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活力可以從《春秋左傳》所記載的史事看出端倪。那時的中國人，決不和現代中國人一樣庸庸碌碌，那時，人的獨立自治精神、人格尊嚴非常強盛，"寧願站著死，不願跪著生"是普遍的人生觀。這和社會的多元化格局有關。漢朝的司馬遷曾專門探討這種區別，他就說漢朝的進取精神已經越來越蛻化了，遊俠甚至即將絕種了。因為大一統的中央極權的進程，使得遊俠無處可遊，到最後，連敢於保護遊俠的人民也消失了。從更深入的角度說，這樣一代代下去，遊俠的基因在種族的遺傳資源中都被淘汰幹凈！中國的英雄 氣質，就這樣在生物學意義上絕了種。這樣的大一統，對民族的聲明活性是根本性的破壞，勉強保留下來的人，種類日益窩囊，日益自私，隻知苟且偷生。

   這種苟活的人，缺乏公益心，公共的東西不知愛護，而家之敝帚卻享之千金，把自家的臟東西掃到公共樓道裡就完事大吉。笑人無，恨人有，紅眼病蔚然成風，窩裡鬥橫行無忌。這種苟活行為，在具有自治傳統的社會裡就很罕見。所以僅僅通過"思想教育"，試圖改變這種大一統社會的劣根性，是很難奏效的。一個有自治權的人，他不會允許別人把臟東西扔在公共的領地裡；可是在沒有自治權的社會中，甚至連官僚對此都不得不默認，因為做官的原則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烏紗帽哲學。他想，"與其勞心勞力去管理，不如睜隻眼閉隻眼，你好我好大家好，一筆糊塗賬最好。得過且過，反正我當不了幾年官，自己撈夠就走，這地方又不是我的！"但自治的人(如古代的貴族或現代的公民)卻不是這樣，他世世代代在這裡紮根，對這個地方有深厚的受，有一種不可代替的佔有欲，這與遊食於政府的官僚，有根本區別。貴族熱愛自己的土地，官僚則不能。

   為適應大一統的秩序計，中國傳統中的"輪換制"非常強，對此有一整套嚴格的規定。一個官員在一個地方隻能做三年官，絕對不能長，而且不能在本省做官，必須在外省，這樣就免除了許多公私勾結、官商勾結的腐敗，防止地方官員與土豪劣紳聯手，魚肉鄉裡。隻當三年官，他還勾結不成一個很強的關系網，如果在一個地方當上十年甚至三十年官，那結果就大不一樣了。即便是北方南下的老一代共產黨官僚，經過三十年也與地頭蛇們打成一片了。共產黨是需要這樣違法亂紀的"特權"來鞏固自己反民族的階級專政、個人專政的，所以他們縱容官僚在本省做官，在本鄉本土作威作福；例如，鄧小平是四川人，被專門派到四川當官；葉劍英是廣東人，被專門派到廣東當官，烏蘭夫是內蒙人，被專門派到內蒙當官，韋國清是廣西人，被專門派到廣西當官，賽福鼎是新疆人，被專門派到新疆當官……他們死了，兒子孫子輩還可以繼續在那裡當官，世世代代承襲下去，千秋萬代永不變色。這甚至在中國傳統大一統的官僚社會中也是沒有先例的。所以共產黨僭主專政空前腐敗，空前黑暗，空前墮落。

   為什麼共產黨這樣大權在握，也未能培養起共產黨官僚的貴族氣質和責任感？

   關鍵如前所述，是共產黨沒有名分、理論脫離實際。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古典的官僚輪換制，當然要比現代一貫制、終身制要好，盡管還與自治社會的公民意識，不可同日而語；其流弊，導致傳統中國的官與民缺乏公益心，隻管自家瓦上霜，不管他人門前雪。這種習慣迄今不絕，大家都把那些為公共利益做出犧牲的英雄，看做傻瓜和笨蛋。

   這是否可以歸咎於中國老百姓的素質特別低劣呢？不可。許多國人不僅不以此為素質低下，反以為高明、聰明。有的學者則認為這是由文明發展的"結構特征"決定的，是國民性。甚至連共產黨的一貫制、終身制、世襲制，都不能完全改變這種兩千年培養起來的散沙般的劣根性。共產黨最恨誰？最恨那些敢於替人打抱不平的人，中共僭主的"統治藝術"就是鏟除為民請命的"野心家"、"陰謀家"。一九五七年反右鬥爭時，兩個好朋友，在一個單位工作，一個人隻為自己的利益向共產黨提意見說，某領導有問題，不給我分房子、不給我長工資，不給我解決兩地分居的困難。另一個人則是為他人說話，隻字不提個人的困難。後者的行為在貴族主義的俠義標準下是很高尚的，不是為自己的私欲向領導提意見，但偏偏卻犯了大一統模式的大忌：幫別人說公道話會被目為"別有用心"，是"搞陰謀"；而為自己說話的則僅被視為"自私"、"資產階級個人主義"。對"自私"、個人主義的懲罰，隻要接受批判、思想改造就可以了；而幫別人說話卻必須戴上"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帽子，而受到長期的體罰即勞動改造，甚至處死，毫不留情。要是誰竟敢公開討論涉及公共利益的重大問題，不論他的態度如何，觀點怎樣，就必須拘留審查，輕則戴上帽子，重則逮捕判刑，直至死刑。即使有幸刑滿獲釋，也是永遠被群眾監督，有時很快又被秘密拘捕，下落不明。

