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片子与民族自信心 我生在北京西郊大学区里。长大以后，到美国留学，想要恭维港 台来的同学，就说：你国语讲得不坏！他们也很识趣，马上恭维 回来：不能和你比呀。北京乃是文化古都，历朝历代人文荟萃， 语音也是所有中国话里最高尚的一种，海外华人佩服之至。我曾 在美国华文报纸上读到一篇华裔教授的大陆游记，说到他遭服务 小姐数落的情形：只听得一串京片子，又急又快，字字清楚，就 想起了“老残游记”里大明湖上黑妞说书，不禁目瞪口呆，连人 家说什么都没有去想-我们北京人的语音就有如此的魅力。当然 教授愣完了，开始想那些话，就臊得老脸通红。过去，我们北京 的某些小姐(尤其是售票员)在粗话的词汇量方面，确实不亚于门 头沟的老矿工-这不要紧，语音还是我们高贵。 但是，这已是昨日黄花。今天你打开收音机或电视机，就会听到 一串“嗯嗯啊啊”的港台腔调。港台人把国语讲成这样也会害臊， 大陆的广播员却不知道害臊。有一句鬼话，叫作“那么呢”，那 么来那么去，显得很低智，但人人都说。我不知是从哪儿学来的， 但觉得该算到港台的帐上。再发展下去，就要学台湾小朋友，说 出“好可爱好高兴噢”这样的鬼话。台湾人造的新词新话，和他 们的口音有关。国语口音纯正的人学起来很难听。 除了广播员，说话港台化最为厉害的，当数一些女歌星。李敖先 生骂老K(国民党)，说他们“手淫台湾，意淫大陆”，这个比方 太过粗俗，但很有表现力。我们的一些时髦小姐糟蹋自己的语音， 肯定是在意淫港币和新台币-这两个地方除了货币，再没什么格外 让人动心的东西。港台人说国语，经常一顿一顿，你知道是为什 么吗？他们在想这话汉语该怎么说啊。他们英语讲得太多，常把 中国话忘了，所以是可以原谅的。我的亲侄子在美国上小学，回 来讲汉语就犯这个毛病。犯了我就打他屁股，打一下就好。中国 的歌星又不讲英文，再犯这种毛病，显得活像大头傻子。电台请 歌星做节目，播音室里该预备几个乒乓球拍子。乒乓球拍子不管 用，就用擀面杖。这样一级一级往上升，我估计用不到狼牙棒， 就能把这种病治好。治好了广播员，治好了歌星，就可以治其他 小姐的病。如今在饭店里，听见鼻腔里哼出一句港味的“先生”， 我就起鸡皮疙瘩。北京的女孩子，干嘛要用鼻腔来说话！ 这篇文章一直在谈语音语调，但语音又不是我真正关心的问题。 我关心的是，港台文化正在侵入内地。尤其是那些狗屎不如的电 视连续剧，正在电视台上一集集地演着，演得中国人连中国话都 说不好了。香港和台湾的确是富裕，但没有文化。咱们这里看上 去没啥，但人家还是仰慕的。所谓文化，乃是历朝历代的积累。 你把城墙拆了，把四合院扒了，它还在人身上保留着。除了语音， 还有别的-就拿笔者来说，不过普普通通一个北方人，稍稍有点 急公好义，仗义疏财，有那么一丁点燕赵古风，台湾来的教授见 了就说：你们大陆同学，气概了不得。。。 我在海外的报刊上看到这样一则故事：有个前国军上校，和我们 打了多年的内战；枪林弹雨都没把他打死。这一方面说明我们的 火力还不够厉害，另一方面说明这个老东西确实有两下子。改革 开放之初，他巴巴地从美国跑了回来，在北京的饭店里被小姐骂 了一顿，一口气上不来，脑子里崩了血筋，当场毙命。就是这样 可怕的故事也挡不住他们回来，他们还觉得被正庄京片子给骂死， 也算是死得其所。我认识几位华裔教授，常回大陆，再回到美利 坚，说起大陆服务态度之坏，就扼腕叹息道：再也不回去了。隔 了半年，又见他打点行装。问起来时，他却说：骂人的京片子也 是很好听的呀！他们还说：骂人的小姐虽然粗鲁，人却不坏，既 诚实又正直，不会看人下菜碟，专拍有钱人马屁-这倒不是谬奖。 八十年代初的北京小姐，就是洛克菲勒冒犯到她，也是照骂不误： “别以为有几个臭钱就能在我这儿起腻，热急了我他妈的拿大嘴 巴子贴你！”断断不会见了港客就骨髓发酥非要嫁他不可-除非是 领导上交待了任务，要把他争取过来。粗鲁虽然不好，民族自尊心 却是好的，小姐遇上起腻者，用大嘴巴子去“贴”他，也算合理； 总比用脸去贴好罢。这些事说起来也有十几年了。如今北京多了 很多合资饭店，里面的小姐不骂人，这几位教授却不来了。我估 计是听说这里满街的鸟语，觉着回来没意思。他们不来也不要紧， 但我们总该留点东西，好让别人仰慕啊。 洋鬼子与辜鸿铭 我看过一些荒唐的书，因为这些书，我丧失了天真。在英文里， 丧失天真(LOSE INNOCENT)兼有变得奸猾的意思，我就是这么一 种情形。我的天真丢在了匹兹堡大学的图书馆里。我在那里借了 一本书，叫作“一个洋鬼子在中国的快乐经历”，里面写了一个 美国人在中国的游历。从表面上看，该洋鬼子是华夏文化的狂热 爱好者，清朝末年，他从上海一下船，看了中国人的模样，就喜 欢得发狂。