僭主集團以個人獨裁操縱的"無產階級專政"控制中國，導致集團腐敗，貪污盛行。

   早在文革之前，這一控制的惡果，就無法掩蓋地顯示出來。

   要知道，八百萬學生一九六六年八月以後雲集天安門廣場、接受毛澤東檢閱時，不是來向作為共產黨僭主的毛澤東致敬的，而是來感謝毛僭主，把他們從共產黨官僚、工作組的大規模迫害下解放出來。他們盼望的是毛澤東《我的一張大字報》，使這些學生得以從一九五七年右派的覆轍中解脫出來。

   難怪當時的官僚攻擊學生造反，是"形左實右"，"類似於右派向黨進攻"。至於在一九六六年八月－－十二月"向黨進攻"(它的高潮是"打倒劉少奇鄧小平反革命修正主義路線！")之前的六、七月間，流行的"破四舊"、痛打死老虎等迫害地富反壞右"的暴行，是由共產黨子女（"聯動"）帶頭幹下的性變態的虐待狂行為，和後來"打倒資產階級司令部"(即"同黨進攻") 性質完全不同。當學生們在一九六六、七年間受到湖南的三苗後裔毛僭主澤東的愚弄而不明真相時，他們唱起了"抬頭望見北鬥星，心中想念毛澤東……"的肉麻情歌（無恥的而不是無邪的）；但即使這時，他們的沖動也並不是沖著所謂"絕對服從"的"個人迷信"而發，而是在尋求自己心目中反對僭主統治的造反英雄。

   而從一九六九年到一九七六年間所發生的主要社會政治事件，性質就完全不同。與上述"無產階級理想"無緣，且與任何人民性背道而馳。這七年間的一本血淚帳，充滿了宮廷陰謀、黨棍傾軋以及革命學生慘遭流放，革命工人慘遭殺害。這些蠅營狗苟，既無文化意義，又無革命價值，怎能插入"文化大革命"的范圍呢？

   這些蠅營狗苟，隻是在文革遭到毛的鎮壓、毛的許諾己經完全破產後，在百無聊賴又不甘寂寞的宮廷中，所上演的一幕幕"動物莊園裡的鬧劇"罷了。它可能擁有的積極意義，在於加深共產黨的分裂、極權社會的無政府狀態，開創了共產黨世界裡首次出現的神經癱瘓癥。它的後遺癥也是視而可見的：激起了彌漫中國並終將埋葬中共僭主專政的懷疑主義思潮。這在"林彪事件"後達到了高峰。

   沒有這樣的"文化革命"，就不會有後來的"思想解放"，就不會有"自由化"，就不會有未來的新中國；而現今依然遭到江澤民及其可能的繼任僭主及其走狗爪牙們威脅利誘蒙蔽欺侮的廣大人們，對此並無清晰的認識。於是共產黨僭主才得以繼續逍遙法外，作威作福。

   按照我們的觀念，"文化大革命"僅僅包括兩年時間：一九六六年八月至一九六八年八月，一九六八年九月以後，"文化大革命的主力軍----造反派"本身都被鎮壓、流放，這時，再說這場革命"還在繼續深入"，不是毛澤東的別有用心，就是說者糊塗，"中了共軍的姦計了"。

   而我們所說嚴格意義的文化大革命，不同於鄧小平政權濫用的"文革"一詞。而是起源於"造黨委的反"的懷疑一切，而結束於"忠宇舞"的奴性表演。

   1，一九六六年八月開始"煽風點火"，到年底，各級黨委垮台，造反運動第一階段結束。

   2，一九六七年，軍方奉命介入群眾運動，以"支左"名義拉一派、打一派，文攻武衛，造成廣泛的流血沖突。

   3，一九六八年下半年，毛以"最高指示"來挽救共產黨危亡，通過"轉移鬥爭大方向"，採取緊急措施，施行釜底抽薪，撲滅人民革命。

   4，一九六九年"九大"以後，黨內幹部暫時聯合，下壓人民革命，外罵"蘇修"以轉移視線。

   5，一九七一年林彪事件以後，"走資本主義的當權派"全面復辟。

   試比較一下上述五個階段，一九六六年八月至一九六八年八月的"向黨進攻"和一九六九年至一九七六年間的這兩個時代，就知道----

   前者激動人心，充滿懸念；不論你認為它好它壞，它充滿積極向上、緊張亢奮的氣氛；那時，社會激烈運動，消息靈通，實現了共產黨憎主政治下從本有過的新聞自由。它的口號是："對無產階級無密可保“。

   後者則消沉窒息、迷惘頹唐。社會表面一律，然而情緒低落，新聞再度被嚴格封鎖，共產黨打手一天到晚忙於"搞政治調查"，窮兇極惡地"追查政治謠言"－－這是兩個流行著完全不同精神的時代：革命造反與反革命鎮壓。可見，"文化大革命"開始於一九六六年，結束於一九六八年："文化反革命"開始於一九六九年，結束於一九七六年。而所謂"林彪集團"、"四人幫"的垮台，早在一九六八年他們伙同周恩來等保守派集團一起鎮壓造反派(如"清查五一六運動")的時候，就已經注定了。明眼人不需特別擦亮眼晴，就能一眼看破此中分際。

   不理解中國事務的人們，往往把文化大革命看作"一場人為的災難"，這種觀點把文化大革命的動力，等同於毛澤東及其同黨。我們說，這種看法是膚淺的。毛澤東和他的同黨，不過是在特定時刻點燃了導火索而已；至於那 個遲早要爆炸的炸藥包(它的標簽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它的內容是空前激烈的階級壓迫)，卻是那些"文革的主要受害者們"與毛的同黨們，以不同方式共同制作的；至於炸藥－－被壓迫人民的憤怒，則是中國一百多年屈辱的國恥和嚴酷的革命史，也就是不斷野蠻化的中國，逐漸積累的。

