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實行中國社會的轉型？如何創建中國的政治權威？這，當然牽涉到中國社會的條件、特點等等"國情"尤其是"民性"。下面，我們不妨借用一些實例，進行深入觀察。

   一九八九年四月十六日－－六月四日在北京發生、而後波及全國數百城市、最後以史無前例的街頭大屠殺，淹沒在血泊中的人民運動，以其悲壯性載入史冊，並被追悼為"民主運動" 評價為"一次規模更大的五四運動"。

   然而，這並不是一次單純的五四運動，而是康有為的"公車上書"和"五四運動"的結合：五月十九日中共中央宣布軍事戒嚴之前，這是一次類似公車上書的和平請願；五月十九日軍事戒嚴後，逐漸演變為類似五四運動的對抗性活動。這個雙重性質告訴我們：屠殺發生後，人民起而應對"暴亂"的人民解放軍的，乃是自衛的民變，正因為它是被當局的"錯施"給挑動起來的，所以人民並沒有形成自覺的"武裝意識"，也就不可能對血腥鎮壓作出有效反擊，更不可能推翻中共反革命政權，締造民主政治。

   公車上書是體制內的，五四運動則是體制外的，五四運動的宗旨是"打倒賣國政府"、"嚴懲賣國賊"。試問，"五十天請願"的前期(戒嚴前)何曾自覺提出這樣革命性綱領？相反，它主要是懇求共產黨政府"可憐可憐學生的愛國熱情"，"千萬不要開槍鎮壓"；成千萬上億的民眾之所以"上街遊行"，是出自同情，和湊熱鬧、好表演、隨大流的民情，這就決定了，全國大多數民眾不可能自覺反抗戒嚴令下的屠殺。可憐的學生、市民、知識份子，始終都在尋求合法性：簽名、上書、呼吁召開人大會議、盼望趙紫陽復出收恰殘局……甚至戒嚴後，多數人依然如此"抱著美好的希望"。

   最讓人"感動"的是：戒嚴令下達前，億萬人民上街聲援絕食學生；戒嚴令下達後，遊行示威依然此起彼伏；大屠殺發生後，抗議者巨減，群眾多做壁上觀，而為首份子則紛紛逃竄，甚至帶著預先準備好的護照和經費逃離國內；屠殺數月之後，人人過關的匯報思想、檢查錯誤席卷全國；屠殺過後數年，許多人真正轉變立場、重新評價屠殺的積極意義……不少人甚至發明了"屠殺有功論"、"請願有罪論" ，而這些家伙中的許多人，竟然參加過請願，甚至在美國等西方國家，申請了"六四綠卡"！

   就"五十天請願"的起因看，它是人民對"鄧小平的洋務運動"失敗(一九八八年"硬闖物價關"遭到慘敗)所作的反應；正如公年上書是對"西太後的洋務運動"失敗(甲午戰爭的慘敗)所作的反應，這雌雄兩位老佛爺"垂簾聽政"的不同處境，隻是由於"內憂"、"外患"的區別：鄧小平氣憤學生悼念他的政敵；西太後剛吃敗仗則不敢鎮壓。但這兩次請願的目的，都是在"經濟改革失敗"的危機中，要求施行"政治改革，目的還是為現政權變法圖存－－這與五四運動號召推翻政府，具有質的不同："改良"與"革命。

   一九八九年五月十九日的戒嚴至六月四日大屠殺之間的"反政府"和六四大屠殺之後的恐懼、忿恨、絕望是一致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臣民，從此將被逼無奈從改良走向革命，盡管它本身還不是革命，更不是少數逃竄國外的絕食者為自抬身價拍電影而鼓噪的什麼"沒有完成的革命"。

   公車上書和"五十天請願"(下面我們將談到，它是一場傳統的"人民運動"，但還不是現代性的"民主運動")，都是由知識份子(科舉時代叫"太學生")發起的，事實上，中國更早歷史上的許多王朝末日，都是由這種"太學生的抗議"而觸發的，東漢(西元九－－二二0年)末年的"黨錮之禍"和明朝(西元一三六八－－一六四四年)末年的搜捕東林黨人，是最為著名的事例。由於這種王朝末日現象的普遍性、規律性，"黨錮之禍"已經抽象為一個專有名詞，用以指代：

   1，統治集團的腐敗，造成知識階層的"清議橫溢"；制度危機增強了"政制"的壓力;

