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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中國關懷網絡

一個徵募對基督、對中國火熱的心

以認真、嚴肅的態度

討論基督教與中國的試辦自立網站

回應、投稿專用信箱: tzuren@ms19.hinet.net

 

建站時間199877日 更新日期:1998年8月8日

〔中國教會合一資源網絡〕〔中國教會歷史顯影〕〔研究論文資料庫〕〔與我們聯繫〕

〔教案〕〔八國聯軍〕〔義和團〕〔鴉片戰爭〕

〔聯軍與大沽口戰役〕〔中國近代史〕〔中國教會現狀〕

精彩文章


迎接九七•七一,邁向基督宗教與中國互動相與之新紀元

 

近代的基督宗教與中國的接觸

傳說使徒多馬曾到過中國傳福音。不管事實如何,至少由唐貞觀九年(公元635年)

聶斯脫利派之傳教士來長安建立「景教」開始,基督宗教在中國傳佈的方式與策略

和近代相比是非常不同的!基督宗教文化與中國文化並非沒有內在的衝突,但在早

期傳教士謙恭卑微的態度下,尚不至發生大亂子。在鴉片戰爭之後,,基督宗教無論

在傳教拓展各方面均遭受到了前所未見的困難。我們不禁要問,這到底是什麼道理?

是福音的預工原本便具有的困難,還是中國不適合基督宗教,是塊「硬土」?現在看

來,恐怕最大的原因應該是當時基督宗教的傳佈者、信仰者與近代影響中國甚劇的帝

國主義侵華野心與其產物:不平等條約之間割不斷撇不清的干係所致!

 

我們以新教來華傳教的第一人:馬禮遜(Robert Morrison)宣教士為例。馬禮遜1807

進入中國,1809年即被從事對華鴉片貿易的東印度公司聘為翻譯,更於1816年被任為

英國使臣阿美士德的翻譯官,1834年接受了任命為副領事的職位。關於英國將鴉片販

賣給中國的政策與行徑,馬禮遜沒有任何理由不知道。當然他的錯誤不在他服職於東

印度公司或使館,但是他的生前(於鴉片戰爭前1834年逝世於廣州)並無任何對英國

販賣鴉片的作法不當,發出先知性的反省與批判言論的事實,則大大失去他的基督徒

立場!

 

在馬禮遜傳教的時代,中國還是禁教的,宣教士不得不依附在公司,以職工的身份來

華「非法」宣教。但鴉片戰爭打下來,開了簽訂不平等條約的先例之後,接連戰爭後

的條約裡,都有傳教士參與制訂條約,並在其中加入傳教條款,以便更加深入內地「

合法」傳教。於是有傳教士改變了先前明、清時代傳教的謙遜作風,以種族優越感的

意識傳教。他們企圖以「西方基督宗教」的面貌(請注意,這些傳教士心目中的基督

宗教面貌充其量不過是西方傳教士的想法,不代表基督我們的上帝要加在中國領土的

主張),從根本上改組中國文化,更藉不平等條約與武力保障粗暴地干涉內政,遂引

發一連串的嚴重教案。這些教案的後果是西方更因此作為侵略中國的合理化藉口,進

一步更深更狠地強取豪奪、瓜分中國。

 

雖然早在明末清初就有教案的發生,但都不致於像上述時期在範圍、深度上的嚴重!

而且,這些教案的發生時機有明顯的高峰期:1844年、1862年、1874年、1884年、1895

年與1900年,都對照到中國(請注意,包含台灣省)受到外國勢力欺壓侮辱的最高峰:

