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代文明是城市文明，現代化變革因此必定是發源於城市並以城市為軸心而輻射開來的革命。其革命的基本力量，不是農民而是市民，不是區域割據勢力而是全國性的政治聯盟。

   蘇共的十月奪權曾是城市革命，但中共的十月建"國"卻隻是農村革命。所以蘇共奪權後可以使得俄國迅速工業化，中共奪權後卻無法做到這一點。因為蘇共再差勁，其基本力量畢竟是由城裡人構成；中共卻是農村起源的地方割據勢力，完全缺乏管理全國城市的經驗，甚至沒有經營城市以推進現代化的意識。所以幾十年來，中共統治農村要比統治城市成功得多；五十多年過去了，城市管理還是混亂不堪，中共跟著城市走都是力有未逮，根本談不上去規劃、指導城市的發展。

   從各民族文明發展史來看，革新的、反傳統力量的堡壘，始終是城市而不是農村發展起來的。甚至在"歐洲中世紀黑暗時代"和"中國文革黑暗時代"這兩個以極端意識形態化來改造社會的大變局中，星星點點的城市，雖然凋敝且日益農村化，但畢竟還是殘存不滅的文明保留地，為日後的文化復興埋下了種子。

   城市集中了各種優勢，城市生活具有新奇和刺激的特點，促進交流因而促進了革新，從而成為推進人類文明的火車頭。隻要看一眼"世界歷史大事紀"就可以清楚：所謂文明史，就是城市的歷史，而且是以城市為中心而創造出來的歷史！換言之，當人們說"史前社會"這一概念時，那就是在指代一個還沒有出現城市的原始文明；而一個進入了歷史狀態的文明社會（城市）如果被農業、遊牧甚至遊獵的社會所征服，通常稱它開始了一種"野蠻化過程"。如中國歷史上的五胡亂華、蒙古入主，希臘歷史上的多利斯蠻族入侵、羅馬帝國歷史上的日耳曼蠻族入侵，以及近代中國城市主導權的喪失、農村盲流(毛澤東)崛起主導僭主政治等等進程所導致的全面野蠻化過程，都是反城市力量對城市的反擊與清算。毛澤東思想的晚期闡釋者張春橋稱此野蠻化過程為"對資產階級的全面專政"，他所謂的"資產階級"，其實也就是城市力量的代稱。鄧小平表面上是個"改革派"，屬於城市化程度高於毛派份子的中共留學生派，其實骨子裡也是五十步笑百步而已。在執行了六四大屠殺、鎮壓城市力量改革的呼吁請願之後，鄧小平宣稱，請願者（戒嚴前）和抗議者（戒嚴後）是 "企圖建立資產階級共和國"。鄧小平此語也就是承認請願、抗議者實際上代表了城市力量，而他們的抗議，是針對農村起源的中國第三波僭主政治的。

   所謂第一波僭主政治，是袁世凱為首的北洋軍閥和其他軍閥，如孫傳芳、張作霖張學良父子、閻錫山、馮玉祥等等。

   所謂第二波僭主政治，是孫中山的聯俄容共賣國政策所形成的黨閥統治，其代表人物是汪精衛、蔣介石；從孫中山"聯俄容共"（勾結蘇聯）的引狼入室，到汪精衛"曲線救國"（勾結日本）的開門揖盜，其實一脈相承。

   所謂第三波僭主政治，是李大釗、周恩來、朱德、毛澤東、鄧小平、江澤民等蘇聯鷹犬為代表的共產黨黨閥軍閥財閥學閥的全面專政。它把北洋軍閥和國民黨黨閥的罪惡性，發展到最高階段；是全球幾百年、中國幾千年才出現一次的特大邪惡。

   在中共的教科書中，把起源於滿清漢官系統（包括文官武官）的第一波僭主政治叫做"殘余封建勢力"；把起源於城市中層的第二波僭主政治力量叫做"資產階級革命"；而把起源於社會邊緣和農村底層的第三波僭主政治叫做"無產階級革命"。

   鄧小平宣稱八九年請願者（戒嚴前）和抗議者（戒嚴後）"企圖建立資產階級共和國"，表明從農村土地主起家的鄧小平，依然視城市革新力量為敵人。而確確實實，中共僭主集團的核心人物，大多是農村出身，與辛亥革命人物大多是城市出身確有差別。

   而中國現代化的近期目標，就是要建立民族國家，也就是要建立鄧小平所說的"資產階級共和國"，也就是讓全民都有機會成為中產階級的共和國；從而徹底鏟除了僭主專政這一不成熟的過渡現象。

