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的政治權威是通向民主政治的橋樑，他產生於瓦解僭主專政的人民革命中，他不像僭主那樣以"民主"做幌子，奪取政權後立即背叛民主的許諾如毛澤東。這不是因為他特別理想主義，而是因為他的理想不是親西方思想如馬列主義，而是要復興中國的民族主義，他知道，為了建設強大的民族國家，必須召喚全民同心同德，而經過民主程序的憲法統治，則是達到民族主義的必要途徑。甚至納粹德國都知道這一點，所以他們任何措施都要透過一個合法程序；而中國共產黨卻完全不顧基本體面，朝令夕改，出爾反爾。

   為了說明新權威是通往民主政治的橋樑，我們首先要澄清一下"民主"的定義。

   怎樣定義"民主"？如果列為一個理論問題，當然十分復雜，不同的時代、不同的社會與人，創造了不同的定義。如共產黨僭主給民主下定義，簡單分為"資產階級民主"和"無產階級民主"，而"無產階級民主"與世界現代民主概念則完全背反，同名異實。共產黨的"民主"，實際上是要做人民的主人，騎在人民頭上作威作福，永遠專政下去。當然，如果回到平實的政治實踐，民主問題是十分明了的。廣義的民主包括兩個層次：政治民主與社會自由。

   二十年前，一位專家比較北－－南朝鮮及大陸－－台灣這兩組政治實體的社會狀態，認為南朝鮮與台灣社會有社會自由(包括文化自由和經濟自由)，但沒有政治自由。在那裡，隻要新聞、學術、文化活動不涉及直接政治問題，如攻擊政權，就享有自由權力。這主要由於，這兩個"軍事法西斯社會"，還有民間社會和獨立的司法系統存在。政府隻是依據戒嚴法和緊急狀態法實行暫時的獨裁，其政治結構在本質上還是自由主義的，尤其民法訴訟不歸軍事法庭審理。但是在中國大陸和北朝鮮，既沒有社會自由(文化與經濟的自由)，更沒有政治的自由。那時的台灣和南朝鮮，雖無政治民主，但有社會自由。戒嚴狀態下的軍事獨裁社會，享有的社會自由，是一種"制度保障的權利"－－這是共產黨僭主專政下的社會，不可能想象的。

   無論政治民主還是社會自由，都與社會的多元化結構密不可分，帶有強烈的大眾參與的性質。需要特別指出的是，這也是實現大眾社會所必須經過的社會動員。而多元化結構和大眾參與的性質也並不是人權主義的點綴品，它是個競爭中的主權國家和國家集團("戰國")，為充分調動內部人民的主動性而逐漸形成的一種社會動員的機制，從這種意義上說，所謂"民主政治"是通過社會動員來造就現代國家的最有效、最難以回避的途徑。

   民主政治的形成正是在國際多元化的情況下，是典型的小邦林立的國際社會，這跟傳統中國的大一統社會格局完全背反。各小邦間(先是意大利各城邦，後來蔓延、擴張為西歐各民族國家)的互相競爭，使各自內部的經濟效率、司法公正、政治開明逐漸發展起來，這與中國在春秋戰國時代的"選賢與能"、"不斷國之祀，不絕人之後"的內部寬容，有不謀而合之處。這表明，民主政治在很大程度上，是對外競爭的政治利器。也就是說，民主制度有肋於提高國民素質，提升國民的竟爭力。如法國在大革命以前，在英法爭霸中吃了敗仗，引起了財政危機和社會危機，觸發了對國王政府的信任危機而一發不可收治，最後導致了民主革命。而民主革命後，法國在國際上的競爭能力大大提高了，拿破侖時代一舉對外擴張到整個歐洲，就是民主革命的豐碩成果。即使是在拿破侖時代的活力消失之後，它也始終在歐洲大陸上擁有一種穩定的支配地位。德國在法國的壓迫下，無法實現正常的民主政治形態的社會動員，走了另條道路，用國家社會主義來實現現代化，德國的國家社會主義和俄國的共產主義相似，都是在首先實現了社會動員的英、法等國的壓力下，鋌而走險的現代化道路。尤其是後者，表面上反現代，反西方，實際上比西方自己還要羨慕西方，結果擺出一副反西方、反民主的架勢，來不擇手段地推行西方化，其最終結果依然是導向民主化。因為民主政治是與一個國家提升對外競爭力的需要，緊密相聯的。

   只有在獲得民主政治以後，一個社會的對外競爭力才能穩定提高。一個社會如果對內實行僭主專政、對外閉關鎖國，其對外競爭力必受他人制約，必會抑制公民參與社會公共生活的積極性，結果導致國弱民貧，毫不足怪。一個社會如果對內實行僭主專政、對外適度開放，其對外競爭力還是受到他人制約，必然仰人鼻息度日，中國在九十年代之所以對西方強權步步退讓，就是因為受到僭主政權的內部限制，力不能充分張揚。可見民主政治不僅與現代國家互為表裡，而且是現代社會業已成熟的標志。