1842南京條約的簽訂(開端)到1844中法黃埔條約的簽訂(爆發)、第二次鴉片戰爭、

日美侵臺、中法戰爭、甲午戰爭、與八國聯軍。雖然教案發生的原因是錯綜複雜的,

也可能是中國人民因面抗壓迫,而起的的民族仇恨與排外行為錯加在當時所見洋人比

例最多的機關團體(教會)而不是基督宗教豐富的、具有真實、美善生命力的內涵本

身被排斥,但是基督宗教在中國自此被加上了「洋教」、「船堅砲利保障下的強制信

仰」,甚至「為西方帝國主義服務」等的稱號,卻是至今仍為大眾所認定的事實!既

使如此,另一方面也有許多傳教士挺身而出,向西方列強(尤其是英國)發出譴責之

聲,因鴉片戰爭為英國感到羞恥,甚至宣布放棄領事裁判權,發生教案時不向中國求

償也不向母國伸張者。這當中最有名的代表乃是內地會的創辦人戴德生宣教士(James

Hudson Taylor)。但追根究柢地看,基督宗教與中國國難的來源族群的高度相關與重

疊性,增加了在中國傳教的難度。

 

鴉片戰爭vs近代中國

現在生活在台灣的中國人,已經愈來愈難體會到以前帝國主義對中國的迫害之深與壓

榨之狠的情境。學界高舉後現代、後殖民理論,認定民族主義已落後過時;政治圈分

離主義、台獨獨台主張充斥;教會界唯恐挑起仇恨、反教情緒,而對相關的中國近代

以來的基督宗教宣教史也採取幾乎不加聞問的政策。就連因為「聯考要考」而最清楚

的中學生也身陷於一連串條約、賠償金額數字與事件之中難以自拔。總之,大家在教

外建立了教內共識「忘記背後、努力面前」!

 

但是,我們做為基督徒,尤其是近代的中國基督徒,更應該學習到前人留下的教訓:

不應光是興奮於傳教範圍、人數、「果效」、氣勢的利我因素,而不好好地處理文化

與社會的問題。若是使全人口50%的「入教」(請注意,入教不代表在主前的得救)

的可能因素或手段會帶來另外50%因而跌倒不信,我們相信愛我們的主不會贊同我們

這麼做的:因為祂會為失去一隻羊而放下另外的「九十九」隻,去找尋失去的那「

一」隻羊,何況在中國當時基督徒人口是那樣的相對少數!

 

以近代中國國難的開端鴉片戰爭為例。英國政府為了打破進不了中國國民經濟市場的

境況,以不道德的手段:販賣鴉片,並拒絕承認中國有拒絕進口鴉片的權力而將禁煙

事件解釋為「妨礙公平貿易」,進而出兵中國。由表一可以看出:在1820年與1826年,

中國的白銀雖然是入超的狀況可是卻不斷減少,終至1830年成為出超白銀3,887,972兩,

且於1833年達到出超4,340,589兩。在鴉片消費激增額方面,由1816年的4,084,000銀元,激

增至1837年的19,814,000銀元。表二鴉片輸入中國的激增年平均由1815-1819年的4,420箱,

暴增至1835-1838年的35,445箱;同時英印政府的鴉片收入年平均由1815-1819年的6,530,564

銀元,增至1835-1838年的14,435,250銀元。這樣卑鄙惡狠很地強取豪奪,乃是建立在對

中國人民生存權的極度漠視上,與現今動不動強調人權的面貌相差不只千萬里!對已

被踐踏在地的民族自尊心來說,將無處、無法宣洩的憤恨傾洩在舉目所見的外來族群

事務、族群上,與現在仍有許多民族知識份子排拒基督宗教是當然而可理解的結果(

這並不是說明教案發生的合理性)!

 

鴉片戰爭中國戰敗了。雖然不能將所有的屈辱全然怪罪洋人而無視於自己政府的腐敗

無能,基督宗教和近代中國國難的結合卻在此始作俑者,使得基督宗教、中國的文化

涵化過程除了家族和教會的個人主義式的傳佈衝突尚未獲得解決又再加上了國家政治

體系與教會屬國的政治、武力對抗而激起的對教會、信仰的民族主義揚棄。這樣錯綜

複雜的意識糾葛,不但致使中國幾代的民族士紳、知識份子對基督宗教美善的深刻內

涵無感與忽視,更進而以「洋」字號灌在「教」上,以各樣方式在各個時代反制基督

宗教在中國的傳佈與拓展。

 

這樣的情況,筆者認為絕不能輕易地以「敵基督」來看待這些反教的士紳、知識份子、

政黨甚至人民!要改變基督宗教在中國為「洋教」的面貌,我們必須回到原點,柔順

謙卑地在上帝和人民面前,靠著祂的力量悔改、逐一解決我們早就該解決的問題。

 

