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片一：易识璞1993年留影。
作者： 易小平。2003-11-28起草，2004-08-14修改
照片一：易识璞1993年留影。
父亲在儿童时背颂过湖南东安县脉源(MAIYUAN)村和东安易氏宗谱“易灵公谱(YI LING GONG PU)”。它是代际命名谱，600多年前开始使用。它精炼地宣传了人生最重要的事情。全谱十二句五十二字全文如下(翻译另有文)：
1. 癸辛壬文思。2. 朝廷尚正宗。3. 元国太民安。4. 祖有馨光远。5. 和平笃实。
6. 朴厚亲诚。 7. 振纲植纪。 8. 敬业落群。 9. 英彩俊发。 10.堂构鼎新。
11.勉为干栋。 12.垂式后昆。
例如，脉源村一“元”辈祖先名为“易元甲”。笔者还记得1984年看的香港电视连续剧“霍元甲”。二十年后还记得它的粤语主题歌的一句是“因为退缩和忍让，人家盛气日盛”。
父亲的姓名“易识璞”与埃及国名“EGYPT(易继谱)”可能同出一源。“易”的发音像“YIN”。国名“以色列(YISRAEL，易思雷有)”，“印度(YIN LAND，易英郎)”，“伊朗(YI LAND，易郎)”，“英国(YIN LAND)”，基督圣经中的“易地(GARDEN OF EDEN)”，ISLAM(易思蓝)教(或称MOSLEM-木思林)，以及美洲MAYA文化，可能都与易灵公谱有关。“易”还是繁体字“阳”的右半边，它包含了“日”、森林和动物。因此“易”是“YIN” 和“YAN”的共存、互补、动态平衡与矛盾。邓小平领导的中国共产党在80年代进行了广泛的“实事求是”的宣传工作。但今天的美国、加拿大和中国远没有做到这一条。父亲说他不懂上谱的含义。但我认为他基本上做到其中的许多训导。没有做到的是因为受社会和自然环境的限制。例如，他对太阳系行星和月亮对地球的影响不了解，因为当地没有图书馆或者没有这方面的书。我去年在LIGHTANDMATTER.COM网上找到了行星查找软件，并研究太阳、月亮和行星对加州圣拉非市气候的影响。发现上谱第一句是准确的。父亲二十二岁时参加了中国的革命运动。他在一生中还做到了“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曲”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等进步歌词的号召和准则。“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曲”是以“向前、向前、向前，我们的队伍向太阳”开头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第一条注意是“第一说话态度要和好，尊重群众不要耍骄傲”。在子女的教育上，注重培养独立自主的能力、多种适应社会生活的才干，勤俭节约、衣着朴素，但吃饱吃好三餐以保健康。他反复强调“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从不浪费一点食品和其它材料。本人从大约十岁开始就做了多种谋生之活，如养鹅、在河里碇鱼、涝鱼、晚上在稻田抓鳝、在池塘碇虾、做饭、挑水、种菜、打柴、洗衣服、打禾、插秧等。记得十二、三岁时在鹿马桥，与姓唐的朋友去痨塘碇虾。他碇到几个一寸多长的虾，而本人因帐小只能碇到小虾。有一次他给了我一个大虾，我感到惊喜。