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說新語》中有一則故事。兩小兒爭辯是讀書做官好、還是做世家子弟好。一人得出結論，說：當然是做世家子弟好了，又輕鬆、又有地位。另一人若有所悟，撒腿就跑。前者問道：你去哪裡呀？那人回頭喊道：我趕快回家送我爸爸讀書去！ 魏晉正是貴族統治漸漸讓位於官僚集團的關口，雖說廢封建、置郡縣已有數百年，但門閥巨室的世襲力量仍然高高踞於無根源的文人集團之上。非世家子弟，哪怕做了宰相，也是被人瞧不起。封建制下地方自治的遺風尚在，名門望族把持地方，塢堡森嚴、甲兵眾多。因而中央集權不重，為政者“不得罪於巨室”，這句孟子的金玉良言依然有效。所以人家瞧不起你，身為宰相的亦隻有盡力巴結。因而才有上述故事裡的結局。 貢當斯所言：“我承認兩種統治的合法性，一種是名正言順的，它起源於自由選舉；一種是心照不宣的，它源於世襲制。”世襲統治的心照不宣，便在於權力的淵源。和一場“合法性”火炬的接力跑。等級制度是一種人類社會自發演進的差序格局，如果不是懷抱著異想天開的烏托邦情結，就無法去徹底否定和打破一切的差序格局，而企圖在廢墟之上憑借無根源的威權來重建伊甸。民主制也不過是以一種較為公允的等級制去漸漸取代較為僵化的等級制而已。建立在自由選舉之上的憲政制度，以及和這一自由選舉相應和的自由的經濟和企業制度，如它的批評者所言，亦是有等級和財富懸殊的（迄今為此流動性最大的一種等級制）。而一場企圖泯滅一切差異、同時泯滅造成種種差異的人性私欲的暴力革命，在一切有歷史淵源的權力（包括財產權）都被踐踏之後，在世襲統治結束之後，而自由選舉尚未來臨之前（訓政時期），在偉岸的領袖帶動之下，在1949年的中國，終於建立起了一個有史以來最為成功的僭主政治。一個以消滅階級差異消滅私心雜念為目的的僭主政治。世襲統治者無法創造的奇跡，民選領袖無法創造的奇跡，毛澤東，一個“僭主”，能夠實現他對拋頭顱洒熱血的千萬子民的許諾嗎？他能夠通過讓千萬人上十字架的方式，來洗刷耶穌讓自己上十字架都未能洗刷掉的塵世的罪惡嗎？一個嶄新的統治者，真的就可以帶來一個嶄新的千年王國？

   1949年10月1日，毛澤東站在天安門上宣布：“中國人民從此站起來了”。激動不已的胡風當晚在詩篇中寫下：“時間開始了”。前一句話與其說是對未來的瞻仰，不如說是對過去的宣判。它意味著對五千年等級格局的徹底否定，它在標榜一部分人站起來的同時，暗示著一部分人的從此倒下。而這恰恰就是另一種等級制的先聲。一種新的血統論在這句話間初露端倪，並已經透出一種殺氣騰騰。而天安門作為世襲統治的象征和權力接力賽的領獎台，在美麗新世界的開國大典上被借用，則預示了這一背叛者政治的不徹底，和內心的中氣不足。在開國大典前，甚至在進入北平時，這個問題就已經出現。關於中央的駐地，要不要選擇故宮，有了許多爭論。最後毛澤東一錘定音，選擇了原皇宮建築群內偏居一隅的中南海。這裡的問題在於，一個嶄新的政權，缺乏不那麼嶄新的儀式和象征品。就像有的時候穿新衣服會被人笑，被人視為沒有來歷的暴發戶。所以新政權依然離不開對古老儀式和道具的借用。換句話說，新政權無法徹底對五千年的“合法性火炬”的接力賽嗤之以鼻。這個僭主政治在自己加冕的時候，顯示出他內在的恐懼和自卑，他還是無法做到對一切差序格局的背叛，他無法做到絕對的理直氣壯。在開國大典的形式上，他開始有所依賴。而這與一個革命政權的終極目的和道德的動力開始背道而馳，構成了一種悖論。在今天的某些繼續革命者看來，可以說從一開始，他就變修了。這隻是說明烏托邦邏輯的難以堅持。

