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家安全條例？誰的國家安全？
作者：潘惠祥
2003年07月11 日
看了各種報章的論壇，不論是內地的，還是外地的，「國家安全，人人有責」似乎已成了不爭的、理所當然的事實。但事實上是否如此呢？胡適說：要在不疑處懷疑。現在讓我們來看看國家安全條例，究竟是誰的國家安全條例？
關於國家主權，亨廷頓曾經在《變化社會政治秩序》一書指出：主權在民之說同主權在神之說一樣含混不清。因它隨時可以「人民的名義」或「國家的名義」成為極權專制的工具。同樣，如果我們不搞清楚，「國家安全」是誰的安全，那立法也就沒有意義，「國家安全」也隨時可以成為專制統治的工具。
香港的政府和親政府政黨老是說，二十三條是香港作為中國國民應有的責任，這種說法不錯，但國家是誰的國家？何國良教授說得好，國家不是獨立的、先驗的存在，沒有我們的參與，國家只是一個抽象的名詞或概念。只有我們參與了其中，才能令國家這個名詞或概念成為可能，成為真真正正的國家。
很明顯，香港的國家安全法是針對全部香港人的，那每個香港人當然有參與立法的權利。但是「我們」的政府卻將「我們」，大部分的香港人排除在參與「國家活動」(二十三條立法)的圈子外邊，然後卻要求「我們」盡國民的義務，這是何等滑稽！這樣的國家安全，究竟是誰的國家安全？是我們的嗎？答案已經很清楚。沒有我們的同意，國安條例不是我們的，只有我們有份參與制定的國安條例，才是我們的國安條例。
很多的人，不論是學者、還是政客，老是將二十三條的問題歸諸是法律問題，應該法律解決。很明顯，如果讓大部分香港人參與，這是個法律問題，但特區政府的做法表明，這已經不是一個法律的技術問題，而是剝奪了香港市民作為一個公民應有的政治權利。這是特區政府將原本一個法律的問題政治化了。
看了人民網的強國論壇有一篇段文，真讓人啼笑皆非：「在內地，公安機關搜查公民的住宅，必須有搜查令。香港國安法，卻賦予警察在沒有法庭搜查令的情況下，可以入屋搜查。因此，爆發了50萬港人上街遊行。這是香港特區政府，沒有學習「三個代表」的結果。內地政在胡、溫的領導下，正高舉「三個代表」，香港的董建華昧於時勢開倒車，完全脫離群眾。
沒有國家意識？
內地和香港的左派常批評說港人沒有國家意識。人民網的強國論壇的網友如此說，內地的朋友來信也是這麼說。內地的朋友說：「大陸人都討厭香港人的「胡鬧癖性」，看了十分傷心。
內地的人總愛說香港人不愛國又愛「胡鬧」怎樣怎樣，但內地人又有沒有為香港人想想，筆者是從內地出去的，對內地、對香港的關心都是一樣的。
歷史遺留下來的問題
香港回歸是鐵一般的事實，正如港人在九七前後對中國的認同程度不高也是事實。但香港人害怕的是中國的「法治」，尤其是在89年之後，所以，維持「一國兩制」是香港人對中國認同的關鍵。
香港的問題是歷史問題，香港人不能責怪中國遺棄香港，但我們也不能因此而責怪香港人沒有愛國心，因為這也是歷史遺留下來的問題啊！香港人從來就沒有像台灣那樣，埋怨中國遺棄香港，想像一下香港遭到遺棄的時候，香港的中國人是怎樣的感情？？？香港人沒有埋怨，只有默默承受。香港人從來是絕對的順民，「胡鬧癖性」是以偏概全，是一種偏見。
另外，從中央的角度考慮，你能讓一下子給英國統治了一個世紀的香港一下熱烈擁抱中國嗎？一個給媽媽遺棄的孩子，當他的親生媽媽說要要回他，他的那種不信任和陌生的感覺是難以形容的，更何況89年的那場運動，讓香港人覺得中央政府不可信任。