还记得当时经常和邻居姓胡的朋友一同用竹制“蛤笆”去小河里去涝鱼。小鱼通常躲在河边的杂草、河中的丝草和石头里。但有一次碰上有人用炸药在一深水处炸鱼。炸药一爆炸，小胡便第一个跳进水里抓浮在水面上的鱼。他抓到一个大约一斤重的鲤鱼。我们通常平分捞到的鱼，但那次我坚持不要他意外抓到的鱼。回家后，他把那鱼切成两半，送了一半到我家。我和父亲都感动。父亲能拉二胡和唱歌，他教小学语文，算术和音乐等。我读中学时，他大概五十岁。有一个暑假他去县城参加教师舞蹈培训，认识了一个同班来自黄泥洞姓杨的中学生。因父亲过去在黄泥洞工作过五年，他们相处得好。小杨和我差不多年纪，两年后的1978年，我们同时从不同的中学转到东安二中(耀祥中学)读高中二年级，成为好朋友。虽然父亲自己不参加球类和田径运动，但他鼓励我参加。在他的带动下，我自学了二胡、竹笛、风琴、田径和球类等运动。由于有了自学的习惯，上大学后又自学了小提琴，在瑞典留学时业余时间自学了手风琴。在加拿大留学时，业余时间自学了电脑软件的开发。虽然我经常听到别人说某人天生命好或不好，但父亲从来没有对我或其它人这么说。他总是正面鼓励努力奋斗。我也经常听别人以人的外貌来判断人的品德和能力，父亲从不这样。本人的经验表明，“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是正确的。父亲教导我不怕出丑，不虚伪夸张，承认错误等。这些好的道德观念对我的事业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在和父亲共同生活的八年中，我们养成了互相信任的习惯，讲话基本上不重复。重要事情，或者有反问时，重复一次。
照片二：易识璞(右一)和战友们在北票(大约1954年)。
父亲大概目睹过钱财对人的危害，从不积累钱财。在退休前，他的全部财产是自己做的一个2x2x2尺的木箱，几件衣服和一个摇摆式老闹钟。他基本上不给本人零花钱。我们穿衣服不怕旧和短。本人的衣着是同班里最差的。但他尽量保证吃饱吃好。这在当时仍然是很困难的事情。我们总是种有蔬菜。在鹿马桥小学时，我们住在大约 3M X 3M 的房子里，小床正好躺下一大一小。做饭菜就在卧室门口、教室的一个角落里。用的是一个直径大约七寸的木材炉。大窗朝学校的女厕所，一年到头用塑料薄膜封上。夏天不仅热，而且蚊子多。晚上有时用门板打了老鼠，用米酒渣爆了吃。不知道当时是否有人用药闹老鼠。当时全家八口人，分三地居住。父亲敬重祖母。我和父亲俩，或者我一个人，经常在星期六下午带点豆腐或猪肉经过人烟稀少的油茶丘陵回脉源村老家，星期日傍晚，有时在月亮的陪伴下，步行返校。父亲鼓励自强、勤奋、体育锻炼和文艺活动，反对请客、送礼、讨好、走后门。他不随波逐流，不道听途说。他与人交流采用公开诚恳的方式，这样避免了心里猜想所造成的误会。他乐于一边走路或一边吃饭、一边讲故事。本人从他的故事里吸取了生活的动力和勇气。他精心地保存了一本照片集、一双军用牛皮鞋、和复员时领到的“全国人民慰问人民解放军纪念章”(照片二)。这些纪念品对我起了极大的促进作用。我1979年考上大学时，他把我送到了冷水滩。因为长沙比老家冷一些，他把那双补过无数次的军用硬头牛皮鞋送给了我。尽管在雪水地上行走时进水，但我还是骄傲地穿着它。二十四年前，他送我去上大学的情景今天仍然漓漓在目。我的映象最深的是，他的脚指甲都变成软而厚，经常用刀刮掉。他说是由于过去行军和挑塘泥而成。
照片三：全国人民慰问人民解放军纪念章(大约1954年)。
