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前所述，中國近百年來的長期革命，造成一種不同於中國古代傳統的革命傳統，這革命傳統具有強烈的反文化傾向，有教養的社會階層被有系統地毀滅，而殘余的知識份子則社會地位越來越低。先是政治地位低落，後是經濟地位低落。改革開放以後，在宣傳上，知識份子的地位是提高了，但在講求實惠的時代卻因為貨真價實的"腦體倒掛"，而再度受到洗劫，尤其是人文領域最為突出。這不是如中共當前所虛構的，是由一時的社會分配失調造成的，而是長期革命所形成的反文化政策和反文化結構，必定導致的。

   歷史表明，一個民族如果沒有陣容強大的知識份子階層作為社會脊樑，是無法健康發展的。 二次世界大戰時，德國人、捷克人和猶太人的混血兒希特勒佔領了波蘭，他的長期目標是消滅和同化波蘭民族，於是他採取系統消滅波蘭教會組織和知識份子的辦法。波蘭天主教會具有強大而獨立的社會影響力，消滅教會勢力，再消滅知識份子，就等於消滅了民族的靈魂。我們並不是說知識份子個個很好，都是民族魂，民族的脊樑，但作為整體，一個民族的精神和歷史，是通過它的知識份子而傳遞下來的。

   我們以前到少數民族地區，就發現一個奇怪的現象。少數民族的反漢族情緒，據觀察，是通過中共在大學裡培養的知識份子甚至是工農出身的知識份子鼓動起來的。他們的民族情緒，遠比那些沒有受過漢族教育的少數民族文盲群眾，要強烈得多。他們的漢語說得很好，讀過不少漢文書，對漢族的生活習慣也比一般少數民族群眾了解得多，但越是這樣，他們的民族情緒越強烈。而少數民族文盲群眾卻隻是覺得，漢族人僅是些外來的陌生人而已，就像漢人彼此之間對"外地人"的觀感差不多，並無特殊的憎惡。而少數民族知識份子因為和漢族接觸得多，反而激發了民族情緒，從而更深地理解了本民族的歷史，並為此耿耿於懷。比如西藏組織抗議示威的，許多人都是喇嘛，因為他們對藏族歷史了解得多，許多人又在漢族地區受過教育，反而強化了民族的獨立意識。相反，如果某個民族完全忘了自己的歷史，或是純粹封閉在自己的社區，民族意識反而不容易覺醒，這個民族的生命也就完了。這時候，隻要異文化載體的知識份子一來，傳播一些異己學說，什麼主義、什麼文化思潮之類，這民族就沒有抵抗力了，馬上就跟著潮流走，甚至把自己的語言都丟棄掉。

   在文化政策和知識份子的處境上，中國的"兩大塊傳統"是完全不一樣的。現代的革命傳統反文化，過去的古代傳統則尊重文化。不僅尊重文化，而且比較尊重知識份子，這樣的例子太多了，包括讀書做官之類，都是給文化人以統治地位。但現代，流行所謂"知識越多越反動"，或是"知識越多越貶值"，政治傾向不同，社會作用相近，實際意思是指文化無價值，文化該被反掉。一九八九年民運期間，抗議隊伍流行的標語是，"教授教授，越教越瘦，要想不瘦，隻有不教。"格外生動點出了"高級知識份子"一個月二百元工資的狼狽處境，這隻相當於當時一個合資企業工人的工資三分之一。無疑，時至今日，這種"革命傳統"已經是中國社會現代化進程的極大阻力。它倡言"與天鬥，其樂無窮，與地鬥，其樂無窮，與人鬥，其樂無窮"的社會破壞性，不把鬥爭作為達到社會和諧的手段，而是作為人生的最高樂趣和享受。一旦不鬥了，就意味人生沒有快樂，這怎麼得了，不鬥，不就等於放棄世界的至寶了麼！因為人活在世界上是為追求快樂而來，如果把鬥爭當作快樂，那麼合乎邏輯的結論當然是"不鬥則垮"。於是就得出定論，叫做"八億人民，不鬥行嗎！"如果從"快樂"的意義上去理解共產黨徒的這個命題，當然可以成立，因為八億人民沒有快樂不行。但把鬥當作快樂本身，國家、民族的長治久安，社會、文化的持續建設，也就誤人歧途了。

   狼以兇殘著稱，但它們內部鬥爭卻有限度，非常克制。當兩隻狼發生爭鬥時，都不咬脖子，以免致命。當一隻狼鬥敗，就擺出肚子朝天的姿勢；狼爪子像刀樣鋒利，肚子是要害部位，很脆弱，對方的爪子隻要一抓就會破裂。承認失敗的狼把肚子亮給勝利者，表示屈服，對方絕不會沖上去抓破肚皮，而是象征性的碰一碰、表示一下征服者的姿態就算了。而後，敗者圍著勝者搖頭擺尾，表示臣服。狼與狼之間，正是通過這種鬥爭和妥協、征服和領導的關系，而達到互助，以形成秩序的階梯。最後，在征服者的狼之間再決鬥，選出頭狼，便於狼群的整體存在。狼的鬥爭限度是，絕不殺害別的狼，隻有當獵人打倒了一隻狼，其他餓極的狼才會撲上去將它吃掉。這樣也有利保持生態環境，消滅傳染病溫床。所以說，動物都知道互助合作，隻有這樣才能共存下去。