别人喜欢我们，这会使我感到高兴，但他却当别论， 这家伙是个SADIST，还是个BISEXUAL。用中国话来说，是个双性 恋的性虐待狂。被这种人喜欢上是没法高兴的，除非你正好是个 受虐狂。 我和大多数人一样，有着正常的性取向。咱们这些人见到满大街 都是漂亮的异性，就会感到振奋。作为一个男人，我很希望到处 都是美丽的姑娘，让我一饱眼福-女人的想法就不同，她希望到处 都是漂亮小伙子。这些愿望都属正常。古书上说，海上有逐臭之 夫。这位逐臭之夫喜欢闻狐臭。他希望每个人都长两个臭腋窝， 而且都是熏死狐狸，骚死黄鼠狼的那一种，这种愿望很难叫作正 常，除非你以为戴防毒面具是种正常的模样。而那个虐待狂洋鬼 子，他的理想是到处都是受虐狂，这种理想肯定不能叫作正常。 很不幸的是，在中国他实现了理想。他说他看到的中国男人都是 那么唯唯诺诺，头顶剃得半秃不秃，还留了猪尾巴式的小辫子， 这真真好看死了。女人则把脚缠得尖尖的，要别人搀着才能走路， 走起来那种娇羞无力的苦样，他看了也要发狂。。。 从表面看来，此洋鬼对华夏文化的态度和已故的辜鸿铭老先生的 论点很相似-辜老先生既赞成妇女缠足，也赞成男人留辫子。有人 说，辜先生是文化怪杰，我同意这个“怪”字，但怪不一定是好 意思。以寻常人的角度来看，SADIST就很怪。好在他们并不侵犯 别人，只是偷偷寻找性伴侣。有时还真给他们找到了，因为另有 一种MASOCHIST(受虐狂)，和他们一拍即合。结成了对子，他们 就找个僻静地方去玩他们的性游戏，这种地点叫作“密室”-主 要是举行一些仪式，享受那种气氛，并不当真动手，这就是西方 社会里的S/M故事。但也有些SADIST一时找不着伴儿，我说到的 这个就是。他一路找到中国来了。据他说，有些西洋男人在密室 里，给自己带上狗戴的项圈，远没有剃个阴阳头，留条猪尾巴好 看。他还没见过哪个西洋女人肯于把脚裹成猪蹄子。他最喜欢看 这些样子，觉得最为性感-所以他是性变态。至于辜鸿铭先生有 什么毛病，我就说不清了。 那个洋鬼子见到中国人给人磕头，心里兴奋得难以自制：真没法 想象有这么性感的姿式-双膝下跪！以头抢地！！口中还说着一 些驯服的话语！！！他以为受跪拜者的心里一定欲仙欲死。听说 臣子见皇帝要行三磕九叩之礼，他马上做起了皇帝梦：每天作那 么快乐的性游戏，死了都值！总而言之，当时中国的政治制度在 他看来，都是妙不可言的性游戏和性仪式，只可惜他是个洋鬼子， 只能看，不能玩。。。 在那本书里，还特别提到了中国的司法制度。老爷坐在堂上，端 然不动，罪人跪在堂下，哀哀地哭述，这情景简直让他神魂漂荡。 老爷扔下一根签，就有人把罪人按翻，扒出屁股来，挥板子就打。 这个洋鬼子看了几次，感到心痒难熬，简直想扑上去把官老爷挤 掉，自己坐那位子上。终于他花了几百两银子，买动了一个小衙 门，坐了一回堂，让一个妓女扮作女犯打了一顿，他的变态性欲 因此得到了满足，满意而去。在那本书里还有一张照片，是那鬼 子扮成官老爷和衙役们的留影。这倒没什么说的，中国古代过堂 的方式，确实是一种变态的仪式。不好的是真打屁股，不是假打， 并不象他以为的那么好玩。所以，这种变态比S/M还糟。 我知道有些读者会说，那洋鬼子自己不是个好东西，所以把我们 的文化看歪了。这话安慰不了我，因为我已经丧失了天真。坦白 地说罢，在洋鬼子的S/M密室里有什么，我们这里就有什么，这种 一一对应的关系，恐怕不能说是偶合。在密室里，有些MASOCHIST 把自己叫作奴才，把SADIST叫作主人。中国人有把自己叫贱人， 奴婢的，有把对方叫老爷的，意思差不多。有些M在密室里说自己 是条虫子，称对方是太阳-中国人不说虫子，但有说自己是砖头和 螺丝钉的。这似乎说明，我们这里整个是一座密室。光形似说明 不了什么，还要神似。辜鸿铭先生说：华夏文化的精神，在于一 种良民宗教，在于每个妇人都无私绝对地忠诚其丈夫，忠诚的含 义包括帮他纳妾；每个男人都无私地绝对地忠于其君主，国王或 皇帝，无私的含义包括奉献出自己的屁股。每个M在密室里大概也 是这样忠于自己的S，这是一种无限雌服，无限谄媚的精神。清王 朝垮台后，不准纳妾也不准打屁股，但这种精神还在，终于在”文 革“里达到了顶峰。在五四时期，辜先生被人叫作老怪物，现在 却被捧为学贯中西的文化怪杰，重印他的书。我不知道这是为什 么-也许，是为了让虐待狂的洋鬼子再来喜欢我们？ 有关“给点气氛” 我相信，总有些人会渴望有趣的事情，讨厌呆板无趣的生活。假如我有什么特 殊之处，那就是：这是我对生活主要的要求。大约十五年前，读过一篇匈牙利 小说，叫做《会说话的猪》，讲到有一群国营农场的种猪聚在一起发牢骚－这 些动物的主要工作是传种。