   在這個意義上，胡風的那句詩“時間開始了”，聽起來就象是一種嘲諷。時間開始了，也就意味著對過去的徹底否定。和一個新紀元的來到。這是中國傳統政治“改正朔”的作風。這句詩也代表了胡風對新政權的烏托邦性質的理解和展望。然而新政權在權力儀式和道具上對世襲傳統的借用與摹仿，卻把其明修棧道、暗渡陳倉的藕斷絲連暴露了出來。僭主始終不甘心自己隻是僭主，那種來自萊茵河畔的意識形態可以利用，可以說服他人，卻最終無法說服自己，無法僅僅憑它就可以為一個建立在五千年文化之上的華夏之邦加冕，就讓無數子民覺得這種威權來得光明正大，來得心悅誠服。但如果這個新統治者住在中南海、站在天安門，那就不一樣了。無論新政權對其烏托邦的純潔性和一個理想王國的前所未有如何地強調，在五千年政治傳統之下，絕大多數老百姓（包括大多數黨內成員）還是根據“五德始終”的歷史循環論，將毛的政權看作一個新朝。這是一個關鍵的問題：不是把共產政權當作馬克思列出的政權譜系中的一環，而是把新朝當作中國五千年政權譜系中的一環。

   而在僭主政治企圖借用世襲統治的法器，並通過對一個千年王國的允諾來為合法性重塑金身之後若幹年，我的奶奶在鄉下，還是搞不拎清國民黨和共產黨的區分，並依然對亞洲女神觀音菩薩心懷虔敬。直到幾年之後，村裡唯一的一個有文化的人上吊自殺，而出走多年的村民張三娃榮歸故裡，當上了黨支部書記。屬於撒旦的時間才真的開始了。

   僭主政治不能給人們提供自由選舉制下共和國的好處，這是我們已經看到的。但貢當斯甚至認為，僭主政治也不能“提供君主制的好處”。在這兩種政體下，都是一個人在掌握無上的權力。但貢當斯說：這恰恰是他們（僭主政治和君主制）之間唯一的相似之處。從世襲制度過渡到自由選舉的憲政制度，這其中難道可以不經過一個無根源的和憑借暴力的僭主政治嗎？問題在於：1949年建立起來的僭主政治和烏托邦體制，究竟是通往憲政民主的橋樑，還是阻隔在自由選舉制路上的太行王屋？使得我們今天的一切努力像一場愚公移山？中共喜歡把他的權力交接的歷史演義為“三代領導核心”。這也是一種對於合法性的裝扮和重塑金身的努力。所謂“第一代”，乃是有了第二代之後回溯轉去的。這裡邊的邏輯不是“沒有第一就沒有第二”，而是“沒有第二就沒有第一”。兒子成了世家子弟，才能反過去給老子追封為第一代××公。由僭主開始，形成新的傳統和合法性的火炬，新的政治譜系學怎麼來寫，怎麼將某些人簡化掉，將某些人突出。由於這個政體的過渡性質，這個帝王譜系既不像君主制下也不像選舉制下那麼一目了然。究竟有幾“代”領袖，因為既沒有玉璽皇袍，又沒有最高大法官主持宣誓儀式，就成了仁者見仁智者見智的事情。我的奶奶如果還活著，一樣還是搞不清的。在這個意義上，僭主政治的過渡期還沒有完。隻要權力的非程序性變更沒有結束，每一代領袖在政體意義都還是僭主。既非世襲，又非民選。連最後蓋棺定論會不會被列入凌煙閣的領導核心排行榜，都還是未知的。