周末在油茶林中行走时，我喜欢听他讲战争故事。这些故事可能是根据他自己经历和书籍中的故事而创作的。刚解放后，他参加了广西剿匪。我对他当兵时是否带枪感兴趣，但他说从来没有带枪。他做过传递文件的工作，腰上带有三颗手镏弹。他说在意外情况下，留一颗与敌人同归于尽，以避免被捕。他看到或听到了战友中弹牺牲。也看到或听到土匪在“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政策宣传下下山投诚，但有时因个别人违反政策，而被杀掉。他说被杀的人的家属除了收尸外，还要交子弹费。那时子弹是一升米一颗。本人七十年代在鹿马桥读书时，一个大队干部曾提到，他在土改时看到贫农把几个男性老地主带到挖好的坟墓边，用鸟铳把他们打死。个别人乾脆活埋。父亲在文革中，看到或听到人被整死；在教学工作中，看到许多同辈人因病而早逝。本人在文革时听到伍家桥某老师被“坐飞机”整死。“坐飞机”当时指的是背朝天，双手和双脚分别用绳子往上吊，背上再加一个泥砖。
父亲言传身教，与疾病抗争，很少看医生，基本上不住医院。他在退休前从未打牌赌博。其出发点主要是勇敢、省钱、省时。遗憾的是，父亲的思想未能从实用上升到科学与信仰的水平，未能如此坚持到晚年。1987年至1989年，我在加拿大矿山做合同工。白天在矿山工作，晚上、周末和假期在家里开发软件，工作紧张。亲属在电话中说父亲患盲肠(阑尾？)炎，要开刀。我再三叮嘱说老人开刀难以愈合，最好不开刀。同时寄去了钱。我2003年到家后，父亲告诉我，当时开刀有过痛苦。大便问题可能是一个常见的问题，本人曾有过大便疼痛的现象。后来发现，除吃多种蔬菜来根本解决问题外，大便时，上下轮流用劲的方法可以预防疼痛。本人在四十岁时，通过勇敢地自身体验，才发现人能够利用自身的免疫力来治病。本人得过头痛、发烧、肚泻、腰痛、瘤子等病，由于适当休息、饮食、衣着、运动，在不用药的情况下，几天后便康复。脉源村九十六岁的夏姓妇女一生无钱就医，至今健康生活。她说脚上曾长了一个密桔大的肿瘤，后来自动消退。本人在2003年初回国之前，在加州马轮县见到九十六岁的湖南老乡。他在SOSALITO的旅游街上的一个小店铺里做画卖画。令人遗憾的是，他不愿意留下照片。大概是六月份，姐姐带女儿到长沙看学校，我们见到了83岁的钟教授。他行走自由，而且没有人照顾。他说天冷时，到广州儿子那里过冬。本人在电话上多次对父母提到，在电视上看到了宋美龄一百岁生日的消息。告诉他们能活一百岁。本人于2003年7月19日从长沙回到老家鹿马桥。看到父亲在家里打吊针。他感到无力和头昏。据自己的经验，我认为是天气闷热的缘故。我要求停止打吊针。大约二天后，我发现房间里的冰箱发出较大的热量，便与二个哥哥一起把它搬出去。把白炽灯泡换成节能白色灯泡。还把窗上的塑料薄膜翻开，沙窗上的灰尘擦掉，以保证通风。一周后，父亲便康复。我还要求父母不打牌，不抽烟，不喝酒。他吃饭很好，说话好，记忆好，视力好(戴眼镜)，听力也可以。说话自由，有了笑容。中文中的“治病”和“致病”发音相同。这大概是祖宗留下的智慧，而不是巧合。当时电视上放映本人曾在北加州看过的“激情燃烧的岁月”，父母很喜欢看。父亲自己带着烂底的铝锅和破了的伞到街上去修好。看到镇里的老人大都打牌小赌，我想把家里变成图书室。我当时带回去十几本书。父亲很喜欢看我买的“聊斋志异”一书。我跟人说，想把我的子女接到老家去住一段时间，以了解中国和学中文。八月份，我在鹿马桥中心小学的电脑室义务教“英语、电脑、普通话”。