   回顧歷史，文明脫離"史前社會"的時候，不僅像人們通常認為的隻是開始擁有文字記錄，而且必定開始擁有城市以為擴張的後盾。因為文字記錄雖然對後世的考古學家具有特別的座標意義，但在當時，文字的主要功能是組織城市生活、推動城市文明。文字記錄與城市生活是互為表裡的，城市相當於硬件，文字相當於軟件，某社會一旦進入文字時期，也就必然出現城市。

   但中國現代史所展現的野蠻化過程，卻走了一條相反的、獨特的道路，這就是"農村包圍城市"。

   不少中外御用文人常常為虎作倀地宣傳說，農村包圍城市是毛澤東的創舉。其實，這種論調是對歷史的完全無知。稍有常識的人會立即明白：所謂"農村包圍城市，然後奪取全國政權" 並非毛的發明，而是古今中外一切蠻族軍事集團的看家本領，蒙古人就是這樣包圍巴格達、北京和歐亞各個城市文明並聚而殲之。盡管他們不是農民，而是遊牧民。在中國內部? A洪秀全、李自成、朱元璋、黃巢、張角、綠林赤眉、陳勝吳廣，早就是"農村包圍城市，然後奪取全國政權"的"戰略家"。要說毛澤東的"貢獻"，那主要在於盜用一套外來新語匯（馬列主義）來講述中國老故事（盲流造反）。在當時當地，這也是由具體條件促成的。如在一九二七年，國民革命北伐成功，打倒軍閥、樹立黨閥的目的已經達到，這樣，孫中山為獲得俄國軍火和軍事顧問而無原則實行的"聯俄容共"的賣國政策，開始受到質疑。因為聯俄容共已經被中國社會的中庸力量、著名的"西山會議派"，視為引狼入室的賣身契。

   中國共產黨的造反，按照蘇共指示的共產主義模式，聽命於"共產國際"(相當於中國古代歷史上的 "蠻族聯盟"如"蒙古大會")，隻能在中國"把野蠻化進行到底"("把革命進行到底"、"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 等等)，目的是要在中國培養蘇聯的衛星國。但這與中國建立民族國家的目標，是完全不同的。要是沒有日寇對中國的更野蠻的侵略，中共的野蠻化謀圖本來是會水月鏡花的，例如到三十年代初期，中共策劃的反動的城市暴動一一遭到慘敗，到三十年代中期，中共策劃的"農村包圍城市"也以流竄陝北、依托外蒙、隨時準備逃亡蘇聯主子而告終。所謂中共1934－35年間的"長征"，實際上開了汪精衛1940年代自重慶經河內、香港到上海南京投降日寇"曲線救國"的長征之先河！汪精衛的長征不就是曲線救國嗎？毛澤東的曲線救國不就是長征嗎？由此可見，中國共產黨的所謂"長征"，是地地道道的賣國行為、漢姦戰役、叛國投敵運動！

   很自然，中共禍亂中國的階級鬥爭等內戰，加速了日本侵略的步伐，等日本於一九三一年吞並東北並危及蘇聯的安全之後，斯大林的中國觀才逐漸發生轉變，指示中共不應再搞內部顛覆了，而應當和國民黨合作，聯合抗日，分散日本對蘇聯的壓力，讓中國為蘇聯火中取栗。共產國際為此專門秘密派出代表前往延安。

   北方蠻族俄羅斯的兒皇帝湖南漢苗雜交的毛澤東這才發現，以共產主義革命的名義在中國推行的野蠻化過程要想成功，必須作出策略上的根本改變，即在"農村包圍城市"的公然野蠻中，披上"統一戰線"的羊皮。中共的土包子無法執行蘇共的城裡人所採取的"無產階級革命"，隻得用"統戰"來取代蘇聯蠻族式的直接革命，這條 "土匪道路加馬列主義宣傳"的模式，最後竟然走通了，完全出乎蘇聯的布爾什維克的城市頭腦的意料之外。

   毛澤東說過，斯大林因此認為中共革命是假的。隻是在"抗美援朝"的血戰顯示了中共的軍事力量之後，僅僅懂得猶太人卡爾.馬克思所謂"武器的批判"的格魯吉亞人斯大林，才在禮儀上承認苗民雜種的毛澤東領導的中共革命真的成功了，就像格魯吉亞人也可以領導俄國人的革命。因為城裡的流氓斯大林認定"農村包圍城市"是胡言亂語、 "富農路線"、"托派策略"，不可能成功的。

   馬恩列斯都是城裡人，他們的革命觀念都是強調城市中心的。按照社會發展五階段論，不管奴隸制，還是封建制，資本主義制度，社會主義制度，所有社會、經濟、政治、文化運動，都首先興起在城市，且是由先進的城市擴散開來，推動農村和其它落後地區向前的。那中國怎會例外呢？

