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從高永文宣佈用重藥治非典型肺炎後，友人用「是可忍，孰不可
忍？」於網上激憤抗議。我的體會為自己的身體益發由不得個人自
主，那是指連最卑微的選擇治療方法的自由，都好像作不了主。

最近一些接觸到的例子更惹來深思，一些被政府大吹大擂的非典型
肺炎復元者，到我先前提及的氣功中醫師求診，其實他們都變得極
為衰弱，所謂病好不啻是一場笑話。是的，從數字上的論據顯示，
只要沒有死去就算是成功，但任誰都知道面對用重藥後所帶來的後
遺症，將來的手尾才是漫長的人生險徑。醫師的診斷為他們的內臟
功能，不少都僅餘兩、三成的功效，委實為活死人的一場諷刺。

我想說的不由自主，是作為一個文明社會，一個病人處於這樣險峻
的困境，卻似乎連選擇個人命運的可能性也欠奉。諷刺的是，現存
的醫療機制既已顯示出它的不足（不是所有人均對處方有反應），
而且又淡化了後遺症之嚴重，但作為一個一旦被發現染上非典型肺
炎的病人，卻不可作自我抉擇用另一種的治療（如中醫的療程），
那才是文明的最大悲哀。

疾病令自己的身體異化，已屬不少外國作家長期關注的問題，我敬
佩心儀的Susan Sontag 及Marilyn French於作品中，都有深入的刻劃剖
析。在瘟疫蔓延的日子，把她們的作品拿起來重讀，委實別有一番
滋味在心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