我还谈起在当地办世界旅游，电脑软件，录音等无污染工业。九月份，我请他用毛笔写了“脉源易灵谱”，贴到墙上。我当时用扫描仪把照片输入电脑，他能帮忙。当时母亲有病，父亲领母亲出去打吊针。他已经好久没有做饭菜，多由母亲做饭菜洗衣服。在我的鼓励下，他能跟退休前一样做饭，提水，洗衣，喂鸡等。我多次提醒他带上拐棍以防跌倒，但他一般都不带拐棍而行走。他读过很多书，见过很多事。他之所以这么做，也是为了让人看到自己还没有到死的年纪。我中小学时的朋友到家看我，都与父亲谈话，这对他也起了振奋的作用。这说明，只要有鼓励和助人为乐的精神，生活就有了希望。看到这一些，我感到欣慰。记得1978年，我没到毕业就试考大学。父亲从中学借了一本语文教材。有一篇文章叫“廉颇躏相如列传”。父亲曾对我解析。二十六年后，我还记得其中的一句“廉颇老亦，尚能饭否？”。有人说父亲在竹椅上睡觉时嘴巴张开，不是好兆头。我不以为然，而且解析说，这是因为他睡觉时，后颈受力，头向后仰的原故。我当时因为忙于其它事情，忘记了他过去生病时，在鼻孔里插过塑料管子。如果鼻孔呼吸困难，当然只能张嘴呼吸。我小时跟他睡一张床时，他就有严重的张嘴打呼鲁的现象。我在家时，他拉过一次稀在短裤里。我当时不以为然。本人有病时，也出现过这种现象。但有的人可能以为是不好兆头。有人用健康杂志中登载的几点标准来测试父亲是否患有老人痴呆症。我了解父亲，在电话里跟他谈话时，我就知道他头脑很好。面谈后更是如此。这种标准最好也只能作参考，而不能照办。拿记忆力来举例，它因各人的环境和用脑强度而异。本人因同时做几种不同的工作，经常忘记细节，靠笔记来保存知识。有人依赖对眼睛的观察来判断人的生命力。这是很容易出差错的。虽然中国人眼睛的颜色大同小异，但在美国，眼睛的颜色各种各样。既使是同一肤色和发色，眼睛的颜色也可能各种各样。例如，中美洲的人多像中国人一样的棕色眼睛和黑色头发，但他们也有蓝色的和金色的眼睛。父亲当时的眼睛比年轻人的眼睛少一些黑色，但他戴眼睛的视力不错，能看正常字体的书。中国人打盐水和葡萄糖吊针的很多，而在西方是罕见的。这是因为它会引起疾病的传播。医学专家说，这种盐水和葡萄糖都是可以口服的。本人的经验表明，菜里少放盐，但喝一杯盐开水或汤是可以治小病的。9月23日我放心地离开鹿马桥去永州市零陵学院，后去长沙。77岁的他与40岁的我是平等的，只是各有所长。我曾经听某人说过，人老后会退化，会变成老小孩。而我认为，人老后身体会退化，但智慧因知识的积累而不断增强。父亲是我最好的朋友，他能无偿帮我做事，跟他在一起使我感到平静和踏实，他就是我的家。他的逝世对本人犹如巨星坠落，是不可估量的损失。 他生前的音容笑貌和接触过的物品，都是我灵魂的一部份。无论看到还是想到它们都眼睛湿润。例如，看到他修好的锅，或者唱他小学时教的“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曲”，每一次都热泪盈眶，唱不下去。到了美国后，每次晚上做饭菜时，我的思绪就到了他身上。半年后，我认识到，他在我头脑中的映象不会消失，而我只能适应没有他的生活。有一次我梦见自己衰老得就要死去，我的亲人也跟我一样衰老。这与我小时经常做的梦形成对比。梦里，我个人受到一帮带大刀的人的追杀。有时我飞到天上，但有时沉重得不能飞起。有时被乱刀斩成碎泥，但热汗醒来，才知道是一场恶梦。这说明，梦也是人对现实的直接或间接的反映。那时，父亲的内心也是沉重的。他每天早上起床前都高声叫一声“哎哟”，旁边住的中学教师都听得到。我问他为什么，他说是文革时害怕而养成的习惯。总之，父亲去世使我有生第一次深刻地意识到时间的宝贵和精神的力量。