   當然，斯大林完全不懂中國久已脫離封建社會並長期受到蠻族入侵的特點，不懂得 "農村包圍城市"在大一統的中央集權的郡縣制下，在中國歷來行之有效；所以身為格魯吉亞屠夫的斯大林，派出王明等打手來到中國，指導中共的事務。直到毛澤東即將入主北京、登上金鑾殿、黃袍加身的時候，斯大林還是力圖說服毛澤東等兒子黨徒不要打過長江，而以長江為界，把中國徹底分割如東西德、南北韓。

   有人從地緣政治的強權觀念考慮這問題，認為斯大林是想把中國分割為兩大塊，分而治之，造成中國南北朝對峙的政治格局，以便分而治之，便於日後幹預中國內部事務。也有人從二戰的殘酷性著眼，認為斯大林被希特勒打怕了，不願再為支持中共奪權，冒和美國發生全面沖突的危險。

   我看這兩者都不是根本的，因為斯大林後來支持了朝鮮戰爭。這其中最重要的原因，是斯大林始終不能真正相信，一場"共產主義革命"怎麼可能由農村包圍城市獲得成功。因此他對中共領導層的列寧主義性質，根深蒂固地不信任。但是這條道路的成功，並不能証明斯大林錯誤，因為中共革命確實不是城市革命，而是反城市的反動、反革命，也就是社會進化意義的歷史大倒退。這條道路隻有中國能走通，許多模仿無一成功，像菲律賓新人民軍和東盟國家的共產黨叛亂、格瓦拉在玻利維亞從事的恐怖活動等等。而越南1954年的奠邊府和1975年的攻陷西貢，是由於中共得到支援，所以是特別例外。這表明中國的農村包圍城市也像列寧的城市暴動一樣，隻是權宜之計，不是放之四海而皆準的真理，它特別適宜習慣了蠻族入主和土皇帝武裝奪取全國政權的中國。

   中國幅員廣大，內部回旋余地充分；武裝奪取全國政權的力量，多以落後的"三不管邊區"為根據地，然後發展壯大。

   這種利用"中國特殊國情"所實現的"紅色割據"即共產黨武裝叛亂模式，對小國完全無用。比如新加坡這種國家郊區很小，農村怎麼包圍城市？像泰國、緬甸這種國家，仰光、曼谷等首都，離邊境、農村也都不遠，幾百公裡而已，所以在他們那種環境中，農村無法包圍城市。

   特定條件下農村包圍城市的歷史，現在已經飄逝了，但它的遺產依然存留，它在中國形成了不幸的小和尚傳統，造成野蠻化的農村包圍城市的習慣性思維，支配迄今為止的中國現代史。即使中共大徹大悟，悔過式地"改革開放"，也無法擺脫它的遺產，中共軍事僭主集團這幾十年的活動，不論在武裝奪權時期，還是在建政後經濟建設過程中，都以農村包圍城市的習慣為宗旨。如"大煉鋼鐵運動"，也是變相的"農村包圍城市戰略"在經濟建設方面的運用，它以農村式的"小高爐"代替城市的高度集約化生產，鄧小平悔過式的改革開放中，也如此農村改革先行，搞得熱氣騰騰。但是農村能不能創造一種新型的現代文明？這曾是毛澤東的夢想，但是不可能。所以農村起家的中共僭主集團即使改革開放，也不得不從農村開始，而一旦進入城市改革階段，馬上陣腳大亂。

   十分簡單，因為土八路玩不轉洋玩意兒。如農貿市場比超級市場，難道可能是一種進步現象嗎？再如農村的中小鄉鎮企比現代化的大型企業，難道可能是一種進步現象嗎＃靠把田地分成一小塊一小塊，包產到戶，難道比集約化的農場經營更為進步嗎？？？顯然不可能！它們隻是造成大量污染、資源浪費、偽劣產品充斥市場罷了。因為從"發展生產力"的角度看，分散生產比規模經營的效率，遠遠低下。資源與技術越是集中使用，效率就越高，成本越就低，價格就越便宜。因此高度的城市化，是工業化社會的不可逃避的後果。

   現代化生產，要求流水線作業，致使各個工廠分工越來越細。小而全的鄉鎮企業、毛派經濟，是富農路線的產物，是土財主式的現代化白日夢，與此完全背道而馳。鄉鎮企業浪費資源，分割農田使大型水利都荒廢了，使得中國大陸"六四大屠殺"之後（進入九十年代）年年洪水爆發。這絕不是偶然的。再加上承包制回避產權問題，"租賃"造成無責任感，所以農民拼命榨取地力，濫施化肥，造成土質板結……這些破壞性後果都是中共土財主"農村包圍城市"傳統的罪惡遺產。