在科技发达的现代，它们总是对着一个被叫做“母 猪架子”的人造母猪传种。该架子新的时候大概还有几分象母猪，用了十几年， 早就磨得光秃秃的了－那些种猪天天挺着大肚子往母猪架子上跳，感觉有如一 坨冻肉被摔上了案板，难免口出怨言，它们的牢骚是：哪怕在架子背上粘几撮 毛，给我们点气氛也好！这故事的结局是相当有教育意义的：那些发牢骚的种 猪都被劁掉了。但我总是从反面理解问题：如果连猪都要求一点气氛，那么对 于我来说，一些有趣的事情干脆是必不可少。 活在某些时代，持有我这种见解会给自己带来麻烦，我就经历过这样的年代－书 书没得看，电影电影没得看。整个生活就像个磨得光秃秃的母猪架子，好在我 还发现了一件有趣的事情，那就是发牢骚－发牢骚就是架子上残存的一撮毛。大 家聚在一起，你一句，我一句，人人妙语连珠，就这样把麻烦惹上身了。好在 我还没有被劁掉，只是给自己招来了很多批评帮助。这时候我发现，人和人其 实是很隔膜的。有些人喜欢有趣，有些人喜欢无趣，这种区别看来是天生的。 作为一个喜欢有趣的人，我当然不会放弃阅读这种获得有趣的机会。结果就发 现，作家里有些人拥护有趣，还有些人是反对有趣的。马克·吐温是和我一头 的，或者还有萧伯纳－但我没有什么把握。我最有把握的是哲学家罗素先生，他 肯定是个赞成有趣的人。摩尔爵士设想了一个乌托邦，企图给人们营造一种最 美好的生活方式，为此他对人应该怎样生活做了极详尽的规定，包括新娘新郎 该干点什么－看过《乌托邦》的人一定记得，这个规定是：在结婚之前，应该脱 光了身子让对方看一看，以防身上暗藏了什么毛病。这个用意不能说不好，但 规定得如此之细就十足让人倒胃，在某些季节里，还可能导致感冒。罗素先生 一眼就看出乌托邦是个母猪架子，乍看起来美奂美轮，使上一段，磨得光秃秃， 你才会知道它有多糟糕－他没有在任何乌托邦里生活过，就有如此见识，这种先 知先觉让人佩服得五体投地－他老人家还说，须知参差多态，乃是幸福的本源。 反过来说，呆板无趣就是不幸福－正是这句话使我对他有了把握。一般来说，主 张扼杀有趣的人总是这么说的：为了营造至善，我们必须做出这种牺牲。但却 忘记了让人们活着得到乐趣，这本身就是善；因为这点小小的疏忽，至善就变 成了至恶…… 这篇文章是从猪要求给点气氛说起的。不同意我看法的人必然会说，人和猪是 有区别的。我也认为人猪有别，这体现在人比猪要求得更多，而不是更少。除 此之外，喜欢有趣的人不该像那群种猪一样，只会发一通牢骚，然后就被阉掉。 这些人应该有些勇气，做一番斗争，来维护自己的爱好。这个道理我直到最近 才领悟到。 我常听人说：这世界上哪有那么多有趣的事情。人对现实世界有这种评价、这 种感慨，恐怕不能说是错误的。问题就在于应该做点什么。这句感慨是个四通 八达的路口，所有的人都到达过这个地方，然后在此分手。有些人去开创有趣 的事业，有些人去开创无趣的事业。前者以为，既然有趣的事不多，我们才要 做有趣的事。后者经过这一番感慨，就自以为知道了天命，此后板起脸来对别 人进行说教。我以为自己是前一种人，我写作的起因就是：既然这世界上有趣 的书是有限的，我何不去试着写几本－至于我写成了还是没写成，这是另一个 问题，我很原意就这后一个问题进行讨论，但很不愿有人就头一个问题来和我 商榷。前不久有读者给我打电话，说：你应该写杂文，别写小说了。我很认真 地倾听着。他又说：你的小说不够正经－这话我就不爱听了。谁说小说非得是正 经的呢。不管怎么说吧，我总把读者当作友人，朋友之间是无话不说的：我必 须声明，在我的杂文里也没什么正经。我所说的一切，无非是提醒后到达这个 路口的人，那里绝不是只有一条路，而是四通八达的。你可以做出选择。 对中国文化的布罗代尔式考证 萧伯纳是个爱尔兰人，有一次，人家约他写个剧本来弘扬爱尔兰民族精神，他 写了《英国佬的另一个岛》，有个剧中人对爱尔兰人的生活态度做了如下描述： “一辈子都在弄他的那片土，那只猪，结果自己也变成了一块土，一只猪……” 不知为什么，我看了这段话，脸上也有点热辣辣。这方面我也有些话要说，萧 伯纳的态度很能壮我的胆。 1973年，我到山东老家去插队。有关这个小山村，从小我姥姥已经给我讲过很 多，她说这是一个四十多户人家的小山村，全村有一百多条驴。我姥姥还说， 驴在当地很有用，因为那里地势崎岖不平，耕地多在山上，所以假如要往地里 送点什么，或者从地里收获点什么，驴子都是最重要的帮手。但是我到村里时， 发现情况有很大的变化，村里不是四十户人，而是一百多户人，驴子一条都不 见了。村里人告诉我说，我姥姥讲的是二十年前的老皇历。这么多年以来，人 一直在不停地生出来，至于驴子，在学大寨之前还有几条，后来就没有了。没 有驴子以后，人就担负起往地里运输的任务，当然不是用背来驮，而是用小车 来推。