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在有一類流行觀點，認為當今中國社會非常混亂，要改變這種狀況，只有期待一種人格，克裡斯瑪型的、富於超級魅力的領袖人格。這種想法是可以理解的，因為所謂歷史，無非是人格的展示過程；如果中國要復興，必須會湧現出偉大人格，這個人格的零頭都要比鄧小平、毛澤東、蔣介石、袁世凱、孫中山等僭主型人物的總和還要大，隻有這樣的新人格，才能克服二十世紀僭主遺產中的破壞性與消極性，帶領中國走向未來。

   曾有部下問我，"這就意味著這位偉人將比毛澤東更有道德，是吧？"

   我說，"不僅更有道德自律和威望，而且更有治國能力，更符合建設一個現代國家所要求的那種城市人格。"

   為什麼？因為鄧小平隻是個能臣，沒有全局眼光；毛澤東基本上是個農民，土產的造反派，沒有國際觀；蔣介石缺乏歷史感，袁世凱沒有骨氣，孫中山缺乏實幹能力。而現在的社會比起幾十年以前，不知要復雜多少，隨著中國社會城市化的深入，袁孫蔣毛鄧那兩下子，再也不能運轉了。

   另方面，現在不少人尤其是老人們稱道五十年代社會風尚如何好，甚至還有年輕人歌頌文革的屠殺；但文革和五十年代從哪兒來？從中華民國時期來，那時中國社會還沒有被共產黨"解放"。抗戰對中國的損害很大，結果沒經過幾年，就調整成"黃金般的五十年代"，這說明三四十年代中國社會的基礎相當不錯，而如今呢，誰能在十年八年內把中國社會調整到"黃金般的五十年代"，就堪稱超人了。這說明，中華人民共和國將近五十年的統治，使得中國社會大大退步：現在的社會基礎比四十年代的民國時代還要差！因為那時的中國才經歷了不到四十年的僭主統治，而現在的中國，已經陷入僭主統治將近一百年了。

   僭主統治造成中國社會關系的全面混亂（也可以說中國社會關系的全面混亂加劇了僭主統治的殘酷性）。

   突出表現為普遍缺乏職業道德，沒有責任感，行為失范，形成了最危險的社會癌癥。人們變得越來越好吃懶做，大家互相投機取巧，不願勤奮工作。這種最危險的社會病，推動社會瀕臨解體。這種互相作用，已經使得僭主制度從內部開始潰爛了，維持著的，不過是個表皮還在的假象罷了。再專橫的社會制度，都沒有上述社會癌癥的破壞性大，當然這種癌癥是由專橫的僭主制度造成的。現在的中國，"人已經不行了"－－合格的勞動力已經很難找到。早先人們說中國大是世界上最勤勞的，但現在中國工人是世界上最不勤勞的，這不是在指控群眾，而是在分析一種社會形勢：老工人在資本主義制度("舊社會")下養成勤星的勞作習慣，但年輕人卻是"紅旗下長大"的，好逸惡勞的惡習被培養、滋長了。這些懶漢如果出國謀生，或是到外國資本家的企業裡幹活，在異樣的社會環境下，才會顯出勤快來，盡管工作能力已經萎縮，很難提到高水準了。

   人是有惰性的，現在我們假設中國全面私有化，一切都極為順利，非常成功，把各方面的工作完全引上正軌了，人們都願意好好幹了……但是且慢，即使最成功，最快也得三十年以後才能見分曉！為什麼？因為那裡有一個"瓶頸"是無法超越的－－這就是已經被培養出來的好幾代人的職業道德都已破壞，勞動力的質量從根本上瓦解了，如何一夜之間發生"飛躍的質變"？

   那些解放後－－文革前的老工人，他們雖然多幹活並沒有任何經濟上的好處，卻還在勤勤懇懇地幹活，這其實並不是他們個人的品質普遍優秀，而是因為他們也是普通人，也有一種惰性，所以，他們還是遵循著私人企業制度下養成的勤奮工作的老習慣。試想，一個社會要廢除勤懇工作的好習慣，都要花掉二三十年時間，若想在好逸惡勞、投機取巧的世風下重新培養起勤懇工作的好習慣，兩個二十年恐怕都不夠，現在，再改革，再承包，再股份化、私有化，哪怕立即實行私有化，已經成年定型的大眾，再也沒有好好工作的能力了，因為他們很久以來已喪失了努力工作的能力和韌性。一個人從小懶散慣了，等上了年歲再讓他投入激烈的競爭中，這是不可能的。他們不僅心理上承受不了，也根本不具備重新上緊發條的體質，不能每天認真工作十幾小時而毫無怨言了（即使像美國這樣的發達國家，連上下班所耗費的時間，普通上班族也要每天工作十個小時以上）。