   這突出表現在，一個傳統型的國家若不經歷一場以城市為軸心的民主革命（城市革命），是無法進入現代世界的，中國迄今為止還缺乏這樣一場革命。有人會說，"文化人革命"是中國近代史上首次以城市為軸心的革命……可惜，它是依靠僭主自上而下地導演的，這個"無齒"的僭主後來還背叛革命，使革命失敗。

   一九八九年的"五十天請願"，是中國近代史上首次出現的以城市為軸心的、群眾自發的迅速的社會動員，可惜它雖有城市性格但卻不是革命，所以無法在農村的陰影(這在八九年是以農民兵和農民出身的共黨軍頭為代表的)下形成城市人格；它還來不及動員起工人尤其是農民大眾的民族覺悟，把他們卷入中華民族國家的社會動員的渦流中，迫使他們豹變為新的民族。

   政治現代化是中國社會其他方面現代化的天然盟友、沒有這位天然盟友，其他方面的現代化必不能成功。

   這從其他傳統社會向現代社會的蛻變過程，也可以得到充分証明。從傳統政治(這大體體現為君主政治或是神權政治)到僭主專政再到民主政治的轉型，在歐洲首先是從意大利城邦開始的，馬基雅維理的《王子論》就是為意大利城邦的小僭主們張目的。這一轉型，後來在荷蘭、英國、法國－－以武裝沖突的形式重演，在北歐則以和平方式實現，而在德國、俄國則引起了世界大戰。在傳統型向現代型社會的演變中，人們首先接觸到的自然是全民要求民主參與的運動，然後才從這民主運動中形成民主的制度，最後在民主制度的保障下，整個民族才可能形成一種民主社會的文化，從而完成從政治民主到社會自由的過渡。這種民主運動甚至在德國(一八四八年)和俄國(一九0五年)這兩個走上了反民主的現代化道路的社會，也曾經一度勝利。隻是由於他們國力太弱，外部幹預太強，才權宜地採取強權的鐵血政策（國家社會主義和布爾什維主義），以實現社會動員。但這種專政終非長久之計，因為它無法克服內部緊張；所以最終的民主化，隻是一個時間問題。

   總之，不經過民主運動，無法普及民主意識；不普及民主意識，無法實現徹底的社會動員；不實現社會動員，無法造就政治民主;不造就政治民主，無法達到社會自由。常態的國家，是把其政治建立在文化之上，革命的國家則是以其文化服從於政治，從而形成了一種倒掛式的、"憎主政治掛帥"的極端社會動員形態。正是在這意義上，我們已經認識到，僭主政治不過是通往民主制度的驛站，而且是極為原始的驛站。

   一次大戰和二戰、冷戰的結局表明，僭主政體的動員方式，遠比民主政治來得低銷，甚至僭主政治的謊言，也不如民主政治的謊言令人信服。故此，英國廣播公司、美國之音的造謠誣蔑有人相信，但塔斯社、新華社的造謠誣蔑卻無人理會。事實還証明，若不經過民主運動和民主意識的覺醒(這在德國是一八四八年革命，在俄國是一九0五年革命，在中國是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甚至不經過其後的僭主專政時代(而不僅僅是"反革命復辟")，民主政治制度在一個傳統社會是難以孕育成熟的。甚至像英國那樣具有十三世紀《大憲章》以來的貴族民主紮根傳統的社會，也還要經歷克倫威爾二十年的僭主專政，而貴族民主傳統較為薄弱的法國，則經歷了從拿破侖一世到拿破侖三世的反復較量的七十年斷斷續續的僭主專政，因為，說穿了，民主政治就是"強者與強者之間的妥協"、而在強者和弱者之間，是無需也是不可能達成什麼"平等對話的民主諒解"的。所以一九八九年北京街頭的學生和其後的海外職業民運要求和共產黨僭主"對話"的陳請請願，從"可行性"和"操作性"(這二性是他們最喜歡談論的)上著眼，價值是零。甚至是負數：自取其辱罷了。如果從和平演變的最佳可能看，也大概提早了三十年。

   相反，如果像共產黨僭主的御用文人那樣，借口中國民族尚未形成"民主文化"就無法開創民主制度，那就是本末倒置的詭辯。因為民主文化是在民主制度形成之後生長起來的。民主的文化也即"大眾文化"，這種文化雖然帶有文化哲學意義上的許多消極性(尤其是和貴族文化、精英文化相比)，但我們卻看到這種(類似於西元前二千年左右地中海文明所謂"希臘化"時期的)現代大眾文化，是作為現代經濟、現代政治以及最終是現代世界戰略的伴生物而出現的，因而具有不可避免性。這種文化所包含的消極性，是作為"全面徹底地社會動員以增強國力"這一積極進程的副作用而出現的，因此是無可奈何的事。它的正面作用則是保護民主制度不受野心家和潛在僭主們以非法行為控制國家的威脅。

   民主文化、民主習慣雖然形成在後，但民主意識必須先行，以便鞏固民主運動的積極成果，促成民主制度的實現，民主意識(運動)－－民主制度－－民主文化，構成了傳統社會向現代化社會演變的三部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