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九世纪的英国学者格罗托(一七九四－－一八七一年)在他的《希腊史》中曾经提到，"僭主政治"是传统王政过渡到寡头政体和民主政体之间的个人专政的形态。所谓僭主政治，是指“无限制的个人专政”，“大约在公元前六八0----六七0年之间，在西库翁建立了俄尔塔格拉的僭主专政。而值得注意的是，科林斯、西库翁、墨加拉这三个城市，在同世纪中经历了类似的政体变迁。三个城市都有一个僭主上台执政，俄尔塔格拉在西库翁，库普塞罗斯在科林斯，特阿格尼斯在墨加拉。这种政体变迁同时发生于希腊世界的不同部分，大陆的、岛屿的、殖民的等不同城邦。在公元前六五0----五00年间，许多城邦中不同的僭主和僭主朝代兴亡交替。而在接下来的一百五十年中间，虽然还有僭主，但却越来越罕见，因为政治焦点转移到另一个方向上：民主政治的兴起。”

   僭主（Tyrant），从来是史不绝书的。在古希腊早期，这个词用来指代那些未经合法程序而取得政权的人，“僭”，在中文里与“拟”相通，《广雅·释诂四》：“僭，拟也”。下拟于上，称为僭或者僭越。通过僭越的途径取得政权的人往往比世袭制下的君王更加残暴无情，而后多将这个词译为“暴君”。但这与君主制下的暴君又不能区分，因为严格来讲，僭主还不是“君”。就像上述故事里读书当了官的人还不是世家，到了第二代才算世家子弟。在古希腊的公元前7世纪初贵族政治开始解体之后一段时间，被称为“僭主时代”。对比那些此起彼伏的希腊僭主们，我们可以得出一个定义，所谓僭主就是那些完全无视过去的任何政体及其传承、而凭借强权取得统治地位的独裁者。僭主通常都在民族国家的危机时刻崛起。因为危机为权威及其膨胀创造了契机，并提供了舞台。危机也为非常的暴力提供了部分的令人无法拒绝的理由。尤其在一个缺乏民间力量和个人主义素养的地方，危机也使得大多数老百姓呼唤强权人物，对铁腕充满了从站立的方位开始瘫软下去的依赖感。就像当年孙文就任的“非常大总统”的头衔一样，这个头衔本身就是一个形象和典型的僭主的称谓。一个非凡的僭主人物在这样的时代，似乎真的像暗夜里的指路明灯，大海航行的舵手。不过这样的时机也是可以人为创造的。并可以推波助澜。就像毛泽东当年在湖南在井冈山一样，只要认定了革命的终极正确性，就不妨煽风点火，制造冲突，逼着那些觉悟还不高还不知道只有革命才能救自己的农民去造反。就像梁山泊的好汉，一部分是官逼民反，比如林冲，一部分则是匪逼民反，比如卢俊义（更何况即便是官逼民反的林冲，也要被王伦逼着去杀人以表忠心、断退路）。历来的农民暴乱都是如此，一开始是自发的聚众作乱，是对于暴政的挣扎。后来便一路烧杀抢掠，一路裹挟大量农民游民入伙。不想参加的，便烧了你家房子，杀了你家老母，看你还参不参加！如同安德鲁斯在研究希腊僭主时说，“甚至在真正有此需要的时候，僭主也大抵超越当时危机的要求：因为个人野心与社会需要既难解难分，而独裁者自行引退也绝非易事”。因此不难理解贡当斯对于僭主政治的厌恶感。他说：“我当然不是专制制度的信徒，但如果让我在僭主政治和稳定的专制制度之间进行选择，我会奇怪为何不选择后者”。

   格罗托所分析的希腊僭主政治，其实也存在于中国先秦的西周、东周、春秋时代，如：共伯和之废周厉王，后来的“三家分晋”、“田氏篡齐”、“陪臣执国命”等等。僭主现象也出现于现代，如英国克伦威尔、法国拿破仑、德国希特勒、俄国列宁－－斯大林、意大利墨索里尼、西班牙佛朗哥、中国袁世凯－－蒋介石－－毛泽东、北韩金日成、北越胡志明、土耳其凯末尔、伊朗霍梅尼、埃及纳赛尔、古巴卡斯特罗、埃赛俄比亚门格斯图、伊拉克侯赛因、印度尼西亚苏加诺－－苏哈托、菲律宾马科斯……每一个站在现代社会门外的国家，都要产生至少一个僭主，而往往，是僭主不断，宪政无望。所以，它对本书的议题具有意义。