当地那种独轮车载重比小毛驴驮得还要多些，这样人就比驴有了优越性。 在所有的任务里，最繁重的是要往地里送粪”——其实那种粪里土的成分很大 ——一车粪大概有三百斤到四百斤的样子，而地往往在比村子高出二三百米的 地方。这就是说，要把二百公斤左右的东西送到80层楼上，而且早上天刚亮到 吃早饭之前要往返十趟。说实在话，我对这任务的艰巨性估计不足。我以为自 己长得人高马大，在此之前又插过三年队，别人能干的事，我也该能干，结果 才推了几趟，我就满嘴是胆汁的味道。推了两天，我从城里带来的两双布鞋的 后跟都被豁开了，而且小腿上的肌肉总在一刻不停的震颤之中。后来我只好很 丢脸地接受了一点照顾，和一些身体不好的人一道在平地上干活。好在当地人 没有因此看不起我，他们还说，像我这样初来乍到的人，能把这种工作坚持到 三天之上，实在是不容易。就连他们这些干惯了的人都觉得这种工作太过辛苦, 能够歇上一两天，都觉得是莫大的幸福。 时隔二十年，我把这件事仔细考虑了一遍，得到的一个结论是这样的：用人来 取代驴子往地里送粪，其实很不上算。因为不管人也好，驴也罢，送粪所做的 功都是一样多，我们(人和驴)都需要能量补充，人必须要吃粮食，而驴子可以 吃草；草和粮食的价值大不相同。事实上，一个人在干推粪这种活和干别的活 时相比，食量将有一个很可观的增长，这就导致了粮食不够吃，所以不得不吃 下一大批白薯干。白薯干比之正经粮食便宜了很多，但在集市上也要卖到两毛 钱一斤；而在集市上，最好的草(可以苫房顶)是三分钱一斤，一般做饲料的草 顶多值两分钱。我不认为自己在吃下一斤白薯干之后，可以和吃了十斤干草的 驴比赛负重，而且白薯干还异常难吃，噎人，难消化，容易导致胃溃疡；而驴 在吃草时肯定不会遇到同样的困难。在此必须强调指出，此种白薯干是生着切 片晾的，假设是煮熟了晾出的那种甜甜的东西，就绝不止两毛钱一斤。有关白 薯干的情况，还可以补充几句，它一进到了食道里就会往上蹦，不管你把它做 成发糕还是面条，只要不用大量的粮食来冲淡，都有同样的效果。因此我曾设 想改进一下进食的方式，拿着大顶来吃饭，这样它往上一蹦就正好进到胃里， 省得我痛苦地向下咽，但是我没有试验过，我怕被别人看到后难以解释。白薯 干原来是猪的口粮，这种可怜的动物后来就改吃人屙的屎。据我在厕所兼猪圈 里的观察。它们一遇到吃薯干屙出的屎，就表现出愤怒之状，这曾使我在出恭 时良心大感痛苦——这个话题就说到这里为止。由此可见，我姥姥在村里时， 四十户人家、一百多条驴是符合经济规律的。当然，我在村里时，一百多户人 家没有驴，也符合经济规律。前者符合省钱的规律，后者符合就业的规律。只 有“一百户人家加一百条驴”不符合经济规律，因为没有那么多的事可做。于 是，驴子就消失了。有关这件事，可以举出一件恰当的反例：在英国产业革命 前夕，有过一次圈地运动，英国农民认为这是“羊吃人”；而在我的老家则是 人吃驴，而且是货真价实的吃。村里人说，有一阵子老是吃驴肉，但我去晚了 没赶上，只赶上了吃白薯干。当然，在这场人和驴的生存竞争中，我当时坚定 地站在人这一方，认为人有吃掉驴子的权利。 最近我读到布罗代尔先生的《十五至十八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 才发现这种生存竞争不光是在我老家存在，也不限于在人和驴之间，更不限于 本世纪七十年代，它是一种广泛存在的历史事实。十六世纪到中国来的传教士 就发现，与西欧相比，中国的役畜非常少，对水力和风力的利用也不充分。这 就是说，此种生存竞争不光在人畜之间存在，还存在于人与浩浩荡荡的自然力 之间。这次我就不能再站在人的立场上反对水和风了，因为这种对手过于低级， 胜之不武。而且我以为，中国的文化传统里，大概是有点问题。众所周知，我 们国家的传统文化是一种人本的文化，但是它和西方近代的人本主义完全不同。 在我们的文化里，只认为生命是好的，却没把快乐啦、幸福啦、生存状态之类 的事定义在内；故而就认为，只要大家都能活着就好，不管他们活得多么糟糕。 由此导致了一种古怪的生存竞争，和风力，水力比赛推动磨盘，和牲口比赛运 输——而且是比赛一种负面的能力，比赛谁更不知劳苦，更不贪图安逸！ 中国史学界没有个年鉴学派，没有人考证一下历史上的物质生活，这实在是一 种遗憾——布罗代尔对中国物质生活的描述还是不够详尽——这件事其实很有 研究的必要。在中国人口稠密的地带，根本就见不到风车、水车，这种东西只 在边远地方有。我们村里有盘碾子，原来是用驴子拉的，驴没了以后改用人来 推。驴拉碾时需要把眼蒙住，以防它头晕。人推时不蒙眼，因为大家觉得这像 一头驴，不好意思。其实人也会晕。我的切身体会是：人只有两条腿，因为这 种令人遗憾的事实，所以晕起来站都站不住。