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大革命上述歷程表明：其性質質是僭主(毛澤東)與民族的暫時聯盟，以反對共同的敵人----"特權階層"(即武裝奪權的暴力團，而按當時術語，叫做"黨內資產階級"、"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當然，由於一九一一至一九六五年間中國社會的天翻地覆，綿延不斷的革命（極端的社會動員），造成的野蠻化，傳統術語隻能是一些比喻，僭主也好，毛澤東也好，共產黨也好，作為一些沒有名分以致曇花一現的權力暴發戶，隻是野蠻化的工具，雖然他們自以為掌握了別人的命運，其實他們自己死得也並不漂亮。

   但文化大革命卻象歷史上各種"國王－－人民的聯盟"一祥，有其自行運轉的"三部曲"：

   一，人民強烈不滿並經常反抗貴族的橫行霸道，造成社會的緊張狀態；

   二，國王企圖借用人民的不滿，來打擊貴族，於是同盟形成；

   三，貴族受到同盟打擊後，收斂了兇燄，人民運動逐漸具有獨立的傾向，國王開始擔憂人民的力量，於是聯合殘存的貴族鎮壓了人民運動。

   而其前提是：如果沒有人民對貴族的不滿與反抗，國王又怎能利用人民？所以，現在鄧小平的御用文人，一味強調"毛澤東發動了文革"，其實是害怕承認自己血腥的"十七年的罪孽"。

   如果民族沒有受到壓迫(造反派的口號"十七年的苦弟兄，聯合起來！"後來被重新修好的毛與當權派，打成"反動口號"，倒是很能說明它的人民性的)，他們便不會怨恨貴族。人民如果不怨恨貴族，國王再想利用他們來攻擊政敵也沒有機會。最後，由於國王與貴族間的共同利益更多，因此，他們聯手鎮壓入民，便成為不可避兔的選擇。

   使文化大革命具有歷史意義的，不是"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繼續革命"的運動幌子，不是毛澤東為人民的苦難所流下的鱷魚的眼淚；而是它在歷史上第一次動搖了共產主義"貴族"暴發戶們的血腥統治。要知道，這種歷時數年的全面動搖，甚至在他們的老子黨蘇聯那裡都是沒有先例的。文革的價值不在於中央文革的自我意識，不在於中央文革那些自命不凡的權術、口號；而在於，文革在人民力量的參與下，使中國脫離蘇聯的政治控制，脫離了殖民地、附庸國地位。盡管在思想體系和政治制度上，中國的獨立還隻在"言"的層次、沒有在"行"的領域完成。

   盡管，中國的獨立傾向在文化大革命結束時，還是羞羞答答、半遮半掩的，不敢公開揚棄外來的"共產主義"偶像，但"逆轉"已經開始，渦流豈能終止。從此，外來的模式作為中國人的精神夢境，已經原形畢露、破碎不堪了。從此，布爾什維克在中國大地上的洋奴跟班，隻能處於逐漸沉淪的守勢，他們（不論是毛澤東份子還是社會民主主義份子）消融毀滅的結局，不過是個時間問題。在此，"文化大革命的熊熊烈火"，已經是實指而不是象征。它向本世紀的偶像宣戰，並從物質上予以鏟除。正因為這樣，自一九六六年文化大革命被毛親手鎮壓之後，中國生活的全面倒退就是不可避免的了。這種革命失敗後的社會倒退現象，不是"文革"所僅有的。一九六九年以後彌漫在中國大地上的種種虛偽、消沉、墮落，是一切失敗了的革命都經歷過（1989年之後的中國也是如此）。而正是這些墮落面而不是革命的高潮，才構成了眾口一詞的"文革的消極因素"。相比之下，文化大革命的高潮卻有兩點積極貢獻：

   1，它使共產主義的神話動搖並最終破產了。隻有經歷過1950至1960年代的黨組織無微不至壓迫的人們，才能體會到"共產主義的奴役"是多麼可怕，才能體會到文化大革命帶來的解放，是多麼珍貴。