迎接九七•七一,邁向中國苦難的終結和基督宗教與中國互動之新紀元

從香港被英政府強佔到現在一百五十餘年,中國經歷了許多苦難:被瓜分、強佔而被

迫領土分裂,自尊心甚至在站起來之後仍不大健康!統治者也被只片面認識到基督宗

教而未全面認識基督的無神論者取代了。對於中國,尤其對於在台灣的基督徒來說,

不應該一味認定這是災難。反而要認識到上帝對我們的教訓和警惕,真正實現主要我

們「盡心、盡力、盡義愛主我們的上帝,其餘(指人)也相仿」的最大誡命才是。

 

現在一九九七的七月一日來臨,香港要回到我們中國的家園了。我們在主裡深深盼望

這是咱們中國與中國教會近代苦難之真正終結的開始而不是另一個抵制與苦難的開始

!在這當頭是要歡歡喜喜滿心期待的盼著和人民一起建立新關係,還是要像以前日本

侵華時代開城門迎日軍佔領、在教會參拜神社等一般再一次悖離中國人民擺脫恥辱的

心願,以「反對中國併吞」在歷史上在一次寫下讓迷失的羊永遠迷失的見證!讓基督,

讓基督的真善美,讓基督宗教真正摸到全中國人民的心,來改變我們自己,改變中國,

改變基督宗教在中國,邁向基督宗教與中國互動相與的新紀元!

 

表一

年度

中國鴉片消費激增*

中國白銀流出流入**

1816

4,084,000

 

1820

8,400,800

入超5,512,380

1826

 

入超1,228,464

1830

13,744,000

出超3,887,972

1833

 

出超4,340,589

1837

19,814,000

 

 

表二

年份說明

鴉片輸入中國的激增年平均***

英印政府鴉片收入的激增年平均*

1815-1819

4,420

6,530,564

1835-1838

35,445

14,435,250

以上表格資料取材自人間出版社舉辦之「一個半世紀的滄桑:香港155年歷史照片展」圖片說

明。*單位為銀元 **單位為兩 ***單位為箱。

 


對台灣基督長老教會「台灣共和國運動發起大會」的兩點質疑

 

「我的國不屬這世界。我的國若屬這世界,我的臣僕必要爭戰,

使我不至於被交給猶太人,只是我的國不屬這世界!」

(約翰福音1836節)

 

做為台灣基督新教最大教團組織的台灣基督長老教會(以下作長老教會),歷來在社

會關懷、政治參與上極為熱誠,曾於1971年(「長老教會對國是的聲明與建議」)、1975

年(「我們的呼籲」)與1977年(「長老教會人權宣言」)分別發表所謂的「三個宣言、

聲明」。日前(815日)該教會參與發起名為「台灣共和國運動發起大會」,紀念

宣言宣布二十週年並推進「正名運動」,似乎非常自豪於當年與現在對建國理想,對

台灣社會與人民、基督信仰的執著與堅持。

 

這樣的新聞事件對一般非基督信徒的民眾並不奇特,但身為基督徒,筆者以認真看問

題而不以攻訐為出發點,覺得有必要發言,供長老教會與各社會先進們參考。

 

首先筆者要質疑長老教會將「社會—政治」意願與行動聯繫上宗教信仰,再以神學術

語包裝的適切性!

 

在三個聲名與宣言中,長老教會提醒我們,做為信徒,他們將基督信仰中上帝的特性:

全人類的主、公義的審判者、賞賜人權與鄉土……等,作為各篇的開頭與貫穿文件的

主要指導思想,倡議教會為社會正義發言,關懷鄉土。雖說這些信條並不與純正信仰

衝突,但由於忽略了上帝其他重要特性:祂是忌邪的神(出埃及記205節),恨惡

一切的罪惡(詩篇54~5節);憂傷痛悔的心祂不輕看(詩篇5117節);祂喜愛憐

恤不喜歡祭祀(詩篇508~15節,5116節)等等,著實將上帝片面化,描述為一尊

獨獨對政治公義懷特殊關懷的神祇!

