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资本主义的辩护士，欢呼共产主义政体的破产时，兴奋之余可能又忘记一个重要的事实：二十世纪的共产主义，是某些发展中国家(如俄国、中国、古巴)在西方列强的压力下趋于国家破产的绝境时，拿来作为"解决社会危机的试验"，而兴起的"僭主政体"。这种试验，是一种较之傅斯麦加希特勒的国家社会主义，还要彻底的社会动员方式。现在，共产主义政体在苏联、东欧已经终结。但这些国家本身并没有终结，而它们面对的西方压力也没有终结，甚至更为巨大了----于是下一步很自然的发展，就是"新的社会动员方式的试验"。

   我们看到，资本主义从英吉利海峡开始发生，越是往东，就越不自然，条件越是严酷，发展的步伐就越带有强制性。法国进入民族国家的现代化革命比荷兰、英国进入民族国家的现代化革命都更残酷、漫长；德国进入民族国家的现代化革命则导致三次统一战争(普鲁士－－丹麦；普鲁士－－奥地利；普鲁士－－法国)和两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俄国的进入民族国家的现代化革命比德国更残酷、漫长；到现在还看不到它的结束。至于中国，则比俄国代价更高，因为中国革命，不仅至今没有结束的迹象，而且连俄国革命的初步成果(一度建立了两大超级帝国之一)也望尘莫及。这样看来，把资本主义规则顺利搬到前共产主义国家并使之有效成活的奇迹，实在难以突然地、缺乏内部条件而发生。

   看看中国，早在西方入侵发生以前，在满洲人占领下已经沦为一座龚自珍所说的"病梅馆"。在西方的强台风夹杂着鸦片毒品进袭以后，病梅馆遭受的摧折、痛楚，可想而知。病梅们的抗病力特别弱，结果满目疮痍。甲午战争导致中国的国家破产(正如第一次世界大战导致俄国、奥匈帝国、德国、奥斯曼帝国的国家破产；二次大战导致日本、意大利、纳粹的破产)，辛亥革命没有能够挽回这一破产，随后而至的"第二次中日战争"（八年抗战），使中国差一点亡国灭种。全面的社会解体导致共产党趁势崛起。人为的共产主义无菌区建立了起来，以便无微不至地照顾被称为"人民"的病梅；至于那些无病的因而拒绝"党的照顾"的，则作为"敌人"被打倒、消灭、绝种。所以很清楚，不是"中国人民选择了共产党"，而是"中国共产党选择谁是人民、谁是敌人"！－－"保护人民、消灭敌人"，是基于这种阶级分析：顺共产党者，是人民，可以列入"无产阶级"；逆共产党者，是敌人，必须打入地狱。"保护人民、消灭敌人"，于是成为僭主集团的大权独揽、自我保护的借口。

   共产党对中国的统治，比苏联－－东欧共产党对苏联－－东欧社会的统治，更残酷、成效更低。因为中国社会原先的社会动员程度，比之苏联－－东欧社会更低，因而更残酷的动员方式，应运而生；但即使如此，依然无法造就一个超级大国。而且，僭主为了自己的和集团的利益，竟不惜削弱中华民族的整体活力，他们的社会动员是以一种十分奇怪的、病态的方式进行的：不是起用优秀人才，而且起用泥腿子治国；不是鼓励上进，而是枪打出头鸟；结果中共的社会动员，事倍而功半，甚至造成全面的社会倒退和社会毁灭，全民炼钢、全民经商、全民……的典型例子不胜枚举。本来，对病菌最有效抑制，正是来自细菌世界自身。而人为的"无菌区"，实际上消除了最有效的制衡力量。就社会意义言，消灭了社会有生力量，直接后果是把杀菌剂本身(如共产党)变成了戕害生命、而不再是保护生命的超级病毒！根据生命约有机法则，"共产党抗体"就这样转化为"共产党病原体"。

   在中共社会动员能力还不曾衰弱的高蜂期，少数清醒者由于对共产党病原体的免疫力，还保持着痛感知觉，还有能力追究它的种种症状;但文盲群众和年轻学子则被这侵蚀得神经麻木。全民性的早老痴呆症，一时间风行中国大地，群众斗群众蔚然成风，人类狂人病支配人们的言行！人们得良心麻痹，不丙有痛感、不安，他们多么幸福啊！

   在共产党误导下，社会动员变成了社会仇杀;人们被阶级斗争毒害，为虎作伥，一旦看到同胞比自己更苦，就兴高采烈。在这些狂人病的患者看来，拒不接受病毒的人，是阶级敌人，实在可恶，该杀该剐，必欲除之而后快。因为拒绝病毒者，从反面凸现了接受病毒者的可怜。"多数人的暴政"就这样在共产党的中国，比在任何民主国家或专制国家，进行得都更残忍、肆无忌惮！

