主體的、人民大眾的新民主主義共和國，不是一般的消滅資本主義。
我們不要拋棄那些過去和我們合作過、現在也還同我們合作、贊成反美蔣和土地改革的開明紳士。例如晉綏邊區的劉少白、陝甘寧邊區的李鼎銘等人，在抗日戰爭和抗日戰爭以後的困難時期內，曾經給我們以相當的幫助，而在我們實行土地改革的時候，他們又並不妨礙和反對土地改革，因此對他們仍應採取團結的政策。但是團結他們，並不是說將他們當作決定中國革命性質的力量來看。決定革命性質的力量，是主要的敵人和主要的革命者兩方面。我們今天的主要敵人是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我們今天同敵人作鬥爭的主要力量是占全國人口百分之九十的一切從事體力勞動和腦力勞動的人民。這就決定了我們現階段革命的性質是新民主主義的人民民主革命，而不同於十月革命那樣的社會主義革命。
依附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反對人民民主革命的民族資產階級的少數右翼分子，他們也是革命的敵人；依附勞動人民反對反動派的民族資產階級左翼分子以及從封建階級分裂出來的少數開明紳士，他們也是革命者。但是這兩者都不是可以決定革命性質的力量。民族資產階級是一個在政治上非常軟弱的和動搖的階級。但是他們中間的大多數，由於也受著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的迫害和限制，他們又可以參加人民民主革命，或者對革命守中立。他們是人民大眾的一部分，但不是人民大眾的主體，也不是決定革命性質的力量。但是因為他們在經濟上具有重要性，又因為他們可以參加反對美蔣，或者在反對美蔣的鬥爭中採取中立的態度，因之我們便有可能和必要去團結他們。在中國共產黨未產生以前，以孫中山為領導的國民黨，曾經代表民族資產階級，充當過當時中國革命(不徹底的舊民主主義革命)的領導者。但是，中國共產黨一經產生，並且表現出自己的能力以後，他們就已經不能是中國革命(新民主主義革命)的領導者了。這個階級曾經參加了一九二四年到一九二七年的革命運動，而在一九二七年到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變以前)，他們中間的不少分子，曾經附和了蔣介石的反動。但是，決不能因為這一點，就認為在那個時期我們在政治上不應該爭取他們，在經濟上不應該保護他們；就認為我們在那個時期內對民族資產階級的過左的政策不是冒險主義的政策。相反地，那時我們的政策，仍然應當是保護和爭取他們，以便我們能夠集中力量去反對主要敵人。在抗日時期，民族資產階級是動搖於國民黨和共產黨兩黨之間的抗日的參加者。在現階段，民族資產階級的多數是增長了對美蔣的仇恨，他們中間的左翼分子依附于共產黨，右翼分子則依附于國民黨，其中間派則在國共兩黨之間採取猶豫和觀望的態度。這種情況，使得我們有必要和可能爭取其大多數，孤立其少數。為了達到這一目的，對這個階級的經濟地位必須慎重的加以處理，必須在原則上採取一律保護的政策。否則，我們便要在政治上犯錯誤。
開明紳士是地主和富農階級中帶有民主色彩的個別人士。這些人士，同官僚資本主義和帝國主義有矛盾，同封建的地主、富農也有某種矛盾。我們團結他們，並不是因為他們在政治上有什麼大的力量，也不是因為他們在經濟上有什麼重要性(他們根據封建制度佔有的土地，應當在取得他們同意之後交給農民分配)，而是因為他們在抗日戰爭時期，在反美蔣鬥爭時期，在政治上曾經給我們以相當的幫助。在土地改革時期，如果有少數開明紳士表示贊成我們的土地改革，對於全國土地改革的工作也是有益的。特別是對於爭取全國的知識份子(中國的知識份子大部分是地主富農的出身)，對於爭取全國的民族資產階級(中國的民族資產階級大部分同土地有聯繫)，對於爭取全國的開明紳士(大約有幾十萬人)，以及對於孤立中國革命的主要敵人蔣介石反動派，都是有益的。正因為開明紳士有這些作用，他們也是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資本主義革命統一戰線中的一分子，所以，團結他們也是一個必須注意的問題。我們對於開明紳士的要求，在抗日時期是贊成抗日，贊成民主(不反共)，贊成減息減租；在現階段是贊成反美、反蔣，贊成民主(不反共)，贊成土地改革。只要他們能夠這樣做，我們就應該毫無例外地去團結他們，並且在團結中教育他們。
(任衛東 根據 人民出版社 1967年版《毛澤東選集》一卷橫排袖珍本 1182-1185頁 輸入)
關於工商業政策
一九四八年二月二十七日
一、某些地方的黨組織違反黨中央的工商業政策，造成嚴重破壞工商業的現象。對於這種錯誤，必須迅速加以糾正。這些地方的黨委，在糾正這種錯誤的時候，必須從領導方針和領導方法兩方面認真地進行檢查。
二、在領導方針上。應當預先防止將農村中鬥爭地主富農、消滅封建勢力的辦法錯誤地應用於城市，將消滅地主富農的封建剝削和保護地主富農經營的工商業加以區別，將發展生產、繁榮經濟、公私兼顧、勞資兩利的正確方針同片面的、狹隘的、實際上破壞工商業的、損害人民革命事業的所謂擁護工人福利的救濟方針嚴格地加以區別。應當向工會同志和工人群眾進行教育，使他們懂得，決不可只看到眼前的片面的福利而忘記了工人階級的遠大利益。應當引導工人和資本家在當地政府領導下，共同組織生產管理委員會，盡一切努力降低成本，增加生產，便利推銷，達到公私兼顧、勞資兩利、支援戰爭的目的。許多地方所犯的錯誤就是由於全部、大部或一部沒有掌握上述方針而發生的。各中央局、分局應當明確提出此一問題，加以分析檢查，定出正確方針，並分別發佈黨內指示和政府法令。
三、在領導方法上。方針決定了，指示發出了，中央局、分局必須同區黨委、地委或自己派出的工作團，以電報、電話、車騎通訊、口頭談話等方法密切聯繫，並且利用報紙做為自己組織和領導工作的極為重要的工具。必須隨時掌握工作進程，交流經驗，糾正錯誤，不要等數月、半年以致一年後，才開總結會，算總帳，總的糾正。這樣損失太大，而隨時糾正，損失較少。在通常情況下，各中央局和下面的聯繫必須力求密切，經常注意明確劃清許做和不許做的事情的界限，隨時提醒下面，使之少犯錯誤。這都是領導方法問題。
四、全黨同志須知，現在敵人已經徹底孤立了。但是，敵人的孤立並不就等於我們的勝利。我們如果在政策上犯了錯誤，還是不能取得勝利。具體說來，在戰爭、整黨、土地改革、工商業和鎮壓反革命五個政策問題中，任何一個問題犯了原則的錯誤，不加改正，我們就會失敗。政策是革命政黨一切實際行動的出發點，並且表現於行動的過程和歸宿。一個革命政黨的任何行動都是實行政策。不是實行正確的政策，就是實行錯誤的政策；不是自覺地，就是盲目地實行某種政策。所謂經驗，就是實行政策的過程和歸宿。政策必須在人民實踐中，也就是經驗中，才能證明其正確與否，才能確定其正確和錯誤的程度。但是，人們的實踐，特別是革命政黨和革命群眾的實踐，沒有不同這種或那種政策相聯繫的。因此，在每一行動之前，必須向黨員和群眾講明我們按情況規定的政策。否則，黨員和群眾就會脫離我們政策的領導而盲目行動，執行錯誤的政策。
(任衛東 根據 人民出版社 1967年版《毛澤東選集》一卷橫排袖珍本 1180-1181頁 輸入)
關於健全黨委制
毛澤東
一九四八年九月二十日
黨委制是保證集體領導、防止個人包辦的黨的重要制度。近查有些(當然不是一切)領導機關，個人包辦和個人解決重要問題的習氣甚為濃厚。重要問題的解決，不是由黨委會議做決定，而是由個人做決定，黨委委員等於虛設。委員間意見分歧的事亦無由解決，並且聽任這些分歧長期地不加解決。黨委委員間所保持的只是形式上的一致，而不是實質上的一致。此種情形必須加以改變。今後從中央局至地委，從前委至旅委以及軍區(軍分會或領導小組)、政府黨組、民眾團體黨組、通訊社和報社黨組，都必須建立健全的黨委會議制度，一切重要問題(當然不是無關重要的小問題或者已經會議討論解決只待執行的問題)均須交委員會討論，由到會委員充分發表意見，做出明確決定，然後分別執行。地委、旅委以下的黨委亦應如此。高級領導機關的部(例如宣傳部、組織部)、委(例如工委、婦委、青委)、校(例如黨校)、室(例如研究室)，亦應有領導分子的集體會議。當然必須注意每次會議時間不可太長，會議次數不可太頻繁，不可沉溺於細小問題的討論，以免妨礙工作。在會議之前，對於複雜的和有分歧意見的重要問題，又須有個人商談，使委員們有思想準備，以免會議決定流於形式或不能做出決定。委員會又須分為常委會和全體會兩種，不可混在一起。此外，還須注意，集體領導和個人負責，二者不可偏廢。軍隊在作戰時和情況需要時，首長有臨機處置之權。
(任衛東 根據 人民出版社 1967年版《毛澤東選集》一卷橫排袖珍本 1234-1235頁 輸入)
黨委會的工作方法
毛澤東
一九四九年三月十三日
一、黨委書記要善於當“班長”。黨的委員會有一二十個人，象軍隊的一個班，書記好比是“班長”。要把這個班帶好，的確不容易。目前各中央局、分局都領導很大的地區，擔負很繁重的任務。領導工作不僅要決定方針政策，還要制定正確的工作方法。有了正確的方針政策，如果在工作方法上疏忽了，還是要發生問題。黨委要完成自己的領導任務，就必須依靠黨委這“一班人”，充分發揮他們的作用。書記要當好“班長”，就應該很好的學習和研究。書記、副書記如果不注意向自己的“一班人”作宣傳工作和組織工作，不善於處理自己和委員之間的關係，不去研究怎樣把會議開好，就很難把這“一班人”指揮好。如果這“一班人”動作不整齊，就休想帶領千百萬人去作戰，去建設。當然，書記和委員之間的關係是少數服從多數，這同班長和戰士之間的關係是不一樣的。這裏不過是一個比方。
二、要把問題擺到桌面上來。不僅“班長”要這樣做，委員也要這樣做。不要在背後議論。有了問題就開會，擺到桌面上來討論，規定它幾條，問題就解決了。有問題而不擺到桌面上來，就會長期不得解決，甚至一拖幾年。“班長”和委員還要能互相諒解。書記和委員，中央和各中央局，各中央局和區黨委之間的諒解、支援和友誼，比什麼都重要。這一點過去大家不注意，七次代表大會以來，在這方面大有進步，友好團結關係大大增進了。今後仍然應該不斷注意。
三、“互通情報”。就是說，黨委各委員之間要把彼此知道的情況互相通知、互相交流。這對於取得共同的語言是很重要的。有些人不是這樣做，而是象老子說的“雞犬之聲相聞，老死不相往來”，結果彼此之間就缺乏共同的語言。我們有的高級幹部，在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基本理論問題上也有不同的語言，原因是學習不夠。現在黨內的語言比較一致了，但是，問題還沒有完全解決。例如，在土地改革中，對什麼是“中農”和什麼是“富農”，就還有不同的瞭解。
四、不懂得和不瞭解的東西要問下級，不要輕易表示贊成或反對。有些檔起草出來壓下暫時不發，就是因為其中還有些問題沒有弄清楚，需要先徵求下級的意見。我們切不可強不知以為知，要“不恥下問”，要善於傾聽下面幹部的意見。先做學生，然後再做先生；先向下面幹部請教，然後再下命令。各中央局、各前委處理問題的時候，除軍事情況緊急和事情已經弄清楚者外，都應該這樣辦。這不會影響自己的威信，而只會增加自己的威信。我們做出的決定包括了下面幹部提出的正確意見，他們當然擁護。下面幹部的話，有正確的，也有不正確的，聽了以後要加以分析。對正確的意見，必須聽，並且照它做。中央領導之所以正確，主要是由於綜合了各地供給的材料、報告和正確的意見。如果各地不來材料，不提意見，中央就很難正確地發號施令。對下面來的錯誤意見也要聽，根本不聽是不對的；不過聽了而不照它做，並且要給以批評。
五、學會“彈鋼琴”。彈鋼琴要十個指頭都動作，不能有的動有的不動。但是，十個指頭同時都按下去，那也不成調子。要產生好的音樂，十個指頭的動作要有節奏，要互相配合。黨委要抓緊中心工作，又要圍繞中心工作而同時開展其他方面的工作。我們現在管的方面很多，各地、各軍、各部門的工作，都要照顧到，不能只注意一部分問題而把別的丟掉。凡是有問題的地方都要點一下，這個方法我們一定要學會。鋼琴有人彈得好，有人彈得不好，這兩種人彈出來的調子差別很大。黨委的同志必須學好“彈鋼琴”。
六、要“抓緊”。就是說，黨委對主要工作不但一定要“抓”，而且一定要“抓緊”。什麼東西只有抓得很緊，毫不放鬆，才能抓住。抓而不緊，等於不抓。伸著巴掌，當然什麼也抓不住。就是把手握起來，但是不握緊，樣子象抓，還是抓不住東西。我們有些同志，也抓主要工作，但是抓而不緊，所以工作還是不能做好。不抓不行，抓而不緊也不行。
七、胸中有“數”。這是說，對情況和問題一定要注意到它們的數量方面，要有基本的數量的分析。任何質量都表現為一定的數量，沒有數量也就沒有質量。我們有許多同志至今不懂得注意事物的數量方面，不懂得注意基本的統計、主要的百分比，不懂得注意決定事物質量的數量界限，一切都是胸中無“數”，結果就不能不犯錯誤。例如，要進行土地改革，對於地主、富農、中農、貧農各占人口多少，各有多少土地，這些數字就必須瞭解，才能據以定出正確的政策。對於何謂富農，何謂富裕中農，有多少剝削收入才算富農，否則就算富裕中農這也必須找出一個數量界限。在任何群眾運動中，群眾積極擁護的有多少，反對的有多少，處於中間狀態的有多少，這些都必須有個基本的調查，基本的分析，不可無根據地、主觀地決定問題。
八、“安民告示”。開會要事先通知，象出安民告示一樣，讓大家知道要討論什麼問題，解決什麼問題，並且早作準備。有些地方開幹部會，事前不準備好報告和決議草案，等開會的人到了才臨時湊合，好象“兵馬已到，糧草未備”，這是不好的。如果沒有準備，就不要急於開會。
九、“精兵簡政”。講話、演說、寫文章和寫決議案，都應當簡明扼要。會議也不要開得太長。
十、注意團結那些和自己意見不同的同志一道工作。不論在地方上或部隊裏，都應該注意這一條。對黨外人士也是一樣。我們都是從五湖四海彙集攏來的，我們不僅要善於團結和自己意見相同的同志，而且要善於團結和自己意見不同的同志一道工作。我們當中還有犯過很大錯誤的人，不要嫌這些人，要準備和他們一道工作。
十一、力戒驕傲。這對領導者是一個原則問題，也是保持團結的一個重要條件。就是沒有犯過大錯誤，而且工作有了很大成績的人，也不要驕傲。禁止給党的領導者祝壽，禁止用党的領導者的名字作地名、街名和企業的名字，保持艱苦奮鬥的作風，制止歌功頌德現象。
十二、劃清兩種界限。首先，是革命還是反革命？是延安還是西安？有些人不懂得要劃清這種界限。例如，他們反對官僚主義，就把延安說得好似“一無是處”，而沒有把延安的官僚主義同西安的官僚主義比較一下，區別一下。這就從根本上犯了錯誤。其次，在革命的隊伍中，要劃清正確和錯誤、成績和缺點的界限，還要弄清它們中間什麼是主要的，什麼是次要的。例如，成績究竟是三分還是七分？說少了不行，說多了也不行。一個人的工作，究竟是三分成績七分錯誤，還是七分成績三分錯誤，必須有個根本的估計。如果是七分成績，那末就應該對他的工作基本上加以肯定。把成績為主說成錯誤為主，那就完全錯了。我們看問題一定不要忘記劃清這兩種界限：革命和反革命的界限，成績和缺點的界限。記著這兩條界限，事情就好辦，否則就會把事情的性質弄混淆了。自然，要把界限劃好，必須經過細緻的研究和分析。我們對於每一個人和每一件事，都應該採取分析研究的態度。
我和政治局的同志覺得，要有以上這些方法，才能把黨委的工作搞好。除了開好代表大會以外，黨的各級委員會把自己的領導工作做好，是極為重要的。我們一定要講究工作方法，把黨委的領導工作提高一步。
(任衛東 根據 人民出版社 1967年版《毛澤東選集》一卷橫排袖珍本 1330-1334頁 輸入)
論人民民主專政
紀念中國共產黨二十八周年
毛澤東
一九四九年六月三十日
一九四九年的七月一日這一個日子表示，中國共產黨已經走過二十八年了。像一個人一樣，有他的幼年、青年、壯年和老年。中國共產黨已經不是小孩子，也不是十幾歲的年青小夥子，而是一個大人了。人到老年就要死亡，黨也是這樣。階級消滅了，作為階級鬥爭的工具的一切東西，政黨和國家機器，將因其喪失作用，沒有需要，逐步地衰亡下去，完結自己的歷史使命，而走到更高級的人類社會。我們和資產階級政黨相反。他們怕說階級的消滅，國家權力的消滅和黨的消滅。我們則公開聲明，恰是為著促使這些東西的消滅而創設條件，而努力奮鬥。共產黨的領導和人民專政的國家權力，就是這樣的條件。不承認這一條真理，就不是共產主義者。沒有讀過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剛才進党的青年同志們，也許還不懂得這一條真理。他們必須懂得這一條真理，才有正確的宇宙觀。他們必須懂得，消滅階級，消滅國家權力，消滅黨，全人類都要走這一條路的，問題只是時間和條件。全世界共產主義者比資產階級高明，他們懂得事物的生存和發展的規律，他們懂得辯證法，他們看得遠些。資產階級所以不歡迎這一條真理，是因為他們不願意被人們推翻。被推翻，例如眼前國民黨反動派被我們所推翻，過去日本帝國主義被我們和各國人民所推翻，對於被推翻者來說，這是痛苦的，不堪設想的。對於工人階級、勞動人民和共產黨，則不是什麼被推翻的問題，而是努力工作，創設條件，使階級、國家權力和政黨很自然地歸於消滅，使人類進到大同境域。為著說清我們在下面所要說的問題，在這裏順便提一下這個人類進步遠景的問題。
我們黨走過二十八年了，大家知道，不是和平地走過的，而是在困難的環境中走過的，我們要和國內外黨內外的敵人作戰。謝謝馬克思、恩格斯、列寧和史達林，他們給了我們以武器。這武器不是機關槍，而是馬克思列寧主義。
列寧在一九二零年在《共產主義運動中的“左派”幼稚病》一書中，描寫過俄國人尋找革命理論的經過。俄國人曾經在幾十個年頭內，經歷艱難困苦，方才找到了馬克思主義。中國有許多事情和十月革命以前的俄國相同，或者近似。封建主義的壓迫，這是相同的。經濟和文化落後，這是近似的。兩個國家都落後，中國則更落後。先進的人們，為了使國家復興，不惜艱苦奮鬥，尋找革命真理，這是相同的。
自從一八四零年鴉片戰爭失敗那時起，先進的中國人，經過千辛萬苦，向西方國家尋找真理。洪秀全、康有為、嚴複和孫中山，代表了在中國共產黨出世以前向西方尋找真理的一派人物。那時，求進步的中國人，只要是西方的新道理，什麼書也看。向日本、英國、美國、法國、德國派遣留學生之多，達到了驚人的程度。國內廢科舉，興學校，好象雨後春筍，努力學習西方。我自己在青年時期，學的也是這些東西。這些是西方資產階級民主主義的文化，即所謂新學，包括那時的社會學說和自然科學，和中國封建主義的文化即所謂舊學是對立的。學了這些新學的人們，在很長的時期內產生了一種信心，認為這些很可以救中國，除了舊學派，新學派自己表示懷疑的很少。要救國，只有維新，要維新，只有學外國。那時的外國只有西方資本主義國家是進步的，它們成功地建設了資產階級的現代國家。日本人向西方學習有成效，中國人也想向日本人學。在那時的中國人看來，俄國是落後的，很少人想學俄國。這就是十九世紀四十年代至二十世紀初期中國人學習外國的情形。
帝國主義的侵略打破了中國人學西方的迷夢。很奇怪，為什麼先生老是侵略學生呢？中國人向西方學得很不少，但是行不通，理想總是不能實現。多次奮鬥，包括辛亥革命那樣全國規模的運動，都失敗了。國家的情況一天一天壞，環境迫使人們活不下去。懷疑產生了，增長了，發展了。第一次世界大戰震動了全世界。俄國人舉行了十月革命，創立了世界上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過去蘊藏在地下為外國人所看不見的偉大的俄國無產階級和勞動人民的革命精力，在列寧、史達林領導之下，像火山一樣突然爆發出來了，中國人和全人類對俄國人都另眼相看了。這時，也只是在這時，中國人從思想到生活，才出現了一個嶄新的時期。中國人找到了馬克思列寧主義這個放之四海而皆準的普遍真理，中國的面目就起了變化了。
中國人找到馬克思主義，是經過俄國人介紹的。在十月革命以前，中國人不但不知道列寧、史達林，也不知道馬克思、恩格斯。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給我們送來了馬克思列寧主義。十月革命幫助了全世界的也幫助了中國的先進分子，用無產階級的宇宙觀作為觀察國家命運的工具，重新考慮自己的問題。走俄國人的路----這就是結論。一九一九年，中國發生了五四運動。一九二一年，中國共產黨成立。孫中山在絕望裏，遇到了十月革命和中國共產黨。孫中山歡迎十月革命，歡迎俄國人對中國人的幫助，歡迎中國共產黨同他合作。孫中山死了，蔣介石起來。在二十二年的長時間內，蔣介石把中國拖到了絕境。在這個時期中，以蘇聯為主力軍的反法西斯的第二次世界大戰，打倒了三個帝國主義大國，兩個帝國主義大國在戰爭中被削弱了，世界上只剩下一個帝國主義大國即美國沒有受損失。而美國的國內危機是很深重的。它要奴役全世界，它用武器幫助蔣介石殺戮了幾百萬中國人。中國人民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之下，在驅逐日本帝國主義之後，進行了三年的人民解放戰爭，取得了基本的勝利。
就是這樣，西方資產階級的文明，資產階級的民主主義，資產階級共和國的方案，在中國人民的心目中，一齊破了產。資產階級的民主主義讓位給工人階級領導的人民民主主義，資產階級共和國讓位給人民共和國。這樣就造成了一種可能性；經過人民共和國到達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到達階級的消滅和世界的大同。康有為寫了《大同書》，他沒有也不可能找到一條到達大同的路。資產階級的共和國，外國有過的，中國不能有，因為中國是受帝國主義壓迫的國家。唯一的路是經過工人階級領導的人民共和國。
一切別的東西都試過了，都失敗了。曾經留戀過別的東西的人們，有些人倒下去了，有些人覺悟過來了，有些人正在換腦筋。事變是發展得這樣快，以致使很多人感到突然，感到要重新學習。人們的這種心情是可以理解的，我們歡迎這種善良的要求重新學習的態度。
中國無產階級的先鋒隊，在十月革命以後學了馬克思列寧主義，建立了中國共產黨。接著就進入政治鬥爭，經歷曲折的道路，走了二十八年，方才取得了基本的勝利。積二十八年的經驗，如同孫中山在其遺囑裏所說：“積四十年之經驗”一樣，得到了一個相同的結論，即是：深知欲達到勝利，“必須喚起民眾，及聯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奮鬥”。孫中山和我們具有各不相同的宇宙觀，從不同的階級立場出發去觀察和處理問題，但在二十世紀二十年代，在怎樣和帝國主義作鬥爭的問題上，卻和我們達到了這樣一個基本上一致的結論。
孫中山死去二十四年了，中國革命的理論和實踐，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之下，都大大地向前發展了，根本上變換了中國的面目。到現在為止，中國人民已經取得的主要的和基本的經驗，就是這兩件事：(一)在國內，喚起民眾。這就是團結工人階級、農民階級、城市小資產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在工人階級領導之下，結成國內的統一戰線，並由此發展到建立工人階級領導的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的國家；(二)在國外，聯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的民族和各國人民，共同奮鬥。這就是聯合蘇聯，聯合各人民民主國家，聯合各其他各國的無產階級和廣大人民，結成國際的統一戰線。
“你們一邊倒。”正是這樣。一邊倒，是孫中山的四十年經驗和共產黨的二十八年經驗教給我們的，深知欲達到勝利和鞏固勝利，必須一邊倒。積四十年和二十八年的經驗，中國人不是倒向帝國主義一邊，就是倒向社會主義一邊，絕無例外。騎牆是不行的，第三條道路是沒有的。我們反對倒向帝國主義一邊的蔣介石反動派，我們也反對第三條道路的幻想。
“你們太刺激了。”我們講的是對付國內外反動派即帝國主義者及其走狗們，不是講對付任何別的人。對於這些人，並不發生刺激與否的問題，刺激也是那樣，不刺激也是那樣，因為他們是反動派。劃清反動派和革命派的界限，揭露反動派的陰謀詭計，引起革命派內部的警覺和注意，長自己的志氣，滅敵人的威風，才能孤立反動派，戰而勝之，或取而代之。在野獸面前，不可以表示絲毫的怯懦。我們要學景陽岡上的武松。在武松看來，景陽岡上的老虎，刺激它也是那樣，不刺激它也是那樣，總之是要吃人的。或者把老虎打死，或者被老虎吃掉，二者必居其一。
“我們要做生意。”完全正確，生意總是要做的。我們只反對妨礙我們做生意的內外反動派。此外並不反對任何人。大家須知，妨礙我們和外國做生意以致妨礙我們和外國建立外交關係的，不是別人，正是帝國主義者及其走狗蔣介石反動派。團結國內國際的一切力量擊破內外反動派，我們就有生意可做了，我們就有可能在平等、互利和互相尊重領土主權的基礎之上和一切國家建立外交關係了。
“不要國際援助也可以勝利。”這是錯誤的想法。在帝國主義存在的時代，任何國家的真正的人民革命，如果沒有國際力量在各種不同方式上的援助，要取得自己的勝利是不可能的。勝利了，要鞏固，也是不可能的。偉大的十月革命的勝利和鞏固，就是這樣的，列寧和史達林早已告訴我們了。第二次世界大戰打倒三國帝國主義國家並建立各人民民主國家，也是這樣。人民中國的現在和將來，也是這樣。請大家想一想，假如沒有蘇聯的存在，假如沒有反法西斯的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勝利，假如沒有打倒日本帝國主義，假如沒有各人民民主國家的出現，假如沒有東方各被壓迫民族正在起來鬥爭，假如沒有美國、英國、法國、德國、義大利、日本等等資本主義國家內部的人民大眾和統治他們的反動派之間的鬥爭，假如沒有這一切的綜合，那末，堆在我們頭上的國際反動勢力必定比現在不知要大多少倍。在這種情形下，我們能夠勝利嗎？顯然是不能的。勝利了，要鞏固，也不可能。這件事，中國人民的經驗太多了。孫中山臨終講的那句必須聯合國際革命力量的話，早已反映了這一種經驗。