這也是為何說，維持「一國兩制」是香港人對中國認同的關鍵。正如一個剛剛回到母親懷抱的孩子，怎可能要求他熱烈愛他的媽媽呢？只有這個當母親的用耐心、關心去愛護這個孩子，給予額外的照顧和特權，才能讓孩子重建對媽媽的愛和信任，當然，特別照顧也是有時間性，不可能一輩子的，所以才有「五十年不變」之說。這不能不佩服鄧小平的政治智慧。但這卻引起了其他孩子的氣憤，內地的其他省份認為不應該特別照顧香港。
另外，內地人對香港有「特權」不滿，其實部分「特權」是得益於台灣因素，中央的意思是只要台灣願意回到中國，中國是願意開出最大的條件，香港就是一個現成的例子。老實說，香港人雖然很現實，但不至於連稅都不交，反正交給中央跟特區都是一樣。此外，當時的香港人對中英談判根本無緣置喙，任何的抗爭都無效，中國政府怎麼也不讓香港坐上中、英、港談判的三角凳，香港的回歸跟割讓的時候一樣，只有再次默默承受，任人擺佈。
或者有人說，中央不讓香港人坐三角凳是履行中國的主權。但正如前說，國家沒有我們的參與，是不存在的。要香港成為真正的中國人，只有賦予香港人參與權利，否則我們不能持雙重的標準，而單方面要求香港人愛國，盡「中國人」的義務，這是不公平的。正如西哲名言所說：「如果要愛國，先要國家可愛。」我的看法是，如果中國真的愛護香港人的權利，我實在看不出港人有什麼理由不愛國的。所以，才有「一國兩制」保護香港人的現存的權益，這尊重香港歷史現狀的事實。這也是所謂的「一國兩制」背後的精神和理念。
好了，現在二十三條立法，
50萬人出來，在連內地的人又在嚷了，「一國兩制」還不夠，連二十三條也不要了，香港人又在胡鬧甚麼？這還不是不要國家麼？但事實是，香港人並沒有胡鬧，胡鬧的是政府。香港人要求的只是參與二十三條立法（國家活動）的權利，因二十三條只適用於香港人，而政府卻將香港市民的代理人
— 民選議員排除在外。既然議會失去議政的功能，那上街遊行就是唯一的選擇。社會的不穩定並不是香港社會或香港人的錯，香港人一向都是絕對的順民，只是這個政府實在太差勁了！香港人才被迫走上街頭。
二十三條，都是六四惹的禍
關於二十三條立法，解鈴還需系鈴人，現在讓我們一切從1989開始。1984年，中英談判。1989年發生震驚中外的「六四事件」，百萬港人遊行，結果是二十三條加入基本法。根據《文匯報》前總編輯金堯如表示，二十三條就是這樣加入了基本法。 (按：金堯如在89年後，因不同意中央的處理學運的手法，流亡在外)。但中央判錯了形勢（正如特區政府判錯7月1日一樣），回歸六年後證明，香港並沒有成為顛覆中央的基地。當時的形勢是，中央害怕的是香港給外國勢力操縱，所以才有二十三條的建議。但事實上，所謂的「境外勢力」，這是毫無證據的，中央的這種找藉口來箝制香港人自由的做法只會讓香港人更加恐懼。
總之，八九年的事件加深了中央和香港原本已經存在裂縫。所以，解鈴還需系鈴人，二十三條本來是不該存在於基本法的。現在的環境跟89年比，中國政局穩定，胡溫開明，憲政改革有展開的可能。但董建華卻昧於時勢，以為二十三條越緊越好，行民主倒車。這不但之，重要的是，他在搞砸香港的時候，才來提二十三條，簡直是火上加油。