我1999年在加拿大受到种族歧视的迫害，当时以为会被害死。有过自杀的念头。但由于远在纽约的妻子和儿子的鼓励而活下来了。我的姑父蒋能阳死于文革动乱，我看到他的子女失去了幸福的机会。本人2003回中国时，带有一个伟大的目标。那就是求得中国同胞的支持，推动联合国通过“全球人权、政府和自然宣言”。我多次给父母提出一百岁的目标。由于复杂社会因素的制约，他少活了二十三岁。镇上没有公共图书馆和其它文化设施。他去世的那段时间，镇里白天都没有电，不能看电视，连卫生院都没有电。只有傍晚的时间才有三个小时的电。本人看到城市人大量消费电和大量浪费粮食，感到痛心。父亲由救护车送到东安县人民医院，但却没有进急诊室，而是进了内一科。希望父亲的缺点也能告诫他人。跟许多人一样，父亲不满意自己不完美的家庭出身和生活工作经历，而以为别人比自己幸运。例如，他的小脚单身母亲因有20华亩田地(总共大约一足球场大，其中一部份在无水山坡上)而划为地主阶级(注，加拿大一同事的父母有四百英亩草地，一华亩大约等于六分之一英亩，但报怨说没有收入)；解放前在衡阳运输司令部当过一年的兵；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的直接统帅是林彪。其实，这对他来说，并不是什么坏事。共产党的高层领导，如毛泽东和周恩来都在国民党中当过官。他有洁身自好的“老好人”思想。对家庭生活有时有消极无奈的态度。他曾提到家乡某前辈用剃头刀割颈自尽的事情，还说“生死乃一气之差”。有借酒消愁的作法。当时，社会舆论崇尚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父母鼓励子女找工人阶级为配偶。本人现在认为是一种庸俗的作法。实践证明，他们在这方面的希望是落空的。父亲说话和做事小心翼翼。对本人起了非常大的影响。我在人人都觉得困难的青少年时期，基本上没有与人动嘴动手脚吵打。唯一后悔的是把祖母用的铜制烤手取暖盒，做为废铜卖给了伍家桥供销社废品收购站，换成了零花钱。虽然我当时征得了祖母以及父亲或母亲的同意，但后来觉得父母不应该让我那样去做。父母生活在动荡的革命年代里，结婚时分别为十八岁和十四岁，是前辈包办婚姻，思想上有较大的差别，谈话不投机。受社会环境的限制，有的人因身体矮小而缺乏自尊和平等思想。认为能力大的要帮能力小的，把问题和责任都推到能力大的身上。其实，人人能力平等，只是各人能力不同。身体矮小的中央领导如邓小平和胡耀邦等都是能力大的人。另一方面，社会里欺弱怕强，报复现象多。本人曾为父母之间的不和谐而感惆怅。二十五岁时努力找到了一个满意的妻子。在夫妻生活中，我坚持分别管自己的钱，把自己的收入分给妻子一部份。但后来由于国外生活所迫，几经离合。夫妻之间的关系跟父母不差上下。我们五个兄弟姐妹在不同的社会和家庭环境中长大，身体和精神上的差别高于社会平均差别。许多人带子女时多用“哄”的办法来达到子女不哭的目的。“哄”事实上是“骗”的代用词，只是前者用于小孩，后者用于成人。本人带小孩的经验表明，带小孩也是一个教育过程。“哄”有两个不良后果：(I) 小孩对大人的话失去敏感，导致所谓的“不听话”，(II) 小孩学到“哄”的习惯，长大后“信用”意识差。像大人说话、唱歌和运动一样，小孩哭是是说话身体锻炼，有利于肺、喉咙等器官的健康发育。