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九世紀的英國學者格羅托(一七九四－－一八七一年)在他的《希臘史》中曾經提到，"僭主政治"是傳統王政過渡到寡頭政體和民主政體之間的個人專政的形態。所謂僭主政治，是指“無限制的個人專政”，“大約在公元前六八0----六七0年之間，在西庫翁建立了俄爾塔格拉的僭主專政。而值得注意的是，科林斯、西庫翁、墨加拉這三個城市，在同世紀中經歷了類似的政體變遷。三個城市都有一個僭主上台執政，俄爾塔格拉在西庫翁，庫普塞羅斯在科林斯，特阿格尼斯在墨加拉。這種政體變遷同時發生於希臘世界的不同部分，大陸的、島嶼的、殖民的等不同城邦。在公元前六五0----五00年間，許多城邦中不同的僭主和僭主朝代興亡交替。而在接下來的一百五十年中間，雖然還有僭主，但卻越來越罕見，因為政治焦點轉移到另一個方向上：民主政治的興起。”

   僭主（Tyrant），從來是史不絕書的。在古希臘早期，這個詞用來指代那些未經合法程序而取得政權的人，“僭”，在中文裡與“擬”相通，《廣雅﹒釋詁四》：“僭，擬也”。下擬於上，稱為僭或者僭越。通過僭越的途徑取得政權的人往往比世襲制下的君王更加殘暴無情，而後多將這個詞譯為“暴君”。但這與君主制下的暴君又不能區分，因為嚴格來講，僭主還不是“君”。就像上述故事裡讀書當了官的人還不是世家，到了第二代才算世家子弟。在古希臘的公元前7世紀初貴族政治開始解體之後一段時間，被稱為“僭主時代”。對比那些此起彼伏的希臘僭主們，我們可以得出一個定義，所謂僭主就是那些完全無視過去的任何政體及其傳承、而憑借強權取得統治地位的獨裁者。僭主通常都在民族國家的危機時刻崛起。因為危機為權威及其膨脹創造了契機，並提供了舞台。危機也為非常的暴力提供了部分的令人無法拒絕的理由。尤其在一個缺乏民間力量和個人主義素養的地方，危機也使得大多數老百姓呼喚強權人物，對鐵腕充滿了從站立的方位開始癱軟下去的依賴感。就像當年孫文就任的“非常大總統”的頭銜一樣，這個頭銜本身就是一個形象和典型的僭主的稱謂。一個非凡的僭主人物在這樣的時代，似乎真的像暗夜裡的指路明燈，大海航行的舵手。不過這樣的時機也是可以人為創造的。並可以推波助瀾。就像毛澤東當年在湖南在井岡山一樣，隻要認定了革命的終極正確性，就不妨煽風點火，制造沖突，逼著那些覺悟還不高還不知道隻有革命才能救自己的農民去造反。就像樑山泊的好漢，一部分是官逼民反，比如林沖，一部分則是匪逼民反，比如盧俊義（更何況即便是官逼民反的林沖，也要被王倫逼著去殺人以表忠心、斷退路）。歷來的農民暴亂都是如此，一開始是自發的聚眾作亂，是對於暴政的掙紮。後來便一路燒殺搶掠，一路裹挾大量農民遊民入伙。不想參加的，便燒了你家房子，殺了你家老母，看你還參不參加！如同安德魯斯在研究希臘僭主時說，“甚至在真正有此需要的時候，僭主也大抵超越當時危機的要求：因為個人野心與社會需要既難解難分，而獨裁者自行引退也絕非易事”。因此不難理解貢當斯對於僭主政治的厭惡感。他說：“我當然不是專制制度的信徒，但如果讓我在僭主政治和穩定的專制制度之間進行選擇，我會奇怪為何不選擇後者”。

   格羅托所分析的希臘僭主政治，其實也存在於中國先秦的西周、東周、春秋時代，如：共伯和之廢周厲王，後來的“三家分晉”、“田氏篡齊”、“陪臣執國命”等等。僭主現象也出現於現代，如英國克倫威爾、法國拿破侖、德國希特勒、俄國列寧－－斯大林、意大利墨索裡尼、西班牙佛朗哥、中國袁世凱－－蔣介石－－毛澤東、北韓金日成、北越胡志明、土耳其凱末爾、伊朗霍梅尼、埃及納賽爾、古巴卡斯特羅、埃賽俄比亞門格斯圖、伊拉克侯賽因、印度尼西亞蘇加諾－－蘇哈托、菲律賓馬科斯……每一個站在現代社會門外的國家，都要產生至少一個僭主，而往往，是僭主不斷，憲政無望。所以，它對本書的議題具有意義。