   2，統治階級(包恬"社會名流"和太學生)的分裂，使最高統治者日益孤立；社會分裂，使傳統的社會控制系統如道德、輿論等莫衷一是，從而癱瘓；

   3，最高統治者（皇帝和僭主）不得不動用最後的社會控制手段如警察、軍隊，施行"摘下面具的鎮壓"；

   4，逮捕、監禁、殺害書齋裡的持不同政見者，把他們趕出統治階層，"禁錮不用"－－並使他們逃亡或失業，從而造就一大批自願或不自願的"職業革命家"；

   5，這種鎮壓消除不了"動亂的社會根源"，但能凍結抗議的局面，結果，使腐敗勢力更為囂張，腐敗加劇；使體制改良更加遙遙無望，在使最高統治者進一步喪失人心的同時，逼使"新生的職業革命家"通過逃亡，把新的精神向社會下層不斷輸送；

   6，下層統治階級("文士")因此分化為"隱士"與"謀士"，前者拒絕支持統治集團，獨善其身；後者開始與民間義士結合，注定在下個回合中，成為起義隊伍的中堅力量；

   7，統治機能日趨硬化，任何革新的企圖，無法回避黨錮之禍的死結……

   誰能否認，"六因人屠殺"以來的中圍局勢，正與上述"王朝末現象"驚人地一致；至於說到現代性的"民主運動"，那麼它的主流則必須是以"民主政治"為最高價值本位，而不是請求廉潔政治(如打倒"官倒")。但"五十天請願"的主動力和最能號召人心的，卻是"反腐敗"！即，是黨錮之禍的的主題，而不是民主政治的主題。

   當時，"民主"的口號隻是作為反腐敗的方法、途徑而提出的(既然如此，反腐敗當然還有其它的方法、途徑，而最終"犯不著為它去死")，這一精神區別，導致一九八九年的中國與一九八九－－一九九一年間東歐、蘇聯局勢的不同結局。

   即使在"利用民主" (作為方法、途徑而不是作為目的，當然隻是"利用"，而說不上"獻身")的層次上，"五十天請願"也隻是提出了"開放報禁"、"新聞自由"等清議要求，而沒有提出"開放黨禁"、"自由選舉"等民主政治的基本要求。而開放報禁的新聞自由，恰巧是與"王朝末現象"中的黨人們"開放清議"、"品評人物的自由"的要求，如出一轍。因為"結黨"的要求，不僅會觸犯共產黨僭主專政的魔咒，而且也是中國的傳統所不齒的("君子不黨"、"狐群狗黨"的成語很能說明這種心理，八九年學生聲稱他們要保持政治純潔性即所謂知識份子的獨立性，也屬此類)，但剝奪說話的自由，卻被中國傳統視為暴政；所以，"五十天請願"要求新聞自由而不要求結黨自由，恰恰証明它不是民主運動，而是清議與請願。清議者的請願和爭民主的運動，由於西方報刊電視的誤認和錯覺而被混為一談。我們今天可以不去爭議這錯覺的起因，但卻無法回避它的預後。

   1，如果"五十天請願"是一場民主運動，那麼，中國在屠夫鄧小平死後，最多在屠殺的受益人江澤民下台後，將可以逐步走上和平演變的漸進民主道路；中國社會也可以由現代民主政治體制，加以整合；

   2， 如果"五十天請願"主要還是一場黨錮之禍，那麼，鄧小平之後的中國將難以由現代民主體制來加以整合，因為缺乏支持性的社會後盾，我們今天提出"是民主運動，還是黨錮之禍"的問題，不是無聊的名詞之爭，而牽涉到中國在"後共產主義時代"的走向；是關系到每個中國人命運的根本問題。

   中國人說得好一點是講究實效，說得壞一點是唯利是圖，不關心抽象的理論與正義問題，因此隻要能整合社會的，就被目為善的；以什麼方式能夠整合中國，就以什麼方式整合，所以，中國民族的真正代言人，所關心的也主要是"怎樣才能整合" 而不是"必須怎樣整合"－－-這也是中國人和中國共產黨人之問的最大區別。

   按"黨錮之禍"的觀點看中國的政治發展，"八九民運為什麼會失敗"這樣的問題，提得太愚蠢。

   要知道，名士們的清議、太學生們的聚會，沒有一次可以避免"失敗"的！

   但退一步說，沒有他們的"失敗"，便沒有摧毀腐朽王朝的武裝起義，便沒有新的政治格局降臨中國大地。如果他們的清議與聚會"成功"了，反倒隻能是對舊王朝的修修補補，使其多一次苟延殘喘的機會，從而推遲根本的社會更新。

   我們承認，黨錮之禍的慘狀落在每個人頭上是痛苦的，但總不能因為痛苦就模糊了洞察未來的眼力，總不能因為自己痛苦就抱怨民族，沒有立即起義響應被犧牲者。因為起義畢竟是下一個歷史階段的事情，而不是立即。這種意義的"失敗"，其實是一次巨大的民族召喚－－還有什麼比這更徹底的宣傳和示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