我还听到一个真实的故事，陈永 贵大叔在大寨曾和一头驴子比赛负重，驴子摔倒，永贵大叔赢了。我认为，那 头驴多半是个小毛驴，而非关中大叫驴。后一种驴子体态壮硕，恐非人类所能 匹敌——不管是哪一种驴，这都是一个伟大的胜利，证明了就是不借手推车， 人也比驴强。我认识的一位中学老师曾经用客观的态度给学生讲过这个故事( 未加褒贬)，结果在“文化革命”里被斗得要死。这最后一件事多少暗示出中 国为什么没有年鉴学派。假如布罗代尔是中国人，写了一本有关中国农村物质 生活的书，人和驴比赛负重的故事他是一定要引用的，白纸黑字写了出来，“ 文化革命”这一关他绝过不去。虽然没有年鉴学派那样缜密的考证，但我也得 出了结论：在现代物质文明的影响到来之前，在物质生活方面有这么一种倾向， 不是人来驾驭自然力、兽力；这就要求人能够吃苦耐劳、本分。当然，这种要 求和传统文化对人的教诲甚是合拍，不过孰因孰果很难说明白。我认为自己在 插队时遭遇的一切，是传统社会物质文明发展规律走到极端所致。 在人与兽、人与自然力的竞争中，人这一方的先天条件并不好。如前所述，我 们不像驴子那样有四条腿、可以吃草，也不像风和水那样浑然无觉，不知疲倦。 好在人还有一种强大的武器，那就是他的智能、他的思索能力。假如把它对准 自然界，也许人就能过得好一点。但是我们把枪口对准了自己，发明了种种消 极的伦理道德，其中就包括了吃大苦、耐大劳，“存天理、灭人欲”；而苦和 累这两种东西，正如莎翁笔下的爱情，你吃下的越多，它就越有，“所以两者 都是无穷无尽的了！”(引自《罗米欧与朱丽叶》) 这篇文章写到了这里，到了得出结论的时候了。我认为中国文化对于物质生活 的困苦，提倡一种消极忍耐的态度，不提倡用脑子想，提倡用肩膀扛；结果不 但是人，连驴和猪都深受其害。假设一切现实生活中的不满意、不方便，都能 成为严重的问题，使大家十分关注，恐怕也不至于搞成这个样子，因为我们毕 竟是些聪明人。虽然中国人是如此的聪明，但是布罗代尔对十七世纪中国的物 质生活(包括北京城里有多少人靠拣破烂为生)做了一番描述之后下结论道：在 这一切的背后，“潜在的贫困无处不在”。我们的祖先怎么感觉不出来？我的 结论是：大概是觉得那么活着就不坏吧。 中国知识分子与中古遗风 一 什么是知识分子？ 我到现在还不确切知道什么人算是知识分子，什么人不算。插队的时候，军代 表就说过我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那一年我只有十七岁，上过六年小学， 粗识些文字，所以觉得“知识分子”这四个字受之有愧。顺便说一句，“小资 产”这三个字也受之有愧，我们家里吃的是公家饭，连家具都是公家的，又没 有在家门口摆摊卖香烟，何来“小资产”？至于说到我作为一个人，理应属于 某个阶级，我倒是不致反对，但到现在我也不知道“知识青年”算什么阶级。 假如硬要比靠，我以为应当算是流氓无产者之类。这些已经扯得太远了。我们 国家总以受过某种程度的教育尺度来界定知识分子，外国人却不是这样想的。 我在美国留学时，和老美交流过，他们认为工程师，牙医之类的人，只能算是 专业人员，不算知识分子，知识分子应该是在大学或者研究部门供职，不坐班 也不挣大钱的那些人。照这个标准，中国还算有些知识分子。《纽约时报》有 一次对知识分子下了个定义，我不敢引述，因为那个标准说到了要“批判社会”， 照此中国就没有或几乎没有知识分子。还有一个定义是在消闲刊物上看来的， 我也不大敢信。照那个标准，知识分子全都住在纽约的格林威治村，愤世疾俗， 行为古怪，并且每个人都以为自己是世界上最后一个知识分子。所以我们还是 该以有一份闲差或教职为尺度来界定现在的知识分子，以便比较。 如果到历史上去找知识分子，先秦诸子和古希腊的哲学家当然是知识分子，但 是距离太遥远。到了中古，我们找到的知识分子的对应物就该是这样的：在中 国，是一些进了县学或者州学的读书人，在等着参加科举考试的时候，能领到 些米或者柴火；学官不时来考较一下，实在不通的要打一顿；等到中了科举当 了官，恐怕就不能算是知识分子；所研究的学问，属于伦理学或者道德哲学之 类。而在欧洲，是些教士或修道士，通晓拉丁文，打一辈子光棍，万一打熬不 住，搞了同性恋，要被火烧死，研究的学问是神学，一个针尖上能立几个天使 之类。虽然生活清苦，两边的知识分子都有远大的理想。这边以天下为己任， 不亦重乎？那边立志献身于上帝，不亦高尚乎？当然，两边都出了些好人物。 咱们有关汉卿，曹雪芹，人家有哥白尼，布鲁诺，不说是平分秋色，起码是各 有千秋。所以在中古时中外知识分子很是相像。到了近代就不像了。 二 中国的知识分子的中古遗风 现代中国的知识分子，相比之下中古的遗风多些，首先表现在受约束上。