 

在台灣近代歷史的進程中,由於處於殖民統治之下,長老教會因著統治者的壓力而導

致了在信仰上的軟弱與民族意識上與民眾的偏離。時過境遷,筆者並不想藉由指責的

方式,詳實地在本文列舉出來。作為公義的、賜與鄉土、人權的上帝,作為忌邪、以

豐盛恩典與慈愛等人悔改(詩篇325節)的「全人類的主宰」與「審判的主」,這

兩大特性似乎對長老教會沒有作用!長老教會也僅以兩行的評論(見《台灣基督長老

教會百年史》第248頁,第7~8行)方式紀錄,而絲毫沒有痛悔的意念。

 

第二,如此自以為義地認定自身在台灣數十年來「民主化」轉型過程中扮演的角色,

並不見得那麼具有先知的性格,乃是和耶穌受釘前尚未徹底改變的彼得或奮銳黨(一

個激進猶太民族主義團體)的西門一般,草莽有餘而先知性格不足!

 

做為台灣基督新教最大教團,無視於近代宣教史中教會對帝國主義批判的迫切性,

相反把反蔣、反國民黨、反帝國主義情緒錯置於中國,將所有帝國主義危害中國而引

起的教案視為亂黨強盜,將違反中國民眾意願的分離主義言論自抬為亂世中明燈般先

知綱領!近年來長老教會掀起研究南美解放神學的風潮。不知是研究者語言能力不強

還是學識不深,似乎都沒有理解到:解放神學家們(如Gutierrez等)在其神學作品中,

一再對於造成現在中南美洲的低度發展與對第一、第二世界國家帝國主義嚴重的依賴,

對於依附統治政權的教會之深切的譴責與批判,用意即在擺脫帝國主義宰制,歸回、

發展自己國家、教會的道路。長老教會研究者的理路一轉卻變成將祖國中國置於帝國

主義(原當受批判)的地位,將「建立新而獨立的國家」置於其歸回、發展自己國家、

教會的道路(原應歸回被殖民的母國)的地位。

 

這樣神學理解詮釋的轉折,說明了長老教會核心神學家與知識份子的用意:將原本應

該是個人意願、主張的意見,生硬、片面地將聖經(基督信仰之最高權威)與神學研

究成果(具有相當「進步」、「批判性」的標籤效果)牽扯進來,尋求其個人主張的

信仰倫理正當性,能夠經過其精密加工之後的背書動作得到強化,以達成在其宗教團

體內部宣揚該主張的舉措因而免遭一般信徒的質疑。一般政治與教會的議題,對主張

分離處理的基督徒來說,多是引用耶穌所說:「該撒的物,當歸給該撒;上帝的物當

歸給上帝」(路加福音2019~26節)。筆者不想斷章取義地討論到底「該用哪一章哪

一節」作為信仰倫理來對待這議題,但是對於長老教會有意識地、選擇性地引用聖經、

神學觀點以為「品牌保證」則十分不以為然。

 

耶穌在審判祂的彼拉多面前兩次提到我的國不屬這世界,祂說:「我的國不屬這世界。

我的國若屬這世界,我的臣僕必要爭戰,使我不至於被交給猶太人,只是我的國不屬

這世界!」(約翰福音1836節)這意謂著什麼?是不是說明純粹熱情地、不加以在

上帝裡反省、批判、檢驗地擁護世上的政權、政治主張,至少不是耶穌的行動邏輯?

 

香港回歸中國前,長老教會以大手筆的投資號召,設網站Say No to China、文宣媒體宣

傳號召,期望能動員牧長、信徒達十萬人參加,各教會聖歌隊、各神學院校、各中會

婦女合唱團...等踴躍加入千人合唱團。如此的舉措,完全站在分離主義的立場,

不思考反省包括台灣在內的中國基督徒,近兩百年來受宣教士參與不平等條約的制訂、

人民對於教會與帝國主義勢力聯合的惡劣印象而生嚴重的誤解等等,在宣教史上重重

的罪孽與錯誤,而以略去歷史事實的角度與看法主張「對中國說不、Say No to China」,

舉辦「為台灣祈禱大會」。光是興奮於「傳教範圍」、「人數」、「果效」、「氣勢」

的利我因素來辦2000年福音運動,而不好好地處理文化與社會的問題,扼殺內地同胞

重新認識福音、認識教會、認識上帝的機會,反而使誤解加深、疑懼加大,作為上帝

國度之地上可見模擬的教會,如何面對末日主的責難!