   这种错误的社会动员方式指导下的试验，毁弃生态平衡(甚至有意识地破坏"风水" )并对人性甚至对尸体进行剥皮裂骨地改造("挖祖坟")！

   仅从形式上着眼，共产党仿佛继承了龚自珍精神，他用野蛮的枪杆子，在低水平上进行了无孔不入地社会动员，把龚自珍废除病梅馆的呼吁，变成铁血现实。但就内容上看，共产党的试验室却是一个反对病梅馆原则的更大病梅馆，病梅馆以人为方式追求反自然的多样性，试验室以人为方式追求反自然的单一性。结果，僭主政权把中国大地，改造成一个比满清王朝还要死气沉沉的人间地狱！

   地狱里的人知道天堂与自己无缘，所以他们最仇恨炼狱里居民的机会，他们把炼狱叫做"万恶的资本主义" 把炼狱里的机会叫做"资本主义的堕落"。

   僭主政权的试验室，比满洲鞑子的病梅馆，更病态，它把苗圃统统种上庄稼，不仅堵死了选择的余地，而且把多样性的种子完全沤成了肥料。古今中外的"革命"，没有如此惨烈的－－"他是野蛮主义的顶峰"。这个顶峰发出最高指示，于是僭主政体成了歼灭一切个性和特点的死亡之旅。

   为了保证这一点贯彻执行，它以非常措施，使个人在试验室中的地位固定化、等级化，甚至世袭化；"螺丝钉哲学"被奉为最高美德。这试验室的主旨"毛泽东思想"终于用社会地位的距离，取代了人与人之间在才干、天性上的差别。这叫做"听党的话"。

   这种把"人"也作为一种材料，强行纳入最缺乏计划而凭长官意志乱拍脑袋的"计划经济"之宏伟蓝图的制度，似乎一时取得了成功，但由于这是建立在错误的判断之上，必定与人性的持续冲突而日益削弱，这种冲突甚至到了制度化的地步，以致不得不通过定期的血腥清洗来维持。人类学的研究表明，是人性创造了制度，而不是制度创造了人性。以制度改造人性的尝试，只能得逞于一时，不能保持下去。而这"得逞于一时"，也还是基于人性在前此所遭受的限制:人为了从限制中获得解放，才创造制度。即使象中国人这样善于屈服和妥协的，也不可能被共产主义试验的"思想改造"完全同化。"消极抵抗"、"阳奉阴违"是对付野蛮的异族征服者(如满洲人)的法宝；也是对付野蛮化的内部征服者(如共产党)的法宝。历来受命"清洗中国文明的腐败"的野蛮化运动，最后被消化掉的根本原因，盖源于这种人性的顽强。

   日本人在中国的军事征服是相当成功的，但其政治统治却并是失败的。他们出自岛民的狭隘性，而对这"中国人的韧性"，几乎没有认识。继日本的戾气起而占领并统治中国的僭主政权，对此总算有些认识，它的首领毛泽东说:"夺取全国胜利，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可惜，他吸取教训的能力仅仅到此，结果想用技巧去达到不可能达到的目标－－改造人性。如果毛当时着力培养中国人为现代民族国家的公民，在中国建立法治社会，以他当时的能量，是可能成功的;可惜他走得太远，竟紧跟斯大林，梦想以大治手段的政治运动，创造不含人间烟火的"共产主义新人"！毛理论严重脱离实际，没有做到知行合一，共产主义在中国的失败，决非技术性的、可以避免的；而是因为违背人性而变得不可避免的。

   试验室效应扭折并毁灭了大量百姓的生活，依然无法削平人性，甚至降低不了人的欲望----强烈的压制，不过使人性变态而已。而活生生的新人还对试验室环境(共产主义制度造成的思想政治教育，产生了新一代的抗体！结果造就了一群"天不怕、地不怕－－不信天、不信地的无规范者"。这从反面使中国问题终于接近了终点。民不畏威，则大威至。

   这终点使中国问题得以超越"正确"、"错误"的两分法，"弯路上的独特经历"已经成为一个最虔诚的祝福！

   －－弯路上的体验，是无价之宝；弯路凝聚的力量，在直路上可以冲得更远。美哉，中国的灾难。

   研究中国问题的专家们，我们的盲点恰恰在这里！

   －－因为现代中国的荒唐、腐败，除了统治阶级的残暴、堕落，还由于人民大众的麻木、消极。不解除人民的麻木、消极，就无法消除上层的残暴、堕落。"经济效率问题"、"社会治安问题"、"政治制度问题"、"文明衰落问题" 一言以蔽之曰："缺乏有效的社会动员，人民依然习惯于古老的消极抵抗来应付现代生活的挑战。"这样，不解除中国居民的消极抵抗，一切貌似现代的建筑，不过是矗立在古老的沙滩。

   关心祖国命运的人，让我们发扬自己的灵性、主动克服自己的消极性！只有自我克服，方能克服别人；只有克服别人，方能克服中国问题。为了结束史无前例的大试验，让我们恢复自己身上高贵的天性！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