试举 一例，有一位柯老说过，知识分子两大特点，一是懒，二是贱。。。三天不打， 尾巴就翘到天上去了。他老人家显出了学官的嘴脸。前几天我在电视剧《针眼 儿胡同》里听见一位派出所所长也说了类似的话，此后我一直等待正式道歉， 还没等到。顺便说说，当年军代表硬要拿我算个知识分子，也是要收拾我。此 种事实说明，中国知识分子的屁股离学官的板子还不太远。而外国的例子是有 一位赫赫有名的福柯，颇有古希腊的遗风，是公开的同性恋者，未听说法国人 要拿他点天灯。 不管怎么说，中外知识分子还是做着一样的事，只是做法不同-否则也不能都被 叫做知识分子-这就是做自己的学问和关注社会。做学问的方面，大家心里有数， 我就不加评论了。至于关注社会，简直是一目了然-关心的方式大不相同。中国 知识分子关注社会的伦理道德，经常赤膊上阵，论说是非；而外国的知识分子 则是以科学为基点，关注人类的未来；就是讨论道德问题，也是以理性为基础 来讨论。弗罗姆，马尔库塞的书，国内都有译本，大家看看就明白了。人家那 里热衷于伦理道德的，主要是些教士，还有一些是家庭妇女(我听说美国一些 抵制色情协会都是家庭妇女在牵头-可能有以偏盖全之处)。我敢说大学教授站 在讲坛上，断断不会这样说：你们这些罪人，快忏悔吧，。。。这与身份不符。 因为口沫飞溅，对别人大做价值评判，层次很低。教皇本人都不这样，我在电 视上看到过他，笑眯眯的，说话很和气，遇到难以教化的人，就说：我为你祷 告，求上帝启示于你-比之我国某位作家动不动就“警告XXX”，真有天壤之别。 据我所知，教皇博学多识，我真想把他也算个知识分子，就怕他不乐意当。 我国知识分子在讨论社会问题时，常说的一件事就是别人太无知。举例言之， 我在海外求学时，在《人民日报》(海外版)上看到了一篇文章，就说现在大学 生水平太低，连“郭鲁茅巴”都不知道，我登时就如吃了一闷棍。我想这是个 蒙古人，不知为什么我该知道他。想到了半夜才想出来，原来他是郭沫若，鲁 迅，茅盾，巴金四位先生。一般来说，知识的多寡是个客观的标准，但把自编 的黑话也列入知识的范畴，就难说有多客观了。现在中学生不知道李远哲也是 个罪名-据我所知，学化学的研究生也未必能学到李先生的理论；他们还有个 罪名是“追星族”，鬼迷心窍，连杨振宁，李政道，李四光是谁都不知道。据 我所知，这三位先生的学问实在高深，中学生根本不该懂，不知道学问，死记 些名字，有何必要？更何况记下这些名字之后屈指一算，多一半都入了美国籍， 这是给孩子灌输些什么？还有一个爱说的话题就是别人“格调低下”，我以为 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兄弟我格调甚高，不是俗人！”我在一篇匈牙利小说里 看到过这种腔调，小说的题目叫《会说话的猪》。总的来说，这类文章的要点 是说别人都不够好，最后呼吁要大大提高全社会的道德水平，否则就要国将不 国。这种挑别人毛病的文章，国外的报刊上也有。只是挑出来的毛病比较靠谱， 而且没有借着贬别人来抬自己。如果把道德的伦理功能概括为批判和建设两个 方面，以上所说的属于批判方面。我不认为这是批判社会-这是批判人。知识 分子的批判火力对两类人最为猛烈：一类是中学生；另一类是踩着地雷断了腿 的同类。这道理很明白-别人咱也惹不起。 现在该说说建设的方面了。这些年来，大家蜂拥而上赞美过的正面形象，也就 是《渴望》里面的一位妇女。该妇女除了长得漂亮之外，还像是封建时期一个 完美的小媳妇。当然，大伙是从后一个方面，而不是前一个方面来赞美她；这 也是中古的遗风。不过，要旌表一个戏中人，这可太古怪了。我们知识分子的 正面形象则是：谢绝了国外的高薪聘请，回国服务。想要崇高，首先要搞到一 份高薪聘请，以便拒绝掉，这也太难为人了；在知识分子里也没有普遍意义。 所以，除了树立形象，还该树立个森严的道德体系，把大家都纳入体系。从道 德上说事，就人人都被说着了。 所谓道德体系，是价值观念里跟人有关的部分。有人说他森严点好，有人说他 松散点好，我都没有意见。主要的问题是，价值观念不是某个人能造出来的( 人类学上有些说法，难以一一引述)，道德体系也不是说立哪个就能立起哪个。 就说儒家的道德体系吧，虽然是孔孟把他造了出来，要不是大一统的中央帝国 拿它有用，恐怕早被人忘掉了。现在的知识分子想造道德体系，关上门就可以 造。造出来人家用不用，那就是另一回事了，我们当然可以潜心于伦理学，道 德哲学，营造一批道德体系，供社会挑选，或是向社会推荐-但是这件事也没 见有人干。当年冯定老先生就栽在这上面，所以现在的知识分子都学乖了，只 管呼吁不管干，并且善用一种无主句：“要如何如何”。此种句式来源于《圣 经。创世记》：“上帝说，要有光，于是有了光”，真是气魄宏伟。