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產學說及其制度經過歷史實踐，証明不適合人類社會。

   一九一七年蘇俄十月革命，列寧、斯大林把馬克思-恩格斯的共產主義學說剪裁後，移植在俄國由沙皇統治的半封建農奴社會中，建立了一個蘇維埃式的共產帝國。第二次世界大戰後蘇維埃帝國又通過戰爭及革命暴力，把這種制度推廣到東歐八個國家（包括南斯拉夫）。十月革命之後，蘇俄花了大量的金錢，武器及人員，包括軍事顧問到亞洲的中國、朝鮮、越南及中美洲的古巴推行共產主義制度。二十世紀中葉，世界上有一股潮流，似乎共產主義制度是人類社會最美好最理想的政治經濟社會制度。一時令許多追求理想的人為之赴湯蹈火，前僕後繼。也使一大批狂妄的政治野心家為攫取權力，佔有統治地位而瘋狂一時。

   曾幾何時，維持了七十五年的蘇維埃帝國最終紅星落地，隨之而去的是東歐八個衛星共產國家。

   亞洲的三個，加上古巴，這四個存活到二十一世紀的共產主義國家沒有隨之崩潰，並不是它們的制度比蘇聯老哥的更合理一些，而是因為這幾個國家原有的專制傳統，被相當完整及巧妙地結合在現存的共產制度之中。如中共除了馬恩列斯的一套，還有毛澤東的政治權術，鄧小平的妓女哲學。

   共產主義的興起，主要原因是人們對舊有制度的不滿及批判，共產主義消逝，是因為共產學說的謬誤，不可能給人希望。

   共產黨政權在面臨危機的時候，當然會產生新的領袖及新的對策，即所謂"改革"。例如一九五三年斯大林死後，赫魯曉夫公開譴責他。赫魯曉夫的全民共產主義，比斯大林時代開明多了。

   當時赫魯曉夫的所作所為，恐怕比一九七九年後胡耀邦、趙紫陽所作還要深廣一些。赫魯曉夫及他的後繼者隻是給了人們喘一口氣的機會，其目的是延續共產黨的專制制度。

   列寧、斯大林政權建立之後，一直到四十年代末，三十余年中已經有難以計數的事實表明了這個蘇維埃政權的殘暴、荒謬及欺瞞。但還是有不少人，甚至一些廣受人們尊敬的人如蘇俄的高爾基，英國的蕭伯納，法國的羅曼羅蘭等大大小小的知名人士為它唱頌歌。當時有多少人向往著蘇聯，去莫斯科朝聖，景仰斯大林，說他是人間的太陽。

   但最能說明問題的，最有震撼力的莫過於來自那個陣營內的人。一九五六年南斯拉夫共產黨的吉拉斯撰寫的"新階級"這本書遠比赫魯曉夫譴責斯大林、改變斯大林政策更有深遠意義。因為它指出了這是一個根本性的制度問題。自此，一九五六年布達佩斯的起義，波蘭工人的鬥爭，到一九六八年的布拉格之春，最終一九八九年柏林圍牆的倒塌。

   可惜吉拉斯的反叛並沒有對中國起多大影響。中國人腳步總是落後於世界發展。四十年代末五十年代初，蜂擁加入共產黨。包括當今在朝的江澤民、錢其琛、朱熔基以及現在西方流亡的劉賓雁、蘇紹智都是當年中國社會中的熱血青年。甚至一些已學有所長，知識淵博，對世界有所了解的人，如吳□、傅雷等人都拜倒在毛澤東這種中國農業社會歷史中屢見不鮮的李自成、趙匡胤、洪秀全式的人物腳下。

   中國的一九八九年的天安門事件，與比它早二十一年的捷克的布拉格之春相比較，在領袖人物的素質、思想成熟的程度及政治訴求的內涵等等方面都相差甚遠。一九八九年天安門事件之後，在共產黨統治下，知識份子相對來說是較穩定的一個群體。因為中國知識份子傳統的愛國主義及民族主義思想及情緒相當深厚，這個群體較其他群體在中共的“改革開放”政策中獲得的實質利益及機會更多。

   中國的共產主義制度全國性的存在已五十一年了。以一九七六年毛澤東死去為界，前後分為兩個模式。前者是毛澤東模式，包括絕對剝奪個人自由，絕對封殺一切個人生產方式，嚴密封鎖控制整個社會，不斷制造政治迫害及發動政治運動，經濟上完全不遵守規律，瘋狂的破壞性的摧毀經濟生產制度。一九七六年後是鄧小平模式，共產黨不得不接受嚴峻的現實，它面臨著“三信危機”－－即人民對共產主義沒有信仰，對共產黨不信任，對社會主義沒有信心。為此，鄧小平拋出“白貓黑貓”政策，實際上是承續中國歷史上的“讓步政策”。有限度的擴大個人政治上、經濟上的自由度，允許資本主義復辟，國際資本進入中國，給人民一個喘氣生息的機會，以使共產黨王朝延續下去。實則鄧本人對共產主義失去了信心，告訴大家以後一切靠“摸石頭過河”了。毛式或鄧式的共產黨政權在本質上並無區別，請看毛澤東在一九五七年定下的“六項標準”與一九七八年鄧小平的“四項基本原則”兩者沒有根本性區別。

   昨天的趙紫陽、胡耀邦，今天的江澤民，明天的胡錦濤，或許在個人人品及某一事情的觀點上有差異，就如貓有白色黑色之分，但本質上都是“貓”，老共產黨人，新共產黨人都是共產黨人。今天的中國共產黨內還沒有出現戈爾巴喬夫，一個按電鈕轉動埋葬共產黨政權的機器的人。但是，並不是不可能出現。

   共產主義制度是制度問題，不僅是那個領導人好壞的問題；如果說中國共產黨內目前確實存在一些派別，應該說這是權力場內鬥爭過程中的常規現象。各派別之間也許有政治上政策上的差異，但目前還沒有看到任何一個派別可能站到“體制”外來，更說不上有某派別真正是民主自由派；把中共內部某一位領導人或某一派別放到“唯一政治力量”的位置上的說法，是罔顧現實情況的。今天中國大陸農民求生存，工人們求變革，宗教活動蓬勃發展，尋求自由、反壓迫，知識份子的思想活躍與敢言等等形成了社會變革的巨大政治力量。我們要求的是正義的審判，公正的歷史結論。如果期待一個歷史上殘害了無數人命的政黨中的所謂民主派來給予平反，就是說人們還要在這個政黨統治下跪著生存。一些奴才相的人求平反的心情，但是歷史絕不會這樣發展的。

   有人說中國這麼大，這麼復雜，西方的民主自由人權根本不適合中國，中國自有特色，不搞個權威就會天下大亂，內戰饑荒跟著就來，這無益於全民族，所以不如有一個“好一點的，民主一點的”共產黨政權來過渡一下。祈求整個社會和平的，漸進的提高自由民主及人權的思想意識，及注重改進經濟生活水平，這是無可非議的。問題是，今天掌握著權力的人是否願意接受漸進過程？這些權力狂有可能放棄權力，接受歷史潮流嗎？目前掌握權力的共產黨僭主政權不是在變本加厲的鎮壓人民嗎？有一條是最易做到，最好的測試，就是允許不同的人發表不同的意見及看法，即言論自由，新聞自由，宗教信仰自由。這可是和平的，漸進的方式。請問北京政權能做到嗎？

   （本文轉引自網絡無名氏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