迄今為止，在中國革命的歷程中，"勝利者的王冠"，都戴在那些"進一步強化野蠻勢力的人"的腦袋上。新興的政權的殺人數目，總是前一個政權殺人數目的十倍以上。滿清政府殺了"六君子"和徐錫麟、秋瑾，就革命蜂起，天下大亂了。北洋軍閥鬧出"三一八慘案"，殺了數十名學生，就被"打倒軍閥鋤列強"的吼聲震垮了。共產黨控訴說，蔣介百在南京處決了十萬共產黨人；但共產黨自已，卻在北京處決了八百萬"反革命"。十七年以後"文革"爆發，索性大殺起自己的同黨來。前後累計，中共整死八千萬中國人，是蔣介石"清黨"殺人的八百倍。毛澤東大言不慚，他焚書坑儒的成就，更在秦始皇百倍之上。

   當此野蠻化有增無已的趨勢下，一切仁慈的表現被當作"軟弱"的代詞;而野蠻的行徑則與"強有力"劃上了等號。這樣的風尚，使野蠻的趨勢無法中斷，更難逆轉。此其時也，"野蠻進程的炸藥與炮灰" (比較正式的名稱是"戰鬥英雄") 成為"時代精神的指向"，成為人格的最高示范。董存瑞、黃繼光、雷鋒、麥賢德，皆其類也。

   "政治革命"隻是小巫，真正的大巫，則是"革命的政治"！即，把革命列為最高秩序的"反秩序狀態"。野蠻化是其果，革命化是其因;革命化是其表，野蠻化是其裡－－革命與野蠻互構因果、互為表裡。在這種意義上，近代中國的革命，既不是古代一治一亂的鼎革天命:也不是西方式一次性的天道進化；而是"完全、徹底、全部、幹凈的解構"。是一個古老社會的徹底癱瘓，一個文明系統的全部解散。

   宋無以降尤其明清以來的中國人，以文弱清瘸的病休為美，認為那才是才學修養的表征。其實，這何嘗不是被催眠者的借口；而發布指令者的動機則是：大一統帝國為有效極權、保持自身永不變色，遂以犧牲社會活力作為代價。大凡統一的帝國如此壓抑社會活力，無不導致文明衰落。它的居民這時外表文明、內心懦弱;野性的力量與活性的力量一並消除，應變能力與生存能力，一同降低----這是一種病懨懨的美，一種化妝品的美，一種圈養動物的美，一種走向死亡的美！一種小腳與長辮的令人作嘔的美。

   現代的戰國世界則完全相反：它陷入"列國紛爭的國際無政府狀態"，為勝利女神或是自由女神的血腥祭壇，而把技術武器化、科學偶像化。為爭霸全球，它相似於中國夏商周三代(尤其是春秋戰國時代)的"逐鹿中原的美德"，而摒棄秦至清(尤其是元明清的奴性時代)的"大一統的美德"！所以，它獎勵體育、召喚尚武精神。而這，對習於文弱的社會來說，無異鼓動野蠻風潮。這等於用拳打腳踢來開導病夫，不具備現代的野蠻氣質，則達不到現代的文明境地！

   一百年過去了。由於西方的壓力而逐漸動員起來的野蠻精神和"解凍狀態"，正反過來便日益文弱化了的西方世界本身感到惴惴不安。所謂"解凍狀態"是指：元、明、清三朝六百三十二年的社會大一統、道學大催眠，使中國進入了人性意義的千裡冰封、文明意義的萬裡雪飄；而後，野蠻的西方侵略則以鐵的暴力打碎這一統的冰封，以火的煽動攪亂這催眠的雪飄。

   一百年過去了。現在的問題已經不是討論"野蠻化必要與否"，這個問題一百年以前也許還有些意義，但今天已經完全落伍:野蠻化不再是一個可能的必要，而是一個確鑿的事實。現在的問題是"如何把握野蠻化的火候" 以及"在恰當的時機結束野蠻"。不結束"近代化的野蠻" 則開辟不了"現代化的文明"。

   而事實上，中國近代史上人部分"路線鬥爭"激發的殘酷內戰，無不直接導源於如何野蠻和野蠻到什麼地步的"火候之爭"。"從"洋務"與"變法"之爭，到"改良"與"革命"之爭，從"國民黨"與"共產黨"之爭，到共產黨內"十次路線鬥爭"，莫不如此。而新起的革命勢力，又總以更大的熱忱投身更大的野蠻。鬥爭越演越烈，直到把整個社會投入火海，全國一片紅，仿佛煉獄，中國成了人類歷史上規模最大的社會試驗場。

   火候問題，成了近代中國人的生死結。當前，民主主義者和新權威主義者、民族主義者爭議的也是類似的問題。火候的問題，終將挑起各派政治力量的仇殺。"不鬥則垮"成為野蠻化的綱領－－但它的伏筆，早在"文革"前的四十年就埋下了：中國式的私刑濫用，在1927年就有了藍圖記載(見毛澤東:《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後來居上的、更野蠻的勢力，總是指責"既得利益集團背叛革命"，甚至"反革命"，從而一舉奪取了"革命的正統性"。革命的正統性在現代中國，仿佛古代的天命正統性－－它可以"使醜的變成美的、錯誤變成正確、造反變成有理、社會災難變成建國綱領"！

   後來居上的、更野蠻的勢力，他們的革命要求還沒有磨足。他們的革命要求常常含糊不清、模棱兩可，最後達到漫無止境的地步。用他們自己的話來說，那是隨著形勢的發展而發展的。而其內核卻無非是：動員、動員、再動員；野蠻、野蠻、再野蠻！

   可以預測的是，這"火候問題"還將繼續成為中國內爭的焦點。

   有人說，"革命已經夠了！現在應該和平建設了！"說這話的，大多是坐在上風的執政黨人。有人說，"不行！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須努力！"說這話的，大多是坐在下風的在野黨人。他們的利益比他們的理想更難協調。他們的理論都對。因為中國近現代史已經証明：所謂"建設"，是一個革命階段到另一個革命階段的喘息；所謂"建設"，不過是在準備更大的爆炸力罷了。所以，滿懷信心地建設一段，突然發現"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須努力(革命)"的討厭輪回。於是心情更急切，革命行動更暴烈。

   "他們的革命已經結束，我們的革命剛剛開始！"

   這裡有一個"革命過程"需要完成。也就是說，人的惰性不僅體現為"反革命，也體現為"革命的慣性"，所以，便形成了"革命－－革革命－－革革革命"的怪圈:中國革命的漫長過程，注定要把一切自認為徹底革命的革命者，先後打入"徹頭徹尾的反革命"地獄。甚至自封為不斷革命化身的匪首毛澤東本人也不例外。一九七六年他垂死之際，血腥鎮壓第一次天安門民主運動，就是不折不扣的反革命罪行。論其罪行應該予以槍斃，甚至割喉取腎。如果已經死了，就應該開棺鞭屍，發掘祖墳。

   其必然結果是，中國社會在繼續革命、不斷加深野蠻化的道路上越走越遠，達到駭人聽聞的深度。盡管，它的標語口號經常"城頭變換大王旗"。

   中國社會的內心深處，已經接受了這樣一種新的催眠：

   野蠻－－活力的象征。

   越野蠻越好！隻有打破一切限制的野蠻，方能召喚人類最高的想象力、理解力和記憶力。

   野蠻精神，不僅應是社會重建的法寶，也該是個人生活的指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