“我們需要英美政府的援助。”在現時，這也是幼稚的想法。現時英美的統治者還是帝國主義者，他們會給人民國家以援助嗎？我們同這些國家做生意以及假設這些國家在將來願意在互利的條件之下借錢給我們，這是為什麼呢？這是因為這些國家的資本家要賺錢，銀行家要賺利息，藉以解救他們自己的危機，並不是什麼對中國人民的援助。這些國家的共產黨和進步黨派，正在促使它們的政府和我們做生意以至建立外交關係，這是善意的，這就是援助，這和這些國家的資產階級的行為，不能相提並論。在孫中山一生中，只得過一次國際的援助，這就是蘇聯的援助。請讀者們看一看孫先生的遺囑吧，他在那裏諄諄囑咐人們的，不是叫人們把眼光向著帝國主義國家的援助，而是叫人們“聯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孫先生有了經驗了，他吃過虧，上過當。我們要記得他的話，不要再上當。我們在國際上是屬於以蘇聯為首的反帝國主義戰線一方面的，真正的友誼的援助只能向這一方面去找，而不能向帝國主義戰線一方面去找。
“你們獨裁。”可愛的先生們，你們講對了，我們正是這樣。中國人民在幾十年中積累起來的一切經驗，都叫我們施行人民民主專政，或曰人民民主獨裁，總之是一樣，就是剝奪反動派的發言權，只讓人民有發言權。
人民是什麼？在中國，在現階段，是工人階級，農民階級，城市小資產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這些階級在工人階級和共產黨的領導之下，團結起來，組成自己的國家，選舉自己的政府，向著帝國主義的走狗即地主階級和官僚資產階級以及代表這些階級的國民黨反動派及其幫兇們實行專政，實行獨裁，壓迫這些人，只許他們規規矩矩，不許他們亂說亂動。如要亂說亂動，立即取締，予以制裁。對於人民內部，則實行民主制度，人民有言論集會結社等項的自由權。選舉權，只給人民，不給反動派。這兩方面，對人民內部的民主方面和對反動派的專政方面，互相結合起來，就是人民民主專政。
為什麼理由要這樣做？大家很清楚。不這樣，革命就要失敗，人民就要遭殃，國家就要滅亡。
“你們不是要消滅國家權力嗎？”我們要，但是我們現在還不要，我們現在還不能要。為什麼？帝國主義還存在，國內反動派還存在，國內階級還存在。我們現在的任務是要強化人民的國家機器，這主要地是指人民的軍隊、人民的員警和人民的法庭，藉以鞏固國防和保護人民利益。以此作為條件，使中國有可能在工人階級和共產黨的領導之下穩步地由農業國進到工業國，由新民主主義社會進到社會主義社會和共產主義社會，消滅階級和實行大同。軍隊、員警、法庭等項國家機器，是階級壓迫階級的工具。對於敵對的階級，它是壓迫的工具，它是暴力，並不是什麼仁慈的東西。“你們不仁。”正是這樣。我們對於反動派和反動階級的反動行為，決不施仁政。我們僅僅施仁政於人民內部，而不施於人民外部的反動派和反動階級的反動行為。
人民的國家是保護人民的。有了人民的國家，人民才有可能在全國範圍內和全體規模上，用民主的方法，教育自己和改造自己，使自己脫離內外反動派的影響(這個影響現在還是很大的，並將在長時期記憶體在著，不能很快地消滅)，改造自己從舊社會得來的壞習慣和壞思想，不使自己走入反動派指引的錯誤路上去，並繼續前進，向著社會主義社會和共產主義社會前進。
我們在這方面使用的方法，是民主的即說服的方法，而不是強迫的方法。人民犯了法，也要受處罰，也要坐監獄，也有死刑，但這是若干個別的情形，和對於反動階級當作一個階級的專政來說，有原則的區別。
對於反動階級和反動派的人們，在他們的政權被推翻以後，只要他們不造反，不破壞，不搗亂，也給土地，給工作，讓他們活下去，讓他們在勞動中改造自己，成為新人。他們如果不願意勞動，人民的國家就要強迫他們勞動。也對他們做宣傳教育工作，並且做得很用心，很充分，像我們對俘虜軍官們已經做過的那樣。這也可以說是“施仁政”吧，但這是我們對於原來是敵對階級的人們所強迫地施行的，和我們對於革命人民內部的自我教育工作，不能相提並論。
這種對於反動階級的改造工作，只有共產黨領導的人民民主專政的國家才能做到。這件工作做好了，中國的主要的剝削階級----地主階級和官僚資產階級即壟斷資產階級，就最後地消滅了。剩下一個民族資產階級，在現階段就可以向他們中間的許多人進行許多適當的教育工作。等到將來實行社會主義即實行私營企業國有化的時候，再進一步對他們進行教育和改造工作。人民手裏有強大的國家機器，不怕民族資產階級造反。
嚴重的問題是教育農民。農民的經濟是分散的，根據蘇聯的經驗，需要很長的時間和細心的工作，才能做到農業社會化。沒有農業社會化，就沒有全部的鞏固的社會主義。農業社會化的步驟，必須和以國有企業為主體的強大的工業的發展相適應。人民民主專政的國家，必須有步驟地解決國家工業化的問題。本文不打算多談經濟問題，這裏不來詳說。
一九二四年，孫中山親自領導的有共產黨人參加的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通過了一個著名的宣言。這個宣言上說：“近世各國所謂民權制度，往往為資產階級所專有，適成為壓迫平民之工具。若國民黨之民權主義，則為一般平民所有，非少數人所得而私也。”除了誰領導誰這一問題以外，當作一般的政治綱領來說，這裏所說的民權主義，是和我們所說的人民民主主義或新民主主義相符合的。只許為一般平民所共有、不許為資產階級所私有的國家制度，如果加上工人階級的領導，就是人民民主專政的國家制度了。
蔣介石背叛孫中山，拿了官僚資產階級和地主資產階級的專政作為壓迫中國平民的工具。這個反革命專政，實行了二十二年，到現在才為我們領導的中國平民所推翻。
罵我們實行“獨裁”或“極權主義”的外國反動派，就是實行獨裁或極權主義的人們。他們實行了資產階級對無產階級和其他人民的一個階級的獨裁制度，一個階級的極權主義。孫中山所說壓迫平民的近世各國的資產階級，正是指的這些人。蔣介石的反革命獨裁，就是從這些反動傢伙學來的。
宋朝的哲學家朱熹，寫了許多書，說了許多話，大家都忘記了，但有一句話還沒有忘記：“即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我們就是這樣做的，即以帝國主義及其走狗蔣介石反動派之道，還治帝國主義及其走狗蔣介石反動派之身。如此而已，豈有他哉！
革命的專政和反革命的專政，性質是相反的，而前者是從後者學來的。這個學習很要緊。革命的人民如果不學會這一項對待反革命階級的統治方法，他們就不能維持政權，他們的政權就會被內外反動派所推翻，內外反動派就會在中國復辟，革命的人民就會遭殃。
人民民主專政的基礎是工人階級、農民階級和城市小資產階級的聯盟，而主要是工人和農民的聯盟，因為這兩個階級占了中國人口的百分之八十到九十。推翻帝國主義和國民黨反動派，主要是這兩個階級的力量。由新民主主義到社會主義，主要依靠這兩個階級的聯盟。
人民民主專政需要工人階級的領導。因為只有工人階級最有遠見，大公無私，最富於革命的徹底性。整個革命歷史證明，沒有工人階級的領導，革命就要失敗，有了工人階級的領導，革命就勝利了。在帝國主義時代，任何國家的任何別的階級，都不能領導任何真正的革命達到勝利。中國的小資產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曾經多次領導過革命，都失敗了，就是明證。
民族資產階級在現階段上，有其很大的重要性。我們還有帝國主義站在旁邊，這個敵人是很兇惡的。中國的現代工業在整個國民經濟上的比重還很小。現在沒有可靠的數目字，根據某些材料來估計，在抗日戰爭以前，現代工業產值不過只占全國國民經濟總產值的百分之十左右。為了對付帝國主義的壓迫，為了使落後的經濟地位提高一步，中國必須利用一切于國計民生有利而不是有害的城鄉資本主義因素，團結民族資產階級，共同奮鬥。我們現在的方針是節制資本主義，而不是消滅資本主義。但是民族資產階級不能充當革命的領導者，也不應當在國家政權中占主要的地位。民族資產階級之所以不能充當革命的領導者和所以不應當在國家政權中佔有主要地位，是因為民族資產階級的社會經濟地位規定了他們的軟弱性，他們缺乏遠見，缺乏足夠的勇氣，並且有不少人害怕民眾。
孫中山主張“喚起民眾”，或“扶助農工”。誰去“喚起”和“扶助”呢？孫中山的意思是說小資產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但這在事實上是辦不到的。孫中山的四十年革命是失敗了，這是什麼原因呢？在帝國主義時代，小資產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不可能領導任何真正的革命到勝利，原因就在此。
我們的二十八年，就大不相同。我們有許多寶貴的經驗。一個有紀律的，有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武裝的，採取自我批評方法的，聯繫人民群眾的黨。一個由這樣的党領導的軍隊。一個由這樣的党領導的各革命階級各革命派別的統一戰線。這三件是我們戰勝敵人的主要武器。這些都是我們區別於前人的。依靠這三件，使我們取得了基本的勝利。我們走過了曲折的道路。我們曾和黨內的機會主義傾向作鬥爭，右的和“左”的。凡在這三件事上犯了嚴重錯誤的時候，革命就受挫折。錯誤和挫折教訓了我們，使我們比較地聰明起來了，我們的事情就辦得好一些。任何政黨，任何個人，錯誤總是難免的，我們要求犯得少一點。犯了錯誤則要求改正，改正得越迅速，越徹底，越好。
總結我們的經驗，集中到一點，就是工人階級(經過共產黨)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這個專政必須和國際革命力量團結一致。這就是我們的公式，這就是我們的主要經驗，這就是我們的主要綱領。
黨的二十八年是一個長時期，我們僅僅做了一件事，這就是取得了革命戰爭的基本勝利。這是值得慶祝的，因為這是人民的勝利，因為這是在中國這樣一個大國的勝利。但是我們的事情還很多，比如走路，過去的工作只不過是像萬里長征走完了第一步。殘餘的敵人尚待我們掃滅。嚴重的經濟建設任務擺在我們面前。我們熟習的東西有些快要閑起來了，我們不熟習的東西正在強迫我們去做。這就是困難。帝國主義者算定我們辦不好經濟，他們站在一旁看，等待我們的失敗。
我們必須克服困難，我們必須學會自己不懂的東西。我們必須向一切內行的人們(不管什麼人)學經濟工作。拜他們做老師，恭恭敬敬地學，老老實實地學。不懂就是不懂，不要裝懂。不要擺官僚架子。鑽進去，幾個月，一年兩年，三年五年，總可以學會的。蘇聯共產黨人開頭也有一些人不大會辦經濟，帝國主義者也曾等待過他們的失敗。但是蘇聯共產黨是勝利了，在列寧和史達林領導之下，他們不但會革命，也會建設。他們已經建設起來了一個偉大的光輝燦爛的社會主義國家。蘇聯共產黨就是我們最好的先生，我們必須向他們學習。國際和國內的形勢都對我們有利，我們完全可以依靠人民民主專政這個武器，團結全國除了反動派以外的一切人，穩步地走到目的地。
(任衛東 根據 人民出版社 1967年版《毛澤東選集》一卷橫排袖珍本 1357-1371頁 輸入)
丟掉幻想，準備鬥爭
毛澤東
一九四九年八月十四日
美國國務院關於中美關係的白皮書以及艾奇遜國務卿給杜魯門總統的信，在現在這個時候發表，不是偶然的。這些檔的發表，反映了中國人民的勝利和帝國主義的失敗，反映了整個帝國主義世界制度的衰落。帝國主義制度內部的矛盾重重，無法克服，使帝國主義者陷入了極大的苦悶中。
帝國主義給自己準備了滅亡的條件。殖民地半殖民地的人民大眾和帝國主義自己國家內的人民大眾的覺悟，就是這樣的條件。帝國主義驅使全世界的人民大眾走上消滅帝國主義的偉大鬥爭的歷史時代。
帝國主義替這些人民大眾準備了物質條件，也準備了精神條件。
工廠、鐵道、槍炮等等，這些是物質條件。中國人民解放軍的強大物質裝備，大部分是從美國帝國主義得來的，一部分是從日本帝國主義得來的，一部分是自己製造的。
自從一八四零年英國人侵略中國以來，接著就是英法聯軍進攻中國的戰爭，法國進攻中國的戰爭，日本進攻中國的戰爭，英國、法國、日本、沙皇俄國、德國、美國、義大利、奧地利等八國聯軍進攻中國的戰爭，日本和沙皇俄國在中國領土內進行的戰爭，一九三一年開始的日本進攻中國東北的戰爭，一九三七年開始繼續了八年之久的日本進攻中國全境的戰爭，最後是最近三年來表面上是蔣介石實際上是美國進攻中國人民的戰爭。這最後一次戰爭，艾奇遜的信上說，美國對國民黨政府的物質幫助占國民黨政府的“貨幣支出的百分之五十以上”，“美國供給了中國軍隊(指國民黨軍隊)的軍需品”。這就是美國出錢出槍蔣介石出人替美國打仗殺中國人的戰爭。所有這一切侵略戰爭，加上政治上、經濟上、文化上的侵略和壓迫，造成了中國人對於帝國主義的仇恨，使中國人想一想，這究竟是怎麼一回事，迫使中國人的革命精神發揚起來，從鬥爭中團結起來。鬥爭，失敗，再鬥爭，再失敗，再鬥爭，積一百零九年的經驗，積幾百次大小鬥爭的經驗，軍事的和政治的、經濟的和文化的、流血的和不流血的經驗，方才獲得今天這樣的基本上的成功。這就是精神條件，沒有這個精神條件，革命是不能勝利的。
為了侵略的必要，帝國主義給中國造成了買辦制度，造成了官僚資本。帝國主義的侵略刺激了中國的社會經濟，使它發生了變化，造成了帝國主義的對立物----造成了中國的民族工業，造成了中國的民族資產階級，而特別是造成了在帝國主義直接經營的企業中、在官僚資本的企業中、在民族資產階級的企業中做工的中國的無產階級。為了侵略的必要，帝國主義以不等價交換的方法剝削中國的農民，使農民破產，給中國造成了數以萬萬計的廣大的貧農群眾，貧農占了農村人口的百分之七十。為了侵略的必要，帝國主義給中國造成了數百萬區別于舊式文人或士大夫的新式的大小知識份子。對於這些人，帝國主義及其走狗中國的反動政府只能控制其中的一部分人，到了後來，只能控制其中的極少數人，例如胡適、傅斯年、錢穆之類，其他都不能控制了，他們走到了它的反面。學生、教員、教授、技師、工程師、醫生、科學家、文學家、藝術家、公務人員，都造反了，或者不願意再跟國民黨走了。共產黨是一個窮黨，又是被國民黨廣泛地無孔不入地宣傳為殺人放火，姦淫搶掠，不要歷史，不要文化，不要祖國，不孝父母，不敬師長，不講道理，共產共妻，人海戰術，總之是一群青面獠牙，十惡不赦的人。可是，事情是這樣地奇怪，就是這樣的一群，獲得了數萬萬人民群眾的擁護，其中，也獲得了大多數知識份子尤其是青年學生們的擁護。
有一部分知識份子還要看一看。他們想，國民黨是不好的，共產黨也不見得好，看一看再說。其中有些人口頭上說擁護，骨子裏是看。正是這些人，他們對美國存著幻想。他們不願意將當權的美國帝國主義分子和不當權的美國人民加以區別。他們容易被美國帝國主義分子的某些甜言蜜語所欺騙，似乎不經過嚴重的長期的鬥爭，這些帝國主義分子也會和人民的中國講平等，講互利。他們的頭腦中還殘留著許多反動的即反人民的思想，但他們不是國民黨反動派，他們是人民中國的中間派，或右派。他們就是艾奇遜所說的“民主個人主義”的擁護者。艾奇遜們的欺騙做法在中國還有一層薄薄的社會基礎。
艾奇遜的白皮書表示，美國帝國主義者對於中國的目前這個局面是毫無辦法了。國民黨是那樣的不行，無論幫它多少總是命定地完蛋了，他們不能控制了，他們無可奈何了。艾奇遜在他的信中說：“中國內戰不祥的結局超出美國政府控制的能力，這是不幸的事，卻也是無可避免的。在我國能力所及的合理的範圍之內，我們所做的以及一切可能做的事情，都無法改變這種結局；這種結局之所以終於發生，也並不是因為我們少做了某些事情。這是中國內部各種力量的產物，我國曾經設法去左右這些力量，但是沒有效果。”
按照邏輯，艾奇遜的結論應該是，照著中國某些思想糊塗的知識份子的想法或說法，“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強盜收心做好人”，給人民的中國以平等和互利的待遇，再也不要做搗亂工作了。但是不，艾奇遜說，還是要搗亂的，並且確定地要搗亂。效果呢？據說是會有的。依靠一批什麼人物呢？就是“民主個人主義”的擁護者。艾奇遜說：“......中國悠久的文明和她的民主個人主義終於會再顯身手，中國終於會擺脫外國的羈絆。對於中國目前和將來一切朝著這個目標的發展，我認為都應當得到我們的鼓勵。”
帝國主義者的邏輯和人民的邏輯是這樣的不同。搗亂，失敗，再搗亂，再失敗，直至滅亡----這就是帝國主義和世界上一切反動派對待人民事業的邏輯。他們決不會違背這個邏輯的。這是一條馬克思主義的定律。我們說“帝國主義是很兇惡的”，就是說它的本性是不能改變的，帝國主義分子決不肯放下屠刀，他們也決不能成佛，直至他們的滅亡。
鬥爭，失敗，再鬥爭，再失敗，再鬥爭，直至勝利----這就是人民的邏輯，他們也是決不會違背這個邏輯的。這是馬克思主義的又一條定律。俄國人民的革命曾經是依照了這條定律，中國人民的革命也是依照這條定律。
階級鬥爭，一些階級勝利了，一些階級消滅了。這就是歷史，這就是幾千年的文明史。拿這個觀點解釋歷史的就叫做歷史的唯物主義，站在這個觀點的反面的是歷史的唯心主義。
自我批評的方法只能用於人民的內部，希望勸說帝國主義者和中國反動派發出善心，回頭是岸，是不可能的。唯一的辦法是組織力量和他們鬥爭，例如我們的人民解放戰爭，土地革命，揭露帝國主義，“刺激”他們，把他們打倒，制裁他們的犯法行為，“只許他們規規矩矩，不許他們亂說亂動”。然後，才有希望在平等和互利的條件下和外國帝國主義國家打交道。然後，才有希望把已經繳械了和投降了的地主階級分子、官僚資產階級分子和國民黨反動集團的成員及其幫兇們給以由壞人變好人的教育，並盡可能地把他們變成好人。中國的許多自由主義分子，亦即舊民主主義分子，亦即杜魯門、馬歇爾、艾奇遜、司徒雷登們所矚望的和經常企圖爭取的所謂“民主個人主義者”的擁護者們之所以往往陷入被動地位，對問題的觀察往往不正確----對美國統治者的觀察往往不正確，對國民黨的觀察往往不正確，對蘇聯的觀察往往不正確，對中國共產黨的觀察也往往不正確，就是因為他們沒有或不贊成用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去看問題的緣故。
先進的人們，共產黨人，各民主黨派，覺悟了的工人，青年學生，進步的知識份子，有責任去團結人民中國內部的中間階層、中間派、各階層中的落後分子、一切還在動搖猶豫的人們(這些人們還要長期地動搖著，堅定了又動搖，一遇困難就要動搖的)，用善意去幫助他們，批評他們的動搖性，教育他們，爭取他們站到人民大眾方面來，不讓帝國主義把他們拉過去，叫他們丟掉幻想，準備鬥爭。不要以為勝利了，就不要工作了。還要做工作，還要做很多的耐心的工作，才能真正地爭取這些人。爭取了他們，帝國主義就完全孤立了，艾奇遜的一套就無所施其伎了。
“準備鬥爭”的口號，是對於在中國和帝國主義國家的關係的問題上，特別是在中國和美國的關係的問題上，還抱有某些幻想的人們說的。他們在這個問題上還是被動的，還沒有下決心，還沒有和美國帝國主義(以及英國帝國主義)作長期鬥爭的決心，因為他們對美國還有幻想。在這個問題上，他們和我們還有一個很大的或者相當大的距離。
美國白皮書和艾奇遜信件的發表是值得慶祝的，因為它給了中國懷有舊民主主義思想亦即民主個人主義思想，而對人民民主主義，或民主集體主義，或民主集中主義，或集體英雄主義，或國際主義的愛國主義，不贊成，或不甚贊成，不滿，或有某些不滿，甚至抱有反感，但是還有愛國心，並非國民黨反動派的人們，澆了一瓢冷水，丟了他們的臉。特別是對那些相信美國什麼都好，希望中國學美國的人們，澆了一瓢冷水。
艾奇遜公開說，要“鼓勵”中國的民主個人主義者擺脫所謂“外國的羈絆”。這就是說，要推翻馬克思列寧主義，推翻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人民民主專政的制度。因為，據說，這個主義和這個制度是“外國的”，在中國沒有根的，是德國的馬克思(此人已死了六十六年)，俄國的列寧(此人已死了二十五年)和史達林(此人還活著)強加于中國人的，而且這個主義和這個制度是壞透了，提倡什麼階級鬥爭，打倒帝國主義等等，因此，必須推翻。這件事，經過杜魯門總統，馬歇爾幕後總司令，艾奇遜國務卿(即經手發佈白皮書的一位可愛的洋大人)和司徒雷登滾蛋大使們一“鼓勵”，據說中國的“民主個人主義終於會再顯身手”。艾奇遜們認為這是在做“鼓勵”工作，但是很可能被中國的那些雖然相信美國但是尚有愛國心的民主個人主義者認為是一瓢冷水，使他們感覺丟臉：不和中國的人民民主專政的當局好好地打交道，卻要幹這些混帳工作，而且公開發表出來，丟臉，丟臉！對於有愛國心的人們來說，艾奇遜的話不是一種“鼓勵”，而是一種侮辱。
中國是處在大革命中，全中國熱氣騰騰，有良好的條件去爭取和團結一切對人民革命事業尚無深仇大恨，但有錯誤思想的人。先進的人們應當利用白皮書，向一切這樣的人進行說服工作。
(任衛東 根據 人民出版社 1967年版《毛澤東選集》一卷橫排袖珍本 1372-1379頁 輸入)
別了，司徒雷登
毛澤東
一九四九年八月十八日
美國的白皮書，選擇在司徒雷登業已離開南京、快到華盛頓、但是尚未到達的日子----八月五日發表，是可以理解的，因為他是美國侵略政策徹底失敗的象徵。司徒雷登是一個在中國出生的美國人，在中國有相當廣泛的社會聯繫，在中國辦過多年的教會學校，在抗日時期坐過日本人的監獄，平素裝著愛美國也愛中國，頗能迷惑一部分中國人，因此被馬歇爾看中，做了駐華大使，成為馬歇爾系統中的風雲人物之一。在馬歇爾系統看來，他只有一個缺點，就是在他代表馬歇爾系統的政策在中國當大使的整個時期，恰恰就是這個政策徹底地被中國人民打敗了的時期，這個責任可不小。以脫卸責任為目的的白皮書，當然應該在司徒雷登將到未到的日子發表為適宜。
美國出錢出槍，蔣介石出人，替美國打仗殺中國人，藉以變中國為美國殖民地的戰爭，組成了美國帝國主義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的世界侵略政策的一個重大的部分。美國侵略政策的物件有好幾個部分。歐洲部分，亞洲部分，美洲部分，這三個是主要的部分。中國是亞洲的重心，是一個具有四億七千五百萬人口的大國，奪取了中國，整個亞洲都是它的了。美帝國主義的亞洲戰線鞏固了，它就可以集中力量向歐洲進攻。美帝國主義在美洲的戰線，它是認為比較地鞏固的。這些就是美國侵略者的整個如意算盤。
可是，一則美國的和全世界的人民都不要戰爭；二則歐洲人民的覺悟，東歐各人民民主國家的興起，特別是蘇聯這個空前強大的和平堡壘聳立在歐亞兩洲之間，頑強地抵抗著美國的侵略政策，使美國的注意力大部分被吸引住了；三則，這是主要的，中國人民的覺悟，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武裝力量和民眾組織力量已經空前地強大起來了。這樣，就迫使美帝國主義的當權集團不能採取大規模地直接地武裝進攻中國的政策，而採取了幫助蔣介石打內戰的政策。
美國的海陸空軍已經在中國參加了戰爭。青島、上海和臺灣，有美國的海軍基地。北平、天津、唐山、秦皇島、青島、上海、南京都駐過美國的軍隊。美國的空軍控制了全中國，並從空中拍攝了全中國戰略要地的軍用地圖。在北平附近的安平鎮，在長春附近的九台，在唐山，在膠東半島，美國的軍隊或軍事人員曾經和人民解放軍接觸過，被人民解放軍俘虜過多次。陳納德航空隊曾經廣泛地參戰。美國的空軍除替蔣介石運兵外，又炸沉了起義的重慶號巡洋艦。所有這些，都是直接參戰的行動，只是還沒有公開宣佈作戰，並且規模還不算大，而以大規模地出錢出槍出顧問人員幫助蔣介石打內戰為主要的侵略方式。
美國之所以採取這種方式，是被中國和全世界的客觀形勢所決定的，並不是美帝國主義的當權派----杜魯門、馬歇爾系統不想直接侵略中國。在助蔣作戰的開頭，又曾演過一出美國出面調處國共兩黨爭端的文明戲，企圖軟化中國共產黨和欺騙中國人民，不戰而控制全中國。和談失敗了，欺騙不行了，戰爭揭幕了。
對於美國懷著幻想的善忘的自由主義者或所謂“民主個人主義”者們，請你們看一看艾奇遜的話：“和平來到的時候，美國在中國碰到了三種可能的選擇：(一)它可以一乾二淨地撤退；(二)它可以實行大規模的軍事干涉，幫助國民黨毀滅共產黨；(三)它可以幫助國民黨把他們的權力在中國最大可能的地區裏面建立起來，同時卻努力促成雙方的妥協來避免內戰。”
為什麼不採取第一個政策呢？艾奇遜說：“我相信當時的美國民意認為，第一種選擇等於叫我們不要堅決努力地先做一番補救工作，就把我們的國際責任，把我們對華友好的傳統政策，統統放棄。”原來美國的所謂“國際責任”和“對華友好的傳統政策”，就是干涉中國。干涉就叫做擔負國際責任，干涉就叫做對華友好，不干涉是不行的。艾奇遜在這裏強姦了美國的民意，這是華爾街的“民意”，不是美國的民意。
為什麼不採取第二個政策呢？艾奇遜說：“第二種供選擇的政策，從理論上來看，以及回顧起來，雖然都似乎是令人神往，卻是完全行不通的。戰前的十年裏，國民黨已經毀滅不了共產黨。現在是戰後了，國民黨是削弱了，意志消沉了，失去了民心，這在前文已經有了說明。在那些從日本手裏收復過來的地區裏，國民黨文武官員的行為一下子就斷送了人民對國民黨的支持，斷送了它的威信。可是共產黨卻比以往無論什麼時候都強盛，整個華北差不多都被他們控制了。從國民黨軍隊後來所表現的不中用的慘況看來，也許只有靠美國的武力才可以把共產黨打跑。對於這樣龐大的責任，無論是叫我們的軍隊在一九四五年承擔，或者是在以後來承擔，美國人民顯然都不會批准。我們因此採取了第三種供選擇的政策......”