   早在40年代，毛澤東在中共的特殊地位就已經不容置疑。他不僅成為事實上的最高領袖，而且以他的無限政治魅力成為個人崇拜的偶像。到了1943年，他的同事們對他的理論能力不再有任何的懷疑。1945年，“毛澤東思想”被寫入了新黨章，自此以後成為一個僭主政治刻意營造的圖騰。這個圖騰代表著這個體制的政教合一，和領袖本人的十項全能。雖然“道一變，至於齊，再一變，至於魯”，從“**思想”到“**理論”，或許再下去到“**路線”、“**想法”、“**念頭”，隻要僭主政治向憲政制度的過渡尚未完成，對於這個自產銷的“合法性火炬”，便是在位者無法舍棄的。雖然1945年新黨章強調“集體領導”，但在某些事上，毛澤東本人早已被授予了單獨決策的正式權力（1943年3月，政治局任命毛澤東、劉少奇和任弼時組成三人小組，處理日常事務，並授予毛澤東單獨作出最後決定的權力）。從抗日戰爭的成功，到1949年建國，毛澤東越來越像一個神話。他的威望與權柄不斷擴大，一個理想的、具有超凡魅力的、能夠力挽狂瀾解民於倒懸的僭主終於誕生了。當他住進中南海、站在天安門上，順理成章的成為一個新政權的締造者和帝王。他一旦坐上了這個位置，“在傳統的文化裡，這個位置就意味著他人的絕對服從”（費正清）。不管一個僭主政治用什麼樣的意識形態來為新朝命名，也不管它將那個至高無上的位置變換為什麼稱謂（總書記、黨主席、國家主席、軍委主席、中顧委主任、橋牌協會名譽會長），人們還是能夠從這些現代的名詞之中，準確地、輕易地將獨裁者辨認出來。隻要從世襲制向憲政制的過渡沒有完成，“時間”，就還沒有真正開始。接著，毛在1953年的一則批示中以勝利者的姿態宣告：“嗣後，凡用中央名義發出的文件、電報，均須經我看過方能發出，否則無效。”這一則批示代表著獨裁者“從此站起來了”，相權（國務院）被架空，全國人大成為被挾持去號令諸侯的“偽天子”，那曾經激動人心的《共同綱領》已經Gong with the wind。毛澤東宣稱：“我們現在其實就是訓政”。所謂訓政，也就是僭主政治，從此癒演癒烈，開始走向登峰造極。

   貢當斯在《古代人的自由和現代人的自由》一書中談到了僭主政治與世襲君主制之間的差異。他舉出的僭主政治的代表是拿破侖。柏克在他的《法國革命論》中，便從暴力革命的特性預見了波拿巴作為獨裁者的執政後果。雖然他們談的都不是遙遠的中國和20世紀席卷而來的那場共產主義革命，但一個中國人今天讀到他們寫下的那些句子，便會臉紅。他們所批評的，似乎就是我們所歷經的，仿佛是為了証明那些結論的正確，所以中國出了個毛澤東。讓我們看看那些差異之處。看看僭主政治橫亙在中間，為什麼連穩定的君主制都不如。

   1、抑制野心和激發野心

   世襲君主制下的合法性火炬來自於幾百甚至上千年的傳承，是一種經歷了“時間的修正和被習俗軟化的制度”。不管它的公共權力在名義上是否掛靠在君主個人的名下，它的權力交接是一種“程序性”的、“正規和和平的”交接，是一種使人更易於歸順的、其本身也更少令人懷疑的權力。就像法律上的“佔有時效”制度一樣，時間的經過使得權力合法化了，使得最初的無因的佔有變得不重要。我們從漢族老百姓從清初到清末對待“清政權”的合法性態度，甚至對待作為政權合法性道具的“辮子”的態度，就可以了解。但是僭主政治不同，它打破了一切既有的合法性的來源，他不屑於在原有的合法性火炬接力賽中當一個下家，他要橫空出世。或者像幾十年後的一部紀念新政權建立的影片所言：他的開國是《開天辟地》的，是史無前例的。他的線性歷史進化論的意識形態要求他的烏托邦是一個終點。而不是依靠傳統的王朝循環論的一種延續。烏托邦的夢想和邏輯，都要求僭主政治必須跳出“周期律”。換句話說，僭主政治帶來的和面臨的是徹底的洗牌。