   毛澤東因為嫉恨一切比他強的人，要自吹是個全能的超人，更是大開殺戒，引蛇出洞，尋找一切潛在的強者，用一切陰謀手段殘害之、聚而殲之，除滅了犧牲者數以百萬。

   這種"槍打出頭烏"的現象後果嚴重，對整個民族精神和社會發展都是災難。見義勇為、仗義執言和為公益事業謀求利益的人越來越少。在前斯大林主義的社會裡，包括蘇聯、東歐在內，都有這種通病。所以蘇聯人人性敗壞，幾乎達到虐待狂的地步。就拿"打掃衛生"來說吧，"上面"來通知說要檢查，下面就停止其他工作傾巢而出"制造衛生假象"，上面的來人一走，衛生就沒人管了，"臟、亂、差"依然如故。再如，隻要政治需要，人造的好人好事就可以成批湧現，但政治鼓勵一鬆馳，社會風氣立即敗壞。

   這種迅即的好轉 或惡化，在具有自治傳統的國家裡，是不可思議的怪現象，但在中國（包括朝鮮、越南）、蘇聯（包括東歐）等前蒙古帝國的版圖裡，卻是司空見慣的、"正常的"。

   為什麼日本產品質量高，這是因為日本入已經習慣於自治，好像機器一樣；這種機器把產品和人格等同看待：誰的產品不好，誰就是人格低劣。所以，每個人拿出的產品、行為造成的後果，都被認為是代表其人格的。哪怕產品很小，也要做得精致。當然奉行自治原則的，未必都是貴族，流風所及，連平民和資產階級也受這種傳統影響，目的是要在普遍的社會風氣下，使自己的人格顯得高貴，結果不得不自律。所以我們往往看到，日本人龜縮在日本島內時，十分規矩；一旦流竄到海外，就放肆得很，好像完全換了一個人！所以島內的平民也許真的不太清楚日寇在海外的獸行，想象不出這樣謹小慎微的螞蟻，怎麼可能姦淫擄掠、殺人放火呢？這就是封建制度的自治性。

   相反，在大一統模式的官僚體制（如中國秦漢以後的郡縣制）的窒息下，政府可以為所欲為，行為不負責任，人民的行為也就不可能負起責任來。人民對國家關系疏離，充滿仇恨，外寇來了也不積極抵抗。

   "責任內閣"這個詞是由西方傳過來的，一個政府做錯了事，必須道歉，甚至下台以示向人民負責，這樣才稱得上是一個責任政府。而僭主政體卻可以不負責任，如共產黨，即使制造了大量的冤假錯案，也從不向人民道歉，好像人民天生是賤骨頭，好像人民天生欠了它八百吊錢，應該任其宰割魚肉。如果共產黨偶爾發了慈悲，予以平反，還要被害者感恩戴德！

   在僭主制度下，共產黨犯了嚴重罪行，做錯了事，隻是當作"交一次學費"。隻要宰相不謀反，對皇帝忠心耿耿，即便殺人放火也是"枝節問題"。共產黨好象是這樣教育自己的幹部："人非聖賢孰能無過，隻要是人，一定犯錯誤，所以你們要接著幹，幹得越離譜越好，隻要不反對我就行！"相反，萬一有哪位幹部不識相，真正為民請命，幹得很出色，關心人民疾苦，對社會發展很有貢獻，共產黨倒要"好好考察考察你有沒有野心，對皇帝我有沒有威脅"。

   這就是判斷價值的不同。在法治社會，文官武將如果有個"桃色新聞"，馬上就得道歉、辭職，在僭主政權根本就不算一件事。為什麼？因為僭主的專政毫無自信，極缺安全感，因此無法顧及社會正義；主要看人"政治路線對不對"，是否和僭主集團的專政利益同流合污。如果歹徒和僭主同屬一個竊國團伙，路線就對了，隻要政治上可靠，那麼，一切醜聞隻屬於"枝節問題"，可以放過不問，或是抓住當作小辮子，以便換取政治上的效忠；所以不論國民黨反動派還是共產黨反動派，在僭主政治的庇護下常常是越犯錯誤的人，提升得反而越快。

   但在法治社會中培養下起來的公眾輿論（不同於黨的宣傳工具），卻認為這種醜事丟了整個階層整個機構甚至整個國家的臉，必須下台、滾蛋！誰不滾蛋，執政黨這伙人都得一起完蛋。－－這已然形成某種"民族心態"上的差異，其實是不同的社會結構和政治制度逐步養成的。

   中國人力資源世界第一，有效版圖世界第二，為什麼迄今如此貧弱？証明以前的發展指向有失誤。正因為我們不敢獨立思考，又沒有自治傳統，總是習慣於把自己的命運交給別人，由別人（某種幻想中的無私領袖）做決定，由別人來安排；如果自己無法擔起責任來，結果永遠是由別人在那裡打算盤，打來打去也總是滿足不了我們自己的需要，否則就違背生物的本能了。結果，整個民族的發展就這樣被一再延誤了。

   而我們最後的革命，則要求回歸民族的命運，就是要求在傳統習慣與現實變革之間取得一個平衡，不是反傳統，也不是守舊俗。我們的革命要努力使得開放的風氣、多元的格局，獲得傳統力量的認可。

   這當然有待於"法治的復興"，以便在循序漸進中重新聚集民族的元氣。但中國似乎缺乏法治傳統？怎麼辦？不要緊！中國先秦的禮制，實際上就是一套當時行之有效的習慣法。在這種意義上，法治社會在中國的再度紮根，並不是不可能的事。

   先秦自治社會中，沒有人能高於這種習慣法，甚至連國王也不能，踐踏禮制的國王，是要倒霉的，很容易被推翻。用現代術語說，這就是社會政治結構的契約化和文明化。有多元化而無契約化，社會必亂；隻有以習慣法為基礎、以憲法為裁判的法治的統治－－而不是階級的統治、黨軍的統治、僭主的統治－－才能貫徹政治多元化、保証政治多元化。而未來中國的法治（禮）的復興，則是回歸我們民族命運的關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