   在古代希臘，僭主的權力具有以下幾種起源：

   1，作為行政長官，逐漸變質，不守承諾，竊取足夠的權勢，不再理睬推選他出山的人們。在近現代社會則如袁世凱、拿破侖。

   2，作為煽動家，精力充沛、野心勃勃，以無權者的鬥士的名義挺身而出，博得人民的好感，得到擁戴，推翻舊政權，自立為僭主。如墨索裡尼、霍梅尼。

   3，甚至用不著受擁戴的借口，幹脆運用一支軍隊，奪取政權。如列寧－－斯大林，蔣介石－－毛澤東。

   鴉片戰爭以來，中國政治舞台上具有推動性的政治權威人物中，洪秀全隻算得一個傳統型人物，盡管他運用了基督教的旗號。而清廷裡掌蹄帶尾的人士除了光緒，都缺乏現代意義。在分析邊疆諸位如曾國藩、李鴻章、袁世凱、蔣介石、毛澤東、鄧小平時，可以發現：曾國藩、李鴻章，是權臣而不是僭主，袁世凱先是權臣後是僭主，蔣介石、毛澤東是僭主，鄧小平則始終是以權臣而非僭主的身份在操縱中國政治，因為他始終不是國家主席，又不是黨的領袖，後來甚至不是軍隊的統帥，但卻非法控制著獨裁權力。

   可以說，曾國藩、李鴻章這樣的權臣，是為袁世凱那樣的半僭主進而為蔣介石、毛澤東那樣的僭主，登上歷史舞台而做準備，而鄧小平這樣名不正（以權臣之名而行僭主之實）的人，則可能恰恰在不自覺甚至極不情願地為近百年以來的中國僭主時代，悄悄畫上句號。環顧當今中國，政治領袖的權臣化，不僅體現在鄧小平身上，而且體現在鄧小平任命的所謂"第三代領導核心"身上，所謂第三代領導核心，其實是一些技術官僚，而不構成任何意義的政治權威。結果，政治領袖的權臣化，注定中國社會即將進入新時代，而第三代以後的集體領導（第四第五等等），也許將被証明，隻能借助其他政治權威來推銷自己。

   在台面上，十九世紀以來中國政治的權臣化和僭主化，和西方社會在現代化過程中的僭主專政有相似之處：

   英國革命產生克倫威爾，法國革命產生拿破侖，德國革命產生希特勒，意大利革命產生墨索裡尼，日本半吊子革命產生軍部的獨裁，俄國革命產生列寧－－斯大林……事實似乎表明，絕大多數傳統國家在其現代化過程中，都會產生至少一個獨裁的僭主，而且被他的追隨者集團尊稱為"國父"。中國似乎也是如此。

   但事實上，中國的道路不同於歐美俄日，中國革命因而漫長得多、曲折得多：迄今為止，中國革命，已經產生了至少四個"國家"：武昌首義的中華民國、袁世凱的中華帝國、蔣介石的中華民國、毛澤東的中華人民共和國。至於鄧小平，由於他的“改革”已經完全推翻了毛澤東體制，變化度並不小於蔣介石對北洋政府體制的改革，甚至不小於毛對蔣的改制，是否該作為另個"國家"？當然，他沒有力量改變國號；因此雖然推倒毛的一切作為，畢竟還是趴在毛的墓前叩頭，張揚毛像於天安門廣場，非英雄也。 其中，至少產生了三位"國父"：袁世凱、孫中山、毛澤東。雖然，袁世凱被稱作國賊，而毛緊跟斯大林，避免國父的提法，但顯然他覺得自己比國父（王朝締造者）還大，簡直是秦皇再世（歷史締造者）。

   其它國家的僭主，都是完成國家統一，完成傳統社會到現代社會的過渡。而中國的僭主，卻是實現國家的分裂，把大一統的世界帝國，變成好幾個不倫不類的分裂國家，如蒙古、中華民國、中華人民共和國；先後變成日本、蘇聯、美國的僕從國家。

   其它國家的僭主，都是在實現民族統一的過程中，發動對外戰爭，躋身列強行列，即使像俄國這樣不爭氣的家伙，在一戰中破產了的國家，也隻經歷短短幾年的內戰，就在二戰中成為世界霸權。但中國，卻在經歷了三十八年內戰和外侵(一九一一年－－一九四九年)後，又經歷五十多年迄今不息的內亂，沒有穩定的制度(即使所謂"社會主義制度"也遠遠無法對比蘇聯制度的成熟)，沒有社會規范(傳統規范被消滅，新規范的試驗也宣告失敗)。

   僭主政治在中國近代歷史的發展中，已被証明沒有完成它在其它社會中的"統一－－強國－－對外擴張"等應急功能，反而造成"分裂－－衰弱－－內亂"；所以我們迄今受到"發達國家"的欺侮；不斷品嘗中國民族的巨大災難。如此反差的奧秘究竟何在？