 

若是使全人口50%的「入教」(請注意,入教不代表在主前的得救)的可能因素或手

段會帶來另外50%因而跌倒不信,我們相信愛我們的主不會贊同我們這麼做的:因為

祂會為失去一隻羊而放下另外的「九十九」隻,去找尋失去的那「一」隻羊,何況在

中國(內地與台灣)基督徒人口是那樣的相對少數!

 

Say No to China」、「台灣共和國運動發起大會」引起的熱潮與人潮再怎麼大,作為

基督信徒的我們(筆者與長老教會)都得在信仰前虔誠反省、得力量,才能不失信徒

的立場。隨意將「社會—政治」意願與行動套上宗教信仰、神學術語,指示徒增信仰

的矛盾與困擾而已,願大家三思!

 


三自精神對中國教牧的重要性

 

前言:中國教牧的困難

綜觀中國教會歷史,我們可以知道基督宗教無論在神學、教牧上都遇見了極大的難題。

若以教內的範圍、人數做為指標來評量,無論在哪一個階段:景教(王治心,1996

126-140)、也里可溫教(王治心,1996179-189)、耶穌會(王治心,1996198-208)、

馬禮遜(王治心,1996209-217)、當代(唐逸,1993444-458),一般地說中國教

牧要不是在人數、範圍上推展不開,便是處在國難時期下,「人數」(麵粉教之嫌)、「

範圍」(不平等條約壓迫之下)才得以展開短暫的局面。當國難結束、不平等條約廢

止到現在中國在政治、經濟上要抬起頭來了,我們才發現這局面其實根基不穩而且充

滿危機的(蔣佩芬,198327-30)!

 

探索、歸因的嘗試

我們不禁要問:原因到底在那裡?

 

是傳道人不用心嗎?恐怕沒那麼單純:歐美等「新派」充斥的國家地區,相較之下,

我們不但在學術論文上面討論中國教牧問題的文章數量、質量上不會輸人,在實踐的

教牧工作上更是不輸人地認真苦幹!是宣教策略犯下的錯誤嗎?好像也不盡然!與

我們在殖民經驗、國家分裂等狀況都相類似,也是處在相同的世界體系宣教脈絡下

發展起來的韓國教牧,似乎與我們的境遇大不相同!他們的信教人數對內比例)與傳

教範圍(對外宣教)的復興不但是我們有目共睹,在屬靈與神學的建樹更是使我們刮

目相看。

 

提筆至此,我們該要作個正確的歸因了。讓我們先將問題攬在自己身上吧!就我個人

的認知與接觸的韓國教會與同學,他們對於無論是美國、日本、德國、英、法…等帝

國主義國家在歷史上的壓迫是警惕且厭惡的。有一次吃飯時中國同學講起日文的幾個

單字,同桌的韓國同學眼中馬上流露出的並不是對其語言天分羨慕的眼神,而是討厭

與不解:有何種需要在中國人之間要講日本話?經過解釋之後才理解:作為日本殖民

過的韓國人,他們不喜歡講日本話。我們反觀同樣被日本殖民過的台灣省民,卻對日

文、日貨特別衷情。這現象也在宗教界發生。不僅是對日文,美語也是一樣,君不見

英文聖經在教會界是因為會使用的人不普遍,否則它的權威性雖然小於希伯來、希

臘原文聖經,在大家心目中可大大超越和合版!常見傳道人輕易批評和合版這裡那

裡翻譯不好,卻不見自己在中文「鑑」、「賞」能力的高度是否足以作這經文批判

的工作。

 