總之，董建華老是在錯誤的時候做錯誤的事情。例如，衛生福利局局長楊永強是被懷疑SARS在社區擴散的必須負責的人之一，但董建華卻不顧社會公意，要求成立獨立的調查委員會，反而委任楊永強自己調查自己，結果，「楊永強調查楊永強」，成為國際笑話，這明明是個政治常識的問題，而且發生在北京撤換衛生部部長張文康之後的事情。這也反映了特區政府統治班子的問題，所謂的問責制，各官員竟然對這種違反政治常識的做法，沒有提出異議！這要怪只怪董建華的思維受左派影響，凡反對黨反對的，我支持；凡反對黨支持的，我反對到底。這樣的人，這樣的左派思維，香港怎不給他玩死？當然，香港的經濟問題不能全部怪他，但他丁點兒也解決不了卻是鐵一般的事實。
內地人對香港的了解從來是一知半解，有關香港的政治新聞，大部分內地人根本看不到，大部分人也沒有興趣去了解。有時覺得內地人對香港的觀點，真是啼笑皆非，無從說起。
繼7月1日50萬人大遊行後，7月9日仍有5萬穿白衣的市民參加「民陣」發動的「七˙九」包圍立法會，這證明社會的焦點已由二十三條立法「治標」轉移到「治本」
— 由一單純的政治運動延伸為更廣泛的公民社會運動。但董特首既不學劉禪，「統而不治」，權力下放；又學不了諸葛亮「揮淚斬馬謖」，讓相關問責的官員下台，
這跟「七˙九」集會市民叫喊的口號 ——
「董建華下台」、「葉劉下台」等形成了鮮明對比。
董建華政府自7月5日和7日先後兩度被迫修訂和押後二十三條後，對於市民的訴求，依然無動於衷。特區政府既不重組政府，也不回應市民的最低要求
—— 問責制問責，形成一個不生不死的政治僵局。政府若繼續以鴕鳥政策回應，則民怨的沸騰可能超越「七˙一」大遊行。
「七˙九」集會已經表明，香港的社會已經覺醒，一個不負責任的政府已經影響到香港的經濟發展。特區政府的對施政失誤而拒絕負責的表現，已令香港市民認識到，如不作根本性的制度改變，類似的事情仍會出現，民主化已經成為香港社會的主流意識。所以，中央與其被動觀望，不如化被動為主動，順應香港民情，讓香港成功民主化，真正落實「一國兩制」。
「一國兩制」已失效用？
現在大多的輿論認為，董建華不但成為香港的負資產，也成為了北京的負資產。從北京方面來說，「一國兩制」讓董建華這樣一搞，嚴重損害了兩岸關係，對台灣已經垂範效用。但事實上，現時情況實並沒有想像中的那樣壞，「一國兩制」對台垂範效用的機會仍然存在。
從自由黨田北俊上京和中央邀請李國寶、李家祥議員垂詢，顯示了中央對香港問題的膈膜，有必要更改現在的委任特首制度。既然香港不能接受中央委任的特首，而特首和立法會普選又是《基本法》內的規定，「特首和立法會普選」現在也已經成香港社會主流意識，香港民主化則是遲早必須面對的事實，中央不如從大處著眼，化被動為主動，順水推舟，再送一份大禮給香港，順應香港民情，讓香港成功民主化，真正落實「一國兩制」。一方面既可化解董建華拒絕改組政府的統治危機，另一方面，可以在兩岸關係上爭取主動性。
附記：倒果為因的《官方保密條例》
關於《官方保密條例》，實際上應該只應用於政府官員，而非一般的國民。因保守國家的機密是政府官員的責任，不是我們國民的責任，但現在的做法卻倒果為因，此其一。
其次，《官方保密條例》官方資料的定義含混和它的涵蓋範圍超越了真正的國家機密範疇，但我們國民卻沒有權利制定、過問和解釋權。以致政府可以用保護官方資料為由，而掩蓋自己的行政失當。
第三，中國的近現代歷史告訴我們，當國民的知情權被剝削的時候，國家的安全才是最脆弱的時候，香港就是現成的例子。在中國近現代史上，領土的損失範圍是如此之遼闊，以至幾乎是台灣的數十倍、甚至數百倍，但是有誰留意去？因此，引入公眾利益或知情權機制去制衡《官方保密法》是絕對有必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