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法煉鋼使中國自絕於現代世界，不僅喪失主導世界潮流的機遇，而且破壞接軌國際規范的可能，至今，我們仍在品嘗中共"外行領導內行"的大量苦果。中共倡導的"愛國主義"．完全是以中國國運，來祭祀僭主專政，所謂慶父不死，魯難末已。要說慶父是魯國的愛國者，正如說共產黨徒是中國愛國者一樣，無異於黑色幽默。不錯，在面對共產主義的徹底絕望中，中共先後祭起了權威主義、保守主義的旗幟，企圖配合虛假的愛國主義，在中國推行赤裸裸的軍事統治。他們偷偷以"民族主義"的名義，打出公然的反革命旗號，否定辛亥革命，以便為鄧小平垂簾聽政、私相授受僭主專政予江澤民等倒行逆施，制造理論依據。他們雇傭一批銜用文人，有些甚至是偽裝成自由知識份子的變節者，來極力鼓吹中國人民應該永遠忍受共產黨的奴役，不該反抗，不該著手建立新的政治秩序。

   我們都知道，中共的權威已經伴隨它的社會信譽的完全破產而徹底爛悼，而中共政治理論和政治實踐的完全失敗，更表明中共的權威根本不可能通過小修小補來重建，根據這種國情，在中國重建政治權威的前提，是必須清算中共的政治遺產，是必須掃除中共殘余的政治影響，從而為新的政治理論、政治實踐及其權威的出現，開辟道路。這才是健康的、唯一可行的"新權威主義"，回顧近代中國的最大問題，是社會的全盤失軸狀態，現在，重建中國社會軸心的使命，已經責無旁貸地從腐敗的共產黨身上，轉移到了廉潔的非共力量的肩上，中國人民需要張開自己的雙臂，來迎接這樣的力量登上歷史舞台。而實現這樣一場規模宏大的轉移，缺乏鏟除腐敗勢力的決心是根本不行的。中國近代史一再証明這一點。

   把中國現代化歷史和日本現代化歷史作一對比，就可以發現，中國的最大問題是在追蹤現代化時，發生了越演越烈的社會紊亂、文化癱瘓，從而走上了一條革命的、最終導向不斷暴力鬥爭的道路。而日本在實現現代化的過程中相對穩定地保持了社會的向心力，主構沒有解體，襯會變化而不紊亂，文化換血而不癱瘓。跟中國相比，日本獲得了順利發展的機會。中國問題，實際上不是一個單純的政治或經濟制度失調的問題，而是一個牽扯到社會病態與精神病態的全盤問題。許多人津津樂道:日本現代化靠明治維新為轉機。但明治維新何以能完成這一轉變?靠天皇制所提供的精神凝聚力、社會平衡力一一綜合性的主軸力量。而中國革命則迄今沒有完成類似的再生，沒有一個傳統主軸來支撐社會巨變。其結果導致傘柄脫落，傘架鬆散，傘面皺折不堪、毫無生氣。為重建主軸，中國步步走上"黨國"的道路，以黨建國，以極權政黨作為建立民族國家的手段；結果卻演為以黨為目的的共產黨餡主政治。共產黨成了自慰、自謀幸福的特權集團，把"紅色江山"化做他們傳子傳孫的傳家寶；結果中國的大好河山被共產黨徒大言不慚地宣稱"是我們打下來的"，可以象私家車那樣私相授受。其典型，就是臭名昭著的"高幹子弟－－太子黨"現象。中共的高幹子弟，已經像清末的八旗子弟一樣腐化墮落；中共的太子黨，已經像清末的宗社黨一樣人人喊打。但無論清末的八旗子弟－－宗社黨和現今的高幹子弟－－太子黨如何垂死掙紮，都不能逃避日薄西山的命運，因為他們所依附的主軸(滿清皇權)或主軸的代用品(如共產黨僭主專政)，已經完全朽爛，無從修復了。這樣的障礙，不掃除行嗎？

   中國傳統的主軸瓦解，基於三個因素：

   (1)對外戰爭屢遭失敗，喪權辱國，從而喪失了統治的權威，權力中心發生動搖。在滿清，對外戰爭主要體現為軍事鬥爭；在中共，對外戰爭主要體現為經濟鬥爭。共產黨整人有術，治國無方，連國民黨反動派也遠遠比不上，便自己的政權完全缺乏說服力與合法性。