   在穩定的君主制下，一個顯而易見的好處是：它最大程度地抑制了野心。君主制也好，憲政制也好，最大的好處都是一樣的，他不允許對全社會“徹底的洗牌”。盡管歷朝皇室內部的奪嫡之爭，常常讓我們津津樂道。但是野心的確普遍的被抑制了。自稱為世襲君王是不能夠服人的，它需要時間和傳統的積澱。自封的君主制像無根源的水一樣漂無定所，最典型的就是中國魏晉之後的南朝和朱溫僭位之後的五代十國。僭主政治“強迫所有的人立即退位以支持一個單獨的個人”，它激發起所有的野心，潘多拉的盒子一旦打開，就像病毒一樣傳染開去，讓每一個臣子躍躍欲試、讓每一顆野心騷動不已。一個僭主如果對自己的功臣大開殺戒，是容易理解的。如果不能依靠傳統和美德來抑制野心，就隻剩下暴力和恐怖一途。僭主政治因而必然要打上僭主強烈的個性。因為這種個性與幾乎所有的現存的利益相沖突（在毛澤東的烏托邦革命政體顯得更加突出），也就必然“處在一種持久的挑戰和敵對的狀態之中”。這種“持久的挑戰和敵對的狀態”既是僭主不斷維護自己威權的方式，也使得僭主本人陷入草木皆兵的“汪洋大海”之中，為了維護穩定，他不得不挑起更大的動盪。為了轉換野心的方向和証明強權的必要，他不得不制造和不斷向人民指出今天流行的敵人。他的唯一的戰略就是“以攻為守”。1950年9月，躊躇滿志的毛澤東大大方方地說：“即使是特務，一個不殺也是絕對必要的”！幾個月過去了，毛澤東迅速成為一隻驚弓之鳥，他在鎮壓反革命運動的講話中開始咬牙切齒：“就是要堅決地殺掉一切應殺的反動分子”！“一位君主是高貴地登上他的王位，僭主者則是踩著泥濘和鮮血溜上他的王位”。烏托邦所喚起的並非隻是革命者大無畏的、為天下蒼生摩頂放踵的犧牲精神，在所有高尚的德行背後，被喚起的也包括如此之多的投機、背叛、暴力及“蟄伏的貪欲、隱藏的不義和擔驚受怕的腐敗”。革命的領袖把“所有的罪惡和激情放進了一間暖房，那樣它們就可以盡快成熟，獲得更大的豐收”。然而問題在於，當僭主者坐定江山，他那長長的黃袍展示出那些經歷過的歲月，揮舞著魔杖和刀劍帶來的成功，能夠洗刷純潔目標之上沾滿的血跡嗎？手段的不正義對於烏托邦的目標其實是一種背叛。一個僭主如何在天安門城樓上宣布，讓一切被喚起的野心嘎然而止（隨之而來的高崗事件讓毛澤東醒悟，隻有靠更加集權的專制方能維護一個僭主體制），讓一切被否定的權威和秩序魔術般的重新整合？或者真正的問題是：他如何能夠讓一個帝國“放下屠刀”，轉眼間“立地成佛”？恰恰相反，如同貢當斯所說，“成功足以使一個僭主腐敗，如果他還沒有腐敗的話”。