本人认为教小孩比教大人更重要，因为大人有足够的体力和威胁力，若不听话，则不可教也。小孩拉屎尿或自理都不会，怎么能随其意而行？每一个渴望良好的家庭和社会环境的人，都应当为之改善而努力。提高全社会的教育水平和自学风气，互相关心和帮助应该是最好的途径。如果有一个良好的社会环境，夫妻之间的关系应该随时间不断改善。人之间的关系应当尊循共存、互补、动态平衡与矛盾的规律。长期沉默忍耐的做法是错误的。许多人对人人平等，独立自主与互助互利之间的关系有误解。本人通过学习和实践而深刻地认识到平等主要是尊严和综合能力在长时间范围内的平等，而不是某时某刻的相同或一样；独立自主即当事人本人对其环境和能力最了解，有决定权，而旁人只有建议和启发权；互助互利即个人能力不够的情况下，征得或得到别人的帮助。“得意时受捧，实意时受碰”，“一个和尚挑水，两个和尚抬水，三个和尚没水”等做法是错误的。有的人骗人后还假设别人乐于受骗或别人不明真相。这等于骗了自己还心安理得，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那种故意利用某人弱点，谋求私利的做法更是错误的。在东安方言中男人有“我要你耍卵？”的说法来拒绝不受欢迎的帮助。美国的刑法的名称(PENAL CODE)听起来有点像“耍卵法(PENIS CODE)”，意为许多犯罪行为与男人的性器官有关。
我认为父亲退休后，即子女长大后，逐渐抛弃了某些几十年积累下来的优良传统，如独立自主，不迷信治病之药。可以说他在退休之后，一直是“后退，后退，后退”。“一劳永逸”的成语对他既有正面的，又有负面的影响。正面的影响就是精益求精地做好每一件事情，以免重做。负面的影响是退休后应该享清福。他的一个最大的愿望是跟子女到大城市去生活，但终生未能实现。父亲本人能接受别人的意见，但他不很懂得自己的意见在对方口头拒绝的情况下，也能潜移默化地影响对方。这种影响在将来会体现出来。他重视每一句说出的话，讲究每一句话都算数，但他不知道有的人需要多次重复才能听进去。在1987年，我从瑞典回国时，把钓鱼杆带回送给了他。希望他能钓鱼散心。但因有人用电池和农药杀鱼，河里已没有鱼可钓。在1993年我从加拿大回到中国，跟父母住了壹两个星期。那时我发现他和我对金钱和治病的看法已经不一样，他忘记了他自己教给我的道理，而采纳了别人的观点。那就是钱越多越好，治病是享受。这虽然主要是他的生活环境所致，但也与他缺乏意志和信仰有关。本人曾多次请求父亲写回忆录，但他没有接受。本人还于2003年9月23日离开家时，请他写毛笔字作学生字帖，但他没有起笔。虽然这是因为没有得到家人的支持，也是因为他对生活没有坚强的信心。否则，他会有足够的精神寄托而生活下去。父亲在某种程度上受到当今社会盛行的男女不平等的限制，例如“丈夫赚钱，妻子管钱花钱”。笔者认为家庭的一个大问题是，家庭成员之间互不相信，反而相信陌生人的道听途说。父亲有喝酒抽烟的习惯。本人不抽烟，2000年之前喝少量的酒。我2003年在家时，跟他和二哥讲，1986年我帮父母用四千多人民币买的土砖瓦房，是二十年从烟酒上节省下来的。另外，父亲不懂得办事之前采集信息，多次尝试以及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来主动办好事的重要性。在一个不完善的社会里，个别领导说的或媒体上传播的可能不完全真实，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例如，大众认为，加拿大社会保障很好。