   在古代希腊，僭主的权力具有以下几种起源：

   1，作为行政长官，逐渐变质，不守承诺，窃取足够的权势，不再理睬推选他出山的人们。在近现代社会则如袁世凯、拿破仑。

   2，作为煽动家，精力充沛、野心勃勃，以无权者的斗士的名义挺身而出，博得人民的好感，得到拥戴，推翻旧政权，自立为僭主。如墨索里尼、霍梅尼。

   3，甚至用不着受拥戴的借口，干脆运用一支军队，夺取政权。如列宁－－斯大林，蒋介石－－毛泽东。

   鸦片战争以来，中国政治舞台上具有推动性的政治权威人物中，洪秀全只算得一个传统型人物，尽管他运用了基督教的旗号。而清廷里掌蹄带尾的人士除了光绪，都缺乏现代意义。在分析边疆诸位如曾国藩、李鸿章、袁世凯、蒋介石、毛泽东、邓小平时，可以发现：曾国藩、李鸿章，是权臣而不是僭主，袁世凯先是权臣后是僭主，蒋介石、毛泽东是僭主，邓小平则始终是以权臣而非僭主的身份在操纵中国政治，因为他始终不是国家主席，又不是党的领袖，后来甚至不是军队的统帅，但却非法控制着独裁权力。

   可以说，曾国藩、李鸿章这样的权臣，是为袁世凯那样的半僭主进而为蒋介石、毛泽东那样的僭主，登上历史舞台而做准备，而邓小平这样名不正（以权臣之名而行僭主之实）的人，则可能恰恰在不自觉甚至极不情愿地为近百年以来的中国僭主时代，悄悄画上句号。环顾当今中国，政治领袖的权臣化，不仅体现在邓小平身上，而且体现在邓小平任命的所谓"第三代领导核心"身上，所谓第三代领导核心，其实是一些技术官僚，而不构成任何意义的政治权威。结果，政治领袖的权臣化，注定中国社会即将进入新时代，而第三代以后的集体领导（第四第五等等），也许将被证明，只能借助其他政治权威来推销自己。

   在台面上，十九世纪以来中国政治的权臣化和僭主化，和西方社会在现代化过程中的僭主专政有相似之处：

   英国革命产生克伦威尔，法国革命产生拿破仑，德国革命产生希特勒，意大利革命产生墨索里尼，日本半吊子革命产生军部的独裁，俄国革命产生列宁－－斯大林……事实似乎表明，绝大多数传统国家在其现代化过程中，都会产生至少一个独裁的僭主，而且被他的追随者集团尊称为"国父"。中国似乎也是如此。但事实上，中国的道路不同于欧美俄日，中国革命因而漫长得多、曲折得多：迄今为止，中国革命，已经产生了至少四个"国家"：武昌首义的中华民国、袁世凯的中华帝国、蒋介石的中华民国、毛泽东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至于邓小平，由于他的“改革”已经完全推翻了毛泽东体制，变化度并不小于蒋介石对北洋政府体制的改革，甚至不小于毛对蒋的改制，是否该作为另个"国家"？当然，他没有力量改变国号；因此虽然推倒毛的一切作为，毕竟还是趴在毛的墓前叩头，张扬毛像于天安门广场，非英雄也。

   其中，至少产生了三位"国父"：袁世凯、孙中山、毛泽东。虽然，袁世凯被称作国贼，而毛紧跟斯大林，避免国父的提法，但显然他觉得自己比国父（王朝缔造者）还大，简直是秦皇再世（历史缔造者）。

   其它国家的僭主，都是完成国家统一，完成传统社会到现代社会的过渡。而中国的僭主，却是实现国家的分裂，把大一统的世界帝国，变成好几个不伦不类的分裂国家，如蒙古、中华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先后变成日本、苏联、美国的仆从国家。

   其它国家的僭主，都是在实现民族统一的过程中，发动对外战争，跻身列强行列，即使像俄国这样不争气的家伙，在一战中破产了的国家，也只经历短短几年的内战，就在二战中成为世界霸权。但中国，却在经历了三十八年内战和外侵(一九一一年－－一九四九年)后，又经历五十多年迄今不息的内乱，没有稳定的制度(即使所谓"社会主义制度"也远远无法对比苏联制度的成熟)，没有社会规范(传统规范被消灭，新规范的试验也宣告失败)。

   僭主政治在中国近代历史的发展中，已被证明没有完成它在其它社会中的"统一－－强国－－对外扩张"等应急功能，反而造成"分裂－－衰弱－－内乱"；所以我们迄今受到"发达国家"的欺侮；不断品尝中国民族的巨大灾难。如此反差的奥秘究竟何在？

