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以來，電影節播放的紀錄片都有直視現實的黑暗，突破客觀局
 限的習性。今次選放的《恐怖蠶食心靈》，正好補充了我們僅能從
 網路上一鱗半爪地窺察印尼慘況的缺失，好教大家正視悲劇的嚴重
 性。然而事實上，每年這方面的紀錄片入座率均不高，除了因為觀
 眾多不願再面對過分沉重的真相外，更加牽涉到紀錄片本質上的變
 化也更趨多變，觀眾也需要調節一向的期待視野。

 森達也的《我在真理教的日子2》正好是一有趣的紀錄方向。他在
 前作《我在真理教的日子》（98）已曾努力去把奧姆真理教徒還一
 個人性面貌，Mark Schilling 在《Contemporary Japanese Film》中指出
 導演鏡頭下的教徒，只不過為平凡得無可再平凡的日本普通人：對
 教會忠誠、能容忍凌亂的環境，以及對外人抱懷疑態度，他甚至認
 為觀眾看下去會對他們生出同情之心。我當年看首作也有同感，但
 今次結合續集來看，教我明白到森達也的焦點原來一直不是教徒本
 身，他鏡頭的對抗面為以大眾傳媒為代表的世相觀念，從而帶出我
 們身處社會的荒謬性。

 因此在紀錄片中，我們可看到一些記者假若發掘的故事為奧姆真理
 教說話，將會如何受到約制；而大眾傳媒又如何悉心安排，要教徒
 在鏡頭中向世人道歉來搏取接納；至於被描述為新一代大魔頭的麻
 原之女Archari，原來不過是稚氣未消的青澀少女；至於鄉民由激烈
 抗拒教徒遷入，到對他們的離去感到依依不捨，更是導演的強力反
 諷證據。導演要攻擊的其實正是安座家中的我們，當批評教徒被教
 會洗腦而作出超越常人限制的行為之際，作為旁觀者的我們不也是
 同樣（甚至更疲勞轟炸地）接受傳媒以及身邊人云亦云的流言洗腦
 ──於是本來敵對的雙方原來同是一家人，怪不得到後來可以化敵
 為友。

 這一種脫離本來紀錄片對象的本體而成就出來的變異風格，正好逼
 令觀眾改變看紀錄片單純為看清黑暗現實真相的思維習慣。當然這
 也不代表其中的影象絕無教人反思的疑點，我在訂票冊子中曾提到
 拿村上春樹的《約束的場所》來對讀趣味會更大。村上今次放棄受
 害者的立場（《地下鐵事件》已完成了），進而和教徒進行思想鬥
 爭。和森達也對教義的探究不甚了了的態度截然相反，村上不僅尖
 銳逼問教義立場與現實慘劇無法迴避的關連，更甚者為一反以往的
 容忍態度，對教徒形而上的遁辭鍥而不捨的詰難對質，從而令人思
 考於超富裕社會中新興宗教力量的驚人力量。是的，紀錄片自身就
 好像一扇窗，來供我們遠眺張望，然後藉此刺激思考──它既攻擊
 對立面的不足，而同樣亦會有缺憾讓人切入質疑，於是我們就在一
 大堆真真假假的資料面前徘徊（又或是沒有所謂的真假，而只有不
 同立場下的「真相」），進行一次腦力激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