國家:獨缺的環節

這些發現使我做一系列的思考、探求。我的歸因是:中國的教牧問題主要存在於與國

家社會間鍵節鬆脫,甚至斷裂的影響下,使得基督新教一直處於洋教的地位,一直讓

中國教牧只作為關起門來意義上的「中國教牧」,並未建立在全中國—無論國家或人

民的意義之上;也就是說只有中國基督教內的教牧而不存在中國教牧!回顧中國在近、

現、當代的現代化歷程之中基督教進入近代中國,基督徒一直扮演著積極的鼓吹者的

角色固然沒錯,但是這過程明顯地奠基在船堅砲利的恫嚇與種族優越/中心主義(ethno-

centrism)意識型態為本體的文化涵化(acculturation)過程,也是不爭的事實。當中不但

牽扯到傳統/現代、東/西衝突,最重要的是:當幾乎全體中國人民,自販夫走卒到貴

族、知識份子,全範圍的、相對於帝國主義侵略國家之民族主義情感的民族主義,熱切

維護民族自尊與民族情感的呼求在此過程挑旺起來了 ,外向性地要求民族地位與尊

嚴的平等自由、內向性地要求各民族一律平等自由而且全民對國家(非政黨)的忠誠

與效忠時,西方傳教士、中國教牧、基督徒不但缺席,反倒常常扮演反面角色!我們

中國教牧人員儘管在對自己、家庭、社區居民等工作作得不比任何人差,但由於與國

家這一環關係老是缺乏正確的處理與面對,在中國特殊的社會歷史經驗之中,獨獨敗

下陣來,使中國教牧人員一直很難在「全民」的範圍內探討教牧問題,只能關起門來自

己談談。因未在中國近代歷史發展進程中的關鍵時刻(critical moment)「站對位置」,

上述中國教牧人員與中國基督徒一道站在反中國或無視中國近代國難的一邊,我們可

以從幾項例子看出來:

 

首先,在宣教士初期誤判而影響的情況下,對於洪秀全的太平天國,我們基督徒先

是站在贊成的一方,爾後才因其信仰偏差而反對之,但這已經是一種反清(中國)

的舉措;對於孫文革命的初期,我們卻是站在反對的立場,因為革命是危害列強蠶食

鯨吞中國的利益的,而這恰恰是違反中國全體人民願望的 !更如新教到中國的第

一位傳教士:馬禮遜(Robert Morrison),他本身對「領事裁判權」的倡議(見蔣佩

芬,198362);其子馬儒漢不但加入鴉片戰爭英國侵略軍,更參與起草第一份不平

等條約:南京條約(同前書,198362);內地會創辦人戴德生在1888年倫敦舉行的

基督教傳教百年工作大會上的發言,聽起來和殖民、帝國主義者的論調並無二致:「

在廣大中國土地下面,蘊藏著世界上最豐富的礦藏,這是偶然的嗎?上帝對於能提供

全世界兩千年之用的這樣巨大煤田,沒有祂的旨意嗎?…現在中國是離我們很近了…

整個中國已經向我們開放,現在靠著條約所給予的權利,我們手裡拿著護照,就可以

很安全而舒適地由公路或江河,旅行到中國的任何一省」(同前書,198364);同

屬內地會的丁韙良(William A. P. Martin)更在他所寫的《北京被圍目擊記》中詳細提

及自己如何拿起步槍射殺和搶劫中國人的情形(同前書,198365);義和團事變所

引來的八國聯軍,據英國目擊者普迪姆爾《庚子使館被困記》的記錄,聯軍不但搶

劫、放火、姦淫,甚至禍及教民,且有欲強姦教會學校女生於宿舍者(見唐逸,1993

456);鞏韓森在《宣教事業與清末事業》中記錄:「尚書崇綺奔走保定,他的眷屬

則盡為聯軍所據,驅逐到中國朝廷記天的神聖天壇次第輪姦以為戲樂,少長老幼無得

免者(同前書,1993456);日本甲午戰後進軍台灣省時,打開台南城門與台北城門

的人均為某教會的人士:巴克禮傳教士與李春生長老;日據時期的皇民化運動某教會

答應在聚會前後參拜神社與進行皇宮遙拜(見鄭連明等編,1965/1995103257;陳南

州,199174~82)……等,對於無視無告的中國國難,雪上加霜的情形不勝枚舉!