上帝的句 式，首长用用还差不多。咱们用也就是跟着起哄罢了。 现在可以说说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中古遗风是什么了。他既不像远古的中国知 识分子(如孔孟，杨朱，墨子)那样建立道德体系，也不像现代欧美知识分子跨 价值观的立论(价值中立)。最爱干的事是拿着已有的道德体系说别人，如前所 述，这正是中古的遗风。倒霉的是，在社会的转型时期，已有的道德体系不完 备，自己都说不清；于是就哀叹：人心不古，世道浇漓，道德武器船不坚，炮 不利，造新船新炮又不敢。其实可以把开船打炮的事交给别人干-但咱们又怕 失业。当然，知识分子也是社会的一分子，也该有公民热情，针砭时弊也是知 识分子该干的事；不过出于公民热情去做事时，是以公民的身份，而非知识分 子的身份，和大家完全平等。这个地位咱们又接受不了，非要有点知识分子特 色不可。照我看这个特色就是中古特色。 三 中国知识分子该不该放弃中古遗风 现在中国知识分子在关注社会时，批判找不着目标，颂扬也找不着目标，只一 件事找得着目标：呼吁速将大任降给我们，这大任乃是我们维护价值体系的责 任，没有它我们就丧失了存在的意义。要论价值体系的形成，从自然地理到生 活方式都有一份作用，其功能也是关系到每一个人，维护也好，变革也罢，总 不能光知识分子说了算哪。要社会把这份责任全交给你，得有个理由。总不能 说我除了这件事之外旁的干不来吧？凭我妙笔生花，词儿多？那就是把别人当 傻子了。凭我是个好人？这话人人会说，故而不能认真对待。我知道有人很想 说，历史上就是我们负这责任。这不是个道理，历史上男子可以三妻四妾，妇 女还裹脚哪，咱们可别讲出这种糊涂油蒙了心的话来找挨骂。再说，拉着历史 的车轮逆转，咱们这些人是拉不动的。说来说去，只能说凭我清楚明白。那么 我只能凭思维能力来负这份责任，说那些说得清的事；把那些说不清的事，交 付公论。现代的欧美知识分子就是这么讨论社会问题：从人类的立场，从科学 的立场，从理性的立场，把价值的立场剩给别人。咱们能不能学会？ 最后说说中国知识分子的传统。当然，他有“士”的传统。有人说，他先天下 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悲观主义者？)。有人说，他以天下为己任(国际 主义者？)，我看都不典型。最典型的是他自以为道德清高(士有百行)，地位 崇高(四民之首)，有资格教训别人(教化于民)。这就是说，我们是这样看自己 的。问题是别人怎样看我们。我所见到的事，实属可怜，“脱裤子割尾巴”地 混了这么多年，才混到工人阶级队伍里，可谓“心比天高，命比纸薄”！在这 种情况下，我建议咱们把“士”的传统忘掉为好，因为不肯忘就是做白日梦了。 如果我们讨论社会问题，就讲硬道理：有什么事，我知道，别人还不知道；或 者有什么复杂的问题，我想通了，别人想不通；也就是说，按现代的标准来表 现知识分子的能力。这样虽然缺少了中国特色，但也未见得不好。 弗罗伊德和受虐狂 我说过，以后写杂文要斯文一些，引经据典。今天要引的经典是弗洛伊德。他 老人家说过：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每个人都有点歇斯底里－这真是至理名言！ 所谓歇斯底里，就是按不下心头一股无明火，行为失范。谁都有这种时候，但 自打十年前我把弗洛伊德全集通读一遍之后，自觉脾气好多了。古人有首咏雪 诗曰：夜来北风寒，老天大吐痰。一轮红日出，便是止痰丸－有些人的痰气简 直比雪天的老天爷还大。谁能当这枚止痰丸呢？只有弗洛伊德。 年轻时，我在街道工厂当工人。有位师傅常跑到班长那里去说病了，要请假。 班长问他有何症状，他说他看天是蓝色，看地是土色，蹲在厕所里任什么都不 想吃。当然，他是在装骚鞑子。看天土色看地蓝色，蹲在臭烘烘茅坑上食欲大 开，那才叫有病－在这些小问题上，很容易取得共识，但大问题就很难说了。 举例来说，法国人在马赛曲里唱道：不自由毋宁死；这话有人是不同意的。不 信你就找本辜鸿铭的书来看看，里面大谈所谓良民宗教，简直就是在高唱：若 自由毋宁死。《独立宣言》里说：我们认为，人人生而平等。这话是讲给英国 皇上听的，表明了平民的尊严。这话孟夫子一定反对，他说过：无君无父，是 禽兽也－这又简直是宣布说，平民不该有自己的尊严。总而言之，个人的体面 与尊严，平等，自由等等概念，中国的传统文化里是没有的，有的全是相反的 东西。我是很爱国的，这体现在：我希望伏尔泰，杰弗逊的文章能归到辜鸿铭 的名下，而把辜鸿铭的文章栽给洋鬼子。假如这是事实的话，我会感到幸福得 多。 有时候我想：假如“大跃进”，“文化革命”这些事，不是发生在中国，而是 发生在外国，该有多好。