   2、僭主的舉証責任

   一個登上祖傳王位的君主，他的合法性是無須証明的。他沒有必要去制造聲望，去証明自己的能力和德行足以領導這個帝國。他是獨一無二的，沒有人可以與他攀比。而當原先的一切威權被否認，一切意義上的貴族被褫奪。一個僭主卻要面對“懷著懊惱、嫉妒和希望的所有人的攀比”。他要被迫証明自己的合法性，他要向所有與他一樣的人証明：為什麼偏偏是他？為什麼在君王被推翻之後、在一切人生而平等之後偏偏是他成為最高統治者？在世襲制被否定、民選制尚未到來的時侯，有什麼絕對的理由可以為僭主的統治加冕？我們看到，如果不是在事實上依然利用了傳統的對於君王的認同和服從的政治文化，僭主的統治就的確找不到任何神聖的理由。在革命者高舉背叛和烏托邦的終極旗幟的同時，革命者的政權恰恰是通過對合法性火炬的暗中繼承，才得到了廣泛的承認。這本身就構成了對於烏托邦的嘲諷。更何況，對於一個烏托邦主義的僭主政治來說，他要擔負的舉証責任，不僅僅是去証明自己的“合法性”，還要証明這種“合法性”的到此為止。也就是說，証明線性的歷史已經終結，千年王國已經來到。某種意義上正是因為烏托邦革命的這種完美性和終結性，因為這種“畢其功於一役”的信念和允諾，才使得一切的暴力能夠被接受，一切的手段都能夠被寬容。如果革命者建立起的僭主政治僅僅隻是“五德始終論”下的一個朝代，如果這個政權還是不能跳出“周期率”，那麼對於這場打碎一切人類社會自發的演進秩序和既有權利的暴力運動，就不得不進行新的詮釋、懷疑，甚至懺悔。顯然，這種舉証責任的艱巨，甚至遠遠超過了奪取政權的努力。所以一個僭主往往比絕大多數的君王顯得更加的“勤奮”。尤其是對於一個向所有人許諾了一個完美世界並靠著這種許諾登上寶座的烏托邦政權而言。他必須讓這個新社會保持在一定的溫度上，而不能讓民眾的激情開始冷卻，開始像一個龐大的陪審團一樣去冷靜地聽取僭主的舉証。所以如果一個僭主熱衷於搞各種運動，熱衷於讓每一個公民都流連在大街上，而不把他們放回私生活去，那也是不難理解的。並不是隻有毛澤東才這樣，也並非隻有共產主義政權有這樣的偏好。拿破侖上台之後馬上就明白了這個道理：“必須每隔三個月就給法國人一些新東西”。換句話說，必須讓烏托邦成為一種成癮性的興奮劑。在一個不理朝政的君王和一個“格外勤奮”的僭主之間，貢當斯說：“願上帝把不理朝政的君王還給我們吧！”從1949年到1966年，一個精疲力竭的中國人或許也會偷偷這樣想嗎？

   3、僭主的暈眩感

   1946年內戰開始時，周恩來預計中共至少要經過20年的長期鬥爭才能夠取得勝利。如同上面講到的，正是烏托邦革命的那種“完美性”和“終極性”，才支撐了對於一場可能曠日持久的內戰的信心。在1948年春，華北局勢已經大定，毛澤東仍然估計取得決定性勝利還需要3年時間。然而僅僅一年之後，大陸政權便已易手。雖然從1948年開始到1950年底，共產黨員的人數快速由280萬猛增至580萬。但在開國時，國民黨政權留下了大約200萬個政府公務員的職位，而中共方面隻有72萬人可以勉強合格擔任這些職務。我們注意到在這以前，中國歷朝的政權更迭都沒有出現政府人員不夠用的問題。因為儒生集團為每一個奉天承運的新政權提供了源源不斷的血源。當政權的更迭發生在對原有傳統權力的繼承之上，即發生在合法性火炬的接力賽當中。即便舊朝是被新朝直接以武力摧毀的，但隻要新朝並非是建立在“打碎一切人類社會自發的演進秩序和既有權利”的基礎上，就不會有人員的匱乏問題。然而這一場烏托邦革命，卻旨在摧毀舊有的一切文化、生活方式和價值觀，包括舊的知識分子。它便從邏輯上無法大規模地借用和延續舊政權的東西，雖然在1949年，許多方面的借用和延續是難以避免的（包括法律），然而任何這種借用和延續都在事實上構成了對於新政權的合法性和烏托邦性質的打擊。更重要的是，貢當斯指出的一個世襲制下的事實，即“王儲們受到的教育可能在不少方面都有缺陷，但至少具有這樣的長處：--它讓他們做好準備--盡管並不總是值得這樣--履行至高無上的地位所擔負的職能，至少不會被王位的輝煌搞得手足無措”。貢當斯說，“一個王子在接過權力時，並沒有進入一個全新的環境，從他一出生起，他就平靜地享受著他習慣性地認為是他自己的東西。他被推上高位時不會暈眩。”然而一個僭主，能夠擺脫這種高處不勝寒的暈眩感嗎？一個暴發戶如何從容，一個通過殺戮一步登天的平民，住在中南海內，站在天安門上，怎麼會不產生些“狂亂的欲望、幻覺和非非之想”？尤其對於毛澤東這樣一個具有詩人氣質的狂想者來說。盡管僭主不是普通人，但他的神經還是絕不會堅強到經受得住自己在一夜之間拉個漲停。無限的財富和權柄，在一個對於一切既存的權利和秩序充滿藐視、並以武力將之摧毀的革命者而言，握在自己手中時，是不可能像君王一樣平靜和自信的。“非法性像鬼魂一樣糾纏著他”，他徒勞地要從一切顯赫和勝利之中去尋求庇護，“在君王看到支持者的地方，一個僭主看到的卻是敵人”。盡管毛澤東具有非凡的天縱之才，但當他成為一個僭主，一個事實上的九五之尊，他和一切暴發戶並沒有什麼兩樣，他在運用自己手中的權力時，一樣不能擺脫暈眩感，一樣感到手足無措，像一個既無經驗又無耐心的工人，不斷毀掉自己手中的模具和半成品。貢當斯描述以往僭主的話，每一句放在毛澤東的身上，都是絲絲入扣的。或許我們常常夸大了在一場暴力革命當中意識形態的作用，小心將革命的華麗外衣輕輕褪下，裡面的欲望和人心深處的東西，讓一切造反者和僭主者看上去都如此相似。貢當斯是這樣描述拿破侖的：“他焦躁而又苦惱，不相信他已經僭取到那些權力。他頒布法律卻又篡改它們；他制定憲法卻又侵犯它們；他建立帝國卻又顛覆它們。他絕不會對他建在沙地上的房子心滿意足的，因為房子的基礎已沉入地獄。”1949年之後，歷史開始重演。