   傳統一旦形成，就仿佛死結，相當頑固。"統"兼有"體統"、"統治"諸義，總之，可以稱之為"結構"。"傳統" 就是傳承下來的結構。這些結構或組成結構的要素，包括社會關系、文化認同以及心理習慣諸層面，是人類社會的軟件，比硬件如有形的建築等等更加頑固，難以改變。而現代性的變革，都意味摧毀這種土八路結構。這是不可回避的歷史任務。

   甚至在號稱"純科學"的自然科學領域中，也有傳統與變革的這種鬥爭，如科學的進步，要依賴科學界中前進的、活躍的反傳統力量，這樣，科學才能從常規中解脫出來，完成規范上的革命，形成新的科學系統、新的科學結構。

   我們要超越中共的土八路傳統，必須具有新的城市教養。在現代國際城市文明的條件下，尤其是需要吸收國際性的知識、教養，否則就隻能像共產黨的政策治國那樣，原地打轉，頑冥不化，無法與世界接軌，坐不上世界圓桌會議。對中國進入現代化社會的關鍵一戰－－全民總動員的城市革命來說，土財主如洪秀全的失敗，是個殷鑒。他顯然也想超越當時的傳統，所以引進基督教。無余他教養太差、國際性眼界全無。所以他的"超越"所種下的還是原地打轉的災難，反而拖延了傳統的革新過程，一開始，西方人被"拜上帝會"的基督教語言唬住了，但很快他們發現，"洪秀全思想"和基督教精神相距太遠，拜上帝會這伙人非常不現實，滿腦袋都是自制的幻覺，比後來居上的中共還要昧於世界大勢，因為中共要員畢竟受過共產國際的專業的顛覆性訓練。

   尤其要警惕的陷阱是，原本是說服別人的宣傳辭令，結果自己也深信不移。謊言重復太多，自己也流於迷信。凡是一個政治力量新興時，大都缺乏人力物力，隻能借助宣傳來吸引群眾。這些宣傳辭令他們自己並不相信，這就是馬基雅維裡斯說的，"一個君主不可以真信宗教，以免妨礙其政治事業，但他必須讓群眾覺得他虔誠，以便博取信任。"但這種手段使用過分，十分危險。一些德國人的回憶錄說明，希搞勒也如此陷入困境。他起初覺得德國因為《凡爾賽和約》受騙上當，極思報仇雪恨，為鼓舞士氣，才宣傳德意志民族的優越性。那套庸俗低級種族主義思想，是為吸引群眾，本人起初並不真信。可是後來，劇場效果逐漸起了作用，較為清醒的理智，隨宣傳機器的重復和政治上的節節勝利，就迷失了－－希特勒也像洪秀全一樣落入自己掘下的思想陷阱，真的相信自己宣傳的那套語匯是戰無不勝的，從而一步步走向失敗。

   試想，人的種族固然有優劣之分，但這不同怎麼可能以語言民族來劃分呢？

   試想，一個普通的德國人或是日本人，怎麼可能比俄國人或是中國人中的優秀份子還要優秀呢？

   如果使用一些低劣的德國人或是日本人，去統治優秀的俄國人或是中國人，怎麼可能獲得成功並長治久安呢？

   應該說，在這種意義上，德國人的政治智慧遠遠不如羅馬人；而日本人的政治智慧遠遠不如滿清人。因為羅馬人和滿清人都懂得要使用當地民族中的優秀人材去統治那些民族。在近代，英語民族的類似能力也要遠遠高於德國、日本，所以一戰與二戰的結局並不是偶然的。

   在未來的中國，如果全民總動員的城市革命所借用的鼓動群眾的意識形態，竟也使得革命力量自身也模糊了觀察力甚至喪失了判斷力，那將是非常危險的！如果革命中興起的新型政治權威，竟也在節節勝利的陶醉下，逐漸墮入自己設計的幻覺之中，以為業已獲得的勝利是永久的、無條件的，是可以脫離人民的支持而有恃無恐的，甚至狂妄地以為，"上帝永遠站在我們一邊"，幹什麼違背原則、傷害法律的事情，都不會受到應有的懲罰，那結果一定是像共產黨那樣遭到全民族的唾棄。

   可見，清醒的現實主義，是良好政治的第一要義！而這要求新型的政治權威保持清醒的頭腦，切忌迷亂於自己炮制的意識形態神話。

   "上帝可能站在你這一邊。但不可能永遠。"－－這個警告適用於一切政治的強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