   正如許多其它歷史事件一樣，文化大革命的歷程和結果，大大出於它的始作俑者即"玩火者"的圖謀、預料之外。因為革命的真正動力－－民族極度渴望改變現狀的心情－－在革命爆發前的一剎那，也是很難測定其強度的。而在革命爆發之後，則更難操縱其爆炸的方向。

   民族的不滿，是針對共產黨"十七年黑線專政"而發。這種情緒由來已久，隻是在等待一個爆發的時機。毛澤東及其同黨(如"中央文革")利用了這種情緒，把它引向自己的政治利益所需要的方向，但並不是無中生有地制造了這種情緒。因為如此"制造"，實出於人的能力以外，否則，毛澤東本人又如何會由於失去民族力量的支持，而在第一次天安門慘案中，暴露其叛徒、偽君子和人民公敵的歷史真面目？他為什麼再也制造不出人民的擁護了？

   當然，即使對這"十七年的黑線專政"，毛本人也具有不可推卸的僭主責任。所以，他和人民革命之間的蜜月，終於難以持久，最後必定以流血或是不流血的鎮壓做為終曲。

   一方面，文化大革命終於遭到鎮壓，使人民的不滿無法宣泄，社會問題更是無從解決。同時由於它"沖擊"的人過多，進一步積累了新的怨恨、制造了新的問題。另方面，文化大革命盡管付出沉重代價，但它的建設性許諾，卻又絕對兌現不了。"破而不立"的結局，便中國社會陷入持續性的、"制度化了的社會混亂"。

   這兩面壓力，使中國社會的問題進一步復雜化了。同時，它也使得原先分散的對立情緒，逐漸集中到、凝聚為，對於共產黨僭主政治的完整認識和完全厭惡。幾年以後，這個認識終於在天安門廣場前，化為憤怒的吼聲：

   "秦皇的時代一去不返了！"

   毛澤東作為出身於遊民和流氓的共產黨牌號的僭主，這時早已撕下了"人民保護者"的假面具；所以，對他的"個人崇拜"從一九七一年林彪事件後，就開始煙消雲散了。

   如果我們具有深入一層的勇氣和智力，多一點點尋根究底的意志，以弄清真相，就不難發現：除去民族的不滿情緒，外部世界的壓力，也是文化大革命的一個重要動力。文化大革命，如中國現代史上的連串革命一樣，是中國社會竭盡全力適應外部世界壓力的表現。正是這種壓力，迫使中國進行巨大的內部調整，以致走上了野蠻化的不歸路。過於激烈的社會調整，被叫做"革命"；過於激烈的革命，被叫做"野蠻化"。文化革命前夕，中國已經處在空前的國際孤立與敵國包圍中。這種孤立開始於一九五Q年的朝鮮戰爭，到一九六二年的中印邊界沖突達到高潮，一九六九年的中蘇邊境戰爭，則使它徹底完成。然而，在孤立主義帷幕後，隱藏著另一種接近世界的願望。

   這種國際背景使得，文化大革命實際上並不是一個孤立的革命，而是"漫長的中國革命的新階段"，而且可以肯定，它也不是中國革命的"最後階段"，因為中國迄今依然沒有適應外部世界的壓力，我們充滿痛苦的革命隧道，到目前為止，還是看不到終點的光亮。

   這樣激烈、復雜的文化大革命，無疑會產生新的精神。

   這是一種麻本不仁的頑強甚至無賴，姑名之曰"仙人掌精神"。仙人掌生長的地方，是哪裡？是荒漠。廢墟！在中國，一切生命與建築，都必須低於毛澤東，低於這位狂妄無知、卑怯陰險的鄉下僭主的地方。

   文化大革命象一座巨大的絞肉機。它把中國大陸上的一切存在，無論其為"物質"、"精神"，都包舉之、粉碎之－－迫使他們低於湖南鄉下的毛僭主。那時，整個中國不再有一處世外桃源可供任何一人遺世獨立，以逃毛之劫難。

   毛的"粉碎一切"（粉碎得比毛還碎）所造就的，除了廢墟和荒漠外，還能是什麼呢？所幸，生命並沒有停止，看啊，廢墟和荒漠中，脆弱的生命除了表現為一股雖死猶生的"仙人掌精神"外，還能表現為其它什麼呢？千百萬下鄉知青在沒有燈光的荒野，被毛的幹部姦淫著，奴役著，甚至拷打虐殺著。

   無與倫比的仙人掌精神，這是一種專為沙漠生活的嚴酷考驗，而誕生的血跡已幹的精神。

   它堅韌不拔。它百折不撓。它變態到熱愛沙漠風暴，甚於喜愛田園風光的地步。它之愛鬥爭、愛苦難，甚於愛和睦、愛幸福。因為他知道了，田園風光、和睦幸福，永遠不屬於他；他的命運是屬於沙漠風暴、鬥爭苦難的，廣袤無垠的沙漠－－天空是沙漠般的鉛色，地土是沙漠般的死寂。這就是我們的祖國，立體的沙漠！一種延伸到人們內心深處的沙漠。這是甚至能夠窒息時間的四維度沙漠！唯一與它為伍的，就是我們的仙人掌精神。這是我們唯一剝奪不掉的財富－－自然的本能與低賤的肉體。

   這就是文化大革命的活生生的象征。渾身帶刺的仙人掌－－正是"文革"留下的最重要的歷史遺產；未來的中國統治者，不論他的背景如何，都將為此頭痛之至。因為它極大地加增了中國人的管理成本，使得這些刁民變得更加難以統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