   4、偶像派領導人

   一個國王可以不是總司令，而一個僭主卻必須充當自己禁衛軍的頭領。在一場暴力革命中，如果他不是一個所謂軍事家，換句話說，如果他不是所有革命武士的偶像，他就會成為部下藐視的目標。但對於一個手無縛雞之力的君王，卻沒有人會因此對他不敬。正如毛澤東本人所說，“槍桿子裡出政權”。武力，對於建立、保持和維護一個僭主政治及僭主本人的威信都是必不可少的。一個僭主政治很難做到刀槍入庫、偃旗息鼓。就像一個偶像派歌星很難在結婚之後還能保持對fans的魅力，一個偶像必須永遠和他的擁躉保持一種精神上的戀愛關系，永遠讓他的擁躉保持亢奮，像武士迷戀他的英武無比的領主一樣迷戀於偶像的歌喉。一個僭主是不能平庸的，不能溫柔。他必須在他的有生之年維持他之所以能夠君臨天下的原因，也就是手中的槍桿子和不容置喙的霸氣。他必須不斷地炒作自己，不斷地取得勝利，不斷地發現並消滅敵人。一個由僭主政治而進入民選制度、進入循規蹈矩的官僚體制之中的偶像派領導人，就像一個進入柴米油鹽的婚姻生活當中的偶像派歌星，生活立即變得寡然無味，鮮花、掌聲和陶醉感，日見稀少，偶像便會感受到失落，感受到人氣和威望又一下子拉了個跌停。1956年新黨章去掉了“毛澤東思想”的提法，對於毛是一個致命的打擊和最後的警鐘。幾年之後，當毛在憤怒和沮喪中說出“大不了我又上井岡山打遊擊去”的話來，我們可以知道毛對於作為偶像的陽光燦爛的日子是多麼的迷戀，就像一個偶像派歌星對於過早結婚的追悔莫及。僭主本人，是僭主政治通往穩定秩序和憲政制度最大的阻力。尤其對於一個烏托邦政權而言，隻要現實依然是不完美的，那麼對於現有秩序的任何定型和充分肯定，都意味著一種背叛。也意味著對於當初摧毀一切否定一切的革命運動的再次否定。烏托邦在某種意義上像一個唐璜，一個永遠戀愛、永遠不需要結婚的風流人物。一切制度化的努力，在烏托邦者眼裡都是修正主義道路。在一個僭主看來，都是揮刀自宮。