   (2)西方的共和主義、民主思想對滿清政權的滲透，以及人權保障、富裕生活對中共政權的否定，改變了中國知識階層的世界觀，從而動搖了傳統結構最隱蔽的心理基礎。

   (3)排滿與非共的民族意識的崛起。在清末，以華僑和租界為前鋒；在現今，則以現代通訊與出入國人員為媒介，傳播開來。我們知道華僑在辛亥革命中的動力作用；租界的基地作用，是因為它接近西方共和主義，又能逃避滿清專政力量的迫害。它們傾向於反對滿韃子政權，敢於懷疑中國傳統並向之挑戰。然而辛亥革命提出的根本思想卻是"驅除韃虜，恢復中華"。這是典型的中國思想而非西方思想。所以，要結束中共的僭主專政，僅僅依靠民主思想、人權意識、富裕生活的召喚，是遠遠不夠的。我們還需要民族尊嚴的支持，需要民族自豪感的鼓舞，並以之作為超越個人經驗和社會得失的槓桿，才能走出時代的黑暗。

   反觀中國的歷史和現實，我們可以看到，中國所面臨的社會轉型之路，先後被一個壁壘即幾百萬人口的旗人集團和幾千萬人的共黨集團所阻(他們分別佔總人口的百分之一和百分之三)。旗人集團並不屬於中國傳統社會的結構性部分，即，中國傳統社會並非發展到某一時刻就命定要遭異族統治。隻是由於十七世紀中國社會形勢和東北邊陲局勢的巧合，滿洲軍事蠻族的統治籠罩中國，並延續了兩個半世紀。這種統治違背中國人意志，因此不能按照"現存的即合理的"說教去推斷是"中國人民選擇了滿清政府"。實際情況隻是滿洲人和共產黨相似，具有較強的集團組織力和社會組織力，使它有可能利用廣泛的社會統一戰線，以各個擊破中國人分散的集團性反抗(由於明末社會內耗的白熱化，中國人終於沒有形成統一的反抗，對滿洲的戰鬥隻是停留在集團性和地區性反抗的水平上)。從而以其策略性和暴力性，建立了一種不自然的、奴化的秩序。這個偶然的壁壘，後來就成為十九世紀以來中國現代化進程的一大障礙了。在這一點上，中共集團與滿清集團太是相似了。中共也是一個邊緣人集團，不是中國社會的結構性部分，而是在內憂外患中，把自己的意志憑借武力強加給中國人，而建立的一個僭主專政。隨著它造反初期的極度社會動員能力的退化，中共已經越來越成為中國社會的包袱而不是資源了。

   以滿八旗為主的旗人集團，在中國不僅是一個異源文化集團，有其特殊的風俗習慣，且是一個政治特權集團。國家不惜工本地豢養著它，以証明政權的合法性。八旗子弟享有政治上的特權和經濟上的優惠，這個"天生的統治階級"憑借肉體生育的力量自我延續，他們是真正的剝削階級－－非生產性的政治販子和寄生蟲。他們的存在，顯然並不與奉行了一千年之久的中國科舉制度在結構上默契。也就是說，八旗子弟是一個打入了中國科舉制度和官僚體制的楔子。它先是導致壓制性的僵化，後是招致了開放性的腐化；在這兩個階段中，它的壟斷性與排他性都比中國官僚體制本身，更嚴重地阻礙著中國的現代化。

   同樣，共產黨僭主集團，也是一個來自共產國際（相似於國際遊牧人集團）指令的一個異源集團，這個特權集團甚至也有其特殊的風俗習慣和內部紀律，是中國的國中之國，它強迫國家不惜工本地豢養它，黨庫通國庫，高幹子弟享有政治特權和經濟特惠，它憑借"老子英雄兒好漢"的血統論繁殖，自我延續，是真正的民族吸血鬼。這個超經濟的剝削階級，是喪失了生產能力的政工幹部和社會寄生蟲。他們的存在，同樣要麼導致壓制與僵化，要麼帶來開放與腐化，嚴重阻礙中國的現代化。

   顯然，現代化要求機會均等，這樣方能激活每人的主觀能動性，所以它廢除身份特權，予平民以同樣的競爭機會。沒有這種政治革命，經濟起飛是不可想象的。但作為人口上的少數民族，文化上的落後民族，軍事上的野蠻民族，政治上的統治民族，滿清八旗子弟與中共高幹子弟卻不願打破種族與階級界限，不願放棄特權，它害怕機會均等將取消其社會政治上的人造優勢。在特權庇護下，他們不勞而獲，倒買倒賣，性情越來越懶，能力日益退化，養花鳥、賣古玩、玩女人、賭博抽大煙。他們對自食其力的競爭，根本沒有思想準備。民主改革意味這些低能的家伙，將在自由競爭的洪流中淹沒。

