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民總動員－－全民公決－－新的法律政治權威的誕生，這是中國走向民族國家的道路。這樣的民族再生不是發自某位權威人士的任意胡來，而是民族整體在法律框架下，勇敢肩負起創造歷史的責任。

   當日內瓦浪人讓﹒雅克﹒盧梭斷言"人生來是自由"的時候，他的命題還沒有融入一百多年來精神分析的成就，否則他會重新考慮這命題的合理性。創造－－生存和破壞－－死亡這兩個母題，作為人生的兩面相，從"人之初、性本善"之際，就框定了人的選擇及其限度。生存即是反抗死亡，死亡即是終止抵抗；故世有"形存神滅的走肉行屍"一說。以此析之，法國人保羅.薩特所謂"自由選擇"的意志導向論，也就包括了一個注定的矛盾：既然是"選擇"（大多皆有條件擇一以排它），既然是在條件中，人又怎麼可能是"自由"的呢？這些歐洲人怎麼不理解，自由，永遠是和肩負責任，緊密相連。或者是我們的洋奴在翻譯外國文學的時候，有意無意地誤譯了？

   中國民族的新生，終究要以我們自己的方式而不是洋人的方式，形成某種法典意義的人格化形式，以彪炳歷史。

   那"體現了民族良心的鐵腕人物"，是民族法典的體現，是法律的兌現者、解釋者。民族法典的體現者，能激活亡國奴眾業已麻痹千年的尊嚴。他，堅定而靈巧、無情而感人、嚴肅的個性與仁愛的涵養、冷峻的戰略與隨緣的禪思，是如此協調地匯聚於他，毫不奇怪。要消除二十世紀僭主們的全部惡劣影響，就需要一位比這些用各種意識形態包裝起來的投機僭主們更有德行的人！要消解百年革命的後遺癥，就需要一場鏟除百年革命之全部後遺癥和全部社會基礎的"最後一場革命"！

   如果沒有這樣的人物，那麼，為了中國的新生－－讓我們擁戴一位！

   如果沒有這樣的革命，那麼，為了中國的新生－－讓我們創造一場！

   他，必將帶來空前的"城市力度感"。

   他，必能完成中國百年未成的慢性革命。如果他失敗了，中國的富強，將永遠是個蒼白的白日夢。所以，他不能失敗。為了民族法典(因而也就是民族)的勝利，我們理應做出一切犧牲。

   明成祖的雄才遠略、唐太宗的左右逢源、漢高祖的知人善辨、秦始皇的登山刻石－－在民族法典的體現者面前，都是小小的把戲、夾生的半成品。

   這不是因為他"生得偉大"，仿佛那些極欲熏心的帝王神話，而是因為他面臨的挑戰，比那些古代帝王曾經面臨的，要嚴峻得多、復雜得多、急迫得多，如果他沒有具備"超帝王"的天賦與修煉，就不免被這空前的挑戰，碾為齏粉並死無葬身之地！

   中國近代歷史的強大壓力，迫使民族法典的體現者起而應戰。

   中國民族心中的精神家園，簇擁民族法典的體現者無畏無懼。

   民族法典的體現者清醒地知道，在他前面，還沒有一個現代意義的"中國民族"。也就是說，盡管遭受了一百年脫胎換骨的修煉，新的民族還剛剛抵達升起的地平－－作為世界氣候開始變化的征兆；因此中國的立法工作是至關重要的，民族法典是推動一個新民族的誕生成長同化擴張所必不可少的階梯。

   逝去的歷史典籍老是喋喋不休地告訴人們，兩千年來，隻有"秦人"、"漢人"、"魏晉人"、"唐人"、 "宋人"、"元人"、"明人"、"清人"，"中國國民黨人"、"中國共產黨人"……充塞字裡行間。

   但是快了。就會有名實相符、表裡如一的"中國民族"－－出現在遠東世界的晨霧中！並以之彌合，前此兩千年的民族分裂。黨派不再和王朝一樣，分裂民族。

   中國的國號，將是簡單明快的"中國"二字，不再需要任何附加的贅物，如"中華帝國"、"中華民國"、"中華人民共和國" 之類的神話鬼話人言獸言。而以往的贅物如"帝"、"民"、"人民共和"，為証明自己不是贅物，競相彼此招魂"以示區別"，結果反而分裂了民族。如袁世凱以"中華帝國" 區別於"中華民國"；毛澤東又以"中華人民共相國"區別於"中華民國"－－每一次這樣的"改朝煥代"，都是巨大的民族災難。看看我們所藐視的小日本，一百年來換過幾次國號？一千年來又換過幾次國號？！所以他們這些下國比我們中華上國，反而具有凝聚力。

   城市革命的中國，將激活中國的凝聚力，將証明自己真正具有：

   作為民族整體的有機存在、

   精神領域生生不息的能量、

   周旋於現代世界的技術潛力。

   －－這，才是"我們的中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