好辦法，美國出錢出槍，蔣介石出人，替美國打仗殺中國人，“毀滅共產黨”，變中國為美國的殖民地，完成美國的“國際責任”，實現“對華友好的傳統政策”。
國民黨腐敗無能，“意志消沉了，失去了民心”，還是要出錢出槍叫它打仗。直接出兵干涉，在“理論上”是妥當的。單就美國統治者來說，“回顧起來”，也是妥當的。因為這樣做起來實在有興趣。“似乎是令人神往”。但是在事實上是不行的，“美國人民顯然都不會批准”。不是我們----杜魯門、馬歇爾、艾奇遜等人的帝國主義系統----不想幹，幹是很想的，只是因為中國的形勢，美國的形勢，還有整個國際的形勢(這點艾奇遜沒有說)不許可，不得已而求其次，採取了第三條路。
那些認為“不要國際援助也可以勝利”的中國人聽著，艾奇遜在給你們上課了。艾奇遜是不拿薪水上義務課的好教員，他是如此誨人不倦地毫無隱諱地說出了全篇的真理。美國之所以沒有大量出兵進攻中國，不是因為美國政府不願意，而是因為美國政府有顧慮。第一顧慮中國人民反對它，它怕陷在泥潭裏拔不出去。第二顧慮美國人民反對它，因此不敢下動員令。第三顧慮蘇聯和歐洲的人民以及各國的人民反對它，它將冒天下之大不韙。艾奇遜的可愛的坦白性是有限度的，這第三個顧慮他不願意說。這是因為他怕在蘇聯面前丟臉，他怕已經失敗了但是還要裝做好象沒有失敗的樣子的歐洲馬歇爾計畫陷入全盤崩潰的慘境。
那些近視的思想糊塗的自由主義或民主個人主義的中國人聽著，艾奇遜在給你們上課了，艾奇遜是你們的好教員。你們所設想的美國的仁義道德，已被艾奇遜一掃而空。不是嗎？你們能在白皮書和艾奇遜信件裏找到一絲一毫的仁義道德嗎？
美國確實有科學，有技術，可惜抓在資本家手裏，不抓在人民手裏，其用處就是對內剝削和壓迫，對外侵略和殺人。美國也有“民主政治”，可惜只是資產階級一個階級的獨裁統治的別名。美國有很多錢，可惜只願意送給極端腐敗的蔣介石反動派。現在和將來據說很願意送些給它在中國的第五縱隊，但是不願意送給一般的書生氣十足的不識抬舉的自由主義者，或民主個人主義者，當然更加不願意送給共產黨。送是可以的，要有條件。什麼條件呢？就是跟我走。美國人在北平，在天津，在上海，都灑了些救濟粉，看一看什麼人願意彎腰拾起來。太公釣魚，願者上鉤。嗟來之食，吃下去肚子要痛的。
我們中國人是有骨氣的。許多曾經是自由主義者或民主個人主義者的人們，在美國帝國主義者及其走狗國民黨反動派面前站起來了。聞一多拍案而起，橫眉怒對國民黨的手槍，寧可倒下去，不願屈服。朱自清一身重病，寧可餓死，不領美國的“救濟糧”。唐朝的韓愈寫過《伯夷頌》，頌的是一個對自己國家的人民不負責任、開小差逃跑、又反對武王領導的當時的人民解放戰爭、頗有些“民主個人主義”思想的伯夷，那是頌錯了。我們應當寫聞一多頌，寫朱自清頌，他們表現了我們民族的英雄氣概。
多少一點困難怕什麼。封鎖吧，封鎖十年八年，中國的一切問題都解決了。中國人死都不怕，還怕困難嗎？老子說過：“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美帝國主義及其走狗蔣介石反動派，對於我們，不但“以死懼之”，而且實行叫我們死。聞一多等人之外，還在過去的三年內，用美國的卡賓槍、機關槍、迫擊炮、火箭炮、榴彈跑、坦克和飛機炸彈，殺死了數百萬中國人。現在這種情況已近尾聲了，他們打了敗仗了，不是他們殺過來而是我們殺過去了，他們快要完蛋了。留給我們多少一點困難，封鎖、失業、災荒、通貨膨脹、物價上升之類，確實是困難，但是，比起過去三年來已經松了一口氣了。過去三年的一關也闖過了，難道不能克服現在這點困難嗎？沒有美國就不能活命嗎？
人民解放軍橫渡長江，南京的美國殖民政府如鳥獸散。司徒雷登大使老爺卻坐著不動，睜起眼睛看著，希望開設新店，撈一把。司徒雷登看見了什麼呢？除了看見人民解放軍一隊一隊地走過，工人、農民、學生一群一群地起來之外，他還看見了一種現象，就是中國的自由主義者或民主個人主義者也大群地和工農兵學生等人一道喊口號，講革命。總之是沒有人去理他，使得他“
孑立，形影相弔”，沒有什麼事做了，只好挾起皮包走路。
中國還有一部分知識份子和其他人等存有糊塗思想，對美國存有幻想，因此應當對他們進行說服、爭取、教育和團結的工作，使他們站到人民方面來，不上帝國主義的當。但是整個美帝國主義在中國人民中的威信已經破產了，美國的白皮書，就是一部破產的記錄。先進的人們，應當很好地利用白皮書對中國人民進行教育工作。
司徒雷登走了，白皮書來了，很好，很好。這兩件事都是值得慶祝的。
(任衛東 根據 人民出版社 1967年版《毛澤東選集》一卷橫排袖珍本 1380-1387頁 輸入)
“友誼”，還是侵略？
毛澤東
一九四九年八月三十日
為了尋找侵略的根據，艾奇遜重複地說了一大堆“友誼”，加上一大堆“原則”。
艾奇遜說：“從我們歷史很早的時期起，美國人民和政府就關心中國了。雖然距離遙遠，背景又大不相同，把中美兩國隔離開了，可是那些在宗教、慈善事業和文化方面團結中美兩國人民的紐帶，一直在加深著美國對中國的友誼，許多年來種種善意措施便是證據，例如用庚子賠款來教育中國學生，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廢除治外法權，以及戰時和戰後對中國的大規模援助等等。美國始終維持並且現在依然維持對華外交政策的各項基本原則，包括門戶開放主義，尊重中國行政和領土的完整，以及反對任何外國控制中國等等，這是有案可稽的。”
艾奇遜當面撒謊，將侵略寫成了“友誼”。
美帝國主義主義侵略中國的歷史，自從一八四零年幫助英國人進行鴉片戰爭起，直到被中國人民轟出中國止，應當寫一本簡明扼要的教科書，教育中國的青年人。美國是最早強迫中國給予治外法權的國家之一，這即是白皮書上提到的中美兩國有史以來第一次簽訂的一八四四年的望廈條約。就是在這個條約裏，美國除了強迫中國接受五口通商等事而外，強迫中國接受美國人傳教也是一條。美帝國主義比較其他帝國主義國家，在很長的時期內，更加注重精神侵略方面的活動，由宗教事業而推廣到“慈善”事業和文化事業。據有人統計，美國教會、“慈善”機關在中國的投資，總額達四千一百九十萬美元；在教會財產中，醫藥費占百分之十四點七，教育費占百分之三十八點二，宗教活動費占四十七點一。我國許多有名的學校如燕京、協和、彙文、聖約翰、金陵、東吳、之江、湘雅、華西、嶺南等，都是美國人設立的。司徒雷登就是從事這些事業出了名，因而做了駐華大使的。艾奇遜們心中有數，所謂“那些在宗教、慈善事業和文化方面團結中美兩國人民的紐帶，一直在加深著美國對中國的友誼”，是有來歷的。從一八四四年訂約時算起，美國在這些事業上處心積慮地經營了一百零五年，據說都是為了“加深友誼”。
參加八國聯軍打敗中國，迫出庚子賠款，又用之於“教育中國學生”，從事精神侵略，也算一項“友誼”的表示。
治外法權是“廢除”了，強姦沈崇案的犯人回到美國，卻被美國海軍部宣佈無罪釋放，也算一項“友誼”的表示。
“戰時和戰後的對華援助”，據白皮書說是四十五億余美元，據我們統計是五十九億一千四百余萬美元，幫助蔣介石殺死幾百萬中國人，也算一項“友誼”的表示。
所有一百零九年(從一八四零年英美合作的鴉片戰爭算起)美帝國主義給予中國的“友誼”，特別是最近數年幫助蔣介石殺死幾百萬中國人這一項偉大的“友誼”，都是為著一個目的，就是“始終維持並且現在依然維持對華外交政策的各項基本原則，包括門戶開放主義，尊重中國行政和領土的完整，以及反對任何外國控制中國等等”。
殺死幾百萬中國人，不為別的，第一為了門戶開放，第二為了尊重中國行政和領土的完整，第三為了反對任何外國控制中國。
現在，只有廣州、臺灣等處一小片地方的門戶，還向艾奇遜們開放著，第一個神聖的原則在那裏“依然維持”著。其餘的地方，比如上海吧，解放以後本來是開放的，現在卻被人用美國的軍艦和軍艦上所裝的大炮，實行了一條很不神聖的原則：門戶封鎖。
現在，只有廣州、臺灣等處一小片地方的行政和領土，還算叨了艾奇遜第二個神聖原則的光，“依然維持”住了它們的“完整”。其餘地方，一概倒運，行政和領土都是破碎得不像樣子了。
現在，只有廣州、臺灣等處地方，叨了第三個神聖原則的光，把“任何外國的控制”，連同美國的控制也在內，都給艾奇遜們“反對”掉了，因此還被中國人控制著。其餘的國土，說來要掉眼淚，一概完了，都給外國人控制住了，中國人統統當了奴隸。至於什麼是外國呢，艾奇遜老爺行文至此，還沒有來得及點出，下文自明，無須多問。
不干涉中國內政，是否也算一條原則呢，艾奇遜沒有說，大概不能算吧。美國老爺的邏輯，就是這樣。看完艾奇遜信件的全文，就可以證實這一項高明的邏輯。
(任衛東 根據 人民出版社 1967年版《毛澤東選集》一卷橫排袖珍本 1394-1397頁 輸入)
社會主義革命的目的是解放生產力
毛澤東
一九五六年一月二十五日
目前我國正處在偉大的社會主義革命的高潮中。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標誌著中國革命由資產階級民主革命階段轉變到社會主義革命階段，即進入由資本主義到社會主義的過渡時期。在過去的六年中，前三年的工作主要是恢復國民經濟和進行前一革命階段中沒有完成的各項社會改革，主要是土地改革。從去年夏季以來，社會主義改造，也就是社會主義革命以極廣闊的規模和極深刻的程度展開起來。大約再有三年的時間，社會主義革命就可以在全國範圍內基本上完成。
社會主義革命的目的是為了解放生產力。農業和手工業由個體的所有制變為社會主義的集體所有制，私營工商業由資本主義所有制變為社會主義所有制，必然使生產力大大地獲得解放。這樣就為大大地發展工業和農業的生產創造了社會條件。
我們進行社會主義革命所用的方法是和平的方法。對於這種方法，過去在共產黨內和共產黨外，都有許多人表示懷疑。但是從去年夏季以來 ，由於農村中合作化運動的高潮和最近幾個月以來城市中社會主義改造的高潮，他們的疑問已經大體解決了。在我國的條件下，用和平的方法，即用說服教育的方法，不但可以改變個體的所有制為社會主義的集體所有制，而且可以改變資本主義所有制為社會主義所有制。過去幾個月來社會主義改造的速度大大超過了人們的意料。過去有些人怕社會主義這一關難過，現在看來，這一關也還是容易過的。
目前我們國家的政治形勢已經起了根本的變化。去年夏季以前在農業方面存在的許多困難情況現在已經基本上改變了，許多曾經被認為辦不到的事情現在也可以辦了。我國的第一個五年計劃有可能提前完成或者超額完成。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國農業發展綱要的任務，就是在這個社會主義改造和社會主義建設的高潮的基礎上，給農業生產和農村工作的發展指出一個遠景，作為全國農民和農業工作者的奮鬥目標。農業以外的各項工作，也都必須迅速趕上，以適應社會主義革命高潮的新形勢。
我國人民應該有一個遠大的規劃，要在幾十年內，努力改變我國在經濟上和科學文化上的落後狀況，迅速達到世界上的先進水平。為了實現這個偉大的目標，決定一切的是要有幹部，要有數量足夠的、優秀的科學技術專家；同時，要繼續鞏固和擴大人民民主統一戰線，團結一切可能團結的力量。我國人民還要同世界各國人民團結在一起，為維護世界的和平而奮鬥。
(任衛東 根據 人民出版社 1999年版《毛澤東文集》第七卷 1-3頁 輸入)
共產黨人對錯誤必須採取分析的態度
毛澤東
一九五六年四月
一
我們要是不願意陷到這樣的泥坑裏去的話，也就更加要充分地注意執行這樣一種群眾路線的領導方法，而不應當稍為疏忽。為此，我們需要建立一定的制度來保證群眾路線和集體領導的貫徹實施，而避免脫離群眾的個人突出和個人英雄主義，減少我們工作中的脫離客觀實際情況的主觀主義和片面性。
二
我們黨的歷史經驗，也是在自己同各種錯誤路線作鬥爭的過程中使自己獲得了鍛煉，因此取得了偉大的革命勝利和建設勝利的。至於局部的和個別的錯誤，則在工作中時常發生，僅僅是依賴党的集體智慧和人民群眾的智慧，及時地加以揭露和克服，才使它們不能獲得發展的機會，沒有成為全國性的和長期性的錯誤，沒有成為危害人民的大錯誤。
三
共產黨人對於共產主義運動中所發生的錯誤，必須採取分析的態度。有些人認為史達林完全錯了，這是嚴重的誤解。史達林是一個偉大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者，但是也是一個犯了幾個嚴重錯誤而不自覺其為錯誤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者。我們應當用歷史的觀點看史達林，對於他的正確的地方和錯誤的地方作出全面和適當的分析，從而吸取有益的教訓。不論是他的正確的地方，或者錯誤的地方，都是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一種現象，帶有時代的特點。整個說來，國際共產主義運動還只有一百年多一點的時間，從十月革命勝利以來，還只有三十九年的時間，許多革命工作的經驗還是不足的。我們有偉大的成績，但是還有缺點和錯誤。如同一個成績出現了接著又創造新的成績一樣，一個缺點或錯誤克服了，新的缺點或錯誤又可能產生，又有待於我們去克服。而成績總是多於缺點，正確的地方總是多於錯誤的地方，缺點和錯誤總是要被克服的。好的領導者不在於不犯錯誤，而在於認真地對待錯誤。完全不犯錯誤的人在世界上是從來沒有的。列寧說：“公開承認錯誤，揭露錯誤的原因，分析產生錯誤的環境，仔細討論改正錯誤的方法----這才是鄭重的黨的標誌，這才是黨在執行自己的義務，這才是教育和訓練階級，以至於群眾。”蘇聯共產黨遵循列寧的遺教，現在正在認真地對待史達林在領導社會主義建設中所犯的某些性質嚴重的錯誤及其所遺留的後果。由於其後果的嚴重性，所以蘇聯共產黨有必要在肯定史達林的偉大功績的同時，又尖銳地揭露史達林所犯的錯誤的實質，號召全黨以此為戒，堅決地消除這種錯誤所造成的不良後果。我們中國共產黨人深信，經過蘇聯共產黨二十次代表大會這一次尖銳的批判之後，過去被某些錯誤政策所嚴重地壓抑了的一切積極因素，必將普遍地活躍起來，蘇聯共產黨和蘇聯人民將比較過去更好地團結一致，為了建設一個人類從來沒有看見過的偉大的共產主義社會和爭取全世界的持久的和平而奮鬥。
世界上一切反動勢力正在譏笑這件事，他們在譏笑我們陣營中克服自己的錯誤。這種譏笑會有什麼結果呢？毫無疑義，結果將是在他們面前站著一個比較過去更加強大和永遠不可戰勝的以蘇聯為首的和平和社會主義的偉大陣營，而譏笑者們的吃人事業卻是很不美妙的。
(任衛東 根據 人民出版社 1999年版《毛澤東文集》第七卷 19-22頁 輸入)
論十大關係
毛澤東
一九五六年四月二十五日
提出這十個問題，都是圍繞著一個基本方針，就是要把國內外一切積極因素調動起來，為社會主義事業服務。過去為了結束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的統治，為了人民民主革命的勝利，我們就實行了調動一切積極因素的方針。現在，為了進行社會主義革命，建設社會主義國家，同樣也實行這個方針。但是，我們工作中間還有些問題需要談一談。特別值得注意的是，最近蘇聯方面暴露了他們在建設社會主義過程中的一些缺點和錯誤，他們走過的彎路，你還想走？過去我們就是鑒於他們的經驗教訓，少走了一些彎路，現在當然更要引以為戒。
什麼是國內外的積極因素？在國內，工人和農民是基本力量。中間勢力是可以爭取的力量。反動勢力雖是一種消極因素，但是我們仍然要作好工作，儘量爭取化消極因素為積極因素。在國際上，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都要團結，不中立的可以爭取為中立，反動的也可以分化和利用。總之，我們要調動一切直接和間接的力量，為把我國建設成為一個強大的社會主義國家而奮鬥。
下面我講十個問題。
一 重工業和輕工業、農業的關係
重工業是我國建設的重點。必須優先發展生產資料的生產，這是已經定了的。但是決不可因此忽視生活資料尤其是糧食的生產。如果沒有足夠的糧食和其他生活必需品，首先就不能養活工人，還談發展什麼重工業？所以，重工業和輕工業、農業的關係，必須處理好。
在處理重工業和輕工業、農業的關係上，我們沒有犯原則性的錯誤。我們比蘇聯和一些東歐國家作得好些。像蘇聯的糧食產量長期達不到革命前最高水準的問題，像一些東歐國家由於輕重工業發展太不平衡而產生的嚴重問題，我們這裏是不存在的。他們片面地注重重工業，忽視農業和輕工業，因而市場上的貨物不夠，貨幣不穩定。我們對於農業、輕工業是比較注重的。我們一直抓了農業，發展了農業，相當地保證了發展工業所需要的糧食和原料。我們的民生日用商品比較豐富，物價和貨幣是穩定的。
我們現在的問題，就是還要適當的調整重工業和農業、輕工業的投資比例，更多的發展農業、輕工業。這樣，重工業是不是不為主了？它還是為主，還是投資的重點。但是，農業、輕工業的比例要加重一點。
加重的結果怎麼樣？加重的結果，一可以更好地供給人民生活的需要，二可以更快地增加資金的積累，因而可以更多更好地發展重工業。重工業也可以積累，但是在我們現在的經濟條件下，輕工業、農業積累得更多更快些。
這裏就發生一個問題，你對發展重工業究竟是真想還是假想，想得厲害一點，還是差一點？你如果是假想，或者想得差一點，那就打擊農業、輕工業，對它們少投點資。你如果是真想，或者想得厲害，那你就要注重農業、輕工業，使糧食和輕工業原料更多些，積累更多些，投到重工業方面的資金將來也會更多些。
我們現在發展重工業可以有兩種辦法，一種是少發展一些農業、輕工業，一種是多發展一些農業、輕工業。從長遠觀點來看，前一種辦法會使重工業發展得少些和慢些，至少基礎不那麼穩固，幾十年後算總帳是划不來的。後一種辦法會使重工業發展得多些和快些，而且由於保障了人民生活的需要，會使它發展的基礎更加穩固。
二 沿海工業和內地工業的關係
我國的工業過去集中在沿海。所謂沿海，是指遼寧、河北、北京、天津、河南東部、山東、安徽、江蘇、上海、浙江、福建、廣東、廣西。我國全部輕工業和重工業，都有百分之七十在沿海，只有百分之三十在內地。這是歷史上形成的一種不合理的狀況。沿海的工業基地必須充分利用，但是，為了平衡工業發展的佈局，內地工業必須大力發展。在這兩者之間的關係問題上，我們也沒有犯大的錯誤，只是最近幾年，對於沿海工業有些估計不足，對它的發展不那麼十分注重了。這要改變一下。
過去朝鮮還在打仗，國際形勢還很緊張，不能不影響我們對沿海工業的看法。現在，新的侵華戰爭和新的世界大戰，估計短時間內打不起來，可能有十年或者更長一點的和平時期。這樣，如果還不充分利用沿海工業的設備能力和技術力量，那就不對了。不說十年，就算五年，我們也應當在沿海好好地辦四年的工業，等第五年打起來再搬家。從現有材料看來，輕工業工廠的建設和積累一般都很快，全部投產以後，四年之內，除了收回本廠投資以外，還可以賺回三個廠，兩個廠，一個廠，至少半個廠。這樣好的事情為什麼不做？認為原子彈已經在我們頭上，幾秒種就要掉下來，這種形勢估計是不合乎事實的，由此而對沿海工業採取消極態度是不對的。
這不是說新的工廠都建在沿海。新的工業大部分應當擺在內地，使工業佈局逐漸平衡，並且利於備戰，這是毫無疑義的。但是沿海也可以建立一些新的廠礦，有些也可以是大型的。至於沿海原有的輕重工業的擴建和改建，過去已經作了一些，以後還要大大發展。
好好的利用和發展沿海的工業老底子，可以使我們更有力量來發展和支援內地工業。如果採取消極態度，就會妨礙內地工業的迅速發展。所以這也是一個對於發展內地工業是真想還是假想的問題。如果是真想，不是假想，就必須更多地利用和發展沿海工業，特別是輕工業。
三 經濟建設和國防建設的關係
國防不可不有。現在，我們有了一定的國防力量。經過抗美援朝和幾年的整訓，我們的軍隊加強了，比第二次世界大戰前的蘇聯紅軍還要強些，裝備也有所改進。我們的國防工業正在建立。自從盤古開天闢地以來，我們不曉得造飛機，造汽車，現在開始能造了。
我們現在還沒有原子彈。但是，過去我們也沒有飛機和大炮，我們是用小米加步槍打敗了日本帝國主義和蔣介石的。我們現在已經比過去強，以後還要比現在強，不但要有更多的飛機和大炮，而且還要有原子彈。在今天的世界上，我們要不受人家欺負，就不能沒有這個東西。怎麼辦呢？可靠的辦法就是把軍政費用降到一個適當的比例，增加經濟建設費用。只有經濟建設費發展得更快了，國防建設才能夠有更大的進步。
一九五零年，我們在黨的七屆三中全會上，已經提出精簡國家機構、減少軍政費用的問題，認為這是爭取我國財政經濟情況根本好轉的三個條件之一。第一個五年計劃期間，軍政費用占國家預算全部支出的百分之三十。這個比重太大了。第二個五年計劃期間，要使它降到百分之二十左右，以便抽出更多的資金，多開些工廠，多造些機器。經過一段時間，我們就不但會有很多的飛機和大炮，而且還可能有自己的原子彈。
這裏也發生這麼一個問題，你對原子彈是真正想要、十分想要，還是只有幾分想，沒有十分想呢？你是真正想要、十分想要，你就降低軍政費用的比重，多搞經濟建設。你不是真正想要、十分想要，你就還是按照老章程辦事。這是戰略方針的問題，希望軍委討論一下。
現在我們把兵統統裁掉好不好？那不好。因為還有敵人，我們還受敵人欺負和包圍嘛！我們一定要加強國防，因此，一定要首先加強經濟建設。
四 國家、生產單位和生產者個人的關係
國家和工廠、合作社的關係，工廠、合作社和生產者個人的關係，這兩種關係都要處理好。為此，就不能只顧一頭，必須兼顧國家、集體和個人三個方面，也就是我們過去常說的“軍民兼顧”、“公私兼顧”。鑒於蘇聯和我們自己的經驗，今後務必更好地解決這個問題。
拿工人講，工人的勞動生產率提高了，他們的勞動條件和集體福利就需要逐步有所改進。我們歷來提倡艱苦奮鬥，反對把個人物質利益看得高於一切，同時我們也歷來提倡關心群眾生活，反對不關心群眾痛癢的官僚主義。隨著整個國民經濟的發展，工資也需要適當調整。關於工資，最近決定增加一些，主要加在下面，加在工人方面，以便縮小上下兩方面的距離。我們的工資一般還不高，但是因為就業的人多了，因為物價低和穩，加上其他種種條件，工人的生活比過去還是有了很大改善。在無產階級政權下面，工人的政治覺悟和勞動積極性一直很高。去年年底中央號召反右傾保守，工人群眾熱烈擁護，奮戰三個月，破例地超額完成了今年第一季度的計畫。我們需要大力發揚他們這種艱苦奮鬥的精神，也需要更多地注意解決他們在勞動和生活中的迫切問題。
這裏還要談一下工廠在統一領導下的獨立性問題。把什麼東西統統都集中在中央或省市，不給工廠一點權力，一點機動的餘地，一點利益，恐怕不妥。中央、省市和工廠的權益究竟應當各有多大才適當，我們經驗不多，還要研究。從原則上說，統一性和獨立性是對立的統一，要有統一性，也要有獨立性。比如我們現在開會是統一性，散會以後有人散步，有人讀書，有人吃飯，就是獨立性。如果我們不給每個人散會後的獨立性，一直把會無休止的開下去，不是所有的人都要死光嗎？個人是這樣，工廠和其他生產單位也是這樣。各個生產單位都要有一個與統一性相聯繫的獨立性，才會發展得更加活潑。
再講農民。我們同農民的關係歷來都是好的，但是在糧食問題上曾經翻過一個錯誤。一九五四年我國部分地區因水災減產，我們卻多購了七十億斤糧食。這樣一減一多，鬧得去年春季許多地方幾乎人人談糧食，戶戶談統銷。農民有意見，黨內外也有許多意見。儘管不少人是故意誇大，乘機攻擊，但是不能說我們沒有缺點。調查不夠，摸不清底，多購了七十億斤，這就是缺點。我們發現了缺點，一九五五年就少購了七十億斤，又搞了一個“三定”，就是定產定購定銷，加上豐收，一少一增，使農民手裏多了二百多億斤糧食。這樣，過去有意見的農民也說“共產黨真是好”了。這個教訓，全黨必須記住。
蘇聯的辦法是把農民挖得很苦。他們採取所謂義務交售制等項辦法，把農民生產的東西拿走太多，給的代價又極低，他們這樣來積累資金，使農民的生產積極性受到極大的損害。你要母雞多生蛋，又不給它米吃，又要馬兒跑得好，又要馬兒不吃草。世界上哪有這樣的道理！
我們對農民的政策不是蘇聯的那種政策，而是兼顧國家和農民的利益。我們的農業稅歷來比較輕。工農業品的交換，我們是採取縮小剪刀差，等價交換或者近乎等價交換的政策。我們統購農產品是按照正常的價格，農民並不吃虧，而且收購的價格還逐步有所增長。我們在向農民供應工業品方面，採取薄利多銷、穩定物價或適當降價的政策，在向缺糧區農民供應糧食方面，一般略有補貼。但是就是這樣，如果粗心大意，也還是會犯這種或那種錯誤。鑒於蘇聯在這個問題上犯了嚴重錯誤，我們必須更多地注意處理好國家同農民的關係。
合作社同農民的關係也要處理好。在合作社的收入中，國家拿多少，合作社拿多少，農民拿多少，以及怎樣拿法，都要規定得適當。合作社所拿的部分，都是直接為農民服務的。生產費不必說，管理費也是必要的，公積金是為了擴大再生產，公益金是為了農民的福利。但是，這幾項各占多少，應當同農民研究出一個合適的比例。生產費管理費都要力求節約。公積金公益金也要有個控制，不能希望一年把好事都做完。
除了遇到特大自然災害以外，我們必須在增加農業生產的基礎上，爭取百分之九十以上的社員每年的收入比前一年有所增加，百分之十的社員能夠不增不減，如有減少，也要及早想辦法加以解決。
總之，國家和工廠，國家和工人，工廠和工人，國家和合作社，國家和農民，合作社和農民，都必須兼顧，不能只顧一頭。無論只顧哪一頭，都是不利於社會主義，不利於無產階級專政的。這是一個關係到六億人民的大問題，必須在全黨和全國人民中間反復進行教育。
五 中央和地方的關係
中央和地方的關係也是一個矛盾。解決這個矛盾，目前要注意的是，應當在鞏固中央統一領導的前提下，擴大一點地方的權力，給地方更多的獨立性，讓地方辦更多的事情。這對我們建設強大的社會主義國家比較有利。我們的國家這樣大，人口這樣多，情況這樣複雜，有中央和地方兩個積極性，比只有一個積極性好得多。我們不能像蘇聯那樣，把什麼都集中到中央，把地方卡得死死的，一點機動權也沒有。
中央要發展工業，地方也要發展工業。就是中央直屬的工業，也還是要靠地方協助。至於農業和商業，更需要依靠地方。總之，要發展社會主義建設，就必須發揮地方的積極性。中央要鞏固，就要注意地方的利益。
現在幾十隻手插到地方，使地方的事情不好辦。立了一個部就要革命，要革命就要下命令。各部不好向省委、省人民委員會下命令，就同省、市的廳局聯成一線，天天給廳局下命令。這些命令雖然黨中央不知道，國務院不知道，但都說是中央來的，給地方壓力很大。表報之多，鬧得氾濫成災。這種情況，必須糾正。
我們要提倡同地方商量辦事的作風。黨中央辦事，總是同地方商量，不同地方商量從來不冒下命令。在這方面，希望中央各部好好注意，凡是同地方有關地事情，都要先同地方商量，商量好了再下命令。
中央的部門可以分成兩類。有一類，它們的領導可以一直管到企業，它們設在地方的管理機構和企業由地方進行監督；有一類，它們的任務是提出指導方針，制定工作規劃，事情要靠地方辦，要由地方去處理。