但是，在2001年8月，本人在英哥伦比亚省申请生活救济金时，却没有得到政府的批准。人们认为，美国和加拿大充份尊重人权，但尽管本人学历高、工作经验丰富、工作能力强，却找不到工作。更有甚者，在1999至2003年间，本人饱尝社会歧视的辛酸和警察的迫害。在媒体上经常有浮夸的不切实际的广告和宣传。这在人们头脑里造成了幻觉。很多人只相信虚假的传说，而不相信不悦耳的事实。人们认为中国银行可自由兑换外币，但本人在2003年12月用人民币换美元时才知道，需要以下四个证件：外国护照、中国工作合同、中国外国专家证和市政府发放的纳税证明。在美国洛杉矶的兑换所，人民币换美元的比值为0.1，远低于中国银行0.12的兑换率。美国的一些信用卡公司不断给我邮寄信，告诉我已经预先批准，而且还附有塑料信用卡模型。但我申请后，他们再查我的信用分数，加以拒绝。
2003年11月27日中午，父亲被送上救护车前夕曾要求不去医院，但他本人的意见没有得到充份地尊重。我认为离家旅游有利于身体和家庭生活。于11月中旬在长沙打电话给父母，邀请他们在大哥或大嫂的陪同下参观长沙和韶山，但他们拒绝了。我还提到要注意保暖。早在七月份在长沙时，就打听到在“长沙医疗器械公司”可以买到轮椅和解手座椅。到家后，看到他还不需要。往后看，本人在两件事上没有做好：(1)在北美为工作而奔波，十年没回中国；应该克服所有客观因素，多回家，不要以寄钱代替回家。(2)父亲退休后曾多次试图管自己的钱和生活，但因没得到本人和其它子女的支持而没有成功。我的妻子带着两个小孩在2003年4月初回中国长沙两周，我因没有钱而没有同行。妻子没有看望我父母，这对家庭有不利的影响。我后来意外得到保险公司丢失照像机的补偿金，在妻子回到美国的同一天，回到中国去工作。谁知几经周折，才与中南大学签了半年的工作合同。我在国外时，母亲就在电话里说有人想把旧房拆掉，改建时兴的红砖水泥房。我每次都说不准拆，还解析那种木材土砖房是最适合人居住的房屋。我还强调旧房是给父母住的，其它年轻人应该自食其力。本人2003年7月18日从长沙回到老家鹿马桥后，有人问到拆房的事。我不经思考而郑重地回答“谁也别想拆这房子”。我只所以这么说，是因为不想看到有人在重蹈覆辙。大哥花了半辈子的时间，打石头，打土砖，把半座木材-土砖旧房拆了，建了一座土砖房。都是三间，后者稍宽，但少木材，当日晒。我认为是劳命伤财。另人痛心的是，有人认此为恶意。
我家前辈的身世应该在今天很有借鉴价值。上五代祖宗易祖蓝(1818-1890，妻李源太)家境贫穷，渐渐富裕，享年七十二岁。其子易有森(1856-1904，妻夏、魏氏)建了新屋，大概财富高于平均水平，享年仅四十九岁。其子易馨佐(1878-1944，妻魏、陈氏)大概财富高于平均水平， 享年六十六岁。祖父易光陨(1907-1935，妻夏氏1906-1992)，大概财富高于平均水平，享年仅二十八岁。我父和才(1926-2003)，从有到无，从无到有，享年七十七岁。在脉源和十井塘村，与父亲同岁而健康生活的易氏农民男人有十来个。脉源村易氏始祖癸一郎(1400-1474，妻刘氏)生活于六百多年前，享年七十四岁。前辈的身世表明，人寿与钱财不一定成正比。古今中外历史表明，钱财不仅为自己带来危险，还给后人自谋出路造成困难。今天，许多中国人在渴望走这样一条曲折的代际道路：农村人鼓励子女到城市，城市人鼓励子女到西方国家的城市，西方国家的城市人的子女要到乡村去。然而，中国有的是山清水秀，风和日丽的好乡村。