   5、比沉默更可恨的地方

   貢當斯指出：“專制制度排除所有形式的自由，而僭主政治需要這些自由的形式，以便証明他的顛覆活動是正當的。”在一個僭主政治下，比不自由更可怕的是偽自由。韋君宜在《思痛錄》中講到，學生們抗戰結束後在地下黨領導下開展“反饑餓、反內戰”的遊行抗議，忽然一天正準備上街，有人通知說，隻喊“反饑餓”、不能再喊“反內戰”了。為什麼呢，那人按奈住興奮，壓低嗓門說：我們已經打起來了！今天再翻看1945年和平談判中共產黨提出的要求和主張，有恍如隔世之感。什麼“軍隊國家化”、什麼“聯合政府”、什麼立憲，什麼言論自由。革命者在盜用它們為自己的目標服務的同時，又褻瀆了它們。當一個暴君將對手送上絞刑架時，劊子手和他刀下的犧牲都一樣默不作聲。而一個僭主要想判一名對手死刑，他會讓人們（包括被處死的人）一再重復自己加諸其上的罪名，直到它看上去像是人民的判決。暴君禁止討論，隻是強迫人們行為的服從；而僭主會堅持進行裝模作樣的討論和審判，堅持讓人們說出自己的見解。一個僭主要求的甚至是內心的服從，尤其對於一個道德的理想國而言，對大眾靈魂的清洗是他的言中之義。專制的君王壓制出版自由，而一個僭主卻拙劣地模仿出版自由，他豢養大量的御用文人，進行俗不可耐的歌頌，他花費大量的金錢炮制單調乏味的慶典，和借人民之口表示臣服的口號。一個強迫人們沉默，一個卻強迫人們表示同意。並希翼通過意識形態的控制，將幾億人的思想統一在僭主的名下。1949年建國前夕，中共中央發出規定，各地一切報紙和通訊社不得擅自抄收、登載外國通訊社的電訊，一切國際新聞均需根據新華社廣播稿發表。由此，全國一個聲音的局面一直持續到90年代互聯網時代的來臨。1957年《參考消息》擴大發行，毛澤東指示說，要把它“變成天下獨一無二的報紙”。這種種的“偽自由”在1949年開國前後達到高潮，一個看上去像是《共同綱領》臨時立憲下的聯合政府成立了。然而短短幾年之後，《共同綱領》作為1945年以來共產黨出於統戰和爭奪時間的需要而給自己留下的尾巴，便被斷然割去。從此人們在一次次的思想運動中被迫發言，被迫過關，被迫用滾瓜爛熟的社論語言一次次重復領袖的思想，直到再也分不清這些思想和語言是領袖的，還是自己的。貢當斯再次為我們總結到：“簡而言之，專制政治靠沉默的手段統治，並留給了人們沉默的權利。僭主政治則強迫人們講話，它一直追查到他的思想最隱秘的棲身之處，迫使他對自己的良心撒謊，從而剝奪了被壓迫者最後這一點安慰。”連沉默都成為了罪過。僭主需要每一個人都來發言，都來用自己的懺悔為新政權的合法性充當辯護士或污點証人。當他摧毀了一切已有的傳統時，他對於建立屬於自己的新的傳統和象征是那麼的迫不及待，那麼如饑似渴。同樣構成了對於無根的烏托邦莫大的嘲諷。“在君主看到支持者的地方，僭主卻看到了敵人。（就算革命沒有烏托邦的性質）所有在僭主僭取權力之前就已存在的貴族，必然會給僭主的統治投下陰影”。所以在1949年後，新政權必須要做的一件事就是繼續消滅舊貴族，而冊封一批新貴族。在大規模的剿匪結束之後，全面的新的土地改革從東北開始展開。改革按照嚴格的等級制將農民和地主劃分為五等。而全然不顧階級界限的模糊不清和流動性。早在延安時代，梁漱溟作為國民代表訪問延安時，曾和毛澤東徹夜長談討論中國社會的階級分化問題。梁漱溟認為中國不存在嚴格的、缺乏流動的階級分化。這個論點在1950年後的粗暴的土地改革中顯得格外的正確。許多所謂“惡霸”是隨意指定的，按1949年前三年的土地狀況來劃分的“成分”，把一大批勤奮的勞動者打入另冊。