   迄今探讨中国近代命运的各种学者，大都忽略了一个重大的民族差别：

   西方社会是从一千年来的欧洲小邦政治向大规模的近代世界政治过渡。如十九世纪欧洲的中等规模的民族国家(如英、法、德、意、西等等)，都经由更小规模的政治实体(如意大利的城邦、德国数百小国、法国英国的贵族领地)，几百年演化而来。及至二十世纪，在这些中等国家的两翼，又兴起了世界规模的超级大国：俄、美。

   经过两次大战，欧洲受两翼边缘制约的战略形势就更明显，以此形成大规模的现代世界的国际秩序。这种演变使得欧洲小邦日益认识到，只有团结起来，才能获得新的世界地位。欧洲文明内部正日益趋同，而这一趋向又和社会主义思潮的壮大同步。

   这耐人寻味。这表明，社会主义不仅是道德理想或经济制度，而且是世界型政治的伴生物。正如民族主义是中等规模列强政治的意识形态；而封建主义则是小邦政治的意识形态。在列强秩序走向超级大国的进程中（这距离统一的全球帝国还有一步之遥)，出现"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吼叫，不是偶然的。它是要求冲破国界，完成超国家的世界政治的组合。

   但反观中国，不仅置身这一世界潮流之外，而且成为它的受害者，因为中国近代以前的大一统社会与欧洲的封建主义相反。现代欧洲文明走向趋同，中国恰恰在这同化压力下趋于分裂，这意味着一种退化，美其名曰"再生"也可以：因为中国早在秦汉时代已形成自身的"天下一统"，自身趋同运动早在两千年就完成了。在古代技术所能允许的条件下，中国形成自己的世界型文化。

   战国七雄，近似欧洲的七国列强；春秋兼并战争，近似欧洲的帝国主义战争；最后统一于秦，与现代文明正经历的世界趋同之地球村，又很近似。所以孙中山曾经夸口说，古代中国也有自己的社会主义思想甚至无政府主义理论，尽管他和康有为相似，是以近代西方的社会主义，去"发掘"古代中国的社会主义思想脉络，有点托古改制的意思；如把《礼记.礼运》篇中的"大同"，"天下为公"等观念，解释为欧洲式的社会主义。其实《礼运》是对西汉盛世即类似于罗马屋大维"黄金时代"之世界帝国的理想描述，而不是对于古代中国所没有的资本主义的反感。《礼运》和社会主义风牛马不相及。正如《水浒》、《红楼梦》、"儒法斗争"和阶级斗争风牛马不相及。

   秦汉以来的中华(世界)帝国这一政治结构，绵延两千年颠扑不破，作为全球历史上时间和空间跨度最大的政治奇迹，是全人类的共同遗产，应该列入联合国的保护目录，值得我们自豪。但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屡战屡败的经历却一再说明，如继续坚持这一世界主义的结构，中国民族就无法立足于民族国家列强并争的国际社会，更遑论在其中成为发达国家！

   不少学者马克思主义宣传家甚至一些自命为"自由派"的投机份子提出，中国传统应该对中共"社会主义实践"的历史性失败负责，他们列举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对封建主义的分析，指出所有对资本主义发展感到忧虑的社会力量其中包括封建力量，联合起来加入社会主义运动。然而，这样粗糙的分析即使流行于十九世纪的西欧社会，但怎么还能在如今精密的电脑时代迷惑人心呢！东欧和亚洲（同为蒙古帝国的遗产）在二十世纪后半期的社会主义试验，和他们各自的传统是南辕北辙的。例如以苏维埃俄罗斯所操纵的“共产国际”，旨在毁坏中国传统，削弱中国，以扩张俄国的势力于远东，以便进一步瓜分中国。

   为此，他们用俄国的僭主理论替中国人尤其是中国的半吊子知识份子洗脑，造成中国长期附庸于俄国、迄今积弱不振的局面。

   在炮舰列强强加给我们的国际环境下，保护我们的种族、发展我们的文化，要确实认清，中国的处境和习惯，与欧美俄日是何等不同，这甚至决定了我们改造社会的具体做法，可能与他们恰巧相反。中国的这一特点，造成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坎坷，但不论如何，我们这一代人必须扭转中国的堕落趋势，重振中华国威，我们必须准备迎接一种新型的政治权威观念；并在扬弃僭主政治的历史遗产的过程中，再造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