中国城市人为什么不直接到中国的农村去？老家邻居亲戚曾有二栋半房屋，周围是一个果园。土改时，因果园不算耕地，而划为中农。家产在文革中保存下来。令人遗憾的是，在80-90年代城镇化的过程中，房屋和果园均濒临破坏。当地人大多拆掉旧的土砖木材结构房屋，换成红砖水泥结构。而在富裕的加州马轮县，人们尽量维修旧的木材结构房屋。一栋三间卧室的且绿化好的房屋值五十至百万美元。上述老家邻居亲戚家产，若是在美国加州，价值为千万美元。我通过研究发现，老家的土砖木材结构房屋是最适合居住、延年益寿、保护环境的住房。2003年
父亲参加过国共两党的军队，经历过错综复杂、生死存亡的斗争。今天，表面平静的世界里隐藏着危机。希望伟大的中华同胞成为世界和平、友好、团结的中硫砥柱。推动联合国和全世界人民通过和实行以“易灵公谱”为基础的“全球人责权、政府和组织、自然环境”宣言。国共两党都经历了战火的考验，应当第三次合作，为确保全球和平作出更大的贡献。湖南省于1949年和平解放。第一任省长是东安县的唐生智先生。湖南在地理和气候方面居地球中间地位。有中国最大的湖泊“洞庭湖”，有丰富的山水溶洞等旅游资源。“湖南(HUNAN)”与英文名词“人(HUMAN)”相近。“HUMAN”也可以翻译为“湖人”。希望湖南能建设成为“国家自然保护区和世界旅游胜地”。希望在每一个镇上都建图书馆。希望在东安县建立“易灵公谱国际学堂”，以培养人文理工综合性人才。希望在各地建立“中国人民复员军人纪念馆”，以纪念保卫和建设祖国，建设家乡的军人。还希望社会消除大办“白喜事”的现象，实行在安静中悼念死亡的风气。中国人在世界中的比例已由解放时的四分之一下降到六分之一。中国应当消除城市和乡村之间的不平等现象，推行等同的教育机会和二个小孩政策。
如果人可以分为“好、丑、坏”三大级别的话，父亲是属于“好”的级别。他表现出了一个战士为生存而顽强战斗的英雄精神，为家庭的长远利益着想。我将永远记住跟父亲生活的八年(1970 - 1978)。那时我们没有财产，没有存款，只有最基本的衣食住行。但我们自己种菜、砍柴、捞鱼虾、参加文体活动，生活得幸福。我生下来时，因为人口多，差一点送给别人。小时候可能吃糖水的原故，经常牙疼。但结果还是成为有用之材。做为父亲，他完成的任务本人难以超越。祖母和父母带大三个儿子二个女儿。老大务农，继承了祖传的大部份房地产；老二和老三继承了他们的教育事业；老四本人上了大学；老五上了技校。我们五人均通过义务教育、成家、立业、育儿女。父母还帮助带大了几个孙子女。我们家可能是中华民族，甚至全人类的一个缩影。如果父亲能把退休之前的独立自主、愤发向上、不屈不挠等精神和行为坚持下去，他一定会活到一百岁。如果父亲能把他一生的经历写下来，子女大概不会一辈子抱怨他不关心子女。我曾经跟父亲谈起，有机会我们兄弟四人在公共场所表演器乐。遗憾没能实现。在电话中，我要求父亲竞选县政协委员，以推动国共第三次合作。父亲的钢笔和毛笔字写得好，我早就在想，他可以写一套字，作为电脑字体。我还跟父亲谈了一个梦想，那就是有一辆大篷车，在一个山青水秀，风和日丽的公园里守夜。就像易灵公谱第一句写的那样，人只要有正确的文化思想，潜力跟宇宙一样广大。但愿他人的类似梦想能得以实现。
易识璞简历
2004年11月27日在东安县人民医院去世(终年77岁)。Mother's Date of Birth: 1930-10-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