我奶奶的一個鄰居，一個人含辛茹苦地帶大兩個孩子，在教會學校門口擺了二十年的攤子賣花生，在1945年終於買了十畝地，雇人打理。她的下場可想而知。黨的工作隊用“訴苦會”和“公審”這樣的形式發動全體村民同地主鬥爭。被煽動的群眾無節制的暴力行為得到默許和縱容。在整個土地革命中，由於缺乏可靠的統計數字，50年代在政治隔絕的情形下西方研究者估計死亡人數達到1400萬到1500萬。後來斯塔維斯經過仔細考証認為約有20-80萬人被處死。流亡者們提供的數字要大一些，費正清在《劍橋共和國史》中寫道：“在公審中，大批地主，大概有１００萬到２００萬人被處以死刑”。在殘酷的革命之後，有４３％的可耕地重新得到了分配。五千年來支配地方自治的傳統力量被徹底摧毀了。一個原有的農村精英階層對農村社會的組織功能、對文化的傳播、對社會公益事業的讚助，甚至在困難時期對農民所承擔的一些傳統義務，都在不可調和的階級矛盾這一說辭下被忽略、也被取消了。由此同時，一個既無文化優勢、又無傳統根源的暴發戶階層--村幹部，作為政府扶持下的新的權勢者產生了。政府通過他們去和一個個單獨的農民進行交易。 這個新貴階層的“流氓政治”的習氣，一直延續到市場化的今天。革命的代價在幾十年後還是依然顯得過於高昂。在接下來的“三反”和針對民族資產階級的“五反”運動中，以及後來針對知識分子的思想改造運動，此起彼伏，讓我們看到一個僭主政治下（尤其在烏托邦的指引下），那些具體的連穩定的君主制都不如的地方是怎樣在毛澤東的手中揮斥方遒，達到登峰造極。同樣據斯塔維斯的研究，在城市鎮壓反革命的運動中大約有５０-８０萬人喪生。同時還有大批人心理崩潰而自殺。周鯨文在《十年風暴》一書中估計鎮反運動有５０萬人自殺，三反五反中又有２０萬人自殺。費正清有保留的認同了“幾十萬人”這種說法。作為人類史上最成功的一個僭主，毛澤東的確做到了拿破侖所說的“每三個月就要給法國人（中國人）一點新東西”。他也成功地使自己保持了偶像派領導人的形象，就像一個偶像明星用一輩子不結婚的代價贏得了大眾的仰慕和甚至幾十年後的不斷念叨。毛澤東則用讓中國在他有生之年一輩子不安寧的代價贏得了所有對烏托邦仍然心懷夢想的人的敬仰。毛澤東讓自己成為了烏托邦在人類歷史上最輝煌的代名詞，而整個中國，淪為群眾演員。有人曾經斷言，在他眼裡隻有三種社會體制。而在我眼裡，亦隻有三種。

   世襲制、僭主制和憲政制。一個不能夠讓自己的革命激情冷卻下來，不能擺脫暈眩感、不能由非程序性的權力變更向著憲政制轉變的僭主體制，是最可怕的。那些自願的和不由自主的犧牲就付之東流。但是僭主的誘惑是如此巨大，連大多數希臘人也夢想自己能夠成為僭主。所以在梭倫有機會建立僭主政治卻走向民主改革時，多數人都認為他是個傻瓜。不過在另一方面，即使今天繼續作一個僭主是方便而又得意的，但前面卻隻有憲政制可以徹底解決任何一個統治者對於合法性火炬的永恆夢想。就象隻有婚姻制才能解決一個握有實權和幸寵的姨太太對於名分的耿耿於懷。對於中共而言，通過僭主政治邁向憲政制的方向，也就是從一個革命黨邁向執政黨的轉變。而這一轉變，在90年代末期以來，似乎明顯放慢。一個笑話說，上面要把貪污公款的村幹部撤換時，老百姓不幹了。他們說，現在好不容易喂飽了一個貪官，如果又換一個一窮二白的人上來，我們就更慘了。因為埃斯庫羅斯說過一句金玉良言：新統治者總是殘酷無情的。

   （轉引自網絡無名氏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