處理好地方和中央的關係，這對於我們這樣的大國大黨是一個十分重要的問題。這個問題，有些資本主義國家也是很注意的。它們的制度和我們的根本不同，但是它們發展的經驗，還是值得我們研究。拿我們自己的經驗說，我們建國初期實行的那種大區制度，當時有必要，但是也有缺點，後來的高饒反黨聯盟，就多少利用了這個缺點。以後決定取消大區，各省直屬中央，這是正確的。但是由此走到取消地方的必要的獨立性，結果也不那麼好。我們的憲法規定，立法權集中在中央。但是在不違背中央方針的條件下，按照情況和工作需要，地方可以搞章程、條例、辦法，憲法並沒有約束。我們要統一，也要特殊。為了建設一個強大的社會主義國家，必須有中央的強有力的統一領導，必須有全國的統一計畫和統一紀律，破壞這種必要的統一，是不允許的。同時，又必須充分發揮地方的積極性，各地都要有適合當地情況的特殊。這種特殊不是高崗的那種特殊，而是為了整體利益，為了加強全國統一所必要的特殊。
還有一個地方和地方的關係問題，這裏說的主要是地方的上下級關係問題。省市對中央部門有意見，地、縣、區、鄉對省市就沒有意見嗎？中央要注意發揮省市的積極性，省市也要注意發揮地、縣、區、鄉的積極性，都不能夠框得太死。當然，也要告訴下面的同志哪些事必須統一，不能亂來。總之，可以和應當統一的，必須統一，不可以和不應當統一的，不能強求統一。正當的獨立性，正當的權利，省、市、地、縣、區、鄉都應當有，都應當爭。這種從全國整體利益出發的爭權，不是從本位利益出發的爭權，不能叫做地方主義，不能叫做鬧獨立性。
省市和省市之間的關係，也是一種地方和地方的關係，也要處理得好。我們歷來的原則，就是提倡顧全大局，互助互讓。
在解決中央和地方、地方和地方的關係問題上，我們的經驗還不多，還不成熟，希望你們好好研究討論，並且每過一個時期就要總結經驗，發揚成績，克服缺點。
六 漢族和少數民族的關係
對於漢族和少數民族的關係，我們的政策是比較穩當的，是比較得到少數民族贊成的。我們著重反對大漢族主義。地方民族主義也要反對，但是那一般地不是重點。
我國少數民族人數少，占的地方大。論人口，漢族占百分之九十四，是壓倒優勢。如果漢人搞大漢族主義，歧視少數民族，那就很不好。而土地誰多呢？土地是少數民族多，占百分之五十到六十。我們說中國地大物博，人口眾多，實際上是漢族“人口眾多”，少數民族“地大物博”，至少地下資源很可能是少數民族“物博”。
各個少數民族對中國的歷史都作過貢獻。漢族人口多，也是長時期內許多民族混血形成的。歷史上的反動統治者，主要是漢族的反動統治者，曾經在我們各民族中間製造種種隔閡，欺負少數民族。這種情況所造成的影響，就在勞動人民中間也不容易很快消除。所以我們無論對幹部和人民群眾，都要廣泛地持久地進行無產階級革命的民族政策教育，並且要對漢族和少數民族的關係經常注意檢查。早兩年已經作過一次檢查，現在應當再來一次。如果關係不正常，就必須認真處理，不要只口裏講。
在少數民族地區，經濟管理體制和財政體制，究竟怎樣才適合，要好好研究一下。
我們要誠心誠意地積極幫助少數民族發展經濟建設和文化建設。在蘇聯，俄羅斯民族同少數民族的關係很不正常，我們應當接受這個教訓。天上的空氣，地上的森林，地下的寶藏，都是建設社會主義所需要的重要因素，而一切物質因素只有通過人的因素，才能加以開發利用。我們必須搞好漢族和少數民族的關係，鞏固各民族的團結，來共同努力于建設偉大的社會主義祖國。
七 黨和非黨的關係
究竟是一個黨好，還是幾個黨好？現在看來，恐怕是幾個黨好。不但過去如此，而且將來也可以如此，就是長期共存，互相監督。
在我們國內，在抗日反蔣鬥爭中形成的以民族資產階級及其知識份子為主的許多民主黨派，現在還繼續存在。在這一點上，我們和蘇聯不同。我們有意識地留下民主黨派，讓他們有發表意見的機會，對他們採取又團結又鬥爭的方針。一切善意向我們提意見的民主人士，我們都要團結。像衛立煌、翁文灝這樣的有愛國心的國民黨軍政人員，我們應當繼續調動他們的積極性。就是那些罵我們的，像龍雲、梁漱溟、彭一湖之類，我們也要養起來，讓他們罵，罵得無理，我們反駁，罵得有理，我們接受。這對黨，對人民，對社會主義比較有利。
中國現在既然還有階級和階級鬥爭，就不會沒有各種形式的反對派。所有民主黨派和無黨派人士雖然都表示接受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但是他們中的許多人，其實就是程度不同的反對派。在“把革命進行到底”、抗美援朝、土地改革等等問題上，他們都是又反對又不反對。對於鎮壓反革命，他們一直到現在還有意見。他們說《共同綱領》好得不得了，不想搞社會主義類型的憲法，但是憲法起草出來，他們又全都舉手贊成。事物常常走到自己的反面，民主黨派對許多問題的態度也是這樣。他們是反對派，又不是反對派，常常由反對走向不反對。
共產黨和民主黨派都是歷史上發生的。凡是歷史上發生的東西，都要在歷史上消滅。因此，共產黨總有一天要消滅，民主黨派也總有一天要消滅。消滅就是那麼不舒服？我看很舒服。共產黨，無產階級專政，哪一天不要了，我看實在好。我們的任務就是要促使它們消滅得早一點。這個道理，過去我們已經說過多次了。
但是，無產階級政黨和無產階級專政，現在非有不可，而且非繼續加強不可。否則，不能鎮壓反革命，不能抵抗帝國主義，不能建設社會主義，建設起來也不能穩固。列寧關於無產階級政黨和無產階級專政的理論，決沒有像有些人說的那樣“已經過時”。無產階級專政不能沒有很大的強制性。但是，必須反對官僚主義，反對機構龐大。在一不死人二不廢事的條件下，我建議黨政機構進行大精簡，砍掉它三分之二。
話說回來，黨政機構要精簡，不是說不要民主黨派。希望你們抓一下統一戰線工作，使他們和我們的關係得到改善，盡可能把他們的積極性調動起來為社會主義服務。
八 革命和反革命的關係
反革命是什麼因素？是消極因素，破壞因素，是積極因素的反對力量。反革命可不可以轉變？當然，有些死心塌地的反革命不會轉變。但是，在我國的條件下，他們中間的大多數將來會有不同程度的轉變。由於我們採取了正確的政策，現在就有不少反革命被改造成不反革命了，有些人還做了一些有益的事。
有幾點應當肯定：
第一點，應當肯定，一九五一年和一九五二年那一次鎮壓反革命是必須的。有這麼一種意見，認為那一次鎮壓反革命也可以不搞。這種意見是錯誤的。
對待反革命分子的辦法是：殺、關、管、放。殺，大家都知道是什麼一回事。關，就是關起來勞動改造。管，就是放在社會上由群眾監督改造。放，就是可捉可不捉的一般不捉，或者捉起來以後表現好的，把他放掉。按照不同情況，給反革命分子不同的處理，是必要的。
現在只說殺。那一次鎮壓反革命殺了一批人，那是些什麼人呢？是老百姓非常仇恨的、血債累累的反革命分子。六億人民的大革命，不殺掉那些“東霸天”、“西霸天”，人民是不能起來的。如果沒有那次鎮壓，今天我們採取寬大政策，老百姓就不可能贊成。現在有人聽到說史達林殺錯了一些人，就說我們殺的那批反革命也殺錯了，這是不對的。肯定過去根本上殺得對，在目前有實際意義。
第二點，應當肯定，還有反革命，但是已經大為減少。在胡風問題出來以後，清查反革命是必要的。有些沒有清查出來的，還要繼續清查。要肯定現在還有少數反革命分子，他們還在進行各種反革命破壞活動，比如把牛弄死，把糧食燒掉，破壞工廠，盜竊情報，貼反動標語，等等。所以，說反革命已經肅清了，可以高枕無憂了，是不對的。只要中國和世界上還有階級鬥爭，就永遠不可以放鬆警惕。但是，說現在還有很多反革命，也是不對的。
第三點，今後社會上的鎮反，要少捉少殺。社會上的反革命因為是老百姓的直接冤頭，老百姓恨透了，所以少數人還是要殺。他們中的多數，要交給農業合作社去管制生產，勞動改造。但是，我們還不能宣佈一個不殺，不能廢除死刑。
第四點，機關、學校、部隊裏面清查反革命，要堅持在延安開始的一條，就是一個不殺，大部不捉。真憑實據的反革命，由機關清查，但是公安局不捉，檢察機關不起訴，法院也不審判。一百個反革命裏面，九十幾個這樣處理。這就是所謂大部不捉。至於殺呢，就是一個不殺。
什麼樣的人不殺呢？胡風、潘漢年、饒漱石這樣的人不殺，連被俘的戰犯宣統皇帝、康澤這樣的人也不殺。不殺他們，不是沒有可殺之罪，而是殺了不利。這樣的人殺了一個，第二個第三個就要來比，許多人頭就要落地。這是第一條。第二條，可以殺錯人。一顆腦袋落地，歷史證明是接不起來的。也不像韭菜那樣，割了一次還可以長起來，割錯了，想改正錯誤也沒有辦法。第三條，消滅證據。鎮壓反革命要有證據。這個反革命常常就是那個反革命的活證據，有官司可以請教他。你把他消滅了，可能就再找不到證據了。這就只有利於反革命，而不利於革命。第四條，殺了他們，一不能增加生產，二不能提高科學水平，三不能幫助除四害，四不能強大國防，五不能收復臺灣。殺了他們，你得一個殺俘虜的名聲，殺俘虜歷來是名聲不好的。還有一條，機關裏的反革命跟社會上的反革命不同。社會上的反革命爬在人民的頭上，而機關裏的反革命跟人民隔得遠些，他們有普遍的冤頭，但是直接的冤頭不多。這些人一個不殺有什麼害處呢？能勞動改造的去勞動改造，不能勞動改造的就養一批。反革命是廢物，是害蟲，可是抓到手以後，卻可以讓他們給人民辦點事情。
但是，要不要立條法律，講機關裏的反革命一個都不殺呢？這是我們的內部政策，不用宣佈，實際上儘量做到就是了。假使有人丟個炸彈，把這個屋子裏的人都炸死了，或者一半，或者三分之一，你說殺不殺？那就一定要殺。
機關肅反實行一個不殺的方針，不妨礙我們對反革命分子採取嚴肅態度。但是，可以保證不犯無法挽回的錯誤，犯了錯誤也有改正的機會，可以穩定很多人，可以避免黨內同志之間互不信任。不殺頭，就要給飯吃。對一切反革命分子，都應當給以生活出路，使他們有自新的機會。這樣做，對人民事業，對國際影響，都有好處。
鎮壓反革命還要作艱苦的工作，大家不能鬆懈。今後，除社會上的反革命還要繼續鎮壓以外，必須把混在機關、學校、部隊中的一切反革命分子繼續清查出來。一定要分清敵我。如果讓敵人混進我們的隊伍，甚至混進我們的領導機關，那會對社會主義事業和無產階級專政造成多麼嚴重的危險，這是大家都清楚的。
九 是非關係
黨內黨外都要分清是非。如何對待犯了錯誤的人，這是一個重要的問題。正確的態度應當是，對於犯錯誤的同志，採取“懲前毖後，治病救人”的方針，幫助他們改正錯誤，允許他們繼續革命。過去，在以王明為首的教條主義者當權的時候，我們黨在這個問題上犯了錯誤，學了史達林作風中不好的一面。他們在社會上不要中間勢力，在黨內不允許人家改正錯誤，不准革命。
《阿Q正傳》是一篇好小說，我勸看過的同志再看一遍，沒看過的同志好好地看看。魯迅在這篇小說裏面，主要是寫一個落後的不覺悟的農民。他專門寫了“不准革命”一章，說假洋鬼子不准阿Q革命。其實，阿Q當時的所謂革命，不過是想跟別人一樣拿點東西而已。可是，這樣的革命假洋鬼子也還是不准。我看在這點上，有些人很有點像假洋鬼子。他們不准犯錯誤的人革命，不分犯錯誤和反革命的界限，甚至把一些犯錯誤的人殺掉了。我們要記住這個教訓。無論在社會上不准人家革命，還是在黨內不准犯錯誤的同志改正錯誤都是不好的。
對於犯了錯誤的同志，有人說要看他們改不改。我說單是看還不行，還要幫助他們改。這就是說，一要看，二要幫。人是要幫助的，沒有犯錯誤的人要幫助，犯了錯誤的人更要幫助。人大概是沒有不犯錯誤的，多多少少要犯錯誤，犯了錯誤就要幫助。只看，是消極的，要設立各種條件幫助他改。是非一定要搞清楚，因為黨內的原則爭論，是社會上階級鬥爭在黨內的反映，是不允許含糊的。按照情況，對於犯錯誤的同志採取恰如其分的合乎實際的批評，甚至必要的鬥爭，這是正常的，是為了幫助他們改正錯誤。對犯錯誤的同志不給幫助，反而幸災樂禍，這就是宗派主義。
對於革命來說，總是多一點人好。犯錯誤的人，除了極少數堅持錯誤、屢教不改的以外，大多數是可以改正的。正如得過傷寒病的可以免疫一樣，犯過錯誤的人，只要善於從錯誤中取得教訓，也可以少犯錯誤。倒是沒有犯過錯誤的人容易犯錯誤，因為他容易把尾巴翹得高。我們要注意，對犯錯誤的人整得過分，常常整到自己身上。高崗本來是想搬石頭打人的，結果卻打倒了自己。好意對待犯錯誤的人，可以得人心，可以團結人。對待犯錯誤的同志，究竟是採取幫助態度還是採取敵視態度，這是區別一個人是好心還是壞心的一個標準。
“懲前毖後，治病救人”的方針，是團結全黨的方針，我們必須堅持這個方針。
十 中國和外國的關係
我們提出向外國學習的口號，我想是提得對的。現在有些國家的領導人就不願意提，甚至不敢提這個口號。這是要有一點勇氣的，就是要把戲臺上的那個架子放下來。
應當承認，每個民族都有它的長處，不然它為什麼能存在？為什麼能發展？同時，每個民族也都有它的短處。有人以為社會主義就了不起，一點缺點也沒有了。哪有這個事？應當承認，總是有優點和缺點這兩點。我們党的支部書記，部隊的連排長，都曉得在小本本上寫著，今天總結經驗有兩點，一是優點，一是缺點。他們都曉得兩點，為什麼我們只提一點？一萬年都有兩點。將來有將來的兩點，現在有現在的兩點，各人有各人的兩點。總之，是兩點而不是一點。說只有一點，叫知其一不知其二。
我們的方針是，一切民族，一切國家的長處都要學，政治、經濟、科學、技術、文學、藝術的一切真正好的東西都要學。但是，必須有分析有批判地學，不能盲目地學，不能一切照抄，機械搬用。他們的短處、缺點，當然不要學。
對於蘇聯和其他社會主義國家的經驗，也應當採取這樣的態度。過去我們一些人不清楚，人家的短處也去學。當著學到了以為了不起的時候，人家那裏已經不要了，結果栽了個斤斗，像孫悟空一樣，翻過來了。比如，過去有人蘇聯是設電影部、文化局，我們是設文化部、電影局，就說我們犯了原則錯誤。他們沒有料到，蘇聯不久也改社文化部，和我們一樣。有些人對任何事物都不加分析，完全以“風”為准。今天刮北風，他是北風派，明天刮西風，他是西風派，後來又刮北風，他又是北風派。自己毫無主見，往往由一個極端走到另一個極端。
蘇聯過去把史達林捧得一萬丈高的人，現在一下子把他貶到地下九千丈。我們國內也有人跟著轉。中央認為史達林是三分錯誤，七分成績，總起來說還是一個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按照這個分寸，寫了《關於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三七開的評價比較合適。史達林對中國作了一些錯事。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後期王明“左”傾冒險主義，抗日戰爭初期的王明右傾機會主義，都是從史達林那裏來的。解放戰爭時期，先是不准革命，說是如果打內戰，中華民族有毀滅的危險。仗打起來，對我們半信半疑。仗打勝了，又懷疑我們是鐵托式的勝利，一九四九、一九五零兩年對我們的壓力很大。可是，我們還是認為他是三分錯誤，七分成績。這是公正的。
社會科學，馬克思列寧主義，史達林講得對的那些地方，我們一定要繼續努力學習。我們要學的是屬於普遍真理的東西，並且學習一定要和中國實際相結合。如果每句話，包括馬克思的話，都要照搬，那就不得了。我們的理論，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普遍真理同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相結合。黨內一些人有一個時期搞了教條主義，那時我們批評了這個東西。但是現在也還是有。學術界也好，經濟界也好，都還有教條主義。
自然科學方面。我們比較落後，特別要努力向外國學習。但是也要有批判地學，不可盲目地學。在技術方面，我看大部分先要照辦，因為那些我們現在還沒有，還不懂，學了比較有利。但是，已經清楚的那一部分，就不要事事照辦了。
外國資產階級的一切腐敗制度和思想作風，我們要堅決抵制和批判。但是，這並不妨礙我們去學習資本主義國家的先進的科學技術和企業管理方法中合乎科學的方面。工業發達國家的企業，用人少，效率高，會做生意，這些都應當有原則地好好學過來，以利於改進我們的工作。現在，學英文的也不研究英文了，學術論文也不譯成英文、法文、德文、日文同人家交換了。這也是一種迷信。對外國的科學、技術和文化，不加分析地一概排斥，和前面所說的對外國東西不加分析地一概照搬，都不是馬克思主義的態度，都對我們的事業不利。
我認為，中國有兩條缺點，同時又是兩條優點。
第一，我國過去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不是帝國主義，歷來受人欺負。工農業不發達，科學技術水平低，除了地大物博，人口眾多，歷史悠久，以及在文學上有部《紅樓夢》等等以外，很多地方不如人家，驕傲不起來。但是，有些人做奴隸做久了，感覺事事不如人，在外國人面前伸不直腰，像《法門寺》裏的賈桂一樣，人家讓他坐，他說站慣了，不想坐。在這方面要鼓點勁，要把民族自信心提高起來，把抗美援朝中提倡的“藐視美帝國主義”的精神發展起來。
第二，我們的革命是後進的。雖然辛亥革命打倒皇帝比俄國早，但是那時沒有共產黨，那次革命也失敗了。人民革命的勝利是在一九四九年，比蘇聯的十月革命晚了三十幾年。在這點上，也輪不到我們來驕傲。蘇聯和我們不同，一、沙皇俄國是帝國主義，二、後來又有了一個十月革命。所以許多蘇聯人很驕傲，尾巴翹得很高。
我們這兩條缺點，也是優點。我曾經說過，我們一為“窮”，二為“白”。“窮”，就是沒有多少工業，農業也不發達。“白”，就是一張白紙，文化水平、科學水平都不高。從發展的觀點看，這並不壞。窮就要革命，富的革命就困難。科學技術水平高的國家，就驕傲得很。我們是一張白紙，正好寫字。
因此，這兩條對我們都有好處。將來我們國家富強了，我們一定還要堅持革命立場，還要謙虛謹慎，還要向人家學習，不要把尾巴翹起來。不但在第一個五年計劃期間要向人家學習，就是在幾十個五年計劃之後，還應當向人家學習。一萬年都要學習嘛！這有什麼不好呢？
一共講了十點。這十種關係，都是矛盾。世界是由矛盾組成的。沒有矛盾就沒有世界。我們的任務，是要正確處理這些矛盾。這些矛盾在實踐中是否能完全處理好，也要準備兩種可能性，而且在處理這些矛盾的過程中，一定還會遇到新的矛盾，新的問題。但是，像我們常說的那樣，道路總是曲折的，前途總是光明的。我們一定要努力把黨內黨外、國內國外的一切積極的因素，直接的、間接的積極因素，全部調動起來，把我國建設成為一個強大的社會主義國家。
(任衛東 根據 人民出版社 1999年版《毛澤東文集》第七卷 23-49頁 輸入)
艱苦奮鬥是我們的政治本色
毛澤東
一九五六年十一月十五日
我是歷來主張軍隊要艱苦奮鬥，要成為模範的。一九四九年在這個地方開會的時候，我們有一位將軍主張軍隊要增加薪水，有許多同志贊成，我就反對。他舉的例子是資本家吃飯五個碗，解放軍吃飯是鹽水加一點酸菜，他說這不行。我說這恰恰是好事。你是五個碗，我們吃酸菜。這個酸菜裏面就出政治，就出模範。解放軍得人心就是這個酸菜，當然，還有別的。現在部隊的伙食改善了，已經比專吃酸菜有所不同了。但根本的是我們要提倡艱苦奮鬥，艱苦奮鬥是我們的政治本色。錦州那個地方出蘋果，遼西戰役的時候，正是秋天，老百姓家裏很多蘋果，我們戰士一個都不去拿。我看了那個消息很感動。在這個問題上，戰士們自覺地認為：不吃是很高尚的，而吃了是很卑鄙的，因為這是人民的蘋果。我們的紀律就建築在這個自覺性上邊。這是我們党的領導和教育的結果。人是要有一點精神的，無產階級的革命精神就是由這裏頭出來的。一個蘋果不吃，餓死人沒有呢？沒有餓死，還有小米加酸菜。在必要的時候，在座的同志們要住棚子。在過草地的時候，沒有棚子都可以住，現在有棚子為什麼不可以住？軍隊這幾天開會，他們慷慨激昂，願意克己節省。軍隊這樣，其他的人更要艱苦奮鬥。不然，軍隊就將你的軍了。在座的有文有武，我們拿武來將文。解放軍是一個好軍隊，我是很喜歡這個軍隊的。
(任衛東 根據 人民出版社 1999年版《毛澤東文集》第七卷 162-163頁 輸入)
在中國共產黨全國宣傳工作會議上的講話
毛澤東
一九五七年三月十二日
各位同志！這次會議開得很好。會議中間提出了很多問題，使我們知道了很多事情。我現在就同志們所討論的問題講幾點意見。
我們現在是處在一個社會大變動的時期。中國社會很久以來就處在大變動中間了。抗日戰爭時期是大變動，解放戰爭時期也是大變動。但是就性質來說，現在的變動比過去的變動深刻得多。我們正在建設社會主義。有幾億人口進入社會主義的改造運動。全國各個階級的相互關係都在起變化。農業和手工業方面的小資產階級和工商業資產階級，都發生了變化。社會經濟制度變化了，個體經濟變為集體經濟，資本主義私有制正在變為社會主義公有制。這樣的大變動當然要反映到人們的思想上來。存在決定意識。在不同的階級、階層、社會集團的人們中間，對於這個社會制度的大變動，有各種不同的反映。廣大人民群眾熱烈地擁護這個大變動，因為現實生活證明，社會主義是中國的唯一的出路。推翻舊的社會制度，建立新的社會制度，即社會主義制度，這是一場偉大的鬥爭，是社會制度和人的相互關係的一場大變動。應該說，情況基本上是健康的。但是，新的社會制度還剛剛建立，還需要有一個鞏固的時間。不能認為新制度一旦建立起來就完全穩固了。那是不可能的。需要逐步地鞏固。要使它最後鞏固起來，必須實現國家的社會主義工業化，堅持經濟戰線上的社會主義革命，還必須在政治戰線和思想戰線上，進行經常的、艱苦的社會主義革命鬥爭和社會主義教育。除了這些以外，還要有各種國際條件的配合。在我國，鞏固社會主義制度的鬥爭，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誰戰勝誰的鬥爭，還要經過一個很長的歷史時期。但是，我們大家都應該看到，這個社會主義的新制度是一定會鞏固起來的。我們一定會建設一個具有現代工業、現代農業和現代科學文化的社會主義國家。這是我要講的第一點。
第二點：關於我國知識份子的情況。中國究竟有多少知識份子，沒有精確的統計。有人估計，各類知識份子，包括高級知識份子和普通知識份子在內，大約有五百萬左右。這五百萬左右的知識份子中，絕大多數人都是愛國的，愛我們的中華人民共和國，願意為人民服務，為社會主義的國家服務。有少數知識份子對於社會主義制度是不那麼歡迎、不那麼高興的。他們對社會主義還有懷疑，但是在帝國主義面前，他們還是愛國的。對於我們的國家抱著敵對情緒的知識份子，是極少數。這種人不喜歡我們這個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他們留戀舊社會。一遇機會，他們就會興風作浪，想要推翻共產黨，恢復舊中國。這是在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兩條路線、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兩條路線中間，頑固地要走後一條路線的人。這後一條路線，在實際上是不能實現的，所以他們實際上是準備投降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的人。這種人在政治界、工商界、文化教育界、科學技術界、宗教界裏都有，這是一些極端反動的人。這種人在五百萬左右的人數中間，大約只占百分之一、二、三。絕大部分的知識份子，占五百萬總數的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都是在各種不同的程度上擁護社會主義制度的。在這些擁護社會主義制度的人的中間，有許多人對於在社會主義制度下如何工作，許多新問題如何瞭解，如何對待，如何答復，還不大清楚。
五百萬左右的知識份子，如果拿他們對待馬克思主義的態度來看，似乎可以這樣說：大約有百分之十幾的人，包括共產黨員和黨外同情分子，是比較熟悉馬克思主義，並且站穩了腳跟，站穩了無產階級立場的。就五百萬的總數來說，這些人是少數，但是他們是核心，有力量。多數人想學習馬克思主義，並且也學了一點，但是還不熟悉。其中有些人還有懷疑，還沒有站穩腳跟，一遇風浪就會左右搖擺。在五百萬總數中占大多數的這部分知識份子，還是處在一種中間的狀態。堅決反對馬克思主義、對於馬克思主義抱著仇視態度的人，是占極少數。有一些人雖然不公開表示不贊成馬克思主義，但是實際上不贊成。這種人在很長的時間內都會有的，我們應該允許他們不贊成。例如一部分唯心主義者，他們可以贊成社會主義的政治制度和經濟制度，但是不贊成馬克思主義的世界觀。宗教界的愛國人士也是這樣。他們是有神論者，我們是無神論者。我們不能強迫這些人接受馬克思主義世界觀。總而言之，可以這樣說，五百萬左右的知識份子在對待馬克思主義的狀況是：贊成而且比較熟悉的，占少數；反對的也占少數；多數人是贊成但是不熟悉，贊成的程度又很不相同。這裏有三種立場，堅定的，動搖的，反對的三種立場。應該承認，這種狀況在一個很長的時間內還會存在。如果不承認這種狀況，我們就會對別人要求過高，又會把自己的任務降低。我們作宣傳工作的同志有一個宣傳馬克思主義的任務。這個宣傳是逐步的宣傳，要宣傳得好，使人願意接受。不能強迫人接受馬克思主義，只能說服人接受。如果在今後幾個五年計劃的時間內，在我們的知識份子中間能夠有比較多的人接受馬克思主義，能夠有比較多的人通過工作和生活的實踐，通過階級鬥爭的實踐、生產的實踐、科學的實踐，懂得比較多的馬克思主義，這樣就好了。這是我們的希望。
第三點：知識份子的改造問題。我們的國家是一個文化不發達的國家。五百萬左右的知識份子對於我們這樣一個大國來說，是太少了。沒有知識份子，我們的工作就不能做好，所以我們要好好地團結他們。在社會主義社會裏，主要的社會成員是三部分人，就是工人、農民和知識份子。知識份子是腦力勞動者。他們的工作是為人民服務的，也就是為工人農民服務的。知識份子，就大多數來說，可以為舊中國服務，也可以為新中國服務，可以為資產階級服務，也可以為無產階級服務。在為舊中國服務的時候，知識份子中的左翼是反抗的，中間派是搖擺的，只有右翼是堅定的。現在轉到為新社會服務，就反過來了。左翼是堅定的，中間派是搖擺的(這種搖擺和過去不同，是在新社會裏的搖擺)，右翼是反抗的。知識份子又是教育者。我們的報紙每天都在教育人民。我們的文學藝術家，我們的科學技術人員，我們的教授、教員，都在教人民，教學生。因為他們是教育者，是當先生的，他們就有一個先受教育的任務。在這個社會制度大變動的時期，尤其要先受教育。過去幾年，他們受了一些馬克思主義的教育，有些人並且很用功，比以前大有進步。但是就多數人來說，用無產階級世界觀完全代替資產階級世界觀，那就還相差很遠。有些人讀了一些馬克思主義的書，自以為有學問了，但是並沒有讀進去，並沒有在頭腦裏生根，不會應用，階級感情還是舊的。還有一些人很驕傲，讀了幾句書，自以為了不起，尾巴翹到天上去了，可是一遇風浪，他們的立場，比起工人和大多數農民來，就顯得大不相同。前者動搖，後者堅定，前者曖昧，後者明朗。因此，如果認為教人者不需要再受教育了，不需要再學習了，如果認為社會主義改造只是要改造別人，改造地主、資本家，改造個體生產者，不要改造知識份子，那就錯誤了。知識份子也要改造，不僅那些基本立場還沒有轉過來的人要改造，而且所有的人都應該學習，都應該改造。我說所有的人，我們這些人也在內。情況是在不斷地變化，要使自己的思想適應新的情況，就得學習。即使是對於馬克思主義已經瞭解得比較多的人，無產階級立場比較堅定的人，也還是要再學習，要接受新事物，要研究新問題。知識份子如果不把頭腦裏的不恰當的東西去掉，就不能擔負起教育別人的任務。我們當然只能是一面教，一面學，一面當先生，一面當學生。要做好先生，首先要做好學生。許多東西單從書本上學是不成的，要向生產者學習，向工人學習，向貧農下中農學習，在學校則要向學生學習，向自己教育的對象學習。據我看，在我們的知識份子中間，多數人是願意學習的。我們的任務是，在他們自願學習的基礎上，好心地幫助他們學習，通過適當的方式來幫助他們學習，而不要用強制的方法勉強他們學習。