   影片《末代皇帝》描寫日本人毒死了溥儀的妃子，溥儀迫於日本人的壓力說，"死了活該"。但狡詐的日本人卻說，"不對，應該嘉獎、表揚。"這就是人比狼的狡猾之處。人的文明是殺死同類後再去惺惺哀悼。你想，如果一群狼僅僅因為饑餓就互相殘殺，那它就不用再去追捕別的獵物了，互相吞食豈不就地取材？但這樣做的結果，必是狼群在地球上消失。唯有合作的群體，才有機會保存下來。所以，在一個民族內部中提倡階級鬥爭，提倡無產階級專政，顯然表明這個民族正因為某種難以克服的危機而走向自我毀滅。現代的革命傳統就是如此有害。所以有的學者認為，階級鬥爭學說，是無國家的猶太人發明出來，專門用以破壞其他民族的國家生活；所以二戰之後猶太人自己建立了國家之後，階級鬥爭就逐漸熄滅了。而中共作為出賣國家民族利益的第五縱隊，一直企圖通過無休止的階級鬥爭，來破壞我們民族國家的生機。例如，在中國古代傳統中，雖也存在周期性的"大相砍"時期，像黃巢殺人八百萬，張獻忠屠盡四川人等，但它在哲學上並不倡導這類行為，相反，它倡導"和為貴"，以中和人性的惡。甚至連酷刻寡恩的法家，都不倡導鬥爭，而標榜自己的宗旨在於消滅恃強凌弱的亂世現象、反對以多數的暴力奴役少數人。一個集體隻有這樣內部寬容以後，才可能去和其它集體相競爭。如果內部自相殘殺，窩裡鬥盛行，內耗越演越烈，如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僭主政權中華人民共和國，就會在世界其他民族面前落伍。毛澤東的中共正是把這種無限制內部鬥爭，當作幾十年來的信仰。

   應該承認，人比其它動物具有更強的鬥爭性，否則豈能征服其它動物而為世界霸主？用德國人和波蘭人的雜種尼採的話說，在人的天性中有強烈的嗜血牲，使人殺死了上帝。即，人破壞了各種東西後仍不滿足，最後殺死了自己生命所寄的終極信仰。所以，現代社會成了冷血動物的世界，成了科學主義的世界。從達爾文主義的感染開始，中國的革命傳統也帶上了這種現代冷酷性。我們反對這種嗜血性。我們認為，人有嗜血性，所以格外應該以倫理道德控制它，應提倡仁愛、提倡克己。否則，如再雪上加霜、火上加油，統統變成殺人放火、姦淫擄掠本民族成員的"毛澤東主義者"，鼓吹鬥爭之樂無窮，那後果是災難重重的，甚至亡國滅種。

   人家都知道世上沒有無緣無故的恨，沒有無緣無故的受，但正因為人能創造無緣無故的愛，人性中的惡化傾向，才可得到緩和。如果借口世上沒有無緣無故的愛，就壞事做絕如毛澤東、共產黨、猶太人，人就會越來越冷酷、殘忍，世界就會變得越來越糟。在這個意義上，揚棄現代革命傳統，鏟除中共傳入鬥爭哲學等猶太人閃族病毒，成了當代中國和未來中國的重大課題。不反掉這個閃族傳統，就無法"把經濟搞上去"。

   伊斯蘭教的瘋狂和猶太人的陰險毒辣，是互為表裡的兩個毒瘤。這兩個亞伯拉罕屬血氣的子孫，混蛋頭頂，惡貫滿盈。

   經濟問題絕不僅僅是經濟問題，就象一個人的力氣絕不僅僅是氣力問題。如果得了肝炎、心臟病，這時庸醫告訴他"為什麼得肝炎、心臟病？就是因為沒好好鍛煉身體，你現在就去練舉重、拳擊。"結果病人一煉舉重、拳擊，就能一命嗚呼。社會的經濟問題也是這樣，經濟落後是個綜合指標，說明社會病態已很嚴重。

   經濟問題，不是病因，隻是病癥。若說中國人口密度太大，那日本人口密度要比中國大多了，人家怎麼不一樣？南朝鮮呢，人口密度也不比中國小，怎麼搞好比我們？台灣、香港、新加坡等華人聚居地的事例更有說服力。所以中國問題，不是經濟問題，不是人口問題；而是被猶太人毒化所造成的經濟規律癱瘓，和使人口反自然增長的"共產黨政策問題"。而此政策，又是一連串歷史事變促成的。不深挖此中緣故，一味摸著石頭過河，能行嗎？

   水將沒頂，又如何摸著石頭過河？鄧小平的改革，就是用資本主義的藥，救社會主義的病。藥如果起作用，社會主義就強大了，可以再把資本主義的尾巴拿掉，繼續幹社會主義的僭主專政。如果用藥無效，當然更得扔掉資本主義不可。因為無論社會主義還是資本主義，都是共產黨僭主的工具。尤其社會主義的病，是絕對不能放棄的，因為它是專政之本；所以不管資本主義這個藥是救的好還是救不好襯會主義的病，最後勝利一定屬於社會主義的僭主……這樣的改革無異於僭主的手淫，這樣的改革能夠挽救中國嗎？

   能？除非是使中國進入更深的深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