 

這種種事蹟,令中國人民自然產生疑問:基督教的根本教義是愛上帝與愛人如己,甚

至被要求得愛仇敵;然而基督教文明所培育起來的、為保護基督教在他國境內「自由

傳教事業」的軍隊,乃至不少有「重生」經驗的西方傳教士,卻是如此充滿對同樣為

人的中國人的仇恨行為,那麼基督教對中國、對中國人的意義或好處是建立在怎樣的

脈絡、怎樣的光景下呢?中國人一旦成為基督徒,對家族、民族採取的分離式思考:

不先靠主耐心努力在行為上作光作鹽來改變人心,準備受苦難、付代價(可13:13並且

你們要為我的名被眾人恨惡。惟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反而在不求理解的境況

下將一切不順遂歸因為逼迫等對立的情境,這樣的作法簡直是在屬靈征戰上丟盔棄甲!

不與自己民族同存亡的基督徒,與在耶穌被抓當晚四散的門徒有什麼分別?畢竟,最

後門徒悔改了,但是我們中國基督徒至今不敢不要面對這事!

 

一句話,我們中國基督徒在皈依基督之後,給人民的印象是成為一個「國難時期的洋教

信仰者」而非「中國基督徒」;也就如曾流行在中國的俗諺:「中國每增加一名(基督)

教徒,中國便少一名公民」!歸正基督之後,恐怕除了傳教/拓展「版圖」 的熱切情感

之外,其餘一切原生的情感幾乎完全割裂!反而我們與第一世界的思想觀、宗教觀與神

學的連帶關係太近並且依賴得深刻牢固了。不僅如此,傳教精神、方法幾乎原單照收。

事實上唯有我們努力讓基督事件與基督信仰在中國多民族脈絡文化下發生意義上的連

結而非割斷,中國範圍內有「果效」的教牧才能成為可能!

 

三自精神v.s.中國教牧的難題

這樣反省精神的聲音,其實在中共建政之前,早在民國時代便已經提出了(顧衛民,

1996442-473;唐逸,1993460)。這樣的聲音形成了日後的三自 要求:自立、自

養、自傳:在人事組織、經費、政策與教牧、神學上的獨立自主,以中國人的領受與亮

光出發。這樣的策略或政策的必要與合法性,在飽受近兩百年國難的中國,是無庸置

疑的。

 

依我之見,三自精神是原則問題,說明了當代基督教在近代中國歷史近程裡的教牧經

驗總結:如何讓基督教不再是洋教,如何讓基督的形象不再是金髮碧眼的白人,如何

讓中國基督徒也具備中國的「公民意識」(就像美國基督徒當具備美國的公民意識、

英國基督徒也當具備英國的公民意識一般自然)…這些唯有以三自的原則才能解決。

 

在聖經理,三自精神也是作為原則見於使徒行傳與保羅諸書信。因為我們不曾見過使

徒的教訓超出福音真道與教牧原則之外,干預所創立的諸教會的經費、人事、政策等

等方面的經文記載,反倒是在真理上多多地激勵信徒,甚至凡物公用時期也是信徒自

行處理的原則下行事,使徒權柄只有在以主道教訓、督責人時才使用。這樣的模範使

得使徒實際的形象是專一地祈禱傳道,而非庶務性地管理飯食(徒64)。

 

在近代中國教牧歷史發展的脈絡之下,經過對殖民主義與帝國主義壓迫而萌發的反帝、

反封建風潮:要求肅清一切外國帝國主義影響,建立中國的主權(sovereign),中國基

督教做為政治場域與宗教場域中的存在當然不能迴避這一要求!三自精神便是針對

中國的社會情況具像化的解決方案,因為透過在人事、經濟與教牧上的獨立自主,一

方面達到了上述清除帝國主義勢力的餘孽,一方面也使中國基督教獲取一個新的身

份:「中國的基督教」。在合於真理教導下的中國神學反省、靈修、頌讚、禮儀,沒

有道理要從頭至尾由非中國人來完成、完善,這是普世皆知的事實。將中國教牧獨缺

的環節接上,只有實踐三自的精神,而且,不因政治氣候變遷而變化:就算有一天兩

岸統一、世界對中國友善有好,所有「地下」教會完全地上化了,三自愛國會的名稱

不在需要強調、存在而去除消失,這個原則不但不能也不應改變!