   正是在這種意義上，在中國境內最有組織性的集團－－過去的幾百萬享有特權的旗人，現在的幾千萬享有特權的共產黨徒，構成了中國現代化道路上的最大壁壘，而從歷史沿革上說，這些廢物和垃圾的合法存在，完全是因為滿洲首領竊據中國的帝位或因為中共"四個堅持"的符咒繼續作法。隻要滿洲首領依然竊據帝位或隻要中共繼續僭主專政，那麼八旗子弟、高幹子弟這些人渣就難以掃除幹凈。因為他們本能地意識到，中國改革成功，他們的特權就將抹去。不論滿清可汗和中共僭主如何粉飾自己的不義起源(這尤其表現在他們的欺騙性宣傳和權術至上的性格中。所以，他們必定要借助文字獄黨同伐異、剪除異己)，卻無從改變：他推行和維護的，是不自然的異族或異文化(如馬列統治或留發不留頭)；而以少數人統治多數人，必定要依靠一個堅硬、殘酷而嚴密的組織，推行奴化，所以反過來依賴這個組織。如中共在改革過程中，首要照顧其組織利益，而一旦這特權組織與改革過程發生沖突，改革就必須讓位、停滯。在這裡，滿清和中共奉行的基本原則，同樣是"組織("旗"或"黨") 高於國家、政治特權優先於經濟效率。

   誠然，光緒皇帝和胡耀邦都曾有強烈的現代化決心，所以他們決心逾越滿漢藩籬、"調整黨群關系"，欲置八旗和高幹的特權於不顧，但結果如何？他們不僅未能打破這幾百萬人、幾幹萬人的消極反抗，反被決心固守特權與傳統的滿洲親貴、中共左派給監禁、殺害，戊戌變法和八九民運的失敗証明：日本的舉國一致的明治維新之路，斷不能通行於中國。在日本，大名們可以奉還版籍、放棄傳統的特權，因為他們和天皇一樣，與被治階級同屬一個民族和一種意識形態("神道")，歸屬感極強，因此他們並不真的害怕會被革新的潮流吞沒掉。所以西鄉隆盛領導的"薩摩藩叛亂"，不僅太晚了，也太孤立了。而在中國，即便對八旗與高幹最有號召力的滿洲可汗、中共僭主，也無法說服他們放棄特權，加入現代化的行列。

   那麼，還有什麼平民能夠以和平方式除去這些廢物和垃圾呢？顯然，除了徹底的政治與社會革命外，中國已經無路可走。

   決心不惜代價也要推進中國現代化的人們，日益認識到：要取消八旗與高幹的反動特權，就不得不粉碎這特權的最後麇集地－－滿洲可汗與中共僭主。因此，現代化要求先是民族認同，繼之以民主意識的結合－－形成綜合的革命力量。這股綜合力量，既容納關心民族事業的愛國志士，又鼓勵熱愛民主事業的自由黨人。即便在革命黨內部也同時包容這兩股力量，所謂"國父"孫中山也同時並存這兩種要素。早期他是民族志士，以興中會為代表。到後期，他是自由黨人，以同盟會為標志。革命力量的這種綜合，也是革命勝利的中國局勢特別復雜的根源。因為在上述兩種思潮之間的人們，是迫於特殊的社會形勢和大敵當前，並非出自民族志士與自由黨人之間的認同。

   對當前和未來的中國，我們需要一位足以綜合民族力量的人物。以便同時吸取兩股合力，造就一個新國家。對中國來說，主張廢除專制政治的，並不是單純的共和主義思想，如法國人革命那樣；也不僅僅是專制制度在對外鬥爭中的挫敗，如土耳其的廢除蘇丹；中國廢除專制政治的最直接的理由，當是為抵御列強而掃除障礙：以便在政治動員與社會平權的矛盾中，開辟民族前進的道路。現代化的沖擊力與八旗子弟－－高幹子弟的壁壘之間的決戰，是不可避免、無法調和的。

   八旗和高幹的特權，較之同族或是同種意識形態統治的專制國家(如明治維新前夕的日本)，具有更大的爆炸性、中國人在此面臨歷史的抉擇：要麼被這頑固的壁壘阻隔在現代化之外，要麼擊潰這壁壘的最後支柱。

   當前中國的局勢，與清末極相似：高幹子弟就像八旗子弟一樣遊手好閒、玩世不恭、腐敗喪德、禍國殃民。所謂"中共第三代領導人"－－以江澤民、李鵬等人為代表，實際上是高幹子弟的中堅份子，等而下之者，則為形形色色的官倒、買辦、盜竊國庫份子。中國的命運掌握在這批人手裡，決不會有光明的前途，他們比他們推行階級鬥爭、民族自殘的父兄更為墮落，和清末垂死掙紮的"宗社黨"如出一轍。

   老一代共產黨人不學無術，以外行領導內行的腦袋，胡亂指揮，禍國殃民；而太子黨、秘書黨等高幹余孽，則以父輩余蔭、巧言令色禍國殃民，如果不排除他們，讓新的政治力量執政中國，我們民族就隻能在窄路乃至絕路中徘徊，進一步、退一步，無法走上人道和活路，無法穩步前進。依據共產黨歷史性失敗的教訓，新的政治力量必須具備兩個不同於中共的特點：專家治國，摒棄中共外行領導內行、假公濟私的惡習；政治民主，消解中共僭主專政的叫花子遺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