第四點：知識份子同工農群眾結合的問題。知識份子既然要為工農群眾服務，那就首先必須懂得工人農民，熟悉他們的生活、工作和思想。我們提倡知識份子到群眾中去，到工廠去，到農村去。如果一輩子都不同工人農民見面，這就很不好。我們的國家機關工作人員、文學家、藝術家、教員和科學研究人員，都應該盡可能地利用各種機會去接近工人農民。有些人可以到工廠農村去看一看，轉一轉，這叫“走馬觀花”，總比不走不看好。另外一些人可以在工廠農村裏住幾個月，在那裏作調查，交朋友，這叫“下馬看花”。還有些人可以長期住下去，比如兩年、三年，或者更長一些時間，就在那裏生活，叫做“安家落戶”。有一些知識份子本來就是生活在工人農民裏面的，例如工業技術人員本來就在工廠，農業技術人員本來就在農村。他們應該把工作做好，和工人農民打成一片。我們要把接近工農群眾這件事，造成一種風氣，就是說要有很多知識份子這樣做。當然不能是百分之百，有些人有各種原因不能去，但是我們希望盡可能有比較多的人去。也不能大家一下子都去，可以逐步地分批地去。讓知識份子直接接觸工人農民，過去在延安時期曾經這樣做過。那時候，延安的許多知識份子思想很亂，有各種怪議論。我們開了一次會，勸大家到群眾裏面去。後來許多人去了，得到很好的效果。知識份子從書本上得來的知識在沒有同實踐結合的時候，他們的知識是不完全的，或者是很不完全的。知識份子接受前人的經驗，主要是靠讀書。書當然不可不讀，但是光讀書，還不能解決問題。一定要研究當前的情況，研究實際的經驗和材料，要和工人農民交朋友。和工人農民交朋友，這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現在也有一些人到工廠農村去，結果是有的有收穫，有的就沒有收穫。這中間有一個立場問題或者態度問題，也就是世界觀問題。我們提倡百家爭鳴，在各個學術部門可以有許多派、許多家，可是就世界觀來說，在現代，基本上只有兩家，就是無產階級一家，資產階級一家，或者是無產階級的世界觀，或者是資產階級的世界觀。共產主義世界觀就是無產階級的世界觀，它不是任何別的階級的世界觀。我們現在的大多數的知識份子，是從舊社會過來的，是從非勞動人民家庭出身的。有些人即使是出身于工人農民的家庭，但是在解放以前受的是資產階級教育，世界觀基本上是資產階級的，他們還是屬於資產階級的知識份子。這些人，如果不把過去的一套去掉，換一個無產階級的世界觀，就和工人農民的觀點不同，立場不同，感情不同，就會同工人農民格格不入，工人農民也不會把心裏的話向他們講。知識份子如果同工農群眾結合，和他們做了朋友，就可以把他們從書本上學來的馬克思主義變成自己的東西。學習馬克思主義，不但要從書本上學，主要地還要通過階級鬥爭、工作實踐和接近工農群眾，才能真正學到。如果我們的知識份子讀了一些馬克思主義的書，又在同工農群眾的接近中，在自己的工作實踐中有所瞭解，那末，我們大家就有了共同的語言，不僅有愛國主義方面的共同語言、社會主義制度方面的共同語言，而且還可以有共產主義世界觀方面的共同語言。如果這樣，大家的工作就一定會做得好得多。
第五點：關於整風。整風就是整頓思想作風和工作作風。共產黨內的整風，在抗日戰爭時期進行過一次，以後在解放戰爭時期進行過一次，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初期又進行過一次。現在共產黨中央作出決定，準備黨內在今年開始整風。黨外人士可以自由參加，不願意的就不參加。這一次整風，主要是要批判幾種錯誤的思想作風和工作作風：一個是主觀主義，一個是官僚主義，還有一個是宗派主義。這次整風的方法同抗日時期的整風一樣，就是先研究一些檔，每個人在學習檔的基礎上檢查自己的思想和工作，開展批評和自我批評，揭發缺點和錯誤的方面，發揚優點和正確的方面。在整風中間，一方面要嚴肅認真，對於缺點和錯誤，一定要進行認真的而不是敷衍的批評和自我批評，而且一定要糾正；另一方面又要和風細雨，懲前毖後，治病救人，反對採取“一棍子把人打死”的辦法。
我們的黨是一個偉大的党，光榮的黨，正確的黨。這是必須肯定的。但是我們還有缺點，這個事實也要肯定。不應該肯定我們的一切，只應該肯定正確的東西；同時，也不應該否定我們的一切，只應該否定錯誤的東西。在我們的工作中間成績是主要的，但是缺點和錯誤也還不少。因此我們要進行整風。我們自己來批評自己的主觀主義、官僚主義和宗派主義，這會不會使我們的党喪失威信呢？我看不會。相反的，會增加党的威信。抗日時期的整風就是證明。它增加了党的威信，增加了同志們的威信，增加了老幹部的威信，新幹部也有了很大的進步。一個共產黨，一個國民黨，這兩個黨比較起來，誰怕批評呢？國民黨害怕批評。它禁止批評，結果並沒有挽救它的失敗。共產黨是不怕批評的，因為我們是馬克思主義者，真理是在我們方面，工農基本群眾是在我們方面。我們過去說過，整風運動是一個“普遍的馬克思主義的教育運動”。整風就是全黨通過批評和自我批評來學習馬克思主義。在整風中間，我們一定可以更多地學到一些馬克思主義。
中國的改革和建設靠我們來領導。如果我們把作風整頓好了，我們在工作中間就會更加主動，我們的本事就會更大，工作就會做得更好。我們國家要有很多誠心為人民服務、誠心為社會主義事業服務、立志改革的人。我們共產黨員都應該是這樣的人。在從前，在舊中國，講改革是要犯罪的，要殺頭，要坐監獄。但是在那些時候，有一些立志改革的人，他們無所畏懼，他們在各種困難的條件下面，出版書報，教育人民，組織人民，進行不屈不撓的鬥爭。人民民主專政的政權，給我國的經濟和文化的迅速發展開闢了道路。我們的政權的建立還不過短短幾年，人們可以看到，不論在經濟方面，在文化、教育、科學方面，都已經出現了空前繁榮的局面。為了達到建設新中國的目的，對於什麼困難我們共產黨人也是無所畏懼的。但是僅僅依靠我們還不夠。我們需要有一批黨外的志士仁人，他們能夠按照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的方向，同我們一起來為改革和建設我們的社會而無所畏懼地奮鬥。要使幾億人口的中國人生活得好，要把我們這個經濟落後、文化落後的國家，建設成為富裕的、強盛的、具有高度文化的國家，這是一個很艱巨的任務。我們所以要整風，現在要整風，將來還要整風，要不斷地把我們身上的錯誤東西整掉，就是為了使我們能夠更好地擔負起這項任務，更好地同黨內外的一切立志改革的志士仁人共同工作。徹底的唯物主義者是無所畏懼的，我們希望一切同我們共同奮鬥的人能夠勇敢地負起責任，克服困難，不要怕挫折，不要怕有人議論譏笑，也不要怕向我們共產黨人提批評建議。“捨得一身剮，敢把皇帝拉下馬”，我們在為社會主義、共產主義而奮鬥的時候，必須有這種大無畏的精神。在共產黨人方面，我們要給這些合作者創造有利的條件，要同他們建立同志式的良好的共同工作關係，要團結他們一起奮鬥。
第六點：片面性問題。片面性就是思想上的絕對化，就是形而上學地看問題。對於我們的工作的看法，肯定一切或者否定一切，都是片面性的。這樣看問題的人，現在在共產黨裏面還是不少，黨外也有很多。肯定一切，就是只看到好的，看不到壞的，只能讚揚，不能批評。說我們的工作似乎一切都好，這不合乎事實。不是一切都好，還有缺點和錯誤。但是也不是一切都壞，這也不合乎事實。要加以分析。否定一切，就是不加分析地認為事情都做得不好，社會主義建設這樣一個偉大事業，幾億人口所進行的這個偉大鬥爭，似乎沒有什麼好處可說，一團糟。許多具有這種看法的人，雖然和那些對社會主義制度心懷敵意的人還不相同，但是這種看法是很錯誤的，很有害的，它只會使人喪失信心。不論是用肯定一切的觀點或者否定一切的觀點來看我們的工作，都是錯誤的。對於這些片面地看問題的人，應該進行批評，當然要以懲前毖後、治病救人的態度去批評，要幫助他們。
有人說，既然要整風，要大家提意見，就必然要有片面性，提出克服片面性，好像就是不讓人講話。這種說法對不對呢？要求所有的人都不帶一點片面性，這是困難的。人們總是根據自己的經驗來觀察問題，處理問題，發表意見，有時候就難免帶上一些片面性。但是，可不可以要求人們逐步地克服片面性，要求看問題比較全面一些？我看應該這樣要求。如果不是這樣，不要求一天一天地、一年一年地有較多的人採用比較全面地看問題的方法，那末，我們就停滯了，我們就是肯定片面性了，就是同整風的要求背道而馳了。所謂片面性，就是違反辯證法。我們要求把辯證法逐步推廣，要求大家逐步地學會使用辯證法這個科學方法。我們現在有些文章，神氣十足，但是沒有貨色，不會分析問題，講不出道理，沒有說服力。這種文章應該逐漸減少。當著自己寫文章的時候，不要老是想著“我多麼高明”，而要採取和讀者處於完全平等地位的態度。你參加革命的時間雖然長，講了錯話，人家還是要駁。你的架子擺得越大，人家越是不理你那一套，你的文章人家就越不愛看。我們應該老老實實地辦事，對事物有分析，寫文章有說服力，不要靠裝腔作勢來嚇人。
有人說，發長篇大論可以避免片面性，寫短篇的雜文就不能避免片面性。雜文是不是一定會帶片面性？我在上面講了，片面性往往是難免的，有些片面性也不是不得了。要求所有的人看問題都必須很全面，這樣就會阻礙批評的發展。但是，我們還要求努力做到看問題比較全面，不管長文也好，短文也好，雜文包括在內，努力做到不是片面性的。有人說，幾百字、一二千字一篇的雜文，怎麼能作分析呢？我說，怎麼不能呢？魯迅不就是這樣的嗎？分析的方法就是辯證的方法。所謂分析，就是分析事物的矛盾。不熟悉生活，對於所論的矛盾不真正瞭解，就不可能有中肯的分析。魯迅後期的雜文最深刻有力，並沒有片面性，就是因為這時候他學會了辯證法。列寧有一部分文章也可以說是雜文，也有諷刺，寫得也很尖銳，但是那裏面就沒有片面性。魯迅的雜文絕大部分是對敵人的，列寧的雜文既有對敵人的，也有對同志的。魯迅式的雜文可不可以用來對付人民內部的錯誤和缺點呢？我看也可以。當然要分清敵我，不能站在敵對的立場用對待敵人的態度來對待同志。必須是滿腔熱情地用保護人民事業和提高人民覺悟的態度來說話，而不能用嘲笑和攻擊的態度來說話。
不敢寫文章怎麼辦？有的人說，有文章不敢寫，寫了怕得罪人，怕受批評。我看這種顧慮可以消除。我們的政權是人民民主政權，這對於為人民而寫作是有利的環境。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對於科學和藝術的發展給了新的保證。如果你寫得對，就不用怕什麼批評，就可以通過辯論，進一步闡明自己正確的意見。如果你寫錯了，那末，有批評就可以幫助你改正，這並沒有什麼不好。在我們的社會裏，革命的戰鬥的批評和反批評，是揭露矛盾，解決矛盾，發展科學、藝術，做好各項工作的好方法。
第七點：“放”還是“收”？這是個方針問題。百花齊放，百家爭鳴，這是一個基本性的同時也是長期性的方針，不是一個暫時性的方針。同志們在討論中間是不贊成收的，我看這個意見很對。黨中央的意見就是不能收，只能放。
領導我們的國家可以採用兩種不同的辦法，或者說兩種不同的方針，這就是放和收。放，就是放手讓大家講意見，使人們敢於說話，敢於批評，敢於爭論；不怕錯誤的議論，不怕有毒素的東西；發展各種意見之間的相互爭論和相互批評，既容許批評的自由，也容許批評批評者的自由；對於錯誤的意見，不是壓服，而是說服，以理服人。收，就是不許人家說不同的意見，不許人家發表錯誤的意見，發表了就“一棍子打死”。這不是解決矛盾的辦法，而是擴大矛盾的辦法。兩種方針，放還是收呢？二者必取其一。我們採取放的方針，因為這是有利於我們國家鞏固和文化發展的方針。
我們準備用這個放的方針來團結幾百萬知識份子，改變他們現在的面貌。像我在上面所說的，我國絕大部分的知識份子是願意進步的，願意改造的，是可以改造的。在這裏，我們所採取的方針有很大作用。知識份子的問題首先是思想問題，對於思想問題採取粗暴的辦法、壓制的辦法，那是有害無益的。知識份子的改造，特別是他們的世界觀的改變，要有一個長時期的過程。我們的同志一定要懂得，思想改造的工作是長期的、耐心的、細緻的工作，不能企圖上幾次課，開幾次會，就把人家在幾十年生活中間形成的思想意識改變過來。要人家服，只能說服，不能壓服。壓服的結果總是壓而不服。以力服人是不行的。對付敵人可以這樣，對付同志，對付朋友，絕不能用這個方法。不會說服怎麼辦？這就要學習。我們一定要學會通過辯論的方法、說理的方法，來克服各種錯誤思想。
百花齊放是一種發展藝術的方法，百家爭鳴是一種發展科學的方法。百花齊放、百家爭鳴這個方針不但是使科學和藝術發展的好方法，而且推而廣之，也是我們進行一切工作的好方法。這個方法可以使我們少犯錯誤。有許多事情我們不知道，因此不會解決，在辯論中間，在鬥爭中間，我們就會明瞭這些事情，就會懂得解決問題的方法。各種不同意見辯論的結果，就能使真理發展。對於那些有毒素的反馬克思主義的東西，也可以採取這個方法，因為同那些反馬克思主義的東西進行鬥爭，就會使馬克思主義發展起來。這是在對立面的鬥爭中的發展，是合於辯證法的發展。
人們歷來不是講真善美嗎？真善美的反面是假惡醜。沒有假惡醜就沒有真善美。真理是同謬誤對立的。在人類社會和自然界，統一體總要分解為不同的部分，只是在不同的具體條件下，內容不同，形式不同罷了。任何時候，總會有錯誤的東西存在，總會有醜惡的現象存在。任何時候，好同壞，善同惡，美同醜這樣的對立，總會有的。香花同毒草也是這樣。它們之間的關係都是對立的統一，對立的鬥爭。有比較才能鑒別。有鑒別，有鬥爭，才能發展。真理是在同謬誤作鬥爭中間發展起來的。馬克思主義就是這樣發展起來的。馬克思主義在同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的思想作鬥爭中發展起來，而且只有在鬥爭中才能發展起來。
我們主張放的方針，現在還是放得不夠，不是放得過多。不要怕放，不要怕批評，也不要怕毒草。馬克思主義是科學真理，不怕批評，它是批評不倒的。共產黨、人民政府也是這樣，也不怕批評，也批評不倒。錯誤的東西總會有的，並不可怕。最近一個時期，有一些牛鬼蛇神被搬上舞臺了。有些同志看到這個情況，心裏很著急。我說，有一點也可以，過幾十年，現在舞臺上這樣的牛鬼蛇神都沒有了，想看也看不成了。我們要提倡正確的東西，反對錯誤的東西，但是不要害怕人們接觸錯誤的東西。單靠行政命令的辦法，禁止人接觸不正常的現象，禁止人接觸醜惡的現象，禁止人接觸錯誤思想，禁止人看牛鬼蛇神，這是不能解決問題的。當然我並不提倡發展牛鬼蛇神，我是說“有一點也可以”。某些錯誤東西的存在是並不奇怪的，也是用不著害怕的，這可以使人們更好地學會同它作鬥爭。大風大浪也不可怕。人類社會就是從大風大浪中發展起來的。
在我國，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的思想，反馬克思主義的思想，還會長期存在。社會主義制度在我國已經基本建立。我們已經在生產資料所有制的改造方面，取得了基本勝利，但是在政治戰線和思想戰線方面，我們還沒有完全取得勝利。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在意識形態方面的誰勝誰負問題，還沒有真正解決。我們同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的思想還要進行長期的鬥爭。不瞭解這種情況，放棄思想鬥爭，那就是錯誤的。凡是錯誤的思想，凡是毒草，凡是牛鬼蛇神，都應該進行批判，決不能讓他們自由氾濫。但是，這種批判，應該是充分說理的、有分析的、有說服力的，而不應該是粗暴的、官僚主義的，或者是形而上學的、教條主義的。
長時間以來，人們對於教條主義作過很多批判。這是應該的。但是，人們往往忽略了對於修正主義的批判。教條主義和修正主義都是違反馬克思主義的。馬克思主義一定要向前發展，要隨著實踐的發展而發展，不能停滯不前。停止了，老是那麼一套，它就沒有生命了。但是，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則又是不能違背的，違背了就要犯錯誤。用形而上學的觀點來看待馬克思主義，把它看成僵死的東西，這是教條主義。否定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則，否定馬克思主義的普遍真理，這就是修正主義。修正主義是一種資產階級思想。修正主義者抹殺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的區別，抹殺無產階級專政和資產階級專政的區別。他們所主張的，在實際上並不是社會主義路線，而是資本主義路線。在現在的情況下，修正主義是比教條主義更有害的東西。我們現在在思想戰線上的一個重要任務，就是要開展對於修正主義的批判。
最後一點，第八點：各個省、市、自治區的黨委應該把思想問題抓起來。這一點是在座有些同志希望我講的。現在許多地方的黨委還沒有抓思想問題，或者抓得很少。這主要是因為忙。但是一定要抓。所謂“抓”，就是要把這個問題提到議事日程上，要研究。我們國內革命戰爭時期的大規模的急風暴雨式的群眾階級鬥爭已經基本結束，但是還有階級鬥爭，主要是政治戰線和思想戰線上的階級鬥爭，而且還很尖銳。思想問題現在已經成為非常重要的問題。各地黨委的第一書記應該親自出馬來抓思想問題，只有重視了和研究了這個問題，才能正確地解決這個問題。各地方要召開像這次宣傳會議一樣的會議，討論當地的思想工作和有關思想工作的各方面的問題。這種會不但要有黨內的同志參加，而且要有黨外的人參加，要有不同意見的人參加。我們這次會議的經驗證明，這對於會議的進行，只有好處，沒有壞處。
(任衛東 根據 人民出版社 1999年版《毛澤東文集》第七卷 267-283頁 輸入)
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
毛澤東
一九五七年二月二十七日
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這是一個總題目，為了敘述的方便，分為十二個小題目。在這裏，也要說到敵我矛盾問題，但是重點是討論人民內部的矛盾問題。
一 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
我們的國家現在是空前統一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的勝利，以及社會主義建設的成就，迅速地改變了舊中國的面貌。祖國的更加美好的將來，正擺在我們的面前。人民所厭惡的國家分裂和混亂的局面，已經一去不復反了。我國的六億人民正在工人階級的領導下，團結一致地進行著偉大的社會主義建設。國家的統一，人民的團結，國內各民族的團結，這是我們的事業必定要勝利的基本保證。但是，這並不是說在我們的社會裏已經沒有任何的矛盾了。沒有矛盾的想法是不符合客觀實際的天真的想法。在我們面前有兩類社會矛盾，這就是敵我之間的矛盾和人民內部的矛盾。這是性質完全不同的兩類矛盾。
為了正確地認識敵我之間和人民內部這兩類不同的矛盾，應該首先弄清楚什麼是人民，什麼是敵人。人民這個概念在不同的國家和各個國家的不同的歷史時期，有著不同的內容。拿我國的情況來說，在抗日戰爭時期，一切抗日的階級、階層和社會集團都屬於人民的範圍，日本帝國主義、漢奸、親日派都是人民的敵人。在解放戰爭時期，美帝國主義和它的走狗即官僚資產階級、地主階級以及代表這些階級的國民黨反動派，都是人民的敵人；一切反對這些敵人的階級、階層和社會集團，都屬於人民的範圍。在現階段，在建設社會主義的時期，一切贊成、擁護和參加社會主義建設事業的階級、階層和社會集團，都屬於人民的範圍；一切反抗社會主義革命和敵視、破壞社會主義建設的社會勢力和社會集團，都是人民的敵人。
敵我之間的矛盾是對抗性的矛盾。人民內部的矛盾，在勞動人民之間說來，是非對抗性的；在被剝削階級和剝削階級之間說來，除了對抗性的一面以外，還非對抗性的一面。人民內部的矛盾不是現在才有的，但是在各個革命時期和社會主義建設時期有著不同的內容。在我國現在的條件下，所謂人民內部的矛盾，包括工人階級內部的矛盾，農民階級內部的矛盾，知識份子內部的矛盾，工農兩個階級之間的矛盾，工人、農民同知識份子之間的矛盾，工人階級和其他勞動人民同民族資產階級之間的矛盾，民族資產階級內部的矛盾，等等。我們的人民政府是真正代表人民利益的政府，是為人民服務的政府，但是它同人民群眾之間也有一定的矛盾。這種矛盾包括國家利益、集體利益同個人利益之間的矛盾，民主同集中的矛盾，領導同被領導之間的矛盾，國家機關某些工作人員的官僚主義作風同群眾之間的矛盾。這種矛盾也是人民內部的一個矛盾。一般說來，人民內部的矛盾，是在人民利益根本一致的基礎上的矛盾。
在我們國家裏，工人階級同民族資產階級的矛盾屬於人民內部的矛盾。工人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的階級鬥爭一般地屬於人民內部的階級鬥爭，這是因為我國的民族資產階級有兩面性。在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時期，它有革命性的一面，又有妥協性的一面。在社會主義革命時期，它有剝削工人階級取得利潤的一面，又有擁護憲法、願意接受社會主義改造的一面。民族資產階級和帝國主義、地主階級、官僚資產階級不同。工人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之間存在著剝削和被剝削的矛盾，這本來是對抗性的矛盾。但是在我國的具體條件下，這兩個階級的對抗性的矛盾如果處理得當，可以轉變為非對抗性的矛盾，可以用和平的方法解決這個矛盾。如果我們處理不當，不是對民族資產階級採取團結、批評、教育和政策，或者民族資產階級不接受我們的這個政策，那末工人階級同民族資產階級之間的矛盾就會變成敵我之間的矛盾。
敵我之間和人民內部這兩類矛盾的性質不同，解決的方法也不同。簡單地說起來，前者是分清敵我的問題，後者是分清是非的問題。當然敵我問題也是一種是非問題。比如我們同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這些內外反動派，究竟誰是誰非，也是是非問題，但是這是和人民內部問題性質不同的另一類是非問題。
我們的國家是工人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的國家。這個專政是幹什麼的呢？專政的第一個作用就是壓迫國家內部的反動階級、反動派和反抗社會主義革命的剝削者，壓迫那些對於社會主義建設的破壞者，就是為了解決國內敵我之間的矛盾。例如逮捕某些反革命分子並且將他們判罪，在一個時期內不給地主階級分子和官僚資產階級分子以選舉權，不給他們發表言論的自由權利，都是專政的範圍。為了維護社會秩序和廣大人民的利益，對於那些盜竊犯、詐騙犯、殺人放火犯、流氓集團和各種嚴重破壞社會秩序的壞分子，也必須實行專政。專政還有第二個作用，就是防禦國家外部敵人的顛覆活動和可能的侵略。在這種情況出現的時候，專政就擔負著對外解決敵我之間的矛盾的任務。專政的目的是為了保衛全體人民進行和平勞動，將我國建設成為一個具有現代工業、現代農業和現代科學文化的社會主義國家。誰來行使專政呢？當然是工人階級和在它領導下的人民。專政的制度不適用於人民內部。人民自己不能向自己專政，不能由一部分人民壓迫另一部分人民。人民中間的犯法分子也要受到法律的制裁，但是，這和壓迫人民的敵人的專政是有原則區別的。在人民內部是實行民主與集中制。我們的憲法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有言論、出版、集會、結社、遊行、示威、宗教信仰等等自由。我們的憲法又規定：國家機關實行民主集中制，國家機關必須依靠人民群眾，國家機關工作人員必須為人民服務。我們的這個社會主義的民主是任何資產階級國家所不可能有的最廣大的民主。我們的專政，叫做工人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這就表明，在人民內部實行民主制度，而由工人階級團結全體有公民權的人民，首先是農民，向著反動階級、反動派和反抗社會主義改造和社會主義建設的分子實行專政。所謂有公民權，在政治方面，就是說有自由和民主的權利。
但是這個自由是有領導的自由，這個民主是集中指導下的民主，不是無政府狀態。無政府狀態不符合人民的利益和願望。
匈牙利事件發生以後，我國有些人感到高興。他們希望在中國也出現一個那樣的事件，有成千上萬的上街，去反對人民政府。他們的這種希望是同人民群眾的利益相違反的，是不可能得到人民群眾支持的。匈牙利的一部分群眾受了國內外反革命力量的欺騙，錯誤地用暴力行為來對付人民政府，結果使得國家和人民都吃了虧。幾個星期的騷亂，給予經濟方面的損失，需要長時間才能恢復。我國另有一些人在匈牙利問題上表現動搖，是因為他們不懂得世界上的具體情況。他們以為在我們的人民民主制度下自由太少了，不如西方的議會民主制度自由多。他們要求實行西方的兩黨制，這一黨在臺上，那一黨在台下。但是這種所謂兩黨制不過是維護資產階級專政的一種方法，它絕不能保障勞動人民的自由權利。實際上，世界上只有具體的自由，具體的民主，沒有抽象的自由，抽象的民主。在階級鬥爭的社會裏，有了剝削階級剝削勞動人民的自由，就沒有勞動人民不受剝削的自由。有了資產階級的民主，就沒有無產階級和勞動人民的民主。有些資本主義國家也容許共產黨合法存在，但是以不危害資產階級的根本利益為限度，超過這個限度就不容許了。要求抽象的自由、抽象的民主的人們認為民主是目的，而不承認民主是手段。民主這個東西，有時看來似乎是目的，實際上，只是一種手段。馬克思主義告訴我們，民主屬於上層建築，屬於政治這個範疇。這就是說，歸根結蒂，它是為經濟基礎服務的。自由也是這樣。民主自由都是相對的，不是絕對的，都是在歷史上發生和發展的。在人民內部，民主是對集中而言，自由是對紀律而言。這些都是一個統一體的兩個矛盾著的側面，它們是矛盾的，又是統一的，我們不應當片面地強調某一個側面而否定另一個側面。在人民內部不可以沒有自由，也不可以沒有紀律；不可以沒有民主，也可以沒有集中。這種民主集中的統一，自由和紀律的統一，就是我們的民主集中制。在這個制度下，人民享受著廣泛的民主和自由；同時又必須用社會主義的紀律約束自
己。這些道理，廣大人民群眾是懂得的。