   迄今探討中國近代命運的各種學者，大都忽略了一個重大的民族差別：

   西方社會是從一千年來的歐洲小邦政治向大規模的近代世界政治過渡。如十九世紀歐洲的中等規模的民族國家(如英、法、德、意、西等等)，都經由更小規模的政治實體(如意大利的城邦、德國數百小國、法國英國的貴族領地)，幾百年演化而來。及至二十世紀，在這些中等國家的兩翼，又興起了世界規模的超級大國：俄、美。

   經過兩次大戰，歐洲受兩翼邊緣制約的戰略形勢就更明顯，以此形成大規模的現代世界的國際秩序。這種演變使得歐洲小邦日益認識到，隻有團結起來，才能獲得新的世界地位。歐洲文明內部正日益趨同，而這一趨向又和社會主義思潮的壯大同步。

   這耐人尋味。這表明，社會主義不僅是道德理想或經濟制度，而且是世界型政治的伴生物。正如民族主義是中等規模列強政治的意識形態；而封建主義則是小邦政治的意識形態。在列強秩序走向超級大國的進程中（這距離統一的全球帝國還有一步之遙)，出現"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的吼叫，不是偶然的。它是要求沖破國界，完成超國家的世界政治的組合。

   但反觀中國，不僅置身這一世界潮流之外，而且成為它的受害者，因為中國近代以前的大一統社會與歐洲的封建主義相反。現代歐洲文明走向趨同，中國恰恰在這同化壓力下趨於分裂，這意味著一種退化，美其名曰"再生"也可以：因為中國早在秦漢時代已形成自身的"天下一統"，自身趨同運動早在兩千年就完成了。在古代技術所能允許的條件下，中國形成自己的世界型文化。

   戰國七雄，近似歐洲的七國列強；春秋兼並戰爭，近似歐洲的帝國主義戰爭；最後統一於秦，與現代文明正經歷的世界趨同之地球村，又很近似。所以孫中山曾經夸口說，古代中國也有自己的社會主義思想甚至無政府主義理論，盡管他和康有為相似，是以近代西方的社會主義，去"發掘"古代中國的社會主義思想脈絡，有點托古改制的意思；如把《禮記.禮運》篇中的"大同"，"天下為公"等觀念，解釋為歐洲式的社會主義。其實《禮運》是對西漢盛世即類似於羅馬屋大維"黃金時代"之世界帝國的理想描述，而不是對於古代中國所沒有的資本主義的反感。《禮運》和社會主義風牛馬不相及。正如《水滸》、《紅樓夢》、"儒法鬥爭"和階級鬥爭風牛馬不相及。

   秦漢以來的中華(世界)帝國這一政治結構，綿延兩千年顛撲不破，作為全球歷史上時間和空間跨度最大的政治奇跡，是全人類的共同遺產，應該列入聯合國的保護目錄，值得我們自豪。但鴉片戰爭以來中國屢戰屢敗的經歷卻一再說明，如繼續堅持這一世界主義的結構，中國民族就無法立足於民族國家列強並爭的國際社會，更遑論在其中成為發達國家！

   不少學者馬克思主義宣傳家甚至一些自命為"自由派"的投機份子提出，中國傳統應該對中共"社會主義實踐"的歷史性失敗負責，他們列舉馬克思－－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中對封建主義的分析，指出所有對資本主義發展感到憂慮的社會力量其中包括封建力量，聯合起來加入社會主義運動。然而，這樣粗糙的分析即使流行於十九世紀的西歐社會，但怎麼還能在如今精密的電腦時代迷惑人心呢！東歐和亞洲（同為蒙古帝國的遺產）在二十世紀後半期的社會主義試驗，和他們各自的傳統是南轅北轍的。例如以蘇維埃俄羅斯所操縱的“共產國際”，旨在毀壞中國傳統，削弱中國，以擴張俄國的勢力於遠東，以便進一步瓜分中國。

   為此，他們用俄國的僭主理論替中國人尤其是中國的半吊子知識份子洗腦，造成中國長期附庸於俄國、迄今積弱不振的局面。

   在炮艦列強強加給我們的國際環境下，保護我們的種族、發展我們的文化，要確實認清，中國的處境和習慣，與歐美俄日是何等不同，這甚至決定了我們改造社會的具體做法，可能與他們恰巧相反。中國的這一特點，造成中國現代化進程的坎坷，但不論如何，我們這一代人必須扭轉中國的墮落趨勢，重振中華國威，我們必須準備迎接一種新型的政治權威觀念；並在揚棄僭主政治的歷史遺產的過程中，再造中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