这些想法很不体面，但还不能说是有痰气。有些坏事 发生在了中国，我们就说它好，有些鬼话是中国人说的，我们就说它有理，这 种做法就叫做有痰气。有些年轻人把这些有痰气的想法写成书，他本人倒不见 得是真有痰气，不过是哗众取宠罢了。一种普遍存在的事态比这要命的多。举 例来说，很多中年人因为“文革”中上山下乡虚耗了青春，这本是种巨大的痛 苦；但他们却觉得很幸福，还说：青春无悔！再比方说，古往今来的中国人总 是在权势面前屈膝，毁掉了自己的尊严，也毁掉了自己的聪明才智。这本是种 痛苦，但又有人说：这很幸福！久而久之，搞到了是非难辨，香臭不知的地步 。。。这就是我们嗓子里噎着的痰。扯完了这些，就可以来谈谈我的典故。 众所周知，有一种人，起码是在表面上，不喜欢快乐，而喜欢痛苦，不喜欢体 面和尊严，喜欢奴役与屈辱，这就是受虐狂。弗洛伊德对受虐狂的成因有这样 一种解释：人若落入一种无法摆脱的痛苦之中，到了难以承受的地步，就会把 这种痛苦看作是幸福，用这种方式来寻求解脱－这样一来，他的价值观就被逆 转过来了。当然，这种过程因人而异。有些人是不会被逆转的。比方说我吧， 在痛苦的重压下，会有些不体面的想法，但还不会被逆转。另有一些人不仅逆 转，而且还有了痰气，一听到别人说自由，体面，平等是好的，马上就怒火万 丈，这就有点不对头了，世界上哪有这样气焰万丈的受虐狂？你就是真有这种 毛病，也不要这个样子嘛。 有关“错误的故事” 1977年恢复了高考，但我不信大学可以考进去(以前是推荐的)，直到看见有人 考进去了我才信了。然后我就下定决心也要去考，但“文化革命”前我在上初 一，此后整整十年没有上学，除了识字，我差不多什么不会了。离考期只有六 个月，根本就来不及把中学的功课补齐。对于这件事，我是这么想的：补习功 课无非是为了走进高考的考场，把考题作对。既然如此，我就不必把教科书从 头看到尾。干脆，拿起本习题书直接做题就是了。结果是可想而知：几乎每题 必错。然后我再对着正确答案去想：我到底忽略了什么？中学的功课对一个成 人的智力来说，并不是什么太难猜的东西。就这样连猜带蒙，想出了很多别人 没有教过的东西。乱忙了几个月，最后居然也做对了不少题。进了考场，我忽 然冷汗直冒，心里没底-到底猜得对不对，这回可要见真佛了。 现在的年轻人看到此处，必然会猜到：那一年我考上了，要不就不会写这篇文 章。他们还会说：又在写你们老三届过五关斩六将的英雄事迹，真是烦死了。 我的确是考上了，但并不觉得有何值得夸耀之处。与此相反，我是怀着内心的 痛苦在回忆此事。别人在考场上，看到题目都会做，就会高兴。我看到题目都 会做，心里倒发起虚来。每做出一道题，我心里就要嘀咕一番：这个做法是我 猜的，到底对不对呢？所有题都做完，我已经愁肠千结，提前半小时交卷，像 丧家犬一样溜出考场。考完之后，别人都在谈论自己能得多少分。我却不敢谈 论：得一百分和零分都在我的预料之内。虽然成绩不坏，我还是后怕的很，以 后再不敢这样学习。那一年的考生里，像我这样的人还不少，但不是每个人都 我这样怀疑自己。有些考友从考场出来，心情激动地说：题目都做出来了，这 回准是一百分！等发榜一看，几乎是零蛋。这不说明别的，只说明他对考试科 目的理解彻底不对。 下面一件事是我在海外留学时遇到的。现在的年轻人大可以说，我是在卖弄自 己出国留过学。这可不是夸耀，这是又一桩痛苦的经历，虽然发生在别人的身 上，我却没有丝毫的幸灾乐祸-我上的那所大学的哲学系以科学哲学著称。众 所周知，科学哲学以物理为基础，所以哲学系的教授自以为在现代物理方面有 很深的修养。忽一日，有位哲学教授自己觉得有了突破性的发现－而且是在理 论物理上的发现，高兴之余，发贴子请人去听他的讲座，有关各系的教授和研 究生通通都在邀请之列。我也去了，听着倒是蛮振奋的，但有觉得不像是这么 回事。听着听着，眼见得听众中有位物理系的教授大模大样，掏出个烟斗抽起 烟来。等人家讲完，他把烟斗往凳子腿上一磕，说道：“Wrong story!”(错 误的故事)就扬长而去。既然谈的是物理，当然以物理教授的意见为准。只见 那位哲学教授脸如猪肝色，恨不能一头钻下地去。 现在的年轻人又可以说，我在卖弄自己有各种各样的经历。他们爱说什么就说 什么好了。我这一生听过各种“wrong story”，奇怪的是：错的越厉害就越 有人信－这都是因为它让人振奋。听得多了，我也算个专家了。有些故事，如 “文革”中的种种古怪说法，还可以祸国秧民。我也是也编这种故事，也可以 发大猜，但我就是不编。我只是等故事讲完之后，用烟斗敲敲凳子腿，说一声： 这种理解彻底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