我們主張有領導的自由，主張集中指導下的民主，這在任何意義上都不是說，人民內部的思想問題、是非的辨別問題，可以用強制的方法去解決。企圖用行政命令的方法，用強制的方法解決思想問題，是非問題，不但沒有效力，而且是有害的。我們不能用行政命令去消滅宗教，不能強制人們不信教。不能強制人們放棄唯心主義，也不能強制人們相信馬克思主義。凡屬於思想性質的問題，凡屬於人民內部的爭論問題，只能用民主的方法去解決，只能用討論的方法、批評的方法、說服教育的方法去解決。人民為了有效地進行生產、進行學習和有秩序地過生活，要求自己的政府、生產的領導者、文化教育機關的領導者發佈各種適當的帶強制性的行政命令。沒有這種行政命令，社會秩序就無法維持，這是人們的常識所瞭解的。這同用說服教育的方法去解決人民內部的矛盾，是相輔相成的兩個方面。為著維持社會秩序的目的而發佈的行政命令，也要伴之以說服教育，單靠命令，在許多情況下就行不通。
在一九四二年，我們曾經把解決人民內部矛盾的這種民主的方法，具體化為一個公式，叫做“團結——批評——團結”。講詳細一點，就是從團結的願望出發，經過批評或者鬥爭使矛盾得到解決，從而在新的基礎上達到新的團結。按照我們的經驗，這是解決人民內部矛盾的一個正確的方法。一九四二年，我們採用了這個方法解決共產黨內部的矛盾，就是教條主義者和廣大黨員群眾之間的矛盾，教條主義思想和馬克思主義思想之間的矛盾。“左”傾教條主義者從前採用的黨內鬥爭方法叫做“殘酷鬥爭，無情打擊”。這是一個錯誤的方法。我們在批評“左”傾教條主義的時候，就沒有採取這個老方法，而採取了一個新方法，就是從團結的願望出發，經過批評或者鬥爭，分清是非，在新的基礎上達到新的團結。這個方法是在一九四二年整風的時候採用的。經過幾年之後，到一九四五年中國共產黨召開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的時候，果然達到了全黨團結的目的，因此就取得了人民革命的偉大勝利。在這裏，首先需要從團結的願望出發。因為如果在主觀上沒有團結的願望，一鬥爭勢必把事情鬥亂，不可收拾，那還不是“殘酷鬥爭，無情打擊”？那還有什麼黨的團結？從這個經驗裏，我們找到了一個公式：團結——批評——團結。或者說，懲前毖後，治病救人。我們把這個方法推廣到了黨外。在各抗日根據地裏，我們處理領導和群眾的關係，處理軍民關係、官兵關係、幾部分軍隊之間的關係、幾部分幹部之間的關係，都採用了這個方法，並且得到了偉大的成功。這個問題，在我們黨的歷史上，還可以追溯到更遠。自從一九二七年我們在南方建立革命軍隊和革命根據地開始，關於處理黨群關係、軍民關係、官兵關係以及其他人民內部關係，就是採用這個方法的。不過到了抗日時期，我們就把這個方法建立在更加自覺的基礎之上了。全國解放以後，我們對民主黨派和工商界也採取了“團結——批評——團結”這
個方法。我們現在的任務，就是要在整個人民內部繼續推廣和更好地運用這個方法，要求所有的工廠、合作社、商店、學校、機關、團體，總之，六億人口，都採用這個方法去解決他們內部的矛盾。
在一般情況下，人民內部的矛盾不是對抗性的。但是如果處理得不適當，或者失去警覺，麻痹大意，也可能發生對抗。這種情況，在社會主義國家通常只是局部的暫時的現象。這是因為社會主義國家消滅了人剝削人的制度，人民的利益在根本上是一致的。匈牙利事件所表現的那種範圍相當寬廣的對抗行動，是因為有內外反革命因素在起作用的緣故。這是一種特殊的也是暫時的現象。社會主義國家內部的反動派同帝國主義者互相勾結，利用人民內部的矛盾，挑撥離間，興風作浪，企圖實現他們的陰謀。匈牙利事件的這種教訓，值得大家注意。
許多人覺得，提出採用民主方法解決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是一個新的問題。事實並不是這樣。馬克思主義者從來就認為無產階級的事業只能依靠人民群眾，共產黨人在勞動人民中間進行工作的時候採取民主的說服教育的方法，決不允許採取命令主義態度和強制手段。中國共產黨忠實地遵守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這個原則。我們歷來就主張，在人民民主專政下面，解決敵我之間的和人民內部的這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採用專政和民主這樣兩種不同的方法。這個意思，在我們黨的過去的許多檔裏和党的許多負責人的言論裏，曾經說得很多。我在一九四九年所寫的《論人民民主專政》裏曾經說過：“對人民內部的民主方面和對反動派的專政方面，互相結合起來，就是人民民主專政”，解決人民內部的問題，“使用的方法，是民主的即說服的方法，而不是強迫的方法”。我在一九五○年六月第二次政治協商會議上的講話裏，又說過：“人民民主專政有兩個方法。對敵人說來是用專政的方法，就是說在必要的時期內，不讓他們參與政治活動，強迫他們服從人民政府的法律，強迫他們從事勞動，並在勞動中改造他們成為新人。對人民說來則與此相反，不是用強迫的方法，而是用民主的方法，就是說必須讓他們參與政治活動，不是強迫他們做這樣做那樣，而是用民主的方法向他們進行教育和說服的工作。這種教育工作是人民內部的自我教育工作，批評和自我批評的方法就是自我教育的基本方法。”過去我們已經多次講過用民主方法解決人民內部矛盾這個問題，並且在工作中基本上就是這樣做的，很多幹部和人民都在實際上懂得這個問題。為什麼現在又有人覺得這是一個新問題呢？這是因為過去國內外的敵我鬥爭很尖銳，人民內部矛盾還不像現在這樣被人們注意的緣故。
許多人對於敵我之間的和人民內部的這兩類性質不同的矛盾分辯不清，容易混淆在一起。應該承認，這兩類矛盾有時是容易混淆的。我們在過去工作中也曾經混淆過。在肅清反革命分子的工作中，錯誤地把好人當壞人，這種情形，從前有過，現在也還有。我們的錯誤沒有擴大化，是由於我們在政策中規定了必須分清敵我，錯了就要平反。
馬克思主義的哲學認為，對立統一規律是宇宙的根本規律。這個規律，不論在自然界、人類社會和人們的思想中，都是普遍存在的。矛盾著的對立面又統一，又鬥爭，由此推動事物的運動和變化。矛盾是普遍存在的，不過按事物的性質不同，矛盾的性質也就不同。對於任何一個具體的事物說來，對立的統一是有條件的、暫時的、過渡的，因而是相對的，對立的鬥爭則是絕對的。這個規律，列寧講得很清楚。這個規律，在我國，懂得的人逐漸多起來了。但是，對於許多人說來，承認這個規律是一回事，應用這個規律，去觀察問題和處理問題又是一回事。許多人不敢公開承認我國人民內部還存在著矛盾，正是這些矛盾推動著我們的社會向前發展。許多人不承認社會主義社會還有矛盾，因而使得他們在社會矛盾面前縮手縮腳，處於被動地位；不懂得在不斷地正確處理和解決矛盾的過程中，將會使社會主義社會內部的統一和團結日益鞏固。這樣，就有必要在我國人民中，首先是在幹部中，進行解釋，引導人們認識社會主義社會中的矛盾，並且懂得採取正確的方法處理這種矛盾。
社會主義社會的矛盾同舊社會的矛盾，例如同資本主義社會的矛盾，是根本不相同的。資本主義社會的矛盾表現為劇烈的對抗和衝突，表現為劇烈的階級鬥爭，那種矛盾不可能由資本主義制度本身來解決，而只有社會主義革命才能夠加以解決。社會主義社會的矛盾是另回事，恰恰相反，它不是對抗性的矛盾，它可以經過社會主義制度本身，不斷地得到解決。
在社會主義社會中，基本的矛盾仍然是生產關係和生產力之間的矛盾，上層建築和經濟基礎之間的矛盾。不過社會主義社會的這些矛盾，同舊社會的生產關係和生產力的矛盾、上層建築和經濟基礎的矛盾，具有根本不同的性質和情況罷了。我國現在的社會制度比較舊時代的社會制度要優勝得多。如果不優勝，舊制度就不會被推翻，新制度就不可能建立。所謂社會主義生產關係比較舊時代生產關係更能夠適合生產力發展的性質，就是指能夠容許生產力以舊社會所沒有的速度迅速發展，因而生產不斷擴大，因而使人民不斷增長的需要能夠逐步得到滿足的這樣一種情況。舊中國在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的統治下，生產力的發展一直是非常緩慢的。解放前五十多年間，全國除東北外，鋼的生產一直只有幾萬噸；加上東北，全國的最高年產量也不過是九十多萬噸。在一九四九年，全國鋼產量只有十幾萬噸。但是全國解放不過七年，鋼的生產便已達到四百幾十萬噸。舊中國幾乎沒有機器製造業，更沒有汽車製造業和飛機製造業，而這些現在都建立起來了。當人民推翻了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的統治之後，中國要向哪里去？向資本主義，還是向社會主義？有許多人在這個問題上的思想是不清楚的。事實已經回答了這個問題：只有社會主義能夠救中國。社會主義制度促進了我國生產力的突飛猛進的發展，這一點，甚至連國外的敵人也不能不承認了。
但是，我國的社會主義制度還剛剛建立，還沒有完全建成，還不完全鞏固。在工商業的公私合營企業中，資本家還拿取定息，也就是還有剝削；就所有制這點上說，這類企業還不是完全的社會主義性質的。農業生產合作社和手工業生產合作社有一部分也還是半社會主義性質的；完全社會主義化的合作社在所有制的某些個別問題上，還需要繼續解決。在各經濟部門中的生產和交換的相互關係，還在按照社會主義的原則逐步建立，逐步找尋比較適當的形式。在全民所有制經濟和集體所有制經濟裏面，在這兩種社會主義經濟形式之間，積累和消費的分配問題是一個複雜的問題，也不容易一下子解決得完全合理。總之，社會主義生產關係已經建立起來，它是和生產力的發展相適應的；但是它又還很不完善，這些不完善的方面和生產力的發展又是相矛盾的。除了生產關係和生產力發展的這種又相適應又相矛盾的情況以外，還有上層建築和經濟基礎的又相適應又相矛盾的情況。人民民主專政的國家制度和法律，以馬克思列寧主義為指導的社會主義意識形態，這些上層建築對於我國社會主義改造的勝利和社會主義勞動組織的建立起了積極的推動作用，它是和社會主義的經濟基礎即社會主義的生產關係相適應的；但是，資產階級意識形態的存在，國家機構中某些官僚主義作風的存在，國家制度中某些環節上缺陷的存在，又是和社會主義的經濟基礎相矛盾的。我們今後必須按照具體的情況，繼續解決上述的各種矛盾。當然，在解決這些矛盾以後，又會出現新的問題。新的矛盾，又需要人們去解決。例如，在客觀上將會長期存在的社會生產和社會需要之間的矛盾，就需要人們時常經過國家計畫去調節。我國每年作一次經濟計畫，安排積累和消費的適當比例，求得生產和需要之間的平衡。所謂平衡，就是矛盾的暫時的相對的統一。過了一年，就整個說來，這種平衡就被矛盾的鬥爭所打破了，這種統一就變化了，平衡
成為不平衡，統一成為不統一，又需要作第二年的平衡和統一。這就是我們計劃經濟的優越性。事實上，每月每季都在局部地打破這種平衡和統一，需要作出局部的調整。有時因為主觀安排不符合客觀情況，發生矛盾，破壞平衡，這就叫做犯錯誤。矛盾不斷出現，又不斷解決，就是事物發展的辯證規律。
現在的情況是：革命時期的大規模的急風暴雨式的群眾階級鬥爭基本結束，但是階級鬥爭還沒有完全結束；廣大群眾一面歡迎新制度，一面又還感到還不大習慣；政府工作人員經驗也還不夠豐富，對一些具體政策的問題，應當繼續考察和探索。這就是說，我們的社會主義制度還需要有一個繼續建立和鞏固的過程，人民群眾對於這個新制度還需要有一個習慣的過程，國家工作人員也需要一個學習和取得經驗的過程。在這個時候，我們提出劃分敵我和人民內部兩類矛盾的界線，提出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以便團結全國各族人民進行一場新的戰爭——向自然界開戰，發展我們的經濟，發展我們的文化，使全體人民比較順利地走過目前的過渡時期，鞏固我們的新制度，建設我們的新國家，就是十分必要的了。
二 肅反問題
肅清反革命分子的問題是敵我矛盾的鬥爭問題。在人民內部，有些人對於肅反問題的看法，也有一些不同。有兩種人的意見，和我們的意見不相同。有右傾思想的人不分敵我，認敵為我。廣大群眾認為是敵人的人，他們卻認為是朋友。有“左”傾思想的人則把敵我矛盾擴大化，以至把某些人民內部的矛盾也看作敵我矛盾，把某些本來不是反革命的人也看作反革命。這兩種看法都是錯誤的，都不能正確地處理肅反的問題，也不能正確地估計我們的肅反工作。
為了正確地估計我國的肅反工作，我們不妨看一看匈牙利事件對於我們國家的影響。匈牙利事件發生以後，在我國一部分知識份子中有些動盪，但沒有引起什麼風浪。這是什麼原因呢？應該說，原因之一，就是我們相當徹底地肅清了反革命。
當然，我們國家的鞏固，首先不是由於肅反。我們國家的鞏固首先是由於我們有經過幾十年革命鬥爭鍛煉的共產黨和解放軍，有經過幾十年革命鬥爭鍛煉的勞動人民。我們的黨和軍隊是在群眾中生了根的，是在長期革命火焰中鍛煉出來的，是有戰鬥力的。我們的人民共和國是經過革命根據地逐步發展起來的，不是突然建立起來的。有些民主人士也受過不同程度的鍛煉，同我們共過患難。有些知識份子經歷過反對帝國主義和反動勢力的鬥爭的鍛煉，許多人經歷過解放以後的以分清敵我界限為目標的思想改造。此外，我們國家的鞏固，還由於我們的經濟措施根本上是正確的；人民生活是穩定的，並且逐步有所改善；我們對於民族資產階級和其他階級的政策，也是正確的；等等。但是我們在肅清反革命方面是成功的，無疑是我們國家鞏固的重要原因之一。由於這一切，我們的大學生，雖然還有許多人是非勞動人民家庭出身的子女，但是除了少數例外，都是愛國的，都是擁護社會主義的，他們在匈牙利事件時期沒有發生波動。民族資產階級也是這樣。更不要說工農基本群眾了。
解放以後，我們肅清了一批反革命分子。一些有嚴重罪行的反革命分子被處了死刑。這是完全必要的，這是廣大群眾的要求，這是為了解放長期被反革命分子和各種惡霸分子壓迫的廣大群眾，也就是為了解放生產力。我們如果不這樣做，人民群眾就會抬不起頭來。從一九五六年以來，情況就根本改變了。就全國說來，反革命分子的主要力量已經肅清。我們的根本任務已經由解放生產力變為在新的生產關係下面保護和發展生產力。有些人不瞭解我們今天的政策適合於今天的情況，過去的政策適合於過去的情況，想利用今天的政策去翻過去的案，想否定過去肅反工作的巨大成績，這是完全錯誤的，這是人民群眾所不允許的。
我們的肅反工作，成績是主要的，但是也有錯誤。過火的，漏掉的，都有。我們的方針是：“有反必肅，有錯必糾”。我們在肅反工作中的路線是群眾肅反的路線。採取了群眾路線，工作中當然也會發生毛病，但是毛病會比較少一些，錯誤會比較容易糾正些。群眾在鬥爭中得到了經驗。做得正確，得了做得正確的經驗。犯了錯誤，也得了犯錯誤的經驗。
在肅反工作中，凡是已經發現了的錯誤，我們都已經採取了或者正在採取糾正的步驟。沒有發現的，一經發現，我們就準備糾正。原來在什麼範圍內弄錯的，也應該在什麼範圍內宣佈平反。我提議今年或明年對於肅反工作全面檢查一次，總結經驗，發揚正氣，打擊歪風。中央由人大常委會主持。在檢查工作的時候，我們對廣大幹部和積極分子不要潑冷水，而要幫助他們。向廣大幹部和積極分子潑冷水是不對的。但是發現了錯誤，一定要改正。無論公安部門、檢察部門、司法部門、監獄、勞動改造的管理機關，都應該採取這個態度。我們希望人大常務委員、政協委員、人民代表，凡是有可能的，都參加這樣的檢查。這對於健全我們的法制，對於正確處理處理反革命分子和其他犯罪分子，會有幫助的。
目前關於反革命分子的情況，可以用這樣兩句話來說明：還有反革命，但是不多了。首先是還有反革命。有人說，已經沒有了，天下太平了，可以把枕頭塞得高高地睡覺了。這是不合事實的。事實是還有（當然不是說每一個地方每一個單位都有），還必須繼續和他們作鬥爭。必須懂得，沒有肅清的暗藏的反革命分子是不會死心的，他們必定要乘機搗亂。美帝國主義者和蔣介石集團經常還在派遣特務到我們這裏來進行破壞活動。原有的反革命分子肅清了，還可能發現一些新的反革命分子。如果我們喪失警惕性，那就會上大當，吃大虧。不管什麼地方出現反革命分子搗亂，就應當堅決消滅他。但是就全國來說，反革命分子確實不多了。如果說現在全國還有很多反革命分子，這個意見也是錯誤的。如果接受這種估計，結果也會搞亂。
三 農業合作化問題
我國有五億多農業人口，農民的情況如何，對於我國經濟的發展和政權的鞏固，關係極大。我認為，情況根本上是好的。合作化完成了，這就解決了我國社會主義工業化同個體農業經濟之間的大矛盾。合作化迅速完成，有些人擔心會不會出毛病。幸好，毛病有一些，不大，基本上是健全的。農民生產很起勁，雖然去年的水旱災比過去幾年中哪一年都大，但是全國的糧食仍然增產。現在有一些人卻在說合作化不行，合作化沒有優越性，吹來了一股小颱風。合作化究竟有沒有優越性呢？今天會場上發的檔裏面，有一個關於河北省遵化縣王國藩合作社的材料，大家可以看一看。這個合作社所在的地方是一個山地，歷來很窮，年年靠人民政府運糧去救濟。一九五三年開始辦社的時候，人們把它叫做“窮棒子社”。經過了四年艱苦奮鬥，一年一年好起來，絕大多數的社員成了餘糧戶。王國藩合作社能做到的，別的合作社，在正常情況下也應該能做到，或者時間長一點也應該能做到。由此可見，那些說合作化不好了的議論是沒有根據的。
由此也可看出，合作社一定要在艱苦奮鬥中建立起來。任何新生事物的成長都是要經過艱難曲折的。在社會主義事業中，要想不經過艱難曲折，不付出極大努力，總是一帆風順，容易得到成功，這種想法，只是幻想。
積極擁護合作社的是些什麼人呢？是絕大多數貧農和下中農，他們占農村人口百分之七十以上。其餘的人，大多數也對合作社寄予希望。真正不滿意的只占少數。許多人沒有分析這種情況，沒有對合作社的成績和缺點以及缺點產生的根源作全面的考察，把局部和片面當成了全體，這就在一些人中間刮起了一陣所謂合作社沒有優越性的小颱風。
要多少時間合作社才能鞏固，認為合作社沒有優越性的議論才會收場呢？根據許多合作社發展的經驗來看，大概需要五年，或者還要多一點時間。現在，全國大多數的合作社還只有一年多的歷史，我們就要求它們那麼好，這是不合理的。依我看，第一個五年計劃期內建成合作社，第二個五年計劃期內合作社能得到鞏固，那就很好了。
合作社正在經歷一個逐步鞏固的過程。它還存在著一些需要解決的矛盾。例如，在國家同合作社之間，在合作社內部，在合作社同合作社相互之間，都有一些矛盾需要解決。
我們必須經常注意從生產問題和分配問題上處理上述矛盾。在生產問題上，一方面，合作社經濟要服從國家統一經濟計畫的領導，同時在不違背國家的統一計畫和政策法令下保持自己一定的靈活性和獨立性；另一方面，參加合作社的各個家庭，除了自留地和其他一部分個體經營的經濟可以由自己作出適當的計畫以外，都要服從合作社或者生產隊的總計畫。在分配問題上，我們必須兼顧國家利益、集體利益和個人利益。對於國家的稅收、合作社的積累、農民的個人收入這三方面的關係，必須處理適當，經常注意調節其中的矛盾。國家要積累，合作社也要積累，但是都不能過多。我們要盡可能使農民能夠在正常年景下，從增加生產中逐年增加個人收入。
許多人說農民苦，這種意見對不對呢？就一方面說來是對的。這就是說，由於我國被帝國主義者和他們的代理人壓迫剝削了一百多年，變成一個很窮的國家，不但農民的生活水平低，工人和知識份子的生活水平也都還低。要有幾十年的時間，經過艱苦的努力，才能將全體人民的生活水平逐步提高起來。這樣說“苦”就恰當了。就另一方面說來是不對的。這就是說，解放七年以來，農民生活沒有改善，單單改善了工人的生活。其實，工人農民生活，除極少數人以外，都已經有了一些改善。解放以來，農民免除了地主的剝削，生產逐年發展。以糧食為例，一九四九年全國產糧只有二千一百幾十億斤，到一九五六年產糧達到三千六百幾十億斤，增加了將近一千五百億斤。國家徵收的農業稅並不算重，每年只有三百多億斤。每年以正常價格從農民那裏購糧也只有五百多億斤。兩項共八百幾十億斤。這些糧食銷售在農村和農村附近的集鎮的，占了一半以上。由此看來，不能說農民生活沒有改善。我們準備在幾年內，把征糧和購糧的數量大體上穩定在八百幾十億斤的水平上，使農業得到發展，使合作社得到鞏固，使現在還存在的農村中一小部分缺糧戶不再缺糧，除了專門經營經濟作物的某些農戶以外，統統變為餘糧戶或者自給戶，使農村沒有了貧農，使全體農民達到中農和中農以上的生活水平。至於簡單地拿農民每人每年平均所得和工人每人每年平均所得相比較，說一個低了，一個高了，這是不適當的。工人的勞動生產率比農民高得多，而農民的生活費用比城市工人又省得多，所以不能說工人特別得到國家的優待。有少部分工人的工資以及有些國家機關工作人員的工資是高了一些，農民看了不滿意是有理由的，斟酌情況作一些適當的調整，是必要的。
四 工商業者問題
我國社會制度的改革，除了農業合作化和手工業合作化以外，私營工商業改變為公私合營企業，也在一九五六年完成了。這件事所以做得這樣迅速和順利，是跟我們把工人階級同民族資產階級之間的矛盾當做人民內部矛盾來處理，密切相關的。這個階級矛盾是否完全解決了呢？還沒有。還要經過相當的時間才能夠完全解決。但是現在有些人說：資本家已經改造得和工人差不多了，用不著再改造了。甚至有人說，資本家比工人還要高明一點。也有人說，如果要改造，為什麼工人階級不改造？這些議論對不對呢？當然不對。
在建設社會主義社會的過程中，人人需要改造，剝削者要改造，勞動者也要改造，誰說工人階級不要改造？當然，剝削者的改造和勞動者的改造是兩種不同性質的改造，不能混為一談。工人階級要在階級鬥爭中和向自然界的鬥爭中改造整個社會，同時也就改造自己。工人階級必須在工作中不斷學習，逐步克服自己的缺點，永遠也不能停止。拿我們這些人來說，很多人每年都有一些進步，也就是說，每年都在改造。我這個人從前就有過各種非馬克思主義的思想，馬克思主義是後來才接受的。我在書本上學了一點馬克思主義，初步地改造了自己的思想，但是主要的還是在長期階級鬥爭中改造過來的。而且今後還要繼續學習，才能再有一些進步，否則就要落後了。難道資本家就那麼高明，反而再不需要改造了嗎？有人說，中國資產階級現在已經沒有兩面性了，只有一面性。這是不是事實呢？不是事實。一方面，資產階級分子已經成為公私合營企業中的管理人員，正處在由剝削者變為自食其力的勞動者的轉變過程中；另一方面，他們現在還在公私合營的企業中拿定息，這就是說，他們的剝削根子還沒有脫離。他們同工人階級的思想感情、生活習慣還有一個不小的距離。怎麼能說已經沒有了兩面性呢？就是不拿定息，摘掉了資產階級的帽子，也還需要一個相當的時間繼續進行思想改造。如果認為資產階級已經沒有了兩面性，那末資本家的改造和學習的任務也就沒有了。
應該說，這種意見不僅不符合工商業者的實際情況，也不符合工商業者大多數人的願望。在過去幾年中，大多數工商業者都是願意學習的，並且有了顯著的進步。工商業者的徹底改造必須是在工作中間，他們應當在企業內同職工一起勞動，把企業作為自我改造的基地。但是經過學習改變自己的某些舊觀點，也是重要的。工商業者的學習，應當以自願為基礎。許多工商業者在講習班裏學習了幾十天，回到工廠，同工人群眾和公方代表有了更多的共同的語言，改善了共同工作的條件。他們從親身的經驗懂得，繼續學習，繼續改造自己，對於他們是有益的。剛才所說的那種認為不需要學習，不需要改造的意見，並不能代表工商業者中大多數人的意見，只是少數人的意見。
五 知識份子問題
我國人民內部的矛盾，在知識份子中間也表現出來了。過去為舊社會服務的幾百萬知識份子，現在轉到為新社會服務，這裏就存在著他們如何適應新社會需要和我們如何幫助他們適應新社會需要的問題。這也是人民內部的一個矛盾。
我國知識份子的大多數，在過去七年中已經有了顯著的進步。他們表示贊成社會主義制度。他們中間有許多人正在用功學習馬克思主義，有一部分人已經成為共產主義者。這部分人目前雖然還是少數，但是正在逐漸增多。當然，知識份子中間有一些人現在仍然懷疑或者不同意社會主義，這部分人只占少數。
我國的艱巨的社會主義建設事業，需要盡可能多的知識份子為它服務。凡是真正願意為社會主義事業服務的知識份子，我們都應當給予信任，從根本上改善同他們的關係，幫助他們解決各種必須解決的問題，使他們得以積極地發揮他們的才能。我們有許多同志不善於團結知識份子，用生硬的態度對待他們，不尊重他們的勞動，在科學文化工作中不適當地干預那些不應當干預的事務。所有這些缺點必須加以克服。
廣大的知識份子雖然已經有了進步，但是不應當因此自滿。為了充分適應新社會的需要，為了同工人農民團結一致，知識份子必須繼續改造自己，逐步地拋棄資產階級的世界觀而樹立無產階級的、共產主義的世界觀。世界觀的轉變是一個根本的轉變，現在多數知識份子還不能說已經完成了這個轉變。我們希望我國的知識份子繼續前進，在自己的工作和學習的過程中，逐步地樹立共產主義的世界觀，逐步地學好馬克思列寧主義，逐步地同工人農民打成一片，而不要中途停頓，更不要向後倒退，倒退是沒有出路的。由於我國的社會制度已經起了變化，資產階級思想的經濟基礎已經基本上消滅了，這就使大量知識份子的世界觀不但有了改變的必要，而且有了改變的可能。但是世界觀的徹底改變需要一個很長的時間，我們應當耐心地做工作，不能急躁。事實上必定會有一些人在思想上始終不願意接受馬克思列寧主義，不願意接受共產主義，對於這一部分人不要苛求；只要他們服從國家的要求，從事正常的勞動，我們就應當給他們以適當工作的機會。
在知識份子和青年學生中間，最近一個時期，思想政治工作減弱了，出現了一些偏向。在一些人的眼中，好像什麼政治，什麼祖國的前途，人類的理想，都沒有關心的必要。好像馬克思主義行時了一陣，現在就不那麼行時了。針對著這種情況，現在需要加強思想政治工作。不論是知識份子，還是青年工人學生，都應該努力學習。除了學習專業之外，在思想上要有所進步，政治上也要有所進步，這就需要學習馬克思主義，學習時事政治。沒有正確的政治觀點，就等於沒有靈魂。過去的思想改造是必要的，收到了積極的效果。但是在做法上有些粗糙，傷了一些人，這是不好的。這個缺點，今後必須避免。思想政治工作，各個部門都要負責任。共產黨應該管，青年團應該管，政府主管部門應該管，學校的校長教師更應該管。我們的教育方針，應該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體育幾方面都得到發展，成為有社會主義覺悟的有文化的勞動者。要提倡勤儉建國。要使全體青年們懂得，我們的國家現在還是一個很窮的國家，並且不可能在短時間內根本改變這種狀態，全靠青年和全體人民在幾十年時間內，團結奮鬥，用自己的雙手創造出一個富強的國家。社會主義制度的建立給我們開闢了一條到達理想境界的道路，而理想境界的實現還要靠我們的辛勤勞動。有些青年人以為到了社會主義社會就應當什麼都好了，就可以不費氣力享受現成的幸福生活了，這是一種不實際的想法。
六 少數民族問題