 

三自精神的誤用與危機

然而,在明顯受帝國主義勢力影響的台灣教會與分離主義聲浪,不但錯誤地將三自原

則運用在國族 之內與統獨之爭之中,實際上毫無反省能力地違反了三自原則,保持、

加強與更深地依賴與外國差會關係,反而疏遠、將反省茅頭指向「中國」教會!同樣

是第三世界國家的拉丁美洲地區、韓國等地的神學家所提出的處境化神學,如解放神

學、民眾神學,針對殖民、帝國主義迫害,反省的對象一直是第一世界,從未落在第

三世界甚至自己國家當中,但是依樣畫葫蘆的台灣教會,卻用這些處境化的概念與詞

彙,建立分離主義神學體系,這不但是學藝不精的結果更是理念論域標的之錯亂、錯

置的畸形現象!甚至這樣情緒化、外表學術而內裡胡搞的意識型態也見於基要派、福

音派的陣營之中。如1997年出版的第一本華人圈對1949年後中國教會發展史的「學術」

著作之中,我們能見到的客觀學術描述與歷史之在呈現實在不多,但是籠統的二分法,

情緒性、未加討論驗證的字眼:獨裁、極權、官方控制等等比比皆是!趙天恩等呈現

出來的竟然仍然跳不出1988年學者對其觀點的批評 :「他將自己對於共產主義與自

由派神學的反感強加於中國的情境之中,要從中國的社會—政治現實中幻想出他的神

學與宣教學的關懷」!我自己的評語是:這本書其實像極了白色恐怖時期的三民主義

課本或是反共文章,所有事件的來龍去脈的交代與歸因全部只指向:共產黨是邪惡的。

作為一部應具備強烈嚴肅的反省企圖探討中國當代教會發展的歷史論述之中,存在這

樣多明顯主觀、價值判斷的論述,其學術性價值與可靠性根本蕩然無存!

 

然而可惜的是,這些都一直是做為中國教牧的主流聲音存在於台灣、北美地區的教會

之中,認真、嚴肅的糾正與反省聲音未曾聽聞!除非上帝對人類的福音,祂親自容許

在對錯不分、未達目標不擇手段的方法與意圖下完成,不然我們在祂的面前總有要對

這些歷史清楚交帳、對付的一天!這樣根本的、原則性的問題,深深期待中國教牧人

員在主的光照之下得到應有的關注。由上述論述我們可知:三自精神這一原則弄對了,

才能討論到實際教牧上的種種作法的正、誤討論與取捨。在中國歷史脈絡下,相信三

自的重要性將會一直存在,只是盼望逐漸不再是「強調」的重點,這樣才代表我們彌

補前人誤失有了具體成果。

 

參考書目

中國大百科全書編委會,《宗教百科全書》,北京:中國大百科全書

出版社,1994年。

王治心,《中國宗教思想史大網》,原1931年出版,現由北京:東方出

版社1996年出版。

唐逸,《基督教史》,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3年。

陳南州,《台灣基督長老教會的政治倫理:從台灣基督長老教會三個聲

明、宣言來建構台灣教會的社會、政治倫理》,台北:永望,1991年。

蔣佩芬等編,《怎樣做一個傳道人》,上海:中國基督教協會,1983

劉小楓,《現代性社會理論諸論:現代性與現代中國》,香港:牛津大

學出版社。

顧衛氏,《基督教與近代中國社會》,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

鄭連明等編,《台灣基督長老教會百年史》,台南:台灣基督長老教會,

1965/1995年。

葉仁昌,《近代中國的宗教批判:非基運動的再思》,台北:雅歌,

1988年。

Wickeri, P. L. Seeking the command ground: Protestant Christianity, the

Three-Self Movement, and Chinas United Front, New York: Obris Books, 19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