   2，它點燃了社會底層的野蠻主義的燎原大火。這種上下亂竄的野火，跳躍在新一代中國居民的身心中，成了他們寡廉鮮恥的第二本能。它蔑視秩序、仇恨理性；因為在它看來，理性隻是偽裝的謊言，秩序是騙術的集成。

   不錯，這兩個"積極貢獻"本身也許並無建設性。它使"文革成了一個不能生育的盪婦"。這位盪婦以其破壞的縱欲，威脅正常的社會生活。但是，請允許我們有限度地讚揚這位盪婦吧因為正是她與毛澤東的無恥淫亂，撕毀了一種血腥宗教－－共產主義的偽善面紗。

   共產主義的宗教，為共產黨的特權而剝奪人民的生存；為少數人的車庫而拆毀民族的殿堂；為高幹的遊泳池而封閉了民族的公園；為人民大會堂的宴席而活活餓死了幾千萬人。

   與如此"壯麗的共產主義事業"相比，"文革"這位盪婦，倒體現? F娼家少女般的純真。隻是文革並沒有批判共產主義，更沒有建立新的制度與國家以為替代，所以，在它之後必有一個漫長的混亂時期。從此，一九四九至一九六五年間被強力掩蓋著的社會分裂，表面化了，並將長期左右中國的命運。當然這不是什麼新鮮事。早在"文革"前一百多年間(1850－－1950年），中國就一直滾盪在社會分裂的泥潭中。"文革"不過是撕開了完好的表皮，把裡面的爛瘡暴露了出來。功乎罪乎，評說自然因人而異。

   畢竟，從此以後，共產主義"為人多數人謀福利"的面紗飄然墜落，露出了赤裸裸的暴力團權力至上的可憎面目。與此同時，反傳統、反文化、反一切規矩的野蠻主義，興起了。

   它把逝去的文明成果，化為當下的取暖燃料。在中國歷史上，同樣熊熊烈火襯托出同樣"殘暴而野蠻的行徑"，隻有兼並六國的秦始皇、結束南北朝的隋文帝，曾經幹過。秦皇焚懦書、隋文燒讖緯－－也是為了"統一思想、鞏固政權"；但由於他們的殘暴野蠻，正好發作在歷史文化的巨大轉型期，也就在不期然中，恰逢其會。整合香秋戰國與南北朝分裂的格局，成為漢唐氣象的開辟者。

   秦（虎狼）－－隋（刻薄）－－共（共產）這"三重變奏"（三個以窮兇極惡著稱的"虎狼之國"），當然不是"一個歷史的巧合"，難道，我們沒有理由希望－－"在新的基礎上、以新的形式、新的精神，繼新的秦－－隋（現今僭主時代）而起的新國家（新的漢唐帝國），從中共瘋狂發作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熊熊烈火"所造就的一片灰燼中，無畏地崛起嗎？

   所謂在新的基礎上，也就是在技術文明和國際環境的基礎上；

   所謂以新的形式、新的精神，也就是以民族的憲政而非家族的王朝之形式。

   當然，這還得需要兩個"漢唐式的前提"：

   1，一次類似於秦末和隋末的人民大起義，以便結束矯枉過正的絕對僭主專制；

   2，漢文帝或李世民式的開明君主，他們懂得予民生息。所以，無論漢、唐，都是以老子的自然主義哲學為政治的指導思想的，而不是以好亂成性的鬥爭哲學，這豈是偶然的呢。這似乎啟發我們，也許一種新哲學誕生的時機已經到了。至少，是老哲學的變相？

   以新的精神為先導，以新的方法為工具----創建一個適應新的國際背景的新的法治國家：這就是我們民族的生命對文革的破壞性之建設性回答！

   而今天，能夠透過歷史的陰霾，而看到陰霾後面高高聳立的山巒的人們，並不超過一位數字。但是，隨著局勢的明朗，全民覺醒的日子也並不會太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