我國少數民族有三千多萬人，雖然只占全國總人口的百分之六，但是漢族和少數民族的關係一定要搞好。這個問題的關鍵是克服大漢族主義。在存在有地方民族主義的少數民族中間，則應當同時克服地方民族主義。無論是大漢族主義或者地方民族主義，都不利於各族人民的團結，這是應當克服的一種人民內部的矛盾。在這一方面，我們已經做了一些工作，在大多數少數民族地區民族關係比較從前大有改進，但是仍然存在著一些尚待解決的問題。在一部分地區，大漢族主義和地方民族主義都還嚴重地存在，必須給以足夠的注意。經過各族人民幾年來的努力，我國少數民族地區絕大部分都已經基本上完成了民主改革和社會主義改造。西藏由於條件還不成熟，還沒有進行民主改革。按照中央和西藏地方政府的十七條協議，社會制度的改革必須實行，但是何時實行，要待西藏大多數人民群眾和領袖人物認為可行的時候，才能決定，不能性急。現在已決定在第二個五年計劃期間不進行改革。在第三個五年計劃內是否進行改革，要到那時看情況才能決定。
七 統籌兼顧、適當安排
這裏所說的統籌兼顧，是指對於六億人口的統籌兼顧。我們作計畫、辦事、想問題，都要從我國有六億人口的這一點出發，千萬不要忘記這一點。為什麼要提出這樣一個問題，難道還有人不知道我國有六億人口嗎？知道是知道的，不過辦起事來有些人就忘記了，似乎人越少越好，圈子緊縮得越小越好。抱有這種小圈子主義的人們，對於這樣一種思想是抵觸的：調動一切積極因素，團結一切可能團結的人，並且盡可能地將消極因素轉變為積極因素，為建設社會主義社會這個偉大的事業服務。我希望這些人擴大眼界，真正承認我國有六億人口，承認這是一個客觀存在，這是我們的本錢。我國人多，是好事，當然也有困難。我們各方面的建設事業都在蓬勃地發展著，成績很大，但是，在目前社會大變動的過渡時期，困難問題還是很多的。又發展又困難，這就是矛盾。任何矛盾不但應當解決，也是完全可以解決的。我們的方針是統籌兼顧、適當安排。無論糧食問題，災荒問題，就業問題，教育問題，知識份子問題，各種愛國力量的統一戰線問題，少數民族問題，以及其他各項問題，都要從對全體人民的統籌兼顧這個觀點出發，就當時當地的實際可能條件，同各方面的人協商，作出各種適當的安排。決不可以嫌人多，嫌人落後，嫌事情麻煩難辦，推出門外了事。我這樣說，是不是要把一切人一切事都由政府包下來呢？當然不是。許多人，許多事，可以由社會團體想辦法，可以由群眾直接想辦法，他們是能夠想出很多好的辦法來的。而這也就包括在統籌兼顧、適當安排的方針之內，我們應當指導社會團體和各地群眾這樣做。
八 關於百花齊放、百家爭鳴、長期共存、互相監督
百花齊放，百家爭鳴，長期共存，互相監督，這幾個口號是怎樣提出來的呢？它是根據中國的具體情況提出來的，是在承認社會主義社會仍然存在著各種矛盾的基礎上提出來的，是在國家需要迅速發展經濟和文化的迫切要求上提出來的。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是促進藝術發展和科學進步的方針，是促進我國的社會主義文化繁榮的方針。藝術上不同的形式和風格可以自由發展，科學上不同的學派可以自由爭論。利用行政力量，強制推行一種風格，一種學派，禁止另一種風格，另一種學派，我們認為會有害於藝術和科學的發展。藝術和科學中的是非問題，應當通過藝術界科學界的自由討論去解決，通過藝術和科學的實踐去解決，而不應當採取簡單的方法去解決。為了判斷正確的東西和錯誤的東西，常常需要有考驗的時間。歷史上新的正確的東西，在開始的時候常常得不到多數人承認，只能在鬥爭中曲折地發展。正確的東西，好的東西，人們一開始常常不承認它們是香花，反而把它們看作毒草。哥白尼關於太陽系的學說，達爾文的進化論，都曾經被看作是錯誤的東西，都曾經經歷艱苦的鬥爭。我國歷史上也有許多這樣的事例。同舊社會比較起來，在社會主義社會中，新生事物的成長條件，和過去根本不同了，好得多了。但是壓抑新生力量，壓抑合理的意見，仍然是常有的事。不是由於有意壓抑，只是由於鑒別不清，也會妨礙新生事物的成長。因此，對於科學上、藝術上的是非，應當保持慎重的態度，提倡自由討論，不要輕率地作結論。我們認為，採取這種態度可以幫助科學和藝術得到比較順利的發展。
馬克思主義也是在鬥爭中發展起來的。馬克思主義在開始的時候受過種種打擊，被認為是毒草。現在它在世界上的許多地方還在繼續受打擊，還被認為是毒草。在社會主義國家裏，馬克思主義的地位不同了。但是就是在社會主義國家，還是有非馬克思主義的思想存在，也有反馬克思主義的思想存在。在我國，雖然社會主義改造，在所有制方面說來，已經基本完成，革命時期的大規模的急風暴雨式的群眾階級鬥爭已經基本結束，但是，被推翻的地主買辦階級的殘餘還是存在，資產階級還是存在，小資產階級剛剛在改造。階級鬥爭並沒有結束。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的階級鬥爭，各派政治力量之間的階級鬥爭，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在意識形態方面的階級鬥爭，還是長時期的，曲折的，有時甚至是很激烈的。無產階級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觀改造世界，資產階級也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觀改造世界。在這一方面，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之間誰勝誰負的問題還沒有真正解決。無論在全人口中間，或者在知識份子中間，馬克思主義者仍然是少數。因此，馬克思主義仍然必須在鬥爭中發展。馬克思主義必須在鬥爭中才能發展，不但過去是這樣，現在是這樣，將來也必然還是這樣。正確的東西總是在同錯誤的東西作鬥爭的過程中發展起來的。真的、善的、美的東西總是在同假的、惡的、醜的東西相比較而存在，相鬥爭而發展的。當著某一種錯誤的東西被人類普遍地拋棄，某一種真理被人類普遍地接受的時候，更加新的真理又在同新的錯誤意見作鬥爭。這種鬥爭永遠不會完結。這是真理發展的規律，當然也是馬克思主義發展的規律。
我國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之間在意識形態方面的誰勝誰負的鬥爭，還需要一個相當長的時間才能解決。這是因為資產階級和從舊社會來的知識份子的影響還要在我國長期存在，作為階級的意識形態，還要在我國長期存在。如果對於這種形勢認識不足，或者根本不認識，那就要犯絕大的錯誤。就會忽視必要的思想鬥爭。思想鬥爭同其他的鬥爭不同，它不能採取粗暴的強制的方法，只能用細緻的講理的方法。現在社會主義在意識形態的鬥爭中，具有優勝的條件。政權的基本力量是在無產階級領導下的勞動人民手裏。共產黨有強大的力量和很高的威信。在我們的工作中儘管有缺點，有錯誤，但是每一個公正的人都可以看到，我們對人民是忠誠的，我們有決心有能力同人民在一起把祖國建設好，我們已經得到巨大的成就，並且將繼續得到更巨大的成就。資產階級分子和從舊社會來的知識份子的絕大多數都是愛國的，他們願意為蒸蒸日上的社會主義祖國服務，並且懂得如果離開社會主義事業，離開共產黨所領導的勞動人民，他們就會無所依靠，而不可能有任何光明的前途。
人們問：在我們國家裏，馬克思主義已經被大多數人承認為指導思想，那末，能不能對它加以批評呢？當然可以批評。馬克思主義是一種科學真理，它是不怕批評的。如果馬克思主義害怕批評，如果可以批評倒，那末馬克思主義就沒有用了。事實上，唯心主義者不是每天都在用各種形式批評馬克思主義嗎？抱著資產階級思想、小資產階級思想而不願意改變的人們，不是也在用各種形式批評馬克思主義嗎？馬克思主義者不應該害怕任何人批評。相反，馬克思主義者就是要在人們的批評中間，就是要在鬥爭的風雨中間，鍛煉自己，發展自己，擴大自己的陣地。同錯誤思想作鬥爭，好比種牛痘，經過了牛痘疫苗的作用，人身上就增強免疫力。在溫室裏培養出來的東西，不會有強大的生命力。實行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並不會削弱馬克思主義在思想界的領導地位，相反地正是會加強它的這種地位。
對於非馬克思主義的思想，應該採取什麼方針呢？對於明顯的反革命分子，破壞社會主義事業的分子，事情好辦，剝奪他們的言論自由就行了。對於人民內部的錯誤思想，情形就不相同。禁止這些思想，不允許這些思想有任何發表的機會，行不行呢？當然不行。對待人民內部的思想問題，對待精神世界的問題，用簡單的方法去處理，不但不會收效，而且非常有害。不讓發表錯誤意見，結果錯誤意見還是存在著。而正確的意見如果是在溫室裏培養出來的，如果沒有見過風雨，沒有取得免疫力，遇到錯誤意見就不能打勝仗。因此，只有採取討論的方法批評的方法，說理的方法，才能真正發展正確的意見，克服錯誤的意見，才能真正解決問題。
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他們的思想意識是一定要反映出來的。一定要在政治問題和思想問題上，用各種辦法頑強地表現他們自己。要他們不反映不表現，是不可能的。我們不應當用壓制的辦法不讓他們表現，而應當讓他們表現，同時在他們表現的時候，和他們辯論，進行適當的批評。毫無疑問，我們應當批評各種各樣的錯誤思想。不加批評，看著錯誤思想到處氾濫，任憑它們去佔領市場，當然不行。有錯誤就得批判，有毒草就得進行鬥爭。但是這種批評不應當是教條主義的，不應當用形而上學方法，應當力求用辯證方法。要有科學的分析，要有充分的說服力。教條主義的批評不能解決問題。我們是反對一切毒草的，但是我們必須謹慎地辨別什麼是真的毒草，什麼是真的香花。我們要同群眾一起來學會謹慎地辨別香花和毒草，並且一起來用正確的方法同毒草作鬥爭。
我們在批判教條主義的時候，必須同時注意對修正主義的批判。修正主義，或者右傾機會主義，是一種資產階級思潮，它比教條主義有更大的危險性。修正主義者，右傾機會主義者，口頭上也掛著馬克思主義，他們也在那裏攻擊“教條主義”。但是他們所攻擊的正是馬克思主義的最根本的東西。他們反對或者歪曲唯物論和辯證法，反對或者企圖削弱人民民主專政和共產黨的領導，反對或者企圖削弱社會主義改造和社會主義建設。在我國社會主義革命取得基本勝利以後，社會上還有一部分人夢想恢復資本主義制度，他們要從各個方面向工人階級進行鬥爭，包括思想方面的鬥爭。而在這個鬥爭中，修正主義者就是他們最好的助手。
百花齊放、百家爭鳴這兩個口號，就字面看，是沒有階級性的，無產階級可以利用它們，資產階級也可以利用它們，其他的人們也可以利用它們。所謂香花和毒草，各個階級、階層和社會集團也有各自的看法。那末，從廣大人民群眾的觀點看來，究竟什麼是我們今天辨別香花毒草的標準呢？在我國人民的政治生活中，應當怎樣來判斷我們的言論和行動的是非呢？我們以為，根據我國的憲法的原則，根據我國最大多數人民的意志和我國各黨派歷次宣佈的共同的政治主張，這種標準可以大致規定如下：（一）有利於團結全國各族人民，而不是分裂人民；（二）有利於社會主義改造和社會主義建設，而不是不利於社會主義改造和社會主義建設；（三）有利於鞏固人民民主專政，而不是破壞或者削弱這個專政；（四）有利於鞏固民主集中制，而不是破壞或者削弱這個制度；（五）有利於鞏固共產黨的領導，而不是擺脫或者削弱這種領導；（六）有利於社會主義的國際團結和全世界愛好和平人民的國際團結，而不是有損於這些團結。這六條標準中，最重要的是社會主義道路和党的領導兩條。提出這些標準，是為了幫助人民發展對於各種問題的自由討論，而不是為了妨礙這種討論。不贊成這些標準的人們仍然可以提出自己的意見來辯論。但是大多數人有了明確的標準，就可以使批評和自我批評沿著正確的軌道前進，就可以用這些標準去鑒別人們的言論行動是否正確，究竟是香花還是毒草。這是一些政治標準。為了鑒別科學論點的正確或者錯誤，藝術作品的藝術水準如何，當然還需要一些各自的標準。但是這六條政治標準對於任何科學藝術的活動也都是適用的。在我國這樣的社會主義國家裏，難道有什麼有益的科學藝術活動會違反這幾條政治標準的嗎？
以上所說的觀點，都是從我國的具體的歷史條件出發的。各個社會主義國家和各國共產黨的情況各不相同。因此，我們並不認為，它們必須或者應當採取中國的做法。
“長期共存、互相監督”這個口號，也是我國具體的歷史條件的產物。這個口號並不是突然提出來的，它已經經過了好幾年的醞釀。長期共存的思想已經存在很久了。到去年，社會主義制度已基本建立，這些口號就明確地提出來了。為什麼要讓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的民主黨派同工人階級政黨長期共存呢？這是因為凡屬一切確實致力於團結人民從事社會主義事業的、得到人民信任的黨派，我們沒有理由不對它們採取長期共存的方針。我在一九五○年六月第二次政治協商會議上，就已經這樣說過：“只要誰肯真正為人民效力，在人民還有困難的時期內確實幫了忙，做了好事，並且是一貫地做下去，並不半途而廢，那末，人民和人民的政府是沒有理由不要他的，是沒有理由不給他以生活的機會和效力的機會的。”這裏所說的，也就是各黨派可以長期共存的政治基礎。共產黨同各民主黨派長期共存，這是我們的願望，也是我們的方針。至於各民主黨派是否能夠長期存在下去，不是單由共產黨一方面的願望作決定，還要看各民主黨派自己的表現，要看它們是否取得人民的信任。各黨派互相監督的事實，也早已存在，就是各黨派互相提意見，作批評。所謂互相監督，當然不是單方面的，共產黨可以監督民主黨派，民主黨派也可以監督共產黨。為什麼要讓民主黨派監督共產黨呢？這是因為一個黨同一個人一樣，耳邊很需要聽到不同的聲音。大家知道，主要監督共產黨的是勞動人民和黨員群眾。但是有了民主黨派，對我們更為有益。當然，各民主黨派和共產黨相互之間所提的意見，所作的批評與自我批評，也只有在合乎我們在前面所說的六條政治標準的情況下，才能夠發揮互相監督的積極作用。因此，我們希望各民主黨派都能注意思想改造，爭取和共產黨一道長期共存，互相監督，以適應新社會的需要。
九 關於少數人鬧事問題
一九五六年，在個別地方發生了少數工人學生罷工罷課的事件。這些人鬧事的直接的原因，是有一些物質上的要求沒有得到滿足；而這些要求，有些是應當和可能解決的，有些是不適當的和要求過高、一時還不能解決的。但是發生鬧事的更重要的因素，還是領導上的官僚主義。這種官僚主義的錯誤，有一些是要由上級機關負責，不能全怪下面。鬧事的另一個原因是對於工人、學生缺乏思想政治教育。一九五六年，還有少數合作社社員鬧社的事件，主要原因也是領導上的官僚主義和對於群眾缺乏教育。
應該承認：有些群眾往往容易注意當前的、局部的、個人的利益，而不瞭解或者不很瞭解長遠的、全國性的、集體的利益。不少青年人由於缺少政治經驗和社會生活經驗，不善於把舊中國和新中國加以比較，不容易深切瞭解我國人民曾經怎樣經歷千辛萬苦的鬥爭才擺脫了帝國主義和國民黨反動派的壓迫，而建立一個美好的社會主義社會要經過怎樣的長時間的艱苦勞動。因此，需要在群眾中間經常進行生動的、切實的政治教育，並且應當經常把發生的困難向他們作真實的說明，和他們一起研究如何解決困難的辦法。
我們是不贊成鬧事的，因為人民內部的矛盾可以用“團結——批評——團結”的方法去解決，而鬧事總會要造成一些損失，不利於社會主義事業的發展。我們相信，我國廣大的人民群眾是擁護社會主義的，他們很守紀律，很講道理，決不無故鬧事。但這並不是說，在我國已經沒有了發生群眾鬧事的可能性。在這個問題上，我們應當注意的是：（一）為了從根本上消滅發生鬧事的原因，必須堅決克服官僚主義，很好地加強思想政治教育，恰當地處理各種矛盾。只要做到這一條，一般地就不會發生鬧事的問題。（二）如果由於我們的工作做得不好，鬧了事，那就應當把鬧事的群眾引向正確的道路，利用鬧事來作為改善工作、教育幹部和群眾的一種特殊手段，解決平日所沒有解決的問題。應當在處理鬧事的過程中，進行細緻的工作，不要用簡單的方法去處理，不要“草率收兵”。對於鬧事的帶頭人物，除了那些違犯刑法的分子和現行反革命分子應當法辦以外，不應當輕易開除。在我們這樣大的國家裏，有少數人鬧事，並不值得大驚小怪，倒是足以幫助我們克服官僚主義。
在我們社會裏，也有少數不顧公共利益、蠻不講理、行兇犯法的人。他們可能利用和歪曲我們的方針，故意提出無理的要求來煽動群眾，或者故意造謠生事，破壞社會的正常秩序。對於這種人，我們並不贊成放縱他們。相反，必須給予必要的法律的制裁。懲治這種人是社會廣大群眾的要求，不予懲治則是違反群眾意願的。
十 壞事能否變成好事？
如像我在上面講過的，在我們的社會中，群眾鬧事是壞事，是我們所不贊成的。但是這種事件發生以後，又可以促使我們接受教訓，克服官僚主義，教育幹部和群眾。從這一點上說來，壞事也可以轉變成為好事。亂子有二重性。我們可以用這個觀點去看待一切亂子。
匈牙利事件不是好事，這是大家清楚的。但是它也有二重性。由於匈牙利的同志們在事件的發展過程中間處理得正確，結果匈牙利事件由壞事轉變成了一件好事。匈牙利現在比過去鞏固了，社會主義陣營各國也都得了教訓。
同樣，一九五六年下半年發生的反共反人民的世界性的風潮，當然是壞事。但是它教育了和鍛煉了各國共產黨和工人階級，這就變成好事。在許多國家裏，有一批人在這個風潮裏退出了黨。一部分黨員退黨，党的人數減少了，當然是壞事。但是也有一方面的好處。那些動搖分子不願意繼續幹下去了，退走了，大多數堅定的黨員更好團結奮鬥，為什麼不好呢？
總之，我們必須學會全面地看問題，不但要看到事物的正面，也要看到它的反面。在一定條件下，壞的東西可以引出好的結果，好的東西也可以引出壞的結果。老子在二千多年以前就說過：“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日本打到中國，日本人叫勝利。中國大片土地被侵佔，中國人叫失敗。但是在中國的失敗裏面包含著勝利，在日本的勝利裏面包含著失敗。歷史難道不是這樣證明了嗎？
現在世界各國的人們都在談論著會不會打第三次世界大戰。對於這個問題，我們也要有精神準備，也要有分析。我們是堅持和平反對戰爭的。但是，如果帝國主義一定要發動戰爭，我們也不要害怕。我們對待這個問題的態度，同對待一切“亂子”的態度一樣，第一條，反對；第二條，不怕。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後，出了一個蘇聯，兩億人口。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出了個社會主義陣營，一共九億人口。如果帝國主義者一定要發動第三次世界大戰，可以斷定，其結果必定又要有多少億人口轉到社會主義方面，帝國主義剩下的地盤就不多了，也有可能整個帝國主義制度全部崩潰。
矛盾著的對立的雙方互相鬥爭的結果，無不在一定條件下互相轉化。在這裏，條件是重要的。沒有一定的條件，鬥爭著的雙方都不會轉化。世界上最願意改變自己地位的是無產階級，其次是半無產階級，因為一則全無所有，一則有也不多。現在美國操縱聯合國的多數票和控制世界很多地方的局面只是暫時的，這個局面總有一天要起變化。中國的窮國地位和在國際上無權的地位也會起變化。窮國變為富國，無權將變為有權——向相反的方向轉化。在這裏，決定的條件就是社會主義制度和人民團結一致的奮鬥。
十一 關於節約
我想在這裏談一下節約的問題。我們要進行大規模的建設，但是我國還是一個很窮的國家，這是一個矛盾。全面地持久地厲行節約，就是解決這個矛盾的一個方法。
在一九五二年“三反”運動中，我們反對過貪污、浪費和官僚主義，而著重在反對貪污。一九五五年提倡節約，重點是在非生產性的基本建設中反對了過高的標準，在工業生產中節約原料，成績很大。那時節約的方針還沒有在國民經濟各部門中認真地推行，也沒有在一般機關、部隊、學校、人民團體中認真地推行。今年要求在全國各方面提倡節約，反對浪費。我們對建設工作還缺乏經驗。在過去幾年有很大的成績，同時也有浪費。我們必須逐步地建設一批規模大的現代化的企業以為骨幹，沒有這個骨幹就不能使我國在幾十年內變為現代化的工業強國。但是多數企業不應當這樣做，應當更多地建立中小型企業，並且應當充分利用舊社會遺留下來的工業基礎，力求節省，用較少的錢辦較多的事。在去年十一月中共二中全會更著重地提出了厲行節約反對浪費的方針以後，幾個月來已經開始發生效果。這一次節約運動必須徹底地持久地進行。反對浪費，同批判其他缺點錯誤一樣，好比洗臉。人不是每天都要洗臉嗎？中國共產黨、民主黨派、無黨派民主人士、知識份子、工商業者、工人、農民、手工業者，總之，我們六億人口都要實行增產節約，反對鋪張浪費。這不但在經濟上有重大意義，在政治上也有重大意義。在我們的許多工作人員中間，現在滋長著一種不願意和群眾同甘苦，喜歡計較個人名利的危險傾向，這是很不好的。我們在增產節約運動中要求精簡機關，下放幹部，使相當大的一批幹部回到生產中去，就是克服這種危險傾向的一個方法。要使全體幹部和全體人民經常想到我國是一個社會主義的大國，但又是一個經濟落後的窮國，這是一個很大的矛盾。要使我國富強起來，需要幾十年艱苦奮鬥的時間，其中包括執行厲行節約、反對浪費這樣一個勤儉建國的方針。
十二 中國工業化的道路
這裏所講的工業化道路的問題，主要是指重工業、輕工業和農業的發展關係問題。我國的經濟建設是以重工業為中心，這一點必須肯定。但是同時必須充分注意發展農業和輕工業。
我國是一個大農業國，農村人口占全國人口的百分之八十以上，發展工業必須和發展農業同時並舉，工業才有原料和市場，才有可能為建立強大的重工業積累較多的資金。大家知道，輕工業和農業有極密切的關係。沒有農業，就沒有輕工業。重工業要以農業為重要市場這一點，目前還沒有使人們看得很清楚。但是隨著農業的技術改革逐步發展，農業的日益現代化，為農業服務的機械、肥料、水利建設、電力建設、運輸建設、民用燃料、民用建築材料等等將日益增多，重工業以農業為重要市場的情況，將會易於為人們所理解。在第二個五年計劃和第三個五年計劃期間，如果我們的農業能夠有更大的發展，使輕工業相應地有更多的發展，這對於整個國民經濟會有好處。農業和輕工業發展了，重工業有了市場，有了資金，它就會更快地發展。這樣，看起來工業化的速度似乎慢一些但是實際上不會慢，或者反而可能快一些。經過三個五年計劃，或者再多一些時間，我國的鋼產量仍然可能由解放前最高年產量，即一九四三年的九十多萬噸，發展到二千萬噸，或者更多一點。這樣城鄉人民都會感到高興。
關於經濟問題今天不準備多講。經濟建設我們還缺乏經驗，因為才進行七年，還需要積累經驗。對於革命，我們開始也沒有經驗，翻過斤斗，取得了經驗，然後才有全國的勝利。我們要求在取得經濟建設方面的經驗，比較取得革命經驗的時間要縮短一些，同時不要花費那麼高的代價。代價總是需要的，就是希望不要有革命時期所付的代價那麼高。必須懂得，在這個問題上是存在著矛盾的，即社會主義社會經濟發展的客觀規律和我們主觀認識之間的矛盾，這需要在實踐中去解決。這個矛盾，也將表現為人同人之間的矛盾，即比較正確地反映客觀規律的一些人同比較不正確地反映客觀規律的一些人之間的矛盾，因此也是人民內部的矛盾。一切矛盾都是客觀存在的，我們的任務在於盡可能正確地反映它和解決它。為了使我國變為工業國，我們必須認真學習蘇聯的先進經驗。蘇聯建設社會主義已經有四十年了，它的經驗對於我們是十分寶貴的。大家看吧，誰給我們設計和裝備了這麼多的重要工廠呢？美國給我們沒有？英國給我們沒有？他們都不給。只有蘇聯肯這樣做，因為它是社會主義國家，是我們的同盟國家。除了蘇聯以外，東歐一些兄弟國家也給了我們一些幫助。完全不錯，一切國家的好經驗我們都要學，不管是社會主義國家的，還是資本主義國家的，這一點是肯定的。但是主要的還是要學蘇聯。學習有兩種態度。一種是教條主義的態度，不管我國情況，適用的和不適用的，一起搬來。這種態度不好。另一種態度，學習的時候用腦筋想一下，學那些和我國情況相適合的東西，即吸取對我們有益的經驗，我們需要的是這樣一種態度。
鞏固同蘇聯的團結，鞏固同一切社會主義國家的團結，這是我們的基本方針，基本利益所在。再就是亞非國家以及一切愛好和平的國家和人民，我們應當鞏固和發展同它們的團結。有了這兩種力量的團結，我們就不孤立了。至於帝國主義國家，我們也要團結那裏的人民，並且爭取同那些國家和平共處，做些生意，制止可能發生的戰爭，但是決不可以對他們懷抱一些不切實際的想法。
（根據一九五七年六月十九日《人民日報》刊印。）
注釋
這是毛澤東一九五七年二月二十七日在最高國務會議第十一次（擴大）會議上的講話，原題為《如何處理人民內部的矛盾》。這篇講話記錄整理成文所後，於一九五七年三月三十日報送毛澤東。一九五七年五月上旬至六月中旬，毛澤東對講話整理稿作了多次修改和補充，並多次徵求党領導同志的意見。五月七日，毛澤東在第一次修改稿上，將題目改為《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在修改和徵求意見中，毛澤東還寫了不少批語，現將比較重要的作一介紹。五月十日，他批示將幾經修改後的稿子作為“草稿第一稿”在小範圍內印發徵求意見，寫的批語是：“印小型12份，大型三份，連原稿送來。版留。”“請收到此件的同志提出修改意見，交陳伯達同志匯總修改。毛澤東 五月十日”五月二十四日，他批示將“第二稿”印發徵求意見，寫的批語是：“再打清樣（大本），即發在京各中央委員、候補委員。外加田家英、胡繩、鄧力群。各同志：此件請即看，在你們認為應當修改的地方動筆加以修改，於五月二十六日，退回中央辦公廳楊尚昆同志，為盼。毛澤東 五月廿四日”。五月二十五日，他批示將“第三稿”印發徵求意見，寫的批語是：“田家英同志：即印發在京各中央委員、候補委員，田家英、胡繩、鄧力群，今天到會各省市區負責同志（卅余人），務於今日晚十二時以前送到多人手裏，特別是各省市來的人。毛 即”。“各位同志：這是第三稿，還要修改。請你們在收到後，在你們認為應當修改的地方即行動筆加以修改，於六月五日以前將原件退還楊尚昆同志為盼！毛澤東 五月二十五日”。五月二十七日，他批示將“第四稿”印發徵求意見，寫的批語是：“田家英同志：請再印，印數如此次到會人數，於今天晚上九時以前發到到會各人手裏。改處校正勿誤。 毛澤東 五月廿七日”。“各位同志：這是第四稿。請看‘百花齊放’那一節，有一段重要的修改。還要修改。請你們在收到後，在你們認為應當修改的地方，即行動筆加以修改，於日內將原件退還楊尚昆同志為盼！毛澤東 五月二十七日”。五月二十八日，他批示將“第五稿”印發征
求意見，寫的批語是：“在三小時內，印發各省市區黨委書記，每省（市、自治區）一份，另發各政治局委員候補委員、中央書記處書記候補書記每人一份，另發田家英、鄧力群、胡繩各一份。將以前幾次所發各稿全部收回。原稿退毛”。“各位同志：這是第五稿。請你們在收到後，在你們認為應當修改的地方，即行動筆加以修改，於日內將原件退還楊尚昆同志了盼！毛澤東 五月二十八日”。六月九日毛澤東在他自己標明的“六月八日修正稿”上批示：“即打清樣35份，於本日上午九時交楊尚昆同志，即分送政治局、書記處各同志，及田家英。另即刻付翻譯。毛澤東 六月九日上午二時。”這個講話整理稿，經毛澤東審定，於六月十七日最後定稿。六月十九日，在《人民日報》上首次公開發表。
(轉自《中國與世界》)
堅持艱苦奮鬥，密切聯繫群眾
毛澤東
一九五七年三月
一