   職業道德和勞動質量的敗落，具有多方面的後遺癥。每個人都盡力運用自己的職權謀私利，結果整個社會就運轉不靈了。人們彼此刁難，以顯示自己個人的"權力"，結果社會的公共權力全面瓦解。例如，一位賣火車票的職員下班後，去食品店買東西，他明明看見一大塊好肉就擱在櫃台下面，但售貨員就是不賣給他，他一肚子氣沒處撒，等他上班賣火車票時，當然不會平和地賣給顧客，他也要學習那個賣肉的，非把顧客折騰個夠不成。可是那些被折騰得要死要活而又沒買到車票的顧客又該作何感想呢？他們中有的手上多少還有那麼點"權"，因為他們有職業，有職業在"社會主義制度"下就意味著他有點權；他因此又可以運用職權去折磨別人，通過給人以不方便，來迫使別人向他行賄。結果互相折磨，賣肉的有一天也被賣車票的給折磨了。就這樣，整個社會陷入內耗，人人怨天尤人，覺得社會對自己太不公平！這種內耗因此成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無法改變的日常生活－－大家都覺得，內耗內耗，耗別人耗得還不夠呢！因此，總還在尋找新的機會，想盡一切辦法再去耗一耗別人。你不讓他搞內耗，他覺得你佔了我的便宜還不讓我反擊，那未免太不合情理了！社會風氣如此這般惡性循環下去，無法挽回地淪喪了。

   正因為社會風尚這樣淪喪，有的人們才大聲呼喚克裡斯瑪型的人格，以解救社會危機、防止社會墜落，避免迫在眉睫的社會大崩潰。無奈，盡管我很理解這種想法，卻要指出它在現行制度下的不可能。

   為什麼不可能？因為克裡斯瑪型人格出來主導社會生活的第一先決條件，就是他必須在大革命中應運而生，沒有一場徹底的結構大改組和所由興起的社會大動盪，這種人格不僅成熟不了，即便偶然出現了，別人也不買他的帳，更不會追隨他。群眾會說，"你是人，我也是人，我為什麼要聽從你的召喚？"隻有在極度的社會危機中，在巨大的社會破壞和超常的苦難之後，這種人格才有可能出來樹立新的典范，並引導人民走向一個新的社會……所以，在共產黨國家的和平演變中，社會隻能越來越爛，這條"新權威之路"注定是走不通的。那麼我們現在可以選擇的道路又是什麼呢？看來隻有一條，等到蘋果熟透了，自然落下來。

   時間不等人，形勢不等人，社會的發展失之毫厘，謬以千裡，常常取決社會心理的進程。如西太後在一九0五年同意召開立憲會議，僅比戊戌變法的百日維新晚了七年，但其勢已去，人心無可挽回，和平演變已經無法解決滿清的絕癥了。為什麼，很明顯，當時大多數優秀份子、社會的中堅力量，已經對清廷極度失望與不信任，而決定走上革命道路，至少是保持中立，再也不支持這個宗社黨一黨專政的權力集團。滿清政權即因這社會心態而注定覆滅。所以，我們看任何事業的成功可能，首先要觀察其前提條件，即，能否吸收社會上最有活力的人們參加？能，就成；不能，則敗。現在，大家看看，社會上最活躍、最有才幹的人在參與什麼活動，就一目了然了。他們在撈錢，不擇手段地吃喝嫖賭。如果絕大多數優秀分子都遊離在改革事業之外，這個事業是不會有光明前途的。

   當然，根據這個原理，當前中國社會的革命條件，還不成熟。因為夢想發財的人數，超過了希望革命的人數。不過，突變會發生的、形勢會逆轉的，時間會解決問題的。等到多數人的發財夢因為腐敗的政治環境和周期性的經濟危機而不可避兔地破滅時，一場城市革命的條件就真正成熟了。城市革命，不但是中國現代化的必經之路，也是一切發達國家已經走過的道路，也理所當然是新的政治權威形成的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