我們黨現在準備開展一次整風運動。整風是用批評和自我批評解決黨內矛盾的一種方法，也是解決黨同人民之間的矛盾的一種方法。這次整風，就是整頓三風，整頓官僚主義、宗派主義和主觀主義。要經過整風，把我們党艱苦奮鬥的傳統好好發揚起來。因為革命勝利了，有一部分同志，革命意志有些衰退，革命熱情有些不足，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精神少了，過去跟敵人打仗時的那種拼命精神少了，而鬧地位，鬧名譽，講究吃，講究穿，比薪水高低，爭名奪利，這些東西多起來了。聽說去年評級的時候，就有些人鬧得不像樣子，痛哭流涕。人不是長著兩隻眼睛嗎？兩隻眼睛裏面有水，叫眼淚。評級評得跟他不對頭的時候，就雙淚長流。在打蔣介石的時候，抗美援朝的時候，土地改革的時候，鎮壓反革命的時候，他一滴眼淚也不出，搞社會主義他一滴眼淚也不出，一觸動到他個人的利益，就雙淚長流。聽說還有三天不吃飯的事情。我說，三天不吃飯，沒有什麼要緊，一個星期不吃飯就有點危險了。總而言之，爭名譽，爭地位，比較薪水，比較吃穿，比較享受，這麼一種思想出來了。為個人的利益而絕食，而流淚，這也算是一種人民內部的矛盾。有一出戲，叫《林沖夜奔》，唱詞裏說：“男兒有淚不輕彈，只因未到傷心處。”我們現在有些同志，他們也是男兒(也許還有女兒)，他們是男兒有淚不輕彈，只因未到評級時。這個風也要整一下吧。有淚不輕彈是對的，傷心處是什麼？就是工人階級、廣大勞動人民危急存亡的時候，那個時候可以彈幾滴眼淚。至於你那個什麼級，就是評得不對，你也要吞下去，眼淚不要往外頭流，要往裏頭流。世界上是有許多不公道的事情，那個級可能評得不對，那也無須鬧，無關大局，只要有飯吃就行。革命黨嘛，以餓不死人為原則。人沒有餓死，就要做革命工作，就要奮鬥。一萬年以後，也要奮鬥。共產黨就是要奮鬥，就是要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不要半心半意或者三分之二的心三分之二的意為人民服務。革命意志衰退的人，要經過整風重新振作起來。
(三月十八日)
二
我們要保持過去革命戰爭時期的那麼一股勁，那麼一股革命熱情，那麼一種拼命精神，把革命工作做到底。什麼叫拼命？《水滸傳》上有那麼一位，叫拼命三郎石秀，就是那個“拼命”。我們從前幹革命，就是有一種拼命精神。每一個人有一條生命，或者六十歲，或者七十歲，或者八十歲、九十歲，看你有多長的命。只要你還能工作就多多少少應當工作。而工作的時候就要有一股革命熱情，就要有一種拼命精神。有些同志缺乏這種熱情，缺乏這種精神，停滯下來了。這種現象不好，應當對這些同志進行教育。
全黨都要加強政治思想工作。今天軍隊的同志到會的很多。軍隊裏頭怎麼樣？平時的政治工作跟戰時的政治工作是不是有些不同？在戰時，要密切聯繫群眾，要官兵打成一片，軍民打成一片。這時候，我們有一些缺點，人民還諒解我們。現在是平時，又不打仗，就是訓練，如果不堅持密切聯繫群眾，人民對我們的缺點很自然地就難於諒解了。現在實行了軍銜制度和其他一些制度，但是，上級跟下級還是要打成一片，幹部跟士兵還是要打成一片，還是要准許下級批評上級，士兵批評幹部。比如開個黨代表大會，給他們一個批評的機會。陳毅同志在“三反”的時候講得好，他說，我們發號施令多少年都可以，現在讓下級批評我們一下，批評一個星期，可不可以？他的意思是說，應當是可以的。我贊成這個話，就是讓下級批評我們一個星期。在大家批評之前，先準備一下，作一點報告，講一講自己有什麼缺點，無非是一二三四，有那麼幾條。然後同志們發言，補充一些，批評一下。群眾是公道的，他們不會把我們的歷史丟掉。連排長也要給戰士們一個批評的機會，最好一年有這麼一回，開這麼幾天的批評會。軍隊裏頭的這種民主，我們曾經搞過，結果是有益的。不要因為有了軍銜制度和其他一些制度，而使上下級、官兵、軍民、軍隊同地方的密切關係受到損害。毫無疑義，上下級的關係應當密切，應當是一種同志的關係。幹部跟戰士的關係應當密切，應當打成一片。軍隊跟人民、跟地方黨政組織的關係，也應當是密切的。
我們的同志應當注意，不要靠官，不要靠職位高，不要靠老資格吃飯。說資格老，多少年革命，那是真的。可是，你有一天辦了一些糊塗事，講了一篇混帳話，人民還是不諒解你。儘管你過去做過多少好事，職位有多麼高，你今天的事情辦得不好，解決得不對，對人民有損害，這一點人民就不能原諒。因此，我們的同志不要靠老資格吃飯，要靠解決問題正確吃飯。靠正確，不靠資格。靠資格吃不了飯，索性不靠它，等於還是什麼官都沒有做，就是不擺老爺架子，不擺官僚架子，把架子收起來，跟人民見面，跟下級見面。這一條，我們的幹部要注意，特別是老幹部要注意。一般來說，新幹部沒有這種包袱，比較自由。老幹部對新幹部要處在平等的地位。有很多東西，老幹部不如新幹部，要向他們學習。
(三月二十日)
(任衛東 根據 人民出版社 1999年版《毛澤東文集》第七卷 284-288頁 輸入)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防部告臺灣同胞書
毛澤東
一九五八年十月六日
臺灣、澎湖、金門、馬祖軍民同胞們：
我們都是中國人。三十六計，和為上計。金門戰鬥，屬於懲罰性質。你們的領導者們過去長時期間太倡狂了，命令飛機向大陸亂鑽，遠及雲、貴、川、康、青海，發傳單，丟特務，炸福州，擾江浙。是可忍，孰不可忍？因此打一些炮，引起你們注意。台、澎、金、馬是中國領土，這一點你們是同意的，見之于你們領導人的文告，確實不是美國人的領土。台、澎、金、馬是中國的一部分，不是另一個國家。世界上只有一個中國，沒有兩個中國。這一點，也是你們同意的，見之于你們領導人的文告。你們領導人與美國人訂立軍事協定，是片面的，我們不承認，應予廢除。美國人總有一天肯定要拋棄你們的。你們不信嗎？歷史巨人會要出來作證明的。杜勒斯九月三十日的談話，端倪已見。站在你們的地位，能不寒心？歸根結底，美帝國主義是我們的共同敵人。十三萬金門軍民，供應缺乏，饑寒交迫，難為久計。為了人道主義，我已命令福建前線，從十月六日起，暫以七天為期，停止炮擊，你們可以充分地自由地輸送供應品，但以沒有美國人護航為條件。如有護航，不在此例。你們與我們的戰爭，三十年了，尚未結束，這是不好的。建議舉行談判，實行和平解決。這一點，周恩來總理在幾年前已經告訴你們了。這是中國內部貴我兩方有關的問題，不是中美兩國有關的問題。美國侵佔台澎和臺灣海峽，這是中美兩方有關的問題，應當由兩國舉行談判解決，目前正在華沙舉行。美國人總是要走的，不走是不行的。早走于美國有利，因為它可以取得主動。遲走不利，因為它老是被動。一個東太平洋國家，為什麼跑到西太平洋來了呢？西太平洋是西太平洋人的西太平洋，正如東太平洋是東太平洋人的東太平洋一樣。這一點是常識，美國人應當懂得。中華人民共和國與美國之間並無戰爭，無所謂停火。無火而談停火，豈非笑話？臺灣的朋友們，我們之間是有戰火的，應當停止，並予熄滅。這就需要談判。當然，再打三十年，也不是什麼了不起的大事，但是究竟以早日和平解決較為妥善。何去何從，請你們酌定。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防部部長 彭德懷
一九五八年十月六日上午一時
(任衛東 根據 人民出版社 1999年版《毛澤東文集》第七卷 420-422頁 輸入)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防部再告臺灣同胞書
毛澤東
一九五八年十月二十五日
臺灣、澎湖、金門、馬祖軍民同胞們：
我們完全明白，你們絕大多數都是愛國的，甘心做美國人奴隸的只有極少數。同胞們，中國人的事只能由我們中國人自己解決。一時難以解決，可以從長商議。美國的政治掮客杜勒斯，愛管閒事，想從國共兩黨的歷史糾紛這件事情中間插進一隻手來，命令中國人做這樣，做那樣，損害中國人的利益，適合美國人的利益。就是說，第一步，孤立臺灣；第二步，託管臺灣。如不遂意，最毒辣的手段，都可以拿出來。你們知道張作霖將軍是怎樣死去的嗎？東北有一個皇姑屯，他就是在那裏被人治死的。世界上的帝國主義都沒有良心。美帝國主義者尤為兇惡，至少不下於治死張作霖的日本人。同胞們，我勸你們當心一點兒。我勸你們不要過於依人籬下，讓人家把一切權柄都拿了去。我們兩黨間的事情很好辦。我已命令福建前線，逢雙日不打金門的飛機場、料羅灣的碼頭、海灘和船隻，使大金門、小金門、大擔、二擔大小島嶼上的軍民同胞都得到充分的供應，包括糧食、蔬菜、食油、燃料和軍事裝備在內，以利你們長期固守。如有不足，只要你們開口，我們可以供應。化敵為友，此其時矣。逢單日，你們的船隻、飛機不要來。逢單日我們也不一定打炮，但是你們不要來，以免受到可能的損失。這樣，一個月中有半個月可以運輸，供應可以無缺。你們有些人懷疑，我們要瓦解你們軍民之間官兵之間的團結。同胞們，不，我們希望你們加強團結，以便一致對外。打打停停，半打半停，不是詭計，而是當前具體情況下的正常產物。不打飛機場、碼頭、海灘、船隻，仍以不引進美國人護航為條件。如有護航，不在此例。蔣、杜會談，你們吃了一點虧，你們只有代表“自由中國”發言的權利了；再加上小部分華僑，還許你們代表他們。美國人把你們封為一個小中國。十月二十三日，美國國務院發表十月十六日杜勒斯預製的同英國一家廣播公司所派記者的談話，杜勒斯從臺灣一起飛，談話就發表出來。他說，他看見了一個共產黨人的中國，並且說，這個國家確實存在，願意同它打交道，云云。謝天謝地，我們這個國家，算是被一位美國老爺看見了。這是一個大中國。美國人迫於形勢，改變了政策，把你們當作一個“事實上存在的政治單位”，其實並非當作一個國家。這種“事實上存在的政治單位”，在目前開始的第一個階段，美國人還是需要的。這就是孤立臺灣。第二個階段，就要託管臺灣了。國民黨朋友們，難道你們還不感覺這種危險嗎？出路何在？請你們想一想吧。此次蔣杜會談文告不過是一個公報，沒有法律效力，要擺脫是容易的，就看你們有無決心。世界上只有一個中國，沒有兩個中國。這一點我們是一致的。美國人強迫製造兩個中國的伎倆，全中國人民，包括你們和海外僑胞在內，是絕對不容許其實現的。現在這個時代，是一個充滿希望的時代，一切愛國者都有出路，不要怕什麼帝國主義者。當然，我們並不勸你們馬上同美國人決裂，這樣想，是不現實的。我們只是希望你們不要屈服於美國人的壓力，隨人俯仰，喪失主權，最後走到存身無地，被人丟到大海裏去。我們這些話是好心，非惡意，將來你們會慢慢理解的。
國防部長 彭德懷
一九五八年十月二十五日
(任衛東 根據 人民出版社 1999年版《毛澤東文集》第七卷 427-429頁 輸入)
關於社會主義商品生產問題
毛澤東
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九日、十日
一
許多人避而不談商品和商業問題，好像不如此就不是共產主義似的。人民公社必須生產適宜於交換的社會主義商品，以便逐步提高每個人的工資。在生活資料方面，必須發展社會主義的商業；並且利用價值法則的形式，在過渡時期內作為經濟核算的工具，以利逐步過渡到共產主義。現在我們的經濟學家不喜歡經濟學，蘇聯也是這樣，認為誰說到價值法則誰就不名譽似的，表現在雅羅申科寫的一封信上。這些人不贊成商品生產，以為蘇聯已經是共產主義了，實際上還差得很遠。我們搞社會主義只有幾年，則差得更遠。
列寧曾經大力提倡發展商業，因為蘇聯那時城鄉商品流通有斷流的危險。我們在一九五零年也曾有過這種危險。現在運輸情況不好，出現半斷流的狀態。我看要向兩方面發展：一是擴大調撥，一是擴大商品生產。不如此，就不能發工資，不能提高生活。
提倡實事求是，不要謊報，不要把別人的豬報成自己的，不要把三百斤麥子報成四百斤。今年的九千億斤糧食，最多是七千四百億斤，把七千四百億斤當數，其餘一千六百億斤當作謊報，比較妥當。人民是騙不了的。過去的戰報，謊報戰績只能欺騙人民，欺騙不了敵人，敵人看了好笑。有真必有假，真真假假搞不清。偃師縣原想瞞產，以多報少，也有的以少報多。《人民日報》最好要冷靜一點。要把解決工作方法問題，當成重點，党的領導，群眾路線，實事求是。
史達林的《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一書，要再看一遍。省委常委、地委常委以上幹部要研究一下，都要研究這本書的第一章、第二章、第三章。過去看，不感興趣，現在不同了。這三章中有許多值得注意的東西，也有一些寫得不妥當，再有一些他自己也沒有搞清楚。
第二章、第三章，講商品和價值法則，你們有什麼看法？我相當贊成其中的許多觀點，把這些問題講清楚很有必要。史達林認為在蘇聯生產資料不是商品。在我們國家就不同，生產資料又是商品又不是商品，有一部分生產資料是商品，我們把農業機械賣給合作社。
進入共產主義要有步驟。我們向兩方面擴大：一方面發展自給性的生產，一方面發展商品生產。現在要利用商品生產、商品交換和價值法則，作為有用的工具，為社會主義服務。在這方面，史達林講了許多理由。商品生產有沒有消極方面呢？有就限制它嘛！
我國是商品生產很不發達的國家，比印度、巴西還落後。印度的鐵路、紡織比中國發達。去年我們生產糧食三千七百億斤，其中三百億斤作為公糧，五百億斤作為商品賣給國家，兩項合起來商品糧還不到糧食總產量的四分之一。糧食以外的經濟作物也很不發達，例如茶、絲、麻、煙都沒有恢復到歷史上的最高產量。需要有一個發展商品生產的階段，否則公社發不出工資。例如河北省分三種縣，一種只夠吃飯，一種需要救濟，一種除吃飯外還能發點工資。發工資又分幾種情況，有的只能發幾角錢。因此，每個公社在糧食生產以外還要發展能賣錢的東西，發展社會主義的商品生產和商品交換。必須肯定社會主義的商品生產和商品交換還有積極作用。調撥的產品只是一部分，多數產品是通過買賣進行商品交換。
現在有一種偏向，好像共產主義越快越好。實現共產主義是要有步驟的。山東範縣提出兩年實現共產主義，要派人去調查一下。現在有些人總是想在三五年內搞成共產主義。
二
大躍進把有些人搞得糊裏糊塗，到處都是詩。有人說“詩無達詁”，這是不對的。詩有達詁，達即通達，詁即是確鑿。
睡不著覺，想說一點。試圖搬史達林，繼續對一些同志作說服工作。我自以為是正確的，如果對立面的同志正確，那我服從。
現在仍然是農民問題。有些同志忽然把農民看得很高，以為農民是第一，工人是第二了，農民甚至比工人階級還高，是老大哥了。農村在有些方面走在前面，這是現象，不是本質。有人以為中國的無產階級在農村，好像農民是無產者，工人是小資產階級。這樣看，是不是馬克思主義的？有的同志讀馬克思主義教科書時是馬克思主義者，一碰到實際問題就要打折扣。這一股風，有幾十萬甚至幾百萬人。至於群眾，也有些昏昏沉沉。於是謹慎小心，避開使用還有積極意義的資本主義範疇----商品生產、商品流通、價值法則等來為社會主義服務。第三十六條的寫法就是證據，儘量用不明顯的詞句，來蒙混過關，以便顯得農民進入共產主義了。這是對馬克思主義不徹底、不嚴肅的態度。這是關係到幾億農民的事。史達林說不能剝奪農民。我國人民公社，不但種子，還有肥料、產品，所有權在農民。國家不給它東西，不進行等價交換，它的產品也不會給你。是輕率地還是謹慎地對待這個問題好呢？修武縣縣委書記，不敢宣佈公社是全民所有制。他第一條是怕有災荒，農業減產了，發不了工資，而國家又不能包下來，不能給補貼；第二條是怕豐產了，國家把糧食調走。這個同志是想事情的，不冒失。我們沒有宣佈土地國有，而是宣佈土地、種子、牲畜、大小農具社有。這一段時期內，只有經過商品生產、商品交換，才能引導農民發展生產，進入全民所有制。
現在，我們有些人大有要消滅商品生產之勢。他們嚮往共產主義，一提商品生產就發愁，覺得這是資本主義的東西，沒有分清社會主義商品生產還資本主義商品生產的區別，不懂得在社會主義條件下利用商品生產的作用的重要性。這是不承認客觀法則的表現，是不認識五億農民的問題。在建國初期，我們利用商品生產團結了幾億農民。在社會主義建設時期，我們有了人民公社，商品生產、商品交換更要發展，要有計劃地大大發展社會主義的商品生產，例如畜產品、大豆、黃麻、腸衣、果木、皮毛。現在有人傾向不要商業了，至少有幾十萬人不要商業了。這個觀點是錯誤的，這是違背客觀法則的。把陝西的核桃拿來吃了，一個錢不給，陝西的農民肯幹嗎？把七裏營的棉花無代價地調出來，會馬上打破腦袋。這是不認識五億農民，不懂得無產階級對農民應該採取什麼態度。恩格斯曾經說過，“一旦社會佔有了生產資料，商品生產就將被消除，而產品對生產者的統治也將隨之消除”。產品在舊社會對人是有控制作用的。史達林對恩格斯這個公式所作的分析是對的，史達林說：“恩格斯在他的公式中所指的，不是把一部分生產資料收歸國有，而是把一切生產資料收歸國有，即不僅把工業中的生產資料，而且也把農業中的生產資料都轉歸全民所有。”“恩格斯認為，在這樣的國家中，在把一切生產資料公有化的同時，還應該消除商品生產。”現在我們的全民所有是一小部分，只佔有生產資料和社會產品的一小部分。只有把一切生產資料都佔有了，才能廢除商業。我們的經濟學家似乎沒有懂得這一點。
史達林說，有一種“可憐的馬克思主義者”認為，應當剝奪農村中的中小生產者。我國也有這種人。有些同志急於要宣佈人民公社是全民所有，廢除商業，實行產品調撥，這就是剝奪農民，只會使臺灣高興。我們在一九五四年犯過點錯誤，徵購糧食太多了，全體農民反對我們，人人說糧食，戶戶談統購，這也是“可憐的馬克思主義者”因為不知道農民手裏到底有多少糧。這還是徵購，只是過頭了一點，農民就反對。曾經有過這種經驗，犯過這種錯誤，後來我們就減下來了，決定只徵購八百三十億斤。現在農民的勞動，同土地和其他生產資料(種子、工具、水利工程、林木、肥料等)一樣是歸他們自己所有的，因此有產品所有權。不知道什麼道理，我們的哲學家、經濟學家顯然把這些問題忘記了。忘記了這一點，我們就有脫離農民的危險。
商品生產不能與資本主義混為一談。為什麼怕商品生產？無非是怕資本主義。現在是國家同人民公社做生意，早已排除資本主義，怕商品生產做什麼？不要怕，我看要大大發展商品生產。我國還有沒有資本家剝削工人？沒有了，為什麼還怕呢？不能孤立地看商品生產，史達林的話完全正確，他說：“決不能把商品生產看作是某種不依賴周圍經濟條件而獨立自在的東西。”商品生產，要看它是同什麼經濟制度相聯繫，同資本主義制度相聯繫就是資本主義的商品生產，同社會主義制度相聯繫就是社會主義的商品生產。商品生產從古就有，商朝的“商”字，就是表示當時已經有了商品生產的意思。把紂王、秦始皇、曹操看作壞人是完全錯誤的。紂王是個很有本事能文能武的人。紂王伐徐州之夷，打了勝仗，只是損失太大，俘虜太多，消化不了，以致亡了國。說什麼“血流漂杵”，紂王殘暴極了，這是《書經》中誇張的說法。所以孟子說：“盡信《書》，則不如無《書》”在奴隸時代商品生產並沒有引導到資本主義。史達林說，商品生產“替封建制度服務過，可是，雖然它為資本主義生產準備了若干條件，卻沒有引導到資本主義”。史達林的這一說法很不準確，應該說：封建社會這個母胎中已經孕育了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
一九四九年七屆二中全會上，我的報告中就說到限制資本主義經濟成分的問題，對資本主義經濟成分不是漫無限制地任其氾濫。從一九五零年開始，我們讓資本主義經濟成分發展了六年之久，但同時已經實行加工訂貨、統購包銷、公私合營，對資本主義經濟成分進行社會主義改造。到一九五六年，他們實際上空手過來了，史達林所說的“一些決定性的經濟條件”，我們已經完全有了。史達林說：“試問，為什麼商品生產就不能在一定時期內同樣地為我國社會主義服務而並不引導到資本主義呢？”這句話很重要。已經把鬼吃了，還怕鬼？不要怕，不會引導到資本主義，因為已經沒有了資本主義的經濟基礎。商品生產可以乖乖地為社會主義服務，把五億農民引導到全民所有制。商品生產是不是有利的工具？應當肯定說：是。為了五億農民，應當充分利用這個工具發展社會主義生產。要把這個問題提到幹部中進行討論。
勞動、土地及其他生產資料統統是農民的，是人民公社集體所有的，因此產品也是公社所有。他們只願意用他們生產的產品交換他們需要的商品，用商品交換以外的辦法拿走公社的產品，他們都不接受。我們不要以為中國農民特別進步。修武縣縣委書記的想法是完全正確的。商品流通的必要性是共產主義者需要考慮的。必須在產品充分發展之後，才可能使商品流通趨於消失。同志們，我們建國才九年就急著不要商品，這是不現實的。只有當國家有權支配一切產品的時候，才可能使商品經濟成為不必要而消失。只要存在兩種所有制，商品生產和商品交換就是極其必要、極其有用的。河南提出四年過渡到共產主義，馬克思主義“太多”了，不要急於在四年搞成。不要以為四年之後河南的農民就會同鄭州的工人一樣，這是不可能的。我們搞革命戰爭用了二十二年，曾經耐心地等得民主革命的勝利。搞社會主義沒有耐心怎麼行？沒有耐心是不行的。
(任衛東 根據 人民出版社 1999版《毛澤東文集》第七卷 434-442頁 輸入)
支持美國黑人反對種族歧視鬥爭的聲明
毛澤東
一九六三年八月八日
現在在古巴避難的一位美國黑人領袖、美國全國有色人種協進會北卡羅來納州門羅分會前任主席羅伯特·威廉先生，今年曾經兩次要求我發表聲明，支援美國黑人反對種族歧視的鬥爭。我願意借這個機會，代表中國人民，對美國黑人反對種族歧視、爭取自由和平等權利的鬥爭，表示堅決的支持。
美國黑人共一千九百余萬人，約占美國人口的百分之十一。他們在社會中處於被奴役、被壓迫和被歧視的地位。絕大部分黑人被剝奪了選舉權。他們一般只能從事最笨重和最受輕視的勞動。他們的平均工資只及白人的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他們的失業率最高。他們在許多州不能同白人同校讀書，同桌吃飯，同乘公共汽車或者火車旅行。美國各級政府、三K黨和其他種族主義者經常任意逮捕、拷打和殘殺黑人。在美國南部的十一個州，集居著美國黑人的百分之五十左右。在那裏，美國黑人所受到的歧視和迫害，是特別駭人聽聞的。
美國黑人正在覺醒，他們的反抗日益強烈。近幾年來，美國黑人反對種族歧視、爭取自由和平等權利的群眾性鬥爭，有日益發展的趨勢。
一九五七年，阿肯色州小石城的黑人，為了反對當地公立學校不准黑人入學，展開了劇烈的鬥爭。當局使用了武裝力量來對付他們，造成了震動世界的小石城事件。
一九六零年，二十多個州的黑人舉行了靜坐示威，抗議當地餐館、商店和其他公共場所實行種族隔離。
一九六一年，黑人為了反對在乘車方面實行種族隔離，舉行了“自由乘客運動”，這個運動迅速地遍及好幾個州。
一九六二年，密西西比州的黑人為爭取進入大學的平等權利而進行的鬥爭，遭到當局鎮壓，造成流血慘案。
今年，美國黑人的鬥爭是從四月初從阿拉巴馬州伯明罕市開始的。赤手空拳、手無寸鐵的黑人群眾，只是由於舉行集會和遊行，反對種族歧視，竟然遭到大規模的逮捕和最野蠻的鎮壓。六月十二日，密西西比州的黑人領袖梅加·埃弗斯甚至慘遭殺害。被激怒了的黑人群眾，不畏強暴，更加英勇地進行鬥爭，並且迅速地得到美國各地廣大黑人和各階層人民的支持。目前，一個全國性的聲勢浩大、波瀾壯闊的鬥爭，正在美國的幾乎每一個州和每一個城市展開，而且還在繼續高漲。美國黑人團體已經決定在八月二十八日舉行二十五萬人的向華盛頓的“自由進軍”。
美國黑人鬥爭的迅速發展是美國國內階級鬥爭和民族鬥爭日益尖銳化的表現，引起了美國統治集團日益嚴重的不安。甘迺迪政府採取了陰險的兩面手法。它一方面繼續縱容和參與對黑人的歧視和迫害，甚至派遣軍隊進行鎮壓；另一方面，又裝出一副主張“維護人權”、“保障黑人公民權利”的面孔，呼籲黑人“忍耐”，在國會裏提出一套所謂“民權計畫”，企圖麻痹黑人的鬥志，欺騙國內群眾。但是，甘迺迪政府的這種手法，已經被越來越多的黑人所識破。美國帝國主義對黑人的法西斯暴行，揭穿了美國的所謂民主和自由的本質，暴露了美國政府在國內的反動政策和在國外的侵略政策之間的內在聯繫。
我呼籲，全世界白色、黑色、黃色、棕色等各色人種中的工人、農民、革命的知識份子、開明的資產階級分子和其他開明人士聯合起來，反對美國帝國主義的種族歧視，支持美國黑人反對種族歧視的鬥爭。民族鬥爭，說到底，是一個階級鬥爭問題。在美國壓迫黑人的，只是白色人種中的反動統治集團。他們絕不能代表白色人種中占絕大多數的工人、農民、革命的知識份子和其他開明人士。目前，壓迫、侵略和威脅全世界絕大多數民族和人民的，是以美國為首的一小撮帝國主義者和支持他們的各國反動派。他們是少數，我們是多數。全世界三十億人口中，他們最多也不到百分之十。我深信，在全世界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的支持下，美國黑人的正義鬥爭是一定要勝利的。萬惡的殖民主義、帝國主義制度是隨著奴役和販賣黑人而興盛起來的，它也必將隨著黑色人種的徹底解放而告終。
(任衛東 根據 人民出版社 1999年版《毛澤東文集》第八卷 328-331頁 輸入)
中國人民堅決支持巴拿馬人民的愛國正義鬥爭
毛澤東
一九六四年一月十二日
目前巴拿馬人民正在英勇地進行的反對美國的侵略、維護國家主權的鬥爭，是偉大的愛國鬥爭。中國人民堅決站在巴拿馬人民的一邊，完全支持他們反對美國侵略者，要求收回巴拿馬運河區主權的正義行動。
美帝國主義是全世界人民最兇惡的敵人。
美帝國主義不僅對巴拿馬人民犯下了嚴重的侵略罪行，精心一意地策劃扼殺社會主義的古巴，而且一直在掠奪和壓迫拉丁美洲各國人民，鎮壓這些國家的民族民主革命鬥爭。
在亞洲，美帝國主義霸佔著中國的臺灣，把朝鮮南部和越南南部變作它的殖民地，對日本實行控制和半軍事佔領，破壞老撾的和平、中立和獨立，陰謀顛覆柬埔寨王國政府，對亞洲其他國家進行干涉和侵略。它最近又決定把美國艦隊派到印度洋，威脅東南亞各國的安全。
在非洲，美帝國主義加緊推行新殖民主義政策，力圖取代老殖民主義者的地位，掠奪和奴役非洲各國人民，破壞和撲滅民族解放運動。
美帝國主義的侵略政策和戰爭政策，也嚴重地威脅著蘇聯、中國和其他社會主義國家。它還力圖對社會主義國家推行“和平演變”政策，實行資本主義復辟，瓦解社會主義陣營。
美帝國主義甚至對它在西歐、北美和大洋洲的盟國，也實行“弱肉強食”的政策，力圖把它們踩在自己的腳下。
美帝國主義稱霸全世界的侵略計畫，從杜魯門、艾森豪、甘迺迪到詹森，是一脈相承的。
社會主義各國人民要聯合起來，亞洲、非洲、拉丁美洲各國人民要聯合起來，全世界各大洲的人民要聯合起來，所有愛好和平的國家要聯合起來，所有受到美國侵略、控制、干涉和欺負的國家要聯合起來，結成最廣泛的統一戰線，反對美帝國主義的侵略政策和戰爭政策，保衛世界和平。
美帝國主義到處橫行霸道，把它自己放在同全世界人民為敵的地位，使它自己越來越陷於孤立。美帝國主義手裏的原子彈、氫彈，是嚇不倒一切不願做奴隸的人們的。全世界人民反對美國侵略者的怒潮是不可阻擋的。全世界人民反對美帝國主義及其走狗的鬥爭一定會取得更加偉大的勝利。
(任衛東 根據 人民出版社 1999年版《毛澤東文集》第八卷 354-356頁 輸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